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的“张謇”牛载坤——景 生 明
牛载坤（1886-1934年）字厚泽，甘肃省康乐县（原狄道县即临洮县西乡）八松庄人，在他48岁的短暂人生历程中，为推进甘肃实业、教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被同仁尊称为“牛八松”；因为亲自在兰州街头示范推广毛线编织技艺，被群众敬奉为“毛袜祖师”，当时的新闻媒体则称赞他是“甘肃艰苦卓绝之实行家”；因为爱民如子、为民请命，被他短暂任过县长的民勤百姓爱称为“牛爷”。由他和清末状元实业家张謇开启的康乐、南通两地相互交流学习的传统，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依然在发扬光大，延续着张牛两家纵横东西、跨越百年的奇缘。 甘肃理工大学校园内的牛载坤塑像
回顾历史，人们对牛载坤的定位是甘肃的“张謇”，其主要依据就是他在贫瘠落后的甘肃，竭尽全力地实践了张謇“父教育，母实业”的“实业救国”主张，其实践精神与张謇有过之而无不及。牛载坤在甘肃创办新式书社、学校，传播科学思想，培养新人，移风易俗，给闭塞保守的甘肃带来了新文化的鲜活气息，开风气之先；他关注国计民生、重视科学技术，学过、干过地图测绘、银行簿记、办学教学、救济灾民治病防疫、毛线编织、水利工程、防沙植树，机器制造，汽车修理，著有《发展甘肃实业教育规划书》、《水利之研究》等研究性文稿，其艰苦创业、苦干实干，开拓创新的精神，科学研究精神，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利益，不计个人得失、直至献出生命的奉献精神，既是甘肃精神的典范，也是当今甘肃建设乃至西部开发所极为需要的宝贵精神。
家 世 昆 弟
八松牛氏祖居康乐老树沟（今康乐白王乡），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河湟一带发生变乱，史称“乙未之乱”，地方糜烂，时载坤之父牛遇林正当壮年，带着兄弟牛二及妻小逃难，先居鸣鹿胡麻沟，后居上洼地。牛遇林青年时曾读过书，因世道混乱，未能深造，深为遗憾，乙未乱后，离乡背井，一无所有，家计极为艰难，时常朝不保夕。遇林外家潘氏世居八松，家资颇丰厚，时常接济，得以渡过困难岁月。后经潘氏外家牵引，牛遇林迁居八松。
牛遇林文思敏捷，工书善画，见识深远，吃苦耐劳，毅力过人。卜居八松后，兄弟二人勤奋耕耘，新建家园，省吃俭用，供子侄辈上学读书，牛遇林四子一侄，全都读过书，这在当时当地、牛家那种家境下，是极不容易办到的。遇林性情温和谦让，善与人相处，与八松望族高氏、胥氏时相帮助，后又与高氏结为亲家，其子牛载坤娶高应学之女为妻。
1921年，牛遇林七十岁，时长子秉坤在新疆伊犁任县知事，侄子应坤在甘肃省府供职，载坤巳为陇上名人（当时号称“牛八松”），地方人士，子侄们为表达敬意，发起祝寿，其三子牛孝坤学生苏珍（字蕴泽，曾任省府督学）时在南通师范上学，南通师范校长张謇与牛载坤也有交往，苏珍恳请张謇写了寿字，遥寄八松。
十七年，河湟事变爆发，牛遇林病逝于逃难途中，终年七十九岁。牛氏举家迁居临洮县城内。
牛遇林共育有秉坤、振坤、孝坤、载坤四子。
1.牛秉坤（？-1929）字彝族，牛遇林长子，少年时念过书，光绪二十一年避难临洮，曾在衙门中供职，后上新疆，在迪化（乌鲁木齐）做生意，暗中参加同盟会革命活动，与新疆革命党人。甘肃同乡邓宝珊等过从甚密，1911年新疆伊犁革命党起义，响应辛亥革命，牛秉坤参加了伊犁起义。
辛亥革命后，牛秉坤在伊犁某县任县知事。其后，因杨增新上台主持新疆省政。大肆捕杀革命党人，邓宝珊等逃亡帝俄，辗转回到甘肃，牛秉坤也于此后返乡。
2.牛振坤（ ---1929）字时泽，遇林公次子，少年时上过私塾，精珠算，一生务农持家，热心地方公益事业，重视文化教育。1914年胥灵峰，牛载坤创办八松“树风学校”时，牛振坤曾任董事，对学校建设多所贡献。十八年，振坤被乱兵杀害。
3.牛孝坤（ ---1913）字崇夭，与其弟牛载坤同为胥灵峰私塾学生，1903年，弟兄二人同榜考中狄道秀才（附生）。随后，设馆课徒。1908年，孝坤应鸣鹿关上洼地乡绅苏效汤（字鸣轩）之聘，在洼地滩设馆授徒，苏效汤之子苏珍即为此时学生。
⦁孝坤去兰州初级师范深造，上学期间，因病去逝。
4．牛载坤（1886-1934年）字厚泽，牛遇林四子。
5．牛应坤（？-1956）字耀泽，系牛遇林之弟牛二爷独子，临洮师范毕业，在八松树风学风学校任教多年。陆洪涛督甘时，在督军府任军职。陆去职后，应坤去青海碾伯（今乐都）税务局供职，1932年返乡家居，至解放后去逝。
求 学 与 抉 择
甘肃百姓贫穷落后的苦难生活，父兄重视读书教育，特别是早年的艰难求学之路刻骨铭心的感受，是牛载坤立志发展实业、教育的最初动因。
牛载坤七岁入本村胥应魁（字灵峰）私塾，聪明好学。1903年考中了狄道县的秀才（附生），1907年，清廷在兰州成立了文高等学堂，载坤即去投考，因路费拮据，不敢住店房，晚上在城隍庙廊檐下露宿，地上铺一张狗皮，头枕麻鞋，在街头备考应考将近半月，考入文高等学堂，学习刻苦，成绩优异。不幸接连遭受重大打击，先是母亲病逝，他强忍悲痛坚持求学，没有按封建礼制退学守孝，思想封建保守的校方则以他母丧不丁忧，有违“礼法”，予以除名。
失去求学资格，牛载坤无颜回家见父老，遂去新疆，寻找在那里谋生的长兄。行至酒泉，路费告罄，将所带一部视为性命的“四书”售出，得银九两，在大漠戈壁中徒步数千里，风餐露宿，历尽艰辛到了迪化(乌鲁木齐)，当时长兄秉坤尚在新疆西部的伊犁，他实在无力继续西行，只好在迪化找了个教书的职务，以维持生计。此时恰逢清廷要各省选派学员到京学习测绘，牛载坤考取了新疆保送资格，于1909年经俄国西伯利亚铁路转南满铁路到达北京，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测绘班学习。
北京是清王朝的首都，是整个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民族灾难日趋深重、清王朝风雨飘摇的情况下，各种救国思想交织传播，特别是暴力革命思想，逐渐成为社会主流思潮。作为一名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热血青年，牛载坤目睹了清王朝的衰朽和国家的灾难，接触了各种新思潮，面临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的重大抉择。
起初，他痛心于戊戌变法的失败，向往革命，曾苦练武术，暗中购得手枪一支，偷偷练习射击，准备响应号召，走流血牺牲、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暴力革命道路。随即因为武昌起义爆发，局势变化，又经同乡杨汉公（字显泽）的劝阻，牛载坤深思抉择，转而认为要改变国家贫弱、人民贫困局面，应该着重办教育、兴实业、培育懂得科学技术的新式人才，开发资源，富民强国。其后又受东南实业家张謇等影响，遂抱定“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宗旨，身体力行，致力于发展甘肃地方文化、教育、实业，矢志不移。
