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天仪式(祭天仪式的祭词)

“天人沟通”的冬至祭天

《左传》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之礼作为中国古代五礼之首，关乎国家的政治、文化制度。历代帝王通过一系列隆重、庄严的仪式，达成“天人沟通”，祈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唐代贾公彦《周礼义疏》云，“礼天神必于冬至”，历代王朝均极重视冬至的祭天活动。

5000年前出现三环石坛

对于“天”的崇拜和冬至祭祀的传统在早期文化中已有体现。1983年，辽宁省建平县牛河梁发现了属于红山文化晚期的历史遗迹，年代约为公元前3000年，其中的三环石坛颇具特色。石坛整体由石桩组成三个同心圆坛，与今天北京天坛的构造有高度的相似性。商代甲骨卜辞中已经出现“日南至”(冬至)祭祀的内容，《周礼》《礼记》也有周天子在冬至日于圜丘祭天的记载。

有文献记载的正式祭天始于汉代。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热衷祭祀封禅的汉武帝作“通天台”，并在元鼎五年初步确定了祭祀礼仪。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正月，汉成帝于南郊祭天，成为汉代第一个正式祭天的帝王。东汉初年，神灵的牌位开始有了详细的规划，《后汉书》记述东汉初年，南郊祭坛的诸神牌位多达1514个。有意思的是，祭天传统并不因国家而中断。魏、蜀、吴三国鼎立之时，开国皇帝均有于南郊告祭天地之举，祭祀天地是宣示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标志。

唐宋时期确定了以冬至作为祭天礼日。选择冬至祭天，是因为其节气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古人认为冬至之日，是阴气由盛转衰的开始，此后阳气萌生，万物勃发，因此称冬至为“阳生”“长至”，又称“冬节”“亚岁节”。而祭天建筑设置在国都之南，也是配合五行之说中南方属阳的特性。帝王在这一天顺应天时，南郊祭天，祈佑国泰民安，岁美人和。

明清是祭天制度的定型期。明洪武初年，实行天、地分开祭祀的制度，在南京城外的钟山南、北分别建圜丘、方丘，每年冬至祭天，夏至祀地。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朱元璋认为天地好比父母，天地分开祭祀象征父母分离，于是改为天地合祭。永乐迁都后，明成祖将南京的祭祀仪式与建筑制式完全迁移至北京。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明世宗重新确立天地分开祭祀，于安定门北修建地坛。清代祭天礼始于皇太极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清军入关后，祭天礼仪与时节基本延续了明代传统，直至辛亥革命后废止。

祭祀典礼中最隆重的仪式

天坛是明清帝王的祭天场所，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明清两朝共有23位皇帝亲临此处祭天。天坛周长九里三十步，实测面积约为273万平方米，由祈年殿、圜丘、斋宫等建筑构成。圜丘建于嘉靖九年，自上而下依次为一二三层。为了符合冬至阳生的特点，建筑尺寸大量采用一、三、五、七、九这些阳数叠加，一层中心“天心石”外分铺九块面砖，其后以九的倍数铺至第九圈，为八十一块面砖。清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扩建圜丘，扩建后三层周长共计45丈，是九的五倍，符合皇帝“九五之尊”之意。

祭天之典是祭祀典礼中最为繁琐隆重的仪式。明清帝王及陪祭官员在祭天之前均需斋戒。斋戒期一般为三天，斋戒期内皇帝不可饮酒食荤，陪祭官员不审理案件，不参加宴会，不吊丧，不祭神，不扫墓。如果皇帝不住斋宫，则需在祭天当日天色未亮时出行，沿途需平整街道、铺撒黄土，并将所过胡同街口以青布遮挡，以保障祭天队伍平稳抵达天坛。

祭天的准备主要由礼部负责，包括查看祭祀所用牲畜、修葺坛庙、排演祭天乐舞等。所有细节均须处理周全，在既定时间内完成。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冬至前一天，时辰已过酉时(下午五点至七点)，正在斋宫的清宣宗听到神乐署有演练乐舞之声，感觉时辰有所延误，遂下令，以后乐舞彩排须在未时(下午一点至三点)完成，如再延误，定当严惩。

