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院给重病孩子当老师，同时也被孩子们治愈
孩子们来上课时
可能刚做完骨穿、腰穿，
或者挂着点滴……
今天是中秋节
也是教师节
我们来分享一个温暖的故事
近日
一位90后女孩在病房学校当老师的故事
登上了微博热搜
这个女孩叫潘晓霞
教育学硕士毕业后
她放弃了应聘公办学校
选择去医院当病房学校老师
作为该病房学校里唯一一个全职、全科老师
3年来
她为300多位患白血病等血液疾病的孩子
上课、做心理辅导
做梦都念叨“今天有课”
在武汉儿童医院血液肿瘤科病房
有一间色彩斑斓的小屋
这是湖北首家新阳光病房学校
这里的“学生们”年龄不一
从三岁到十几岁
都是因罹患白血病或其他血液肿瘤疾病
长期住院治疗而暂停学习的儿童
5岁的辰辰（化名）
患有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住进医院的第一个月
辰辰妈妈整日以泪洗面
将自己和孩子关在病房里
不愿意出门
辰辰原本活泼的性格变得孤独
拒绝和其他小朋友玩，不爱分享
每天抱着手机玩，不愿意说话
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
辰辰妈妈拖着辰辰
在病房学校上了一节课
没想到上了一节后
辰辰就爱上了在这里上课
辰辰妈妈说
孩子每次来上课都很兴奋
因为担心迟到
甚至连午觉都没有睡好
三番五次地嘱咐她提前把自己叫醒
睡着了嘴里还念叨着“今天有课”
他的心态有了很大的改变，不再惧怕医院、打针。孩子高兴了，我们全家都跟着开心。很感谢病房学校。
牵着他们的手
慢慢朝学校的方向走
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小学教育专业的潘晓霞
是这所病房学校唯一的一名全职老师
病房学校的课程通常分5大类
包括语言、社会、科学、艺术和健康
在潘晓霞看来
她的工作不仅涉及教育
还需要和社工、儿童心理辅导相结合
孩子能跟同龄人一起学习、一起交朋友，没有和外面形成太多的差距和隔阂，这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希望给孩子一个陪伴式的上课过程，这样孩子会很有期待，他会认为生活是充实、有意义的，而不是每天上药玩手机。
潘晓霞说
他们期待
孩子最终能够回到真正的校园
有心爱的老师和更多的同学
能够陪他们一起学习成长
在这之前
她就像一个牵着孩子的手的人
慢慢地带着他朝着学校的方向走
这样的病房学校
在全国各地都有
在上海新阳光病房学校的负责人徐颖看来
对于这些长期住院的孩子
医院病房、医生、药品取代校园、老师、课本
霸占了他们的日常生活
外面的世界在日复一日的隔绝中逐渐模糊
好像隔着一层起雾的玻璃
病房学校开设的意义
就是在为孩子教授一定知识技能的同时
尽力“擦去玻璃上的雾”
让他们在出院之后能顺利融入社会生活
疫情爆发带来挑战：
志愿者无法进入医院
上网课成为常态
疫情的暴发让这间特别的“学校”出现了危机
徐颖介绍
自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
复旦大学儿科医院项目点
作为上海市儿童新冠肺炎患者定点收治医院之一
不再允许志愿者入院教学
新华医院项目点也因疫情开开停停
对于治疗周期动辄两三年的大病患儿来说
这是他们在因病休学后
第二次被迫失去校园
也面临很多问题
比如，如何调动孩子们的积极性
在过去的线下教学中
徐颖会给每个孩子一本“心愿存折”
