慈禧为什么开始支持变法最后才反对：1898年6月11日戊戌变法开始
萨沙历史上的今天。
作者：萨沙
本文章为萨沙原创，谢绝任何媒体转载
【萨沙讲史堂第一千五百七十四期】（历史系列第775讲）
慈禧为什么开始支持变法最后才反对：1898年6月11日中国清朝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戊戌变法开始。
百日维新中，慈禧态度有一定的改变。
最初她并没有公开反对变法维新，中期跳出来反对，末期直接派军队镇压。
为什么慈禧没有一开始反对变法呢？
原因很简单，慈禧也认为必须改变以往的一些制度。
慈禧上台以后，支持恭亲王奕訢一伙搞了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是不改变政治制度的情况下，单纯的发展经济和军事。
满清为了洋务运动花费了很大力气，搞了整整30年，一个北洋水师就建设了20年。
北洋水师高峰期由78艘船组成，总吨位为8.39万吨，亚洲第一。
仅仅对北洋水师的拨款，就有2302万两白银。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
甲午战争前的1891年，全国财政盈余的高峰期，也不过700万两而已。
单单购买军舰，就花费了满清全国3年的财政盈余。
满清是倾全国之力，组建了北洋水师。
随着甲午战争，这支被当作洋务运动最大成果的海军，被小小的日本彻底打垮，宣告洋务运动彻底失败。
事实证明，单纯购买洋枪大炮，请洋人教官训练一下，根本无法组建现代化军队。
同样道理，学一些洋人的皮毛，也不足以让满清富强起来。
在戊戌变法之前，满清到了人人可欺的地步。
连在华仅有二三艘炮舰和几百个水兵的意大利，竟然妄图割让浙江三门湾。
而洋商都肆无忌惮，不把满清政府放在眼里。
1875年，上海租界的洋商，谎称修建一条从吴淞港到租界的公路。
实际上，商人违背满清的命令，修建了一条15公里的吴淞铁路。
明明是洋商擅自违法修建的铁路，本应该抓捕违法者，命令他们火速拆除铁路。
清政府却还要花费28万两白银购买回来再拆除，铁路造价只有12万两而已。
对洋人软弱到这种地步，国家距离被殖民也不远了。
满清对外作战百战百败，国内各种叛乱四起，列强肆意开辟租界，国家财政连连巨额赤字。
仅仅赔款给日本的白银，就有2亿两。
这2亿两白银，需要满清30年的盈余收入。
此次甲午战争，满清被日本打败。
日本并不强大，属于列强中的小字辈，自己还背负着不平等条约。
以军队为例，日本军队远远不是一流水平，联合舰队甚至一艘铁甲舰都没有。
满清却连日本都打不过，试问遇到英法俄美德全面入侵，还能不亡国吗？
就算为了自己的位子，慈禧也必须搞新的一套，不能按照老一套继续胡来了。
慈禧也不能说，是一味阻拦改革。
只要改革不动摇她的地位，慈禧还是支持改革的。
况且，慈禧认为光绪只是小孩子，从小就被她拿捏得不行，根本毫无威胁。
慈禧让光绪去干，等于是找一个代理法人。
代理法人是干嘛的？
就是背黑锅的。
如果变法成功了，慈禧会将功劳收归己有；如果变法出了问题，她就将黑锅推给光绪。
所以，光绪的最初改革，是受到慈禧批准的。
包括《定国是诏》这些文件，都是慈禧批准以后才公开发布的。
光绪由此踌躇满志，试图大干一番，让国家富强起来。
自然，光绪也有私心，试图通过变法逐步扶持自己的政治势力，不至于整天被慈禧玩于鼓掌之上。
只是，光绪忘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
自古以来，凡是进行改革的人，必须要有一个最基本的条件：他必须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认可，或者是他有能力压迫这个集团不敢公然反对。
商鞅变法之所以能够成功，在于秦王一手遮天，可以打压当时贵族力量服软。即便如此，最终商鞅还是被政敌搞到车裂的地步。
