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院外跨年的孩子们
2021年12月31日，奕奕坐在桌前，用舌头发出“嘚嘚”声，“指挥”社工马薇取来不同颜色的水彩笔，然后画下了8个小爱心。奕奕今年4岁，刚做完人生中第27次手术。
11岁的安安是奕奕最好的玩伴。她有一个比普通人稍显长窄的脑袋，因手术剃掉了及腰的长发，总是戴着白色的网兜，今年，她刚知道自己体内有一根长长的导管，陪她成长了10年。
10个从异乡来京求医的孩子，在北京儿童医院一街之隔的住所中，一起送走了2021年的最后一天。这一年，他们的生活在手术、化疗、透析、导尿、牵引中度过，新的一年，他们期盼着早日康复、回家团圆。
12月31日，麦当劳叔叔之家，孩子们一起自制披萨。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安安和她的长管子
这是安安最喜欢的“大日子”。一大早，家长们就聚在厨房里捣鼓起天南海北的拿手菜，小孩儿们在走廊上你追我赶，再过一会儿，他们可以画画、做披萨、和大玩偶合影，用一些快乐为有些艰难的2021年收尾。
在这个公益机构里，安安有9个玩伴，他们从不同的城市而来，短暂地聚在一起。一街之隔的北京儿童医院是10个孩子共同的目的地，或许也是整个北京他们最熟悉的地方。
今年，安安第一次知道，自己的左半边身子里埋着一根差不多同龄的管子，从脑袋一直接到腹部。11年前，刚出生的安安被查出先天性脊膜膨出，来到北京接受手术，在后续脑积水的手术中，一根长长的管子被植入安安的身体，用来将一部分脑脊液引入腹腔。
安安此后平安长大，直到今年8月份，安安因腹痛在当地接受阑尾手术未好转，来到北京后确诊脑积水感染，这根管子第一次抽离身体，暴露在安安眼前。
安安和其他的孩子是有些不一样。她的后腰处留着半个巴掌大的手术疤痕，摸一下会痒痒；脑袋稍显长窄，因为儿时不能平躺、又不能趴着，侧睡出了一个特殊的“头型”。但这些对安安的影响都不大，她最苦恼的是为了手术剃掉了及腰的长发，不得不每天戴着白色的网兜。
“有一天，我梦见自己戴着假发去学校，跑着跑着，假发突然被风吹掉了！”和记者聊天时，安安突然提到自己的梦，咯咯地笑了起来：“有点小尴尬。出来这么久，想回学校，但头发这样，又不想了。”
这四个多月，安安在与疾病的反复拉扯中度过，来北京后已接受了两次手术。今天去医院检查，安安的症状还算平稳，医生告诉她，观察几天没什么问题，可以先回家，两个月后再来复查。
12月31日，孩子们一起玩游戏、合影。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说“加密语言”的奕奕
在这里，安安最好的朋友是4岁的奕奕。
奕奕也有一根长管子，一端埋在食道里，一端从鼻孔里露出来，用医用胶带固定在脖子上。
一岁两个月时，奕奕吞下了纽扣电池，发生食管气管瘘，之后开始了漫长的手术生涯。奕奕家住江苏无锡，3年时间里，他进过南京的ICU、上海的手术室，反复手术、反复发病，最终来到北京求助。今年，他在北京儿童医院接受了第27次手术。
由于既往治疗中发生声带麻痹，奕奕至今不能说话，自己创造了一套“奕奕语”，会通过嘴唇、舌头与上颚，发出“叭叭”、“啧啧”、“嘚嘚”等声音与身边人交流。
安安在玩耍中学会了一些“奕奕语”，譬如“叭叭”是妈妈，“啧啧”是想尿尿。
医务人员也能和他“无缝交流”。
上午十点，等待烹饪游戏的奕奕坐在桌前，一边挥舞小手，一边用“嘚嘚”和摇头的方式，“指挥”北京儿童医院医务社会工作部副主任马薇帮他取来各种中意的水彩笔，他喜欢画画，在白纸上画下了8个颜色不一的爱心，似乎在表达今天的好心情。
马薇介绍，奕奕情况特殊，病情反复，日常需要换药，手术完毕也不能回家。今年5月，奕奕来院治疗，出院之后，在这里已经住了三个月。
在奕奕十平米左右的房间里，最多的东西是药品和处方奶粉，两个并排的床头柜上，分别摆着每天都要使用的雾化器和吸痰器，这些物品，仿佛是奕奕迄今为止的人生缩影。