孩子们专注地上完一次课就能盖一个章
集满一本
她就会用礼物专项资金满足小朋友的一个心愿
小朋友都非常重视这个存折
甚至有人转院去苏州之后
让苏州病房学校的老师给自己盖章
在网课中
她也尝试制作一个电子表格
但效果不是很好
很快就停用了
孩子们明显没那么上心，而且电子表格能看到所有人的奖励，他们心里可能就会去比较。
另一个显著的问题是社交能力的欠缺
长时间的网课
把孩子们在病房学校建立起的脆弱关系网打散了
他们又重新变成了一个个孤立的个体
志愿者章玲玲观察到：
我看见屏幕里的孩子们，几乎都是自己一个人在上课，感觉他们好像很孤独。
与网课不断磨合
努力找出最优方案
为了解决网课期间孩子们积极性低这个问题
徐颖想到
或许可以让大学生志愿者在主题网课里
尝试给孩子们带来更多既好玩又有用的课程
作为项目负责人的庞恒
每个月都会在社团大群里
发布一次志愿者招募链接
每次都有很多同学踊跃报名
但从综合题材和授课思路等方面考虑
只有两三位同学能入选
徐颖和庞恒共同的筛选标准是“有趣”
“能让孩子们看到外面的世界”
在她们的共同努力下
有了货币知识、冬奥会、动画世界等
反响很好的课程
与网课磨合的三年里
网课已经从应急手段变为长期项目
除了本地的志愿者，现在我们可以通过网课和全国的病房学校共享很多异地的优质教学资源。
徐颖介绍
现在提供英语课的外籍志愿者团队有一个来自杭州
围棋网课则购买了山东一家机构的服务
网课让老师和学生们的地域不再受限
目前跟着上海病房学校的外教学英语的
就有来自重庆病房学校的学生
进入7月
上海恢复了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虽然还进不去医院
徐颖已经为医院外的“小家”排上了线下课程
“小家”能在不违反防疫规定的前提下
为去不了医院病房学校的老师和孩子
提供一个线下教学的空间
帮助这些特殊孩子的同时
老师与志愿者们也在被孩子们治愈着
章玲玲在带着小朋友们画雪容融的时候
红色的颜料蹭在了手上
当时就有好多小朋友凑在摄像头前面着急地喊，老师你的手流血了。
因为疫情封校带来的郁闷
被这群叽叽喳喳的小朋友吵走了一大半
徐颖在疫情期间的工作更忙了
除了对接网课安排
她还联络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总部
以及其他社会资源给患者和患者家属
紧急调来了一批生活物资和防疫物资
家属们收到之后
发来一条又一条感谢视频
还有一些患者的就医需求也是由徐颖帮忙对接的
这些小小的成就感让她觉得自己也被治愈了
综合自小央视频、湖北日报、上观新闻
来源： 上海新闻广播
小惠的离开受影响了 昨晚梦到抱着肺癌临终前的爸爸 他说难受和冷
自从爸爸肺癌晚期，痛苦的一年多治疗，后来痛苦的离开。没看到过他托梦给我。同时我的乳腺癌同一时间查出来，目前还在治疗中。昨晚梦到了爸爸，早上醒来有点模模糊糊记不清了。梦见我抱着他，怕他冷，给他盖上被子，他还是冷。抱着抱着，慢慢四肢冰凉，身体僵硬，我哽咽着告诉妈妈说:“爸爸走了。”然后都在准备后事。谁知我给他揉揉肚子，按摩按摩身体，他身体又暖和起来了，过了一天他还能自己走路了。
当时梦里的情景，我觉得爸爸应该是回光返照。然后有一群朋友来做最后的告别，有六、七个人，说要过夜，我在自建楼上安排了一个房间，放了三张床，二张是睡一人的，一张睡二个人的，还有的其他人再想办法。
刚在安排床的事，爸爸上楼来了，我说:“爸，你怎么上来了？”
他说:“我冷。”
楼上我又给他找了一个沙发坐下，盖上被子保暖。
阳历3月21日去坟头祭奠了爸爸
