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公司名称测试打分，公司起名字测试，设计公司名称
企业、公司起名字在现代化发展的今天要注意一些规则，这样才能让公司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公司行号命名的规则又与一般的商品命名不同。公司名称既重“连续性”（像声宝、新宝的连续性，像索尼、索格的连续性），也重“国际性”（是否可以通行无阻止于东、西半球），更重“发音性”和“简单明了”、“企业形象提升”等诸多特性，比单纯商品命名难度要更大一些。
⑴移情别恋
新成立公司最好与旧公司能有连续性，好让消费者产生“移情别恋”之心。如宝洁公司就有同一公司生产的多种洗发及洗涤用品问世。“声宝企业”与“新宝科技”也是移情之例。如果“爱之味”之后再出现个“海之味”的品牌或公司名，“康师傅”之后再来个“马师傅”，企业形象将会在大众脑海中更持续，因此很容易想！
⑵升级换代
如果新商品名出现后不能将旧商品来个升级还是会很容易拖垮企业形象！即使您使用单打独斗型的名字。“XXX可乐”之后出现“XXX纯净水”即是一例。比较保守的公司通常会以母品牌带动子品牌来确保升级成果。
⑶异曲不能同工
像“英姿带”、“背背佳”争争吵吵又过了许多时候还是没个说法，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⑷使名冲击力
人一天到晚说“冲击力”，可惜，名字中带有它的太少了，真正对顾客有冲击力的公司仍是昨日黄花。
⑸全球能行
有一家汽车取名“NOVA”后在西班牙上岸才发现NOVA在西班牙语中为“不会走的东西”。那时候，命名人员几乎泪洒巴塞罗纳。
⑹没有歧义
日本一家蛋糕公司好高兴取了“LAPUTA”拉丁式名字。结果行销葡萄牙时这个字却变成“烟花女”，有谁敢拿卖肉为生的蛋糕。由此可见，同样的命名在不同国情下，仍会产生天壤之别的效果。
⑺天下一家
公司或企业命名要树立全球意识，发音要符合外国人的发音习惯，像“KODAK”、“CANON”、“FUJI”的共通性都是“简洁有力又带韵律”。
⑻中英一致
如果您不关心中文字的英文表达力，让“大宏”变成“大公”，或“开元”变成“开涮”。那请不用再细读命名的游戏规则，以免眼睛“闪到”。缺少意境，商品很难和大众结缘。
⑼反映公司实力
说真的要做到这点很难，有时候连老板对自己的文化特质都“搞不清爽”！
⑽适合远观
正因为全球的户外看板业愈来愈受欢迎，所以如果您的公司名无法从老远的地方就让开车人士或旅客辨识，那么，效果将会大打折扣。
⑾适合书写
在勉为其难情况下设计字形，其结果势必让人摇头叹息。
⑿不要“自相矛盾”
商品名与公司从事行业“不能自相矛盾”。如公司名是“海陆空进口公司”卖的却是烧饼，如卖烟草的公司名却变成“香格里拉”都是矛盾的、不当的！
北京市***天上天路***有限责任公司
释意:
其名任何两字皆成意,\"天上 \"、“天路”、“天天”、“上天”、“上路”皆有佳示；“天上天”是“一”美字” “上天路”是发达青云直上的天梯。天：由“人”字和“上”字组成预示顶天立地，天德“主而不宰”、“含而不有”、“滋养万物”、“建运不变”，“添”音通“添”和“田”，有增添之义，“添”字从水从天从心，为天上下雨滋润大地，浇灌田圆，田是富的根基，使大地万物繁茂，而增添财富。故有富之良诱。
上：上者达也，即发达也。有出头之象，切‘上’字下有底，下有强根基，强托，保底上行无限之良犹。
路：路字从足从各，音同\"禄\"、\"陆\"。路是途径，各就是每人应根据各种情况各有各的路，要各自作主，路在何方？路在足下，路在‘口’边，这说明得用口及时问路请教。路有两种形式即：抽象思路、理论、天路。和客观的水路、陆路、大小路，陆有陆续不断继续前进终成坦途，这就说明必须实足走才能得‘禄’，有路则前程无量。
天上天路：就是‘天天添上天禄’，也可谓‘禄自天来’，‘美利’‘前程无限的意思’；‘天’‘上天路’有更上一层楼意思；‘天上’的‘天路’那是阳关大道，亨通无阻的意思。起名就得象这样富有哲理性，韵味无穷才算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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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的六堂人生课
王守仁，幼名云，字伯安，号阳明，谥文成，人称王阳明。王守仁是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非但精通儒、释、道三教，而且能够统军征战，是罕见的全能大儒。视觉中国供图
“王阳明是谁？”
这谁不知道啊，不就是那个提“致良知”的圣人吗？不就是那个立德立言立功都第一的“明朝一哥”吗？不就是那个能呼风唤雨，让日本大将军也“一生惟拜”的传奇战神吗？
“我不是这个样子！”
分明听到王阳明一声断喝。
哪来天生的圣人？我只不过是个肯下笨功夫的庸人；哪来不朽的“第一”？我只不过是个有血有肉、愈挫弥坚、知行合一的普通人；哪来无敌的“战神”？我只不过是一位和你一起切磋践履“心学”的师友和战友：为什么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我们正在出品筹拍电视连续剧《天地人心·王阳明》，就是小心谨慎，不乱拍阳明先生马屁，如果把阳明先生当作一位可亲可爱的师友，相信阳明先生会开心快乐起来，真诚传习，娓娓道来！
听听王阳明穿越500年分享的六堂人生课吧！
第一堂课：立志而圣则圣矣
“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
这是王阳明在《教条示龙场诸生》中的一句话。当时王阳明九死一生被贬到贵州一个穷荒之地做驿丞，但他依然讲学不辍，无论来的是学者官员，还是汉苗贫民，王阳明都真诚相待。其中，围绕“立志做圣贤”展开的一次次传授、交流，常常令来者乐而忘返。
自顾都不暇，温饱尚不足，哪还有这等做圣贤的心事？这恰恰是王阳明过人之志，因为在他心中：人人皆可成圣贤。
他的一生中因为坚持这个当时的“异端邪说”，受过包括自己学生的讥笑和误解。
比如，个性极傲的学生王艮一直不屑此论，一次出游归来，王阳明问他：“都见到了什么？”
王艮刻意用异常惊讶的声调说：“我看到满街都是圣人。”
王阳明微微一笑，借力打力：“你看到满大街都是圣人，满大街的人看你也是圣人。”
王艮尴尬一笑：“都是圣人。”
王阳明点头说：“对！人人都是圣人，谁也不比任何人差。”
王阳明虽然追求做圣贤，却反对自以为是，把“圣贤”挂在口头上居高临下教训人——被教训的“人家”也是圣人啊！若把人家当愚夫笨妇，自己也要成愚夫笨妇，平等无欺。如果扛着个“圣人”去给“俗人”讲学，“俗人”会吓跑，还有谁能用心来听？又有谁能信而学、学而做呢？
这位王艮后来对老师心服口服。对于这位充满怀疑精神、不求得真理不罢休的学生，爱才惜才的王阳明感慨地对学生们说：“当年我在抓住叛乱的宁王朱宸濠时，内心连一丝波动也没有，今天却因为这个人而感动了。”
