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首批一百个地质遗产地，我国有七个——走进别样的自然之美
近日，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公布全球首批100个地质遗产地名录，我国浙江长兴“金钉子”剖面、云南石林喀斯特等7个地质遗产地成功入选。这些遗产地涵盖岩石学、构造地质学、地层古生物学、地理学、地貌学等领域，对于研究地球演化、生物多样性，科普教育等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地质遗迹资源丰富、分布地域广阔、种类齐全。此次入选的7个地质遗产地，优良的保护状况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肯定。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地质遗迹保护各项工作，地质科学事业取得不断突破和发展。
——编 者
10月26日，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公布了全球首批100个地质遗产地名录，我国浙江长兴“金钉子”剖面、云南石林喀斯特等7个地质遗产地成功入选。
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地质遗迹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教授张建平介绍，我国在浙江长兴同步举行中国入选的7个地质遗产地的发布会，包括6位中科院院士在内的地质科学领域专家学者、各遗产地代表等参会，共同研讨地质遗产地的科学研究和保护。
地质自然遗产珍贵、不可再生
“地质遗产地的科学价值和研究水平是评判的最重要标准。”张建平说，地质遗产地是拥有国际意义的地质遗迹/地质过程的关键区域，可作为全球对比标准，或在地球科学发展历史中意义非凡的地点。可以入选，代表该地质遗产地具有国际最高地学价值和研究水准，并得到有效保护。
珠穆朗玛峰奥陶纪岩石
珠穆朗玛峰山顶由约4.6亿年前奥陶纪中期的石灰岩构成，形成于温暖的浅水海洋中。这些岩石中含有丰富的海洋动物化石。图为从珠峰大本营看珠峰，珠峰最上一个阶地就是奥陶纪的石灰岩。张元动摄（人民视觉）
喜马拉雅山有着独特的生态系统，记录着地球上海陆变迁的演变历史，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矿产资源和生物多样性资源。此次入选的珠穆朗玛峰奥陶纪岩石位于珠穆朗玛峰的山顶，是由约4.6亿年前奥陶纪中期的石灰岩构成，形成于温暖的浅水海洋中。这些岩石中含有多种海洋动物化石，如腕足动物、牙形类和棘皮动物海百合类，代表地球历史上重要时期之一——奥陶纪生物大辐射时期的热带海洋生物，现今大部分已经灭绝或很少。这些形成于古特提斯洋的岩石，在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两个大陆板块相撞时，被推挤并抬升到现在的位置。目前相关研究仍在进行，将有望还原该地区的地质演变历史。
藏南绒布峡谷滑脱构造体系
藏南绒布峡谷滑脱构造体系是一组平行喜马拉雅山造山带的低角度正断层性质的韧性剪切带，沿着喜马拉雅的整个走向进行延伸，其发现彻底改变了喜马拉雅造山带的模型，极大提高了对喜马拉雅造山带构造—变质演化的认识。绒布峡谷是藏南拆离系发育的典型地区，具有重要科学价值。图为珠峰北坡，最远处为珠峰，中部是绒布冰川，近处是绒布冰川湖，两侧为绒布沟壁，壁上黑白岩石分界处即为绒布峡谷藏南拆离系。王承文摄（人民视觉）
“藏南绒布峡谷滑脱构造体系和珠峰奥陶纪岩石紧密相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丁林介绍，绒布峡谷位于珠穆朗玛峰北坡，上游是绒布冰川谷，发育珠峰地区最大的冰川和冰塔林，下游汇为绒布河谷。藏南绒布峡谷滑脱构造体系是一组平行喜马拉雅山造山带的低角度正断层性质的韧性剪切带，沿着喜马拉雅整个走向延伸，绒布峡谷是藏南拆离系发育的典型地区。
浙江长兴煤山二叠纪/三叠纪生物大灭绝与“金钉子”剖面
浙江长兴煤山“金钉子”剖面含有二叠系—三叠系界线和长兴阶底界两颗“金钉子”，完整记录了2.52亿年前地质历史时期发生的最大一次生物灭绝事件。煤山剖面地层连续，含有非常丰富的古生物化石。图为浙江长兴煤山国家级地质遗迹保护区D剖面。沈树忠摄（人民视觉）