奕奕的床头，摆放着呼吸机和吸痰机。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爸爸挣钱，妈妈带着孩子在外求医，三年中已经花了60万，家中一贫如洗。这里仿佛一处庇护地，让他们免于大城市高昂的房租和漫长的路途，也让奕奕交到了朋友。刚来时，奕奕怯生生的，妈妈要去厨房做饭也不让。熟悉环境后，奕奕变得活泼起来，会和安安玩推车游戏，每天在走廊里跑来跑去。
明年，奕奕还要继续接受手术。
与透析仪共眠的冬冬
相比安安和奕奕，冬冬的身体一直很好，今年突然发病晕倒之前，没有任何生病迹象。
第一次就医判断是贫血，后来查出慢性肾病，一家人便来到北京，希望寻求更好的专业治疗。
奕奕的床头是吸痰器，冬冬的床头是透析仪，每天晚上8点，仪器的管子会插上冬冬的腹部，注入腹膜透析液，透析持续12个小时，早上9点才能拔掉。管子长长的，翻身也不会挣断，冬冬的每个夜晚，都在这种特殊的陪伴下度过。
爸爸妈妈要给孩子提供更加精细的照顾。
冬冬不能吃含盐量高、刺激性大的食物，一日三餐必须自炊解决。每天早上六点、上午十点、下午四点，爸爸会准时进入厨房给冬冬做饭；透析需要洁净的环境，每天晚上，两人要对房间进行充分消毒，以免发生感染。
由于疾病，生活变化颇大。冬冬一直身体健康，从小长大几乎从没进过医院，连药都不怎么吃，确诊之后，每天需要透析、吃多种药物。当夜幕降临，冬冬常常感到失落，虽然在这里交到了新朋友，但新朋友们来了又走，他想念自己的校园生活。
那些异地跨年的求医家庭
在儿科医院，每个重症孩子背后，都有一段令人心酸的求医故事。
“来儿童医院就诊的患儿，很多都是当地解决不了的复杂疑难疾病，需要长期治疗，不是几天的事。他们在北京住宾馆，或者在远处租房，面临经济压力。我们借鉴了国外的经验，和爱心企业合作，希望能缓解患儿家庭的一些压力。”北京儿童医院党委书记张国君介绍，今年9月，北京儿童医院与某慈善基金共同启动运营了这一爱心公益项目，目前，已经有31个大病患儿家庭接受帮助。
工作人员介绍，爱心之家可以同时接待十个家庭入住，0-18岁的重症、贫困、异地就医患儿为帮助对象，儿童医院的临床科室和社工部可以帮助患儿家庭进行申请和评估，每个家庭可以申请最长28天的入住，对于部分特殊困难的家庭，可以进行延长。
家长们一起准备午餐。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每周，医院的医生、社工会前来探视；逢年过节，这里也会举办活动，为孩子们漫长的求医生涯增添一些乐趣。
2021年的最后一天，十个孩子在一起自制了披萨，家长一起做了一桌“年饭”。明天一到，奕奕和冬冬可以暂离北京，与亲友重逢；安安还要待上几天，但她情况不错，有望摆脱引流管正常生活。
关于2022的愿望只有一个：让所有孩子平安、健康。
新京报记者 戴轩 摄影记者 王嘉宁
编辑 周博华
被导演评为最像黑社会老大的警察“反诈老陈”：一个普通民警的网红出圈之路
“我是反诈主播，请问对方什么主播？”“我是搞笑主播，哥，我啥事都没犯。绝对是良民，哥。”主播看到对面的警察愣了一下，说完话赶紧敬了一个礼。
“老实交代，你骗过多少人？”“没，没骗过人。” 主播摘掉了自己的假发，承认男扮女装，并揪住耳朵蹲在地上。
一个个段子开始在网络上流传，陈国平这个名字伴随着那句“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APP了吗？”不断在大家视野中弹出。
这个普通的秦皇岛民警火了。
人们疯狂涌入他的直播间，粉丝量数以万计地增长。有些主播为了能应对老陈的“连麦PK”，提前打印好了“国家反诈中心APP”的图片，主动“交作业”。
在一夜爆红的背后，陈国平坚持了近5年。5年里，他和同事走街串巷发放传单提醒群众，通过大数据入户精准宣传，拍了20多个反诈剧投放在短视频平台上。
这样就可以了吗？他觉得还不够。
2019年底，他开启了线上直播。那时候他的直播间里只有三五十人观看，此后他几乎每周利用休息时间直播三次。直播间里有人找他倾诉被骗经历，有人找他自首。有精力回复的他就挨个劝。
今年9月3日，他连着在两个平台进行了6个小时的直播，一晚上观看量超过8000万次，涨粉近200万人。