还有一位学生想“将”老师一军，指着门口正在拔草的农夫说：“你说人人都可成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也算吗？”
王阳明平静地点点头：“尧舜拔草也不过如此！”
是的，对于王阳明来说，做圣贤的目的不是追求外在的功名利禄，而是发现内化于心的本有良知的过程，通过读书学习致得自己的良知，并按良知行事，哪怕是诚外无物地拔草，也都是圣人或君子。
身为状元之子，王阳明自小就接受了良好的儒学教育。
与时人不同的是，他读书学习却不以科举考试为目的，因此还被父亲揍过一顿。王阳明11岁在京师读书时，曾问私塾老师：“何为第一等事？”私塾老师说：“惟读书登第耳。”王阳明却并不认同，认为“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
此话传到父亲王华那里，问：“你懂什么叫圣贤？”
小王阳明答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就是圣贤。”
王华说：“这只是理想主义者的梦话，你怎么就当真了！千年才出一位的圣人，你怎么能比？”
小王阳明反驳道：“怎么就不能比？大家都是人。”
状元父亲哑然沉思，从此不再笑话儿子。
如何才能实现“读书学圣贤”？王阳明开出的良方是：先立志。
这也不是突然就顿悟出来的。
王阳明青少年时期是顽皮的，比如爱玩游戏，用怪鸟捉弄家人；在京城读私塾来回的路上（就是今天放学回家的路上），留恋往返于市井街巷；15岁带着好奇心跑到塞外骑马练箭、观察边防；等等。
虽然王阳明“玩”得各方面都小有所成，但他觉得这与自己立志读书成圣之路有所偏差，也曾产生过思想波动，继续在书内书外拜师访友。
在这个关键时刻，王阳明遇到了一位对他人生起关键作用的人物——理学大师娄谅。
王阳明在请教娄谅的过程中，被娄谅一句话点醒——“圣人必可学而至”。
通观王阳明的著作，君子之学，又叫圣学、圣人之学、圣贤之学或正学，就是学为圣人或君子的学问。
在写给弟弟王守文的《示弟立志说》中，王阳明提出“夫学，莫先于立志”，“君子之学，无时无处而不以立志为事”。
但立志读书学圣贤并非易事，“夫立志亦不易矣”。
一旦立下志向，必须经过后天磨练。孔子出生时也不是圣人，也是通过后天努力把自己锻造成圣人的。按王阳明的见解，大家都认为圣人不好做，大多数人因为被圣人光环吓唬住，不敢去做，很多人都和成为圣人失之交臂，而王阳明却立志要做圣贤，慎终如始，知行合一，无怨无悔。
比如王阳明迫于父亲压力，也迫于前路迷茫，还是参加了科举考试。依王阳明之才本该高中状元，可能因为年少恃才有些高调惹来非议吧，终与状元擦肩而过。不过，他自己倒是毫不在乎：“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
比如王阳明在学习探索圣贤之路上，经过“五溺”的挫折弯路，也是挫愈多、志愈坚。
湛若水是王阳明的生死之交，他说王阳明“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正德丙寅，始归正于圣贤之学”。
湛若水指出王阳明“五溺”的“溺”是沉迷之意，过了头可能会玩物丧志。一是沉迷于游侠，二是沉迷于骑马射箭，三是沉迷于辞章之学，四是沉迷于道家神仙学说，五是沉迷于佛学。
蹉跎了20年，王阳明直到35岁才归正于圣贤之心，就是阳明心学，找到了自己人生的使命和方向。可以说，“五溺”之旅非但没有影响他的成圣路，反而帮助他完成了积淀过程，从而才有了日后的一朝顿悟。若“沉迷”是一种中道而行的专注就有价值，人生每一段经历都是宝贵财富。
在王阳明看来，掌握了圣人之学的秘诀，只要立志去求，便能达成目的。“盖终身问学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
《教条示龙场诸生》第一条讲的便是立志。在《启问道通书》中，他也主张：“大抵吾人为学紧要大头脑，只是立志。”他的《忆别》诗中也有：“贤圣可期先立志，尘凡未脱谩言心。”
王阳明曾不厌其烦地向其亲朋好友宣讲立志说。在《寄张世文》信中写道：“学不立志，如植木无根……自古及今，有志而无成者则有之，未有无志而能有成者也。”
在《与克彰太叔》信中，他对既是其族叔祖又是他弟子的王克彰说：“学本于立志。”还特别叮嘱：这是他最近新体悟出来的为学之道，一定要坚守。
王阳明的弟子中不少深受影响，终有成就。比如王阳明劝诫追随他求学3年的学生郭庆，把君子做学问比作农民种庄稼。春天择选优质种子，好比学习之初就要树立好志向；夏天，农民细心灌溉、及时除草，守护种子茁壮成长，所以在学习中要不断反省、修正自我，直至确定正确的志向；农民经历风吹日晒辛劳一年，终于等到庄稼成熟，如同我们秉持自己真正的志向，持之以恒勤奋学习，自然而然就会有收获。立下正确志向，不用犹豫疑惑，为之努力即可。
郭庆回到家乡后努力自学，恪守自己原则志向，成了山东清平县知县。由于他作风廉洁、勤政爱民，深受百姓拥戴。
王阳明曾说：“求圣人之学而弗成者，殆以志之弗立欤！”“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
换成今天的话，立志首先是确立理想和目标，更是要确定信仰和信念。
王阳明在回答一位礼部尚书请教学问时说，学贵专、学贵精、学贵正固然值得点赞，但学更贵于道。尚书恍然大悟，自叹立志学道太晚，王阳明笑着说：“岂易哉？公卿之不讲学也久矣。”王阳明举了从前卫武公90多岁还向全国诫谕的例子，尚书年纪只有武公一半，功业却可以成倍，一切都来得及。
无独有偶，王阳明《从吾道人记》一文中，记载比他大得多的68岁著名学者董萝石前来拜师，几次被王阳明婉拒，这老先生矢志不渝，隔了一段时间又带着老伴一丝一缕织成的丝帛，诚恳求教：“此吾老妻之所织也。吾之诚积，若此缕矣。夫子其许我乎？”随后干脆强拜为师，王阳明“固辞不获，则许之以师友之间”。
朝闻道，夕死可矣！立志不在年龄，圣贤宁有种乎？王阳明在《示弟立志说》中，说得更透彻：“后世大患，尤在无志，故今以立志为说。中间字字句句，莫非立志。盖终身问学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
这是人人都可以同王阳明一样拥有的文化自信。
第二堂课：视人犹己，视国犹家
“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
“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
这是王阳明在《答聂文蔚书（一）》一文中，心系黎民疾苦的真切体悟。
视人如己，体现了王阳明的亲民思想。
王阳明常爱说的一句“视民之饥溺犹己之饥溺”语出《孟子·离娄下》，孟子说的王阳明同乡大禹是负责治水的，只要天下有一个人掉水里淹死了，他都觉得是自己推下去的，因为是他在治水时，没在岸边把防护设施建好。
王阳明学习汲取了尧舜、孔孟以来的圣贤思想，但也有创造性转化。比如针对理学家程颐和朱熹将古本《大学》“在亲民”一语改为“在新民”，王阳明并不认同，阐述了他的亲民思想。
他说：“‘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
爱民保民、顺应民心、安民富民，王阳明始终以民为本。