1911年初，牛载坤以优异成绩在京师大学堂毕业，因甘肃与北京之间交通不便，陇海铁路尚未修通，乘车、马要走好几个月，道路险阻，在京留学的甘籍学生往往等齐一批，才能结伴同行。在等候同乡之际，他进入北京簿记讲习所攻读工商簿记学、银行等专业知识。10月，武昌起义爆发，道路阻隔，无法返乡；加之牛载坤认为要改变西北贫穷落后状况，应该向先进地区学习，多求知识，广开眼界，然后再回家乡，举办实际有益的事业，于是乘此机会约集友人到南方去考察学习。他们先后参观了南通师范、无锡师范、上海中学、商务印书馆、大生纱厂等学校、企业，大受启发。同时也结识了东南社会名流如张謇（字季直，江苏南通人，晚清状元，南通师范、大生纱厂创办者）、黄炎培（字任之，江苏省川沙县---今上海浦东人，职业教育倡导者）沈恩孚（字信卿，苏州府吴县人，创办上海龙门师范，后任同济大学校长）、马相伯（江苏丹阳人，创办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震旦大学——后发展为复旦大学）、张元济（字筱斋，浙江海盐人，商务印书馆经理、董事长，中国近代杰出的出版家、教育家）、史量才（原名家修，江苏江宁人，《申报》总经理，近代中国出色的报业经营者）。
东南之行，从1911年末到1912年，历时约一年多，使他眼界大开，信心大增，特别是状元实业家张謇，对这位来自西北的热血青年寄予厚望，鼓励有加，热情的向牛载坤阐述他一贯倡导的“父教育，母实业”的救国、强国理念，“西部的建设与发展首先应重视教育。” 认为大力兴办地方教育是打破封闭落后状态的突破口。张謇“实业救国”的思想和实践对牛载坤等人启发很大。是年牛载坤二十六岁，在偏僻闭塞的甘肃，人们向来信奉“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不相信年轻人，难接受新事物。为赢得人们的信任，牛载坤特意留起飘然长须，以示老成、稳重，以便争取父老乡亲的信任支持。
艰 苦 卓 绝 实 干 家
从1913年投身社会实践，到1934年惨遭军阀杀害，二十年间，在天灾人祸接连不断、军阀混战匪盗横行的险恶环境中，牛载坤筚路蓝缕，苦干实干，在发展甘肃实业、教育方面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一）发展新式学校教育
1913年初，牛载坤返回故乡狄道西乡八松庄，联络当地德高望重、热心公益的乡绅贤达胥应魁、苏效汤、范进忠、高文耀、吴邦贤、黎奠、潘树棠、田培荆、高文炳、马仲骐、线子丹、牛振坤等人组成校董会，牛载坤被推为董事长，筹集资金，倡办新学，发展地方教育。1914年在八松庄动工修建了教室九间，宿舍十四间，创办了高等小学堂一所，胥应魁为首届校长，定校名为“树风学校”，请南通师范校长张謇写了“树风学校”匾额和“艰苦自立，忠实不欺”八字校训，张謇在跋语中写道:“树风学校请书校训，以昔所示于南通师范者赠之，南北学风庶有大同之一日。”学校经费来源，采取了学田学林办法，呈报当局批准，保证了学校经费。学校起初为四年制，随着学校规模扩大，1924年以后，改为四三制，初小四年、高小三年，共学习七年。并分区创办风化初级小学十四所，从兰州等地聘请优秀教师任教，按当时教育部颁行的《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开设课程。牛载坤奔走于省内外，延揽优秀教师，采办教材及图书图书、仪器、标本、体育用品等，当时树风学校置有《二十四史》、文艺小说，教学参考书籍和各种挂图几千件（张），学参考书籍和各种挂图几千件(张)，教学仪器百多种，还有风琴、亚铃、木枪、军乐器，日本造的儿童沅具等文娱、体育设备。牛载坤还动员、选派青年教师到南通师范、无锡师范等地进修提高，如去南通师范的有高抱诚、杨国沐、陈开家、潘殿华、师如镜、孙佩珍、王字之、王季笙、苏蕴泽等，去吴锡师范的有王巨镛、何大清等；去东南高等师范的有袁岩、田幼山、秦志仁等。他们大都学有所成，为桑样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树风学校当时的设备、师资、教学水平，可以说在全国也是第一流的，因此学校越办越好。该校学生赴县、省参加升学考试，总能名列前茅。学校气氛活跃，学生能文能武，注重社会宣传，起到了移风易俗，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作用，为以后康乐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25年，树风学校因成绩突出受到省教育厅表彰，校长胥应魁升任甘肃省第三师范学校（在临洮）校长。
与此同时，牛载坤又在临洮联络杨明堂、石砥如、秦俊峰等，成立“劝学所”，宣传推广树风学校的成功实验，以“劝学所”为基础，在县城从改革旧学北校、西校、南校开始，逐渐向乡村发展，在临洮、会川等地先后办起了完小二十所，初小一百二十处，推动了临洮县文化教育的普及发展。
牛载坤在甘肃文高等学堂的同学水梓(字楚琴，榆中人，水均益祖父，曾任甘肃省教育厅长）也是一位热心地方教育的教育家，曾随黄炎培等人参加由政府教育部组织的考察团，赴欧美考察过教育；而牛载坤在参观考察中发现江南各省都有教育会的组织，超然于教育行政之外，不与政府争利益，但却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二人基于共同的理想和认识，倡议邀集甘肃教育界人士，于1916年筹划组建了“甘肃省教育会”，牛载坤任会长。后又筹款在兰州万寿官前修建了，以便作为全国各省教育会轮流开会交流经验的场所。他认为发展教育，必先培养教师，遂建议当局，除兰州原有一所师范学校外，在各主要县份先后办起了八所师范学校，以培养师资，推动了全省教育的发展。
（二）倡导平民教育、实业（职业）教育
为了鼓励贫民子弟入学，他和水梓拟仿上海“南洋公学”提倡平民教育之旨，在甘肃发展平民教育。经过精心策划，巧妙利用甘肃督军张广建贿赂官员的资金，在兰州小西湖购置校址，筹建陇右公学（今兰州八中前身）。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到1925年，陇右公学在他主持下最终落成，建起礼堂、教室，宿舍，即在小西湖贫民中招收适龄儿童两个班，开学授课。打下算以后续办中学。牛载坤还采购了杨、椿、榆、剌槐等树苗万余株，带领当地群众在校内外广为栽种，并修造了“水刮子”畜力提汲井水浇灌。陇右公学后来迁到中山林，称陇右中学和陇右小学，即现在的兰州市第八中学。
1917年，又请准当局，办起了“工艺传习所”，开创了甘肃工业教育的先河，后改为“甘肃工艺学校”，1919年更名为“甘肃省立工业大学”（即今甘肃省理工大学前身），牛载坤任第一任校长。
1918年，甘肃督军张广建派牛载坤赴日本考察实业教育，并出席教育部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实业学校校长会议，参观了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并与高抱诚（字文炳，八松人）先生共同写成了《发展甘肃实业教育建议书》，呈报省府。
1926年冬，刘尔炘（字又宽，号果斋，兰州人，清末进士，牛载坤在文高等学堂时老师）负责兰州“八社”产业，让牛载坤担任“陇右实业待行社”社长。牛载坤根据自己办理济贫工厂的经验，办了“惟救工厂”，制做大批棉毛脚踏纺线车，招收兰市贫民纺毛线、织毛衣毛袜，扩大到织毛巾、栽地毯、褥子、做肥皂，给兰州市贫民特别是贫苦妇女开辟了一条谋求生活的道路。