对于他来说，涨粉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要把反诈知识告诉更多的人，他的目标只有一个：“全民反诈，天下无诈”。
“我浑身是铁，一年能破几个案子？”
陈国平做网络主播，形象并不出众，身高刚过一米七，国字脸，一笑还有几道抬头纹，头发根根竖着，湿漉漉地像涂了发胶——其实是热的，他有老寒腿，夏天也不敢开空调，几个小时的直播下来，身上板正的警服，被汗浸得一块深蓝一块浅蓝。
这样的陈国平格外接地气，他叫自己“反诈民警老陈”，在直播间里和各路主播连麦，高兴时大笑，震惊时双手捂脸，蒙圈时使劲眨眼，自带“笑果”。调侃之后，还不忘给对方布置作业：“你要告诉其他的主播和观众，一起下载国家反诈中心APP。”
如今的游刃有余是陈国平在两年间一场场直播磨练出来的。实际上，反诈直播，已经是陈国平从事反诈工作近5年间尝试的第3种宣传方式了。
陈国平接触反诈是在2017年。因为案件高发，2017年3月，秦皇岛市公安局海港分局刑警大队专门成立了一个打击电信的反诈中队。成立之初只有陈国平、杨国明、申建岗3名办案民警和1名辅警。
电信的一个特点是“非接触”，钱款通过银行卡汇入骗子账户，又被迅速转移，赃款的流向就像是一条主干道上四通八达的小路，反诈民警需要层层追踪，和骗子拼速度，直接到路的末端掐断钱款的继续外流，才能最大程度挽回受害人损失。
那时候技术手段还不像现在这样发达，需要警察去当地银行查询调证，争取以最快速度冻结赃款。杨国明统计过，一个电信案件最多有上千张银行卡，把流水记录用A4纸打印出来，连在一起有几十米长。
反诈民警总是在路上，一天跑两个城市，一天吃一顿饭再正常不过了。用陈国平的话说，“一年365天，得有200天在外面跑。”
追着骗子跑，不如多向群众宣传反诈知识，从源头上做好防范。“我就算浑身是铁，一年能破几个案子呢？有的案子是破了，老百姓的钱被犯罪分子挥霍了啊。其实谁也不想被骗，大家就是不懂。那来个懂的人教他，不就行了吗？”
反诈民警去校园里讲课，在社区里发传单，但群众对此不太买账，“我肯定不会被骗”“字儿多，懒得看”，拒绝的理由五花八门，随手就把传单扔了。杨国明接到过辖区派出所民警的反馈，上午刚去大学校园中讲过反诈知识，下午就有学生报案，受骗的内容与民警讲得一模一样。
陈国平心里难受，“我在想，我的工作方法可能有问题。”宣传的新灵感来源于短视频。
一次，陈国平回老家看到文化程度不高的母亲在抱着手机看短视频，整个村子里，有人拍自己扭秧歌，有人拍自己种地、喂猪。“大家都在用这些，我们还没跟进来。”从那之后，他开始零散地拍一些反诈小短剧，发到短视频平台上。
陈国平（右三）与同事在商业综合体门口进行反诈宣传。资料图片/秦皇岛市公安局海港分局供图
拍过20多部反诈剧
第一部反诈剧取材于海港分局破获的辖区内第一起校园贷案件。
一个女孩借了5000元校园贷，一个月内这个数额翻到了20多万元，还被犯罪嫌疑人PS了照片，借此敲诈勒索。家人帮她还了20万元左右，还剩下一点没还上，就是这个借款的尾巴，又一次翻滚。放贷者将女孩的裸照发给她的亲朋好友，并用电话不停骚扰。女孩自杀过两次，都被家人救下了，最后一同去报警。
杨国明说，此案嫌疑人也是校园贷的受害者，因为还不起钱被迫替放贷者继续骗别人，该团伙一共骗了20多个大学生。陈国平回忆，那次他们前往全国各地寻找这些受害者，很多人因为害怕被身边人知道，不愿意站出来，他们就挨个去劝说。
后来这个案件被改编成微电影《迷失的贷价》，是陈国平和导演徐明一起合作的。陈国平觉得，这个事有意义。从那之后，他和徐明等人一共拍摄了20多部反诈剧，题材包括电子货币“杀猪盘”、冒充公检法行骗、等。
一部反诈剧成本在4000元左右，几乎都是陈国平和徐明两个人支付的。演员全都是公益演出，有从秦皇岛本地征集的，还有陈国平的朋友以及他自己。
陈国平总是出演团伙头目的角色。“他的表情很生动，演坏蛋的时候很癫狂，我们拍完都调侃他：老陈是最像黑社会老大的警察。”徐明记得，网上有人评论，“这个坏蛋演得挺好的。”
有一次，杨国明和申建岗没忍住好奇，也去客串了一把。那次的拍摄地点在陈国平的老家青龙满族自治县，村里有个小山头，上面种满了栗子树，山脚下有个小房子，剧组就把那里模拟成电信团伙的窝点，警察们躲在山上偷偷观察。