冬至节祭天圜丘的布置，体现了古代的天人观念。圜丘一层正北向南摆设“昊天上帝”神位，两侧摆设祖先牌位作为陪位，日月星辰风云雷雨作为从位。皇帝的祭天位置即在“天心石”，行三跪九叩礼的拜位在第二层南向。帝王两侧分列引导祭天仪式的“赞引官”，负责诵读向上天祷告祝文的“读祝官”，以及向帝王呈送各种祭器的“司香官”“司帛官”“司爵官”“赞胙官”等。三层分列陪祭的王公大臣。

明清祭天仪式，首先由皇帝自二层步入一层，三上香后回到二层拜位，带领群臣行三跪九叩礼。接下来皇帝再度升坛至神位前，先后将玉帛、供品献上，同时读祝官朗读祝文。然后是初献礼，行初献礼的只能是皇帝本人。亚献、终献则由太子、王公大臣执行。在皇帝本人接受福酒、胙肉后，再度行三跪九叩礼。最后撤去供品至燎炉焚烧。

冬至祭天体现的哲学思想

历代祭天仪式，除了固定在冬至举行外，改朝换代之机也多是祭天之时。后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朱温建立后梁即欲行祭天礼，只是因洛阳建造尚未完成才推迟到开平三年正月举行。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正月，朱元璋为宣示明朝正统性与皇权合法性，曾向“上帝”祭告：“如臣可为生，告祭之日，帝祇来临，天朗气清。如臣不可，至日当烈风异景，使臣知之。”据称不久天晴气爽，遂如愿举行了即位大礼。

祭天仪式是皇帝的专责，代表无上的地位。明清时期的祭天仪式隆重繁杂，碰到皇帝老幼体弱不能全部完成的情况，会选出代为祭祀的臣下。代祭是极为崇高的荣誉，是权位的直观体现。清康熙帝在位61年，遣官代祭多达18次，后期代祭都与九子夺嫡密切相关。在皇二子胤礽第一次做太子时，曾四次主持冬至祭天。但后被废，即便再度被册立太子，胤礽也无缘代祭了。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康熙帝命皇四子胤禛代行祭天礼。正当胤禛在斋宫斋戒时，康熙帝突然病情恶化，急召胤禛至畅春园听取遗诏。翌日，胤禛即位，是为雍正帝。

在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条件下，帝王祭天旨在宣扬“君权神授”的思想，强调自己“受命于天”的正统地位，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于“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这个重大哲学命题的朴素认知。源远流长的祭天典礼凝聚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延续至今，它的功能和内涵随时代演进不断变化和丰富。天坛已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展现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天坛公园每年春节期间都会举办祭天文化展演活动，生动再现古代礼制的这一重要内容。

“天人沟通”的冬至祭天

《左传》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之礼作为中国古代五礼之首，关乎国家的政治、文化制度。历代帝王通过一系列隆重、庄严的仪式，达成“天人沟通”，祈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唐代贾公彦《周礼义疏》云，“礼天神必于冬至”，历代王朝均极重视冬至的祭天活动。

5000年前出现三环石坛

对于“天”的崇拜和冬至祭祀的传统在早期文化中已有体现。1983年，辽宁省建平县牛河梁发现了属于红山文化晚期的历史遗迹，年代约为公元前3000年，其中的三环石坛颇具特色。石坛整体由石桩组成三个同心圆坛，与今天北京天坛的构造有高度的相似性。商代甲骨卜辞中已经出现“日南至”(冬至)祭祀的内容，《周礼》《礼记》也有周天子在冬至日于圜丘祭天的记载。

有文献记载的正式祭天始于汉代。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热衷祭祀封禅的汉武帝作“通天台”，并在元鼎五年初步确定了祭祀礼仪。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正月，汉成帝于南郊祭天，成为汉代第一个正式祭天的帝王。东汉初年，神灵的牌位开始有了详细的规划，《后汉书》记述东汉初年，南郊祭坛的诸神牌位多达1514个。有意思的是，祭天传统并不因国家而中断。魏、蜀、吴三国鼎立之时，开国皇帝均有于南郊告祭天地之举，祭祀天地是宣示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标志。

