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大蜈蚣是什么预兆(梦见大蜈蚣是什么预兆男性解梦)-测八字网

童医生五官端正，皮肤白皙，身材小巧，白大褂套在身上更显得玲珑

番茄红

干亚群

门诊

正值盛夏，太阳六点半前就爬到了屋脊，沉寂了一个晚上的小镇，开始喧闹。我第一天住在医院里，醒来时一群鸟正好飞过窗口，唧唧喳喳，像撒了一把碎米，淡蓝色的窗帘上闪过数条高低起伏的黑线，像拉出来的心电图，然后晨风把窗帘往里鼓，似乎我躺在真空里。这时一股淡淡的来苏儿气味恣意地闯了进来，并不刺鼻，我甚至觉得很亲切。

忽然窗外走廊里传来打招呼的声音，是两个男的。一个说你起来了，一个说你回来了。一会儿有人说昨晚来了一个急诊病人，看样子是阑尾炎，不知道在人民医院动了手术没。有人在附和，但听不清，吧嗒吧嗒走远了。我猜测不到有几个人在交谈，他们说话完全不同于我老家，似乎他们的舌头始终在抵抗着什么，出来的第一个语音特别重，而跟在后面的却莫名其妙地轻手轻脚起来，仿佛一个领舞的人跳着跳着，成了独舞。我的大脑皮质层似乎又空白了一次。

七点整，一阵急促的电铃声在医院里响起，持续了十几秒，像是病床上的呼叫铃。过后，医院里一片寂静。在这个寂静当中，窸窸窣窣的声息从一扇扇开着门的诊室里漫出来，有一辆自行车摁着铃声咔哒咔哒奔进了医院，挂号室里传来噼里啪啦打算盘的声音。不知道这是核账，还是结账，我倒觉得像一种仪式——出纳上班前对算盘的招呼。

我被陈院长领到了产科门诊室。他换上了白大褂，后摆高高地翘着，看起来像是不太合身。他前面走，我跟在后面。到了产科门口，他立住，对里面的童医生说，小干今天来上班了。然后搓着手跟我说，听诊器我一会儿让人给你送来。陈院长是个中年人，他的样子也集中了一个中年人的特征，话不多，表情沉稳，身板结实，只是背略微有些驼。说完后陈院长离开了。我在心里准备好的词一个也没有用上，包括我想象的那种庄重仪式感也丝毫没有体现。我说不清有没有失落感啃噬了一下我的心，但到底有点淡淡的怅然。

对面的童医生正帮我擦桌子。童医生三十五六岁的样子，但看上去很年轻，五官端正，皮肤白皙，再加上身材小巧，白大褂套在身上更显得玲珑。童医生还给我摆放好了处方笺与笔，一台簇新的血压计搁在玻璃板上。我有些手足无措，一时词穷，半天才想到找抹布，却找不到，只好站着任童医生忙碌。

其间，清洁工阿德给我们送来两瓶热水，但他把热水放在远离诊室约有十步路的地方，差不多是中药房的门口。他放下热水瓶后，重重咳嗽了几声，最后一声似乎故意往上提，然后戛然而止，有一种特别提醒或强调的特征。我猜想医院里的人都听到了阿德的咳嗽声，有人探出脑袋跟阿德道谢，也有的扯长声音叫阿德送水进去。我面薄，尤其是上班第一天，自然不敢喊阿德送水进来。于是，我跑到走廊里把两瓶热水提到诊室。童医生正在晾抹布，看到我提水进来，笑嘻嘻地说，这个死阿德，从来不送水到产科门口，好像躲瘟疫一样。我笑了笑，不响。

童医生给自己倒了一杯水，转身过来想帮我倒，发现我并没有带杯子。她说，我去药房里给你拿一只，有些药瓶就是一只好杯子，样子不難看，而且比市场上普通的杯子质量还要好。童医生说话像倒豆子一样。她还晃了晃手中的杯子，一只磨砂玻璃杯子，绿莹莹中透着豆色，显得很贵气。她说，这是药杯，原来盛放片剂，因病人配不了多少，就把药片放入散装药瓶里，这杯子我已经用了三年了。她手里的杯子正热气袅袅着，似乎小心翼翼地温热着从她嘴里出来的每一个字。

童医生放下杯子，意欲替我去拿药杯，我来不及拒绝。这时进来几个人，年纪跟童医生差不多，手里提着竹篮子，里面装满了蔬菜、鱼肉，还有瓜果。她们喊童医生阿娣姐，听上去像是童医生的亲戚。门诊室本来就很小，进来四五个人，再加我跟童医生两个，一下子觉得诊室里人满满的。但凳子只有两张，只好有人站着，那些篮子一只只蹲到了地上。

第一个坐到童医生面前的是一个穿花衣服的中年妇女，脸色黑里透黄，说话的声音很轻，童医生几次让她说得响亮些，她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回过头来看看其他人。另外三四个人的目光正聚在她身上，见她一注意，目光立马散去。童医生说，都是女人，有什么好难为情的。她红了一下脸，声音稍稍提高了一下。她说她下面痒。说完，她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仿佛对刚才说过的话表示歉意。童医生问了她一些妇科方面的病史，她仍有些扭扭捏捏，眼皮不时往下耷拉。童医生起身领她去隔壁的妇检室做检查。

诊室里一时静了下来，只有头上的吊扇呼啦啦。她们几个人也不交谈，但彼此的目光却有意无意地进行着交流，交流的对象自然是我。我坐着，但眼睛不知道安放到哪里。我几次想开口问坐在我旁边的那个女人，只是怎么也鼓不起勇气来。她坐下来前看了我一眼，目光似乎没什么内容，坐下后又看了我一下，眼神却变化了，一种生硬的情绪堵在她的眼睛里。她的脚边放着一只篮子，几个绯红的番茄叠在篮子的右侧，一捆芹菜歪斜在另一边，一条鲫鱼在篮底里蹦跳着挣扎，因上面裹着一只塑料袋，发出唏哩嗦啰的声音。好几次，那条鲫鱼想跳出来，最终只能躺在篮子里。我觉得此刻的自己跟鲫鱼差不多，再怎么努力，也没办法脱掉轻薄的塑料袋。我只好端坐着，尽量装出一副老成的表情。

妇检室里响起噼里啪啦金属叩击声，随后是水流的哗哗声，这当中还有童医生跟那个病人间的对话，内容听不清，但我基本能猜测到俩人交谈的内容。女病人的声音听上去利索多了，刚才遮遮掩掩的语气已被淡化。很快，妇检室的门被童医生打开。她急匆匆地坐到桌前，捉起笔开处方。开了一半，她似乎想起了什么，抬起头，说，这是新来的小干医生，你们也可以找她看的。童医生说话的时候面带笑容，目光从她们身上一个个扫过去，仿佛想把她们推向我。

她们中有人嘟哝了一声，阿拉就喜欢找侬看。另一个人接上去，说，年纪介轻，像个学生，她懂不懂呀。随后是克制的嬉笑，虽然听起来很弱，但落在我耳边特别重磅。吊扇在头上呼啦啦，仿佛帮我把刺激吹散开来。可我仍感到一阵阵躁热。