因为爸爸上楼来了，我和妈妈说:“床位都放好了，那些朋友怎么办？”
妈妈说:“去世了还是要睡楼下客厅的。”（大逆不道啊，我怎么会做这样的梦的，我都怀疑自己病了，因为只要自己身体不好时，就会做癌症去世的外婆、舅舅，还有去世的奶奶，还有一个几十年没见的老同学，都是梦一些见不到的人。）
然后那些朋友就把房间让给了病重垂危的爸爸。
看着爸爸从我抱着不能动，一直喊冷，到突然能走路了，我心想爸爸应该是回光返照。
给他垫了东西盖了被子让他坐在沙发，我去楼下，看到朋友们晚上在客厅沙发上盖个被子坐了一晚。
就这样，我抱着爸爸过了好多天，他就是一直喊冷，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睡着冷，好像醒来也没感觉冷。
然后画风一转，转到几十年前杭州工作时认识的一个朋友，都几十年没联系了，今年大概50。梦到他也快要去世了，还使出全身力气拨通了我的手机，手机那端说了话，忘记说了什么，意思也是弥留之际，临终阶段想念老朋友[捂脸]①这几天打开头条，铺天盖地看到的全都是抗癌小惠去世的文章，她的各种呕血，低钠，头晕，各种症状都是和爸爸差不多的，都太可怜了。我想是不是受影响了？
②还是马上清明节了，普遍是要梦到去世的亲人？
③还是自己又病了？这几天每天早晨醒来，都感觉有一股暖流涌入大脑，不知是低血压还是高血压？紧随的是心慌，可能这几天睡得太晚了。然后工作需要，早上又起来的比平时早。
做爸爸的梦，两年半以来，还是第一次看到，也算是想念他，让我能在梦里见到他，生前再最后的临终阶段，我对他是真的好。
农历第一个闰二月最后一天3月21日，去给爸爸上了坟，我也叫妈妈买了银元宝烧给爸爸，按理说如果真有阴间这一说法，应该可以自己去买个被子呀[祈祷][祈祷]
大家觉得我应该要怎么办？有什么说法吗？
希望爸爸在那边安好[祈祷][祈祷]不要再生病了，太痛苦了[流泪][流泪]
这几天看到好多网友写小惠“过度治疗”，那她到底有没有过度治疗呢？我想说说自己的看法。得了癌症这个病，谁都知道人财两空的结局，但是每个人没有到那个地步，是体会不到病人到最后，明知道自己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求生欲 是多么地强烈。
既然去医院治病了，多数人还是会选择相信医生，他（她）去看医生，总希望医生能救救他（她）。医生肯定会根据他们治疗规划帮她治病。
“放弃治疗”这个词需要有多大的勇气？谁都不敢冒险有治疗方案的前提下，自己要求停掉所有治疗。
像那个乳腺癌患者，“放弃治疗的陈汐月”，按她说的，内分泌药，靶向药，化疗，放疗，都用了一遍，没有针对她的有效药，才停止治疗，她目前状态确实很好。
放弃治疗，那是拿自己的命在博，虽然知道化疗对身体有害，但是化疗后，确实对一部分人的身体有一些好处。
有些人杀si了部分癌细胞，以至于没有扩散，有些人化疗后肿瘤缩小了，器官挤压不严重了，比如直肠癌肠道通了，肺癌喘气好一些了，有的大肿瘤会压迫器官，导致身体的各种不适，这样的情况下，还是有必要做化疗的。
对于分型不好的癌症晚期病人，复发、转移率高，只能不停地化疗放疗通过杀si癌细胞，尽量延缓生命的延长。生命可贵，再见以后就永不相见了。
化疗的同时，要跟上营养和适当运动，不然身体一下子就垮了。
对于身体极其虚弱的病人，确实要先考虑养好身体，不能把化疗排到第一位。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首先考虑的方案，肯定是手术和化疗，这是目前为止世界公认的方案。虽然说到目前为止，诱发癌症的真正原由不能确定，所以针对治疗癌症的医术困难重重。但是各种各样的病都是这样一次一次试验出来的。