“浙江长兴煤山以地层学为特色，剖面含有二叠系—三叠系界线和长兴阶底界两颗‘金钉子’，完整记录了2.52亿年前地质历史时期发生的最大一次生物灭绝事件。”中科院院士、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沈树忠说，研究这些重大事件发生的机制对于评估地球生态系统面临的现状、预测未来发展趋势具有重要启示。同时，煤山剖面见证了近20年国际同位素测年技术和精度的发展历程，为推动世界地球科学领域有关生物大灭绝事件的研究和国际地质年代表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古生物化石与地质遗迹工程首席专家董颖说，地质遗迹是在地球演化的漫长地质历史时期，由于内外动力的地质作用，形成、发展并遗留下来的珍贵的、不可再生的地质自然遗产（地质现象），反映了地质历史演化过程和物理、化学条件或环境的变化，是地球演化的重要证据，对研究生命起源、地理环境变迁、矿产资源勘查和生物多样性演变等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入选的地质遗产地，在获取矿产资源形成、生命演化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地质科学研究与全民科学普及密不可分。”张建平说，我国此次入选的7个地质遗产地，多数是已认定的世界（国家）地质公园、世界自然遗产地或地质遗迹保护区，在获取矿产资源形成、生命演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云南澄江寒武纪化石产地和化石库
云南澄江寒武纪化石群，生动再现当时海洋生命世界的真实面貌，充分显示出寒武纪早期生物多样性，代表了现代生物多样性的起点，将绝大多数现生动物门类的演化历史追溯到寒武纪早期，为揭示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奥秘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证据。图为云南澄江化石群首次发现地点——帽天山。金云龙摄（人民视觉）
距今约5.2亿年的云南澄江寒武纪化石群是一个举世罕见的化石宝库，生动再现当时海洋生命世界的真实面貌。2012年澄江化石地——云南澄江帽天山及周边正式被评为世界自然遗产，是中国首个、亚洲唯一的化石类世界自然遗产。如今，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已经成为开展生物多样性研究展示、国际学术交流、科普教育的重要场所。
澄江化石库保存了动物的软躯体组织部分，然而个体小，一般不超过10厘米，不直观，化石躯体的颜色与赋存化石的黄色泥岩极为相近，辨别度低。为了让观众更清晰地理解化石的意义，博物馆花费数年时间，推出了全息投影、感应互动、VR（虚拟现实）游戏等100多个种类各异的多媒体数字展项，探索出一条运用数字技术展示澄江化石库的新途径。
云南石林喀斯特
石林以高大、密集的石灰岩溶柱呈森林状分布而得名，是喀斯特术语“石林”的发源地。除典型的剑状、柱状、蘑菇状、塔状，还有许多不规则状的石林，几乎汇集了世界上所有类似的石林地貌形态，被誉为“石林喀斯特博物馆”。图为云南石林剑状喀斯特（石林喀斯特）地貌，这里是“石林”术语的发源地。李 昆摄（人民视觉）
石林地质公园管理局党委书记毕文祥说，石林以高大、密集的石灰岩溶柱呈森林状分布而得名，是典型的高原喀斯特。毕文祥说，石林由于突出的科学、美学价值，2001年成为中国首批国家地质公园之一，2004年2月成为首批世界地质公园之一，2007年6月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公园非常重视科研科普，先后资助了国内外30多项课题研究，在提高大众科学素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讲好地质遗产保护的“中国故事”
沈树忠说，此次入选名单，涵盖了全球大量世界自然遗产地、世界地质公园等著名区域中重要的地质遗迹。“这次我国入选的7个地质遗产地，科学价值和研究水准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一致认可，优良的保护状况也受到国际社会高度肯定。”
内蒙古巴丹吉林沙漠必鲁图高大沙山和湖泊
巴丹吉林沙漠面积约4.92万平方公里，拥有世界罕见且独特的沙漠与湖泊系统。必鲁图高大沙山及其周围的湖泊是这一系统的典型代表。该沙漠中分布有多座巨型沙山，还有140多个湖泊，最高大的必鲁图峰海拔约1611米，相对高差近500米，是世界上相对高度最高的沙山。巴丹吉林沙漠是研究青藏高原隆升过程中第四纪末期气候变化以及风力地貌、干旱区水资源的理想区域。图为必鲁图峰西北音德尔图湖及高大沙峰。杨 孝摄（人民视觉）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教授田明中介绍，巴丹吉林沙漠必鲁图高大沙山和湖泊位于内蒙古阿拉善沙漠世界地质公园。该遗产地自2009年以来因世界地质公园建设得到良好的保护和管理，对于研究风沙防治等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我国地质遗迹资源丰富、分布地域广阔、种类齐全，是世界地质类型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董颖介绍，2018年底，全国调查出重要地质遗迹点6322处。2019—2021年，累计调查全国重要古生物化石产地2176处。中国14处世界自然遗产、4处自然和文化双遗产都涉及地质遗产地，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四川、福建、广东、江西等地；中国38处世界文化遗产也有10余处涉及地质遗迹。