王阳明认为“亲民”的核心道德是“仁”，并用于教化民心。而孝是行仁之本，孝是仁道的工夫起点。尽孝不是仅仅爱自己的父母，还要推己及人，爱天下所有人的父母。“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父、人之父与天下人之父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孝之明德始明矣！”
王阳明在江西做官时，有一对父子发生争执，吵闹不休，找王阳明为他们评理。王阳明并没问是非曲直，而是给他们讲了几句话，结果话没讲完，父子二人抱头痛哭而去，和好如初。王阳明的学生很奇怪，问他说了什么话。先生说：“我说舜是世上最不孝的儿子，瞽叟是世上最慈爱的父亲。”
弟子更吃惊。王阳明解释说：“舜常常以为自己是最不孝的，所以他才能做到孝。瞽叟常常以为自己是最慈爱的，所以他不能做到慈。”
王阳明用余姚的先贤圣人舜的故事，正话反说，双方各打五十大板，让争吵中的父子深受震动、反躬自省。
王阳明的亲民思想，与为官、为学、致良知是“一体化”的。为官者要以德修身，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与文明素质，做人民的表率，身教重于言教，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王阳明在地方任职时，一改其他官员出巡时必高举“肃静”“回避”牌之惯例，叫人高举脚牌，牌上改写成“求通民情”“愿闻己过”字样，希望老百姓来官衙畅所欲言，为民作主。
王阳明还有重要的“另一改”，就是反对繁文缛节。他在《裁革文移》一文中鲜明指出：“看得近来官府文移日烦，如造册依准等项，果系徒劳徒费，虚文无补……除例该奏报及仓库钱粮金帛赃罚纸价预备稻谷等项，仍于每岁终开项共造手册一本，送院查考外；其余一应不大紧要文册，及依准等项，通行裁革，务从简实，以省劳费。凡我有官皆要诚心实意，一洗从前靡文粉饰之弊，各竭为德为民之心，共图正大光明之治。”可见其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决心！
晚年王阳明的“越中三记”（《尊经阁记》《亲民堂记》《浚河记》），更是把亲民思想发扬光大。
经过王阳明的点拨指教，绍兴知府南大吉命名其莅政之堂曰“亲民”，每日在“亲民堂”自励勤勉，并以“亲民”为毕生职责，成为绍兴历史上的著名清吏。王阳明为其写下《亲民堂记》。另一篇《浚河记》，同样是为百姓兴修水利做实事的政绩观鼓与呼，为民心树碑，为历史作证。
国犹家，体现了王阳明的家国情怀。
王阳明13岁就热衷于学习弓马之术，研读《六韬》《三略》等兵书。次年，他和父亲同游居庸关，亲身调查边关防务，“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或许就是今天的研学游吧！
不久，他又打算直接向皇帝上书，请求率军平乱。其父闻之大惊，“斥之为狂”，少年王阳明“乃止”。
当时北方边关告急，朝廷下诏求言，王阳明复命后上《边务八事》，言极剀切，极富爱国情怀。
治国先爱国。
王阳明从青少年时期就抱有这样的思想，对文天祥、屈原等人充满崇敬之情，留下很多爱国诗篇。比如，“苏武坚持西汉节，天祥不受大元官。忠心贯日三台见，心血凝冰六月寒。欺君李士实，九泉相见有何颜。”等等。
最有意思的是，王阳明从小与伏波将军结缘。
伏波将军马援是东汉的爱国英豪，以善于用兵著称，曾经率领大军征讨交趾（相当于现在两广大部分地区以及越南的中北部地区）。广西横县的郁江乌蛮滩北岸有座马援将军庙，与京师远隔千里，当时身在京师的王阳明竟然在梦中拜谒过这座庙，醒来后他赋诗一首：“卷甲归来马伏波，早年兵法鬓毛皤。云埋铜柱雷轰折，六字题文尚不磨。”
治国为亲民。
1516年，刚刚艰难取得平盗寇大捷的南赣巡抚王阳明，班师回朝。一路看到百姓流离失所，饱受战争之苦，王阳明喜中有忧，《还赣》诗中一句“迎趋勤父老，无补愧巡行”，思考如何使外逃百姓尽快返回家园、安居乐业，把这看成自己为官的第一责任和要务。
1517年，当地三月不雨，正是农事繁忙之季，王阳明忧心如焚。他一面勤政为民，一面虔诚祈雨，果然连续下了三天雨，百姓大喜，王阳明抑制不住与民同乐的心情，欣然写下《回军上杭》诗一首，反映平乱初期当地百姓境况，以及自己由忧转喜的心情。
后人多把王阳明的成功祈雨神化。王阳明在当时就给“天人感应”赋予了新内涵，即“以民为天”，具体说就是通过除弊兴利，动员百姓一起抵御自然灾害，根据当时风俗和百姓文化接受程度，借祈雨向灾民讲明实情，沟通官民关系，协力同心，落实抗灾措施，以安民心，而不是兴师动众，借祈雨之名行扰民沽名之实。《答佟太守求雨》一文中专门提到，逢这样大灾，为官者要带头“减膳撤乐”，访贫问苦，积极赈灾，“执事其但为民悉心以请，毋惑于邪说，毋急于近名，天道虽远，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顺应传统礼仪，坚决反对造谣迷信。
1519年，江西各地旱情严重，加上宁王之乱造成的破坏，百姓生活困苦至极。王阳明对饱受天灾人祸的百姓感同身受，他接连上疏请求缓征粮税，却终未能获得朝廷批准。1520年12月，王阳明再次上疏，极力劝说皇帝减免税收。他详细罗列了请求免征缘由，并表示愿意承担罪责“待罪之至”，体现了他为民担当、视人犹己、视国犹家的无私精神境界。
1520年，江西诸县发生水患，王阳明命令各地官员开仓济民，以缓解灾民燃眉之急。在《恤水灾牌》一文中，他再三要求各地官员爱民如子，给予百姓行实惠，不得敷衍搪塞，浪费钱财粮食而不救百姓之灾患。
基层管理创新。
王阳明绝大部分仕宦生涯是在地方各级任职，历任龙场驿丞、庐陵县知县、南赣巡抚、江西巡抚、两广总督等，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基层治理经验。
抓好基层管理创新，就是抓好国家治理的末端创新，王阳明基层管理有“三招”。
第一招：仁爱亲民，体恤百姓，强化教化德治。
王阳明半生为官，有机会在其为官吏的地区推行孝道、敦厚风俗。他也珍惜这样的机会，做了许多造福百姓之事，例如平定叛乱、安置流民、教养百姓等。其中，兴办针对少儿开设的社学（明代基层教育机构），蒙以养正，影响深远。
1518年10月，王阳明颁布《南赣乡约》。
《南赣乡约》共有十六条，主要目的是在劝谕百姓的基础上，明确乡约内部权利、义务规范，将儒家伦理道德具体化、平民化、制度化，从而更加行之有效地引导乡民的思想行为。
王阳明要求百姓遵循儒家礼制和道德规范，通过平实的语言，向百姓传达儒家伦理道德原则和人伦秩序规范，劝告百姓寻医问药不迷信、婚丧嫁娶不铺张，从而引导百姓树立良好的日常行为规范。
第二招：增设县治，重建行政区划，推行群众自治。
王阳明初到南赣就发布了《十家牌法告谕各府父老子弟》《告谕父老子弟》，颁布《南赣乡约》，实现了从官方主导向民间自治力量的转化，事实上加强了基层领导力。
推行“十家牌法”与乡里制度的结合。“十家牌法”将十家编为一牌，登记家庭的详细信息。牌内十家互相监督，轮流负责收集信息，随后通知各家相互知晓，有可疑情况立即上报，一旦出现隐瞒不报的情况，事发后连同治罪。王阳明还着手恢复乡里制度，重申乡里的事务安排，赋予里长管理和教化的职责。通过“十家牌法”和乡里制度的结合，在基层社会建立起严密的组织体系，为儒家伦理道德在基层社会的传播提供了基础。