像最早以前的“天花”，“鼠疫”，“霍乱”，“脑膜炎”，后来都研制出了疫苗，包括乙肝疫苗，都是社会的进展，才有现在的突破。
社会在进步国家在进步，相信总有那么一天，能研制出癌症疫苗，我们都期待那天早日到来[祈祷][祈祷]
“零分考生”徐孟南，现在怎么样了
澎湃新闻记者 葛明宁 实习生 孙凌霄徐孟南最近在学校宿舍潜心剪一些小动画，足不出户，疫情里封校对他毫无影响。他今年33岁，读大学本科，住六人间，常独自剪片到半夜。他打算毕业后靠这个谋生。互联网上能找到的关于他的一切，还是关于他从前试图高考得零分的那桩事。徐孟南在2008年高考中故意一题不答，往考卷上写满自己的教育改革设想，考后见并没有吸引来媒体和专家，又离家出走，竭力吸引社会注意。十四年过去了，他外出打工，重新考学，他好像已放下了各种现实的期望。即便当年试图高考零分落得一地鸡毛，即便学做视频“起步晚了”，他还是憧憬有朝一日自己的动画号做大了，要“加一点自己的东西”进去，不过这事几乎停留在想象层面。他和自己的沉默处惯了。当年想故意考零分，他心里忧惴了两年，没有让任何人知道。我对他说，我有一个兄弟，也是缄默地度过他的青春期，我没有办法与他沟通。徐孟南告诉我，“他可能在其他地方找到了对话的人。”他曾想与全世界对话，按自己的想象对它“广播”，却没有收到他想要的回响。在他设想的教育制度里，孩子们初中应该就确定好志向，不想学的学科可以提前放弃。但现在，他自己的生活里，关于出路，他依然答题寥寥。2022年9月，在蒙城县等待开学的徐孟南。澎湃新闻记者 葛明宁 图对这世界“劝说无效”
2012年左右，徐孟南搭建过一个叫《高考0分声》的网站，最近更新得不多了；他觉得自己后面的人生值得记叙的有限。“零分事件”落幕之后，换了几份不同工作，干一些轻体力劳动，也搞过淘宝店运营。重新考学之前，他的最后一份工作是监督机器，给流水线上的产品刻一个图案。磨蹭到下班时间，就去四周闲逛。“高考0分声”网站 网络截图“后来也结婚了。”他轻描淡写地说。是家里人介绍的婚姻，维持的时间不长，留下了两个孩子。在他身边的是儿子，今年大约十岁；个性活跃，不像他，还有一点怕他。放暑假的这段时间，他睡一间屋，儿子跟爷爷奶奶睡另一间。这学期开学，徐孟南的父母决定把这个孩子送去县城里的民办寄宿制小学。这学校两周才能回家一次。作为父亲，徐孟南很不情愿，但又想起，送孩子由家去村里小学要经过一条马路，自己上学没法接送，父母每日接送又有危险，而且，如今乡村小学的规模小了很多，有的班只有个位数的学生。有一点自嘲地，徐孟南说，自己也不能完全践行“教育理想”。虽然他认为学习成绩不是很重要，但现在会检查孩子的暑假作业，看见做错的就给孩子讲解，有时一天讲两三个小时：“我弟弟的女儿天天上补习班，所以两三个小时感觉不是很长。”高考之后，徐孟南所身处的外部世界又变化了很多轮，新一代的学童压力仍然盘踞，人口不断由农村流向城市。从前，徐孟南设想得简单——应该让青少年早点选一个人生方向，方便留在家乡务工，这样，成为父母以后，他们就不用外出打工了。即便现在偶尔有记者来电，也不太有人问起他对教育的看法。他到现在还坚持高中时的想法没有错，虽然不算很原创，受了韩寒一篇标题为《穿着棉袄洗澡》的文章启发：“对于以后不去搞理科方面研究的人，数学只要到初二水平就绝对足够了。”十七岁的徐孟南读罢，觉得有理。他思考了一段时间，结论大致是，应当从中考起开始调整。这些想法他精心整理过，涂到高考考卷上：所有学生初中毕业，都应该写一篇毕业报告，确定自己的理想，在高中就只学相关的学科，想当作家的，就不用学数学，想当医生的也不用学语文。