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月24日的八字(1982年11月2日八字)

铁木尔·达瓦买提同志生平

新华社北京12月21日电 铁木尔·达瓦买提同志生平

中国的优秀党员，忠诚的主义战士，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杰出领导人，维吾尔族人民的优秀儿子，第八届、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木尔·达瓦买提同志，因病于2018年12月19日14时2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铁木尔同志1927年6月16日出生于新疆托克逊（今吐鲁番市托克逊县）一个贫苦的维吾尔族农民家庭。艰苦的生活条件和全家生活的重任，从小造就了他勤劳果敢、为人正直、乐于助人的性格。

1949年新疆解放后，铁木尔同志坚决拥护中国的领导，奋发学习，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热心为群众服务，在党的教育培养下迅速成长。1950年，他被选为新疆托克逊县二区三乡乡长，后任副区长。他于1952年12月加入中国。1954年，任托克逊县县长。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选送铁木尔同志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政治系研究班学习，经过两年的勤奋努力，他以优异成绩毕业。离校前夕，他和研究班的全体同学在受到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和鼓励。在学习期间，他被任命为托克逊县委书记，后被任命为县委第一书记，吐鲁番中心县委副书记。在新疆，他是第一位担任县委书记、县委第一书记的维吾尔族干部。

1964年，铁木尔同志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68年起，他历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副组长、自治区革委会常委、自治区革委会学大寨办公室主任、自治区革委会农牧办公室主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

1979年起，铁木尔同志历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1985年，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副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1994年至1996年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副书记。

在新疆工作期间，铁木尔同志致力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想方设法搞好新疆的建设，全心全意为各族群众服务。在县乡工作期间，他克服重重困难，帮助群众解决饮水、农副产品供应等问题，改善住房、交通条件。在自治区分管农业农村工作期间，他坚决贯彻执行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大力加强农村牧区工作，着力解决南疆三地州脱贫致富和北疆牧民定居等问题，提出牧区要实行“种加养”、“产供销”、“牧工商”的一条龙经营方式，实现从自给、半自给性的自然经济向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化，从单一经营向多种经营转化，从靠天养畜、粗放经营向科学养畜、科学管理转化，从游牧向定居、半定居转化，从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化的“五个转化”奋斗目标，加速了全区农牧业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和自治区党委领导同志一道，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团结带领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人民群众，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积极争取国家有关部门和兄弟省市的大力支持，推动了新疆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了农牧民走上致富道路。新疆的乙烯工程、北疆铁路、兰新复线、光缆工程、沿边开放、东连西出、石油开发、防病改水、城乡建设、棉糖基地建设、公路建设等重大工程和重要项目，都凝结着他的辛勤汗水和心血。

铁木尔同志积极推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各项社会事业发展。他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坚持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大力实施中小学危房改造和贫困学生助学工程，多渠道培养合格师资人才，使新疆教育工作整体水平不断提高。他注重改善生态环境，实施了从城市到农村，从机关、学校到厂矿企业的全民义务植树绿化工程，使全区绿化、美化水平明显提高。他科学对待人民群众创造的精神文明成果，高度重视优秀民族文化的发展，支持将十二木卡姆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铁木尔同志热爱祖国，自觉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始终旗帜鲜明反对民族。他坚持把民族团结工作摆在头等重要位置来抓，在他的积极倡导下，1982年新疆第一次召开民族团结表彰大会。此后，涌现出一大批民族团结模范单位和先进个人。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他处处率先垂范，与各族干部群众打成一片，倡导人人讲民族团结、个个爱护民族团结的良好风尚。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不断巩固和发展，其中有他的不懈努力和突出贡献。