“有人没人？”“上！”台词说完，开始行动。村民就看到这群人一会儿偷偷摸摸，一会儿又跑来跑去，嘴里说着奇奇怪怪的话，以为是偷栗子的，上去抓人。村民看到人群中的陈国平，知道是自己误会了，送了他们一大盆煮熟的栗子。
陈国平会时不时回老家摘栗子、刨红薯，在申建岗眼中，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他喜欢养小动物，家里猫狗鱼鸟都养全了，还喜欢种些花草。到哪都能发现生活的小乐趣。”
演戏也是乐趣其中之一。陈国平说，他从小有个演员梦，“别看我年龄大了，我就喜欢这种新鲜的东西。我想把自己表现给众人，想实现自我价值。”
演员梦只能通过客串、直播的方式实现，陈国平的警察梦却是实实在在地实现了，演过再多角色，他的第一重身份也是反诈民警。在徐明眼里，陈国平是一个很简单的人，“我们聊的都是反诈剧怎么拍，怎么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反诈。”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剧组在拍摄反诈剧。徐明的作品主要选择短视频平台播放，可以让电信的主要受害群体年轻人和老年人更多看到。多的时候，一部反诈剧的点击量能达到上千万。
“但一两个月才出那么一个片子，产出不够，不能持续，没有黏性。”陈国平知道，还得再想办法。
9月7日，河北秦皇岛，秦皇岛市公安局海港分局民警陈国平正在直播。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有人在直播里找他自首
开直播是陈国平宣传反诈的新尝试。
那是2019年底，开始的时候，陈国平只会干巴巴地讲近期什么案子发案率高、需要怎么注意。观众听一会儿，觉得没有意思就走了，直播间里只有三五十人，陈国平自己都觉得尴尬。
“我们经常调侃他，说话结结巴巴的。”在局里直播时，杨国明和申建岗会陪着他，尴尬的时候帮他提示。那时候徐明认为，陈国平坚持不了多久也就放弃了。
陈国平一直没放弃寻找自己直播的方式。他会回答粉丝的问题，连麦安抚曾有受骗经历的人，甚至还和歌手杨小壮合作推出了反诈歌曲《请远离骗局》。
去年年底，一个小伙子连麦到了陈国平。小伙子从小失去双亲，干苦力攒了20万，家里房子拆迁分了20万，因为投资到假的平台，40万全被骗没了。他告诉陈国平自己不想活了，只想让陈国平把他的经历说出去，让别人引以为戒。
“你的家人已经说了要给你拿钱，这说明钱不是事，什么都没有你们的情重要。你死都不怕，还怕啥呀！”陈国平急得拍桌子。劝了一个多小时，连麦结束的时候，小伙子的心结已经被老陈解得七七八八了，没有了轻生的想法。
在直播间里，陈国平劝服过犯罪分子投案自首，给被骗的贫困大学生转过生活费，他的努力在一点一点得到回报，直播时最多能达到3万人同时观看。从报警电话杨国明都能看出来，“群众都想找陈国平警官报警。”
老百姓认识他，犯罪分子也有认识他的。有一次陈国平抓住一个犯罪嫌疑人的时候，他正在睡觉，拍醒了之后一直在喊：“做梦呢，做梦呢！瘟神，咋真是你啊。”
那一刻，陈国平挺自豪的。“我感觉，这么多骗子都认识我了，那很多老百姓应该也知道我讲的反诈知识了。”
陈国平觉得，直播要抓住观众的心，“你天天给他念刑法条例，谁听啊？”他帮网友分析是怎么受骗的，讲自己做反诈工作四年间见过的形形的案例，“其实这些就是人生的缩影，被骗的原因是人性的弱点。”
他调侃自己，“我中专毕业，没看过那么多书，说话很土，老百姓听得懂。这种真实感让他们相信我。”
越来越被群众信任的陈国平，却是儿子口中的“大骗子”。做起直播后，为了不耽误孩子学习，陈国平经常在单位一呆就是两三个小时。他一般会在每周的五六日晚上8点到11点直播，人多的时候，不知不觉就播到了第二天凌晨。
“老陈跟我说，他家里什么东西放在哪，儿子都知道，他不知道。”杨国明说，同样作为父亲，他能理解孩子的想法，孩子肯定想要爸爸多陪他玩。有一次陈国平的儿子肚子疼得厉害，想要爸爸带他去医院，但是工作紧急，陈国平又出门了，“他趴在那里不想回头理我。”这段视频陈国平一直偷偷保存着。