他当时事无巨细地写日记，据他自己的说法，这些日记后来被父亲用火烧了，他又把一些片段回忆起来，发到网上。他记述道，临要高考的那几天，自己在心里反复默诵着要写到考卷上的话，在路上遇到同学们，照样和他们打招呼、开玩笑，只顾虑事后怎么向父母交代。他和几个同学一起租住在县城里，父母外出打工，他们之间联系不多。去考场的时候，他心里“平平常常”，最矛盾的时候已经过去。他之前纠结要不要这么做，没怎么想象后果，如同无法想象死亡的感受——他后来在自己的网站上写，快高考的时候，去吃炒面，错觉老板和老板娘多盛给他一些，“仿佛断头前的饱饭”。高中有一段时间，是按照学习成绩排定座位。他因为不明白读这么多门课有什么意义，逐渐沉淀到了后排。他坐在后排打量着当时认为“被教育毁了”的同学们，比如，同学甲，“学习很勤奋，但不在聪明人的行列”，压力之下，考分逐渐走低。徐孟南心想，如果他只学自己擅长的几门课，一定能学得很漂亮。转眼过去了十多年，近些年，徐孟南先是考上安徽艺术学院的大专，再续上本科。在他的视野之中，不仅小学生的学业压力没见减轻，以前没经历过的大学生活也压力很大，可能还甚于十几年前——现在临近毕业，他的同学们有的考研，有的考编，有的考教师资格证，有些人找班长请求不参加学校活动，一刻也不松懈。他似乎无法理解别人的焦虑：“他们是担心考不上，不知道考不上要怎么办。可能只是他们觉得很重要而已。”“迈不出那一步”
如果生活不该被不喜欢的课程填满，该用它去做什么？“那一桩事”以后，徐孟南在上海与浙江的工厂里都做过工。事后看，那段生活有可以留恋的地方：他在工厂里，手里做着工作，“脑子还可以飞跃一下”。但他不认同多数工人的业余生活。以他的视角来看，那是彻底的物质生活，他们下了班就各处买东西，吃饭喝酒睡大觉。他也可以与这些同事们一起玩，但不算开心。他欣赏的是，有同事在厂里搞抛光比赛，比谁做得快，做得好。至少说明这些人来工厂上班不是纯粹为了钱。徐孟南还会拿这些人的生活与自己的理论对照，如果多数人从前少读几门课，用业余时间找找自己的兴趣，“（打工）只是他们的生活来源，工作之余还可以有自己的爱好。”“如果一个人什么都不喜欢，没有什么乐趣，就算有了很多钱，还是什么都不想做。这不是一个很难受的事情吗？”徐孟南会一边上班一边听一个高中语文老师上传的音频节目，一部分是讲解文学作品，一部分聊学习方法和心态，很难说具体哪句话触动了他，让他决定要重新学习。他有一段时间总是做梦，梦见自己回到了课堂里，有时候很快乐，有时候比较难受，“有可能是进入到以前的，自己心里面的愿望”。他一度算是一个学生中的“精英”，我特别找他确认了这一描述。他觉得，可以这么说。此前，有同学回忆，徐孟南初中时候成绩不错，他有时会跟着家人去田里，独自趴在田埂上做数学题。那是他年纪更小一点的时候，没有觉得做题苦。“那时不像现在，题特多”，只有课本上的一些例题。他说，做一遍就能记住了，父母去田里忙活，反正他没有什么事干，就翻来倒去地做那些题。那时候心思单纯，要说做题的动力——“为了考大学。”他记得村里小学和镇上的初中老师都是这么说的，“然后成家立业，之类的。”他记得，因为自己成绩好、乖，老师们都很呵护他。比如，他初中时候，和同学起纠纷以至于打架，老师会说：“肯定不是你的原因，肯定是他的错。”有一个学期的第一堂课，他还被老师“展览”过，不需要说话，只是和另一个同学一起站在讲台前，由老师来介绍他的优秀，让同学们向他学习——“应该很紧张吧。”他记得不需要自己说话，否则他有可能说得不好。在他的感受里，“站起来就是抛头露面”。