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重庆因“红岩”光芒四射，而播种火种的正是这位革命妈妈
重庆，一座英雄的城市。烈士的鲜血铸就了它，而一位伟大的女性因红结庐“红岩村”，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名，同中国革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点亮了这座城市，一代又一代的重庆人，他们接续传播“红岩精神”，又使英雄城市更加魅力四射！
这位伟大的女性被小平称为“红岩村的革命妈妈”，她叫饶国模。
邓颖超曾说：“没有饶国模，我们哪来的红岩呦。”
饶国模
一个人偶然的结缘，给一个城市注入了红色的基因，成就了一个英雄的城市。人们通过红岩，认识了重庆，红岩也成了这个英雄的城市当之无愧的名片。
实际上，这个红色的基因，来自饶国模的家族。
饶国模1895年出生在四川省大足县云路乡（今大足区国梁镇）一个世代书香门第的家庭。
饶国模的祖上都是读书人，报效国家也成了这个家族的基因。
她的祖上选择了知识救国。
祖父饶有山，自幼饱读诗书，渴望一朝金榜题名，实现自身抱负，怎奈用功过度，积劳成疾，英年早逝；父亲饶树奇，接续奋斗，满腹经纶，才华过人，却屡试不第，抱憾而归。
火种一旦播下，终究要生根发芽。祖辈的夙愿自然要延续，父亲希望子女们不负厚望，能够成为栋梁之才、国人楷模。
饶树奇和雷氏在诞下三子一女后，就给老大取名饶国栋，老二取名饶国梁，老三是家里唯一的女孩，也就是本文的主人公，取名饶国模，老四取名饶国材。
人们常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掉下来的苹果不会离果树太远，孩子往往是父母的翻版。在这样一个爱国基因深入到骨髓的家庭里，孩子们从小都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熏陶。
当地就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当饶家的四个孩子发蒙读书后，一天，作为父亲的饶树奇就问他们长大后想干什么？
老大国栋自豪地说：“加入同盟会，推翻清朝。”；老二国梁也不甘落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老四国材更是道出宽广的情怀说：“为国为民，报效祖国。”
轮到女儿饶国模说了，她双手叉腰，学着两位哥哥的腔调，有模有样地说道：“我还没有长大呀！我是女的，长大了第一不嫁人，第二学两位哥哥，为国家民族出力，做个巾帼英雄，不让你们须眉。”。
最终饶家的三个男娃都选择了革命救国。
大哥饶国栋早早加入老同盟会，一生追随三义;二哥饶国梁血洒黄花岗，是中华开国元勋的“七十二烈士”之一。她的家乡改名国梁镇，就是因为纪念饶国梁而得名；弟弟饶国材抗战全面爆发后加入，其女饶友瑚，1936年入党，女婿是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大校长的冯定（当时叫贝叶）。
饶国梁
饶国模生活在这样一个富有强烈革命气氛的家庭，耳濡目染，造就了她独立、桀骜不驯、追求进步的个性，最终她选择了与哥哥们不同的道路----实业救国，这是后话。
1912年她考入成都益州女子师范学校，受进步思想影响，她成为一名新女性。
追求独立，她首先从婚姻自由做起。在女师期间，她深受男女平等思想的感召，勇敢地冲破封建枷锁，自主地选择与成都高等工业专科学校的学生刘国华自由恋爱，并于1915年毕业后喜结良缘。
婚后育有三个子女，并把他们献给党和国家。
饶国模送子参军
一直追求自由的她，不想被家庭拖累羁绊，经济独立才能人格独立。她先后在威远和铜梁家乡等地小学任教。1922年因丈夫刘国华在重庆铜元局工作，饶国模便携子也来到了重庆。
此时，丈夫刘国华已是刘湘的红人，她也成了标准的官太太，不少达官贵人也通过太太巴结她，邀她打牌。但她不愿在家享清福,更不愿做刘太太，而要成为饶夫人。就这样，家境富裕的她，就在重庆和朋友一起创办了“三友实业社”，开始走实业救国之路。
机遇往往青睐有准备的人。重庆作为陪都后，大批的高官贵妇蜂拥而来，嗅觉灵敏的她，很快捕捉到了为城市配套服务的商机。
当时重庆市郊的红岩嘴（1945年改名红岩村）荒凉无比，是鸟不生蛋的地方，很多人不看好，但她毅然在1930年用自己经营实业积攒的钱，买下了那里的300多亩荒谷坡地，办起了以种植花卉、蔬菜和水果为主的农场，起名叫“大有农场”。
大有农场
这个决定改变了她的后半生。
她有商业眼光，更有经营手段，六七年的辛苦付出，昔日荒芜的红岩嘴变成了花果满山、绿树成荫、花香馥郁、远近闻名的好地方，人称“刘家花园”，她也华丽转身成为重庆有名的实业家和农场主。。
这时，丈夫更是在官场中混得风生水起，当了县长。人们说，饱暖思淫欲，有权有势的刘县长开始在外纳小还就跟她商量要娶二房。
可一向追求自由独立的饶国模，哪能咽下这口气，毅然变卖了在城内曾家岩的“知还山庄”，带着三个孩子，离开了喧嚣的市区，住进了红岩嘴。
