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收复老山战斗，为何解放军伤亡大于越军？
1984年4月28日，昆明军区14军40师118团发起了收复云南省麻栗坡县老山地区的进攻作战。凌晨5时56分，师炮兵群和团炮兵群按照计划，向老山地区各个高地实施了34分钟的炮火准备。步兵于6时30分向各个目标发起冲击，经过5小时30分钟激战，2营和3营协同攻占了老山主峰及其附近各个高地，次日14时35分又夺取了1072高地。
整个战斗中，118团共毙敌341人、俘敌5人，缴获各种火炮20门，轻重机枪16挺，冲锋枪44支，美制M79掷弹筒2具，枪弹311230发，各种炮弹1492发，手榴弹2815枚，以及军用物资一批， 胜利完成了上级赋予的拔点作战任务。
据战后统计，1营牺牲64人，负伤159人；2营牺牲34人，负伤87人；3营牺牲37人，负伤112人；团直属队牺牲17人，负伤38人；合计伤亡548人，其中牺牲152人，负伤396人；另有11人失踪、1人被俘；一共战斗减员560人，比越军的损失多出214人，这样的战斗减员对比，在十年对越作战史上是少见的。之所以118团的战斗减员会高于越军，其主要原因在于越军较为出色的火力组织与运用。
据守老山主峰地区的越军313师122团2营，根据其防御任务，深入细致地研究了地形和我军进攻战斗的特点，严密地组织计划了火力。从我军缴获的该营火力配系图可以看出，该营形成了以老山主峰及50号高地为核心的，以迫击炮为骨干的，全方向、多层次、明暗结合、各种火器正射、侧射、斜射、倒打火力相结合的火力配系。
在我军左翼进攻方向上的54号、56号、57号高地上，配置了轻重机枪、火箭筒和60迫击炮；在核心阵地主峰及50号高地上，配置了高射机枪、重机枪、60迫击炮和82迫击炮。以直射火器控制便于我军步兵冲击或者接近的山脊、山背和巡逻道；以曲射火器控制阵地间隙、沟谷和我军可能实施迂回穿插的地段，并在各个重要地段计划了多层定点的拦阻火力；在判断我军可能配置指挥所、第二梯队、随伴火炮阵地的位置，计划了炮兵覆盖火力或者集中射击火力。
越军这种射击任务划分明确、协同方法具体、各阵地间相互照应、能适应多种作战方案要求的火力配系，是比较完善的。由于其组织火力配系注重了战斗的主动性，照顾了战术全纵深，因而增强了阵地防御的稳固性。
越军在1979年作战之后，扩充炮兵编制，改善火炮质量，将陆军的主要火力由轻武器向火炮过渡，炮兵火力成为扼守阵地的火力骨干。在老山地区，越军为了增强防御的稳定，将313师炮兵457团由纵深的朗沙桥前调至老山当面的坂兴、朗首东南地区，并加强了军区炮兵168旅4营。在前沿还增设了许多炮兵观察哨，以及时呼唤纵深火力支援步兵防守阵地。
团营属随伴火炮，则直接分散配置在各个分队的阵地里面。据守老山主峰的6连，有60迫击炮4门、82迫击炮2门、无座力炮3门、M79掷弹筒5具，40火箭筒10余具。在战斗中，越军步兵用曳光弹为团营属炮兵指示目标，炮兵即按预先准备好的诸元，向目标区域实施密集的急促射。
120迫击炮、160迫击炮和105榴弹炮、122榴弹炮，则根据炮兵观察哨或者步兵呼唤火力进行集火射击，打出一至数次急促射后再转移火力；而122加农炮和冰雹火箭炮等远程火炮，则主要对我军纵深目标和炮兵群进行扰乱性射击。
越军的随伴火炮由于射击诸元准备精确，步炮协同信号清楚，火力来得快、打得准、密度大，给我军的正面攻击与穿插迂回行动造成较大的威胁；而中等射程的迫击炮、榴弹炮因为观察不便或者判断有误，不一定能达到其预期效果；至于远程火炮，由于数量少，不足，所以对我军行动的影响不大。
战斗过程中，越军炮兵火力主要集中在前沿，由于步兵依赖炮兵火力，不断地呼唤炮火，使其紧张、顾此失彼、越打越乱。比如168炮旅4营才打了40余分钟，便要求紧急补充，其上级只得临时将第二梯队师属炮兵调往一线使用。越军炮兵阵地一旦遭到我军压制或者被摧毁，步兵得不到炮兵火力的有效支援，便士气锐减，心慌意乱，不断请求撤退。
此次战斗，越军火力协同搞得好，除了按照作战预案以火力杀伤我军攻击分队之外，在危急的情况下，核心阵地上的指挥员能够协调火力，以保证防御体系的稳定，比如在77号高地警戒的越军，除了以主要火力拦阻我军穿插行动之外，还用重机枪向远在千米之外的我军预备队射击。
又比如老山主峰及50号高地的越军，在遭到我军3个连的兵力围攻的情况下，当发现我军攻占其北侧的56号、57号高地，并继续向54号高地进攻时，便协同53号高地之敌 ，从三个方向，以火力支援54号高地之敌抗击我军攻击，使我军攻击分队遭到三面火力的夹击。
此次作战，越军在火力配系的组织及运用上，暴露出的弱点主要有两个。过分依赖火力，特别是炮兵火力。而其炮兵在战斗中，甚至仅仅凭借对战斗进程的判断，便对某些地点进行集中火力压制射击。