童医生又领了一个病人去做检查。无所事事的局促与不安啃噬着我。我感觉自己像一片孤叶漫无目的飘荡着，不由回想起昨天在小镇下车时的情形。我昨天是早上五点半从家里出门的，到小镇时已经晌午。我从汽车上下来的时候，迎接我的是一只大黄狗。它蹲在离我约一米开外的地方，一根猩红的舌头吊在嘴里，微微抽着，眼圈上有一撮漆黑的毛，像是有人随意用毛笔蘸了墨水涂上去的，显得它的瞳仁有些枯黄。狗看着我，或许是瞪着我。我无法理解它的目光，只能从它枯黄的瞳仁里解读它的眼神。或许我在它的眼睛里也是枯黄的。我的头发有些零乱，因晕车一直靠在车座上，在县城转车后车子一直跑在山区的公路上，路面坑坑洼洼，有时车子跳几下，颠簸了足足一个半小时，把胃撑得胀胀的，似乎顶到了胸骨。我知道自己脸色极差。它俯下头，猩红的舌头几乎触到地面，似乎不太愿意我枯黄的神情进入它的眼睛。我别过头去。刚才还有几位下车的乘客，他们叽叽喳喳的，站在我旁边说了些话，一会儿散去了。他们把空出来的地方全让给了我，包括片刻的寂静。我的回忆跟我此刻的尴尬似乎把我推向了某个年龄段，可我并不清楚此刻的我应该落在哪个年龄。

这时又进来几个人，其中有一个还是大肚子，刚才站着的几个人便挪移了几步，一条人缝曲里拐弯朝我这儿闪过来。有一个盘发的妇女往我这边靠，一股花露水的气味逼了过来。我不由捂了下鼻子，想到这个动作不妥，把手放到了处方笺上，那里干干净净，包括医生签名栏上也是干干净净，似乎是一垄刚整理干净的农田。她们有穿裙子的，有穿中裤的，却无一不例外的花色，好像涌进了一群花蛾子。

童医生很快又出来，一看这么多人站着，脸装作拉下来的样子，说，人家是新分配来的医生，大医院里都待了一年，你们完全可以信任。我现在这么忙，你们等到什么时候呀。童医生一边利利索索开方子，一边利利索索说着话。人群里的目光似乎矮了下去，可仍没有人找我看病。

又一个孕妇从外面进来，她在门口站住，室内的光线蓦地暗了少许。她似乎观望了片刻，从童医生的位置一直观到我这儿，然后挺着大肚子晃到了我跟前，对坐在矮凳上的那位女的说，你检查吗？如果不检查，我要检查了。那女的看了一眼，中途似乎愣了愣，好像被谁推醒似的，忙站了起来把位置让给她。

我心里瞬时温暖起来，甚至还带着激动。产检，是门诊中最简单的检查，测血压、听胎心、量宫高，再摸一下肚子，以确定是头位还是臀位。我实习时不知摸过多少大肚子，基本手势也能做得很熟练。之前童医生已经告诉我，产检卡都放在她背后的柜子上，孕妇只要报一个村名与人名即可。孕妇一边把手擱到我桌上，一边报村名与自己的名字。我起身去翻卡，簇拥的人群闪出一道路来。可能有一个人踩到了另一个人的脚，被踩的人嘀咕了一下，一个道歉的声音跟了上去，室内又恢复了平静。孕妇自然很熟悉检查的流程，我量好血压，她就朝对面的产检房走去，我紧跟在她后面。我的脑海里立马出现了一只蹒跚而行的鹅领着一只小鸡这样一幅场景。还好，我抑制住了愉快的笑声。我们出去时两边的人群立马闪出一条通道。我故意抬起了头，神情装成一副老练的样子，而心里对这位叫刘小梅的孕妇充满了感激之情。

快中午的时候，童医生才有空坐下来，此刻诊室里已恢复到早上的清静，而各种气味却混杂期间，好像替人留下了某种记号。我有些疑惑，这么小的一个镇，怎么会有那么多病人。后来童医生告诉我，这天正好是市日，逢三逢七的时候病人就会相对多一些，她们赶集，顺带来看病。我听了觉得有意思，看来我们的科室既要逢日子，又要撞日子。

这天我摸了三个大肚子。我还开出了第一张处方。我的处方权就这样坐实下来。

下班时，刘会计领着一个人进来，她话还没有说，笑已开始布满她的脸，几道皱纹似乎争先恐后地朝外面奔去。她说，她带来了裁缝，做白大褂还是量一下身好。裁缝手里握着卷尺，早已在我身上比画起来，半打趣半认真地说，身材好小巧，像个高中生。我不响。童医生在旁边呵呵着，仿佛帮我应了下来。

4点半，电子铃又急促地响起来。随即自行车铃声、人语声朝走廊里涌来。我脱下白大褂搭在椅背上，后想了想，把它吊在墙上，旁边是童医生的，两件白大褂像一对双胞胎。这白大褂是童医生早上给我的。我的还来不及做。陈院长说这话时一脸的歉意。

看一副牌打完

傍晚走过石桥。石桥上站着几个人，他们正聊天，嘴里抽着烟，不时把烟灰弹到桥下，桥下的溪水欢快地打着转，不屈不挠的潺潺声，仿佛努力洗去他们一脸的烟火。

天空也渐渐变成烟灰色，不知是村舍中的炊烟跑到了天空，还是天空的暮云遗落到村庄。我抬起头，一片云正在修饰医院前的一幢房子，一棵樟树的影子默默地站到了云下面，几棵青草在瓦缝里抱着身子轻轻晃悠。

前面的池塘响起啪啪的捣衣声，嗡嗡回荡在医院的墙石上。间或还有唤鸭声，吁吁，吁唠吁……听着像是某种暗语。很快有鸭子叫出嘎嘎，似乎从池塘深处传来的，水淋淋地拐进了医院的门。

我从他们身边挤过，他们闪出一条缝，夹烟的手往外展，如果是黑夜，犹如一只只兔子的眼睛。

小镇多虫子，会飞的，会跑的，还有会飞会跑的。我在外面转一圈回来，身上免不了带来几个小红包，忍不住，挠它，挠出一个个小红点，像是有人在上面做了皮试。

我看见一只蜈蚣，慌里慌张地从墙根爬出来，很快又消失在墙角。记得有一个笑话，说是蜈蚣与蛇、青蛇、蜗牛打牌，赌注是买酒。蜈蚣输掉了，蛇它们非常愉快地等待蜈蚣买酒来喝。结果它们等了很久，也不见蜈蚣回来，担心它在路上出什么意外，差青蛙去看看，打开门一看，蜈蚣坐在那里还在穿鞋。

刚才站在石桥上的那些人，此刻正坐在挂号室里打牌，四个人头上各戴着数顶纸帽子，这是他们的赌注。

旁边围着一些人，时不时会参谋一下，声音充满了爆破的质感。有人伸出手去捉牌，甩出一张，觉得不过瘾，再继续捉，根本不管牌的主人在桌前捂着牌失声似的啊啊。如果赢了，捉牌的人声音响彻天花板，仿佛球场上射门成功，亢奋可以持续到洗好一副牌，再长，那就没意思了。如果输了，抱怨、责怪、质疑，纷之沓来，似乎人人都有责任去批评。直到一顶纸帽子快速叠好，扣上。地上摊着一堆报纸，是从各科室收集起来的旧报纸。