唐宋时期确定了以冬至作为祭天礼日。选择冬至祭天，是因为其节气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古人认为冬至之日，是阴气由盛转衰的开始，此后阳气萌生，万物勃发，因此称冬至为“阳生”“长至”，又称“冬节”“亚岁节”。而祭天建筑设置在国都之南，也是配合五行之说中南方属阳的特性。帝王在这一天顺应天时，南郊祭天，祈佑国泰民安，岁美人和。

明清是祭天制度的定型期。明洪武初年，实行天、地分开祭祀的制度，在南京城外的钟山南、北分别建圜丘、方丘，每年冬至祭天，夏至祀地。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朱元璋认为天地好比父母，天地分开祭祀象征父母分离，于是改为天地合祭。永乐迁都后，明成祖将南京的祭祀仪式与建筑制式完全迁移至北京。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明世宗重新确立天地分开祭祀，于安定门北修建地坛。清代祭天礼始于皇太极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清军入关后，祭天礼仪与时节基本延续了明代传统，直至辛亥革命后废止。

祭祀典礼中最隆重的仪式

天坛是明清帝王的祭天场所，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明清两朝共有23位皇帝亲临此处祭天。天坛周长九里三十步，实测面积约为273万平方米，由祈年殿、圜丘、斋宫等建筑构成。圜丘建于嘉靖九年，自上而下依次为一二三层。为了符合冬至阳生的特点，建筑尺寸大量采用一、三、五、七、九这些阳数叠加，一层中心“天心石”外分铺九块面砖，其后以九的倍数铺至第九圈，为八十一块面砖。清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扩建圜丘，扩建后三层周长共计45丈，是九的五倍，符合皇帝“九五之尊”之意。

祭天之典是祭祀典礼中最为繁琐隆重的仪式。明清帝王及陪祭官员在祭天之前均需斋戒。斋戒期一般为三天，斋戒期内皇帝不可饮酒食荤，陪祭官员不审理案件，不参加宴会，不吊丧，不祭神，不扫墓。如果皇帝不住斋宫，则需在祭天当日天色未亮时出行，沿途需平整街道、铺撒黄土，并将所过胡同街口以青布遮挡，以保障祭天队伍平稳抵达天坛。

祭天的准备主要由礼部负责，包括查看祭祀所用牲畜、修葺坛庙、排演祭天乐舞等。所有细节均须处理周全，在既定时间内完成。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冬至前一天，时辰已过酉时(下午五点至七点)，正在斋宫的清宣宗听到神乐署有演练乐舞之声，感觉时辰有所延误，遂下令，以后乐舞彩排须在未时(下午一点至三点)完成，如再延误，定当严惩。

冬至节祭天圜丘的布置，体现了古代的天人观念。圜丘一层正北向南摆设“昊天上帝”神位，两侧摆设祖先牌位作为陪位，日月星辰风云雷雨作为从位。皇帝的祭天位置即在“天心石”，行三跪九叩礼的拜位在第二层南向。帝王两侧分列引导祭天仪式的“赞引官”，负责诵读向上天祷告祝文的“读祝官”，以及向帝王呈送各种祭器的“司香官”“司帛官”“司爵官”“赞胙官”等。三层分列陪祭的王公大臣。

明清祭天仪式，首先由皇帝自二层步入一层，三上香后回到二层拜位，带领群臣行三跪九叩礼。接下来皇帝再度升坛至神位前，先后将玉帛、供品献上，同时读祝官朗读祝文。然后是初献礼，行初献礼的只能是皇帝本人。亚献、终献则由太子、王公大臣执行。在皇帝本人接受福酒、胙肉后，再度行三跪九叩礼。最后撤去供品至燎炉焚烧。