第三招：整顿吏治，安抚民心，同步加强法治。
王阳明一方面主张在基层治理中以儒家道德礼仪劝善改过，另一方面又采取强制措施对违逆者严加惩治，体现礼法刑政共治的特点。
王阳明在治理基层社会期间，深感一些基层官吏习气恶劣，他采取措施对吏治进行严厉整肃，以减少官吏的巧取豪夺，给百姓带来切实好处。
江西发生水患时，一些官员无视生民疾苦，“乘机窃发，惊扰地方”。王阳明发布禁约，对官员活动作出严格规定，告谕属地官员“务须轸念地方，痛恤民隐”。
他要求各地大小官吏廉洁奉公，在处理军需的粮草和兵役时，要亲自编派任务，按照规定秉公处理，不得私下收受贿赂，不得扰乱百姓生活，“敢有抗违生事惊扰地方者，就便拿解赴官，治以军法”。德法共治，威震一方。
爱国辨忠奸。
27岁那年，王阳明再次参加会试，考中进士。几年后，正德皇帝即位。在新君改元之际，时为兵部主事的王阳明想要劝说皇帝“正心”。他上疏，题为《乞侑言官去权奸以彰圣德疏》，其中的“权奸”，直指正德皇帝宠信的太监刘瑾，后因此遭祸入狱。
王阳明在为官从政后，就用良知践履真正的忠诚。他曾毫不客气地批评当时官场存在的不正之风：“由科第而进者，类多徇私媒利……惟欲钓声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尝有其诚也。”
民族平等团结。
王阳明谪居多为少数民族的贵州龙场之际，近乎绝望，淳朴善良的龙场人民给了他无私的援助，向他问好、送粮食，帮他搭建房子，房子虽然简陋却令人温暖。王阳明写下《何陋轩记》，认为“伪君子”才是真正的“陋”，那些少数民族的土著人，有着“外朴内美”“安而乐之”的品质，只要给他们文化教育，一定从物质到精神都可旧貌换新颜。有时，王阳明还和龙场各民族百姓共办宴会，大家一起载歌载舞、一醉方休。
王阳明对当地少数民族因俗化导，培育了大批心学弟子，更使儒学文明在贵州代代相传、后继有人，践行了大同社会的理想。他自觉以儒家的仁作为道德规范，其言其行表现出惠民、爱民之民本思想，对维护贵州民族社会秩序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贵州修文阳明洞，有彝族土司安国亨的题字，大书“阳明先生遗爱处”。这“遗爱”，寄托了当地百姓对王阳明无限的爱和思念。
王阳明《与安亘慰》的两封书信，表达了他与少数民族之间情真意深，永志难忘。他所写的《居夷诗》百余首，还有《玩易窝记》《何陋轩记》《君子亭记》《宾阳堂记》等，记述了他在贵州期间的心迹，是王阳明思想转变的历史见证。
他开启了贵州自由讲学之风，以后的文明书院、正学书院、阳明书院、南阜书院、学古书院都继承了这一传统，对贵州的教育与思想有着深远影响。
重视粮食。
王阳明每到一处为官，都非常重视耕种稼穑。在其应绍兴府官员所请而作《新建预备仓记》一文中，开宗明义：“仓廪以储国用，而民之不给，亦于是乎取。”从治国治民角度立意，点明了仓廪于国、于民的紧密关系。
即便在龙场当一个小小驿臣，王阳明也不忘一粒米中见大义，写了很多诗。其中，很多首带有陶渊明那样田园耕耘劳作的隐逸风格。比如，他在《观稼》中写道：“下田既宜稌，高田亦宜稷。种蔬须土疏，种蓣须土湿。寒多不实秀，暑多有螟螣。去草不厌频，耘禾不厌密。物理既可玩，化机还默识。即是参赞功，毋为轻稼穑！”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王阳明始终以“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守此本，敬此天。
第三堂课：知行合一能担当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王阳明认为，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明白道理，还有依据道理而行动的意念，才是真知；明白道理，没有依据道理而行动的意念，等于不知。
因此，有孝亲之心，即是有孝亲之意，有这样的意念和意愿时，才有孝亲的行动，才有孝亲之理。有忠君之心，即是有忠君之意，有这样的意念和意愿时，才有忠诚的行动，才有忠诚之理。
所以，知行合一之教，实为“心即理”的延展。知行合一，事上磨炼。首先是具备调查、洞悉全局的能力，然后就是敢于担当，碰到事不怕事，敢于迎难而上。
王阳明越是实事求是、迎难而上，越是敢于担当，越是迎刃而解困难。这就是阳明心学的力量，是强大的“知行合一”智慧。
王阳明在贵阳三年贬谪期满后，被朝廷任命为江西吉安府庐陵县知县。其间，注重民生、大胆改革、造福一方，正是他提出“心即理”“知行合一”后的生动实践。
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免税。
王阳明上任后第一天，“蓦有乡民千数拥入县门，号呼动地，一时不辨所言，大意欲求宽贷。”他很快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乡民们鸣冤，是因为庐陵这个地方不生产葛布，却要缴纳繁重的葛布税。
认真接待信访、弄清事情原委后，王阳明先安抚乡民情绪，坦诚表态：既然朝廷派我来庐陵县做父母官，如果确有不平、不对之处，我一定为大家做主。
大家很快安静下来。然后，王阳明立刻开始明察暗访，了解到这葛布税并非国家应收税种，而是宦官搜刮民脂民膏的一种敛财手段。随后，他通过一种方式向乡民们宣布，免去今年的葛布税。
刚刚新官上任，还没有跟上级汇报，就敢宣布免去多年实行的葛布税？
手下人都吓坏了：这得要担多大的责任与风险？
但王阳明心中有数，依据翔实调查和数据，向上级领导写了封信，言之凿凿，陈明利弊，既不卑不亢晓之以理，又不动声色表明态度，最后以人情和大义动之，经过与奸宦的一番斗争较量，终于圆满地把事情处理解决好。
这背后还有一个易被忽略的原因，上级领导中有正直官员暗中支持！王阳明虽然奉行“道不同不相为谋”，但在坚持原则底线基础上，十分重视处理上下左右的关系，“唯变所适”讲方法，只为惠国利民生，所以赢得了不少包括朝廷要员在内的正直官员的尊重和支持，甚至在一些生死攸关之处，也得益于这种支持，使王阳明躲过一个个劫难。
第二个例子是抗疫。
初领县政不久，即逢“灾疫大行”。旱灾与瘟疫叠加，多处村巷出现一家灭门的惨况。尤令王阳明痛心不已的是疫情期间的“人间失格”，瘟疫横行时，当地民众恐慌不已，为防传染，亲人染病也弃之不顾，以至于病人多因无人照护活活饿死，而非染疫病死。
从留存的《告谕庐陵父老子弟》节选中，可以看出“气弱多疾”、顽症缠身的王阳明，彻夜无眠，忧愁惶恐，寻求救治之道。苦思良久，推出抗疫五策：
一是携手同心，唤醒良知正民心。倡导民众“兴行孝弟（悌）”，乡邻“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二是奖掖孝义树典型，破迷信。王阳明认为当行儒家孝义正道，杜绝巫赛这种迷信之道，教化民众当“敦行孝义，为子弟倡率”，对于抗疫期间“有能行孝义者，县令当亲拜其庐”。
三是科学防治以自救。王阳明为此开出三剂“药方”：“洒扫尔室宇”，保持环境卫生的干净整洁，以防滋生病菌、交叉感染；“具尔汤药”，准备好相应的防治中草药物，对症下药，不可硬挺或坐以待毙；“时尔膳粥”，保持饮食的合理搭配，吃饱吃好方能增强抵抗力。