戴着眼镜，模样清秀的是学校里的赵老师，他是教体育的，打牌的时候最喜欢算，算别人手中还剩下多少个炸弹，一边算，一边把自己的牌收拢，然后伸长脖子去看别人打出去的牌，从左边探到前面，又从前面歪到右边，之后眯缝双眼，手里的牌被一张张扇开来，沉思良久，才抽出一张牌。就在往下甩的时候，突然又停了下来，不管不顾似的去翻别人跟前的牌。翻了这个翻那个，似乎放在别人跟前的不是牌，而是一堆棉花。桌上的几个人忍不住了，嘴里直嚷嚷，一起附和的还有围观的人。体育老师装作没听见似的，仍镇静地把桌上的牌一张张看完，终于，在别人近似口头警告的语气中把一张牌打了出去，但很快又悔牌了，想把牌抓起来，却被数只手摁在了桌上。

声音胖乎乎的，脸也跟着胖乎乎的是派出所李民警，他头上的纸帽子最少，也就两顶，但看起来最滑稽，松松垮垮的，纸帽子时不时会脱落下来，但始终没有掉，只要有那么一点滑落的意思，旁边的人早七手八脚似的帮他戴好，趁势看一眼他的牌，又趁势哇噻一下，好牌。李民警忙捂拢牌，但嘴巴与眼睛开始拉近距离，两张牌打出去了，嘴角的两片括号仍挂在那里。

出手最快的是镇政府计生办的王主任，每当他上家的牌一落桌，他的牌紧跟其后，而且喜欢把牌压在上家的牌上，也不管能否压得住。他打牌时最喜欢引用一句歌词，我这一张手上牌，能否压住你的破牌。等一圈打下来时，歌词变成了你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我的好船。每当他嘴里出现这词时，头上的纸帽子正在一层层地加。别人戏谑他，王主任手上没有票，只有一张张的卡。王主任也不气恼，笑呵呵地说，你们谁要，我就给，但只有人流卡与放环卡。于是，笑声像是荷叶上的水珠，滚来滚去，还溅到了清洁工阿德，他一边咳咳，一边把头扭过去，而嘴拼命地往外咧。

穿白褂的老谢稳稳地坐北朝南，神情跟审堂似的，别人出张牌，他会盯上几秒钟，好像桌上的牌正跪在他面前接受审讯。他打得极稳，也不激动，更没有嚷嚷声，但他容易犯规，而且总是犯低级错误，于是老是罚分。这样他戴的纸帽子越来越多，他本来就瘦削的脸很快被包在纸帽子里。

打到一半，来了一个病人，老谢欲放下牌给病人看病。李民警一看病人，是熟人，问他怎么了。病人说，肚痛。李民警又问，能忍嘛？熟人说，能。李民警便一把按住老谢，让他把这副牌打完。这个熟人病人就站到李民警的背后，认真地看起牌来，偶尔嘴里出来几声嘶嘶，也不知是肚痛，还是看到李民警的牌臭，反正他一嘶，李民警的牌就被人炸了。每次挨炸，李民警把牌往桌上一扪，朝手心里吐一口唾沫，骂句娘希匹，两手搓三下，再把牌一张张抓到手里，似乎那些牌得到了重生。

值班医生打牌这件事，院长曾耳闻过，尤其是来了病人后还坐在牌桌前更让他深恶痛绝，每次开完会都会重申值班纪律，如发现值班医生打牌就扣奖金。院长说这话时两道眉毛紧紧锁在一起，似乎想把医生们打牌的手拷起来。至于到底扣多少，院长似乎总忘记强调。

医院里值班三个人，一个内外科医生，一个护士，外加一个妇产科医生。院长是内科医生，每周会轮到一次。几个值班的护士，想方设法换班，因为跟他搭班连毛衣都织不成，只能坐在值班室里对着一台黑白电视机，从一个频道换到另一个频道，哈欠连天。

尽管如此，医生值班仍免不了玩牌。

刚开始大家还偷偷摸摸，尤其是院长不拎着藤篮回家，值班室的门就像模像样地开着，菊婶婶提着一把根本看不出材质的热水壶，往套着竹编的热水瓶里倒水，看见院长，堆着谦卑的笑，蒸腾的热汽顺势扑到她的皱纹里，于是趁机塞上热水瓶口。

院长前脚刚走，值班医生立马在挂号室里敲几下桌子，然后扯开嗓子，“打牌……”如果还没有人接住，他便跑到天井里喊，“打牌……”呃”。像阉鸡的吆喝声。

有时，这个“呃”会一直被重复，被放大，在医院里跌来撞去。

后来，慢慢居然约定俗成，成为值班医生用来约牌友的信号。

这里数阿其医生喊得最传神。他当时正值青春年华，有恋爱史，谈过几个女朋友，但最后都没有下文，就像他有时明明握了一手好牌，结果却被人炸得七零八落。他的嗓子没什么特别，也没听他唱过歌，然而，喊打牌时，声音跟充足了气的气胎似的，弹力十足。尤其是“呃”，像拎起来，而且尾音没有过渡，一直保持着往前奔跑之势。

我也曾被“呃”到牌桌。他们打包红星。我不会，只会挖十点半。第一个月，他们陪我玩过，但也就玩了三次，他们嫌没有技术含量，就终结了这个玩法。于是，他们教我打包红星。我学的时候围观的人个个主动教我。一个说打这张，另一个说打那张，后面还有人说这两张都不行，应该出一对。我不知道听谁，正在犹豫时，手上的几张牌被人甩到了桌上。这一甩，立马引来数人的惊呼，惊我拿了一手臭牌，呼我居然还这么大胆。我手上的牌还有一大半，而别人都差不多快没了。我只觉得耳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不，是争论，他们替我下一步怎么打而热情地开始头脑风暴。最后，我完全没有了主意，就在主意还在路上的时候，手上的牌被这只手那只手甩完了。结果，还是输了。三娘六主意，用在牌桌上天衣无缝。

一局牌打下来，差不多需要两个小时，等抬起头，会突然发现周围多出了好几个陌生的脸，一问，他们是来配药的。值班医生自然不敢大意，想把牌丢了，却被人摁在了座位上。值班医生心有戚戚，说，真的是配药？话音刚落，手上的牌已少了一张。

偶尔，我也会看一阵子。看着看着，心里忽然惆怅起来。我觉得自己也像别人手上的一副牌，如果没有什么意外，这日子一眼望得到底。而这样的日子，并不是我所期待的。于是，我总是看到一半，悄然起身，默默地踱进寝室。

有时值班医生呃不来同事，学校、派出所等也没有人把班值到医院，怅怅然之余，只好一个人用牌算命。算着算着，有病人来了，望叩触听，如没什么大碍，方子一张，药丸数粒。病人不走，似乎有什么忌口方面的事想问。一问二问，病人坐了下来，跟值班医生玩起纸牌，直到家属来寻。于是，家属站在边上看一副牌打完。

当突突的拖拉机奔进医院时，值班医生手上的牌有再多的炸，也得瞬间扔了，否则你就等着院长来炸你。

半个月亮

像是被人掐好一样，电影院门口的高音喇叭一响，从仓屋吹过来的晚风跟着“月儿弯弯照九州”一起飘进我的窗口。窗是木格窗，但镶着六块玻璃，风过来的时候，窗往里挤，咣当一声，一丝缝隙都不留下，似乎想把月亮关进我的寝室。