（三）创办书社 传播新文化
1912年，牛载坤在上海参观商务印书馆，大受启发，对书馆编印的科学书籍很感兴趣。为推动甘肃文化教育事业，当时他就与商务印书馆订立购销合同。1913年春，牛载坤在兰州开设了正本书社（在今兰州市张掖路），冲破保守势力阻挠，出售宣传科学思想的进步书籍，它是“五四”以前，金城出售进步书报杂志的唯一书店，尤其是他一直坚持出售别人不敢销售的《新青年》杂志，传播新文化新思潮，传播“五四”运动爱国精神，在甘肃起到了思想启蒙作用。
在正本书社”院内，还有销售西药的“诚信大药房”和摄影的“镜真照相馆“，都对古老的兰州增添了新意。后来凡是到西部的社会名流、学者，多会慕名前来“正本书社”，牛载坤热情接待，畅谈己见，增进了内地人士对西部的了解。时任《大公报》记者、《西北丛编》作者林竞，在与牛载坤作采访交谈后，称赞他是“甘肃艰苦卓绝之实行家也”。
1923年，为推动思想革新，批判封建传统道德观念，牛载坤参加了临洮“高张结婚”问题论战，向社会宣传婚姻自主的观念。
（四）发展实业、创办银行
“陇中空苦荒俭，地方数千里，不及东南一富郡。”（左宗棠语）
这正是长期萦绕牛载坤心头的苦痛。在早年参观南通棉织厂、大生纱厂时，牛载坤即留心于发展实业，根据西北地区盛产羊毛而毛织技术落后的情况，他立志发展甘肃毛纺织业。
十九世纪80年代，洋务运动后期，左宗棠委托当时在上海担任采运局补用道的胡雪岩从德国购进60台织呢机，在兰州创办了甘肃呢织总局，这是当时甘肃省、乃至全国第一家引进德国先进毛纺技术的大型轻工业企业。清末民初，时局变幻，“甘肃织呢总局”因亏损而停办多年。
1920年，甘肃政商各界多方努力，“甘肃织呢总局”恢复生产，由邓隆（字德舆，甘肃临夏人，清末进士，曾任四川南充知府、甘肃省参议员）任“总办”（总经理），牛载坤任“坐办”（副经理），负责经营管理和生产技术。1921年，牛载坤又赴日本、朝鲜及东南各省考察实业。在日本访问参观了各地毛纺工厂，调查购置了小型机器和毛编物工具。1922年回国，为《申报》五十周年专刊撰写《五十周年来中国之毛业》一文，为沪上名流所赞许，认为是中国工业史之珍贵资料。在上海与实业界要人多次来往，专诚拜师学习毛织技术，颇有心得。途径山西大同，又购得瑞典式人力纺织机数种，带回甘肃仿造。普遍推广。大力提倡毛编物。改良羊种、羊毛等，在兰州辕门等地亲自示范，并在兰州师范上毛编物课，被群众称为“毛袜祖师”。
不久，牛载坤离开甘肃织呢总局，与白应泰奉命筹办甘肃省银行，担任协理，当时人们认为牛、白二人个性都很强，必然难以合作，但实际上牛载坤与白应泰都坚持秉公办事，相互配合很默契，银行信誉很高。
1922年，上海《申报》馆为了纪念该报创立五十年，应总经理史量才约请，牛载坤写了《五十年来我国之毛业》一文，发表于纪念专刊上，内容翔实、见解独到，得到全国工商界人士好评，认为是不可多得的史料。
（五）劝赈救灾 倡办医疗
1927—1930年，甘肃连续三年大旱，兵连祸接，俄殍遍地，灾民死亡达二、三百万。甘肃当局成立“赈务委员会”，派水梓和牛载坤为灾民代表，赴南京、上海呼吁救灾，经艰苦争取，国民政府终于拨出赈款赈济甘肃灾民；水、牛等人同时积极向社会各界劝赈募捐，募得赈款立即汇往兰州，衣物等品即雇汽车运往兰州，在兰州邓隆等人负责发放给灾民，并不时公布账目。奔走三年，又募得赈款十万余元，衣物无数，救活灾民不少。
1931年，南京遭受水灾，牛载坤又投入抢救灾民工作，在鸿泰岗举办灾民收容所，募集救灾物资，亲自驾小船给灾民散发食物衣服。对在加工食品时偷工减料和贪污救济现象，深恶绝,对作弊人员，严加申斥，不留情面。
滞留南京期间，牛载坤结识了教育家陶行知，参观了他创办的“晓庄师范”，看到学生自己动手盖房建校，灌输“生活即教育”、“做中学”、“小先生制”，体脑劳动相结合，校风朴实，非常钦佩。逐动员甘肃青年石德安（甘肃康乐县人，后参加北平和平解放）、台和中（甘肃庄浪县人）和其大侄牛孝威入该校学习，筹划在甘肃仿效实行。
牛载坤热心公益，爱好科学，时刻关注人民疾苦。在赈灾工作中，他亲眼看到瘟疫疾病与灾荒饥饿一样夺取了无数人的生命。因此，在南京募捐期间，经氺梓介绍，拜名中医施今墨为师，苦学中医，以“不为良相，必为良医”自勉；不久，晓庄师范被强行解散，牛载坤遂令其侄牛孝威（牛振坤之子）也跟施今墨学习中医，潜心苦学，多得真传。（1932年牛孝威返兰，任甘肃国医馆主治医师，后任副馆长、馆长。新中国成立后，又受聘为张掖路同仁堂药店主治医师，兰州中医学院成立后，聘先生为学院教授。孝威先生以医疗为终生事业，救死扶伤三十余载，他精通医理，医术高明，尤长妇科，名噪省垣，有兰州三大名医之誉。因态度和蔼，关怀病人，被患者誉为“牛一笑”。）他本人也学有所成，能独立诊病，且精于医理。除中医外，他对制造疫苗、种牛痘以及兽医等学科都进行了研究，认为对西北大有用处，曾亲自参加剥牛解剖研究病理。
1931年初，中央国医馆成立，由焦易堂（陕西省武功县人，时期政治家）担任馆长，提出以现代科学研究中医药，力主中西药结合，拟定中医药发展方案。受焦易堂影响，牛载坤在兰州积极筹备建立甘肃国医分馆，为取得焦易堂协助，再去南京。行至平凉，行李财物被匪徒抢劫一空，只得返回兰州，因生计无着，由水梓推荐任省图书馆馆长，对图书保藏、借阅业务大力整顿。
经过不懈努力，1932年，“甘肃国医分馆”在省城天齐庙正式成立，牛载坤自任馆长，聘请名医权爱棠、柯与参、牛孝威为医师，开展门诊治病医疗活动和医务人员培训，在疾病防治，中医研究改进、保护市民健康方面做了一定的工作，为此后兰州医疗卫生发展打下了基础。
鉴于甘肃远处西北，与内地交通路途遥远，且交通工具极为落后，陇海铁路尚未到达兰州，汽车很少，主要靠马车运输。要发展经济，加强与内地的交流，他认为追切需要改变交通面貌，因而亲自去汽车修理厂参观学习修车技术，拟为发展甘肃交通事业效力
⦁出任民勤县长
牛载坤很长时间内立志“实业救国”，以做事不做官自律，不入政界不当官，但在创办实业和教育事业的实践中，遭遇重重阻挠，遭受多次挫折，使他逐渐认识到掌握权力有助于实现理想。友人也向他建议：不要嫌官小，干一任县长，一展宏图，作出成绩，让人看看。由此，牛载坤改变了不当官的思想，慨然说:“中国不过两千来个县，有上两千来个肯为老百姓谋福利的县长，领导群众实干苦干，还怕中国富强不起来吗?以中国之大难道还找不出两千来个好人吗?”当时靖远、民勤两县出缺，可以让他挑选。他认为靖远较富，离省城较近，被看作是肥缺，为政客们所鹜趋之地，而民勤地处边远，偏僻贫瘠，谋官者视为畏途，他认为可能少受省局的束缚，自己可以放手去干，遂毅然选择了去民勤。
河西走廊西段的民勤，受沙漠南迁的影响，风沙剧烈，气候干旱，粮食收成极薄，老百姓十分贫苦。1933年年6月，牛载坤出任民勤县长。下车伊始，立即走访各界人士和地方父老，勤求民隐，励精图治，凡事周密计划后，立即宣传鼓动，付诸行动。短短一年，导率民勤百姓办了不少实事好事，初步呈现出“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局面。
兴办教育。他说:“现在军阀割据，国家多事，要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必须造就人才，为国家民族贡就终身。” 借东门外“杜公祠”作校舍，创办师范传习所，培育师资，督建西外乡、中外乡、泉山乡3所小学，普及国民教育，奠定民勤中等教育基础，办起了女子完小，使民勤教育逐渐上升为河西之冠。
