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古道，那些鲜为人知的往事（中）
内容摘要：茶马古道，那些鲜为人知的往事。孙可望捐建茶庵寺
北盘江东岸的关岭县永宁镇，是茶马古道旧道的必经之地。因具有扼控北盘江天险的作用，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始置达安州，后改名永宁州，隶普定府，1913年更名关岭县，治所迁至关岭。永宁州与位于北盘江西岸的晴隆县，一东一西，隔江相望，遥相对应，均为茶马古道上的锁钥位置。
作为茶马古道的主干道，自盘江铁索桥建成后，东进西出的官宦商旅，不再为跨越北盘江天堑而担忧，因此也留下了许多与茶有关的传说和轶闻。
位于普安县白沙乡卡塘村境内的茶马古道保护碑。
茶马古道经过的普安县江西坡一带，是布依族同胞聚居的区域，当年还建有专门的茶庵寺。和花贡镇的茶亭、普安县城西郊的茶厅、盘州市境内的茶亭铺一样，专门为远道而来、旅途劳顿的官宦商旅提供服务。《普安县志（）点校本》记载：“茶庵寺，在城东四十里。明时云贵总督孙可望建，一层五间，并捐金置庙租八石。”
这个记载，比较简略，因为时间久远，又无其他资料可查，更多的细节无从得知。
茶庵寺所在位置，为如今的茶源街道联盟村旧寨组，一条东西流向的山沟北侧，一块半坡之间的平台上。五间房舍的地基，轮廓尚存，四周的残垣断壁，依稀可辨；如今已经变成茶园的泥土里，尚有不少破碎的瓦砾。据当地村民介绍，寺庙毁于上世纪六十年代，里面供奉的神像及拆卸下来的建材，均被附近村民搬走，散落四方。蜿蜒曲折的茶马古道，即从茶庵寺旁边经过。
作为明末农民起义军大西军统领的孙可望，何以会在这个地方，捐资修建寺庙而且取名茶庵寺？
据《兴义府志》记载：“旋（李）定国至安龙迎王（朱由榔），（白）文选以王归之，定国为吴贞毓等十八人建庙于马场，勒碑大书曰‘十八先生成仁处’，而与文选共奉王入云南……顺治十四年，王送（孙）可望妻孥还黔，可望遂举兵攻王，与（李）定国战于（曲靖）三岔河，败还，乃赴长沙，降于我大清。”
清顺治九年(1652年)，李定国在云南发动大规模的反清斗争，统兵进击广西、湖南、广东等地，前后败敌数十万。部将刘文秀出兵四川，克复了川南部分州县。
此时，桂王中的官僚马吉祥等人，挑拨李定国和孙可望的关系。孙可望以李定国不服约束、擅迎永历帝入云南为由，遂留冯双礼等驻守贵阳，亲率步骑十余万入滇攻打李定国。兵至曲靖三岔河，白文选、马惟兴等部将，对孙可望背信弃义、同室操戈的做法深为不满，临阵倒戈投靠了李定国。大败而还的孙可望，率残部退至贵阳，后来投降了清军，被顺治皇帝封为义王。
相传，孙可望在从曲靖返回贵阳途中，所率残部有的逃跑，有的受伤或因病掉队。到了普安境内，又遇土匪打劫，与贴身侍卫走散，最后孤身一人，在一处井边昏倒。
孙可望当时的狼狈情形，清人徐鼒的《小腆纪年附考》卷第十九这样写道：“可望逃至贵州，从骑十余人。命冯双礼守威清要隘，约曰：追至，则发三炮。文秀追至普安，尚迟疑不敢进。双礼欲可望逃，劫其辎重，乃发炮以绐之。可望遽挈妻子出城，辎重妇女悉被掠。”清人屈大均在《安龙逸史》里更是说他“自交水（曲靖）败走，从行止二三骑，昼夜兼行至普安，人马困馁。”
众叛亲离、穷途末路的孙可望，由此可见一斑。这也为他最终选择降清、以保全性命，埋下了伏笔。
好在这个水井，正好位于《徐霞客游记》所记的“茅庵”附近。当时，庵主到井里取水，发现了他，便将他救回，饮以茶水，治以药物，施以饭食，悉心照料。不久之后，病情痊愈，孙可望这才捡回一条老命，潜回贵阳。
受到顺治皇帝“宠幸”的孙可望，想起在普安的“茅庵”里得救的经过，感恩戴德之意顿生，便派人带了金银，来到普安，在“茅庵”原址大兴土木，将其扩修改建为一座寺庙，并取名“茶庵寺”。还购置了年收八石租谷的庙田，作为寺里的养膳费用。如今的当地村民，仍称茶庵寺附近的那些田土为“纳谬”，即庙田的意思。
