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和牛相配婚姻如何(猪和牛相配婚姻如何适合在一起吗)-测八字网

猪狗大不同？只有讨论吃素吃荤问题时，经济动物才被关注

在现代城市家庭生活中，如下这些对动物的拟人化称呼是常见的：“猫星人”“宝贝”“毛孩子”。在称呼之外，各位“铲屎官”对与其共同居住的猫猫狗狗一般都会取一个名字，早些年有“大黄”“小白”“汤姆”，近些来则有“雪糕”“可乐”等。因此，它们其实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被视为一种家庭成员。而当我们提到动物是人类的朋友时，首先想到的也自然是像这样的萌宠动物。

另一类动物则是被忽略的。这就是经济动物。

在某种意义上，经济动物是远离城市生活的。它们生活在郊区或农村的农场、养殖场，再或者农家的院子，一般情况下，当它们被宰杀，从身体变为“肉”以后，才会由运输车送到城市，出现在菜市场，进入人们的冰箱，被摆上餐桌。它们没有拟人化的称呼。这也不难理解，有了名字，就容易被视为是有感知、有感情的动物。为了警惕由拟人化称呼唤起的同情共鸣之心、怜悯之心，养殖者、烹饪者，以及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会那样做。

当然，经济动物被当作萌宠动物带进家庭也是有的，譬如养小猪、小鸡，可这毕竟并不普遍。在关于动物的话题中，经济动物几乎只在一种情况下才可能成为热门话题——吃素还是吃荤。吃素比吃荤更道德吗？吃素是做作吗？不吃素就是没有爱心，是伪善吗？在这个问题上，任何一方都无法说服另一方，若是执着于某种极端观点，双方都无法展开一场理性的对话。甚至可以说，这都无关乎于逻辑和推理。

以动物书写见长的作家黄宗洁在《它乡何处：城市、动物与文学》中也专文探讨了经济动物。他的方法是从文学作品中的文本出发，重现经济动物的生命处境、人们面对经济动物的道德伦理处境，持续不断地试着接近“饮食伦理”。很多事不是二选一的问题，毕竟，“真理暧昧不清，我们只能尽可能贴近它”。

以下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它乡何处：城市、动物与文学》，摘编有删减，完整的论述见原书。标题为摘编者所取。

原文作者｜黄宗洁

《它乡何处：城市、动物与文学》，黄宗洁著，南京大学出版社·三辉图书，2022年4月。

“素食”或“肉食”，一个不可能被理性讨论的议题

我们不妨先看一段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爱丽丝幻游奇境与镜中奇缘》（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这部经典作品最后那场盛大的宴会，红棋王后与爱丽丝进行的对话：

“你看来有点害羞，帮你介绍一下那条羊腿吧。爱丽丝—羊腿，羊腿—爱丽丝。”只见羊腿从盘子里站起来，向爱丽丝微微一鞠躬，爱丽丝也鞠躬答礼，心里却不知道该害怕还是好笑。

她拿起刀叉，对左右两位王后说：“我可以帮你们切一片肉吗？”

红棋王后斩钉截铁地说：“当然不可以，切割刚刚介绍给你的朋友，是不合礼仪的。来人啊，撤下羊腿！”侍者撤走羊腿，换上一大盘葡萄干布丁。

爱丽丝连忙说：“拜托，不必介绍布丁和我认识，不然我们什么都吃不到了。我可以分一点布丁给你们吗？”

电影改编版《爱丽丝梦游仙境2：镜中奇遇记》（Alice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2016）剧照。

故事的后续发展不难想象—爱丽丝再次被介绍给布丁认识，于是布丁又被撤走了。爱丽丝鼓起勇气要侍者把布丁端回来，切下一片布丁之后，却被布丁斥责：“如果我从你身上切下一片，你会高兴吗？”虽然在此段中，卡罗尔是以cut既有“切割”又有“故意冷落或装作没看到”的双关义作为趣味所在，但爱丽丝不想认识布丁和羊腿的心情，对多数人来说恐怕并不陌生，因为面对食物，其实我们往往不想知道太多有关它们出现在盘中之前的事，但这些“食物”原本的样貌，是谈论经济动物最困难也最核心的关键。

