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生命里的悲欢
天蒙蒙亮，母亲收拾停当，由姥爷陪着，跟着我的叔叔，步行十六里地赶往车站，坐火车、倒汽车。行色匆匆中的母亲紧紧抓住一个朱红色的镜台，那是她的嫁妆，唯一的嫁妆，也是姥姥给远嫁闺女的念想。
傍晚时分，风尘仆仆地一行人来到田间地头的两间土屋，父亲已经等在门前。这便是母亲的新家，母亲就在这里开始了她的婚姻生活。
那一天是1968年的元旦，父亲26岁，母亲不满20岁。
父亲家人口少，爷爷、奶奶、父亲、叔叔，再加上刚过门的母亲，一家五口。爷爷常年在外工作，节假日才回来，两间土屋倒也不显得过于拥挤。
订婚时，奶奶给了40块钱，一身衣裳。到正式结婚，只有一单、一棉两身衣裳，再没有别的。这也没什么说的，结婚前就知道是这样的条件。母亲是她的堂姐介绍来的，堂姐的婆婆是奶奶的四姐。都是知根知底的亲戚，当然知道各家的底细。都是黑五类，谁也别嫌弃谁。
奶奶很有大家风范，做事有板有眼。母亲总是小心翼翼，生怕犯错遭到呵斥。爷爷很少回家，母亲对他的印象不深，记忆里是个个子不高、说话谦和的人。
日子平静地过着。奶奶负责照顾家里，父母、叔叔下地劳动，收工回家母亲帮奶奶收拾家务，洗衣做饭。偶尔参加个学习班，接受接受教育，也司空见惯了。
日历翻过一半，一晃到了阴历五月。天气慢慢地热了起来，早出的知了已经开始了鸣叫。
爷爷休假过后又要离家，特意让母亲量了炕席的尺寸，说下次回家带回来。
没有任何的征兆，爷爷走了！
单位通知到公社，公社通知村里。
妈妈得着消息，不敢跟奶奶直说，只说单位来通知，说爷爷病了。
奶奶忙不迭地去地里叫两个正在插秧的儿子，满眼的绿色啊奶奶无暇看，脑袋嗡嗡的，只听见耳边的风声。
当着父亲的面，母亲说出了那个噩耗，奶奶当场瘫倒了，父亲也惊恐不已。
叔叔去了爷爷的单位，爷爷已化作一掬骨灰。
清晨，有人在河边发现了爷爷随身的书包。除了书包，还散落着许多烟头，没人知道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爷爷是怎样地不舍。
单位的人说，爷爷每天正常上下班，没发现什么异常。可能参加了两次学习班，对群众运动不了解。
爷爷那年53岁，生命的钟摆永远定格在1968年6月8号这一天。那一年奶奶47岁。
没有爷爷的日子也照常继续，除了一家人的悲喜，丝毫不影响其他人的作息起居。
1968年，国家减少了棉布的供应，调整为每人9尺。
母亲的粮食关系年初时姥姥那边就已转出，转入证明在村革委会压了整整一年。
时间在慢慢地流逝，不饥不饱，无悲无喜。
这一年的腊月十八，伴随着洪亮的哭声，哥哥来到了这个稍显冰冷的世界。
奶奶抱过她的长孙，喜极而泣……
这一天阳历是1969年2月4日，节气是立春。
1968年已经成为历史，深深地铭刻在父母的记忆里。父亲时不时地絮叨过去，却选择性的把这一段抹去。当时的五口之家，三个人已经先期而去，现在只有母亲陪着他追忆往昔。
很多时候，母亲在厨房忙碌，父亲躺在客厅的床上，沉浸在旧时的回忆里。嘴上不急不缓地说着，不在意母亲是否在听，好像仅仅是说给自己，说给时光里的自己……
党史日历丨8月25日
1937年8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以原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第十五军团为主编成，师长（1938年3月负伤离职后，陈光代理师长）、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第一二〇师以原红军第二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训处主任关向应；第一二九师以原红军第四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副师长徐向前、政训处主任张浩。8月下旬至9月底，三个师的主力陆续开赴山西前线抗日。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第八路军为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部改称总司令部，总指挥、副总指挥改称总司令、副总司令。10月，中央军委决定在八路军中恢复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原有制度，将政训处改称为政治部（处）。八路军出师前后，中国在西安、太原、上海、南京、武汉、长沙、桂林、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重庆、广州、香港、南宁、洛阳、贵阳等地公开设立八路军办事处或八路军通讯联络机构。
1939年8月2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指出：今后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巩固党的组织。而巩固党的中心一环，是加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阶级教育和党的教育。同时，必须建立新老干部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尊重的和谐关系，加强党的团结，并加强党的纪律。10月7日，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执行中央巩固党的决定的指示》。