以茶字命名的寺庙不多。在此之外，还有广东江门也有一座，此寺之得名，源于唐朝天文学家、僧人一行，云游岭南一带时，在当地结茅庐居住，种茶度日，后来这个茅庵被扩建为茶庵寺。而孙可望之所以沿用此名，可能源于当时奄奄一息、命悬一线的他，喝到庵主奉上的热茶后，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因为那碗热茶，不仅生津解渴，还发挥了巨大的药用价值，救了他的命。
非常巧合的是，当年的茶庵寺所在位置，不仅是黔西南茶叶的核心产区，而且还是省茶叶协会确定的贵州绿茶永久首采地茶神谷所在的位置。
多年以前，我写过一篇《寻找孙可望墓碑》的文章，大意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普安县楼下镇的几位小学老师，在那皂组平整屋基修建校舍时，发现一块墓碑，上写“孙可望大将军之墓”。因大家都学识不多，又无资料可查，不知孙可望为何许人，因此没有放在心上。半个多世纪以后，我辗转得到这个消息，便跑到那皂组去探听究竟。村民们都说，是有这么回事，但当时那幢校舍的位置，被袁姓村民的房子占据了，谁也不知道那块墓碑，藏到了哪里。
在普安，关于孙可望的传说不少，还有人说他曾经在青山大营山上的寺庙里，当过和尚，只是语焉不详，缺乏更多细节。
邓子龙劝人放慢脚步
明朝年间，在晴隆县城留下“欲飞”石刻、身经百战的邓子龙，还在城东的哈马关，修建了一座亭子，取名莫忙亭，旨在劝诫人们，长途跋涉，风餐露宿，劳累辛苦，殊为不易，权且歇息一下，喝二两酒，品一盅茶，不要急于赶路。
《兴义府志》记载：“莫忙亭，在安南县南门外。《通志》云：明总兵邓子龙建。”
清雍正年间的云贵总督鄂尔泰督造并撰写桥碑碑文的南军桥，又名庚戍桥，已被洪水冲毁。摄于2002年。
邓子龙是江西丰城人，明朝名将、杰出的抗倭将领和民族英雄。他先在福建、广东等沿海一带抗击倭寇，由小校升至把总。明嘉靖十一年（1583年），缅甸十万象兵犯滇，邓子龙调任云南永昌卫参将，领兵与缅军，后升任副总兵。十年之后，邓子龙奉命回师，在晴隆驻扎两年之久。1598年，他领兵参加万历朝鲜之役，在露梁海战中战死，以身殉国。
身为一代名将，邓子龙深知军旅生涯的艰辛和困苦，更体会过人在旅途、漂泊异乡的无助与迷茫。因此在难得晴隆小住的短暂时日里，心情比较舒畅的他，认为能为南来北往的人们，提供一个安顿身心的场所，无疑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服务区，莫忙亭位于县城东南的哈马关。据《翠华晴隆》介绍，该亭为六角攒夹顶瓦木结构，共分三座，中为主亭，东南两向为辅亭，东亭名“遮日”，南亭曰“避雨”。亭中随时备有茶酒膳食，供应过往官宦商旅。尤其是自东向西，前往云南方向的行人，过了永宁，渡过北盘江天堑后，步步爬坡，大半天时间过去，跋涉到哈马关时，无论如何年富力强、身强体壮，都难免精疲力尽、饥渴难奈，需要休息，补充能量，调整状态。为此，邓子龙还特意撰写了一副意韵深远的对联，悬挂在莫忙亭上。上联曰“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且喝一杯茶去”，下联为“因公苦，因私苦，苦中作乐，再上四两酒来。”以此劝诫人们，不要为名利所累，要学会放下、懂得休息，不要过度操劳，伤害了身体，最终得不偿失。
邓子龙在写了这副对联的同时，还将城北天马山上一处比较平缓、常有路人歇息的岩石，命名为“等着”台。这样，便有了“欲飞”“莫忙”“等着”的趣话，一直流传至今。
关于莫忙亭上的对联，流传甚广。许多茶文化书籍，都有引用，但不同版本的个别字词，略有改动。但有人又说，并非邓子龙所作，而是苏东坡的原创；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源于古时四川成都一家茶酒商铺。