冬至祭天体现的哲学思想

历代祭天仪式，除了固定在冬至举行外，改朝换代之机也多是祭天之时。后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朱温建立后梁即欲行祭天礼，只是因洛阳建造尚未完成才推迟到开平三年正月举行。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正月，朱元璋为宣示明朝正统性与皇权合法性，曾向“上帝”祭告：“如臣可为生，告祭之日，帝祇来临，天朗气清。如臣不可，至日当烈风异景，使臣知之。”据称不久天晴气爽，遂如愿举行了即位大礼。

祭天仪式是皇帝的专责，代表无上的地位。明清时期的祭天仪式隆重繁杂，碰到皇帝老幼体弱不能全部完成的情况，会选出代为祭祀的臣下。代祭是极为崇高的荣誉，是权位的直观体现。清康熙帝在位61年，遣官代祭多达18次，后期代祭都与九子夺嫡密切相关。在皇二子胤礽第一次做太子时，曾四次主持冬至祭天。但后被废，即便再度被册立太子，胤礽也无缘代祭了。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康熙帝命皇四子胤禛代行祭天礼。正当胤禛在斋宫斋戒时，康熙帝突然病情恶化，急召胤禛至畅春园听取遗诏。翌日，胤禛即位，是为雍正帝。

在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条件下，帝王祭天旨在宣扬“君权神授”的思想，强调自己“受命于天”的正统地位，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于“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这个重大哲学命题的朴素认知。源远流长的祭天典礼凝聚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延续至今，它的功能和内涵随时代演进不断变化和丰富。天坛已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展现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天坛公园每年春节期间都会举办祭天文化展演活动，生动再现古代礼制的这一重要内容。

丧礼中的“祭”和“奠”，到底有啥区别？搞错可不是简单的闹笑话

丧事中的“祭”和“奠”，到底有啥区别？搞错可不是简单的闹笑话

我国传统文化信奉天地祖宗，所以丧葬礼仪是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丧事中最常见的是“祭”和“奠”两个字，人们一般将纪念和哀悼逝者的行为称为“祭奠”，这两个字有什么区别呢？

事实上，“祭”和“奠”虽然意思相近，用法上却千差万别。

“祭”在早期的甲骨文中，是在台子上用手拿着肉的意思。因为中国文化中，死者去世后，灵魂会护佑着活着的人，成为祖先神，也就是说“祭”更倾向于逝者下葬后对其的祭拜，包含虔诚和敬仰。

而“奠”在甲骨文中的意思则是在地上摆酒，用以慰劳亡灵。在中国人的传统信仰中，灵魂也是需要享用食物的，于是人们向刚刚死去的人敬酒，为他的黄泉之路饯行，祝他一路走好。所以“奠”一般用于死者还没下葬的时候。

在中国传统习俗中，在死者刚刚去世时，举行的都是“奠”礼。这时，家中摆放的都是“奠”的标识，比如墙上悬挂“奠”字。而亲友的哀悼行为也叫堂奠、家奠。灵柩在启程前往墓地时，上面也贴着“奠”字。

在中国传统丧礼流程中，死者刚刚去世的时候，亲属将其入殓，亲友前来吊唁，并敬献花圈，表达哀思，至亲则负责守灵。之后，亲友们举着招魂幡，抬着棺材将死者送往墓地下葬。这些都是前期的“奠”礼。