她在此处盖起一栋小楼，专供她和三个子女及用人居住，成了真正的农场女主人。
饶国模故居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为便于工作协调协调，经双方协商，1938年春，设在市区内机房街的八路军通讯处公开挂牌办公，以后扩大为驻渝办事处。
1938年秋武汉沦陷后,南方局和在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也被迫搬到重庆。本来寸土寸金的市区，一下子增加了两个机构和人员，办公场所再无增加的可能，显得异常拥挤，更严峻的是，到了1939年，日军经常狂轰滥炸重庆,有一次炸弹就落在办事处的楼上，幸亏没有爆炸，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在市区办公非常危险。
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到重庆后，便把重新找地方的任务交给了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和办事处钱之光、周怡等人。
当时,地下党的报告中有几处选址方案，其中，“大有农场”引起了周恩来的关注：
“大有农场”位置好。地处郊外化龙桥靠山隐蔽的红岩嘴；饶国模有红色背景。她是黄花岗烈士的胞妹,弟弟饶国材及其女儿饶友瑚是党员，饶国模的三个子女也已加入，本人思想进步，支持；还有重要的一点，她的丈夫是刘湘的红人，在重庆有很深的人脉，特务不敢轻易来捣乱。
反复权衡后，周恩来决定租下“刘太太”在红岩嘴的“大有农场”。
其实，这时的饶国模只是一个爱国者，最多只能说是一个主义的向往者。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饶国模担任重庆妇女慰劳会委员兼劳动部部长，发动妇女缝制棉背心数千件慰劳抗战将士，并募集捐款支援前方。后来她的三个儿女加入中国时，她暗地里给予支持，并一直鼓励和掩护他们从事革命活动。
1938年12月25日，她参加了《新华日报》和八路军办事处召开的“遇难烈士追悼大会”。会上，饶国模以“大有农场”的名义亲自送去了花圈和慰问金，并公开声援八路军的抗日活动。
当地下党负责人钱之光找她来商量八路军和南方局办事处设在她的大有农场时，她激动地说：“我是到处想找都不得入其门，你们今天到了我的家门口，我真是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啊！”
饶国模是个干事雷厉风行的人。商量妥当后，她就购买建材，从老家请来了工人，代垫建筑费，毫无怨言地干了起来。
这时日本侵略者的飞机整天轰炸，市内办公不安全，饶国模多次主动腾出农场内的部分房屋，让南方局的负责人博古、董必武等人搬进来居住。
1939年8月，南方局和办事处的楼房正式竣工落成，并有了一个正式的门牌号——红岩嘴13号。
这是座三层楼房，一楼是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南方局机关及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人住在二楼，机要科和秘密电台设在三楼。
八路军办事处
办事处建成后，同志们把代垫的3000元送给她时，她坚决不收，后来办事处的同志编了一个善意的谎言，说这笔钱是三年的租金，我们签个合同，有公开的租赁关系，特务就不会找麻烦了，在这种情况下，她才勉强收下，以后确实也成了她应对特务检查的护身符。
这件事，也让她进一步认识了。
“红岩有幸留英杰，中流砥柱尚有人。”饶国模因此开始与中国结下一生红缘。
但此时的饶国模只是一个赤城的爱国主义者，至多是一个主义的向往者。
她是个古道热肠又心地善良的人，邓颖超曾这样高度评价她:“当年,饶国模把我们南方局和办事处的生老病死都管完了，她是世上难得的好人。”
红岩村建村没多久,周恩来的父亲和邓颖超的母亲从贵阳来到重庆,办事处的住房也十分紧张。饶国模主动邀请二位老人住到她的房屋里去,悉心照料。两位老人去世后，她忙着张罗后事,并把自己在沙坪坝的一块地皮拨出来,作为墓地。这以后,只要是南方局、办事处和《新华日报》有同志去世,饶国模都让他们安葬在那块墓地。
饶国模与邓颖超
红岩村里年轻人比较多，饶国模看到一些夫妇难以带孩子，就主动向邓颖超提出建一所幼稚园，并让人砍倒了山坡下一片梨树,自己花钱建起一排朝阳的房子当幼儿园,还领着保姆带孩子。
办事处每天吃饭的人多，想学习延安，自力更生，开荒种地，自己种点蔬菜，饶国模又在农场内专门拨出了几块很好的菜地，让办事处的同志种瓜种菜，改善伙食。
此外，她还出资办了疗养所、运动场、礼堂、食堂等。“刘妈妈”的这一情义,许多老同志和孩子们终生难忘。
来重庆谈判时，住在红岩村，当他了解到饶国模对红岩村的无私支持后，特地设宴宴请饶国模，代表和八路军向她致谢。
根据当时协议，八路军办事处是以租赁方式借用她的房子。可到了三年以后，理当再交房租钱时，饶国模怎么也不要了，这让周恩来和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很是过意不去。