香港早白垩世酸性火成岩柱状节理
香港地质公园的早白垩世流纹质火山岩柱群源自约1.4亿年前该地区的火山活动。岩柱罕有地由富含二氧化硅的酸性流纹质火山岩形成，分布在西贡粮船湾等约100平方公里海陆区域。这些岩柱的直径平均为1.2米，最粗达3米，现存总厚度估计达400米，露出地表的高度达100米。图为香港地质公园瓮缸群岛——横洲，小岛展示了柱状节理，以及海蚀崖、海蚀洞、海蚀拱等海岸侵蚀地貌。吴善斌摄（人民视觉）
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遗迹研究室副主任王敏说，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拥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41处，总面积5万余平方公里。同时，还拥有国家地质公园281处，都已成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建平说，我国积极推动地质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使得我国地质科学事业快速发展，学术水平迅速提高，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地质遗产地的国际知名度。
沈树忠说，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未来随着研究、保护的深入，会有更多人走近地质遗产，了解大自然丰富多彩的地质资源及其科学意义、精神内涵。张建平表示，今后遴选地质遗产地的工作将持续下去，只要符合标准要求的地方都可以申请，相信今后中国将会有更多的地质遗产地加入这个名录中。 （记者 常 钦 图片、数据来源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
来源：人民日报
吴 敢：简论２１世纪以来的金学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欧美的《金瓶梅》研究，除少数人仍在坚持不懈并颇有建树之外，其整体研究状况，远没有20世纪中期可观；
日韩的《金瓶梅》研究，虽仍有相当的阵容，不少研究者广有影响，但成绩亦不容乐观；
中国大陆与台湾、香港的《金瓶梅》研究，却是如日中天。台湾在魏子云先生的带引下，一大批中青年研究者加入金学队伍，研究成果别开生面；
中国大陆以中国《金瓶梅》学会与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为中心形成的主力团队，进入21世纪之后，面对彷徨，决意中兴。
1985（徐州）首届《金瓶梅》全国研讨会代表合影
世纪初的彷徨
2000年10月第四届（五莲）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之后，中国《金瓶梅》学会即与云南昆明、山西太原、江苏徐州、上海等方面联系，计划于2003年前后召开第五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
会议后来因为“”而延期。
2002年下半年，学会接到国家民政部通知，要求在2003年上半年完成社团重新登记。
学会原挂靠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因为学会主要负责人均非该单位人员，以及其它社会性原因，不能出具证明。
按民政部要求，挂靠单位必须是部级单位。于是刘辉向其主管部门——新闻出版署申请挂靠。
因为刘辉重病在身，吴敢、黄霖又因为“”不能进京，此事遂遭搁置。
不料，2003年6月6日，民政部发出41号公告，宣布取消中国《金瓶梅》学会等63个社团开展活动的资格。
这无异于一声闷雷，一时各新闻媒体争相报道。按民政部的公告，中国《金瓶梅》学会只是排在63个社团的中间，几乎所有的新闻报道却都以中国《金瓶梅》学会打头，在学会内部以及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
民政部关于取缔金瓶梅学会等63个社团通告（网页）
2003年7月，原中国《金瓶梅》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吴敢因为年龄原因从徐州教育学院院长岗位退居二线，2004年1月16日原中国《金瓶梅》学会会长刘辉因病不幸逝世，祸不单行，雪上加霜。