再看张居正，他作为首辅大臣，又得到太后的支持，权力几乎通天，改革没有涉及根本制度，留有很多余地，这才成功。
而王安石改革之所以失败，除了改革的一些措施有问题以外，他没有掌握太多权力。即便是宋神宗支持他，太后就公开反对王安石，保守反对派力量更是非常强大。
而光绪毫无实权可言，擅自进行改革又怎么可能成功呢？
所以说，戊戌变法必然失败。
另外，就算是慈禧也没想到，光绪已经很缓和的改革（有很多激进主张根本没有公布出来），仍然遭到满清贵族官僚集团的坚决反对。
今天讲民族团结，很多人不明白一个道理。
直到1912年满清灭亡，满清核心权力始终掌握在旗贵手中，并没有分散给汉人。
再说通俗一点，满清核心权力，主要掌握在爱新觉罗一家手里。
我们看看满清最后几年，国家几乎要崩溃，权力在谁的手里。
溥仪的父亲载沣为摄政王，就是国家最高掌权者，他全名是爱新觉罗·载沣。
这还不算夸张，在1911年满清接近灭亡之前，为了忽悠民众，仓促搞了一个责任内阁。
这个内阁包括总理大臣爱新觉罗·奕劻（满清宗室），协理大臣叶赫那拉·那桐（满）和徐世昌（汉），外务大臣梁敦彦（汉），民政大臣肃亲王爱新觉罗·善耆（宗室），度支大臣爱新觉罗·载泽（宗室），学务大臣唐景崇（汉），陆军大臣荫昌（满），海军大臣爱新觉罗·载洵（宗室），司法大臣爱新觉罗·绍昌（觉罗），农工商大臣爱新觉罗·溥伦（宗室），邮传大臣盛宣怀（汉），理藩大臣爱新觉罗·寿耆（宗室）。
内阁总共13人，满族占到9人，其中爱新觉罗皇族7人，汉族竟然只有4人。
而汉族的外务大臣、学务大臣、邮传大臣都是不掌握实权的部门，而徐世昌的协理大臣也是挂个名字而已。
可见，即便到满清灭亡之前，汉人并没有掌握中央任何实权，所有权力操纵了爱新觉罗家手中。
虽然戊戌变法期间，满清权贵集团多成为一群不学无术之流，只剩下荣禄等区区数人尚且有些才干。但是，他们是不惜代价会维护自己的利益的。
这是因为，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其实通过国家权力，掌握了中国的绝大部分财富，而不是靠什么本事。
一旦失去权力，这些人的财富也会迅速丢失，就像辛亥革命以后，一些满清皇族公主都要去求生一样。
他们认为光绪的改革，本质就是打压他们集团的利益。
即便是最无所谓的教育改革，满清权贵集团也是反对的。
当时这些人不看书不看报，大部分吃喝玩乐，哪里愿意去刻苦读书呢？他们根本就不可能通过教育来出头。
那么，这些教育改革的受益者，就是普通汉人或者满人。
这些人进入官僚体系以后，就会挤压他们的力量。
再说经济上鼓励民营经济。
满清权贵哪里懂得什么经商，最多也是利用权力入一些干股，借此分红罢了。
变法改革最终结果是出现大量汉人资本家，而资本家一旦强大起来，就会试图获得政治权利。
显然，这对于满清既得利益集团来说，也是极为不利的。
其余的改革，也都是类似的。
所以，满清权贵包括比较开明的荣禄等人，一律强烈反对变法。
他们利用一些底层民众对改革的不满，向慈禧太后表示极大的反对。
慈禧太后表面上一手遮天，但一个人是无法唱得了一台大戏的。
掌握国家权力不是说单口相声，再好的主角也要有一群配角帮忙。
慈禧自然可以打压甚至杀掉一批，但她不可能同所有自己人对着干。
所以，她很快动摇，出手废除变法。
此时光绪却感到了极大的危险，因为变法还涉及权力的争夺。
以慈禧的老辣和狠毒，废除变法很有可能还会向光绪下毒手。
光绪被迫进行自卫，出现了谭嗣同冒险联络袁世凯要求武装一事。
袁世凯不会冒险和没有实力的光绪站在一起，由此戊戌变法彻底失败。
光绪被囚禁，最后被毒死，谭嗣同等人则掉了脑袋。
为什么满清最终并没有任何的政治改革成功？