此刻，混杂了各种声音的喧嚣正慢慢低落下去，一同低落的還有一缕缕炊烟，它们爬上屋脊后消散了，仿佛带着某种使命奔向还没来得及打开的星空。散落在一条街和一条河上的瓦屋，被赶过来的夜色拢成一坨，或一块。离月亮出来还有长长一截时光。后半夜的月亮，它用豁嘴微笑的方式，慈祥地从一个窗口俯视到另一个窗口，替熟睡中的村庄摁灭最后一点星火。如果看到它，后半夜准来了产妇。虽然，今晚不是我值班。但我希望隔壁的牛医生也别看到月亮，大家都睡个安稳觉。如果，如果月亮被牛医生瞧见了，那千万别敲响我的门。顺产，皆大欢喜。

电影院的开场歌像是洞察了我内心的幽微，不管不顾地推送过来。月亮，忽然变成了我心里的一个结，我想解开它，而那首歌却像石碾子滚太阳似的，一遍又一遍地从耳朵到心间，原本一个小结泡成一个老结节。

一到晚上六点半，电影院就会准时播放这首老歌，然后一盏昏黄的路灯亮起，似乎给歌声的飘荡做好铺垫，或是注脚，提醒那些正往灶膛里塞柴或捧起饭碗的人，电影半小时后开始售票。

这确实是老歌，歌声出来时总觉得夹了某种粗糙，像是从唱机里掉出来的尘埃。我搞不清楚电影院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首歌作为开场，不像是热场，倒像是清场。难怪电影院的生意不咋样，谁愿意被悲戚戚的情绪裹挟着去看一场电影。

有时真遇上有月亮的晚上，那歌声倒也应景。歌声飘一阵，月亮爬上一点点。歌声继续，月亮再往上攀一些些。似乎一个月亮拽着另一个月亮。这样的时候我会趴在水泥栏杆上，有时会迷迷糊糊地想一会儿，想书上的那些故事，圆满的，残缺的，总想寻找些破绽，或启示。不过，更多的时候对着楼下的一棵槐树发呆，它长在墙角，不知道有多久历史，问同事们都不是很清楚，只说医院七十年代初建造时发现它离砌墙的距离只有一脚，问问附近的邻居，也没人认领，于是便把它砌了进来。如今，槐树的枝干长得像苍龙行空，而树冠并不稠密，所以，风穿杨过柳的时候，它只是微微颤几下，像是坐禅入定的僧人，或许医院里的生老病死助它修成了菩提树的树性。

有时遇雨天，电影院的售票窗紧闭，不知是条件反射，还是记忆再现，我耳边会隐隐响起“几家欢喜几家愁”的旋律，冷月当空，浮世飘零的场景毫无节制地凸现在我的大脑皮质层。月亮，浓缩成了一个苦冷的词根，并镶嵌到一个不可修复的声音里。

我不打算出门，便沏了一壶茶，在台灯下咕噜咕噜地喝。这是月今天来看病的时候给我带来的，我不肯收，她有些恼怒。恭敬不如从命，我拿了两包。这还是谷雨前的茶叶，热水一泡，香气氤氲，满室茶魂。这是一个春风沉醉的晚上，晚风里飘浮着阵阵香气。所有的一切都朝欣欣向荣的方同发展。我隔着门，隔着窗，仍然感觉到从黑暗里递过来的气息，它们泛着春的湿润，从一扇门到一个巷子，又由巷子到里弄，每到一处便沾上声音，压床、生育、饮酒、拌嘴，还有溪水潺潺，它们蜿蜒四溢。像是一种声音对问一种物质，或者是一种物质回应一种声音。

月是个经前紧张综合征患者，每次来月经前一定要来我这儿配药，而且总是阴历二十一、二的样子。也怪，别人尚有紊乱的时候，或提前，或延后，她虽然有经前紧张的毛病，经期却稳稳当当。她第一次来看病的时候，根本没有犹豫，直接坐到了我这边的凳子上，也不看我，目光落在窗外的那棵槐树上，但眼睛里空空荡荡，似乎专心陈述自己的痛楚。她说肚子痛，心乱跳，头发晕。她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平平静静，并没有心乱跳的样子，倒像岿然不动。我有些惊异，这好像不是妇产科的领域，应该去看内科。她说，她已经去市人民医院看过内科，各种检查也做了，都好好的，可她仍觉得肚子痛，内科医生建议她看看妇科。说这话时，她的目光从窗外移到我这儿，再次陈述自己肚痛头晕，心乱跳，仿佛她刚才并没有同我说过那些话。

她是结婚三年后才有的孩子，之前，她对每一次经期很紧张，她希望能怀上，可每次大姨妈不依不饶缠上她。她偷偷地奔走了好多医院，检查下来都说没问题，就是让她好好调养身体，不能着急。她本来倒没什么，而是她婆婆急坏了，三天两头问她月经是不是停了，眼睛像干炒栗子似的盯着她肚子。她婆婆的急，跟众多婆婆的急一样，是角色在炙烤着她，讨儿媳妇本来就是为了有个能传承香火的孙子。只是她的婆婆比别人的婆婆急得更丰富，因为她婆婆是妇女主任。

尽管，大家都是邻居，她婆婆也只是履行一项职责而已，可村里的婆婆们明里暗里说些冷嘲热讽的话，尤其是月三年没有怀上，一看到她婆婆就拿话挤兑她婆婆，极其热情地问她家媳妇怀了没有，有几个月了。这本来是月的婆婆经常问别人的话，结果这话弹到自己身上却跟打了巴掌似的。弄得她婆婆再也无心去管别人的肚子，整天拿把扫帚冲着一群母鸡骂，养了三年，连蛋也没有，净吃我的谷。她理解婆婆的心情，一声不吭地进了屋，可那群母鸡不理解，被人用扫帚驱赶，惊慌失措，拍打着翅膀飞上树，伸长脖子蹿上墙头，颠着屁股跳到柴垛。家里似乎弥漫着一场看不见的较量。可她婆婆一瞧见她，立马露出一脸的灿烂，问她想吃什么。

她后来终于怀上了，月经不来了。喜得她婆婆又三天两头去做计生工作，以往的热情与再次与日俱增，碰到邻家婆婆们时腰板挺得直直的，眼睛里闪着灼灼的光芒，似乎恨不得把别人的一切都装进自己的目光里。而家里的一群母鸡每次见到她婆婆就會惊恐不已，咯咯啊啊，啊啊咯咯，院子里一阵喧嚣与零乱。

听了她的生育史，我心里大致有了结论，她并没有器质性的疾病。我给她做了常规性的妇科检查，如同我先前的判断，她的官非常正常。她说她想做个B超。我说你已经在人民医院做过了，不用再做了。她不肯。我劝说无效，只好给她开了一个单子。

B超检查结果，跟人民医院的结论一样。她的身体很正常。可她仍强调自己头很晕，心乱跳，似乎正陷入溺水状态。我给她量了血压，也拿听诊器听了听她的心脏。我知道我所做的这一切，不过是履行我医生的基本职责，她在人民医院的病历卡上清楚地写着：BP120 / 85毫米贡柱，P78 / 分钟，窦性心律。我说，你真的没有毛病。她面露不快，盯着我说，难道我在骗你？说这话时她的目光里闪着碎玻璃片似的光，看得我有些发毛。我说，你只是月经前的植物神经功能紊乱。这也是病。我又补充了一句。听到这句话，她的神情反而放松了下来，似乎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得到了落实。她说，我就是说自己有病的，你们医生就是不相信我的话，倒相信一台台机器。她又说，那你给我开药吧。我去人民医院看病，他们根本不肯给我配药。我明白眼前的她今天如果没有药配给她，她会一直觉得自己的心在乱跳，哪怕我把听诊器塞进她耳朵里，她也会把咚咚听成咚了咚。