我们在灵堂敬献花圈，上面写的是“奠”而不是“祭”。死者灵堂墙上正中间悬挂的也是“奠”字而非“祭”字。如果这两种情况下错用了“祭”字，则会闹出很大的笑话。

当上述流程结束，死者的灵柩下葬入土后，生者接下来对死者的一切哀悼行为就都属于后期的“祭”礼，这以后就不能再使用任何“奠”字了。

祭祀死去的先人，是因为传统信仰认为，祖先去世之后成为守护家族子孙的神明，所以用“祭”来表达举行对已经下葬的人的悼念活动。

现实中，“祭”的用途远比“奠”要广泛。“奠”只针对死者，而“祭”除了祭祀祖先，也可以用于举办对历史名人和神明的奉祀活动，比如祭祖、祭天和祭神，

祭祖是私人的家庭活动，而后两者则是社会性的宗教活动。

祭祖意在表达哀思，同时祈求祖先保佑家宅兴旺，子孙昌隆。人们一般选择在清明节，前往祠堂或者亲人墓地，焚香请神，摆放瓜果等祭品，接着磕头行礼，焚烧纸钱。

除此之外，中元节（即鬼节）也是一个传统的祭祖节日。民间一般会在路口焚烧纸钱，祭祀已在阴间的亲友，这是一种不正规的祭祀活动，用以表达对亲友的思念。

祭天在古代一般由天子来进行，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其他人如果祭天，可能会犯忤逆之罪。北京的天坛就是古代皇帝祭天的场所，代表了中国传统的自然信仰。

由于信仰天地自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信仰，所以封建统治者历来将祭天作为维护统治和笼络民心的工具。

尤其是在遭遇自然灾害和战乱的时候，祭天活动还能起到稳定民心的作用。

至于祭神则通用于社会各界，无论古代宫廷、宗教场所还是民间都可以组织规模不一的祭神活动。由于神分很多种，分工不同职能不同，所以不同的祭神活动具体情况也各有千秋。

比如说，商人渴望赚钱所以经常祭财神，长江、黄河流域由于经常面临旱涝灾害所以有祭龙王的习俗，民间过小年则要祭祀灶神以企盼好运，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则盛行祭祀妈祖活动以祈求渔民生活顺利。

不同的祭神活动也往往有各自的日期，这是由传说中这些神明的生辰决定的。比如财神的生日是农历七月廿二，这一天商人会放鞭炮庆祝；玉帝的生日是正月初九，传说各路神仙都会上天庆祝，于是民间也要沐浴斋戒、供奉三牲、举办隆重的祭祀典礼。

另外，祭奠和奠祭都是用于悼亡的动词，但是它们的词性也不一致。

比如，祭奠是褒义的，通常说明祭祀人与亡者关系不错，或者对亡者十分尊敬。

而奠祭则单纯是表达悼亡的行为，是一个标准的中性词。而且这个词通常用于一些较为庄重的场合，比如宗教仪式或者祭祀典礼。

祭”和“奠”，两者虽然都用于丧葬礼仪，但是具体内容和涵义千差万别，使用的范围也有区别。如果使用错误，会惹来歧义，闹很大的笑话，所以注意不要用错了哦。

少数民族也信奉天神，重视祭天，他们的祭天仪式是怎样的呢？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 并没有产生统一的宗教思想，但是却孕育出了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

中国人虽然没有统一的信仰，但是在部分文化习俗中却呈现出一致的倾向。

比如，中国各地的百姓都有祭天的传统，这主要是因为从西周开始，中原王朝统治者“天子”的身份变变得深入人心，他们将天神视为统治合理性的来源，百姓们也将天神视为最重要的神灵。

不过在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中，他们对于天的看法和中原地区完全不同，因此他们的祭天仪式也和汉族存在较大区别，那么他们对于天的看法究竟是怎样的，又有哪些独特的习俗呢？

天坛便是祭天的场所

在全球的众多文明中，天神崇拜都是十分重要的，像南美地区的金字塔之所以修建得十分雄伟，其本质目的都是为了能够与天神更加接近，从而更好地与神灵进行沟通。

中国上古时期虽然没有如此雄伟的祭天仪式，但是在所有祭祀典礼中，祭天大典无疑是最为重要的。

从西周之后，中国封建的统治者与天神产生了直接的关系，之后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理论更是让天这一概念成为了道德、权力等多个概念的直接代表，这让中国文化体系中拥有了超然的地位。

影视剧中的周天子

南北朝时期，道教文化进入高速发展期，具有中国特色的神话体系得以构建完成，在这个体系中天神成为了众神居住的场所，这也让天神崇拜进入了全盛时期。

虽然对于大多数百姓而言，他们分不清天上的众多神仙，但是逢年过节的时候他们都会焚香祭祀天地，祈求他们的保佑。

之所以所有的文明都会产生天神崇拜，其实和先民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有着直接的联系。