要讨论经济动物议题，免不了就得碰触到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那就是，我们所吃的食物，都是来自活生生的生命。而它们抵达我们餐桌的这段旅程，充满了各种让人不想凝视的真相。尽管大多时候，人类身为杂食者的事实可以让多数人理直气壮地面对食肉的各种争议，如果我们将杂食视为必然，素食／肉食的差异，理应是个人自由意志下的选择，也无所谓道德与否。然而，素食这个选择本身，仿佛已隐然带着某种道德（谴责）的意味—尽管素食者并不见得有谴责肉食的意图，素食的理由更未必与动物伦理的考量有关，但餐桌上的素食者，对于一场务求宾主尽欢的宴席而言，似乎总带点扫兴的感觉。

J. M.库切在小说《伊丽莎白·科斯特洛》中，就曾透过女主角科斯特洛在餐桌上的对答，生动地展现出动保人士对宴会气氛带来的“杀伤力”。在科斯特洛进行完一场冗长与充满思辨的动保演讲后，筵席间，有人客气地询问：“科斯特洛女士，你的素食主张是出于道德信念吗？”她回答：“不，我不是这么想，这只是出于想拯救自我灵魂的希求。”于是“四周一片死寂”。众人的窘迫生动地呈现出动保人士的格格不入，尤其当有人努力化解尴尬，表示素食主义是他所尊重的生活方式时，科斯特洛却毫不领情地回答：“我脚穿皮鞋，手拿皮包，假如我是你，我就不大会尊重素食主义。”有趣的是，这段对话是否听起来似曾相识？因为它正是我们面对动物议题时最常听到的某种论证循环。若某件事情被批评为残酷，“吃牛羊猪鸡难道不残酷吗”几乎是必备的标准问答例句；然而一旦倡议者本身也是素食者，“你还不是穿皮鞋、拿皮包”多半是接下来会发生的质疑；若这位素食者恰好还是个在生活中也实践纯素主义的人，那么“植物难道不是生命吗”就会成为另一个辩论的套装组合。

《小猪宝贝》（Babe 1995）剧照。

显然，相较其他动物议题，经济动物几乎是最难被理性讨论的。但是，谈论经济动物议题必然等同于辩论人是否应该吃素吗？并不尽然。如果将素食与肉食视为对立的两端，误以为经济动物议题就只是鼓励民众吃素，就会很容易落入前述的论辩循环中而让讨论失焦。要真实理解从“产地”到餐桌之间，发生在经济动物身上的遭遇，并且认真看待改变的可能，我们或许必须先放下素食与肉食二选一的道德是非题，反身审视经济动物的处境如何与为何触动我们不安的感受，唯有放下防卫心理之后，许多被视为理所当然或“必要之恶”的对待方式，才有可能重新被检视与松动。

我们何以不安？

2017年4月间，香港一个颇受欢迎的饮食节目《阿妈教落食平D》，在播出之后接获了若干观众的抗议，原因是两位节目主持在挑选冰鲜的猪肉食材时，在冰柜里拿起了两只完整的、用保鲜膜包妥的冰鲜乳猪，乳猪的眼耳口鼻在镜头前面显得相当清晰。批评的理由多半是认为这一幕“残忍、恶心及令人不安”，也有民众指出，“吃就吃，不要拿着它来挥舞”。

事实上，对于已经成为冷冻鲜肉的乳猪来说，是否被拿着挥舞，并无“残忍”与否的顾虑可言，但这个挥舞冰鲜乳猪的画面竟然会被抗议太过残忍，若只将观众的反应简化为“伪善”或“道德不一致”—毕竟他们抗议的是“不要让我看到镜头前挥舞的乳猪”而非吃乳猪或杀乳猪—就会忽略了这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爱丽丝式”反应：拜托别让我认识那只羊腿／乳猪。对于食物，我们只想吃，但不想看见。

