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超人与“忘年恋”
by 严歌苓
在芝加哥读学位时，第一门课要求对所学到的作家们进行阐述，主要是对于终生的作品，亦包括他们的传略。我于是迷上了读他们的传记。对比中我发现这些文学泰斗们——无论男女——都具备一些共同的美德和缺陷。比如说，他们都有铁一样的意志、军人般的自我纪律、或多或少的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之所以提到“清教徒”，并不是粗茶淡饭、布衣草履的意思，而指他们对物质的随便态度：有亦可，无亦可。另外，“清教徒”还包括他们对待自己每日具体的艺术创造，就像对待一件宗教功课：只求心灵的付出，不求肉体的获得。
因而我把他们叫成男超人和女超人。比如苏联作家索忍尼辛（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二次大战中主动报名上前线。那时苏联政府给予在校大学生特权，免除他们的兵役。他很快晋升为炮兵军官，却因为在与朋友通信中交流了政治言论而在前线被苏联当局逮捕。他在古拉格群岛的流放岁月中，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坚持文学写作：他完全依赖记忆力背诵来储存他的诗句。因为当时的狱规禁止犯人用纸和笔。他只能在脑子里写作他的长篇叙事诗。他每天写上几行，然后拼命将它们背诵下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每天必须将自己写成的部分默诵一遍，然后再在内心进行新的创作。他的记忆空间逐渐缩小，因而他想出一个方法来帮助自己记忆。他用面包屑捏出了一串教徒用的念珠，由圆形、方形及椭圆形珠子组成。他每默诵一句诗，就数一颗圆珠；每背下十行就数一颗方珠；每一页，就数一颗椭圆珠子。当他出狱时，竟然把一万多行诗——整部长篇叙事诗——存在心里，带出了监狱。
其他的作家虽不像索忍尼辛这样具有如此明显的“超人”素质，但每个人都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体现了过人的顽强意志。遗憾的是，我没有足够的篇幅来一一例说。我在这样的“超人素质”中看到，有天赋是幸运的，但是足够的意志来实现天赋，恐怕是更大一种幸运。当然，不幸也是显著的。我发现这些“超人”中的大多数都在情感上未能免俗：在他们成功之后，往往在他们的晚年，总要陷入一场“忘年恋”。也许我这人不算最开明，对于男作家的忘年恋，我尽管失望，但尚能接受；但对于女文豪们，内心就是一个巨大的失望之苦笑了。无论是赛珍珠、安·阮德（AynRand——苏联流亡美国的著名女作家，属少数以非母语写作而获成功的作家之一），还是玛格丽特·杜拉，尽管她们艺术的品格颇高，却在这方面未能免俗。比如赛珍珠，我认为她是具有许多美德，甚至可以称得上高尚的女性，在晚年结识了一位年轻的男舞蹈教员而出现一些与高尚相矛盾的行为。她在50年代末为救助韩国孤儿而建立了基金会，她的文学地位和影响力使她轻易地得到大笔的募捐。而她却让自己的年轻男友来主持基金会的工作，从来不查究他的经济作业。这个舞蹈教员于是便舞弊贪污、弄虚作假，使基金会大失人心。当人们告诫赛珍珠她用人不当时，她却护短，甚至与人反目。另外，如安·阮德，尽管她作品中所有男主角都有她丈夫的影子，至少在形象上，她认为她的丈夫为她提供了男性美的准则（她公开说过了他的身材和面部形象十分合乎她的审美理想，因而她在第一次见他时，便爱上了他，从而开始主动追求他），但是她在成功之后，还是与一位比她年少二十多岁的心理学家恋爱起来。
读到这些部分，我总是想：哎呀，又落了俗套。