四是政府履职尽责，支持扶助来托底。一方面，由官府给买不起药的贫困户送药；另一方面，派遣医生下乡入村。又担心这些托底保障措施不能完全执行到位，再次向民间借力，请求乡贤监督并襄助政府。《公移》还记载了王阳明为灾民减免税捐，留下生存自救活路。
五是殷勤罪己以宽民。《告谕》中，王阳明对“骨肉不相顾”的道德沦丧现象非常恼火，对于发生灾疫和疫情蔓延的责任，最终还是勇敢揽在自己身上，认为是自己这个县令没有履行好职责的缘故，并为因病不能总是出现在第一线深表歉意。
王阳明认为，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把“善念”付诸行动从而实现知行合一，把“立德”与“立功”“立言”结合起来，这既是中国古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也是实现“内圣”与“外王”有机统一的必然要求，这些思想直到今天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提示着中国人在完善自我、改造社会的道路上不尚空谈、务真求实。
王阳明的一生，也可以说是知行合一的一生，与同时代、在家乡隔壁宁海出游的徐霞客，有异曲同工的共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而500年来，无数王阳明的学友粉丝们，都在结合着自己的当下，认真学习践行着、传承发展着阳明思想。
1518年，王阳明先后发布《兴举社学牌》《颁行社学教条》等多项文书，督促南赣各地兴办社学。
王阳明认为，教育的重心在于彰明人伦，儿童教育的主要任务是“蒙以养正”，即在启蒙时期培养儿童正直的品行，因此，社学教育的内容应围绕儒家提倡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展开。他主张在教育过程中鼓励儿童天性，培育少年儿童学习兴趣。在教育方法上，提倡通过吟咏诗歌来激发志趣，学习礼仪来端正仪表，劝勉读书来启迪心智。
修建书院，兴讲学之风。王阳明一生致力于讲学布道，在龙场悟道后，更加把觉民行道作为自己的使命，在南赣新建了义泉、正蒙、富安、镇宁、龙池五个书院。王阳明认为学术不明是导致明代世风日下的重要原因，因此，他把讲学作为传播圣学、改良社会风气的重要切入点。在王阳明的不懈努力下，书院讲学之风盛极一时，社会学术氛围日渐活跃，这也是王阳明文化自信的一种担当。
针对王阳明这样的知行观及其教育主张，现代教育家陶行知创造性地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理论，这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最具个性和影响力的教育学说之一。他把这句话翻了半个筋斗，就是说：“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知行合一。
而知行合一其实早于王阳明就有人提过，只不过王阳明集先贤智慧和儒释道之大成创造了心学。心学中最重要的一个奠基理论：“心即理”。
心即理，意思是万事万物只有人类意识参与时才能明白，遇到事情“不动心”，不论发生什么事，都保持一颗岿然不动的心，只有放得下，才能担得起。
比如平宁王之乱的时候，王阳明坐镇指挥，同时还在上课授《大学》、讲心学。一边津津有味地现场教学，讲遇事“不动心”之理，一边有条不紊地指挥战争，允许学生们插话提问——没过一会儿，就有人进来传送前线战报，得令后再飞奔而出。
此间最令人揪心的一次，前方战报来了，说情况紧急，前敌总指挥伍文定的胡子都被烧着了，前方军心已乱。
这时候，王阳明放下教鞭，走到旁边拿令牌传命下去：“谁再说伍文定胡子被烧一事，斩立决！”然后返回，神态自若地继续上课。
学生们实在紧张得不行，问战局会怎样发展下去？王阳明摇摇头说，刚刚听人说前方有点不顺利，此兵家常事，不足介怀，我们继续上课。
讲了一会儿，又有前方战报：“报，宁王朱宸濠已经被活捉了，大乱平定！”
现场掀起一阵按捺不住的欢呼声、庆贺声。但是王阳明只是点点头，等着大家渐渐安静下来，依旧接着上课。
学生们实在忍不住又问了：前方战局定了吗？王阳明说，传报宁王朱宸濠大败，而且已经被抓获，想来这个消息不假。这时，王阳明眉头一皱难过地说，就是听说死伤惨重啊！
说完后，王阳明又接着抑扬顿挫地讲课，而且表现为“理前语如故”“理前语如常”，现场学习、旁观者和知情者，无不叹服，这就是今天说的现场切身体验沉浸式案例教学吧！
当然，许多人没有关注和不愿提及的还有一个重要事实：王阳明在镇定自若地边指挥边讲课时，他的家眷已集中在一起，圈上了干柴，一旦出意外，将点上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其实这如如不动中，还有着视死如归、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感天动地悲壮情怀！
心外无物，是一种更大境界的价值存在。获得这种价值存在之后，人生就有了一个价值支撑。后人中有以为这是“唯心”学说，对于从不离事谈理、离物谈心、离行谈知的王阳明，是值得商榷的。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能担当，彻头彻尾贯穿一生，也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临逝前那种“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博大胸襟！
第四堂课：世间磨难，皆是砥砺
“世间磨难，皆是砥砺，人间是道场，淤泥生莲花，是一种境界。”
王阳明说这番话，或许最有资格。他的一生至少经历了常人难遇的五种磨难。
一是身体的磨难。
挣扎了14个月才出生的王阳明，从小就身体不好，5岁才开口说话，多年被肺病煎熬。
因为学习勤奋刻苦、工作劳累，特别是饱受各种人生煎熬，病情常常加重。
王阳明小时候读书用功。白天上课，晚上苦攻经典，劳累过度。参加第3次科举考试，终于考中进士，进入仕途，却在上任途中从马上摔下来口吐鲜血。
为了实践朱熹的格物致知，王阳明下决心通过竹子探究真理。他与自家后院的竹子“格”上了，对着竹子一“格”就是三天三夜，不吃不喝，雷打不动。
结果什么也没发现，自己却病倒了。
从此，他对朱熹的“格物”学说产生了极大怀疑。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守仁格竹”。
也正是因为身体不好，王阳明从小就把调理身心、强健体魄当作重要的事情，学习掌握了很多有效的方法。比如王阳明在赣州为官期间，高效处理军政事务、成功办学和讲学的同时，一刻也没放松调整恢复身体的健康，劳动锻炼、呼吸静坐、登山健走、练笔舞剑，无一不用。
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德智体美劳，对王阳明来说是追求统一的，虽然生命短暂，却完成了一代圣贤立德、立功、立言的职责使命。
