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交所28年：从老八股到1426家上市公司
来源:新京报
5月28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一家企业正在敲响“上市锣”，正式上市。截至6月8日，上交所的上市公司数量达到1426家。
5月24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因为证券交易网络化，大厅里许多用于股票交易的终端机器已经停用。
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1997年，上交所从浦江饭店搬到浦东南路528号，上海证券大厦。
1992年11月，上海文化广场内聚集大批券商，解决投资者委托买卖之难。翻拍自上海证券交易所
改革物语
飞乐音响的实物股票。1984年，飞乐音响向社会发行一万股，成为改革开放后，上海市第一只公开发行的股票。翻拍自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午9点30分，主持人开始倒数“5，4，3，2，1”。接着是一声清脆的锣响，交易大厅的大屏幕上跳出红色的数字，显示该股票的代码、发行价、开盘价等信息。
人群中发出欢呼声，大家不约而同地起身鼓掌。
这是5月28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五楼证券交易大厅，来自苏州的一家机器人研发公司上市。
敲锣开市，是中国上市公司登陆上交所的标志性环节。主持人在这场上市仪式上宣布，这是上交所今年上市的第29家公司，也使上交所的上市公司数量达到1426家。
上世纪90年代上海滩的一声锣响，在宣告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的同时，也象征着新中国证券市场的开端。28年弹指一挥间，上交所完成了从八家上市公司“老八股”到1426家上市公司的成长。此间，上交所经历过“姓资姓社”的质疑，也经历过小平南巡讲话的振奋人心。
在改革开放的潮水中，上交所不断推陈出新。到现在，已近“而立之年”。
时间开始了
沪上，细雨，外白渡桥畔的浦江饭店。
灰色的英式建筑里传出装修工人作业的声音，这里曾是上交所的所在地。迎门进入，孔雀厅前摆着一面深黄色的铜锣，上书“中国证券交易第一锣”。
“中国证券交易第一锣”敲响的时间，是在1990年12月19日。上交所在浦江饭店正式开业。
当年27岁的章玲是上交所外联部的工作人员。她回忆，那会儿的上交所只有20多个人，一切都还没就绪。当时的章玲不懂股票，而上交所的第一任总经理尉文渊也称自己和筹备组的同事为“股盲”。
章玲和另一个同事负责开业当天的会务工作，她们在豫园商场寻找开业要用的铜锣。最初找到的几个铜锣，不是太轻就是太薄。直到这个，敲一下发出厚重的声响。
开业前一晚，章玲忙得没顾上合眼。她要准备接待开业当天的来宾。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要来，时任香港贸发局主席邓莲如也要来。到现在，章玲还保留着那天的来宾名单。
不巧的是，这时的尉文渊，因脚疾无常走路。开业当天上午10点多，尉文渊被背上了浦江饭店二层。
尉文渊日后回忆，上午11点，来宾还未完全到场，交易大厅显示屏上已经跳出交易数据。情急之下，他连忙敲响了铜锣。
资料记载，上交所是在11点整正式鸣锣开市的，11点半前市收市。后市是下午2点整开市，3点半全天收市。全天共成交93笔，成交金额为1016.1622万元。其中股票交易的笔数为17笔，交易金额为49.4311万元。其余成交的都是企业债、金融债和国债。
与沪市在2015年4月20日出现的单天破1万亿元的成交量相比，1000余万元的日成交量微乎其微。
但这一步的迈出，需要极大的勇气。
上世纪80年代，“姓社姓资”的争论依然在社会上弥漫。80年代后期担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的龚浩成曾回忆，对于很多从“”思维中走出来的人而言，设立股份制公司、发行股票、成立股票交易所，简直是天方夜谭，甚至是会犯政治错误的冒险之举。
1989年12月，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在一次市委扩大会上决定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当时的龚浩成，是上交所筹建“三人小组”之一。
1990年四五月间，访问香港时，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将于年内开业。这个决定，加速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开端。
1990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无纸化交易