铁木尔同志担任领导职务以来，始终保持着普通劳动者本色，保持着与各族群众的血肉联系。天山南北的道道梁梁、沟沟坎坎、村村院院，大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担任县委书记时，他经常骑着毛驴下乡，风餐露宿，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担任自治区领导职务以后，他仍然保持着艰苦朴素、联系群众的作风，经常深入农村牧区，与农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1993年3月，铁木尔同志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98年3月任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党组成员。他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付出了大量心血，作出了积极贡献。他强调，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都要在党的领导下认真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权，为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应有贡献。他高度重视人大立法和监督工作，参与审议多部法律草案，主持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修改工作，并在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作了关于民族区域自治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他注重调查研究，多次带队深入地方检查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情况，要求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结合本地实际制定配套法规，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民族团结。他还先后赴四川、湖北等地考察三峡工程建设和库区移民安置情况。他积极促进全国人大与外国议会间的交往交流，多次率领或参加代表团出国访问，会见外国议会代表团和国际友好人士，促进我国与各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在各国议会联盟第103届大会上，他代表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团发言，全面阐述中国对国际局势的看法和立场，介绍中国国内形势和建设成就，表明中国政府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他还被推举为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首任会长，为促进中阿民间交流与合作，增进中阿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铁木尔同志爱好文学艺术，善于写诗著文，笔耕不辍，有各类作品数百万字。他的作品充满着对祖国、对党、对人民淳朴深厚的感情，记录和反映了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实践和伟大成就。1963年发表作《我的坎土曼》、《青松的品质》。抒情组诗《阿勒泰抒情》获198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时期优秀作品奖。诗集《心中的歌》、《故乡情》、《生命的火炬》等作品被译成日文、俄文出版。他还出版了《新疆，我可爱的故乡》、《生命的历程》、《生命之苑集萃》等著作。

铁木尔同志是第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中央委员，第三届、四届、五届、六届、七届、八届、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铁木尔同志在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对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他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保持高度一致。他衷心拥护和坚决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密切联系群众，心系各族人民，为新疆的建设、改革、发展和稳定，为促进民族团结和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杰出贡献，在各族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深受广大群众的尊敬和爱戴。他认真贯彻党的集中制原则，广开言路、广集民智，注重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他刻苦学习，勤奋工作，把“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不私亲属，不搞特殊”作为立身之本，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不搞特殊化、不以权谋私，始终保持了人的政治本色。

党的以来，铁木尔同志认真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决维护总书记的核心地位、维护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同以同志为核心的保持高度一致，坚定支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贯彻治疆方略特别是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生命不息、奉献不止。

铁木尔同志的一生，是兢兢业业、无私奉献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化悲痛为力量，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懈奋斗，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铁木尔·达瓦买提同志永垂不朽！

1965年1月4日，同志亲切接见铁木尔·达瓦买提等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新疆代表。 新华社发

1981年，同志与铁木尔·达瓦买提同志在哈萨克毡房喝奶茶。 新华社发

2009年6月20日，同志在新疆看望铁木尔·达瓦买提同志。 新华社记者 马占成 摄

1996年3月17日，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同志与铁木尔·达瓦买提同志亲切握手。 新华社记者王新庆摄

2010年2月12日，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春节团拜会。同志与铁木尔·达瓦买提同志亲切握手。 新华社记者黄敬文摄

1960年的铁木尔·达瓦买提同志。 新华社发

在中国古代，玻璃是如何被制作出来的呢？

许多文明古国都很早就开始制作玻璃。考古发现的最早的玻璃制品来自古埃及，而中国的玻璃制作工艺也历史久远，《尚书》中的“璆琳”一词，后来成为玻璃的美称。陕西扶风、岐山，山东曲阜等地均有西周时期的类玻璃制品出土。

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出土的一把保存完好的青铜“越王勾践”剑，剑身上有八字鸟篆错金铭文“越王鸠浅（勾践）自乍（作）用鐱（剑）”，剑格的两面镶嵌了玻璃和绿松石，据推测，中国的玻璃制作技术，可能是从原始瓷釉技术演变而来的。战国时期已经采用模铸法制作较大件的玻璃物品，如1955年湖南长沙陈家大山墓出土的深绿色的涡纹玻璃璧，直径达14.1厘米。这一时期玻璃制作方法逐步成熟，形成铸、缠、嵌、磨等多种工艺。