我努力了解她，跟她解释经前紧张综合征是怎么回事。比如早上，她来了后，我得耐心听她陈述她又失眠了，昨晚看到了窗前泊着半个月亮，听她讲自己最近内心恍惚，做事老是丢三拉四，看东西觉得在飞一样。她述说心乱跳，肚子痛，怀疑子宫里长了一个包块。我可以问些简单的问题，之后最好保持沉默，当一个听众。卫生院没什么病历卡，我也不用记录什么病史。她的病史在我的脑海里长了根须，而且每个月在默默地长。我只是帮她捋一捋罢了。尽管俩人熟悉的程度不亚于一对朋友，但我在她面前必须像首次接诊一样认真、仔细、谨慎。她把自己全身的不舒服说个遍，陈述的口气跟她主诉的内容并不匹配，似乎她是在回忆痛楚。我的角色在她回忆式的主诉前慢慢被淡化。到了后来，她只管说，我只管听。

她婆婆，我也认识。个子不高，嗓门却很大，说话的节奏特快，跟炒豆似的。她婆婆上我这儿来不是看病，而是陪人做人流，或放环。有时她把病人陪到童医生那边，见病人犹豫或恐惧，她亮着嗓子劝慰病人一点都不痛，也就跟屁股上打一支针差不多。看到病人仍心存担忧，她拍拍胸脯，说不要怕，真的不痛，你孩子都生过了，这点小痛根本不算什么。她承诺的方式让人毫无救药似的联想到她做过多次人流。如果童医生不在，她就会把病人陪到我这儿。我的年纪在病人眼里就是一个弱项，我也没办法证明我做手术做得并不差。她就会出来打圆场，说我是从卫校毕业的，也就一个小手术，大一点的手术小干医生都会做。我在边上听得既舒服，又鸡皮疙瘩。病人进人流室，她拿着卫生巾在外面等，把嘴巴凑到门上，叮嘱病人别怕。一旦里面丁零当啷的金属叩击声响起，她立马冲进手术室，扶病人起身、穿衣，再搀扶病人一步步坐到外面的门诊室。如病人想呕吐，她根本不顾脏与否，奔到妇检室拿垃圾桶，还跑到食堂拿杯子倒热水给病人喝。我有时觉得手术很顺利，并不需要配药。她的嗓门蓦地提了起来，似乎跟我急。她甚至还暗示我给病人多配些药，万一以后有什么伤风感冒也可以服用。所有的药费是她垫付的。隔一段时间，她拿到计生办报销。

我曾经跟月开玩笑说，你再生一个，说不定这病就好了。她瞪着一双杏眼，似乎怒不可遏。她生了一个女儿，根据当时的政策，她隔六年可以再怀一个。她不想再生，说是有一个女儿够了。可她婆婆不想放弃这个指标，既盯着别人的肚子，也盯着她的肚子，只不过盯别人的肚子是防止鼓起来，而希望她的肚子是凸起来。

月觉得身体轻松的时候也会上我这儿来坐坐。有时翻翻我新买的《女友》，也看看《星星》诗刊。俩人好像也说不到一块儿去，对同一件事的评价，有时很难统一，可又并不觉得隔阂。她觉得白开水不好喝。于是，我从别人那儿找来茶叶。她喝了一口茶水，又觉得不好喝。我无语。有病人来的时候，她就挪一下屁股，把凳子让给别人。别人一走，她又坐到那儿，似乎她专门替病人来捂热凳子的。

杯里的茶叶已沉入杯底，似乎躺下睡着了。三毛说，人生如三道茶，第一道茶苦如人生，第二道茶甜似爱情，第三道茶淡如微风。我握着手里的茶杯，却不知道自己这是泡了第几道茶。茶在我手里，只剩下隐喻的意味。还有月，她给我茶叶，让我泡茶喝，她自己又会在苦如人生与甜似爱情的隐喻前明白了什么呢？

或许今晚我跟月能达成一致的愿望，就是希望谁也不要看到窗外的半个月亮。

黑白驮着夜晚

医院里有一台黑白电视机，像征性地搁在挂号室的角落里，上面蒙了一层灰。我没见过有人去拨弄过它，偶尔有一只猫蹲在它面前，但也不那么正经，眼睛不住地瞅瞅挂号室梅姨的屁股，然后轻轻喵呜几声。梅姨扭过头来，推推瓶底似的眼镜，脚一跺，喊门卫老伯把猫赶出去。门卫老伯如果不立马应声，梅姨抡起门背后的扫帚，朝猫身上打，顺带把猫待过的地方狠狠扫几下，又拎起浸过来苏儿的拖帚拖了又拖。梅姨嫌猫身上有蚤。

與童医生闲聊时，无意中说起那台电视机。童医生像是过度解读了我的意思，嘴上还说着话，脚早迈出了诊室。我想叫住她都来不及。

一会儿，她笑嘻嘻地回来了，说是跟刘会计打了招呼，那台电视机搬到你寝室里去。一个人在夜晚呒休呒息，多难熬啊。童医生把后面一句话又强调成“难熬啊，呒休呒息”。那个“啊”字，开口很大，类似于她看病时嘱病人把嘴张大，压舌板搁在舌头上，一边啊，一边让病人也跟着啊。如果病人啊得不够大，她把自己的嘴啊得大大的。

我刚来，寝室里根本没有什么东西，一床，一桌，还有一椅，也不知是谁曾经用过的，上面的斑驳结着一些疙瘩，似乎把光阴的幽暗嵌在里面。桌脚有些瘸，我塞了块小木板，才勉强撑住，椅是折叠的，但一旦叠起，很难放下来，跟你抬扛似的。倒是床，看着有些年纪，但睡在上面倒没吱嘎吱嘎，仿佛对前主人的事缄口不语。

所以，一台十七吋电视机的到来，仿佛是来拯救我寝室的暗淡。被我用干抹布擦了数遍后，银灰色的电视机焕发出一种锃亮的光泽，与木质的褐色，墙壁的白色，在对比中唤起了宁静的气息。

黑白电视机有两根天线，能履行职责的，只有左边那根，右边的已断了，一截铁锈，像是坏死的组织，看着很碍眼，似乎随时提醒我这是只淘汰的电视机，于是，我拿了一把老虎钳，把它清理干净。电视机的信号不太好，看着看着，雪花开始飘扬，里面的人像也跟着扭，仿佛有一双巨手正拧他们。

内科的阿其医生给我拿来一圈铅线，嘱我挂在天线上，这样可以收集到一些信号。我照办，屏面倒清晰很多，似乎里面的人都洗过了脸。可好景不长，雪花又三三二二赶拢过来。隔壁的王医生让我把天线朝他们家的水龙头，那里有一根粗竹竿，上面挂着看起来像只蜻蜓的天线。我也依了。电视机里的雪花没了，只是声音像是水里泡过的，听起来很黏，不过，频道多了几个。

后来，电视的频道越来越少，我拍打电视机，起初还有点灵，里面的人物像是被我拍醒了，能好端端地说会儿话，继而，也不太灵了，任我啪啪又啪啪，顾自闪来闪去，把头拉得像一道道波浪。无聊加气急，啪，电视机屏幕上留下一个亮点，还久久不散。