1990年12月19日，上交所开业当天，8家公司在上交所上市。
当时在上交所上市部工作的沈翼虎回忆说，这8家公司被称为“老八股”，开业前他就已经将“老八股”的相关材料审核完毕，只等当天上市。
老八股包括上海飞乐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延中实业有限公司等8家。
上海滩的第一代股民应健中对老八股记忆犹新。80年代末，他就开始投资股票。“1986年左右就有股票柜台交易，那时是实物券的交易。”应健中说。
如今，上交所仍在展览区保留着八只股票实物券的票样。以延中实业为例，这张股票上写有股份总额、每股金额，以及股东和董事长姓名等信息。不同公司发行的股票大同小异，每股金额为50元或100元。
应健中买的第一只股票，正是延中实业。那时延中实业每股金额50块钱，他买入的价格是57块。
“这个是走势最差的。”应健中说，那时上海只有五六家股票，最火的是在1992年成为万元股的豫园商城，自己当时闲钱不多，就买了延中实业。
没过多久，这些股票的实物券就消失了。上交所成立后，大胆地在上海推行了股票无纸化交易。
在上交所多年从事技术工作的王勇说，“尉文渊决心推行无纸化交易，用计算机来做交易系统，这个决定当时在全行业都非常大胆。”
章玲记得，当时从股民手中回收已经卖出的股票实物券并不容易，“那个时候很多人来吵，说不行，你把股票放哪儿了？为什么就说股票写的是我的名字？我如果卖的话找不到怎么办？”
为了让股民打消顾虑，尉文渊亲自向股民解释，在电脑前演示如何将股票存入网上的个人账户。就这样，随着上交所的成立，中国证券市场的股票交易方式也随之变化了。
事后证明，尉文渊的决定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计算机的快速发展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决定了无纸化交易成为日后股票市场的常态。
密密麻麻的“红马甲”
从1990年年底成立到1992年，是上交所最初的成长期。
资料显示，到1992年末，上海市场有上市公司29家，还有已公开发行股票但尚未上市的公司34家。
有受访者用沉寂来描述1992年前的上交所，那时门可罗雀，普通百姓对于上交所鲜有了解。
变化发生在1992年南巡之后。
小平南巡讲话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当时，上交所的年轻人薛均从讲话中捕捉到一个讯息：改革开放要一直走下去，那就意味着，上交所也会一直办下去了。
时隔多年，坐在上交所的证券交易大厅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50多岁的薛均用振奋来形容听到邓公讲话时的感受。
改变很快发生。1992年2月18日，上海股市对延中实业、飞乐股份试点放开股价，取消涨跌幅限制，到5月21日，全面放开股价。
股价甫一放开，股民的热情像是泄了闸的洪水，真正充满冒险精神的股市也随之而来。
王勇最初感受到股票市场的狂热，是在1993年，是从交易所外蜂拥而至的股民开始的。
当时，股民通过证券公司开设的营业部购买股票，营业部通过派驻到上交所的红马甲（即场内代表）获取股票交易行情。
关于股市最常见的场景，是上交所证券交易大厅内，不断接听电话和在电脑上录入买卖指令的红马甲。
由于通讯手段跟不上和传输速率的限制，那时的证券营业部接收到的实时行情与上交所交易大厅现场大屏幕显示的相比，有明显延迟。
王勇记得，浦江饭店门外，股票交易繁忙的时候常有股民骑着自行车飞奔而至。
上交所股票交易大厅的行情屏幕是正对着黄浦路的，股民们站在马路对面，拿着望远镜看股票行情。
一有变化，股民马上拿起像板砖一样的“大哥大”与在证券营业部守候的伙伴沟通行情信息，作出买入卖出的决断。
大厅里的红马甲更是忙得不可开交。王勇说，当时一家券商派驻两名红马甲到交易所，“一个接电话，一个打电脑”。电脑打得飞快的女孩子，被称作“鸡爪疯”。
与王勇一样，章玲也在1993年直观地感受到了一些变化。
“到了1993、1994年，证券交易大厅不够用了。”章玲说，大厅里的座位不断增加，开始变得拥挤起来。再后来，随着券商营业网点的不断增加，派驻到交易所的红马甲也不断增多。上交所从1993年到1996年扩张到8个交易大厅。
章玲说，“中午吃饭的时候，一条街上密密麻麻的都是红马甲，那个场景还是蛮壮观的。”
那一年，股市先是暴涨，继而不断下跌，迎来沪市的第一轮熊市。
从浦西到浦东
1997年，上交所从浦江饭店搬到浦东南路528号，上海证券大厦。
这一年，中国证券市场的体制机制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当年8月，国务院决定，将上交所和深交所统一划归中国管理。也是在这一年，上交所从区域性市场转变为全国性市场。
与此同时，股票交易的方式也在继续发生转变，当年熙熙攘攘的有形席位，随着技术的发展，转为无形席位。
站在证券大厦5楼的证券交易大厅中，依稀可以想象当年的盛况。
在上交所工作了28年的章玲介绍，大厅中央是一个圆形的池子，这里曾是身穿黄马甲的交易所工作人员的工作场所。刚搬来时，工作池四周都是红马甲的座位，各家券商的场内代表密密麻麻地坐在一起。