二是鞭刑牢狱的磨难。
明朝的小皇帝朱厚照登基，以刘瑾为首的8个太监玩弄权术，为非作歹，谋害忠良，特别对于那些上疏和进言的忠臣，要求皇帝下令诛杀，并利用锦衣卫进行。
一时间，朝廷上下人心惶惶，大家都开始保持沉默，明哲保身。但王阳明却挺身而出，冒死上疏皇帝，请求释放朝廷重臣。
刘瑾把王阳明给抓了起来，在午门当着众人扒光衣服，光屁股毒打40大板，直打得血肉模糊、不省人事，扔进大牢！
奄奄一息的王阳明，在监狱里读易经、写文章、练呼吸，与那些同样被冤枉的狱友讨论学问，有的还结成生死交，并在出狱后为王阳明平乱治事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贫困落魄的磨难。
1508年，刚刚出狱的37岁的王阳明躲过一路追杀，历经千辛万苦，到达贵州龙场担任驿站站长。他和自己的随从搭建了一个茅草房安顿下来，后又搬到一个山洞里住。
在阴暗潮湿、飘有毒气的山洞里开始新生活，王阳明心态平和、安然处之。由于水土不服，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王阳明和他的随从全都病倒了！王阳明硬撑着开始亲自劈柴、挑水煮饭，照顾这些随从人员。
近乎绝境的生存环境，没吓倒王阳明，他乐观地弹起随身带的琴，给大家唱家乡的小调，讲故事，说笑话。
粮食快吃完了，王阳明又开始学习当地人，用刀耕火种方式，开辟了一片荒地，自己种粮食。做饭没有柴火，他亲率随从上山砍伐，而且只砍那涧边妨碍行走的枯死的荆棘树枝，“持斧起环顾，长松百余尺。徘徊不忍挥，俯略涧边棘”，附带采一些野果充作口粮。
在其《采薪二首》中看出，王阳明当时这种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惜材举动，遭到众人嗤笑。“同行笑我馁，尔斧安用厉？”王阳明不以为然，反而从中悟出深意：“快意岂不能，物材各有适。可以相天子，众稚讵足识！”由采薪推及到用人治国，抒发了位卑未敢忘忧国、贬谪未敢忘民众的万世情怀。
当地人感激王阳明的友好和教导，帮助建了几间土坯房子，王阳明感激地写下《何陋轩记》，还把自己住的房子改为龙冈书院，给当地人讲诚意、静心、修身、齐家的修身之道。王阳明留下的不少诗歌散文，都反映了抗争人生艰险的浩然之气（如《杂诗三首》等），以及表达人世间患难见真情的人性美。
王阳明此间从未停止过人生思考：怎样才能活下去更有意义呢？我到底还能不能成圣贤？圣人如果也身处这样的环境，会怎么做呢？
与孤苦寂寞相伴，王阳明“随心格物”，直到有一天夜里，突然长啸一声，手舞足蹈，把众人给吓到了。
他开始意识到：心无外物，心无万事，心外无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即是人人皆可成圣贤的“致良知”。
王阳明开始在龙冈书院讲学，把自己对圣人之道的领悟，对生命存在的意义的领悟，分享给他的随从和当地的居民听。
有一些人还慕名远道而来看望他，听他讲学。王阳明和他的弟子们到田野里去散步，在溪边赏月，在夜晚喝酒，一起探讨圣人的精神世界。后来，贵州一位教育官员，也来到龙场向王阳明探讨心学。由于被王阳明的理论所折服，又邀请他到贵阳书院，讲知行合一。
四是公务战事的磨难。
王阳明的一生，几乎一半都在繁忙紧张的公务战事中度过。
比如庐陵县由于过去民众诉讼上访成风，各种案件堆积如山，连正常公务都受到拖累。王阳明去当知县后，一边不知疲倦地处理化解，一边深入下乡考察民情，了解当地的民俗，向全县人民发布公告，希望他们能够和睦相处。
当年夏天发生旱灾，秋粮歉收，瘟疫横行，匪患频发，王阳明开始全心投入到抗旱救灾的工作当中，针对瘟疫和盗贼分别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办法，一一加以解决。
王阳明做了7个多月的知县，由于关注民生疾苦，解决了实际问题，扭转了不良的风气，让当地民风焕然一新。
比如屡屡临危受命、剿匪叛乱，王阳明总是身先士卒、一马当先。1516年，南赣匪患横行，朝廷派兵围剿，但是却越剿越多，45岁的王阳明临危受命来到了福建汀漳，到了以后即从四个方面，周到细致地亲自部署工作方案，并一一督办落实：
一、调查实情，实事求是体察民情，辨析那些被迫入匪的百姓；同时做好战斗准备，训练民兵，筹措军费。
二、运用多年研习的《孙子兵法》发动进攻，在战争当中学会战争，加强军队的自身建设。
三、以民为本，战中最大程度减少伤亡，战后稳定群众生活秩序和生产秩序。
四、建立县制，在加强基层治理能力上下功夫，新修书院和学校推行教化，推行仁礼之风。
王阳明随后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把江西、福建、广东边界的隐患给解除了，使得当地人民的生活开始变得安宁。
五是毁誉侮辱的磨难。
王阳明倡导天下儒生都要学做志气高远、处变不惊的君子。他在朝为官时曾遭人诽谤，身边官僚为撇清关系疏离了他。面对如此困境，阳明先生毅然说：“君子不求人信己，自信而已。”他还给同样受诽谤的朋友写信劝慰：不管有没有人理解你，都不能动摇自信，对来自外界的毁誉，非但不应扰乱内心，还应借此作为磨砺自己的机会。
在《答友人》中，王阳明举了“疑人窃履”的故事为例：“从前有人到朋友家做客，仆人偷了朋友一双鞋。回家后，他让仆人去买鞋，仆人就把偷来的鞋当作买的给了他。他很高兴穿到脚上，恰好朋友来访，一见他的鞋，暴跳如雷，‘我早就怀疑是你偷的，想不到真是！’于是二人绝交。若干日后，仆人承认了自己是偷窃者，真相大白。朋友慌忙跑来谢罪，‘我竟然怀疑你，真是大罪。’又不解地问：‘你当时为何不解释？’这人回答：‘我没偷你的鞋，这是自信。你误会我也并未伤我分毫，如今你来向我道歉，我也未得分毫。反而是你，先是发怒，现在又是愧疚，心真是忙乱得很啊。’”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王阳明以身作则，宠辱不惊。
王阳明在平定朱宸濠叛乱后，皇帝朱厚照御驾来南方。一群小人以妖言蛊惑朱厚照，想方设法算计王阳明，并乘机洗劫战后的百姓。当时很多人劝王阳明，赶紧想办法去找皇上求助。王阳明一本正经地说：“君子不求天下人相信自己，自己相信自己而已。我现在相信自己还没有时间，哪里还有心思去让别人相信我？”
那位对王阳明时有好感的皇上，经不住谗言，加上昏庸糊涂，最终令王阳明这位功勋卓越的功臣，不仅没有得到公正公平的对待，还被奸臣一次次设计陷害。王阳明手下一位最得力的大将弟子，在立功后被投进监狱，几年后放出没几天竟活活冤死。
王阳明虽然饱受冤屈，但他始终坚守一颗良知之心，总是心系战后百姓安居乐业，想方设法不计个人得失地与奸臣，都是为了避免使百姓生灵涂炭。今天回首细看，当年王阳明能一次次死里逃生，没有被再次投进牢狱，也正是得益于百姓的支持、保护。
如果你连自己都不相信，岂能让别人相信你？
只要为天下百姓受苦受难，还有什么值得后悔？
王阳明对替他提心吊胆的亲友弟子们说，根据这良知耐心地做下去，不在乎别人的嘲笑、诽谤、称誉、侮辱，任他功夫有进有退，我只要这致良知没有片刻停息，时间久了，自会感到有力，也自然不会被外面的任何事情所动摇。
只要良知光明，外界的怀疑、侮辱终有真相大白之时。以百姓之心为心，圣人之心也！