一个人坐在黑暗里，不想动。窗外的路灯，隔着淡蓝色的窗帘，幽幽落在桌上，风一来，窗帘掀起来，桌上的光跟着一起站起来，并顺势扑到了墙上。

我开门，下楼，跟菊婶婶打了声招呼，让她晚点关门。菊婶婶正跟门卫老伯头挨着头一起看电视，里面正在放越剧《五女拜寿》，从背后看过去，根本看不见电视的屏幕，只有咿咿呀呀的唱腔在小屋里回荡，感觉活色生香。他俩回我话时也没转过头来，只是有要无紧地嗯了声。

一年前，我像一片树叶，被飘到了浙东的一个镇上。我从一个乡村，走到另一个乡村，只不过身上从此多了一件白大褂，它把我的落脚变得职业化。陌生的方言，陌生的人群，包括陌生的风俗，慢慢浸泡着我的生活。失意与怅然，像是逗号经常出现在我的日常。

远处三二个灯火，散落在山峦的起伏中。间或还有狗吠，隐隐拐过四五个弯，朝我这边跑来。空气里弥漫着稻谷的清香，风过去，稻田里响起窸窸窣窣的声音，像是挤进了一些小动物。萤火虫零零星星地飞着，似乎是给稻田断句，抑或给开镰的人留下记号。

这个季节，在老家正是摘棉花的时候。母亲此刻应该在河埠头洗脚，而父亲也许已端起了饭碗，头上悬着一盏灯，灯影下几碗菜粗糙地摆放着，在他的斜对面挤着数只筐，像是垛着几片云。晒干后的棉花白得很亲切，即使是在昏黄的灯光下，它仍白得有模有样。只要父母不闲，我也要跟着忙，忙得根本没工夫发呆，更没有宏大的感慨，只有来自身体上确切的疲惫。

与父母相比，我有些败业。我每天觉得闲，一闲心里的杂念更恣意。我很希望忙碌能来找我，帮我挤走一部分执念。有时我眼见着一些病人被童医生推掉，让她们去大医院看，其实内心是非常冲动，想把病人留住。可理智又拽住了我。过后，我也会觉得懊恼。尤其是童医生他们一身白地聚拢到屋檐下闲聊时，我感到自己很郁闷，半天没有好情绪，无聊像黑色的斑点一样，落满心扉。童医生他们荤段子绕过树梢与玻璃，摔在我桌上时，我起身把一筒雪白的棉絮抽出來，扯一团，放进由大拇指与食指搭成的圈里，把最上面的棉丝捻成一个尾巴，做成一只只棉球，直把我桌前堆成一个雪白的小山，仿佛它能消耗我的无趣与。

我在外面散步回来，菊婶婶他们还在看，电视里播放的正是我所喜欢的《哭别》一段，繁管急弦，鼓板密集，一排音符推着另一排音符，由人生高处颠落低处的悲愤与凄凉，以及世情百态与生离死别的幽怨，被董柯娣唱得淋漓尽致。当结尾一个音咣得收住时，小屋一片静寂，只有日光灯咝咝地吐着声。

菊婶婶站起来，把门推上，给了我一个桔子皮样的笑，再次坐到了电视机前，雪白的屏幕上鼓乐欢乐地响起，幕布缓缓拉开，戏剧冲突在黑白间推向高潮，昭雪平反，破镜重圆，人生再次得到幸福的修补。

当深秋的时候，风开始活跃起来，我不去走路了。我重新陷入了无所事事的状态。孤独继续围攻着我，更咬人的是一天天闲过，以及施展不了的一些念想。我必须找点事做做，否则无聊就会沸腾起来，直把我吞灭。

我摸进了供销社，只有那儿才有书卖。供销社在老街的深处，离医院约十分钟步行的路程，这当中要穿过一口池塘，拐过一个种了几株月季的花坛，绕过两棵大樟树。供销社与临近的民居连在了一起，也是木结构的楼房，门背后靠着写有“东一东二”之类的木排，既是窗，也是墙，上面还有完全没有褪去的红漆，仔细看，应该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与住宅不同的是，一楼的前半部分没有用楼板隔开，头顶上仍横着几根铅丝，但已没有嗖来嗖去的铁夹子，更不见高高在上的收票人。一些坛坛罐罐，以及盆盆锅锅，占去了大半间，瓮口坛沿积着黑乎乎的物质，而周身却被刷得雪白雪白，也不知装得是什么。

我去的时候是下午四点，请了半小时的假。阳光开始微弱，不过仍斜斜地屋里，丝丝光线在货架上游弋，一起游弋的还有各种气味，说不出是霉味，还是咸味，或是甜味，像是煮坏的一锅腌制食品，但各种成分又都拼命证明着自己。妇科的检查室，以及人流室也有异味，但又不同于供销社的气味，后者似乎一直无法解套，就像一场坏天气砸向另一场坏天气。

在卖卫生用品的旁边，我才找到书柜。十几本书被搁在玻璃柜里，有几本书的书角还翘着，让我联想到豁嘴的老人在阳光下晒着晒着打起了瞌睡。我浏览了一下，大多是供初中生看的课外阅读书籍，还有几本过期的《山海经》。唯一让我心动的是《朝花夕拾》，薄薄的一本，被挤在最里侧。守柜台的是个女的，我进去时她正曲着腿跟人闲聊，见我过去，便一瘸一拐地过来。我指了指《朝花夕拾》，她俯下身，把玻璃门打开，取出来递给我。我走到外侧，趴在柜台上，想再挑挑。她摇摇晃晃地过来，问我想要哪一本。犹豫瞬间变得果断，我用食指贴着玻璃点了一下。我问她，还有其它的书吗。她说没了。你想要什么书，我可以去进。她又补充了一下。我说，文学类的给我进点，散文与小说都可以。她讨好似的应着，从抽屉里取出一个本子，让我把书名写在上面。我看了一下，上面记着横线抄十本，信笺五刀，钢笔三支。字写得歪歪扭扭，仿佛被风刮过似的。我写了朱自清、许地山、路遥三个人的名字。我说，如果看到他们的作品给我带几本来。她嗯嗯着，一边收起本子。我付钱的时候，她突然问我，你不是镇上的吧。我笑了笑，算是回答。

我从供销社出来时还买了只收音机，被我放在枕边，睡前听一会儿，绝大多数听一个频道――音乐点播台。在黑黑的夜晚，听别人的故事，也听别人的歌，他们的落寞在我的夜晚滋生，我的寂寥在他们的信笺上蜿蜒。只是，我无法流放自己的愁绪。有时半夜醒来，窗外移进来一缕月光，照在蚊帐上，像是一把钥匙，而我始终无法握在手里。

我经常做梦，梦见自己被人追，我拼命地往前跑，但常常出现断头路，或被一座大山阻挡，我惊惶失措时，突然模仿鸟向天空飞，有时倒也能飞上，可身后仍有人追过来。也梦见自己追杀别人，手持利器，向人砍去，但又似乎被道德律左右着，心生忏悔与恐惧，面对倒下的人惊恐万丈。在怦怦心跳加剧时醒来，意识到自己正躺在床上，忽然感到一阵轻松，好像自己得到了一次重生。我曾偷偷翻看《周公解梦》，也翻看过父亲挂在墙上的日历本，所提示的财运桃花运之类的，似乎跟我沾不上边，遂就不再有想解梦的念想。