如果说，当年生活在冷兵器时代的人们，因公因私、为名为利，已经算忙够累的话，那么快节奏、高压力环境下的现代人，更应该抽空坐下来，品一盅茶、喝二两酒，放松身心，给灵魂寻找一个安放之处，抛却忙碌浮躁的心态，像一杯茶水那样，慢慢地静置沉淀一下，把生命里那些多余的、属于尘埃和渣滓的废物，清除和倾倒出去，以顺应自然，实现自我状态的天人合一。
莫忙亭里的茶酒故事，距今已有四百多年。说明早在明朝中期，饮茶和喝酒一样，已经成为黔西南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
徐霞客的神来之笔
据明万历《贵州通志》记载，明万历年间，盘江渡曾经修建过桥梁，十年后毁弃。“盘江桥，（安南）城东三十里，为滇贵通津，巡抚严清舒、应龙，巡抚傅顺孙、毛在先后协谋，于万历十年建木桥，上复以屋，未及十年而坏，今仍用舟渡。”
已被淹没在马马崖电站库区、抗日战争期间美军援建、茶马古道必经的盘江渡钢架桥，其前身为建成于明崇祯三年（1630年）的盘江铁索桥。 摄于2003年 记者 邢贵龙 摄
直到明末崇祯年间，才有了铁索桥。
《徐霞客游记》里，作者从铁索桥上过了北盘江，在从晴隆前往盘州的途中，多次提及“茶庵”“茅庵”。
作者在进入晴隆县城之前，这样写道：“则北度而矗者，其峰甚高，是为广山。其上李芳先新结浮屠，为文曲星，盖安南城东最高之巅也。又西二里为茶庵……下洞，由旧路三里，出茶庵……”
翻译一下这段话，意思是北面可见一座高高耸立的山峰，名为广山。安普游击将军李芳先，刚刚在上面新建了一座寺庙，名为文曲星，算是安南城东面最高的地方了。这时向西行走里，便到了茶庵……从洞中出来，原路返回，行约三里许，离开茶庵……徐霞客笔下的这个茶庵，是不是邓子龙修建的莫忙亭？不得而知。但从时间、位置和功能来看，应该就是。当时离莫忙亭落成，刚刚过去四十多年，莫忙亭应该不致被毁掉，只是可能已经改名茶庵，也可能在徐霞客看来，那就是一个茶庵。位置呢？都位于城东二里许，即现在的哈马关附近，属于从江边攀爬上来终于可以长舒一口大气、稍事休息的地方。功能就自不消说了，因此这个茶庵，应该就是莫忙亭。
徐霞客出了晴隆县城，过了“土人呼为老鸦关”的丫口，“西向直下一里，有茶庵跨路隅……庵下崖环峡仄，极倾陷之势。又曲折下半里，泉益溢道。肖穹碑，题曰‘甘泉胜迹’。其旁旧亦有亭，已废，而遗址丰碑尚在，言嘉靖间有僧施茶膳众……”
《兴义府志》也说：“涌泉寺，在南门外。《安南志》云：涌泉寺在城南里许鸦关山腰，明沐国公建。僧广凤置寺田，建茶亭三楹，施茶粥。寺下即饮马池……寿佛寺，在南门外。《安南志》云：寿佛寺，康熙四十九年建，在南门外，有茶亭，以憩行人，有碑。”
明末松江训导杨彝有诗赞曰：“石乳渊澄溅齿香，洞门深护翠琳琅……试茶取水阴崖底，坐爱将军大树凉。”
这里的茶亭、茶庵和涌泉寺，所处位置，在如今的二十四道与320国道之间的半坡上。当年的茶马古道，出晴隆县城，过老鸦关后，便急转直下，沿着陡峭的山势，左弯右拐、折叠而下。下到半山，路旁有泉水叮咚，且水质甘美，人们便在那里修建了茶亭和寺庙，以供歇宿休憩之用。应该说，这里的茶亭和寺庙应为一体，即茶亭兼具寺庙的作用，或寺庙兼具茶亭的功能。从志书的记载不难看出，最早从明洪武年间沐英奉命镇守云南开始，一直到清朝康熙年间，一直有人不断维修增建，为的就是能够最大限度地，解决南来北往的官宦商旅，行旅途中的吃喝问题。
僧广凤何许人也？暂时无法查考。但能够捐金置寺田，至少家道十分殷实，不缺钱花，且素有善心。茶庵也好，茶亭也好，建成以后，需要有人管理，需要购买茶叶茶具等相关物资的银两。这些银两从何而来？除了销售收入，还要有寺田作为恒产，即购买一些良田，作为寺庙的资产，出租给人耕种，收入的田租，用以维持寺庙的运转。
时移世易，屡建屡毁的茶亭、茶庵和涌泉寺，早已被历史的烟尘所淹没，不见踪影。但史料上的文字，却将其永久地保留了下来，使人们能够管中窥豹，看到一些与茶有关的印迹。
位于普安县茶源街道联盟村旧寨组的茶庵寺遗址。