兴修水利，造林防沙。从兰州聘请能工巧匠仿黄河水车，监制“水刮子”在全县推广；重视绿化，设立苗圃，制定造林防沙计划。引进榆、槐树种，发动学生和市民种植于城垣大街小巷。
兴办实业。创办毛纺织传习所，邀请外地技工，购买机器，就地加工羊毛、驼毛，为以后的惠民工厂初奠基础。
重视救灾。在县城建立义粮仓，组织骆驼队，杂粮入仓，平价祟出，解决人民生活。
重视医疗卫生。当时民勤天花流行，死者甚众，发动在兰子女亲友紧急购买牛痘疫苗，亲自种痘，扑灭天花；宣传新思想，大力提倡剪辫放足，移风移俗，革除陋习。
牛载坤在民勤举办事业，动员了在兰州的亲友子侄为之奔波，请教师、购树种、采办医药，举全家之力以效力于民勤百姓。由于他真心为民，办事认真，领导有方，措施得力，虽不满一年而功效大著。凡所提倡之事，均关系民众切身利益，而且身先士卒亲自带着人干；干一件，成一件，群众很快就得到了实惠，因此一呼百应，深受群众拥护。民勤百姓评说：“二百年来，还未见到这样好的父母官。”对他不称“县长”而亲切的称为“牛爷”。
可 怜 壮 志 成 噩 梦
辛亥革命以后的甘肃，先后经历了北洋军阀、国民军、势力渗透的不同时期，但始终没有改变军阀割据、匪盗横行的黑暗局面。
牛载坤为人耿介刚直，不畏权势，有强烈的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他以于谦的《石灰吟》为座右铭：“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他一生清廉清贫，从不求田问舍，立志改变人民贫苦生活，而不愿助纣为虐，不肯与压榨人民的势力同流合污，因此屡遭黑恶势力迫害。
1925年，刘郁芬率国民军入甘。为了筹措军费，向银行“借款”。
牛载坤和白应泰很清楚，军阀“借”款，有借无还。于是紧急通知存户机关、学校和商人，连夜都将存款提走，库存一空。当局“借”款不着，恨之入骨，牛载坤也随即离开银行。1926年冬天，甘肃督办刘郁芬以“政客，不杀则不能统治甘肃”的罪名，将牛载坤等五人捕押于兰州，水梓等友人多方营救，声辩牛载坤系教育家、实业家而非政客，大家愿以身家性命相保。牛载坤在狱中起草了《振兴甘肃毛业计划书》，由杨世昌楷书誉清，呈送刘郁芬。刘加以审查后，请示驻在宁夏的冯玉祥，冯复电同意释放。
1933年春，牛载坤应甘肃绥靖主任邓宝珊之请，赴宁夏与马鸿逵联络感情，归途中经一条山遭匪徒截杀，幸被群众掩护，遂免于难。
民勤县所在的河西地区，当时属于军阀马步青控制区，马步青驻民勤部属拉夫派差，牛载坤多次抵制，痛斥“要拉就将我的马车拉去”。1934年5月晋省述职，经武威将民勤驻军蛮横之情俱实告于马步青，遂由积怨而起杀心。由于军阀阻挠，牛载坤无法购买汽车票，只得乘坐马车赴兰，6月5日4时，马车行至皋兰县哈家咀，为仇家狙击，身受4弹殉命，年仅48岁。噩耗传来，民勤百姓如丧考妣，男女老少无不垂泪，八松树风学校校长胥灵峰老泪纵横“白发苍髯哭门生”。
“世路真崎岖，曾记罹军阀不死，陷平凉不死，经一条山不死，方才化险为夷，胡为乎哈家咀不教生还，奇冤积世千古恨。
天心竟难测，试问兴教育为谁？办实业为谁？十万款为谁，自是仁人有寿，那料得嵹台山顿失仰止，何处怨天六月雪”！
牛载坤的悲剧，再次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不彻底赶走肆意践踏中国主权的帝国主义列强，不彻底铲除残民以逞的军阀，不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当家做主，实业救国，教育救国都只能是仁人志士的美好憧憬而已。在血的教训面前，牛氏子弟与全国人民一样，先后走上中国领导的革命道路。
告 慰 英 灵 有 来 人
康乐八松牛氏，从牛遇林到牛晋龄辈，已历五代，特别是从第二代“坤”字辈起，牛氏子弟秉承爱国爱民、苦干实干的“载坤精神”，足迹遍于西北陕、甘、青、新各省，远至东南以至海外，主要在科技文化领域、人民革命事业中奉献出智慧、生命，至今为地方人士所称颂。
牛载坤与高氏夫人共育四子二女：
1、牛卓（-1990）字超甫，牛载坤长子，兰州中学学生。父亲遇害后，他于1936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后成为陇右地下党主要负责人之一。1949年，临洮解放，牛卓任第一任县长。后任甘肃省人事厅长，陕西省标准设计院院长。
2、牛宏（1919-1990）字道生，1944年陕西西北工业大学机械系毕业，先后在兰州工校、中央工业实验所化验室（实验钨钞）工作，后任秦安工校校长2年，兰州水泥厂（在永登）工作2年。在此期间加入地下党，1949年西北解放。牛宏随人民解放军挺进西宁，任西宁工作团副团长。青海省人民政府成立后，担任省工业厅基建科科长，兼西宁工校副校长。1957年，牛宏被错划为“右派”，平反后调西宁石油化工研究所工作，任工程师，西宁市科技顾问。1984年，他研究的环氧乙烷加二氧化碳混合气体消毒取得成功，获国家对外经贸部一等奖。
牛宏共有五男三女：
长子牛晋龄，西北民族学院音乐系毕业，在西北民院工作。
次子牛纪龄，兰州师专业数学科毕业，在临洮一中任教。
长女牛伯龄，先后在长沙，马鞍山冶金学院深造，后在西北铁合金厂工作。
三子牛建龄，临洮县劳动服务公司工作。
四子牛宪龄，兰州西固西电二公司工程科工作。
次女牛苪龄，兰州轴承厂工作。
三女牛宛龄，定西教育学院附中教员
五子牛耀龄，兰州大学地质系毕业，留校工作，从事矿床地质研究，后在美国亚太兰大学、芝加哥西北大学地质系深造，用一年半时间完成了4年学业，随导师前往夏威夷学习海洋地质。牛耀龄现任英国杜伦大学终身教授、兰州大学中组部“千人计划”特聘教授以及美国、澳大利亚多所大学教授。
3、牛果，牛载坤三子，曾任新疆伊犁党校校长。
4、牛远，牛载坤四子，兰州市畅家巷电器开关厂工作。
5、牛瑞兰，牛载坤长女，员，任天水二中、四中校长。
6、牛友兰，牛载坤次女，西北师院毕业，历任部队连指导员、中学教员、大连市体委科长、大连市业余体校校长等职。
2010年，八松学校树立了牛载坤塑像，牛晉龄在塑像落成仪式上饱含深情的讲道:“历史没有忘记他，人民没有忘记他，家乡没有忘记他。树风学校更是没有忘记他。” 2016年5月，牛耀龄在参观张謇故居濠南别业时说，“如今，来到张謇的家乡，看到爷爷曾经到访过的地方，我感觉在南通这座城市中，张謇的影子无处不在，作为后人，我们依旧需要将先人的思想延续下去，建设更加强大的中国。”
参考资料
1.采访：（1）胥世泽（胥灵峰之子）
2)苏蕴泽（原树风学校教师）
3)牛宏夫人
4)牛晉龄
1.陶康：《记陇上名人牛载坤先生生平》
2资料
一代“新疆王“杨增新遇刺始末及迷案解析（下）
刺杀杨增新幕后的真凶人们有四种说法。
第一种樊耀南，这个不累述，上一章节讲得很细致了。
第二种，金树仁，这个说法很流行，说金和樊联手，干掉杨增新后，金再做掉樊和密谋的一干人等坐收渔翁之利，然后嫁祸给樊，最后细节冠冕堂皇地成了杨增新的接班人。
原因一，在参加典礼后，他中途退场，所以有人怀疑说他事先知道刺杀计划，所以中途躲避退出，后面再杀回来。