原因就是满清权贵集团不愿意放弃任何的国家权力，宁可最终被暴力推翻，鸡飞蛋打。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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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为什么开始支持变法最后才反对：1898年6月11日中国清朝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戊戌变法开始。
百日维新中，慈禧态度有一定的改变。
最初她并没有公开反对变法维新，中期跳出来反对，末期直接派军队镇压。
为什么慈禧没有一开始反对变法呢？
原因很简单，慈禧也认为必须改变以往的一些制度。
慈禧上台以后，支持恭亲王奕訢一伙搞了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是不改变政治制度的情况下，单纯的发展经济和军事。
满清为了洋务运动花费了很大力气，搞了整整30年，一个北洋水师就建设了20年。
北洋水师高峰期由78艘船组成，总吨位为8.39万吨，亚洲第一。
仅仅对北洋水师的拨款，就有2302万两白银。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
甲午战争前的1891年，全国财政盈余的高峰期，也不过700万两而已。
单单购买军舰，就花费了满清全国3年的财政盈余。
满清是倾全国之力，组建了北洋水师。
随着甲午战争，这支被当作洋务运动最大成果的海军，被小小的日本彻底打垮，宣告洋务运动彻底失败。
事实证明，单纯购买洋枪大炮，请洋人教官训练一下，根本无法组建现代化军队。
同样道理，学一些洋人的皮毛，也不足以让满清富强起来。
在戊戌变法之前，满清到了人人可欺的地步。
连在华仅有二三艘炮舰和几百个水兵的意大利，竟然妄图割让浙江三门湾。
而洋商都肆无忌惮，不把满清政府放在眼里。
1875年，上海租界的洋商，谎称修建一条从吴淞港到租界的公路。
实际上，商人违背满清的命令，修建了一条15公里的吴淞铁路。
明明是洋商擅自违法修建的铁路，本应该抓捕违法者，命令他们火速拆除铁路。
清政府却还要花费28万两白银购买回来再拆除，铁路造价只有12万两而已。
对洋人软弱到这种地步，国家距离被殖民也不远了。
满清对外作战百战百败，国内各种叛乱四起，列强肆意开辟租界，国家财政连连巨额赤字。
仅仅赔款给日本的白银，就有2亿两。
这2亿两白银，需要满清30年的盈余收入。
此次甲午战争，满清被日本打败。
日本并不强大，属于列强中的小字辈，自己还背负着不平等条约。
以军队为例，日本军队远远不是一流水平，联合舰队甚至一艘铁甲舰都没有。
满清却连日本都打不过，试问遇到英法俄美德全面入侵，还能不亡国吗？
就算为了自己的位子，慈禧也必须搞新的一套，不能按照老一套继续胡来了。
慈禧也不能说，是一味阻拦改革。
只要改革不动摇她的地位，慈禧还是支持改革的。
况且，慈禧认为光绪只是小孩子，从小就被她拿捏得不行，根本毫无威胁。
慈禧让光绪去干，等于是找一个代理法人。
代理法人是干嘛的？
就是背黑锅的。
如果变法成功了，慈禧会将功劳收归己有；如果变法出了问题，她就将黑锅推给光绪。
所以，光绪的最初改革，是受到慈禧批准的。
包括《定国是诏》这些文件，都是慈禧批准以后才公开发布的。
光绪由此踌躇满志，试图大干一番，让国家富强起来。
自然，光绪也有私心，试图通过变法逐步扶持自己的政治势力，不至于整天被慈禧玩于鼓掌之上。
只是，光绪忘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
自古以来，凡是进行改革的人，必须要有一个最基本的条件：他必须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认可，或者是他有能力压迫这个集团不敢公然反对。
商鞅变法之所以能够成功，在于秦王一手遮天，可以打压当时贵族力量服软。即便如此，最终商鞅还是被政敌搞到车裂的地步。
再看张居正，他作为首辅大臣，又得到太后的支持，权力几乎通天，改革没有涉及根本制度，留有很多余地，这才成功。