有次在读《纽约人》杂志时，读到一位颇有名气的杂文家的见解。他认为著名人物找年少情侣是种庸俗。我想，看来“所见略同”者，并不难找；原来不止我一人如此看重俗与不俗。
最近听到消息（真伪尚待证实）：八十岁的索尔·贝娄再度娶妻生子，不由想到名气和成功是否真能使人年华倒流，青春永驻。当然还有种说法：成功能够刺激荷尔蒙。
来自：严歌苓公众号ID: yan-geling
幸福的春天
那天我们安静地在教室里读一篇托尔斯泰的短篇，阿雅拉拿起一颗水果糖弹向我的心脏部位“中弹”之后，我用眼神向她打过去一个问号，她用手指指教室的玻璃门。我们在二楼。
我望向走廊。细碎的雪花漫天飞舞着，这在西雅图并不多见。“很美。”我轻轻对阿雅拉说。
艾琳老师听见了,走向玻璃门,向外张望了下，对全班说：“外面下雪了，真的很美。”
于是我们放下托尔斯泰，一同静静观雪。
下课后，我跑到走廊上去，阿雅拉笑吟吟地跑出来，两个人靠在栏杆上。
“亲爱的，我刚才并不是叫你看雪。”她说，“刚才一个男老师经过，我是要你看他。”
“我知道你讲的是谁，索忍尼辛一样的那个。”
我们的心灵，在那一瞬间，又做了一次不必言传的交流。阿雅拉太精彩，不愧是个画家。
阿雅拉顺手又剥一颗糖，很得意地说：“在班上，只有我们俩特别喜欢观察人。”
我们说的那位男老师，此刻正穿过校园朝我的方向走来。
我并不动，静立在一棵花树下已经好久了。
等他快走向另一条小径时，我大声喊出来：“哈罗。PA-PERMAN”
这个被我喊成“纸人，”的人这才发现原来我在树底下。
他微微一笑，大步走上来，说：“嗨！你好吗？”
“好得不能再好。”我笑说的同时，把头发拉拉，给他看：“注意，头上肩上都是樱花瓣，风吹下来的。”
“真的！”这位美国大胡子这才赞叹起来。
“这种事情。你是视而不见的。”我说。
“你知道，我是只看印刷的——”他打打自己的头，对我挤了一下眼睛，笑着。
他又要讲话，我嘘了一声，这时微风拂过，又一阵花雨斜斜地飘下来。我沉浸在一种宁静的巨大幸福里……
春天来了，没有人在读书。
我们忽而赶场大减价，忽而赶场好电影。我们匆匆做功课、快快买瓶饮料、悠悠地躺在草地上晒太阳。
我的日子不再只是下课捏雪人，泡咖啡馆、图书馆，我脱离了那些方盒子，把自己交给了森林、湖泊、小摊子和码头。
那种四季分明的风啊，这一回，是春天的。
在咖啡馆里，我再度看见了那位“纸人”老师。他的每一个口袋里都有纸片，见了人就会拿出来同读。那种折好的东西，是他丰富知识的来源，他我。 的行踪不出西雅图。“你还想砍树吗？”他笑着问
“现在不想了，”我笑说。“倒是湖边那些水鸭子，得当心我们中国人，尤其是北京来的。”
纸人老师大笑起来，哈哈哈哈，弄得安静的咖啡馆充满了假日的气息。
“北京烤鸭？”他说。
“怎么样？我们去中国城吃？”我把桌子一拍。
“你不回家吗？”他说。
“什么家？你我在这都没家人的嘛！”
于是，纸人也大步走了。在那一次的相聚中，我们不知为什么那么喜欢笑，笑得疯子一般都没觉得不好意思。
回到住的地方，做好功课，活动一下僵硬的肩膀，我铺开信纸，照例写家。
写下“爸爸、妈妈”这四个字之后。对着信纸发呆，窗外的什么花香，充满了整个寂静的夜。一弯新月。在枝丫里挂着。
我推开笔，口中念念有词，手指按了好多个数字——电话接通了。
妈妈——我高喊着。
台湾的妈妈喜出望外，连问了好多次——好不好？好不好？
“就是太好了呀！忍不住打电话来跟你讲，可以比信快一点。”我快速地说，“春天来了，你都不知道是什么样子，都是花海哦！也不冷了。我来不及地在享受。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我是在上课，也有用功呀！不过还来得及做别的事情。我好得不得了，都穿凉鞋了，不会冻到，别担心我……”
(摘自广东旅游出版社《闹学记》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