第五堂课：“事”上练就过硬本领
“人须在事上磨练，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
“好静玄空”是王阳明“心学”被后人误解的一处。王阳明非常强调事上磨练，他解答学生陆澄“静时还好，一遇事就不好”的困惑时说：“是徒知静养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临时便要倾倒。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
事上磨练，就是要立足岗位，投身一线，参与社会实践，在纷繁复杂的具体事务中，锻炼自己心理素质，做到动静皆定。
王阳明在江西讲学的时候，当地一个政府司法官员很崇拜王阳明的“心学”，他很沮丧地说：“我公务繁忙，真是没有时间去学习啊。”
王阳明笑道：“我何尝教尔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
他就从这官员审理案件展开：不能因对方应答语无伦次就升起一个“怒心”；不能因他花言巧语就升起一个“喜心”；不能因他行贿送礼就宽恕庇护；也不能因自己事务太繁杂，而随随便便潦草结案；更不能因有些人别有用心、罗织罪名而上当，遂了这些坏人的心意！
王阳明立志成圣，一生都在“事”上练就过硬本领。
比如，王阳明第一份工作是给将军王越修墓，把少年时期学习的《孙子兵法》，独树一帜运用到工程管理上，亲自组织民工训练“八卦阵”，不仅大大提高了工效，也在这件看似“小”事情上，磨练了“大”心性。
后来接到第二份工作是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是一个虽比不上朝廷要职、却拥有司法实权的职位，云南地区的司法案件、刑事审判都需要王阳明经手。
按照当时的官场“潜规则”，新上任的刑部各司主事都要去当地监狱视察，理所当然吃拿卡要捞一把。王阳明第一次巡狱，没提前跟下属打招呼，轻车简从，结果正赶上狱卒们大吃大喝，满桌吃不完的大块猪肉。狱卒们都慌了神，而王阳明细看囚犯吃的喂猪糟糠伙食，吃了一惊，居然连青菜萝卜都没有，囚犯们手中的破瓷碗里盛着的分明就是喂猪的糟糠泔水，而监狱里的养猪场只专供狱卒。王阳明继续深入调查，发现了更多不只这一家监狱存在的等问题。
王阳明经过认真沟通研究，除炒掉那几个狱卒，还对监狱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从不准养猪、加强巡狱，到打卡值班（每天上班在墙上写下自己的名字）、追究问责等，不仅仅正风肃纪改变了云南司法面貌，全国各地也纷纷效仿，推动改革。
王阳明随后被提拔，还是一名司法审判官，夜以继日开庭审案、披阅案卷，不仅纠正了许多冤假错案，而且努力解决一些深层次的草菅人命的顽疾：比如偷瓜贼会被草率判成死刑犯，权钱交易又可让死刑犯大摇大摆被放走，等等。
尽管王阳明一身正气、呕心沥血、改革有为，却很难彻底改变明朝监狱的黑暗，更难改变当时朝廷的，但客观上造福了百姓，也推动了社会进步。
孔子曾经说过，有文事者必须要武备。王阳明从小立志做圣贤，文韬武略，做事遇到困难与问题时总在自问：如果是圣贤会如何处理？
随着一件件“事”上练就真本领，王阳明更加深切体证到满口都是圣贤话语，却不去实践，不是真正的“知”。同样，熟读经典、文章精彩，若不通实务、不能经世致用，也不是真正的“知”。人只有在磨练中才能成器，只有在逆境中才能成熟，这就是在事上磨练的含义。也就是要培养活智慧，而不做死学问。
王阳明曾说过，他之前强调要在“事”上练，后面发现这还不够，于是提出“必有事”的概念。什么叫“必有事”？就是不管有事无事，都需要练心，有事无事，此心要遵循良知的指引，“凡人为学，终身只为这一事”。
“事”上练，练的不仅是如何把事做好，更是端正发心。心不正，意不诚，事情做得再好，也不过是孔子不屑的“乡愿”——见君子媚以仁义，见小人甘愿同流合污。
一位弟子试图学着“事”上练，却感觉苦不堪言，向老师抱怨说：“老师，（做）功夫太难了！”
王阳明先生幽默一笑：“常快活，便是功夫。”
只有心里时刻充满光明的欢喜，才会有这样的“常快活”吧！
正如王阳明平定宁王叛乱后，有弟子问王阳明，用兵是不是有特定技巧？王阳明回答：哪里有什么技巧，只是努力做学问，养的此心不动，如果你非要说有技巧，那此心不动就是唯一的技巧。
他还举例说，其实面对气势汹汹的叛军，一开始是处于劣势的，王阳明向身边的人发布准备火攻的命令，那人无动于衷，连说四次，那人才回过神来。这种人就是平时学问不到位，一临事，就慌乱失措。那些急中生智的人的智慧，不是天外飞来的，而是平时学问纯笃的功劳。
这就需要“此心不动，随机而动”的八字真言妙用。
王阳明从少年立志、官署格竹、江北诀囚、弹劾刘瑾、被陷遭贬，依然对真理追求不变，直到龙场悟道才开始走向光明。此后，赣南剿匪、平定宸濠之乱，在一件件具体“事”上练功夫，提出“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心学之道，用自己一生的实践证明，人可以通过修身磨砺而成就一颗通透光明无私之心，成为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梁启超先生尊他为“千古大师”。
这才是做事“常快活”的真正力量和源泉，也是王阳明《为善最乐文》一文表达的诗意人生升华。
这就可以理解王阳明许多不离苦难现实的乐观主义文章了！
比如，在王阳明被贬龙场那样艰苦的环境下，弟子对于他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理论迷惑不解，向他请教说：“南山里的花树自开自落，与我心有何关系？”
王阳明回答说：“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
“事”上练就真本领，“事”上磨出光明花。
第六堂课：品德修为“致良知”
“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
这是“致良知”诞生后王阳明说的一番肺腑之言。
王阳明活了57岁，龙场悟道那年他37岁；提出“致良知”是在49岁，至死不渝。
王阳明曾写过多首良知诗，比如“尔身个个自天真，不用求人更问人。但致良知成德业，谩从故纸费精神”，等等。
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故事，是“盗贼也有良知”。
据说王阳明在庐陵担任知县时，抓到一个罪恶滔天的大盗。大盗冥顽不灵，面对各种讯问强烈顽抗。
王阳明亲自审问，大盗说：“要杀要剐随便，别废话！”
王阳明微微一笑说：“那好，今天就不审了。不过，天气太热，你还是把外衣脱了，我们随便聊聊。”
大盗说：“脱就脱！”
过了一会儿，王阳明又说：“天气太热了，不如把内衣也脱了吧！”
大盗撇撇嘴不以为然：“光着膀子也是常事，没什么大不了的。”
又过了一会，王阳明又说：“膀子都光了，不如把内裤也脱了，一丝不挂岂不更自在？”
大盗愣在那里，尴尬摆手：“不方便，不方便！”
王阳明说：“有何不方便？你死都不怕，还在乎一条内裤吗？看来你还是有廉耻之心的，是有良知的，你并非一无是处呀!”