我们来仔细推敲一下：案发当日有这样一个细节，樊耀南得手后，闯入督署，写了字条让无线电台技师吕葆如送信给金树仁和其他厅长。让他们去督署议事。假如樊和金联手，如果樊察觉金中途退场宴席，樊不怀疑金有问题吗？还敢继续刺杀计划吗？绝对不可能！如果他俩约定金中途退场，或执行第二套备用行动方案。樊不可能一视同仁地让人送字条给金和其他厅长去督署参加会议。樊必然会派专人密告金树仁已得手，并去督署单独商议下一步计划，然后再召集众人开会。所以说金树仁不可能和樊耀南是一伙的
原因二：说金树仁当晚就处决了樊耀南等人，其实是杀人灭口。
这种说法也是偏颇的，事实上，金确实是在当晚杀害了樊，但是直到13日，也就是案发当日第六天，金树仁才处决了樊的死党张纯熙和吕葆如。金和樊同谋，他们两人不可能不知道。金如果灭口早应该在7日当晚就让他们两人永远“闭嘴”而不是严刑逼问至13日。
另外，金树仁是杨增新的学生加亲信，而樊耀南和金的关系一直不太友好。所以樊耀南就是脑子进了水银也不可能与金同谋。金树仁名声是不太好，就是再怎么不堪也不可能做出欺师灭祖的事情。
所以说樊耀南和金树仁合谋刺杀杨将军是不成立的。
第三种说法，说是苏联人与樊合谋刺杀的杨将军。原因是苏联领事馆夫妇参加了宴会，刺杀时躲进了厕所没死，所以毛熊可疑。毛熊想除掉杨，夺取新疆的控制权。
这个实在有些扯，禁不起推敲，躲进厕所没死就是同谋，那天没死的人不少，岂不是都是同谋？当时的苏联刚扫清了白匪，正在百废俱兴，大搞社会主义建设，还无暇顾及新疆这块肥肉，来趟这趟浑水。
苏维埃政府自成立以来一直和杨增新统治下的新疆保持友好的外交关系。1923年为了继续保持双方之间的良好关系，杨创建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1925年苏联政府正式派来驻迪化总领事，并且杨将军和这个俄罗斯人保持着很不错的友谊。
第四种说法，有些意思。这种说法牵出了一个隐藏在幕后的黑手，那么除了杨内部的人，谁最喜欢看到杨增新玩完呢？谁一直虎视眈眈地觊觎着新疆的地盘呢？
一个大人物浮出水面！
冯玉祥。他对新疆的垂涎三尺不是一天两天了。从1923年任西北边防督办开始冯玉祥就开始图谋新疆，在刺杨之前，他一方积极活动进入新疆，一方面准备以武力进疆，但是杨增新则针锋相对，阻止冯玉祥入疆加上在中央政府的不断运作，使冯玉祥的部队最终也没有踏入新疆雷池半步。
有人会问，为什么冯玉祥对新疆如此上心呢？回答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苏俄之间也！他或许是想控制新疆，拿新疆作为筹码取得毛熊的赞助，和老蒋较量一番。后来的盛世才就是这么做的，效果还不错。
对新疆碰壁多次，冯玉祥当然不会就此罢休。便计划从内部倒杨，所以便秘密开始在新疆布局，一是拉拢杨增新的亲信、喀什提督马福兴。所以使得杨增新对这个结拜兄弟痛下杀手。
二是派来了张纯熙，张纯熙，湖北黄安人，1924年进入新疆，因为是学俄文的，通过自己表亲，在冯玉祥手下担任军官教导团参谋长认识了冯玉祥，因而在冯玉祥的安排下，进入新疆俄文法政学校。张纯熙在新疆，曾不遗余力的宣传冯玉祥。所以说张纯熙和冯玉祥之间必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1928年的2月，冯玉祥派了两名代表游说杨增新，但被杨增新软禁。后来两人想逃出来，然后又被抓了回去。最后这两个人一个病死在看守所，一个被驱逐出新疆。通过这个小事件，杨增新感到乌鲁木齐一定潜伏的有“特别人物”。现在想想这个“特别人物”应该就是张纯熙！
所以第四种说法是冯玉祥在新疆安插的“棋子”张纯熙联络了金树仁、樊耀南。樊耀南知道此事没敢答应只是静观其变。而金树仁和张培元都被杨将军处理过，所以怀恨在心，答应了与其同谋。在典礼后金树仁借故离开和张培元准备第二套刺杀方案。结果张纯熙在宴席上得手杀死杨将军。樊耀南见形势混乱以负责人的身份收拾残局，留字条通知各厅长开会。金树仁和张培元乘机率兵包围督署，一不做二不休，逮捕了樊耀南和张纯熙等人，并先后处决他们灭了口，自己摇身一变成了杨将军的“复仇者”，并冠冕堂皇的取代杨成了新疆一把手。
这种说法源自于樊耀南的后代。他们始终认为樊是清白的，不可能对将军下毒手。所以这种说法前面看起来是靠谱的，但是说樊耀南没有参与行刺就纯粹有了为樊“洗地”的嫌疑。
“倒戈将军”冯玉祥
下面谈谈本人的看法。
首先我们用排除法将与本案不相干的人排除在外。一，钱桐钱代表，他是中央政府派来参加新疆省政府七月一日改组庆典的，案发当日和杨增新同一桌，杨将军倒下后他狂奔出门，他不可能是凶手，排除！
二、迪化道伊李溶。和杨增新同一桌。李溶，新疆巴里坤人，才华出众、书法精湛，为杨增新的亲信，但被人戏称草包李溶，看看他的外号就知道不是他，况且毫无作案动机，排除！
三、建设厅厅长阎毓善。和杨增新同一桌。老气横秋的老官僚，瘾君子一枚，好吟诗作对、无病呻吟。曾被杨增新处理过，估计有怨气，虽在案发当日自己也中枪受伤，但有苦肉计的嫌疑，暂且搁置！后面继续分析。
四、杜旅长。和杨增新同一桌，被击毙，排除！
五、苏联领事夫妇。和樊耀南一桌，当时躲进了厕所，前面分析过，排除！
其次我们要弄清两件基本的事情。一是樊耀南到底参没参与？二是金树仁到底参没参与？
在众人七嘴八舌的议论中，我们其实忽略了本案中一个极为关键的人物！
张馨（1888年—1937年），湖北黄安人，1915年入疆。新疆外交署科长，1928年杨被刺后被关押一年。后任新疆教育厅厅长。1937年被盛世才杀害。通过资料显示，张馨很可能是刺杨事件中的“核心人物”之一。而后他还参与了密谋“四一二”，就是赶金树仁下台的。
他是本案唯一的参与兼谋划者并活下来的人！
他的女儿写了一本书叫《我父亲张馨的一生》，文中对案发当天的情景写得颇为详细，非常值得我们参考研究。现摘录如下：
那是父亲还兼任新疆唯一的高等学府——俄文法政学堂的教授。每周要去教课数次。七月的一天，早饭后我听到父亲对母亲说：“今天学校举行首届毕业生毕业典礼，会后有宴会，军政官员都去参加，我本不想参加这种应酬，樊也劝我不要去，但是典礼上我要代表教师讲话，不得不去。”父亲走后月两个小时就回来了，神色却与往日大不相同，既不看书，也不伏案，一直在书房踱来踱去。我去请他吃午饭，他挥挥手说：“我不饿，你们吃吧。”心事重重的样子。母亲放下碗筷进了书房问他：“今天你怎么啦，身体不舒服吗？”只听父亲喃喃自语道：“杨将军带的卫兵挺多，万一。。。。。。唉！我不该回来，但是眼力又不好，留在那儿也没有用。”母亲非常诧异，一再追问。父亲说：“没有什么，去吃饭吧。”一面沉思，一面走来走去踱步，有时也到院中看看天色，听听动静。由于父亲心情不安，神色异常，我们全家都笼罩着沉闷抑郁的气氛。
下午，隐约听到外面传来的枪声和喧闹声，父亲让安凤山（一直跟随父亲多年照料父亲生活的老人家）出去看看，打听一下情况。一会儿安凤山同一个从法政学堂跑出来的人到家了。那人惊惶不安地说：“法政学堂宴会快完时，有人向杨将军开枪，连打了好几枪，杨将军倒下死了。他的卫队也在吃酒，听到枪声才开始射击。双方都有伤亡，现在街上很乱。”父亲问：“樊专员呢？”那人说：“听说到将军府去了，金厅长也到将军府追樊专员去了。”父亲打发那人走后，懊恼地说：“没有想到。。。。。。金树仁这狗东西，唉，失策，失策，樊兄如果机动灵活些，或可逃出。。。。。。”谁知道事态会怎么发展呢？我们全家都悬着心，惴惴不安地过了一夜。