而王安石改革之所以失败，除了改革的一些措施有问题以外，他没有掌握太多权力。即便是宋神宗支持他，太后就公开反对王安石，保守反对派力量更是非常强大。
而光绪毫无实权可言，擅自进行改革又怎么可能成功呢？
所以说，戊戌变法必然失败。
另外，就算是慈禧也没想到，光绪已经很缓和的改革（有很多激进主张根本没有公布出来），仍然遭到满清贵族官僚集团的坚决反对。
今天讲民族团结，很多人不明白一个道理。
直到1912年满清灭亡，满清核心权力始终掌握在旗贵手中，并没有分散给汉人。
再说通俗一点，满清核心权力，主要掌握在爱新觉罗一家手里。
我们看看满清最后几年，国家几乎要崩溃，权力在谁的手里。
溥仪的父亲载沣为摄政王，就是国家最高掌权者，他全名是爱新觉罗·载沣。
这还不算夸张，在1911年满清接近灭亡之前，为了忽悠民众，仓促搞了一个责任内阁。
这个内阁包括总理大臣爱新觉罗·奕劻（满清宗室），协理大臣叶赫那拉·那桐（满）和徐世昌（汉），外务大臣梁敦彦（汉），民政大臣肃亲王爱新觉罗·善耆（宗室），度支大臣爱新觉罗·载泽（宗室），学务大臣唐景崇（汉），陆军大臣荫昌（满），海军大臣爱新觉罗·载洵（宗室），司法大臣爱新觉罗·绍昌（觉罗），农工商大臣爱新觉罗·溥伦（宗室），邮传大臣盛宣怀（汉），理藩大臣爱新觉罗·寿耆（宗室）。
内阁总共13人，满族占到9人，其中爱新觉罗皇族7人，汉族竟然只有4人。
而汉族的外务大臣、学务大臣、邮传大臣都是不掌握实权的部门，而徐世昌的协理大臣也是挂个名字而已。
可见，即便到满清灭亡之前，汉人并没有掌握中央任何实权，所有权力操纵了爱新觉罗家手中。
虽然戊戌变法期间，满清权贵集团多成为一群不学无术之流，只剩下荣禄等区区数人尚且有些才干。但是，他们是不惜代价会维护自己的利益的。
这是因为，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其实通过国家权力，掌握了中国的绝大部分财富，而不是靠什么本事。
一旦失去权力，这些人的财富也会迅速丢失，就像辛亥革命以后，一些满清皇族公主都要去求生一样。
他们认为光绪的改革，本质就是打压他们集团的利益。
即便是最无所谓的教育改革，满清权贵集团也是反对的。
当时这些人不看书不看报，大部分吃喝玩乐，哪里愿意去刻苦读书呢？他们根本就不可能通过教育来出头。
那么，这些教育改革的受益者，就是普通汉人或者满人。
这些人进入官僚体系以后，就会挤压他们的力量。
再说经济上鼓励民营经济。
满清权贵哪里懂得什么经商，最多也是利用权力入一些干股，借此分红罢了。
变法改革最终结果是出现大量汉人资本家，而资本家一旦强大起来，就会试图获得政治权利。
显然，这对于满清既得利益集团来说，也是极为不利的。
其余的改革，也都是类似的。
所以，满清权贵包括比较开明的荣禄等人，一律强烈反对变法。
他们利用一些底层民众对改革的不满，向慈禧太后表示极大的反对。
慈禧太后表面上一手遮天，但一个人是无法唱得了一台大戏的。
掌握国家权力不是说单口相声，再好的主角也要有一群配角帮忙。
慈禧自然可以打压甚至杀掉一批，但她不可能同所有自己人对着干。
所以，她很快动摇，出手废除变法。
此时光绪却感到了极大的危险，因为变法还涉及权力的争夺。
以慈禧的老辣和狠毒，废除变法很有可能还会向光绪下毒手。
光绪被迫进行自卫，出现了谭嗣同冒险联络袁世凯要求武装一事。
袁世凯不会冒险和没有实力的光绪站在一起，由此戊戌变法彻底失败。
光绪被囚禁，最后被毒死，谭嗣同等人则掉了脑袋。
为什么满清最终并没有任何的政治改革成功？
原因就是满清权贵集团不愿意放弃任何的国家权力，宁可最终被暴力推翻，鸡飞蛋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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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年话题：戌年生人到底应该说是“属犬”，还是“属狗”？