徐孟南有过一个渺小的愿望，是想当课代表，但又想到课代表要找很多人收作业，会预先地害羞起来，迈不出那一步。他从小就是不太合群的小孩。最初的记忆是跟着村里的一个“孩子王”堂哥一起玩，有很多孩子，徐孟南感到“融不进去”；在课堂里，不仅无法当班干部、课代表，他也做不到在课上回答问题：“脸红，声音发颤。”有的老师可能照顾他，后来不再叫他。他也想过要改变自己，记得高一搞过一次讲题活动，是在晚上办的；他自荐给同班同学讲题，心理建设之下，那次倒是表现自如了。但这个活动后来没有再办。他非常地抵触考试，尤其是考数学，他做得慢，总是担心做不完，心惊肉跳。这些话他没有和身边人说过。与他同个租屋的高中同学只记得，这个人独来独往的，总是熬夜，“什么事都往心里藏\"。高中以后，每个月一次回去村里的家。父母亲已经出去打工。爷爷奶奶看着他，并不催促他去学习，只是不让他看电视，怨他“费电”。上学是痛苦的，高中之后，每天的作业写到深夜，还得应付考试。高一的时候他想过退学，那时父母刚出去打工，自己不好意思问他们要钱，心想要赶紧把所有知识学完，出来随便找个什么营生。他没有细想。人生“掌舵”之难
家里的第一台黑白电视，他记得是初中时候买的。徐孟南喜欢看当时流行的刑侦剧。有时候，他也会想起自己原有可能走上的其他路径，比如考警校，当个警察；更小的时候想过当老师，但都是模糊的念头。徐孟南想起，自己也许对带电的东西有过兴趣：初中的时候骑自行车走读，来回要骑四五公里的乡间土路，放学晚，夜里非常地黑。他想到过用转动的踏板带动发电，搞一个不带电池的车灯。但这个主意也在黑暗中一闪而过了，他遗憾没有来自老师的引导，不然可能就成了。不过，还读小学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未来肯定要做一番“大事”：“我在想，一个人活不了几年，可能真的需要留下一些什么东西，做一些贡献，人怎么能永远活在人们心中。”这是小学时候就萌芽的想法，他需要给它找一个具体的内容。想做“大事”的想法，何止羞于说出口来，徐孟南隐约觉得，有这想法是一件错事。产生了“教育改革”的念头以后，他回忆自己像防贼似地防着别人，觉得自己做“大事”的道路不能被打断：告诉哪一个人，那个人都会把情况报告给自己的父亲，那么岂不是会被带走打工，就无法参加高考了？徐孟南形容，自己一直“比较喜欢带着目的去做事情”。这一点至今也没完全改观。比如，他根本不喜欢写作，但在网上大量发表阐述自己观点的文章，还写相关的小说：“因为有目的啊。”不带目的时，他就显得动力不足了。当时读了一些韩寒批评教育的文章之后，他就沉浸到自己“挖掘一些好的教育方案”之中，韩寒的其他文章都没有再看；而即使曾经常泡在县城的网吧里上网宣传他的教育理念，他也并没有顺便学会打游戏。网吧 视觉中国 资料图他只是在网吧听进去过一首《白狐》，印象非常深刻，歌里唱道：“我是一只修行千年的狐，千年修行千年孤独。夜深人静时可有人听见我在哭，灯火阑珊处可有人看见我跳舞……”现在听到这首歌，徐孟南还会感到伤感，想起自己的往事。那个“什么都不喜欢”、“很难受”的人，是他自己。他没有理想的职业，也没有一个像样的爱好——不喜欢运动，例如打篮球，初中时“有成绩不好的（同学）会打，我们成绩好的一般都学习”；他不读穿越小说，也不追星。他对城市缺乏向往。他的父亲有做花炮的手艺，没出去打工的时候，徐孟南一年到头唯一去县城的时候，是正月十五与父母一起往城里去卖花炮。他总是很不乐意，只想留在家里过年。高中读了当地数一数二的蒙城二中，这地方距离县城的中心很远。最近的政府机关是蒙城邮电局。他经常经过，从不打量这栋楼。他对于办公室的工作没有概念。高考以后，徐孟南先是在上海郊区打工，后来读了大学本科，在南京做过实习，但他不喜欢上海，也不喜欢南京，感到“不透气，视野太短”，不如老家宽阔。他一直想效仿2006年的高考考生蒋多多，到考卷上去表达自己对教育的不满。高考之前，他才下了决心。之前他加入一些QQ群里宣传自己的“理念”，有时说完了话就赶紧退出来，怕和人起冲突；直到开始在高考卷上写早已准备好的“檄文”，他都紧张着，怕被老师看到，每当监考员走过他，“我就故意挡着一点”。意外的收获