次日，金树仁宣布就任了省主席，为了给杨增新报仇，杀了樊耀南，听说樊耀南据理申辩，坚强不屈，被割舌、挖眼、断肢、剖腹，死的很惨。樊的同党都遭到捕杀。这些消息传来后他一直沉默不语，紧锁眉头。晚上我们就寝后，听到父亲对母亲说：“也许今晚，也许明天我可能被捕，家中要缩减开支，好好抚养两个孩子，每天督促他们读书写字，不要荒废学业。”
第三天，果如父亲所料，金树仁的鹰犬们逮捕了父亲，关在县府大狱里。。。。。。听父亲说刚入狱不久，审讯过两次，追问是否是樊的同党，是否参与了刺杨的阴谋。看来他们仅是怀疑，并无证据，父亲也矢口否认，只承认和樊是同乡朋友，以后再未审讯。
父亲只住了一年多监狱便被释放回家了。
从以上回忆录的字里行间仔细分析研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张馨参与了此次刺杨行动，并且确定及肯定是策划者；第二樊耀南参与了刺杨行动，并可能是主谋。第三，金树仁不知道张馨是樊耀南的同党并且是策划者；第四，张馨知道金树仁未参与本次刺杀计划。
前三条结论我们显而易见可得出。第四条我们节选回忆录对话仔细分析一下：
父亲问：“樊专员呢？”那人说：“听说到将军府去了，金厅长也到将军府追樊专员去了。”父亲打发那人走后，懊恼地说：“没有想到。。。。。。金树仁这狗东西，唉，失策，失策，樊兄如果机动灵活些，或可逃出。。。。。。”
张馨如果知道金树仁是同谋，他不可能懊恼地说：“没想到。。。。。。金树仁这狗东西，哎，失策，失策，樊兄如果机动灵活些，或可逃出。。。。。。”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成张馨没想到半路会杀出个陈咬金！金树仁的突然出现是他所未料想到的！
因为那人只是说樊耀南听说到将军府去了，金厅长也到将军府追樊专员去了。张馨如果知道金树仁是同谋，他会明白两人可能在将军府按约定计划汇合善后，而绝不会懊恼。
下面我们根据以上结论继续推断。
张馨既然是策划者，必定知道金是不是同谋（张纯熙或樊耀南必定会告诉他的）。或许当时他不敢说出来。但是1933年金树仁倒台后离开新疆，再后来在南京入狱。此时张馨完全可以站出来指证金树仁当年参与刺杀杨并杀人灭口的罪证。但是张馨没有，直到张馨最后被第三代“新疆王”盛世才（盛世才是对杨增新很不感冒的人）杀害在监狱里，这个天大的秘密，张馨都没有吐露半个字给旁人。故可推断出金树仁的确没有和樊耀南同谋参与刺杀行动。
说到这里有人会提出异议：金树仁和樊不是同谋，但有可能有人将刺杀杨增新的计划泄露给金，所以金树仁事先知道樊耀南等人的计划，然后静观其变，再黄雀在后。
这个异议提的非常好，本案另一个相关人物浮出水面。
牟维潼，山东烟台人，时任督署民政厅总务科长，北京俄文政法学校毕业，与张纯熙是同学，事变后任交涉署科长。牟维潼以前曾在塔城县县长，但因渎职，被杨增新撤职，停止使用四年，所以对杨增新很有怨气。
所以有人做出以下假设：
根据资料显示牟维潼是“七七”的参与者（其曾为张纯熙提供），事变后，交涉署科长张馨被牵连入狱，而作为樊方的参与者，牟毛发未伤，反而转任交涉署科长，随后升斜米总领事。这就说明，在“七七”的过程中，牟维潼为金树仁的上台起到一定的作用，再从牟维潼自身利益方面分析，相对于张纯熙、张馨、吕葆如等人而言，牟属于事变的外围圈子人物，作为金树仁的下属，其对于支持金、樊二者之间的受益与风险应该说是十分清楚，因此，其一面于张纯熙等人之间，一方面向金树仁报告樊方计划。因此通过上述诸方面分析不难看出，金树仁或许通过牟维潼对樊耀南的计划了如指掌，可以从容面对樊的。
以上的假设到底成不成立，我们仔细分析，根据以上的迹象表明，牟维潼确实有泄密的可能性，那么金树仁获知樊耀南刺杀杨增新的计划他会怎么做？第一种情况，以他和杨增新的师生加亲信的特殊关系，他必然会将此事密报杨将军，由此获奇功一件而从此获得杨的极高的信任，樊耀南被除，以他的资历和“救命恩人”的头衔，他自然顺理成章地成为杨的继任者。这种情况风险最低，又得利最高。
《明朝那些事》的作者当年明月说得好，以经济学的角度来说，造反的成本太高，亏本者结局往往就是个死字。同理可得，自己动口不动手，让亏本者亏命的人，获得的利润也是最大化！
第二种情况，他静观其变，然后黄雀在后。仔细分析这种情况风险较高，成本也大，有可能还鸡飞蛋打！首先金树仁要有极为缜密的思维和清晰的头脑来精准布局，其次他还要考虑防范樊耀南的武装力量。一不留神黄雀伏击螳螂不成，反而会被螳螂刀反杀。
事实证明如果不是营长杜治国率领甘肃藉军人替他老爸报仇，金树仁顺水推舟，现场局势还不一定明了。所以说根据人们对金的评价，以金树仁的谋略和胆识还不足以支撑他布局“黄雀”的计划。所以他必定会选择风险较低的第一种情况，向杨告密，自己四平八稳地获利最大化。
既然第二种情况出现的概率极低，第一种情况也没有出现，那就表明，金树仁没有获知刺杀杨的计划。他应该是无辜的！
牟维潼到底有没有泄密。我们也仔细分析一下。
广禄，时任杨增新的维文秘书，根据他的回忆录：十七年七月五日下午四时左右，我在迪化满城五道巷寓所，杨增新突来手谕传见。我走近将军衙门外面东箭道子，遇见以前在北平俄文法政专校的同学现任迪化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教育长的张纯熙，他问我到那里去，我发现他左边衣服内鼓起一包东西，伸手摸了一下，乃是一支盒子枪。我就开玩笑的说道：“你想造反吗？我正好要见将军去，你不怕我报告？”张纯熙急忙回答：“你不要胡说，因为前两天家里闹贼，我向牟维潼同学借了嚇贼用的，现在正准备去还他。”
通过以上回忆录我们继续分析，第一种情况，牟维潼有可能不知道实情，便由于同学关系借枪给张纯熙。这种掉脑袋的计划张不会轻易告诉旁人的，牟知道或许打死也不敢借，况且牟并不是张春熙核心圈子里的人。
第二种情况，牟维潼知情并借枪给张春熙。但也分两种情况，第一种，他没有泄密；第二种，他泄密给金树仁。我们来分析第二种，牟维潼既然借枪给张春熙，就存在提供“凶器”的罪状，此罪状一样要人头落地，他敢将此事告诉给金树仁吗？根据资料显示，他和金树仁的关系仅仅是上下级关系，没有太多的交集。刺杀如果失败，他会死得相当难看，即便金树仁成功上位，他不担心金树仁杀人灭口吗？所以如果是我，我会选择第一种：不参与则罢，一旦走上不归路，就牙关紧咬，绝不泄密！
所以牟维潼借枪应该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他不知情；第二种可能是他知情没泄密。
至于他为何平安无事反而得到升迁是因为他的同党当时并未将他供出（有可能很多年后金倒台，有人才说出真相），他本来就是金树仁的部下，金树仁成了一把手提拔自己原部门的老部下是无可厚非的。只是我们想多了！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得：牟维潼泄密的概率很低，金树仁布局“黄雀”计划的概率也很低，那么金树仁参与刺杀杨增新的行动的概率就低至又低。所以可以基本断定金树仁确实没有参与刺杨的行动。
樊耀南不论是不是主谋，都不可能逃脱刺杀的干系。因为在场有唯一的活口亲眼看见樊耀南对着倒地的杨将军又开了两枪，这是个铁一般的事实，目击者是建设厅厅长阎毓善。
有人说阎毓善会不会在演“苦肉计”（他也中枪受伤）并说谎嫁祸给樊耀南呢？
当时中国矿冶专家吴蔼宸先生在《边城蒙难记》中详细记录了建设厅厅长阎毓善在乌鲁木齐招待他时讲述了“七七”自己的亲身经历。本人节选重要线索如下：
。。。。。。阎中臂倒下，佯死卧杨（杨增新此时已中弹奄奄一息）左侧，见樊临出时，尚对杨胸口飨以两弹，气遂绝。阎恐人窥见，翻身内向，又被一枪中腿。