如今，上交所的证券交易大厅，平时只有十来个从事B股交易的红马甲坐在现场，而他们也习惯于便装，不再身着马甲。
章玲说，上交所的发展由两个轮子驱动，一个是上市公司，另一个是会员单位，即证券公司。
股市的热络，是在上市公司和会员单位的规模不断扩张中发生的。
沈翼虎曾长期负责上市公司审批工作，他记得，上交所上市公司数量突飞猛进的一个时期，是在1997年左右。
当时，沈翼虎兼任股票复审委员会委员。最忙的时候，他一周要去三次北京，每次都要审核一沓上市公司的申报材料。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需要从大量的财务数据中判断一个公司的各项指标。那时，到京出差是家常便饭，他正读初中的儿子很难见到他的身影。
上交所的新机遇
当时间跨入21世纪，随着证券市场的规范化与国际化，上交所走入一个新的阶段。
《上海证券交易所史》记载，2001年8、9月间，中国查处了包括银广夏、张家界等在内的多达40余起上市公司违规案件，2001年因此被顺理成章地称为“证券监管年”。
张晓京曾长期担任上交所市场监察部负责人，负责上交所市场交易行为监管工作。用他的话来说，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自己的工作主要就是和行情与数据打交道，发现、处置异常交易行为，向上报涉嫌股票市场操纵、内幕交易，以及老鼠仓等案件线索。
计算机专业出身的张晓京，深信技术带给人类社会的进步。他说，上交所的第一代监察系统，是靠手工输入指令进行事后的统计分析，在2000年上线了第二代监察系统，通过预先设置的若干种预警指标，对市场交易出现的异常交易行为进行了实时监控，在2009年上线的第三代监察系统中，又增加了对海量交易数据进行智能分析的功能。对于内幕交易、老鼠仓等在常规交易监管中不太容易发现的问题，他们主要通过智能化大数据方法，对投资人的交易行为进行分析，也就是“给不同的投资者画像”。
对股票市场内幕交易等行为的严格监管，正是保证股民投资安全的重要手段。
在5月18日的一次公开讲话中，上交所理事长黄红元重点谈到了监管问题。他说，上交所将持续加大以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为重点的市场监察力度，强化市场重大系统性风险预研预警预判，加强投资者保护和教育，坚决防止股市大起大落、暴涨暴跌，确保资本市场行稳致远。
对股票市场进行规范的同时，上交所也在寻求改变。
2014年，沪港通启动，目前平稳运行。
中国与英国金融合作的沪伦通也在筹备当中。4月11日，央行行长易纲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内地与香港互联互通每日额度将扩大4倍，沪伦通有望年内开通。
改革亲历
张宁 63岁，时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管处市场科科长，参与上交所筹建，后曾任中国上海监管局局长、上海证券交易所监事长等职
大概是在1990年三四月份的时候，上海开了一个国际研讨会，来了很多外国人。上海市在会上宣布，要筹建证券交易所。这是第一次对外宣布上海要建证券交易所。
这个消息一宣布，我听到会场轰的一下，像是炸锅了一样，嗡嗡嗡嗡，都是大家交头接耳的声音。我觉得很奇怪，怎么都这样呢？散会的时候，我碰到一个摩根士丹利在中国的代表，他是原来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参赞。
我说你们干吗呢？我们说要建证券交易所，你们怎么轰的一下……他说我们都以为中国不会改革开放了，所有的外国人都这么认为，但是你们这个一宣布，我们认为中国还在改革开放。
我说为什么？他说在我们看来，证券交易所是资本主义的最高组织形式之一。如果你们还要搞这个交易所，就说明还在改革开放。
在这之前，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李祥瑞在上海市的一个内部会上说，我们现在应该考虑建设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问题。虽然以前我们一直在考虑，但是当时的大环境下谁也不敢提。李祥瑞说我们现在建立证券交易所，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长远利益大于眼前利益，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这三句话，现在再听还是很经典，点醒了当时的很多领导。
1990年，上海市委书记、市长在香港访问的时候就说了上交所成立的具体时间12月19日。所以我们的筹备是倒计时的。
筹备交易所的时候，我们曾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比如在讨论市场交易规则的时候，我说在借鉴其他地方的交易规则版本上，我们有些东西要加上，有些东西要拿掉。