汉代玻璃出现了更多新的品种形式，如玻璃耳坠、玻璃带钩、玻璃琀。最值得注意的是由玻璃制成的生活用品开始出现，如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玻璃盘等，这意味着玻璃器走进了日常生活。西汉桓宽《盐铁论》中说“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用“琉璃”称呼玻璃一直沿用到明代。据说清初皇家认为“琉璃”一词与“流离”同音，不够吉利，于是通称为“玻璃”。玻璃古时尚有流璃、陆离、颇黎、火齐、琅玕、明月珠、瑟瑟等称呼。

魏晋南北朝时，随着以佛教传入为主的中外频繁交流，大量外国玻璃器进入中国，在外来玻璃器的影响下，开始出现吹制技术。河北定县北魏塔基所出土的玻璃瓶和玻璃钵，就是以无模吹制的方法制成的。这一时期玻璃瓶和玻璃杯也开始普遍出现。隋唐时期，玻璃制造产业非常繁荣，品种多，用途广，除了生活用品、陈设品，唐宋时期女性开始用玻璃作为饰品，出现各种玻璃戒指、珠、钗、钏等。宋代元宵节前后，苏州到处都有店铺出售各种彩灯，其中就有玻璃灯。宫中也在节令张挂苏州进贡的玻璃灯，称为“苏灯”。元代设有“瓘玉局”，是官办玻璃作坊，专门烧制“罐子玉”。

明代曹昭《格古要论》中说：“雪白罐子玉系北方用药于罐子内烧成者，若无气眼者，与真玉相似。”“罐子玉”亦称“药玉”，是一种仿玉玻璃器，这个词在晋代郭璞注《穆天子传》时已经使用。从元末始，山东博山颜神镇逐渐成为北方的玻璃生产基地。明代，宫廷御用监在此设作坊。清初，颜神镇琉璃世家的后人孙廷铨撰写了我国第一部有关琉璃工艺的专著《颜山杂记·琉璃》。

1982年，在博山发现了古代玻璃作坊遗迹。清代是我国古代玻璃发展最辉煌的时期，清代玻璃生产主要分布在北京、广州和山东博山三地。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内廷设立琉璃厂（养心殿造办处下设的玻璃厂），并邀请德国人纪理安（Kilian Stumpf）传授西方玻璃制作技术，专门为皇室制造玻璃器。

乾隆年间，玻璃制作发展达到高潮，品种包括单色玻璃器、套色玻璃器、画珐琅玻璃器、金星玻璃器、刻花玻璃器、戗金玻璃器、搅胎玻璃器、缠丝玻璃器、描金玻璃器种种类型，玻璃的颜色达到三十多种。内画鼻烟壶也是这一时期出现的独特艺术品。19世纪中后期，玻璃厂逐渐衰落荒废。

在一册原藏法国国家图书馆的玻璃制作工艺图谱中，记录了制作平板玻璃的制备工艺，这种工艺在中国真正成熟是在晚清。从首页“Youqua Painter/old street No.34”（煜呱画，老街34号）的红色牌记来看，图谱的作者是煜呱（Youqua），这是一位19世纪40—70年代活跃在广州的外销画家，以擅长绘制海港巨景闻名西方。以下内容即为这册图谱中所绘制的内容。

本文选自《好手艺：中国古人传统工艺彩绘图志》，较原文有删节修改。文中所用插图均来自本书。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好手艺：中国古人传统工艺彩绘图志》，侯印国 著，[清]佚名 绘，台海出版社2022年6月版。