这样的画面之所以让人感到不太舒服，无非是因为它们看起来太像活的了。而肉食信念体系最核心的运作方式之一，就是“隐匿”。隐匿又可以分为象征上的隐匿和实质上的隐匿，前者是透过各种名称上的回避；后者则是将实质的暴力隐藏在看不见的角落，让真相隐而不显。问题是，真相的线索仍不时在生活中浮现，提醒我们肉食背后的生命处境，当国王的新衣被拆穿，饮食与死亡之间的连结将逼人选择回应的方式，是凝视深渊还是继续建造更高的城墙避免看见？不同的选择，其实凸显了吃动物这件事背后，饮食、动物、环境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我们不想看到食物是生命的反应，会不会连结着更深沉的，关于不想记起、不想被提醒人与动物相似性的理由？

《小猪教室》（ブタがいた教室2008）剧照。

在罗尔德·达尔（Roald Dahl）带着黑色讽刺意味的短篇小说《猪》（Pig）中，父母双亡的男孩雷辛顿在茹素的姑婆照料下，天真无邪又与世隔绝地成长。姑婆去世之后，他的财产几乎被律师骗光，但对此毫无所悉的雷辛顿，对纽约这个陌生又充满新鲜事物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到了餐馆，他要求来一份日常熟悉的食物高丽菜卷，侍者不耐烦地表示所有的餐点只剩下pork（猪肉），雷辛顿因此吃下了此生第一口荤食，并且对这新奇的食物口感惊为天人。他再次唤来侍者想知道这了不起的世间美味究竟是什么做的，之后两人进行的对话充分展现了肉食如何透过语言的象征体系产生隐匿效果：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他说。“这是猪肉（pork）。”

“猪肉到底是什么？”

“你从来没吃过烤猪肉吗？”服务生瞪大眼睛问他。

“看在老天的份上，老兄，赶快告诉我这是什么东西，不要再吊我的胃口了。”

“是猪（pig），”服务生说。“你只要把它塞进烤箱里就好了。”

“猪！”

“所有猪肉都是从猪身上来的，你不知道吗？”

“你的意思是，这是猪的肉吗？”

在中文的语境中，可能较难体会雷辛顿受到的冲击，那是因为我们的语言并未将“猪”的概念与“猪肉”分离，而在英文中猪肉和牛肉的语汇之所以与猪和牛有那么大的差别，最初的目的倒也并不是为了制造“这食物并非来自猪和牛”的假象。事实上，pork和beef是来自当时领主阶级使用的法语（过去只有诺曼国王才能经常吃到肉），这样的语汇被沿用下来，直到今日，猪肉和牛肉仍用法语来表达，猪和牛则使用盎格鲁-撒克逊用语。但是，透过语言的象征体系让人对食物／动物产生疏离感，始终是肉食系统中很常见的运作模式，我们使用什么样的语言去指称动物，多少反映出动物在我们道德量尺上的坐标。

彼得·辛格在被誉为动物伦理经典之作的《动物解放》中，就曾提醒过，当我们选择以“火腿”一词代替“猪的腿”时，用词本身就已经是在掩盖事实。哈尔·贺札格（Hal Herzog）对于语言如何影响道德距离，则有更深入的析论。他主张，语言可以帮助我们创造对现实的看法，例如在菜单上不受青睐的“巴塔哥尼亚齿鱼”（Patagonian toothfish），在重新命名为“智利圆鳕”（Chilean sea bass）后，听起来就变得比较可口。这说明了何以某些动物权利团体选择将创造新词作为某种行动策略：例如“善待动物组织”（PETA）就曾用“救救海底小猫”（Save the sea kittens）作为反钓活动的口号。《动物平等：语言和解放》（Animal Equality: Language and Liberation）一书的作者乔安·杜那耶（Joan Dunayer）更建议采用“水牢”代替“水族箱”，或用“虐牛者”代替“牛仔”，来强调人对动物的剥削。