“犬”“狗”二字简考
本文作者 倪方六
（狗年大吉）
2018年阴历是戊戌年，也就是民间所说的“狗年”。
上次“梧桐树下戏凤凰”头条号中已谈了狗文化（见《中国从什么时候使用军犬的？》），其实，有关狗文化的话题很多，这篇就来说一下生肖的问题。
（女星孙俪属狗，1982年生）
有一个话题，对于五个“戌年”生人，到底应该说是“属犬”，还是“属狗”，现在大家一般都说属狗，到底对不对？这得从“犬”与“狗”两个字聊起。
现古已发现，人类养狗的历史非常久远。
从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遗址或墓葬里出土的家犬遗骨，其年代可以早到距今7000-8000年左右。而在最古早的成熟文字甲骨卜辞中，也发现了最早的“犬”字，而且比较多。如甲骨卜辞合集八二片上发现了这么9个字：
（甲骨卜辞）
上面一行左数第三个字，便是“犬”。徐中舒《甲骨文字典》释这句为：“贞，侑犬于父，庚卯一羊”，卜辞中不只有犬，还有羊。
在甲骨卜辞中，“犬”字有两种字形，一是——
（甲骨文“犬”一）
还写成这样——
（甲骨文“犬”字二）
上述两字，就是一天书没有读过的，都应该可看出狗的形象，这与现代汉字偏旁中的反犬旁“犭”十分相似，可以清楚地看出古今汉字的传承关系。
在同一时期金文中，也发现了“犬”字，形象更为逼真，如商代丁犬卣是这样——
（商金文“犬”一）
商代犬鱼父乙鼎则是这样——
（商金文“犬”二）
之后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也有“犬”字，不同的是多腾空而起，与甲骨卜辞中的“犬”一样。
如西周早期史犬觯写作——
（周金文“犬”字一）
西周中期员方鼎则是这样——
（周金文“犬”字二）
我检索了一下，发现先秦金文中的“犬”至少有9种字型，但不论哪一种字型，也不论是站着还是竖着，一看就知道是一条狗，汉朝儒士托孔子之语称：“视犬之字如画狗也。”
这些“犬”字或横或竖，主要是书写格式的不同。竖着是直行书写、上下连接方便的需要，让“犬”腾空而起，写起来就比较顺手；而让“犬”站着，则是横行写书写的原因。
（男星孙红雷属狗，1970年生）
但是，现代常用、曾与“犬”离不开的“狗”字，在甲骨卜辞中则没有发现。是不是有“犬”字就不需要“狗”了？或者说，既然有“犬”字为什么还要有“狗”字？
这是现代人才会提出的问题，因为现代的“犬”与“狗”在意思上已无区别，犬狗不分，清朝学者郝懿行称之为“狗犬通名”，但在早期还是明显区的，不能替代。《墨子·经下》称：“狗，犬也，而杀狗非杀犬也。”这种与“白马非马”论一样的“杀狗非杀犬”论，存在的由头就是犬狗有别。
从考古发现来看，“狗”字出现于西周早期。西周早期长子狗鼎上便有“狗”字，写成这样——
（周金文“狗”字）
秦周代金文中这个“狗”字，可以看出“犭”+“犬”的左右结构，篆书的写法源流于此。
“狗”字早期、没有现代意思宽泛，有一种解释“狗”是幼犬的特指，这与小马写成“驹”是一个道理。所以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称：“狗，犬也。大者为犬，小者为狗。”
中国最早词典《尔雅·释畜》中，则释为：“未成豪，狗。”东晋郭璞就此作注：“狗子未生㲦[hàn]毛者。”意思是，还没长毛的犬才称为狗。而早期的“犬”字多指猎犬，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称，“犬，狗之有县（悬）蹏[tí]者也。”
（卖萌的小黄狗）
意思是，蹄子悬空的狗叫“犬”。什么样的狗才“县蹏”？猎犬有一种趾不着地。这样的田猎之犬，后来还产生一个专用字“畎”，与“犬”是一个读音，都念quǎn。