在我们的概念里，“姓资姓社”是最主要的理论上讨论的东西，交易所成立最需要规避的就是，它不能“姓资”。
我加了什么东西呢？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不是为资本主义服务。我们加上这种话，一定要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服务。拿掉的是买空卖空。当时我们都看过《子夜》的，就是买空卖空了才死人的，所以我们说把这个拿掉。
上交所的章程是我执笔写的，这个跟很多公司章程差不了多少。我改得最典型的一句话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事业单位。”很多人看这个东西的时候，觉得很拗口。你就不盈利了吗？
这句话我反复考虑过。为什么要这么写？包括我写的时候也跟大家争论过，大家看不懂，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写。
如果不盈利的话，这句话就写成“不追求盈利”。上交所万一盈利呢？国际上的交易所有盈利的。那我不能这么写啊。后来我就想不以盈利为目的，目的不是盈利，但是不排斥盈利。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
改革辞典
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于1990年11月26日，同年12月19日开业，归属中国直接管理。秉承“法制、监管、自律、规范”的八字方针，上海证券交易所致力于创造透明、开放、安全、高效的市场环境，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其主要职能包括：提供证券交易的场所和设施；制定证券交易所的业务规则；接受上市申请，安排证券上市；组织、监督证券交易；对会员、上市公司进行监管；管理和公布市场信息。（记者 贾世煜 实习生 郑洁 摄影 记者 尹亚飞）
十大元帅墓地今何在？元帅们去世后都葬在了哪里？苍松翠柏掩忠魂
自古以来，人们对忠臣的埋骨之地都有着自然而然的敬畏之感，似乎他们埋骨在此就能够庇佑一方，这也是各地都会出现名人祠堂的原因之一。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抗战时期的将星们共有十位被授予元帅军衔，这十大元帅的墓地又在哪？元帅们去世后都葬在了哪片福地之中？苍松翠柏掩忠魂。
英雄的长眠之地——八宝山沿着北京长街往西走大约十五公里，你就能够看见一片庄重而威严的建筑群。
那是一处瞻仰和凭吊我们革命先烈的椰树景观——八宝山革命公墓。
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中华大地百废待兴，在考虑发展的同时，领导人们也没有忘记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为在战争年代牺牲的革命烈士们找一块宁静的安息之地。
中国人讲究落叶归根，那些找得到遗物或者尸骸的，决不能让他们安葬在荒郊野岭。
一天，周总理将北京市的副市长吴晗叫到的西花厅，想要与他商议在北京建一座公墓的事情，吴晗感到很意外，他没想到周总理会亲自过问。
但周总理却这样对他说：“你不要觉得这是小事情，这是件大事情。我们不能坐了江山就忘了为打天下而牺牲的同志们。”
吴晗
同时他还特别叮嘱吴晗，在选址的时候，不要选太远的，交通要方便一些，以便之后举行一些革命的纪念活动，同时环境也要优美，让老同志们“住”得安心，尽量不要去占老百姓的田，那是百姓们吃饭的命根子！
周总理的这番话，既考虑到了为革命事业英勇牺牲得到先烈们，也考虑到了仍然要继续生活的百姓，吴晗听了之后表示自己一定会尽最大的心力去办此事。
于是，经过几个月的走访，他们确定了北京郊区的一个地方，半山坡上有一个名叫褒忠护国祠的古建筑。
这个祠庙殿堂高大结实，周围环境也很优美，完全符合周总理的要求，1951年4月，经过政务院批准，革命公墓正式开始修建。
1971年，周总理为此地正式改名，更名为“八宝山革命公墓”。
从此，北京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就成为了安葬全国烈士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地方，许多我们熟悉的著名将领，后来都长眠于此，包括共和国的元帅。
长眠于青山之间共和国十大元帅中，第一位去世的是罗荣桓元帅。
罗荣桓生于1902年11月26日，25岁时，罗荣桓到武昌中山大学读书，便加入了中国，后来先后参与组织了通城、崇阳农民武装，还参加过湘赣边秋收起义，成为了一名坚定的主义战士。
抗战时期医疗卫生条件不好，长期行军，吃住条件也差强人意，所以从1942年起，罗荣桓就经常带病指挥作战，四年后还曾经切除了自己的一侧肾脏，一直在带病工作。
即使是这样，罗荣桓也从来不搞特殊，与战士们同吃同住。
但是肾脏的毛病几乎伴随了罗荣桓的一生，1963年9月28日，罗荣桓因为肾衰引起了尿毒症。