《金瓶梅》怎么了？
中国《金瓶梅》学会怎么了？
中国《金瓶梅》学会负责人怎么了？
一时众说纷纭。
学会没有了，会议开不成，依托单位没有了，活动经费成了问题，中国大陆的《金瓶梅》研究，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
尽管《金瓶梅》研究从学术表面上看并没有完全停顿，如中国的金学论文，2001年有78篇，2002年有90篇，
2003年有149篇（如果去掉《金瓶梅文化研究》第四辑上的46篇，有103篇），2004年有101篇，2005年有80篇，比起2000年的154篇（如果去掉《金瓶梅文化研究》第三辑上的44篇，有110篇），
1999年的131篇（如果去掉《金瓶梅文化研究》第二辑上的42篇，有89篇），尚有学术惯性，相去似觉未远。但受到严重的影响，已是不言而喻。
如中国大陆的金学专著，2001年有4部，2002年有4部，2003年有10部（其中2部为旧著新出、1部为境外著作），2004年有4部（其中一部为旧著新出），比起2000年的9部，1999年的15部，已觉逊色。
20世纪后20年金学迅猛发展的步伐遭到遏制，一门新兴的显学受到损伤，金学同仁合力筑建的金学宝塔面临考验，几乎所有的《金瓶梅》研究者与爱好者面对现实，都在检视学问，思考对策。
平心而论，金学存在有两个严重的不相应：一是专家认识与民众认识严重不相应。
一方面，金学同仁在金学圈内津津乐道，高度评价；另一方面，广大民众在社会上谈金色变，好奇有余，知解甚少。
二是学术地位与文化地位严重不相应。
一方面，《金瓶梅》研究与其他学科分支一样，在学术界实际拥有同等的地位；
另一方面，《金瓶梅》的出版发行、影视制作等，又受到诸多限制。这种专家认识与民众认识的脱节、学术地位与文化地位的失衡，固然有诸多社会原因，非金学界所能左右，
但金学同仁如果尽力去做一些可以缝合专家认识与民众认识、沟通学术地位与文化地位的工作，必然会众志成城，有所作为。
1989年中国《金瓶梅》学会理事会合影
对金学的质疑与辨证
陈大康《<金瓶梅>作者如何考证》（2004年2月9日《文汇读书周报》）批评“目前《金瓶梅》作者考证整体现状”，说“考证前提的可靠性得不到证实”,
因此认为“考证方法不科学”，“目前并不具备考证的必要条件”，“《金瓶梅》作者考证本身恰是一个甚可存疑的课题。”
陈大康先生发了一通被刘世德先生引为知己的宏论，刘世德2007年2月9日在北京现代文学馆的演讲《〈金瓶梅〉作者之谜》（后收入线装书局2007年12月一版《明清小说——刘世德学术演讲录》），嘲弄金学为“非常可笑的”“笑学”，说与“秦学”“无独有偶”。
陈文说《金瓶梅》作者研究“不科学”，刘讲更进一步说是“伪科学”。
对《金瓶梅》研究的批评，以刘世德、陈大康两位先生最为激烈。
他们的批评，多哗众取宠之嫌，少实事求是之意，自然要遭到金学界的批驳。
黄霖在《金瓶梅文化研究》第五辑（北京：群言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５月）序言中说：
“面对着否定者的调子越唱越高，我反过来觉得在批评《金瓶梅》作者研究中的不良倾向的同时，也要正确估计《金瓶梅》作者研究中的成绩，要保护《金瓶梅》作者研究中的健康的热情与可贵的精神”，
“本来，科学研究不排斥合理的推测。……那么，在探究《金瓶梅》作者的过程中，难道就绝对地不应该有合理的推测吗？
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在没有确凿的证据能证明它是后来的伪作的话，为什么不能从‘兰陵笑笑生’出发来考证他是谁呢？
既然说是‘兰陵’人，为什么不能从山东峄城、江苏武进那里寻找合适的对象呢？
既然小说中写到了那么多的金华酒等南方的酒，有那么多的南方的习俗与语言，为什么不能推测作者是南方人呢？诸如此类，多数的推测都不是空穴来风，都是从一定的材料出发的。”
吴敢在《与陈大康先生讨论<金瓶梅>作者说》（金瓶梅研究，第八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说
“《金瓶梅》作者研究的主流应该得到充分肯定，其广有影响的几说，如王世贞、贾三近、屠隆、李开先、徐渭、王稚登等，对金学事业均有创造性的贡献。《金瓶梅》作者研究是金学的主要支撑之一。
《金瓶梅》作者研究又与《金瓶梅》成书年代、成书过程、成方式等研究，还与《金瓶梅》文化、语言、内容、艺术、人物等研究密切关联。
金学首先要热起来，才能谈到发展。从这一角度说，《金瓶梅》作者研究对金学的影响，远远超过其具体课题本身。
……不进入金学圈中，隔岸观火，隔靴搔痒，是很难切中肯綮的”。
《金瓶梅研究史》 吴 敢 著
吴敢《将<金瓶梅>研究推向新的层面——在第七届（清河）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会议小结》（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又说：