《小猪宝贝》（Babe 1995）剧照。

当然，上述这些“必也正名乎”的呼吁，或许会被视为偏激动保人士的小题大做，对于动物处境能产生的实质改变恐怕也相当有限，但提高对语汇的敏感度，绝对是重新反省人与动物关系的起点之一。

如果我们总是习于用“猪队友”“疯狗”“禽兽”“神猪”来作为贬低他人的语汇，当动物总是在语言的象征体系中，作为轻浮、嘲讽、贬抑与偏见的表现时，不难想象它们在真实世界中的遭遇恐怕也很难被认真看待。由此可以发现，一般人虽然不见得那么清楚地意识到语言可作为度量道德距离的量尺，但我们早已透过日常语言的实践，展现出自己看待动物的眼光。这是何以多数人会认为替经济动物或实验动物取名字，是非常不智或怪诞的行为。因为一旦有了名字，量尺上的距离就拉近了，然而诚如贺札格所言，取名是要付出代价的，那是“把‘他们’转换成‘我们’的道德成本”。当经济动物有了名字，被模糊化、集体化与工具化的它们，轮廓变得清晰起来，甚至拥有自己独特的性格与情感。此时取名就可能成为难以承受之重，因为对于它们接下来无法逆转的遭遇与命运，我们会更容易产生罪恶与不安的情绪。

被定价的生命

如何才能让猪与猪肉之间的连结被建立起来呢？前述的短篇小说《猪》，其实有着饶富意味的后续发展。雷辛顿在初尝肉食滋味后，要求知道这美味是如何料理出来的，厨师告诉他：“一开始，你得有块上好的肉才行。”于是雷辛顿直奔肉品工厂。在导览的过程中，惊慌的猪在被铁链倒挂时不断挣扎：

“真是令人着迷的过程啊，”雷辛顿说。“可是它往上的时候，发出了一种有趣的喀啦声，那是什么啊？”

“可能是大腿吧，”导览员说。“不是大腿就是骨盆。”

“不过，这样不要紧吗？”

“这怎么会有什么要紧的呢？”导览员问。“你又不吃骨头。”

此处的“不要紧”，是幽默手法中最常见的“概念的移转”，雷辛顿问的是“猪（生命）受伤不要紧吗”，但导览员却认为雷辛顿问的是“猪肉（商品）损毁不要紧吗”。导览员的不以为意，正反映了工业化农业商品逻辑下的普遍心态。当生命被定义为密集生产线下的商品，它们连要得到符合基本动物福利的待遇都相当困难。要改变这样的局面，就必须让它们从隐匿之处曝光，因此，一直以来始终不乏艺术家或创作者，致力于揭露这些“不愿面对的真相”。

《鲨鱼黑帮》（Shark Tale 2004）画面。

英国艺术家苏·柯伊（Sue Coe），就曾以一系列的画作表达屠宰场中的动物处境，并出版为《死肉》（Dead Meat）一书揭露屠宰场的面貌，在她的作品中，彩绘着可爱农场动物的围墙内部，是一幕幕令人不忍卒睹的画面。柯伊表示，她企图借此思考“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动物？还有更重要的，为什么这种现象被忽略，被当成常态”？“常态”二字并非夸大，若综观所有以工业化农场为主题的作品，会发现内容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最早揭开屠宰场内骇人景观的作品，应推1906年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屠场》（The Jungle）一书，虽然辛克莱的动机主要是唤起大众对于屠宰厂内工人处境的正视，但员工的困境与动物的困境其实是一体两面的，小说中如此描绘屠宰场内的状况：

人们用电击棒把牛只从那条走道赶进来。……等牛儿站在里面吼叫跟跳动时，畜栏上头会有位拿大铁锤的“敲头工”，找机会把锤子砸下去。……动物一倒下，畜栏的侧面就会抬起来，然后仍在踢脚挣扎的牛便会滑进“屠床”。……工人们活动的方式教人看了毕生难忘；他们发了狂似的拼命干活，真的像在全力狂奔一样，此种步调只有美式足球赛才能相提并论。这是高度专业化的分工，人人各司其职，一个人通常只需切下特定的两三刀，然后在接下来的十五或二十条屠宰线，对面前的牛重复同样的动作。