有人或许会说阎毓善曾被杨增新处理过，他或许怀恨在心和金树仁、张纯熙联手干掉杨增新并嫁祸给樊耀南。他中枪是在演苦肉计。
前面我们介绍过此人：老气横秋的老官僚，瘾君子一枚，好吟诗作对、无病呻吟。以他这种性格和作风不会支持他做大逆不道的事，他想代替杨增新主持新疆工作？不太可能，因为虽然他资历确实比较老，但是他并没有把持军权，军方没有人支持他。所以借他一百个胆他也不可能做出这样的蠢事。
既然他不敢但很有可能他做金树仁的帮凶。但是既然只是帮凶就没必要玩个苦肉计吧，这也太玩命了吧！资料显示两人的关系一般，没有太多交情，不值得。况且阎先后总共身中两弹，中一弹玩个苦肉计还有点像但是后来再中一弹，再玩一次苦肉计的概率就几乎为零了！这也太替金树仁玩命了吧，太不把自己当外人了吧！
再退一万步，就算阎确实是身中两弹演苦肉计并嫁祸樊耀南，那么金树仁上台后应该论功行赏吧，但是阎似乎连一根毛都没得到。
所以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推断阎毓善绝对没有说谎。
所以两件事情基本坐实：第一，樊耀南参与了刺杀行动，并可能是主谋之一，并亲手结果了杨增新。第二，金树仁不知道也没有参与刺杀行动。
杨将军故居
通过抽丝剥茧后，是到案件的真相重见天日的时候了。让我们再一次情景再现，还原案发的真实情况：
冯玉祥为了取得苏俄的赞助一直觊觎新疆许久，但是一直碍于杨增新的激烈反应而不能得手，他只得拉拢喀什提督马福兴。马福兴很傻很天真，很高兴认识内地的大人物，所以作为大哥很生气后果很严重，马被冤杀。后来冯又将张纯熙安插在新疆俄文法政学校作为他的内应。1928年2月，冯再次派两个代表来疆试图说服杨允许自己的势力入疆，但结果很糟糕，杨并不买冯的帐还扣押了他的人。冯恼羞成怒决定除掉这个绊脚石，于是命令张纯熙开始谋划刺杀方案。
张春熙首先选择和杨增新尿不到一个壶里的人。这个人选很合适。他就是樊耀南，他对老将军极度的不满和仇恨。张纯熙和樊耀南都是湖北人；外交署科长张馨和张纯熙又都是湖北黄安人；樊和张馨又是同乡加同事加上下级关系。所以三个人的三观相合并且关系是相当密切，标准的铁三角。张纯熙很有可能告诉樊自己是冯玉祥派来的人，并许诺樊，如果刺杀成功，冯玉祥和老蒋是把兄弟，一定会捧樊耀南成为新疆头号“男主角”，并让他大展拳脚实现自己在西域的报负。
樊听到张纯熙的话，感到很憧憬，但一向谨小慎微的他始终犹豫不决。直到北伐战争后期，杨增新倒向南京政府，有人偷偷告诉樊耀南在新疆省政府委员会的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这件事成了的导火线，最终使樊耀南就决定孤注一掷，用命搏一把。他和张馨、张纯熙、吕葆如开始密谋。张馨负责策划工作；樊耀南负责网罗杀手并领衔主演；张纯熙负责组织安排布置现场，并向他的同学牟维潼借枪。案发当日，策划者张馨由于是个高度近视的文弱“公知”，所以樊没让张馨直接参与。张馨侥幸漏网多活了几年。
案发当日，毕业典礼结束，民政厅厅长金树仁有公务在身，提前退场。在宴席上，张纯熙和樊耀南对上暗号，杀手突然拔枪对准杨增新射击。第一枪击中杨将军胸口，杨扶着桌子站起来痛苦地喊道：“干什么！”其他几个杀手同时举枪朝杨射击。杨增新应声倒地。同桌的建设厅厅长阎毓善胳膊中枪倒地，他躺在地上装死。军人旅长杜发荣被击中要害当场毙命。苏联领事夫妇逃进了厕所。其他人都惊恐地逃出门外。杨增新的副官和警卫听到枪声赶紧跑进来。副官上前护住杨将军也被击毙。樊耀南唯恐杨将军不死，又朝他身上开了两枪。这一切全被装死的阎毓善窥见，阎害怕杀手发现自己装死被灭口，想翻个身背对杨的尸体，却被人又一枪击中大腿（此时樊应该不在出了门），成了真正的“躺枪”。
樊耀南等人地实施了刺杀计划，顺利地杀死了杨将军，但是忙乱中他们出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慌乱中击毙了旅长杜发荣。就算后来金树仁和张培元不动手，杜荣发的儿子营长杜治国也会率领甘肃籍军人找樊耀南复仇的。所以樊耀南等人注定会死得很难看。
樊耀南率部下杀入督署府计划写字条传各厅长看来开会，由于紧张的手抖得不行，让其他人代笔。
金树仁接到樊的字条犹豫不决，他朋友圈里的人张培元、冯梁和杜治国当然劝不仅他不能去并且还得给杨将军报仇。这下事情就简单了，他们一同率部队包围了督署，给老将军和杜治国报仇。然后就活捉了樊和他的部分同党。樊杀死杨是个铁一般的事实，看见樊宁死不屈，又不愿供出自己的同谋，所以金树仁先残杀了他给杨增新复仇。过了几日金树仁见其他同党都是牙关紧咬，问不出什么便只得将他们处决。众所周知，张馨和樊的关系相当不错，金树仁就先逮捕了张馨想查出是否还有其他人参与。但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张馨参与，金树仁只得作罢，并释放了张馨。金树仁在此次中充当了“复仇者”，因此名正言顺地成了新疆的一把手。
北京昌平区杨增新墓地
晚清、新疆统治者的功与过：袁大化、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
袁大化之高见以来，主持新疆省政的几位先生，是值得我们回忆一番的。
研究晚清新疆史必备资料
满清政府最后一任新疆巡抚乃是袁大化，进士出身。日俄战争时，他在凤凰城一带的表现很好，放了他一任边疆巡阅大臣，宣统三年，始任新疆巡抚。在迪化住下不久便革命成功了，此人在新疆虽无政绩可言，但《新疆图志》的编纂成帙（zhì），他出力颇多。
袁大化，字行南，生于清咸丰壬子年（1852），安徽舒城人。当时新疆人口不足200万。过去新疆每年入不敷出甚巨，袁大化竭力节撙（zǔn，节省），仍然不足，然不足之数已锐减了不少，这不能不算是他的成就。并且他在新疆时没有跟外国人定下什么协定或条约，而与邻国相处，颇为相安。
情势所趋，他在迪化时促成了新疆商务总会的成立，其目的：对外是防止偷漏，对内则繁荣边陲市场。由此足见袁先生深知边陲之巩固，不在军事与政治，而在经济，以苏联边民之艰苦，而挽其内向之心。当时全疆金融情况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成立之前，新疆没有火炉房，又没有金店，更没有银号。全省只有官钱局七所，票号三所，钱庄五家。
初年，袁先生息影津门（指退隐闲居），对新疆问题有一个感慨之言："中国西北本无事，惟哈萨克有华哈、俄哈之别，无事则以，有事则百病丛生。"
莫别村夫——杨增新直到现在为止，主持新疆省政年份最久的，当推杨增新。他自初年得势，迄十七年（1928）7月7日下台，在边陲史上，也算是一位难得的主角了。从他的《补过斋文牍》我们可以看出，这十七年间新疆的一切内情。（按该书为研究杨增新必备资料）
新疆督军杨增新（1864-1928）
杨增新，字子周，亦字鼎丞，生于清咸丰己未年（1859），云南蒙自县莫别村人，30岁中进士。先在甘肃为知事，后来到宁夏升为河州知州等职。历任甘肃高等学堂、武备学堂、陆军学堂总办，后来主办甘肃赈抚，展现其才能。所以到了光绪三十三年（1907），由于新疆藩司王树楠的推举、新疆巡抚联魁奏调他入新疆阿克苏道员，从此步步高升，坐镇新疆，俨然如"嘉峪关外的一酋王"。