可进步的医疗也没保住罗荣桓的命，这个为祖国奉献了大半辈子的将领，于1963年12月16日在北京医院逝世，时年61岁。
罗荣桓去世当晚，毛主席在的颐年堂主持会议，在开会之前，毛主席还提议大家全体起立为罗荣桓默哀，可知对于罗荣桓的逝去，新中国的领导人们有多么悲痛和不舍。
12月21日，罗荣桓去世五天之后，首都北京的各界数万多人先后来到劳动人民文化宫进行吊唁，朱德、等领导人轮流为罗荣桓守灵。
12月22日上午十点，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公祭大会，公祭结束之后，罗荣桓的骨灰安葬到了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贺龙元帅在1969年逝世。
贺龙生于1896年，原名贺文常，是湖南桑植人。
早年间贺龙积极拥护的三大政策，并且参加了北伐战争，在北伐战争中，贺龙逐渐看清了的丑恶嘴脸，对三义的信仰也转为了主义，1927年，正式加入了中国。
新中国成立之后，贺龙一直兼任着国家体委的主任，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体育事业作出了奠基式的贡献。
1968年3月26日，贺龙突然病倒，脑缺血造成了失语，随后紧急送往医院，治疗几天康复之后便出院了。
谁知道一年之后，6月9日，贺龙又因为急病被送进医院，但这次却没有挺过去，在抢救了六小时之后不幸去世。
几年之后，经过中央的批准，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一室举行了贺龙元帅得到骨灰安葬仪式，主持了追悼会，周总理和等国家领导人纷纷前来吊唁，又一位元帅长眠于这青山之间。
到了2009年，经过的批准，贺龙元帅的墓地由北京迁到了湖南省张家界市的天子山贺龙公园。
1971年9月13日零点，一架三叉戟飞机从山海关机场起飞，三个小时之后，坠毁在了蒙古境内温都尔汗的荒漠上，这也成为了元帅的埋骨之地。
1972年，陈毅元帅的骨灰也被安葬在了八宝山公墓。
陈毅
陈毅元帅1901年8月26日生于四川省乐至县。
青年时期，陈毅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这段日子里，他接触了许多世界上先进的主义、学说，但回国之后，他坚定地选择加入中国，因为他明白，只有中国才是满目疮痍华夏之希望。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陈毅元帅指挥了多次著名的战役，包括结果张灵甫的孟良崮战役，为我党和我军立下了赫赫战功。
因为连年的行军打仗，陈毅身上烙下了病根。
1970年7月的某天，陈毅突然感到腹部隐隐作痛，后赶到医院，医生给他开了止疼片，但却没有什么效果。
随后经过辗转陈毅回到了北京住院，先是被诊断为亚急性阑尾炎，做完手术后又发现其实是结肠癌。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陈毅的身体有所好转，1971年9月时，陈毅连续几天参加了老干部座谈会，那天发言完毕之后一股鲜血从鼻子里喷涌出来，从此再也没有下过床。
到了第二年的1月份，陈毅已经处于弥留之际，4日，经医生抢救，称已恢复了自主呼吸，用尽了最后的力气对女儿说：“……一直向前……战胜敌人……”这是陈毅最后的遗言。
1972年1月6日，陈毅与世长辞，10号，陈毅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布举行，毛主席亲临八宝山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
七十年代注定是将星陨落的时期，1970年起，彭德怀的身体也每况愈下，经常便血，但当时的他却没有当回事儿，因为在抗战时期就会出现这样的事。
两年后，病情越来越恶化，达到了每天便血四五次的频率。
1973年4月10日的下午，彭德怀便血了一千毫升，情况已然非常紧急，后来查出来，他得的是直肠癌，处于中晚期，时日无多了。
1974年11月，深度昏迷了两个月的彭德怀与世长辞，先是被存放在了成都市东郊的火葬场。
周总理特别指示，要好好保管彭德怀的骨灰，1978年12月22日，用专机将彭德怀的骨灰接到了北京。
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彭德怀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后将其骨灰盒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1999年，彭德怀的墓地由北京迁往湖南省湘潭市，葬在乌石峰山下，墓地整体高约有五米，宽有快八米，墓碑是用黑色的花岗岩制成，四周苍柏掩映，十分庄严。
1976年，人民的好总理周总理逝世，首都的群众十里长街不舍相送，当时的朱德元帅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但他还是坚持到周总理的遗体前，向他敬最后一个军礼。