“《金瓶梅》作者研究是最为难解的命题，也是众说纷纭的命题，更是备受争议的命题。我在此前两次会议上所批评的刘世德、陈大康两位先生对《金瓶梅》作者研究的偏见，他们固然言过其实，有哗众取宠之嫌；
但作者诸说中标新立异、弄虚作假、东搭西凑、望文生义者，确亦时见其例。宁宗一先生在大会发言中再次呼吁回归文本，卢兴基先生在大会发言中强调理论突破，均所言极是，将给与会人员以启发。
但《金瓶梅》研究中的所有课题均不宜搁置等待（如陈大康连宁宗一先生说的“兰陵笑笑生是文化符号”都不承认，竟然主张停止《金瓶梅》作者研究）。
《金瓶梅》作者研究既不能因噎废食，更不能信口开河，要坚守学术规范。
我主张继续大力展开《金瓶梅》作者的科学研究（哪怕偶然产生附会与难免出现弯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集腋成裘，曲径通幽，笼罩在《金瓶梅》作者上的神秘面纱将会逐层剥落，
《金瓶梅》作者研究必将会出现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并且由此知人论书，必将会对《金瓶梅》作出更为贴切的解读。”
欧阳健《无能为者的伪科学——评刘世德〈金瓶梅作者之谜>》（和讯、新浪博客，2011年4月28日）说：
“由于年代久远，资料散佚，《金瓶梅》作者悬而未决的问题很多，但相关的信息仍是异常丰富的，绝不如刘世德所言，只有那兰陵笑笑生五个字是可靠的，别的都是没有‘正面的、直接的、确凿可靠的证据’的伪科学。
什么叫科学？达尔文的定义是：‘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从中发现规律，做出结论。’科学不是墨守成规的遁辞，发现人未知的事实，才是科学的真谛。
刘世德只相信眼睛看到的存在，不相信眼睛看不到的存在，不懂得那种存在，是要用心去体察，去捕捉的。
对刑侦人员来说，一根毛发，一个烟蒂，都是破案的线索，通过目击者口述模拟画像，更是有效的手段。
它们不符合刘世德“正面的、直接的、确凿可靠的证据”的标准，却完全符合科学的精神。
针对《金瓶梅》作者的所有探索，都应该给予积极评价。《金瓶梅》作者未弄清，本身就是一个学术课题，一个学术项目。
有人愿意攻它，又不对他人造成妨碍，何必出来阻拦？
更没有理由加以嘲笑。错误是难免的，但错误是正确的先导，错误与正确相比较而存在。
真正的《金瓶梅》作者，可能在七十个候选人中，也可能在七十个候选人外。
即使最后判定，这七十个候选人都不是真正的《金瓶梅》作者，但人们的劳动并没有白费。
弄清了王世贞、屠隆、徐渭、王稚登、丁惟宁，甚至蔡荣名、白悦，弄清了历史沿革、方言土语、民俗风情，岂不是意外的收获，又有什么不好呢？”
孙秋克《批评的态度与态度的批评——读刘世德先生<金瓶梅作者之谜>有感》（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07年第7期）说刘世德
“从对‘金学’这一指称的嘲弄，到对《金瓶梅》作者研究方法的批判，从对‘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的否定，到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种种指责，所涉甚广，似有把这部小说及其研究成果一笔抹倒的态势。
《金瓶梅》作者和成书方式之研究存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受到空前严重的挑战”。
认为“批评的态度，向来有主观与客观的不同，真诚和嘲弄的区别。”
批评的出发点不同，批评的态度也就两样。而批评的态度一旦于客观、真诚有所偏离，就必然导致批评的结果于事实有所背离，甚至令人觉得批评者在有意遮蔽某些事实。
杜贵晨《<金瓶梅>研究不妨有一个“笑学”》（《古典文学知识》，2009年第6期）认为可以移花接木，
就将《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研究光明正大地叫作“笑学”，亦如“曹学”，甚至“金学”“红学”一样堂而皇之，“当然不是‘可笑’的‘笑学’”。
《黄霖说<金瓶梅>》（图文本） 黄 霖 著
金学的中兴
经黄霖、吴敢协商，仿社会通列，2004年2月26日以原中国《金瓶梅》学会秘书处名义，发函给各位理事，建议以《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名义暂行工作，
并由黄霖任筹委会主任、吴敢任筹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该建议获得原学会第二届理事会的一致同意。
经过努力，复旦大学同意作为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的挂靠单位，并于2004年4月8日以复旦文[2004]2号档，上报民政部。