随着王阳明的循循善诱，大盗低头叹服认罪。
连大盗也有可觉醒的良知，何况其他人？人人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即是成圣贤之道。
“致”即“正心”，通过提高道德修养过程，去掉不良杂念“人欲”“不假外求”“求诸内心”。
王阳明认为，“致良知”是人的主体自觉，是与人的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紧密相连，是以良知标准评判和衡量个人与社会善恶的是非标准。
1527年，在王阳明受命出征广西平乱行前，作《别诸生》一诗，“绵绵圣学已千年，两字良知是口传。欲识浑沦无斧凿，须从规矩出方圆。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
在王阳明看来，只有“致良知”三字无病，是孔孟圣学的“一点骨血”，是心学的要核。而“良知”不离日用，无时无处不在，只有按“良知”行事才有光明前途。
“致良知”是心学核心，也是做人智慧。作为心学最高概括的“四句教”，可以说是通俗的诠释：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
王阳明把“致良知”作为解决问题的一个根本方法。他说：“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潜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沉溺之患矣。”
正像王阳明另一首良知诗中的一句所说：“尽道圣贤须有秘，翻嫌易简却求难。”
心学至为高明，直通大彻大悟；心学也至为平实，不过就是八个字：老老实实，踏踏实实。那些自以为聪明高明的人，全都掉进了坑里一生爬不出来。
对于品德修为“致良知”的心学，到底师传儒释道哪一家？王阳明用“三开间一所房子”形象解答：三家实一家，后世儒家不知道三间房子都是儒家的，却把左边一间划分给佛家，把右边一间划分给道家，自家甘愿占据中间一间厅堂，这是把自家的东西送人了。
圣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儒家、佛家、道家的学问，都可归于心学一家学问，而心学一个重要内容，正是“知行合一”。
在《教条示龙场诸生》这一“为学做人”教育学规中，王阳明把品德修为“致良知”的四条路径，鲜明总结了出来：
一是立志，坚持不懈，专注精一，目标圣贤。
二是勤学，勤确谦抑，不骄不躁，为人诚恳，表里如一。
三是改过，要有勇气改正错误，不是寄希望于不犯错误。
四是责善，劝善真诚，自我批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这四条中，“改过”一条尤其难能可贵。王阳明是从修正自身、反躬自省、不断改过致良知的。人们看到的是一个“三不朽”的圣人，而细读王阳明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和给弟子们的书信，他多次表示人非尧舜，孰能无过，还拿自己曾经走过的弯路、错误，劝诫弟子汲取教训，谦抑自叹“适今中年、未有所成”“粗浮之气不及人”等，这是极为了不起，而又易被今天的我们忽略的。
王阳明在《寄诸弟》家书中，特别强调了“改过为贵”的思想。晚年，他语重心长给正在长大成人的养子正宪书写了一个扇面文章《书正宪扇》，也是要求其严于自律、去“傲”改过。王阳明把“改过”与“立志”“勤学”“责善”，当作优良家风不可分割的几个部分。传承人品好、重道德、做学问的祖父和父亲，王阳明进一步发展了“以仁礼存心，以孝弟为本，以圣贤自期”的成才教育思想。在家书《寄正宪男手墨》中，王阳明告诉孩子，不会强迫他一定要在科举考试中有所成就，而是欣赏和鼓励孩子向上向善的那份上进精神，体现了他希望后辈全面发展的思想。
至善无尽，知行无尽，王阳明提出的这四条路径，都是自己蹚过生死路体证出来的。他的心学也是安心放心、养精气神的身心之学，保证了“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便是‘知之匪艰，行之惟艰’”。
从孝悌亲情到尊师重教、交友重情、平等待人，王阳明的品德修为体现在“为学做人，为官做事”的点点滴滴。
比如，有人因王阳明新婚之夜跑到道士那里求道一夜未归，怀疑他的爱情观。而纵观一生，王阳明是一个对爱情十分专一的人，在狱中他直抒胸臆写了一首《屋罅月》，倾诉对妻子的思念之情，最后四句情深意切、荡气回肠：“来归在何时？年华忽将晚。萧条念宗祀，泪下长如霰。”
王阳明的一生，坚持践履“万物一体”的社会、人生理想，寄情于祖国的大好河山中，“庙堂”与“山林”意识并存，“书剑”与“道法”同在，“仁者乐山”与“智者乐水”兼备，“静坐调息”与“箭无虚发”不二，留下大量诗歌、散文和书画作品。这些无疑都陶冶了王阳明的审美情趣和人生境界。
对王阳明来说，治国亲民的最高境界是“仁境”，而人生的最高境界，则是王阳明一生所向往的“颜回乐境”，心灵进入万物同化的浩渺世界中。
中秋月白如昼，王阳明令侍者设席于碧霞池上，门人在侍者百余人，酒半酣，歌声渐动，直追尧舜圣贤。渐渐地师生自得狂欢（今天可能就是“嗨”翻了吧），或投壶聚算，或击鼓，或泛舟。王阳明见大家兴致很高，悄然退一旁即兴作诗，《月夜》一首连一首，“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诗如泉涌。
这样的场景虽然不多，也足以显示了王阳明是一个充满生活情趣、真诚有意思的人。37岁龙场悟道后，更把仁爱之情化于和谐处理各种关系中。
比如，确定了自己能够调节控制情绪的爆发，他同随从有了更密切的关系，而不是坐一旁远离他们。事实上，只有在控制自己之后，他才能去照顾别人。只有通过照顾别人，他才能更多地确立自己的独立性。平常是随从伺候他，而现在他不仅自己动手干粗活，而且还自愿承担了照顾随从的工作。
真正悟道后，如王阳明在一条船上告诫弟子的，良知如光明，光明无处不在，在烛光中，在空中划的圆圈中，在船外的湖水中。
而王阳明最后的遗言，也是在一条缓缓前行的船上：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渡船，于是具有了此岸通向彼岸的象征意义。王阳明先是以“万物一体”为道德逻辑的出发点，从而推论出良知自在人的心中，如同光明始终都在人的心中，此岸即彼岸，船可用亦可舍。
在王阳明晚年的《大学问》中，更是把品德修为“致良知”当作工夫学问，“夫然后意之所发者，始无自欺而可以谓之诚矣”，而这份诚意、正心，推己及人即是“明明德于天下”，即是“修己以安百姓”，这就超越了过去的一些儒家学说。某种意义上，其教养建构的历史文化活动，不仅要维护人的自然生命和生态和谐，同时也要提升人的文化生命和大同社会。
王阳明的这些思想超越时空、跨越国界，尽管只留下一篇当时与日本高僧交往的文章，但王阳明的思想深深影响了日本等国家，一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这个世界。正如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认为的，在物质主义和商业主义盛行、充满暴戾之气的21世纪，王阳明心学相当于强心针。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对于希望我们这个民族往前走的这一批人来说，阳明学是我们所有人急需的一种重要精神资源。
王阳明认为，尧、舜、禹三王之所以能治理天下并保证其政治活动的正当性，其实道理非常简单，那就是本着良知而言行。王阳明追求圣贤、追求光明的一生，同样也是一个生动的注解，可以成为我们文化传承的一个切入点。
虽然王阳明的一生充满传奇，但他和我们一样，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苦有乐、有彷徨有挫折的普通人，他从小立志，以“人人皆可成圣贤”的人生追求；以济困救世、明德亲民的家国情怀；以“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的宽阔胸襟，事上磨炼敢担当，知行合一“致良知”，成就了一番立德、立功、立言的大事业。他的成长成才，对于新时代青少年有很多教育启迪意义。
（注：此文不是学术论文。尊重经典原义并参考相关研究成果，对一些古文进行了通俗白话转化，不妥处敬请批评指正。）
来源：中国青年报（作者：张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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