这么一通说下，对于“戌年”生人，到底应该说是“属犬”，还是“属狗”，就比较清楚了，正确的应该说“属犬”。 这可以从考古中发现的早期十二生肖中得到答案，是“戌狗”的，而是“戌犬”。
（狗年剪纸）
但是由于狗后来说的多了，“狗犬通名”，意思都一样，属犬也就说成了属狗。
约定成俗，说多也成俗。除了生肖“犬”外，十二生肖中还有一个豕 [shǐ]，也是这样，因为“豕猪通名“，变成了一个意思，习惯都爱说猪，本是“亥豕”也就说成了“亥猪”，亥年生的”属猪“，连现代出版的历书上都这样了。
科考舞弊，一品大员被斩首：1858年戊午科场大案
1858年（咸丰八年）九月十六日，顺天府尹衙门，一大群人黑压压地围在衙门门口。
这一天是顺天府乡试放榜的日子。当一众学子满怀紧张、焦急地在榜单上寻找自己名字的时候，他们意外地发现，一个奇人——平龄，竟然也中榜了，而且是第七名。
平龄是满洲旗人，也是一个资深京剧票友，兴致高昂的时候，还偶尔到戏院客串两把，能在戏院登台演出，可见平龄唱戏的水准已经到了专业级。
艺术水平高，就意味着平龄的文化水平不高、考试弄虚作假？并不是。学子们感到奇怪是“戏子亦中高魁矣”（戏子也能名列前茅？）。
大清是一个等级社会，戏子是这个社会中的下等人，下等人没资格参加科举考试——清朝规定：凡为人家奴、长随、娼妓、优伶、隶、卒、或八旗户下人本身及其子孙，均不得应考入仕。
平龄就是个戏子，他凭什么能参加考试并考第七名？
这里面肯定有黑幕，说不定有大佬参与其中，搞利益输送。
在清朝，顺天府管理京畿24州县，是首都地区最高行政机关，类似于今天的北京市。
这地方出个事，很容易成为全国性大新闻。
一时间，顺天府乡试上了热搜，舆论哗然。
舆论发酵20天后，大众的注意力仍然没有被其他八卦事件转移，士子们仍在等一个说法。
十月初七，一个叫孟传金的御史终于把事情上达天听了。
咸丰皇帝（剧照）
孟传金给咸丰帝写了一封奏疏，说顺天府乡试有很多舞弊现象，他还特别提到了平龄，说平龄在考场内写的墨卷，与誊抄后供考官评阅的朱卷有出入，多处不一致（为防止阅卷人认出考生的笔迹，考生的卷子都得糊住名字，由专门的人重新用红笔按原样誊抄一份，供阅卷人评阅），此事引起了极大的议论和质疑，建议皇帝派人彻查。
一场风暴即将来临。
01为什么外面“物议沸腾”，而咸丰帝却不知呢？
大清内忧外患，太平天国席卷半壁江山，第二次战争也正在进行中，英法联军几次进犯大沽口，俄国人也在东北搞事情，咸丰焦头烂额，关注不到这些“小事”。
此时，清朝官僚系统已经烂透了，官员因循萎卸，大家都在搞钱混日子，科举系统中的潜规则，大家心知肚明，并且好多人都是既得利益者，挑破了对谁都没好处。
至于舆论，可能过两天就过去了，大家谁也没有在意。
然而，还是有一些较真的人，挺身而出，撕开了黑幕的一角。
看过孟传金的奏疏后，咸丰震怒了。
自咸丰即位以来，大清迎来了多事之秋，国势江河日下。
年轻的皇帝想励精图治，把大清搞好，怎奈官僚系统苟安倦怠，暮气沉沉。
制度方面解决是不可能的，道德说教更不可能，就只能靠刑罚。
此前，肃顺给咸丰开出的药方是：严禁令、重法纪、锄奸宄。
简单来说就是乱世用重典，以刚猛的严刑峻法，来治一治那些像泥鳅一样滑的官员，让他们振作起来，为大清效力。
天子脚下的顺天府，乡试出现了舞弊，可谓撞枪口上了。
当天，咸丰皇帝下发谕旨，命载垣、端华、全庆、陈孚恩四人组成专案组，负责调查顺天府乡试舞弊一案。
载垣是怡亲王（老十三的后代），端华是郑亲王（济尔哈朗），两人都是大清的铁帽子王，全庆是吏部尚书，陈孚恩是兵部尚书，两个都是从一品。级别如此之高，就差皇帝亲自挂帅了。
就在咸丰派出专案组的第二天，主持顺天府乡试的主考官柏葰，请求面见咸丰皇帝，但被皇帝拒绝，理由是：要相信法律，要相信公道，正常上班就行，不必单独见面，避嫌。
柏葰诗札
皇帝亲自关注了，还派出了如此高级别的专案组，案子很快就有了眉目。
面对专案组的严厉审讯，平龄承认自己曾登台演戏，但强调那只是客串，不是职业的，所以不属于戏子。但对于朱墨卷不一致这个关键问题，平龄却不肯交代。