周总理的死对朱德元帅打击很大，那几天他总是彻夜流泪，睡眠也越来越少，孩子们劝他顾及自己的身体，工作强度不要那么大。
但朱德却说，周总理走了，毛主席身体也不大好，我应该更多地为他们分担。
就这样，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将近九十岁高龄的朱德还承担了几十次的外事活动。
1976年，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完澳大利亚的总理马尔科姆之后，朱德因为吹了太久的空调病倒了。
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朱德的病情一来便急剧恶化，到了7月份，高烧不退还引发了肠胃炎和肾病、糖尿病等多种疾病。
7月6日下午，朱德在北京医院逝世，他的骨灰被安葬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礼堂一室之中。
在十大元帅当中，还有一位的骨灰没有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安葬，那就是。
1986年10月7日，与世长辞，徐向前元帅还挥泪写了一首纪念他的诗：“涂就七言染素绢, 十万军帐哭刘公。”
10月16日，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庄严举行，后来的夫人汪荣华曾经给写信，希望按照的遗愿将他的骨灰洒向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21日，的儿女们，捧着的骨灰乘坐专机，将骨灰撒向了太行山、淮海大地等曾经奋战过的值得纪念的战场。
与一样，希望自己死后长眠于战场的元帅还有徐向前。
1990年3月开始，徐向前的心绞痛便频频发作。
到了八月份，徐向前几乎是只能在床上勉强维持生命，在儿女都围在床沿之际，徐向前对他们说了自己最后的心愿。
他说，我死后一不搞遗体告别，二不开追悼会，三将我的骨灰洒在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和河西走廊。
9月21日，徐向前的心脏停止跳动，10月份，在301医院的小礼堂做了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十一月份，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的工作人员陪徐向前元帅的家属前往大别山等地撒放骨灰。
仪式完毕之后，徐向前的骨灰盒和遗像被安放在了元帅的老家五台县烈士陵园当中。
1980年，十大元帅之一的被诊断为帕金森氏症，这个病常常会引发其他的并发症，特别是肺部感染。
知晓自己病情的还曾经和别人调侃：“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去我离八十四可只有两个月了。”
到了1982年，的病情持续恶化，大大小小经过了数十次的肺部感染，1984年4月，又引发了脑血栓、肺炎等疾病，高烧不退持续了很久，1986年10月22日，病情进一步恶化，与世长辞。
死前曾经说过自己的遗愿，希望百年之后可以回到五十多年前广州起义牺牲的战友们身边。
中央完全尊重本人的意愿，在八宝山火化之后，10月底用专机将的骨灰送到了广州。
被安葬在了广州市中山三路较场北面的红花岗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内。
1992年，共和国最长寿的元帅聂荣臻在301医院逝世，去世前的几个月，他依然在工作。
尽管医生只同意他上午半小时和下半个小时可以听秘书给他讲文件，聂荣臻也完全没有中断过。
5月14日这天上午，聂荣臻先是起来听了《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到晚上九点多的时候，他还就军事文选这一事询问了秘书。
谁知一个多小时之后，聂荣臻便十分安详地停止了呼吸。
按照聂荣臻的遗嘱，他的骨灰分被安葬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和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烈士陵园。
青山有幸埋忠骨我们都是时代的一粒沙，但却总有一些逆着时代洪流而前行的巨人，是他们，带我们开辟了新中国。
转眼间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胜利已过几十年，而那些熠熠生辉的将星也已经陨落，但不变的，是他们传递给我们的红色精神。
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为新中国的成立付出过鲜血的将士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将永托他们高尚的英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