过了沙子岭，跨过江西坡河，在向普安方向进发途中，徐霞客写道：“度桥复西北上岭，是为江西坡，以岭在溪之西也。路从夹冈中透壁盘旋而上……一里，得茅庵，在坡之半。”
这个“茅庵”，应该就是孙可望捐建的茶庵寺前身。从时间上看，徐霞客旅行在前，孙可望建茶庵寺在后，在还没有改造成茶庵寺之前，尚为“茅庵”非常合符当时的实际。
“得茅庵”一说，很有意思，作者千里迢迢，一路走来，所见所闻，千姿百态，什么世面都应该见过。为何一个小小的茅庵，却要写进日记？不难想象，当时正值夏季，河谷气候炎热，道路崎岖坎坷，又是从下向上攀沿，正在又累又渴之际，一个有茶有水的草屋，出现在面前，那种久旱逢甘霖的心情，自然跃然笔尖。
徐霞客没有写到位于普安县城西郊的茶厅，估计是没有在那里打住的缘故。据《普安县志（）点校本》记载：“茶厅丫口，在城西南五里，为入滇旧道。两山峙立，路通一线。”这个地方，背靠普安的祖峰九龙山，明时始建玄天观于山顶，毁于流寇后，改建于山麓大道北侧，名为九峰寺。
这个记载再次说明，当年的茶马古道，不仅具有茶马互市的功能，沿途设置的众多为往来官宦商旅，提供茶水、饮食、住宿等服务的驿站，一直演绎着缤纷的茶事。
《现代汉语词典》对厅的解释是：“聚会或招待客人用的房间。”亭呢，则是“盖在路旁或花园里，供人休息用的建筑物，面积较小，大多只有顶，没有墙。”也就是说，厅比较复杂，造价较高，亭相对简单，但至少可以遮风避雨。这么看来，这个茶厅不仅规模不小，而且功能齐全，比茶亭更加规范，在服务上至少和茶庵差不多。
无论是厅还是亭，也无论是单纯的茶庵，还是兼具寺庙性质，都说明在当年的茶马古道上，往来行人无须为喝茶饮水担心。
进入今天的盘州以后，徐霞客还爬上赵关旁边的丹霞山，在护国寺游览并小住。该寺住持影修和尚，对他热情款待，十分投缘。“既而其师影修至，遂憩余阁中，而饮以茶蔬……影修屡设茶……饭后辞影修，影修送余以茶酱。粤西无酱，贵州间有之而甚贵，以盐少故。而是山始有酱食。”
徐霞客离开丹霞山，影修和尚敬重和欣赏他，送了他一些茶酱。有人认为，茶酱是以茶为原料制作的一种调料，但我以为不应如此理解，这里的茶酱，应该是茶和酱两样东西。徐霞客人在旅途，晓行夜住，有一点茶和酱带在身边，可以解决渴乏之困和缺少菜肴之苦。他自己也解释得很清楚，粤西无酱，贵州有酱，可是贵州却因为少盐而使酱的价格非常昂贵。他没有对茶进行解释，原因是相对酱而言，茶在当地有出产、甚至盛产，因此比较普通而且便宜，容易得到，也就不必细说。
这些茶庵、茶亭和寺庙使用的茶，究竟是从外面购买，还是当地生产？不得而知。但可以想见，在经历了上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的过度砍伐和开垦之后，到了八十年代，沙子岭和江西坡境内，尚有十数万株古茶树，回溯到原生态环境基本未被破坏的明清时期，想必经济并不宽余的人们，绝不会舍近求远、舍本逐末，去外地购买，所用茶叶，应该为就近就地采取。乾隆《安南县志》把茶列入为数不多的“输出”物品，也充分证明了早在明清时期，黔西南境内、特别是晴隆和普安两地，茶叶生产已经非常普及。
身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大旅行家，徐霞客在途经黔西南北境的过程中，不仅每天都有茶喝，没有受到亏待，而且我们相信，他喝到的那些茶叶，应该都是当地出产、处于野生状态的古树茶。
让人感到玄妙和巧合的是，普安和晴隆两地，作为黔西南、甚至作为贵州省的茶叶产业大县，并不是无中生有、空穴来风，而是在很早以前，就有了坚实和深厚的基础，历史相当悠久，禀赋特别厚重，不然，两地就不至于留下如此之多带有茶字的历史遗迹。
《普安县志（）点校本》的又一记述写道：“其可资生者，如地瓜坡、江西坡之茶，亦农民衣食之源也。按：茶，亦种者甚少，又不讲求焙制之法，故皆未发达也。”也是一个有力的补充，尽管“皆未发达”，毕竟已经成为“农民衣食之源”，既是衣食之源，其在生活中的份量，当不可小视。
二十四道拐助力黔茶出口
