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明村、四明别墅这些里弄不仅是名人荟萃，当年它们建造的背后也大有玄机
阅读过张伟群老师所著《上海弄堂元气》一书的读者们一定会对于孙衡甫这个名字不会陌生，这位曾经在“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下文中简称“四明银行”）发展历程中立下过“赫赫战功”的金融巨子在一手铸造起一个“金融奇迹”的同时也为它日后的没落埋下了伏笔，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们本期的故事就围绕这位孙衡甫和它的四明银行展开。
孙衡甫，浙江慈溪人，钱庄职员出生，早年曾就职于浙江银行上海分行并于1910年后升任经理，在浙行工作多年的孙衡甫在历练中不断拓展着他在金融领域中的视野。
北京东路四明银行旧址
“四明银行”创办于1908年，是中国最早的华资商业银行之一，也是当时“宁波帮”在上海的重要标志，在其发起人中就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周金箴、朱葆三、虞洽卿等，几乎清一色都是近代“宁波帮”在上海的主要代表。“四明银行”开办后因经营不善连年亏损，为改变颓势，该行后来进行了改组并力邀孙衡甫出任总经理一职，由此开启了该行“黄金时代”的序幕。据后来曾出任四明银行总经理孙鹤皋所撰写的《四明银行改为官商合办的经过》一文中所述“因孙衡甫的小妾参与赢了头奖，得了奖金十万元，孙衡甫也就是用这笔钱盘进四明银行从而盘活了该行各项业务的”，当然经营银行光靠十万元是远远不够的，在拙作《觅境—旧时光里的上海滩》一书中有一篇“陈光甫与他的小小银行”的文章，其中提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开办时的启动资金也是“十万元”，而正是这“十万元”还曾让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一度被同业中人笑称为“小小银行”，因此拿“赢了十万元”来作为孙衡甫帮助四明银行走出低谷的唯一理由显然是不够全面的，孙衡甫在四明银行的作为实则远不止于此。比如在谢菊曾所著《四明银行琐记》一文中就有提到一件四明银行在初年利用老城厢发展而致富的事件，按此文中所述“1913年以后，上海开始拆除城垣，填平城壕，兴建房屋，城厢一带，市面逐渐繁盛，低价大涨。四明银行过去倒账中曾押没不少城壕基地，至是陆续变卖，获利巨大”。
孙衡甫位于位于愚园路的旧居
笔者在经过多方查证学习后把孙衡甫在四明银行经营管理中的成功经验总结为“着力储蓄+广告宣传”这八个大字。在金融界历练多年的孙衡甫清醒的意识到“储蓄存款”对于一家银行而言所蕴含的深刻意义，为了可以让四明银行争取到更多的存款，孙衡甫可谓“穷尽脑筋”，千万百计利用各种方式吸收存款，甚至连“学生的学费”、“年青人的婚嫁”都成了他吸收储蓄的由头（孙衡甫曾运用学费储蓄、婚嫁储蓄、礼券等多种方式吸纳储蓄），孙衡甫后来还在银行下专门设置了一个“四明储蓄部”，专营各类储蓄业务，至30年代初该行已拥有存款总额4000余万元，在同行业中名列前茅。“广告宣传”也是孙衡甫在吸收存款上的另一大法宝，除了在日常报纸杂志上刊登以外，孙衡甫还巧妙的将房地产业与广告宣传结合在一起，以此达到一举多得的效果，喜爱上海老弄堂的朋友们一定对于以“四明”来命名的各处里弄非常熟悉，如：延安中路巨鹿路上的“四明村”、愚园路上的“四明别墅”、淮海中路上的“四明里”（已拆）等，孙衡甫投资建造这些房产的主要目的不仅只是为了出租谋利或是持有地契以便抵押贷款这么简单，他的另一层动机是想通过这些房产来彰显四明银行自身的实力，从而吸引更多客户来行储蓄。客观上讲这一招还是比较灵验的，由于许多传统中国人对于“不动产”的“信奉”，四明银行的这一“地产广告”确实为它的迅猛发展助力不少。此外由于四明银行还拥有钞票发行权，因此利用纸币发行来提升四明银行的知名度也成了孙衡甫在“广告宣传”上的又一“有力武器”。
四明村（一）
四明别墅（一）
借本期话题来对“四明村”与“四明别墅”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四明村”与“四明别墅”是由四明银行投资建造并保留至今的两处最位知名的新式石库门里弄，它们的设计者均为华人建筑师黄元吉，黄元吉在20年代初期时在沪创办凯泰建筑事务所，现位于淮海中路常熟路口的淮海大楼（原恩派亚大楼）是他的主要代表作。
黄元吉设计的淮海大楼
有关“四明村”的建造笔者查询到过两种不同的说法：1、取自章正元编著《静安文博钩沉》一书，据该书“四明村—文化名人村”篇章所述“（四明村）建于上世纪20年代，初有54幢二层楼房，后售与四明银行。该行于1928至1932年分两次增建，形成今之规模，共有房屋118幢”；2、取自张伟群所著《上海弄堂元气》一书，据该书所述“（四明村）于1912年与1928年分两次投资兴建，里弄南段为高标准住宅，北段为中等标准住宅，中段为低标准住宅”，两种说法在具体的建造始末上有所出入。