秤料

“料”既是对玻璃料的称呼，也是清末北京流行的对玻璃的称呼。北京本地不产，需从外地购买玻璃料加工成玻璃器，因此也将玻璃成品称为“料”。图中“料”主要是炼制玻璃的矿石。传教士约翰·亨利·格雷（John Henry Gray）的《广州行记》（Walks in the city of Canton，一译《漫步广州城》）一书中很详细地记录了其在广州看到的用来制作玻璃材料的原料细节：“在永兴大街的毗邻街道中我们进入了一家名为仁信吹琉璃铺的玻璃吹制工厂，我们在那里愉快地观看了制作过程，显然，吹制玻璃技术已经被广州人继承。”以下列举广州人用来制作玻璃的原材料成分：铅、砂、硝石、锡铅合金和碎燧石玻璃。

落料

落料指在缸中混合各种原料。孙廷铨《颜山杂记·琉璃》记载：“琉璃者，石以为质，硝以和之，礁以煅之，铜、铁、丹铅以变之。非石不成，非硝不行，非铜铁丹铅则不精，三合而后生。”清代玻璃的制作，以矿石为主要原料，以硝（硝酸钾）来调和（发生化学反应），以礁（就是焦炭）来烧炼，以铜末、铁屑、丹铅等金属物做着色剂，使玻璃呈现各种颜色。

《广州行记》中记录了他所见到的原料混合：“首先，在铁盘中放入20公斤的锡铅合金和20公斤的铅一起烧熔，在烧熔时进行充分的搅拌，并且加入30公斤的砂（广东人取名为Shek-fun），该砂取自广东重要的政治划分区域，人们收集含有这种砂的石头，将它们放在研钵中由水力驱动的杵捣研磨成较细的粉末。铅、锡铅合金和砂的混合物会充分烧熔，倒入由泥或土制成的罐（坩埚）中，在接下去的24小时中，还会加入30公斤的硝石和一定量的碎燧石玻璃，再次充分烧熔，这一过程会持续整整24小时，然后制得的玻璃液体就可以用来吹制了……”

做料炉

图中描绘的是劳动者在向窑炉中添加原料的场景。英国传教士李太郭（George Tradescant Lay）1843年来到广州，在其《真实的中国人》（The Chinese as They are: Their Moral Social and Literary Character）一书中记载了他亲见的广州玻璃窑炉：“窑炉是一座圆柱形的石造建筑，一侧凿孔，底部火源加热，内部的坩埚倾斜成一定的角度以便存放热熔玻璃液体。加热时，窑炉口部分遮盖一半圆形铁质圆盘。”

熔料

矿石原料在熔炉中熔化成液体，这个时候需要用铁质吹管入炉取料。在清朝早年，铁质吹管尚未被使用，需要同时使用琉璃管和铁杖两种工具。具体的操作工艺，孙廷铨《颜山杂记·琉璃》中记载：“凡制琉璃，必先以琉璃为管焉，必有铁杖、剪刀焉，非是弗工。石之在冶，涣然流离，犹金之在熔，引而出之者，杖之力也。受之者，管也。授之以隙，纳气而中空，使口得为功，管之力也。乍出于火，涣然流离，就管矣，未就口也。急则流，缓则凝，旋而转之，授以风轮，使不流不凝，手之力也。施气焉，壮则裂，弱则偏，调其气而消息之，行气而口舌皆不知，则大不裂，小不偏，口之力也。”

熔料时要适时用嘴通过吹管吹气，将玻璃吹成空泡。但吹之前需要注意，刚从炉中取出的玻璃温度很高，是以一种稀薄的流体状态缠在管上的。这之后需要掌握温度，吹得太早液体玻璃就会流掉，吹得太晚玻璃就会凝固，所以需要把吹管不断转动，以防止流掉，也可以将吹管在空气中舞动，使其快速冷却。等到温度合适，玻璃不流不凝之时，就可以进行吹制生产。吹的时候要注意控制吹气时用力的大小，并且要使用特别的呼吸吐气方法。