1926年7月1日，贵州省路政局成立。路政局最紧迫的任务，就是组织力量，沿滇黔古道，勘测设计并修建贵阳至昆明的公路。
图中右侧不远，即晴隆县城西出口的老鸦关。茶马古道就从近处的观景台与二十四道拐之间的山沟里，折叠而下。当年的茶亭、茶庵和涌泉寺等遗址，就在半山腰上。邢贵龙 摄
抗战爆发前夕，途经安顺、晴隆、盘州抵达昆明的滇黔公路毛路，基本贯通。随着缓慢行驶的木炭车，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公路上，现代交通运输的大门，徐徐开启。历经千百年风雨的茶马古道，慢慢退出历史舞台，退隐到人们的视线背后。冬去春来、年复一年，踏着铃声的节奏，迎着无常的风雨，流着辛劳的汗水，跋涉在古道上的马帮，还有肩挑背驮，汗流浃背地行进在石阶上的身影，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遥远和模糊。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截断了我国连接越南海防的国际交通线，接着又侵入越南，滇越公路也被占领，大量的海外援华物资，只能通过滇缅公路进入昆明，再通过滇黔公路，运送到战争前线和陪都重庆。同时，国内急需出口的一些特殊商品，也只能通过滇黔公路，送到昆明，再借助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运往国外。
然而，通车不久的滇黔公路，标准极低，路面狭窄、弯急坡陡，又经常塌方，通行困难。为此，作为同盟国，美国派遣1880工兵营，进驻滇黔公路沿线，帮助维修改造，提升通行能力。如今，在盘江桥和在抗战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二十四道拐等路段，仍部分保留着美军工兵留下的遗迹。
资料显示，1939年7月至1942年7月，通过滇缅公路和滇黔公路运输的军需及其它物资，共计四十五万余吨。这些物资，以从海外进来的援华物资为主，也包括国内出口的特殊商品。在这些特殊商品中，就包括属于传统和大宗商品的茶叶。
随着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我国传统的茶叶出口，也受到了重重阻扰。为了保证持久抗战并创造条件进行，国民政府意识到对西部地区进行开发，并建立可靠的政治、经济、军事战略基地，是必须而且迫切的当务之急。为了扩大茶叶种植面积，改进制作技术，增加产量，选派了王淘、张天福等茶学专家，深入西南地区考察，创建了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广西等战时经济茶区，发展茶叶生产，出口国外换取所需的战略物资。
1940年4月，中央实验茶场在贵州省湄潭县正式挂牌成立。茶场成立后，立即在象山开垦土地，规模化种植示范茶园，还建立了桐子坡茶树品种园。到1946年，产能达到三万斤左右，品种有“湄红”“湄绿”“湄潭龙井”等，多数用于出口创汇。据统计，1943年至1945年，经过二十四道拐运送到昆明，然后通过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出口盟国的军工急需特种矿产有钨、锡、汞等；还有茶叶、桐油、猪鬃，其中茶叶七千三百公担，包括产自湄潭及贵州其它地区的茶叶。
不知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曾经的茶马古道，在时间推进到1940年代的当口，又以另外的运输方式，承担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茶马互市”的使命和责任。
（责任编辑 文国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