饶国模说：“你们来我‘大有农场’住，这是我前世修的福，谢还来不及呢！”
周恩来等只得收下饶国模的这份情意，称她是“革命的好房东”“罕世之友”。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
由于饶国模的哥哥饶国梁是中国称颂的开国烈士，许多中国元老都表示敬重，加上她对外称租房给八路军只是商业行为，军警特务不便公开下毒手。
但饶国模一家却名副其实地日夜生活在枪口之下。办事处驻红岩的八年间，日夜都有鬼鬼祟祟的魔影在周围晃动，饶国模家里又不断有声称“查户口”、“查电线”的凶汉闯入。
政府又在八办对面盖起参政会大楼进行监视，旁边还修了碉堡式岗楼，射击孔里的机枪时时瞄准饶国模的楼房。
尽管长年面对常人难以忍受的恫吓，饶国模全然不怕，也不理睬。
在与人的相处过程中，她被他们的人格魅力所折服，尤其是“皖南事变”后，她的思想也渐渐偏向革命事业，尤其是对中国产生了感情，对革命事业有了向往之心。相反，对变得越来越痛恨。
饶国模也由此从房东刘太太逐步转变为红岩村的革命妈妈；从一个赤诚的爱国主义者逐步转变为坚定的主义者。
1946年春，叶挺将军出狱后就住在红岩村。当饶国模得知叶挺将军出狱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恢复党籍，她深深地震撼了。后来听说叶挺将军与家人的不幸后，痛哭不止，并写下长文悼念。
她曾赋诗表明心迹：。
红岩幸有偏风雨，中流砥柱尚有人。
此地英雄留胜迹，红岩异日放光辉。
思想上入党后，她也在行动上身体力行。
1948年，当川东地下党困难的时候，饶国模义无反顾地站出来支持，并为其筹措经费。当华蓥山武装起义失败后撤退下来的二十几位游击队员无处藏身时，她亲自出面将其秘密安排在自己的农场内。面对的军警特务们来到农场里检查，她沉着应对，巧妙地保护了川东临委书记邓照明等“要犯”的安全。
1948年，在地下党和革命事业遭遇困难的时候，饶国模正式向地下党重庆市委妇委书记胡其芬提出了加入中国的申请。时任重庆市委常委的李维嘉代表市委批准了饶国模的申请，并让胡其芬通知饶国模。
可惜，胡其芬还没有来得及将这个党的决定告诉饶国模，自己却被捕了。
饶国模从此失去了与党的直接联系，更不知道自己其实已被批准了入党。
1946年春夏之交，南方局和办事处走后，陶行知的育才学校又搬到了红岩村，饶国模又利用原南方局、办事处大楼，办起了红岩小学，安排一些地下党组织介绍来的党员同志担任教师，专门招收一些进步人士的子弟。
重庆解放前夕，饶国模也上了的黑名单。
这时，她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回到了铜梁老家等地躲避，一直到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才回到市区。
重庆解放召开第一次庆祝大会时，拉着胸佩大红花的饶国模在台上介绍说:“这位,就是红岩村的革命妈妈”。
1950年“七一”前夕，饶国模经过慎重考虑，正式将自己的红岩村和福园寺等地的个人房产，献给了党和人民政府，真正实现了她“他年凯旋高歌日，红岩即是众人家”的美好夙愿。
捐献书
她在捐献土地、房屋的红绸上写道：
“……特将重庆市红岩村内房屋两大栋，果园一幅，连同地皮一千方丈敬献我人民政府……”
当时的中央西南局，便利用饶国模献出的这块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办起了“西南人民革命大学”。
1954年，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提名，饶国模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以后又担任了全国妇联执委。
1955年，重庆市人民政府经中央人民政府同意，在红岩“大有农场”和城内曾家岩50号周公馆的基础上开始筹建红岩革命纪念馆。
从1958年5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至今，红岩革命纪念馆共接待观众6000余万人次，成为著名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示范基地。
红岩精神就是从这里传遍全中国、全世界……
1960年6月14日，饶国模突发脑溢血逝世，终年65岁。
20世纪80年代，经中央批准恢复了她的中国党籍，党龄从1948年算起。
如今斯人已去,但她的后人依然担负起了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的责任，她的曾孙王朝辉已经在红岩村景区做了25年文物管理员,玄孙王佩雯从事讲解工作四年多，他们和重庆人民一起，让红岩精神代代相传。
正是饶国模毁家纾难、无私奉献的高尚行为，中国革命史上才有了“红岩”这座光芒四射的丰碑。
她点燃了“红岩精神”，但她的善举又何尝不是“红岩精神”的体现呢！#头条创作挑战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