李太郭在《真实的中国人》中这样描述：“吹制铁管一般长3.5尺、直径为1寸，一端为球形用于挑取液体玻璃料。吹制工匠们将吹管伸入窑炉内，接触玻璃液体后连续转动吹管，挑取一定量的玻璃后取出，在搁凳上用带有较长手柄的铲形工具均匀塑成球形。多次重复这一过程直到获得足够的玻璃液体后，工匠们便开始吹气，根据重力作用玻璃膨胀，通常人们会在地上开个凹槽，以塑造玻璃球体。”

吹玻璃

约在公元前200年，巴比伦发明了吹管制造玻璃的方法，此后传入罗马、波斯，又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传入我国。

孙廷铨《颜山杂记·琉璃》中称：“吹圆球者抗之，吹胆瓶者坠之。一俯一仰，满气为圆，微气为长。身如朽株，首如鼗鼓，项之力也。引之使长，裁之使短，拗之使屈，突之使高，抑之使凹，剪刀之力也。”

扇风玻璃

图中的男子正通过用扇子扇风使玻璃冷却。李太郭在《真实的中国人》一书中也有记录：“作坊中一般雇佣三人，一个会在窑炉边为挑料者扇风冷却，以至于不被窑炉中的热量灼伤，世界上也许没有人比中国人更懂得扇子的原理了。另一个助手会在挑料后关闭炉门，并进行必要的吹制。由于使用木炭，因此有足够的热量。”

戒墨度

图谱记载了制作平板玻璃的技术，虽然此前的文献中也存在有关玻璃屏风和玻璃窗的记载，但综合文献和考古发现来看，清代晚期这一技术才真正成熟。这时使用的平板玻璃制作技术并不是现代工业中的平拉法、浮法或者引上法，而是先吹出大玻璃泡，再进行裁片磨制。图中反映的就是裁片前用墨线进行标记的场景。从图中可以看出，为了确保裁片大小合度，古人会用专门的木片以辅助画线。

裁片

图中的人是在将大玻璃泡按所画的墨线裁开，以方便后续磨平。裁片所用的工具是金刚石。清同治年间王侃《江州笔谈》中记载了他在重庆看到的类似工艺：“见炉炽石瓮通红，瓮身欹侧。其口外向深二尺余，消冶石粉，如金之在熔，匠者力持四尺铁管，挑起如饧，旋转其管裹之，急以拍板相规，再入火中，移时，自管端吹使微空，复挑复裹，视其大如茹，持登木架，俯向地坑中，手转口吹，渐长二尺余，大过合抱。既冷，赤色转绿，光明透澈可爱。脱其管，以金钢划开，有若瓦解。承以大土坯，入别炉烘之，则渐展平，以作镜屏各物，随料取用。问其火候，盖三昼夜乃能熔化。”

罄光片

裁好的玻璃片需要再一次入炉加热，其目的是让从大圆泡中裁下的呈一定弧度的玻璃片变平展。这就是王侃《江州笔谈》中所说的“承以大土坯，入别炉烘之，则渐展平”。

李太郭在他的书中也描述了这个过程：“当玻璃被吹成薄球冷却后，用墨划分成窗格大小，随后在热源中慢慢延展成平板状。”

磨光片

图中是在对玻璃片进行打磨抛光。这些玻璃片的用途可能并不是用来制作窗户，而是做成镜子。李太郭在《真实的中国人》中说：“这些玻璃并不用在窗户上，而是制成光学用镜。古时候，妇女们只能在抛光的金属镜中凝视自己暗淡的面容，但现在人们只需要很少的支出就能在漂亮的玻璃镜中欣赏美丽的容颜，其他许多用于节日场合的瓶子和装饰物品都由玻璃制成，由于人们对于玻璃器的需求，广州城郊玻璃吹制工坊十分普遍。”

原文作者/侯印国

绘者/煜呱（Youqua）

摘编/何安安

编辑/张婷

导语校对/卢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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