1968年8月25日，中央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据此，各城市的大、中、小学普遍进驻了工宣队和一些军宣队，一些“老大难”单位和军事院校也派驻了工宣队和军宣队。当时在宣传上将派工宣队进驻学校说成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中央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有力地平息了武斗，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
1970年8月25日至10月5日，国务院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在当时的情况下，会议不能不继续宣传和推广大寨“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路线斗争的经验，但其主要倾向却是针对“”初期全面对农村工作造成的破坏，系统而又明确地重申“农业六十条”等一系列曾被批判和废弃的农村政策，提出加快农业生产的任务和具体要求。这次会议初步扭转了当时农村工作中的混乱状态，对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1983年8月25日，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指出：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政治领域中一场严重的敌我斗争；为迅速扭转社会治安不正常的状况，必须对刑事犯罪分子予以坚决打击。
1987年8月25日至29日，国家经委、中央组织部、全国总工会在北京联合召开全面推行厂长负责制工作会议。会议提出，全国所有的大中型工业企业1987年内要普遍实行厂长负责制，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中全面实行厂长负责制要在1988年底前完成。
2009年8月25日，出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干部大会并发表讲话，强调始终坚持一手抓改革发展，一手抓团结稳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坚持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不动摇，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不动摇，加快建设繁荣富裕和谐的社会主义新疆。
1968年，生命里的悲欢
天蒙蒙亮，母亲收拾停当，由姥爷陪着，跟着我的叔叔，步行十六里地赶往车站，坐火车、倒汽车。行色匆匆中的母亲紧紧抓住一个朱红色的镜台，那是她的嫁妆，唯一的嫁妆，也是姥姥给远嫁闺女的念想。
傍晚时分，风尘仆仆地一行人来到田间地头的两间土屋，父亲已经等在门前。这便是母亲的新家，母亲就在这里开始了她的婚姻生活。
那一天是1968年的元旦，父亲26岁，母亲不满20岁。
父亲家人口少，爷爷、奶奶、父亲、叔叔，再加上刚过门的母亲，一家五口。爷爷常年在外工作，节假日才回来，两间土屋倒也不显得过于拥挤。
订婚时，奶奶给了40块钱，一身衣裳。到正式结婚，只有一单、一棉两身衣裳，再没有别的。这也没什么说的，结婚前就知道是这样的条件。母亲是她的堂姐介绍来的，堂姐的婆婆是奶奶的四姐。都是知根知底的亲戚，当然知道各家的底细。都是黑五类，谁也别嫌弃谁。
奶奶很有大家风范，做事有板有眼。母亲总是小心翼翼，生怕犯错遭到呵斥。爷爷很少回家，母亲对他的印象不深，记忆里是个个子不高、说话谦和的人。
日子平静地过着。奶奶负责照顾家里，父母、叔叔下地劳动，收工回家母亲帮奶奶收拾家务，洗衣做饭。偶尔参加个学习班，接受接受教育，也司空见惯了。
日历翻过一半，一晃到了阴历五月。天气慢慢地热了起来，早出的知了已经开始了鸣叫。
爷爷休假过后又要离家，特意让母亲量了炕席的尺寸，说下次回家带回来。
没有任何的征兆，爷爷走了！
单位通知到公社，公社通知村里。
妈妈得着消息，不敢跟奶奶直说，只说单位来通知，说爷爷病了。
奶奶忙不迭地去地里叫两个正在插秧的儿子，满眼的绿色啊奶奶无暇看，脑袋嗡嗡的，只听见耳边的风声。
当着父亲的面，母亲说出了那个噩耗，奶奶当场瘫倒了，父亲也惊恐不已。
叔叔去了爷爷的单位，爷爷已化作一掬骨灰。
清晨，有人在河边发现了爷爷随身的书包。除了书包，还散落着许多烟头，没人知道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爷爷是怎样地不舍。
单位的人说，爷爷每天正常上下班，没发现什么异常。可能参加了两次学习班，对群众运动不了解。
爷爷那年53岁，生命的钟摆永远定格在1968年6月8号这一天。那一年奶奶47岁。
没有爷爷的日子也照常继续，除了一家人的悲喜，丝毫不影响其他人的作息起居。
1968年，国家减少了棉布的供应，调整为每人9尺。
母亲的粮食关系年初时姥姥那边就已转出，转入证明在村革委会压了整整一年。
时间在慢慢地流逝，不饥不饱，无悲无喜。
这一年的腊月十八，伴随着洪亮的哭声，哥哥来到了这个稍显冰冷的世界。
奶奶抱过她的长孙，喜极而泣……
这一天阳历是1969年2月4日，节气是立春。
1968年已经成为历史，深深地铭刻在父母的记忆里。父亲时不时地絮叨过去，却选择性的把这一段抹去。当时的五口之家，三个人已经先期而去，现在只有母亲陪着他追忆往昔。
很多时候，母亲在厨房忙碌，父亲躺在客厅的床上，沉浸在旧时的回忆里。嘴上不急不缓地说着，不在意母亲是否在听，好像仅仅是说给自己，说给时光里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