在人类早期文明中，农业都是最为重要的产业，而当时农业的生产和天气的好坏关系很大，因此人们便将风调雨顺的期望寄托在天神神祇之上，为了获得足够的农作物，他们自然会对天神保持敬畏。

中国作为一个长期以农业为基础的大国，天神崇拜自然也随着农业的普及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古代农民形象

不过生活在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对于天神的感情则和中原地区的汉族先民有着很大的差别。

首先，生活在群山之中的他们，并不以大规模的耕种为主要生产方式，对他们而言，采集和狩猎是更加可靠的食物来源方式，而采集狩猎等活动并不要求天气的晴朗与否，因此，其对于气候的重视程度也不比中原百姓。

再者，生活在山区的百姓对于天空的直观感受也不如平原地区百姓那般强烈，山水树木等元素要比天的存在感更强。

因此，南方地区普遍有着风物崇拜的传统，但是对于天神祭祀则较为淡漠，这在中原王朝看来是不合礼仪的，因此他们对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有着“淫祠繁多”的评价，但这其实只不过是一种文化差异而已，根本没有优劣之分。

虽然南方地区百姓不像北方百姓那般，对于天神充满敬畏，但是，天作为自然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依然在他们的神话体系中占据着不俗的地位，从各个民族的天神神话中，我们也能够窥见他们对于天神的态度。

比如在傣族神话中，他们就认为世界存在着两个天神，其中，第一个天神英叭。他的父亲是大风，母亲是气团，他们两者结合后生下了这名天神。

他最大的功绩是创造了人们生活的世界，但是在他老了的时候感到了寂寞，于是便用身上的泥垢结合神鱼吐出的泡沫，创造出了第二代天神玛哈捧。

载歌载舞的傣族民众

当时英叭一共创造了十六层天，他便让玛哈捧生活在最上层，自己则住在下面的十五层。

后来玛哈捧效仿自己的父亲又制造出了形形的神祇，最终将十六层天全部装满，而那些神祇多是掌管风雨雷电的神明，因此也收到傣族百姓的重视，而创造他们的天神在傣族神话中则存在感不强，这和之前我们论证过的天神崇拜淡漠是可以相互印证的。

相对于傣族神话而言，苗族神话中的天神形象与中原地区差距更大，在他们的观念里，天神勾蒿在成神之前也是一位普通人，他和人类始祖姜炎是同胞兄弟，不过他们两个人之间存在一定的误解，勾蒿认为姜炎总是戏弄自己，在分家的时候也遭受到了不公的待遇，因此他便赌气离开了家族。

正在举行祭天仪式的苗族人

之后他成为了天上的神仙，但是他始终无法忘却自己的经历，因此他发誓要报复地上的百姓以及他的兄弟姜炎，为此他不但多次发动洪水，还用雷电破坏山川树木，击伤百姓，是一个人人闻之色变的凶神恶煞。

勾蒿为了报复姜炎做出了如此残忍的行为，在当地百姓的眼中是一个劣迹的存在，而勾蒿的这一形象，更是直接代表了苗族先民对天神勾蒿由畏惧而产生的敬畏。

之所以苗族先民会创造出这样的神话，其实也是和他们的生活环境有着直接联系。在山中居住的苗族百姓在雷雨季节中对于雷电有着天生的敬畏之心。

雷不像雨水那样，还有有益的一面，其对于百姓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正面效应，因此人们便自然而然地将天神想象成一名雷神，其性格也是十分凶恶。