平龄是举人，大清规定对举人不能刑讯逼供，不用刑又撬不开他的嘴。
无奈，专案组只得奏请咸丰皇帝革去平龄举人身份，然后用刑，却依然问不出个所以然。
据查，平龄的卷子问题很多，墨卷草稿不全，诗文病句太多，还有23处错字，而在朱卷上，有7处错别字被改了过来。
专案组又审讯负责阅卷的同考官邹石麟，邹石麟交代道：看到卷子上有很多错讹之处，以为是誊抄的人抄错了，就用私自带进来的红笔改了（同考官用蓝笔评阅考卷）。
至于为什么这样垃圾的卷子能中榜，专案组没深究。
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平龄案只是一个序幕······
科考试卷
02咸丰皇帝深信，顺天府乡试作弊的远不止平龄一人。
十月二十四日，皇帝命载垣、端华连同刑部尚书赵光、翰林院编修郭嵩焘等人，在圆明园九卿朝房，磨勘复查所有中榜试卷。
这一查，发现50多份试卷存在舞弊嫌疑，最夸张的一份试卷竟然有300多处错别字。
案件的严重性大大超出了咸丰皇帝的估计，皇帝立即下令将主考官柏葰革职，听候传讯，将副主考官朱凤标、程庭桂解职，听候查办；还要求将所有涉案官员揪出来，然后交给吏部列出处理意见，恭呈御览。
柏葰不仅是此次顺天府乡试的主考官，他也是文渊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位极人臣，朱凤标历任刑部、兵部、户部尚书，程庭桂是督察院左副都御史兼户部侍郎，都是位高权重的大佬。
皇帝要求有一个算一个，统统查出来，不怕把事情搞大。
然而，吏部的处理意见很轻描淡写：涉案考生或被革去功名，或停止参加会试，3名同考官革职，3名正副主考官革职并罚俸一年九个月。
自己处理自己，不就是自罚三杯么？
这么大的案子，都没个判刑的？由此可见大清的官僚系统堕落到了什么程度。
肃顺（剧照）
皇帝不满意，皇帝眼前的红人肃顺也不满意，二人以刚猛治国，没想到刚猛之力打在官僚系统身上，就像打在海绵上——好厉害的太极。
肃顺一直都在关注这个案子，案发之初，他就开始行动了。
通过自己的关系网，肃顺打听到了同考官浦安与考生罗鸿绎串通舞弊的消息，然后将消息交给了专案组的载垣和端华。载垣和端华，是肃顺的。
肃顺暗中煽风点火，一心想把案子搞大，这既是为了整肃朝廷纲纪，也是为了搞掉政敌——柏葰和肃顺不是一路人，二人有政见和权力冲突。
经过审讯，罗鸿绎全招了：
罗鸿绎是广东肇庆人，家里比较豪，花钱买了一个六品刑部主事的官，但是买的官没什么上升空间，于是就想参加乡试弄个举人头衔，这样就是科甲正途了，前程无量。
为此，罗鸿绎找到了同乡李鹤龄，李鹤龄是兵部主事，很有可能被选为这次顺天府乡试同考官，二人约定好了关节：罗鸿绎在试卷第一篇文末用“也夫”，第二篇文末“而已矣”，第三篇文末用“岂不惜哉”，诗的末尾用“帝泽”。阅卷时，在文末看到这些字眼，就知道是罗鸿绎的卷子。
科考作弊小抄
这在当时是一种很普遍的作弊手段。考前，很多人会在将字眼写在条子上交给考官，条子上还会画圈圈，几圈代表考中后给几百两银子。
李鹤龄没有被选为同考官，但他将罗鸿绎托付给了自己的同年、顺天府乡试同考官浦安，浦安爽快答应了。
阅卷时，浦安果然发现了罗鸿绎的卷子，卷子答得很烂，但浦安还是将其推荐到了主考官手中。主考官审阅后，一致认为卷子水平不行，pass掉了。
浦安听说此事后，感到没法向李鹤龄交待，便委托主考官柏葰的仆人靳祥求情。
清朝规定，主考官在阅卷时可以带三名仆人，靳祥便是其中之一。
靳祥机灵有文化，办事能力强，跟了柏葰十几年，深受信任，更重要的是，他和浦安有交情。
浦安的推荐，加上靳祥的说情，终于动摇了柏葰，柏葰换下了第238名考生的卷子，换上了罗鸿绎的卷子。
一个寒窗苦读的学子，就这样被替掉了，一辈子有可能就被毁了，谁会关心呢？
事后，李鹤龄和浦安分别收到了罗鸿绎的200两和300两银子。
事情发展到现在，柏葰的问题不仅是失察的问题了，而是明目张胆替换卷子，性质变了。