民政部接文后坚持要教育部签署意见。
黄霖、吴敢因此于2004年7月16日在北京会齐，先后去教育部、民政部汇报。
目前中国《金瓶梅》研究会正在申办登记的过程之中，在未准予登记之前，暂以筹备委员会名义开展工作。
2005年9月16－19日第五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河南大学如期召开。
2005年9月17日晚，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备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决心继承原中国《金瓶梅》学会和全体金学同仁共同开创的金学事业，把《金瓶梅》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境界和层面！
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成立以后，至2013年底，已经会同有关地方政府与高校，成功举办了第五届（开封）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第七届（峄城）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第六届（临清）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第七届（清河）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第八届（台湾）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第九届（五莲）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第十届（兰陵）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
第九届（五莲）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图片
学刊《金瓶梅研究》也编辑出版了第八、九、十辑，正在编辑第十一辑。还会同相关组织、高校与地方政府，编辑出版了《金瓶梅文化研究》第五辑、《金瓶梅与临清》《金瓶梅与清河》《2012台湾金瓶梅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金瓶梅与五莲》（《金瓶梅文化研究》第六辑）。
另会同有关报纸、学报开辟《金瓶梅》研究专栏，如《环渤海文化》报纸、徐州工程学院学报、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等。
中国《金瓶梅》学会获得新生，金学得到中兴，近年来，《金瓶梅》研究呈现一派兴旺景象。
如金学论文，2006年有104篇，2007年有156篇，2008年有189篇，2009年有112篇，2010年有155篇，2011年有119篇，2012年有118篇，2013年248篇，是每年百篇以上的状况。又如金学论著，2005年有11部，2006年有11部，2007年有13部，2008年有11部，2009年有8部，2010年有11部，2011年有13部，2012年有10部，2013年有9部，基本保持着每年10部以上的势头。
尤其是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成立之初的三年，所发表的论文与所出版的论著，均更为可观。
《金瓶梅》研究作为选题的博硕士论文开始批量出现。
最早以《金瓶梅》研究为博士论文者，是美国的韩南，1960年他以《<金瓶梅>成书及其来源研究》为博士论文获得英国伦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学位。
中国的博硕士论文，以《金瓶梅》研究为题者，最早为梁操雅，1979年以《从<金瓶梅>及<三言><二拍>看明中叶江南地区之经济发展》为硕士论文获得香港大学哲学硕士学位。
中国大陆最早以《金瓶梅》研究为硕士论文者，是陈昌恒（孙子威、周伟民、彭立勋指导），1982年以《论张竹坡关于文学典型的摹神说》获得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硕士学位。
中国大陆最早以《金瓶梅》研究为博士论文者，是叶桂桐（蒋和森指导），1985年以《<金瓶梅>研究》为博士论文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学位。
以下一组数字很能说明问题：
1979—2012年，中国约有博硕士论文228篇，其中博士论文15篇，硕士论文213篇。
如果以年计，1979年、1980年、1982年均为硕士论文1篇；