由于小说中那血淋淋又污秽可怖的屠宰场景如此写实，出版后迅速唤起了读者们对黑心食品的恐慌。更惊人的事实可能是，在《屠场》出版已逾百年的此刻，该书中的若干场景非但不是历史陈迹，相反地，它们仍是世界各地屠宰场中的某种“日常”。

乔纳森·萨弗兰·弗尔（Jonathan Safran Foer）在《吃动物》（Eating Animals）一书中，就列举了若干非营利组织暗中搜证时拍摄的影片，包括养猪场员工如何每天殴打凌虐猪只，并在其意识清楚的情况下，锯断它们的腿、剥除它们身上的皮。索尼娅·法乐琪（Sonia Faruqi）足迹遍及印尼到墨西哥各地的《农场》（Project Animal Farm）一书中，就不时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蛋鸡场的农夫布瑞克一面轻松地捡拾笼架间的死鸡，一面解释蛋鸡的几大死因，包括：因为无聊所以把头伸出笼外不慎卡住而吊死、工作人员把鸡放进笼子时太快放手造成翅膀或腿折断，以及生了太多蛋之后内脏外露并被其他蛋鸡啄食。愉快的语调“仿佛我们正漫步在苹果园里”。

《小鸡快跑》（Chicken Run 2000）画面。

然而，语调的轻快与无所谓，并不代表这些人内心邪恶或异于常人地残酷，相反地，这是因为在考量成本与效益的前提下，动物的感受被隐匿了，人的感受能力也就在这样的隐匿中隐匿。

值得注意的是，法乐琪在参观完加拿大的黑水屠宰场并经历巨大的冲击与惊吓之后，有了如下的感悟：

在黑水屠宰场，我触及某种内在的极限。当我摇摇摆摆地站在通往屠宰区的门边，便知道心底有些东西将再也不一样了……我也感觉与家人、朋友之间疏远了。我觉得他们或有意或无心地活在虚假的面纱之下，更认为这个社会本身就躲在偌大的托辞背后过日子。工业化农业的现实距离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如此遥远，根本就像是发生在另一个时空的事。

隐匿也好、制造道德距离也好，或此处所用的“托辞”也好，其实都殊途同归地指向同一件事，那就是工业化农场与我们的生活如此疏远，以致我们可以轻易地对背后蕴藏的巨大苦痛视而不见。该如何才能从这样的距离当中解脱出来，把“他们”转换成“我们”？李欣伦的散文作品《此身》，提醒我们意识到动物的“身体”，或许能够成为将这段餐盘前的断裂路程连结起来的起点之一。

如何将尸体“还原”为身体？

如果我们总是选择回避“看见”，不断透过把动物当成物体和商品的各种方式将真相隐匿，就很难期待人们会认真看待改变经济动物生命处境的重要性，因为对于物品，是不可能有道德考量出现的。李欣伦《此身》书中《他们的身体在路上》一文，让我们重新意识到在我与他之间，人与动物之间，处境是那么不同，但身体感受的能力未必是不一样的。在文中，她以伤感的口吻写下如诗般的挽歌：

而这些孩子不会跳车，他们只是呼噜呼噜地挨擦着彼此，呼噜呼噜地被某种力量牵引着、推送着，往苦难的方向。好几次，我竟然临时改变路程，骑车一路跟随他们要去的地方，阳光照在我的身上，也照在他们身上，一视同仁，无所分别。那阳光，我始终觉得冷。……绿灯了，卡车继续往小径前行。闭上眼，我掉下眼泪。……看哪，看哪，我流下眼泪，几乎要喊出来，看哪，看哪，他们的身体在路上，在路上。……在生的路上，在死的路上，流浪生死，生死流浪。