高考结束之后，徐孟南前后“自杀”过两回。他想要的是躲起来，顺便留下一封遗书，更能引来记者报道他的事。他无法在家里好好待着，其一是感到公布分数之后无法面对父母，其二是，他既希望记者来，又很怕见记者。第一次“自杀”，他在县城里游荡了一天，就回了原先的租处，留下的“绝笔信”甚至没有被人动过；第二次是高考放榜之后。在网吧里，他看见自己竟然得了143分，难以理解这些分数是从何处而来的。他头昏脑胀地在网上搜了安徽电视台和一些报社的热线，到超市去用公用电话逐个打过去，有一些说记下了事由，有一些对他爆料“不感兴趣”。刺激之下，他修改了自己的“绝笔信”，坐车去了附近的利辛县。这次游荡了两天一夜，熬不住给家里电话报了平安，自己走了回去，但是没有回家，而是到网吧里通宵上网。徐孟南记述道，之前在电话里与父亲约好，第二天上午在网吧门口见面。上午，父亲却没有来，他看到班主任抱着一个孩子在中学门口晃悠。班主任看见了他，用宽慰的口吻对他说，为了找他，他的父亲都把整个城翻透了。他心里只是不解：父亲为什么不拿着绝笔信到报社去？往后几天，他仍然问家里要钱，去网吧上网寻找热线电话，然后忍着怕被记者奚落的恐惧，给报社去电。安徽一家媒体根据他留下的家里电话号码找到他，他记得打了50分钟电话，聊了很多，“超级紧张”。报道刊发之前，他就顺从家里的安排，先去上海打工，后又到姐姐在浙江开的小饭店里帮工。后来采访稿见报，徐孟南发现没有介绍自己的“教育理念”，又陷入失望。徐孟南在网上发表了很多鼓吹自己看法的文章，后来自己装订成册。张维 摄他父亲的言论也并列刊登在了那篇报道上。父亲说：“我看到他写了很多东西，我不识字，不知道他写的是什么，他有什么话也不跟我们说，我完全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那段时间，他没有手机，姐姐不许他再出去上网。饭店里工作很多，营业到很晚；他有一回坐在小饭店门口哭，“又难受，又畅快”。之前有电视台请他上节目。他不愿去，那节目组的人在村里找到了他的堂哥，磨了几磨，辗转说服了他，他才去面对镜头。他不喜欢录节目，“要背台词”，大致是上台前要准备好说的话，排练一番。“如果现在让我上去，我可能会给他们讲一通，当时也一直想讲，但是讲不出来。”他的网站直到2021年还在更新，还要宣传“教育理想”，但他至今怕羞地不喜欢拍视频。由高考到重考大专，他过了十年脱离教育而朝向空中说话的生活。问及为何一直不复读，我得到的仍是一个二十岁年轻人会有的答案，可能是对崎岖道路的抵触，对“站起来答话”的害怕，也可能只是一种懒得折腾的落拓；他说，不愿意：“想到学校里的老师让我干啥（我得）干啥，我干不了我想干的事，我就苦恼了。”现在，要是去问他，他会说，仍然在为自己的教育理想努力，等做动画博主挣到一些钱，想出国读一个教育学的学位。他自己也知道，也许两年后，还是窝在家里，当半高不低的动画博主。但是，归根结底，有个“理想”陪伴是快乐的。它温暖着他。（澎湃新闻记者张维对本文亦有贡献。）本期高级编辑 周玉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