03在审查柏葰案的时候，另一件案子也逐渐浮出了水面。
据浦安举报，副主考官程庭桂曾在考场中烧条子。
可能是受托人太多，程庭桂记不住那么多暗语，就把条子带进了考场，完事后才把条子烧了，不料走漏了风声，被浦安听见了。
咸丰皇帝立即下令将程庭桂革职，投入监狱受审。
程庭桂交代，条子是儿子程炳采替别人转递进来的，递送者有刑部右侍郎李清风之子李旦华、工部郎中潘曾莹之子潘祖同、湖南布政使潘铎之子潘敦俨、兵部尚书陈恩孚之子陈景彦等人。
然而，这些人递条子的人最终都没中举。
案件至此水落石出了，接下来就是怎么判的问题了。
其他人都好说，该判刑的判刑，该砍头的砍头。如何处理柏葰，让咸丰皇帝很纠结。
柏葰是蒙古正蓝旗人，道光六年的进士，为人操守正派，精明能干，办过很多贪腐大案。咸丰朝，柏葰仍然很受重用，被任命为军机大臣、翰林院掌院学士、户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主持顺天府乡试后，柏葰由协办大学士升为文渊阁大学士，位居文官之首，门生故吏遍天下。
文渊阁
柏葰的问题是替换了试卷，但是他没拿钱，也不知道其中的关节，这事可大可小。
可大，是因为柏葰明知故犯，有负圣恩；可小，是因为柏葰犯的事遇上了法律空白，他这个问题比较特殊，没有法律明文规定，也没有案例可以参考——拿钱办事犯法，但柏葰没拿钱，也不知道事情背后的交通关节，他只是看在仆人的面子上，做了违规的事。
案情已经搞大了，大家都盯着这个事情，吏部的人也不敢像之前一样大事化小。
这一次，他们意见是从严从重处罚：虽然没有法律可以依据，但柏葰身为一品大员，对科场规矩很熟悉，却仍然接受嘱托，徇私舞弊，实在是咎由自取，建议比照”交通嘱托贿买关节“这一条，判处斩立决。
收到刑部的处理意见后，咸丰皇帝在勤政殿召集主要大臣，讨论柏葰案的最终处理意见。
咸丰皇帝询问大臣：柏葰有无屈抑（冤枉）？
之所以这么问，其实是想有人出来求个情。毕竟，柏葰是两朝老臣，一直勤勉谨慎，表现不错，虽然犯了罪，但罪不至死，朝廷培养个大臣也不容易。
令咸丰皇帝没有想到的是，在场的大臣全部沉默，没人站出来接话。
过了一会，肃顺站出来了，不过他不是来求情的，而是来补刀的。
肃顺说，科举取士，事关重大，要严格执法，刹住歪风邪气，柏葰罪无可恕，不正法不足以震慑在位的官员。
他这么一说，咸丰皇帝想保也保不住了。
纠结良久后，皇帝讲了一番话，大意是朝廷很重视科举，柏葰也深受皇恩，没想到他竟如此糊涂，替人撤换卷子，情有可原，法难宽宥，想到这里，我很伤心。那就按之前的处理意见办吧，斩立决！
04这个案件发生在戊午年，又称戊午科场大案。
戊午科场大案，与顺治十四年（1657年）的丁酉科场案，以及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辛卯科场案，并称为清朝三大科场案。
案件处理结果是：柏葰、李鹤龄、浦安、罗鸿绎、程炳采斩立决，程庭桂本应处死，但咸丰皇帝念及他年老，儿子又被判了死刑，法外开恩判处流放充军。
其他递条子的人，被革除功名职务，发往边疆充军（后花钱赎罪），他们的好爸爸因为失察，被降级处理。
总计，戊午科场案牵涉91人：5人被斩首，3人充军，7人被判充军后赎罪，7人被革职，16人降级调用，38人被罚俸一年，13人被革去举人功名或停止会试资格，2人死于狱中。
在清朝，科举舞弊是仅次于谋反的重罪，每一次科场大案，都是人头滚滚。
科考是入仕为官的源头，源头都浑浊了，还能指望官僚系统清澈？
时人评价戊午科场案，认为它扭转了道光以来的科举风气，保证了之后三十年科举的相对公平公正。
【参考资料】
《清代科举法律及其在戊午科场案中的适用》
《从咸丰戊午科场案看顺天府乡试案特点》
《再论清朝科场案——以戊午科场案为中心》
《咸丰朝“戊午科场案”考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