此人颇有傲骨，他在甘肃为宦之初，适逢丁忧，回云南去了一趟。既返家园，却口袋如洗，便再没有远走西北的财力，他竟一鼓作气，由云南蒙自徒步到四川成都。原本是找去一位本家凑点盘缠，重新进入甘肃的，但是到达成都，那位本家已经到重庆任官，他又赶到了重庆，总算见到了本家的面，而那位本家也是官场中人——势力！非但不帮忙，反而把他出臭骂了一顿，他气急了，便咬紧牙根又由重庆徒步回到甘肃。
且不论杨先生统治新疆之得失，他实际上是有一些聪明的。入新后，他看明白了当地的情势，他便用尽心血，拉拢各地的维吾尔族人。也就是为此，后来袁大化才用他来训练维吾尔部队的，杨某因此为自己形成了一个得力的枝栖（鸟栖于树枝，比喻可以安身的处所或职务），便逐渐仗势从事。当革命之初，伊犁有动，袁大化派他去镇压，他竟抗命不从，终于取其位而代之。
杨先生有一个很好的习惯，每天早晨办公前，一定要读两小时的书，在窗户外都能听到他高声朗诵。他尽管是一位喜欢舞文弄墨的书生，倒实在有其傲慢独断的能力，也富有自知之明。退隐之后，常对人说，"我在新疆唱了整整17年的空城计！"
金树仁长于公文继杨增新而起者是金树仁，他可算是这一群主政新疆的首脑中最平庸的一个，但言其为人的笃实，却不可一概予以抹杀，而且他的文章写得很好，擅长于公文书牍。
金树仁（1879—1941）
金树仁，字德人，甘肃导河县人，清末举人。杨增新在甘肃时便赏识了他，后来随杨入新，历任县长，尤其在阿克苏县长任内，上下对之交相赞誉，名满边陲，从此一跃而成为省政府的秘书长兼政务厅长，红极一时。金树仁继任新疆省政府主席为近年的事，众所周知，恕不赘述。
他主政新疆，大约有4年之久，1928年7月8日至1933年4月12日。这一个期的新疆是相当的紊乱，由此可见，金氏之才干固然不及杨，即作风亦远不及杨，杨善于小惠于人，而金则动辄树敌，结果一败涂地。
盛世才赴新疆新疆"四·一二"事变之后，显赫了10年之久的是盛世才。他当年由南京远走西北，是投奔金树仁去的，他们俩相识，由于钱桐与鲁化成的介绍。
钱海岳（1901—1968）师从梁启超、辜鸿铭等大家
提到盛先生由南京入新疆，令人想起一位有趣的人，即盛世才时代新疆省督办公署秘书处副处长钱海岳先生。这一位钱塘才子有一个怪癖：平生只读线装书。即使有非常价值的书籍，如果洋装了，他便一看也不看。他的字写的着实秀丽，著有一部《南明史》，至今犹在修删改正之中，他曾肯定对我表示，他的此一巨著要修正到他死而后已。（按此书耗时35年完成，奠定了钱先生史学家之地位）
当盛先生在南京当军委会作战科上校科长时，钱先生跟她是无话不谈的好同事。钱先生会看相，在盛先生重作东渡之游的前夜，钱先生为之饯别。
"晋庸兄，你这人是绝不会久居人下的，将来你发达时，可别忘了我钱海岳，不论在天涯，抑在海角……"
不到十年，盛先生成了新疆的边防督办，太平洋大战爆发后，钱氏在重庆忽然想起当年聊以解嘲的一句话，便打了个电报到迪化，盛督办兼主席（当时盛先生喜欢别人以"督办兼主席"的尊号称他）立即回电：欢迎他去迪化，协助边政，还汇给他一笔极其丰厚的旅费。
建国后钱海岳夫妇
文弱清癯（qú，清瘦）的钱先生便带了夫人（已经年过五旬，生平一无所缺，只是膝下无子）飞降到迪化，第2天就被任命为秘书处副处长，旅居中的一切，由督办兼主席给予隆重的招待。
这一对夫妇伉俪情深，而且都是有趣的人。钱太太勤于治家，做得一手美味的佳肴，凡是由重庆派到迪化去的官员宾客，谁没有尝过她亲手烹制的浙江菜？忽然有一天，夫人腹痛异常，钱先生起初为之一喜，以为从此可以无虑后嗣。经医生检查，原来是急性盲肠炎，这才下的钱先生立刻摔下线装书本，邀了督办亲信的大夫，为贤内助赶紧开刀割治，幸而无恙。至今钱先生逢人便说这件事。
青年盛世才
盛世才，字晋庸，生于清光绪乙未年（1895），也正是甲午中日战争次年的正月，辽宁人。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父亲（讳振甲）是一位安分守己的小商人，母亲安氏出身农家。
振甲老先生夫妇在迪化时，住在在今日新疆副主席阿合买提江作为官邸的南花园（在迪化南梁），晋庸夫妇至孝，每星期日必赴南花园叩首一次。可是盛先生是不愿意家人过问公事的，有一次老夫妇为了女婿王守仁（盛氏妹夫）被捕下狱，想在儿子面前讨个人情，不料盛先生竟然毫不客气的叫了起来："盛世才是你们的儿子，盛督办兼主席却不是！"
我们且不去论其在新疆主政10年的功过，如今，盛先生住在西安，日常生活似乎显得安逸，也好像比在新疆当督办兼主席时健壮了不少，也许是"无官"一身轻吧！
知足常乐的秘书长至今怀念着在迪化结识的一位故人，他便是刘效蔾（lí），刘老先生乃是新疆政界唯一的美髯公。他是新疆很少数的读书人之一，早年到过北平、天津、南京、上海。这在嘉峪关外的人们心中是一件最了不起的事。
他是一位好先生，清心寡欲，至少他的政治欲望是这样的。固然他也很想做官，可是他也没有过分的野心，似乎深知"知足常乐"之味，而有"让人一步"之量。他曾当过杨增新的秘书长，金树仁的秘书长，盛世才为督办兼主席，省府的秘书长又是他，至今他仍旧是秘书长。自以来，包办一省秘书长一席，滔滔宦海，只我刘公一人！
他有一个做官的秘诀：对人只谈过去的掌故，要是提到当今首脑的什么，他便缄口无言。捧当今的首脑，他不干；骂，他也不干。可是等这个下台了，他会把下台的人们许多轶事，当作笑话谈。
朋友，回去吧！南梁，中苏航空公司的对门，是一爿 （pán）苏联人开设的国际书店，他们的生意未必兴隆，而且橱窗陈设老是那么富丽堂皇，这是新疆境内唯一最漂亮的书店，这里不单出售俄文书报，还有少数中文书籍，这些中文书籍都是在莫斯科编印好了运来的。
在书店里原有许多关于中国边疆问题的书籍，还有很详细的地图出售。后来这些图书都不翼而飞了，是被中国人买去阅读参考了么？（按请留意这句话的内涵）
有一位女店员，波尔西小姐，因为我到一趟迪化，总要光顾这书店一次，所以慢慢的就熟悉了。
"文化是没有国籍的，我们欢迎你常来买书"，她站在我的旁边说。
为了某一部书，另一位男店员不肯卖给我，却很客气的对我表示，说那一部书有人预定了，明明书架上同样书有好几部，难道都被预定了吗？我便对波尔西说：文化未必没有国籍。他是北欧生长的女性，受不了我这一句话的刺激，她便自告奋勇的帮我购妥了那一本书。
这是一部学习语文的书，可是等我回到寓所，打开此书的第1页，看到上面的序文中有一段文字：维吾尔语言乃苏俄联邦在中亚一带习用语文之一，当以俄文予以合理之整理。
我的满腔热血在阅读了这几行文字之后，惊异的冷了半截！随即回到那书店里，找了波尔西，我要把刚买的那一部书退还给他们。
"我先问你，这本书对你有没有用？"她睁大了两眼，凝视着我。
"当然，我需要它"。同时我把气不过的实情说了。
"哦，我劝你忍耐些，为了知识，我们要忍耐，否则，你连什么也学不到的，求学是不得动情感的，朋友，回去吧！"
朋友，我的这位朋友，不知道在迪化否？
本文发表于 1947 年《旅行杂志》，作者陈澄之，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硕士毕业，曾任国立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华北新闻》副社长，抗战胜利后以“亚洲腹地记者”的身份游历新疆、蒙古国、苏联一带，写了大量文章。
本文由“瀚海淘沙”独家整理并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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