1985年博士论文1篇，硕士论文1篇；
1991年硕士论文1篇；
1995年博士论文1篇，硕士论文4篇；
1997年硕士论文2篇；
1998年硕士论文1篇；
1999年博士论文1篇，硕士论文3篇；
《金瓶梅研究》第十辑封面
2000年博士论文1篇，硕士论文4篇；
2001年博士论文1篇，硕士论文2篇；
2002年博士论文1篇，硕士论文3篇；
2003年博士论文1篇，硕士论文6篇；
2004年博士论文1篇，硕士论文9篇；
2005年博士论文1篇，硕士论文10篇；
2006年硕士论文23篇；
2007年博士论文1篇，硕士论文18篇；
2008年硕士论文17篇；
2009年博士论文3篇，硕士论文19篇；
2010年博士论文2篇，硕士论文29篇；2011年硕士论文18篇；
2012年硕士论文26篇；
2013年硕士论文14篇。
显然，自2005年起，博硕士论文总数每年基本都在10篇以上。
其中，2006年、2009年、2010年、2012年均为每年二三十篇的规模。
这些博硕士论文涉及的学科有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汉语史，外国语言文学，美学，文艺学，哲学，伦理学，民俗学，宗教学，音乐学，影视与戏剧戏曲学，中国古代史，思想政治教育等十几个之多，可见《金瓶梅》研究已经形成多学科齐头并进的局面。
不少高校与科研机构成为金学培养基地。
以《金瓶梅》为选题培养博士的高校与科研机构有13所，其中，大陆8所，台湾4所，香港1所，而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各有2篇。
以《金瓶梅》选题培养硕士的高校与科研机构有90所，其中，大陆62所，台湾26所，香港2所，而山东师范大学15篇，山东大学8篇，台湾中山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大学各6篇，
东北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南科技大学、苏州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各4篇，
华中师范大学、西南师范大学、彰化师范大学、南开大学、青岛大学、中兴大学、玄奘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黑龙江大学、内蒙古大学、云林科技大学各3篇。
因为《金瓶梅词话》的作者被认为是兰陵笑笑生，而山东兰陵久负盛名，吸引着山东学人积极加入金学队伍，故山东师范大学与山东大学成为金学博硕士论文最集中的两所高校。
很多博硕士导师贡献出高度的学术热情。
台湾师范大学胡衍南指导6篇，台湾中山大学龚显宗、山东师范大学李海英各指导5篇，占据前三位。
台湾清华大学胡万川、西南科技大学郑剑平每人指导4篇（胡万川指导的有2篇为博士论文），紧随其后。
指导3篇的有：山东师范大学杜贵晨、王恒展，南开大学孟昭连，彰化师范大学王年双。
2016年度优秀硕士论文（网页）
撰写博硕士论文者后来有一部分成为金学大家，而大多数正在逐步成长为金学的主力军。
譬如，陈昌恒，毕业以后留校工作，中国《金瓶梅》学会理事，有金学专著2部、编著1部、论文一二十篇，在张竹坡与《金瓶梅》评点研究、《金瓶梅》作者研究方面成绩显著；
叶桂桐，现为鲁东大学教授，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理事，有金学专著1部、编著2部、论文一二十篇，在《金瓶梅》成书、版本、作者、主题、艺术、人物诸多领域皆有可观的成果；
洪涛，2000年以《四大奇书变容考析》（黃兆傑指导）获香港大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理事，有金学论文一二十篇，对《金瓶梅》英译、语言、文化、源流、成书、传播等课题，颇有心得；
胡衍南，2001年以《食、色交欢的文本——<金瓶梅>饮食文化与文化研究》(胡万川指导)获台湾清华大学博士学位，现为台湾师范大学教授，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理事，有两部金学专著与一二十篇论文，在《金瓶梅》版本、续书、主旨属性、饮食、《金瓶梅》《红楼梦》比较等方向，均有建树；
曹炜，2002年以《<金瓶梅词话>语法研究》(蔡镜浩指导)获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现为苏州大学教授，有金学专著2部、论文近10篇，其《<金瓶梅词话>语法研究》与郑剑平《<金瓶梅>语法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5月）、许仰民《<金瓶梅词话>语法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11月）乃21世纪《金瓶梅》语法研究的代表作；