应变能力差。一旦我军攻击行动出乎其意料，火力协同就容易失调，顾此失彼。比如我军攻击1072高地西北侧各个高地时，都是由东南向西北方向实施侧后攻击，并以一个连的兵力直接攻击2营营部所在的1072高地，而越军火力配系的重点均在西北方向，其火力运用便失去协调，只好以“拆东墙补西墙”的手段，向我军攻击其营部的分队乱打一气，而无暇顾及即将被我军攻占的西北侧各个高地。
作者为历史学硕士，大学讲师，专注中越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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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全国GDP50强城市排名出炉：武汉第4，南京不敌青岛
1984年全国GDP50强城市排名出炉：武汉第4，南京不敌青岛，抚顺、齐齐哈尔入围1984年，中国仍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繁荣程度也体现在全国GDP50强城市排名上，其中武汉以153.8亿元的GDP排名第4，成为当时经济最为繁荣的城市之一，甚至要比广州略高一些。
一、武汉：经济强大的代表城市作为当时的一个重要经济中心，武汉在国内外都有着不俗的地位。
据统计，1984年武汉的GDP总量达到了153.8亿元，名列全国第4，仅次于北京、上海和广州。
可以说，武汉在城市经济方面的发展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成为了中国城市崛起的代表之一。
武汉拥有一流的航空、水路和铁路交通，它依托长江的水路优势，连接东南亚、欧洲和中东等重要海上沿线国家，发挥着重要的物流和贸易咽喉作用。
同时，武汉也是中国的科教中心之一，拥有多所国内外著名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培养了大批的科技人才，为武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撑。
二、南京的优势不足与武汉相比，1984年的南京经济还有一定的差距。
南京虽然在历史和文化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在当时的城市经济方面，却并没有像武汉一样取得突出的成就，其GDP总量仅为99.5亿元，排名全国第8。
这与南京当时发展的结构有关，南京更注重的是传统的轻工业和服务业，对于外资和高新技术的吸引力还不够。
虽然南京的总量GDP排名不如武汉，但从人均GDP来看，南京却表现不俗。
1984年南京的人均GDP为2259元，名列全国第8，比武汉的人均GDP还要高出一些。
这表明南京有较为均衡的经济结构和较高的经济发展质量，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城市。
三、抚顺、齐齐哈尔的崛起如果说武汉和南京是中国城市经济的代表之一，那么抚顺和齐齐哈尔则是当时冉冉升起的新星。
1984年，这两个城市的GDP都达到了20亿元以上，入选了全国GDP50强城市。
这标志着抚顺和齐齐哈尔在当时的城市经济中崭露头角，为未来的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
抚顺以其得天独厚的煤炭资源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了国家重点开发的城市之一。
1984年，抚顺的GDP总量达到了29.3亿元，人均GDP也达到了1518元，位列全国第33名，成为较为典型的资源型城市。
而崛起中的齐齐哈尔，则以其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土地，发展出了较为特色化的经济模式。
1984年，齐齐哈尔的GDP也突破了20亿元大关，人均GDP为1629元，名列全国第31。
结语40多年过去了，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面貌早已不同于当年的模样。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崛起和全球化的浪潮，这些城市也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和机遇。
但无论是武汉、南京、抚顺还是齐齐哈尔，都曾经是那个年代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代表，是那个时代的闪耀之光。
而今天，我们也可以从这些城市的历史发展中，汲取启示和经验，为未来的发展铺平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