天空中闪烁的雷电

由于南方各个少数民族对于天神的看法存在差异，因此他们的祭天仪式也十分不同。在南方各民族中，白族有着历史最为悠久的祭天传统。

在唐朝的时候中原地区就记载了南诏国内的祭天情况：

南诏异牟寻及清平官大军将，与剑南西川节度使崔佐时谨诣玷苍山北，上请天地水三官、五岳四渎，及管川谷诸神灵，同请降临，永为证据。

这种祭天的仪式一直延续到了如今，现在生活在云南地区的白族百姓，依然十分重视对于天神的祭祀，这一典礼在每年农历的九、十月份举办。

祭祀的地点一般要选择地势较高的山坡，这个山坡上还必须有一棵树枝分叉的古树。

祭祀的人群与摆好的祭品

百姓们会在巫师朵西薄的带领下，选择一头膘肥体壮的成年公黄牛，这头黄牛除了要足够高大之外，身上还不能有一点伤痕，这便是所谓的天牛。

在祭祀当天，白族人会在天牛的头上放上一块红布，一路送到之前选定的那棵古树下面。

之后的祭祀主要有三种不同的方式，分别是不杀死天牛的活祭；勒死天牛，然后将其挂在古树上的牲祭；以及将天牛晒死后，煮熟内脏与牛肉再行祭祀的熟祭。

无论哪种祭祀，其本质目的都是相似的，白族人相信这头天牛本是天神的财产，他之所以会落入凡间，就是为了让白族人能够有办法将自己的要求和心愿传递到天上。

他们坚信杀死天牛后，它的灵魂就会回到天神身边，并将族人的心愿传递过去，因此一年一度的祭天仪式也就成为了白族最重要的仪式之一。

在神树下起舞的白族女性

和白族类似，彝族百姓也将祭天视作重大的庆典，其最终的祭祀地点也是位于山坡上的神树。

不过，和白族不同的是，彝族人在巫师带领上山之前，在村子里面就要举行繁复的仪式，还需要向许多神祇的偶像行跪拜之礼。

他们的主要祭品也不是牛而是羊，在杀羊之前，需要先为这些羊沐浴，洗净它们身上的污秽，还要将身上不干净的毛剃掉，让整只羊的外貌看起来非常干净纯洁。

之后再由巫师向羊的耳朵中灌水，如果羊摇头了就叫作“抖水”，这意味着神已经感知到了这次祭典，并前来享用祭品。

如果羊一直不摇头，那么巫师就需要一直向它的耳朵里面灌水，并且还要重新吟诵一遍《请神经》，直到它开始摇头。

彝族的祭祀队伍

前面我们提到苗族百姓对于天神的看法，和其他民族的看法不同，他们将天神勾蒿视为一名恶神，不过这并不代表着苗族人就不会祭天了，他们每年也会举行隆重的祭天仪式，不过这个仪式并不是为了祈福，而是希望勾蒿这位恶神能够消消气，不要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为难自己。

因此苗族的祭天典礼相对于其他民族而言，气氛更加庄严肃穆，也没有演变成一个喜庆的民俗活动。

在祭典上，人们会将贡品摆上神坛，并在长老和巫师的带领下，向天神勾蒿祈祷，希望其能够少做杀伐，保佑明年风调雨顺。

苗族神话传说，勾蒿在和姜炎分家的时候被姜炎所骗，被姜炎骗了财产不说，就连他的黄牛也被姜炎当作食物吃掉了，勾蒿恨得气不打一处来，这也成为了诱发兄弟反目成仇的关键点之一。

因此，如今苗族人在祭祀勾蒿的时候，一般都会选择黄牛来作为祭品，部分地区的神话内容可能与此略有出入，同时也有部分村落使用水牛作为祭品。

苗人杀牛祭祀

据说勾蒿在害人的时候并不亲自出马，而是会派出三名鬼差到人间作乱，这三名鬼差是非常尽职尽责的，所到之地必有灾难发生，勾蒿对他们仨人很是满意，可是百姓们却对其三人闻风丧胆。

因此苗族人在祭天的时候也会在水牛和酒肉之外，单独加上三份单独的牛肉和酒水，这就是孝敬三名鬼差的东西了，人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避免自己在未来的一年内遭遇的无妄之灾。

三名鬼差的雕塑形象

南方地区少数民族的祭天活动层出不穷，但是每个民族的祭祀方法与祭祀目的却是大相径庭，种种的民俗神话传说与祭祀活动，都是民俗文化发展得来的成果，且对后世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