这会是无效的哀伤吗？乍看之下是的，对于这不可逆的最后一段路，再多的感伤都是徒劳。但李欣伦提醒了我们，这段路的目的是让他们的身体“成为众人的身体”。那么，我们真能用“反正都是要杀来吃的，所以怎么对待他们都没关系”这样的理由来合理化一切吗？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认同这看似理所当然的选择。

《夏洛特的网》（Charlotte's Web 2006）剧照。

事实上，经济动物临终前“最后一里路”的对待方式，是考量经济动物福利时不可或缺的一环。除了运输途中没有水与食物的运载时间需进行规范，近年也有人道屠宰的例子，针对进入屠宰场时的曲槽走道等设施进行勘查，确保其中没有任何会惊吓到农场动物的细节。以推广人道屠宰知名的坦普尔·葛兰汀（Temple Grandin），就曾以她身为自闭患者的感受，同理动物与自闭患者之间在“看见细节”上的类似性。包括地上的阴影、摇晃的铁链、金属碰撞的声音、空气的嘶嘶声，都可能使动物受到惊吓而却步。过去处理这些“不听话”动物的典型方式就是拿出电击棒、殴打与吼叫，但如果能确实改善屠宰场中的细节环境，这些暴力行径根本是完全不必要的。

丹·巴柏《第三餐盘》中也有个看似相当“不切实际”的例子：结合农场、餐厅与教育中心的“石谷仓中心”里的蓝丘餐厅开幕时，某日家畜禽经理克雷格带了一只巴克夏猪（Berkshire Pig）到屠宰场，结果宰杀之后非常难吃。克雷格认为应该是因为这只猪“单独前往屠宰场的途中承受过大压力”，于是他采取了一种“迈向死亡的伙伴支持法”，让两只猪结伴同行，并且在运送的货车里放上充足的饲料以及放大的农场树林照，抵达之后宰杀其中一只，另一只则运回农场，隔周，上次那只被运回来的猪迈向自己的最后一程时，也有另一只同伴陪着它。采用这种方式之后，干涩的口感消失了。

然而，可以想象的是，当你在意动物的身体和生命，下一个两难的处境，就会重新回到那个无法回避的，关于吃动物本身就是动物利用的不安事实。换言之，这里所讨论的那些罪恶感、想要逃离与防卫的心理机制，必然会再次扰乱我们，“道德”背后隐含的指责意味仿佛又要进入前述的循环中：一切的道德都要推到吃素吗？不吃素的道德实践者就是伪善吗？

《小鸡快跑》（Chicken Run 2000）画面。

朱利安·巴吉尼（Julian Baggini）《吃的美德》（The Virtues of the Table）这本书，就挑战了我们对于饮食道德的简化观点。他在书中以三份虚拟的英国菜单，让读者体会到道德选择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在一月的“自由放养鸡做成的鸡肉蘑菇派。红萝卜丝。大蒜泥。加了有机凝脂奶油的反转苹果派。食材全部来自英国本土，产地多半不超过二十五英里远”、三月的“M S C（海洋管理委员会）永续认证的野生鲑鱼。公平贸易认证的有机豌豆。公平贸易认证的有机印度香米做的番红花炖饭。加了公平贸易认证的有机无花果和马斯卡朋起司的杏仁蛋糕”和九月的“剑鱼。烤奶油瓜。奶油韭葱。莓果奶酥。所有食材都来自英国本土及英国海域”这几个选择之中，哪个“最道德”呢？书中固然提供了一个相对较佳的选择，但他的重点其实是借此强调被视为黄金三律的“当季、有机、在地”原则，有时彼此之间是会相互抵触、难以兼顾的。在各种道德价值之间，我们必须做出哪个更重要的优先决定。

换言之，所谓道德没有标准答案，并非以惫懒的“多元性”取代沟通，而是充分理解在现实生活中实践道德价值时，几乎不存在单一、绝对的标准，如同巴吉尼的提醒：“道德立场本来就是介于全心相信和漠不关心的无止境探问。最重要的是有道德自觉，同时对我们采取的道德立场保持怀疑。”保持怀疑，才有松动的弹性与让改变发生的缝隙，也才能避免落入道德多元主义或二元对立的迷思。