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失眠，即使不值班，也不太想睡觉。可不睡觉总归不是好办法，我就强迫自己10点半上床，往往一小时过去了，大脑仍很清醒。随着失眠的日子增加，我知道了自己的睡眠规律，如果过了子时仍没睡着，这一宿就甭想睡了。因此，总想赶在子时来临前睡着。可结果如同镇上的俗话：心越急，柴越湿。我实在睡不着的时候干脆起来读书，拧亮床头的一盏小灯，在背部塞一只枕头，一页页的翻过去。

有时，我也听到过一些声音，猫跳上屋脊有内容的叫声，老鼠在平地上面踱来踱去，不知是沾了纸片，还是医院里的老鼠看过生死后有一定的慧根，把窸窣装饰得极有禅意。当然，我也听到过突突的拖拉机，深更半夜的拖拉机只有两个事，送急诊病人，或是送产妇。它朝医院方向奔来的时候，我会下意识地支起身，黑色的身影蓦地贴到白色蚊帐上，像一幅剪影镶在灯光里。

有一天晚上，月亮特别地圆，应该是深秋的一个晚上，大约过了深夜十二点，我仍没睡着，怀抱薄被，看发白的窗帘，窗帘偶尔翻起一角，外面皎洁的月光和树影婆娑像一本被打开的画册，毫无保留地呈现在一个失眠人的视线里。也不知是伤感，还是被这份纯真的寂静所感动，我忽然有种想流泪的感觉。这时，我听到一阵清楚的脚步声沿着楼梯上来。我猜测来了病人，是菊婶婶上来敲医生的门。脚步声在楼梯的拐弯处停下，可能有一阵风吹来，我听到啪嗒啪嗒，是凉衣竿在撞屋檐下的柱子。脚步声朝我这边来，那天牛医生值产科的班，但内科谁值班我并不清楚。我估计来了产妇。脚步声忽然停住了，但没有听到菊婶婶的敲门声，然后脚步声再次响起，只是声音发生了变化，刚才是一脚一脚的啪啦啪啦，像是趿拉着拖鞋，而现在是窸窣窸窣，仿佛是碎步。我非常清醒自己不是在做梦，因为我听到脚步声顺着楼梯下去后消失了，隔着窗帘，我看到外面是一片静静的雪白。

第二天我曾问过牛医生，也问过菊婶婶，结果她们都说昨晚既没有病人，也没有产妇。内心的疑问顿时被惊恐稀释掉了。一连好几天，我都睁着眼睛，想证实自己那天没有做梦，但月亮一天天瘦下去，脚步声没再出现。

我像一条滑入黑夜的白鱼。当我躺在床上想出这句话时，我被醒来的感觉牢牢地拽着。

于是，夜色松弛，晨曦浮滑。我的夜晚已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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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截获5条“巨人蜈蚣”，成年体型粗如手臂，在国内几乎没天敌

11月底，我国海口海关在对一批入境邮件进行CT检查的时候，发现其中一个邮件中，似乎存在着多只活物，随后，海关工作人员对这个邮件进行拆封检查，竟然从中发现了5条“巨人蜈蚣”幼体，个体长度超过15厘米。

据悉，“巨人蜈蚣”的老家在南美洲，它们是目前全球已知的7800多种蜈蚣中，成年个体最长的一种，根据专家介绍，成年“巨人蜈蚣”的体长超过45厘米，跟人的手臂那么粗，并且还是一种完全的食肉动物。

它们不仅会以各种小型的脊椎动物、爬行动物、哺乳动物、鸟类等为食，甚至在它们的食谱中，它们还将毒蛇、蝙蝠作为自己的食物。

这也意味着，作为一个外来物种，一旦“巨人蜈蚣”被释放到我国野外，那么，它们将会对我国的生态环境，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

可是这时候问题来了，这些“巨人蜈蚣”到底是谁的呢？难道是有人想用它来破坏我国生态环境吗？

今天使者给大家圈出个有用的知识点：巨人蜈蚣有多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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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调查后发现，这些“巨人蜈蚣”是被人从国外邮寄来的“异宠”，简单来说，就是在我国，有一些异宠爱好者，会将这种可怕的蜈蚣，当作宠物来喂养。

由于我国本土并没有“巨人蜈蚣”的分布，所以，他们才会从境外购入，然后伪装成普通货物，试图蒙混入境。

异宠爱好者的行为有多危险，大家知道吗？

近年来，随着全球“异宠热”的兴起，我国也是在多个入境邮件中，发现过“巨人蜈蚣”的身影，比方说，早在2015年10月，我国重庆海关就从2个入境挂号小包中，发现了大量来自南美的“巨人蜈蚣”，它们都被装在一个个轻薄的塑料盒里，活动性特别强。

还有在2018年的时候，山东济南海关也曾在对一份入境邮件检查的时候，发现里面有1只“巨人蜈蚣”和8只巨型蜘蛛。

通过调查后得知，收件人就是一名异宠爱好者，因为这些动物都在我国没有分布，所以，他才会从德国购入，然后邮寄到国内。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这也意味着，这些年来我国海关截获的“巨人蜈蚣”，普遍都是被国内的异宠爱好者从境外邮购来的，他们这么做的目的，也不是想要去破坏我国的生物多样性，影响我国的生态环境稳定，就是单纯地想要将它们养在家里当宠物。

不过，这仍存在着很多风险，比方说，若是有人在家里养了一段时间后，因为一些原因弃养了“巨人蜈蚣”，他们可能会将这些巨型蜈蚣随意放生到野外，那么，一旦放生的数量比较多，它们就有可能在我国野外繁殖、扩散，最终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这可不是玩笑话，这些年来，在我国野外逐渐出现扩散趋势的鳄雀鳝，还有在南北方地区都偶有发现的缅甸蟒、暹罗鳄，就是实实在在的案例，一开始，它们被引入我国境内，也都是被人当作宠物的，但后来随着被人野外放生，这才导致它们出现在了我国野外，对生态环境构成了极其严重的威胁。

所以，为了避免此类情况的发生，我国对于出入境的动植物，都有着明确的法律规定，在无法提供检疫证明，同时没有获得批准的情况下，这种通过伪装邮件，擅自引进外来物种的行为，都是属于违法行为，使者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不要抱有侥幸心理，私自引入外来物种，以免后患无穷。

那么朋友们，你们是否想过这样一个问题：是否有人故意引入有害生物，来破坏我国的生态环境呢？

还真别说，还真有不少人这样干。相较于很多人不明白外来物种入侵的危害，盲目引入“外来异宠”的情况而言，一些留着假收件信息，试图在我国境内释放有害外来生物的人，才是最可怕的。

例如在去年5月，青岛海关在对一批来自美国的入境包裹进行检查的时候，发现其中一个包裹里面，存在着大量活体生物，随后转到人工通道，进行拆包检查。

结果当海关工作人员打开这个包裹后，一股腐烂的味道立刻在空气中弥漫开来，通过进一步的检查发现，在这个入境申报为“衣服”的包裹里，竟然隐藏着7000多只黑腹果蝇的虫卵、幼虫和成虫。