9月7日那天，陈国平又穿着那件穿了一个礼拜的满是汗渍的警服来上班了，说是媳妇和他生气了，气得不给他洗衣服。“因为不回家，老陈的老婆总和他生气。其实家属这么多年都很支持我们的工作，但是谁不想一家人常在一起。”老伙计替陈国平解释。
9月7日，河北秦皇岛，秦皇岛市公安局海港分局民警陈国平用手机剪辑视频。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一夜爆红后他想重回平静
陈国平的这番忙碌，是因为他火了。
8月26日那天的直播中，他将自己的开场白变成了：“我是反诈主播，请问对方什么主播？”并且开始尝试用“连麦PK”的方式进行直播。
效果还不错，陈国平便一发不可收。他随机连到了各种各样的主播。有人上来就说，“我是搞笑主播，哥，我啥事都没犯。”还有人摘掉了自己的假发，承认男扮女装。
对面的主播千奇百怪，陈国平也不慌不忙。“别磕巴，我以前看过你直播，溜着呢。”“老实交代，你骗过多少人？”“你的粉丝总说快自首，快自首，这什么意思啊？”连麦最后，陈国平总是不忘回归正题，宣传国家反诈中心APP。
回忆起9月1日第一次与陈国平的连麦，主播“赤酱”还觉得很惊奇。自己直到摘掉假发，揪住耳朵蹲在地上的时候，依旧以为对面的是一个穿着警服假扮警察的主播。他看到直播间里网友评论后，才知道陈国平是认真做反诈宣传的警察。“我没有想到反诈能有这么新颖的形式。”
“我记得在我小时候，奶奶也被骗了20万，那段时间我们全家人脸上都没有笑容，那年过年都不开心。”于是他把国家反诈中心的logo打印出来做成了牌子，接下陈国平的接力棒，继续用诙谐幽默的方式让大家都去下载国家反诈中心APP。
9月3日，陈国平在两个平台硬生生撑下来了六个小时的直播，中间只去了一次洗手间。那天两个平台直播间加起来大概有八千万次点击。直播间同时在线78万人的时候，他的网爆了，只能用手机5G草草结尾。
陈国平在连麦时，遇到一位有被经历的女主播。直播视频截图
爆红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好奇、探究和各种各样的质疑。
有人问陈国平，“到底有没有剧本？”“一个警察，没有学过表演，凭什么会随机应变？”陈国平连麦都是随机的，他说，“有剧本就不真实了，做反诈的不想骗人。”
还有人说陈国平是“假警察”。其实类似的质疑，早在他还没火的时候就有了，去年年底的一次直播连麦中，陈国平曾被质问，“谁让你警察穿警服直播的，谁给你的权力？”那一瞬间陈国平心里特别委屈，他条件反射地反驳：“我有问题你可以去我的上级告我。”
后来，陈国平反反复复思考着自己当时的反驳。他觉得，似乎是错的。“我做好自己，让大家看就行了。你越反驳，越证明你不成熟，反而成为他们攻击的点。慢慢地老百姓会发现我做的是正能量的事情。”
再有举报和投诉，陈国平还是会生气。但是他生气的方式不再是直接回怼，而是一个很特别的方式——开更多场直播，他将直播的频率从每周三场提高到每周五场。
最近这段日子，他总是要一遍一遍地回应对他“不务正业、跑来挣钱”的质疑——直播用的是休息时间，从不开打赏功能。
还有人觉得与形形的主播连麦会影响警察形象，陈国平不认同，“虽然他们打扮得各形各色，但是他们是为了获得流量，不是犯罪分子。他们只要是人民，是群众，我就有义务告诉他，什么是，怎么去防范。”
“变样了。”陈国平觉得网友看他的动机变了，索性暂停了直播，重新回归日常。
反诈民警老陈的直播暂停了，但陈国平的反诈宣传不会停。“我可以去给大家讲课。有人受骗了，还可以给我发私信。反诈剧也不会停，我还打算拍反诈连续剧呢。”陈国平组建了一个反诈连续剧的拍摄群，里面有120多个人。
停掉直播间后，反诈民警老陈还是那个陈国平，每天跑步五公里，苦恼怎么多陪陪家人，为反诈宣传绞尽脑汁。
“红也是我，不红也是我，只要有更多人不被骗，我的努力就值得。”
新京报记者 郭懿萌 实习生 吴静涵
编辑 刘倩
校对 贾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