因此，对于巴吉尼来说，他认为善待动物和吃动物的确可以是不矛盾的，而他选择的道德底线，是区隔痛苦和折磨（pain/suffering）的差别：“所有具备基本中枢神经系统的动物都感觉得到痛苦，这一点毋庸置疑，甚至某些甲壳类动物也是。而折磨则是一段时间的痛苦，是累积加深的痛苦，需要某种程度的记忆。”他认为某些动物例如虾可能无法体会自己受到折磨，但猪可以，因此显然我们不应在饲养过程中让猪受苦，而不是不该杀猪。

无论基于动物会感受到痛苦、不应让动物承受折磨，甚至纯粹想减轻动物死前的压力，这些不同的道德底线还是指向了相同的方向，那就是，我们永远可以从看似理所当然的日常中，找到改变现状的理由。

持续不断地试着接近“饮食伦理”

沃伦·贝拉史柯（Warren Belasco）在《食物》（Food）这本书中，曾提出过一个相当简要的模型，说明食物选择的三个面向：认同（社会与个人）、便利（价格、技能以及可取得性）、责任感（对我们吃什么会有何后果的觉察），我们的每一餐，都是在这三个因素相互竞争与复杂协商影响下的结果。只是过去我们的眼光更常放在饮食如何联系情感、延续文化，以及如何以更快速、便利、平价的方式进行消费，毕竟这两个部分，都比责任更能带来食物的正面、愉悦的能量。但今时今日，或许到了应将更多注意力投注在饮食伦理的时刻了，因为那些我们熟悉的饮食与生活方式，已让环境遭受了几乎无法逆转的变化。

当气候异变与资源匮乏将成为新的日常，天空、土地、海洋以及置身其中的所有生物，都在释放着同样的讯息，那就是，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饮食是一个系统与循环，我们的任何作为都将为环境带来影响并且需要付出代价。更重要的是，每一个选择都可能在意想不到之处发生连锁效应。

纪录片《海豚湾》（The Cove 2009）画面。

《第三餐盘》中就举出一个值得深思的例子：有些厨师有感于混获（误捕）现象的严重性（平均每一千公斤的渔获中约有四百公斤是被舍弃的），因此精心烹调这些原本将会被舍弃、卖相不佳的食材，却也非常吊诡地创造出新的需求，让原本误捕的鱼类成为大家争相食用的对象。最初期待透过推广替代性海鲜来维系海洋永续的目的，最后是否反而因此危害了这些替代性海鲜的未来？这是丹·巴柏抛出的、在真实世界中发生过的道德两难情境。类似的难题还有各种各样的变化，当前述那些价值与条件相互冲突时，它们就会不断地挑战我们的思想与行为。

思考经济动物的议题，从来不会是轻松的事，尤其当我们越是努力想要寻求道德上的理想，就越可能给过去熟悉的信念系统与认知模式带来新的冲击。许多以“人道经济”出发的思维，乍听之下更可能像是科幻小说中的狂想—例如只要在猪或牛身上抽取针挑般的肌肉细胞，就可以在实验室中“养”出肉来。这些产品如果让我们感到抗拒，究竟是因为它们“不自然”（但工业化农场中饲养动物的方式并没有“更自然”），还是因为我们所习惯的旧世界被颠覆了？而类似“实验室生成肉品”这样的产物毫无疑问地，也会在未来持续冲撞我们的道德观。但是无论如何，不要选择别过头去。如同巴吉尼在《吃的美德》中指出的，试着以欣赏的眼光看待饮食伦理的模糊地带和复杂程度，将会发现自己对知识的认知有多禁不起考验。很多事不是二选一，毕竟，“真理暧昧不清，我们只能尽可能贴近它”。道德没有绝对真理，我们只能持续不断地，试着往比较好的方向迈进。

原文/黄宗洁

摘编/罗东

导语部分校对/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