四明村（二）
“四明村”如今也被称为“文化名人村”，当年这里的住户除了四明银行的高级职员及管理人员外（位于四明村西南角的118号独栋洋房曾为四明银行董事长周仰山的住所，周仰山也是京剧名家周信芳的堂叔），也曾有过许多其它领域的精英人士，其中知名的有：思想家章太炎，文学家周建人（周建人是鲁迅的弟弟，鲁迅之子周海婴在抗战时期曾在此与周建人同住），书画篆刻家高振霄、来楚生，书法篆刻家朱积诚、王福庵、高式熊，画家吴青霞、吴侍秋，影星胡蝶、严俊，印度诗人泰戈尔（受徐志摩陆小曼邀请在此小住）等，诗人徐志摩人生的最后时光也是在这里度过的，1931年的一天，徐志摩在与陆小曼的一次争吵后愤然离开了这片曾经让他五味杂陈的伤心地，他本人也在不久后的一次空难中离开了人世。
巨鹿路上的四明村入口（照片左侧即四明银行董事长周仰山旧居）
四明村（三）
与“四明村”相比“四明别墅”的建造则更具故事性，据《上海弄堂元气》一书所述“由是之故，推断建造四明别墅的动机，更多应从张璧如（孙衡甫的姨太太）这边寻找解释——她来到上海滩取得成功后，回报和拯救尚且挣扎于贫困乡间的亲人，实现和他们再次汇聚的愿望，自然成了首要考虑的实情。四明别墅的建造，标志着孙衡甫、张璧如的事业春秋鼎盛，弄堂落成以后，张璧如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旋即把父母、兄嫂一家从镇海的山区接到上海，安顿在四明别墅丙字号第14新宅之内”…...
“四明别墅”在建造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同样也是各界精英荟萃，诸如妇产科专家林元英、良友印刷所经理余汉生（曾与《良友画报》创始人伍联德有过合作）、音乐家黎锦晖等都曾在此留下过生活的印记。1952年的某天，林元英受邀来到位于华山路枕流公寓内的一户人家为女主人接生，而这位女主人正是大名鼎鼎的“金嗓子”周璇，这段从未被周璇承认的感情为她人生最后的悲剧奏响序曲。
四明别墅（二）
位于“四明别墅”东侧一墙之隔的“孙家花园”由东西两幢花园住宅所组成，是当年孙衡甫事业显赫一时的见证，据《上海弄堂元气》一书对于这两幢住宅历史信息的梳理“孙衡甫、张璧如居西首，于东首二楼对准阳台一间设经堂，张璧如笃信佛教、每天点香火拜佛…...50年代初孙衡甫之孙孙联璋和张德励（原为张璧如的贴身丫头，后由丫头认作女儿，升任孙家花园总管）各据一幢洋房，张在西首一幢，孙据东首”。
“孙家花园”西侧洋房
“孙家花园”东侧洋房
孙衡甫的如意算盘在30年代初遭遇上了巨大挑战，先是“一.二八”的烽火使得沪上百业凋零，后来接踵而至的世界经济危机，白银风潮等又接连波及上海，在种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下，孙衡甫的经营作风也开始逐步显露出它的弊端：储户的存款过多投资于地产使得四明银行开始不灵；在没有充足准备金的情形下滥发钞票又使得四明银行信誉遭受危机，有一次孙衡甫为应对挤兑不得不请出虞洽卿救急，以几乎“空城计”的形式将挤兑勉强蒙混过关，但四明银行的整体境遇并未由此而好转…...
“孙家花园”西侧洋房内景
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出手改组四明银行，孙衡甫被逐步挤出该行核心层，至此孙的这出“成败萧何”最终落下帷幕。1944年，孙衡甫在他位于愚园路四明别墅一旁的孙家花园病逝，结束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
“孙家花园”东侧洋房内景
被南京国民政府掌控后的四明银行与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合称为“四小行”，徒有虚名的四明银行在这以后逐步沦为国民政府大员们的“敛财工具”。在孙鹤皋的《四明银行改为官商合办的经过》一文中记录到“在一次董事会上，四明银行董事长吴启鼎提出有福开森路10余亩地皮一块，原是银行押品，以90万元收归行有，现有人要…事后知道，这块地皮是孔祥熙要的，只收了价款60元…本来是准备无价奉送的…还有一次会上吴又提出要将四明西区支行（南京西路凤阳路口）迁址，他直言不讳的说，支行东临的大华大戏院（即后来德新华电影院）是宋子文的财产，宋要扩充戏院…价格不能争论”，此后的四明银行基本有名无实直至40年代末南京国民政府撤离前被彻底“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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