根据专家介绍，黑腹果蝇是一种原产地在北美的有害昆虫，一旦它们被引入到我国境内，并且没有及时阻止它们扩散的话，那么，就会对我国农业，尤其是果蔬种植业，带来难以想象的危害，我国至少一半的农民收入会受到影响。同时，它们还可以传播病毒，这样一来，对于我国民众的健康也会构成威胁。

这个包裹被截获后，有关部门便对此展开了调查，结果发现收件人留下的都是虚假信息，这也意味着，对方是故意将这批有害生物引入我国的，一些研究者认为，这或许是一些不怀好意的人，想要用这批黑腹果蝇，去破坏我国农业的稳定发展。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甚至我国湖南海关还截获过一种来自欧洲的“水稻瘟神”灰梨孢菌，它们对粮食生产同样具有非常严重的危害。所以，这些年来，为了防止有害物种进入我国境内，我国海关的检查技术也在不断升级，防范手段也更加完善，就是为了将这些威胁，都阻挡在国门之外，确保我国生态环境的稳健发展，给国人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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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故事：女子梦见蜈蚣咬她，老尼说出原因，丈夫一怒之下休了她

明朝万历年间，县城里有一家售卖锦缎的店铺，掌柜姓宦，每一年都要出一趟远门，到各地采购锦缎，长达半年之久。每当他外出时，店铺里的事务，就由老婆曲氏打理。两人结婚已经十多年了，生养了一对儿女，夫妻之间的感情平平淡淡。

这一年的秋后，宦掌柜从外地采购了一批货物回来，便住在家里打理生意，等到明年初夏再出去。店铺里请了一老一少两个伙计和一位账房先生，宦掌柜当起甩手掌柜，闲来无事时，便督促儿子读书。

这一天半夜里，曲氏忽然尖叫一声，大哭起来。宦掌柜惊醒过来，点亮灯，只见曲氏大汗淋漓，脸色苍白，颤抖不已。宦掌柜急忙询问她怎么啦？曲氏止住大哭，换成抽泣声，说道：“我梦见一条蜈蚣咬我的脚后跟。”

原来，曲氏做了一个噩梦，在梦中，一条比蟒蛇还要粗大的蜈蚣，追着她咬。曲氏想跑，却迈不开步伐，走了几步，倒在地上，被蜈蚣追上来，恶狠狠地咬了一口，疼彻心扉。

不过是一个噩梦而已，宦掌柜放下心来，安慰了曲氏几句，便准备继续睡觉。曲氏却呻吟起来，说她的脚后跟痛疼不已。宦掌柜掀开被子，捧起她的右脚查看，脚后跟上，果然红肿起来。曲氏不住地呻吟，一夜没睡。

第二天上午，宦掌柜吩咐小伙计请来郎中，给曲氏看病。郎中调制了膏药，敷在脚后跟上，又开了一副药方。曲氏吃了药后，疼痛稍减。

到了晚上，曲氏又从梦中惊醒，不住地说着对不起。宦掌柜询问她，她不言语，只是流泪不止。这一次，又是梦见蜈蚣咬她，不过，咬在小腿上。宦掌柜掌灯查看，右小腿上果然红肿了起来。

一连两个晚上都梦见被蜈蚣咬，这事透着蹊跷，宦掌柜便劝说曲氏，找山顶尼姑庵的老尼看一看。宦掌柜信佛，每一年都要捐献给尼姑庵一大笔香火钱，与老尼非常熟悉。老尼道法高深，善断阴阳之事，求她的人很多。

早饭过后，宦掌柜请来一顶小轿，抬着曲氏，他则骑着骡马，跟在后面。到了尼姑庵，老尼寒暄过后，吩咐小尼摆上香茶，让宦掌柜独自享用，曲氏则跟着老尼，到禅房里去了。

曲氏坐在老尼面前，诉说了晚上做噩梦的事情。老尼闭着眼睛，过了一会，睁开眼说道：“作孽啊，你打掉了胎儿，他心怀怨气，因此变成蜈蚣咬你。”

曲氏闻言，脸色不自然起来，她看了看站在旁边的小尼，欲言又止。老尼心知肚明，吩咐小尼去庵堂里侍候宦掌柜，不要进来了。小尼出去后，曲氏扑通一声跪在老尼面前，哭着说：“救救我吧，我打掉胎儿，也是情非得已。”

原来，宦掌柜出门在外，时间太久，曲氏耐不住寂寞，就和店里的小伙计好上了。小伙计为人机灵，长得一表人才，比曲氏小十几岁。因为小伙计年轻，店里跑腿的事情，都是曲氏吩咐小伙计去做。事情做完后，小伙计要向曲氏汇报，两人独处的时间就比较多。正所谓女追男，隔层纸，在曲氏的挑逗下，还没有结婚的小伙计把持不住，两人开始暗通款曲。

两人做事周密，好了已经好几年了，无人知晓。大约一个月前，曲氏忽然发现自己怀孕了，惊慌起来，喊来小伙计协商。小伙计悄悄找到一个不正经的老郎中，花重金配制了一副药物，将胎儿流产了。

其实，曲氏知道是胎儿变的蜈蚣找她麻烦，因为在梦中，胎儿斥责过她狠心，剥夺了他的生命，因此她才不住地道歉。只不过，她不敢对宦掌柜明说而已。

老尼听曲氏讲完，叹一口气说：“真是饱暖思淫欲，好好的日子不过，偏要自寻烦恼。你图得一时快活，却埋下了永久的祸根，这是何苦啊！”

曲氏哭着说：“我也是一时糊涂，如今已经后悔了！”在曲氏的哀求下，老尼决定替她念经，开解胎儿的亡魂，让他放下怨恨，早日去投胎转世。

从禅房里出来，曲氏发现宦掌柜的脸色不好，心里不安起来。两人回到家里，进到卧室里，宦掌柜关上房门，猛地喝骂道：“混账东西，你做的好事，还不快快从实招来！”

原来，小尼出来后，宦掌柜顺嘴问起，曲氏中了什么邪？小尼哪里知道个中干系？把曲氏打胎胎儿变成蜈蚣咬她的实情讲了出来。宦掌柜闻言，脸色顿时铁青起来。

面对宦掌柜的审问，曲氏哪敢说实情？只说是宦掌柜临走时怀上的。宦掌柜如何肯信？如果怀的是他的孩子，为何要打掉？

宦掌柜怒从心头起，扇起曲氏的耳光。曲氏受疼不过，索性招认了，哭哭啼啼地说：“这事怪不得我，你一走半年不在家，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岂能怪我红杏出墙！”宦掌柜是个实诚人，也觉得是这么一个道理。，便不再喝骂她了。

但是，曲氏败坏门风，不能留她了。宦掌柜唤来小伙计，将他责骂一顿后，表示愿意成全他们。他写了一纸休书，塞给曲氏一张三千两的银票，将他们赶出了家门。

走到半路上，小伙计苦着脸说道：“对不起，我不能娶你回家。你比我大十几岁，会惹人耻笑的，父母也不会同意的。”说罢，头也不回地走了，留下曲氏蹲在地上嚎啕大哭。

曲氏回到家里，被父母责骂了一顿。不过，她身上的红肿消失了，也不再做噩梦了。

过了三个多月，父母将她嫁给了一个穷酸老秀才。曲氏带来了三千两银子，改善了老秀才的困境，老秀才对她很好。但是，老秀才身体不好，经常吃药。大约三五年后，他把三千两银子消耗殆尽后，一命呜呼，留下曲氏艰苦度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