霍现俊，2004年以《<金瓶梅>艺术论要》(张燕瑾指导)获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现为河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副会长兼副秘书长，有3部金学专著、二三十篇论文，在《金瓶梅》主旨、源流、成书、作者、艺术、人物、政治寓意、地理背景等学科皆见独到之处；
他如2000年以《<金瓶梅>女性服饰文化研究》（陈锦钊指导）获政治大学硕士学位的张金兰、
2005年以《张竹坡、文龙<金瓶梅>人物批评比较研究》（阙真指导）获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的贺根民、
2006年以《齐鲁文化视野下的<金瓶梅>》（杜贵晨指导）获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的刘洪强、
2010年以《<金瓶梅>叙事形态研究》（张锦池指导）获哈尔滨师范大学博士学位的孙志刚、
2011年以《<金瓶梅>美学研究》（孟昭连指导）获南开大学硕士学位的傅善明等，均勤奋好学，思维前卫，后生可畏，学术前程无量。
《金瓶梅研究》第九辑封面
当代评点《金瓶梅》者，徐州吴琼（天宝）可谓第一人。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迄21世纪初，近二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集腋成裘，结集为《谈读＜金瓶梅词话＞》一书。
是评有总评一篇，回评一百篇，评点文字达十五万言，其立旨用意，颇可观瞻。
其人以耄耋之年，笔耕不辍，亦可钦可贺。
近年来，新增田晓菲《秋水堂论金瓶梅》（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卜键《双舸榭重校评批金瓶梅》（作家出版社2010年1月）、王夕河《<金瓶梅>原版文字揭秘》（漓江出版社2012年2月）、刘心武《刘心武评点金瓶梅》（漓江出版社2012年11月）四家，其仁山智水，各有千秋。
以评点方式研究《金瓶梅》，成为当代金学的最新一支。
譬如，卜键的评点，一如张竹坡评《金瓶梅》，回评与眉批并重。
其在《摇落的风情》（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月）序中说：
“《金瓶梅》是一部奇书，又是一部哀书。作者把生民和社会写得嘘弹如生，书中随处可见人性之恶的畅行无阻，可见善与恶的交缠杂糅，亦随处可体悟到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
他将悲悯哀矜洒向所处时代的芸芸众生，也洒向巍巍庙堂赫赫宫门，洒向西门庆和这样的丑类。
这里有一个作家对时政家园最深沉的爱憎，有其对生命价值和生存形态的痛苦思索，也有文人墨客那与世浮沉的放旷亵玩。
这就是兰陵笑笑生，玄黄错杂，异色成彩，和盘托出了明代社会的风物世情。”
这一段话，被宁宗一看作卜键评点的纲领，“是凭依着他的小说文体意识，又根据自己的审美体验，对《金》书作出真正属于小说美学的评批。”
“在自觉的文本意识引领下，使他的《金瓶梅》评点显示出新的特色，为构建崭新的小说批评提供了一个很值得参考的范式。” （所引宁文均见《<金瓶梅>评点的新范式——读卜键<双舸榭重校评批金瓶梅>》）
王汝梅亦撰文评议卜键评点，并为其总结出四个新特点：
“潜心细读文本，把握整体形象，百回全部在胸，把一百回当成一回读；……巧妙地寓评论于叙述中，有感情投入，有独特体会见解，有，不枯燥，不繁琐，不冷漠；……对《金瓶梅》的定位，对主要人物性格的定位，准确科学，对全书定位为‘宋朝的故事，明代的人物，恒久鲜活的世情’；……引用历史史料时简洁恰当，足以启发读者想象，引发思考。”
认为“双舸榭评本继承了明清三家评的成果，又超越了前人，有诸多新特征新观点新探索，对《金瓶梅》的传播与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金瓶梅>评点第四家赞——纪念<金瓶梅词话>发现八十周年》，《明清小说研究》，2011年第2期）
《摇落的风情》 卜 键 著
田晓菲，美籍华人，1989年北京大学英语系本科，1991年获得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英国文学硕士，1998年获得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柯盖德大学、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
田晓菲的评点，既有中土的根基，又有异域的色彩，虽仅为回评，却颇见反响。
田评贯串着一个学术主题，即认为
“不是有一部《金瓶梅》，而是有两部《金瓶梅》。……词话本谆谆告诫读者如何应付生命中的‘万象’，而绣像本却意在唤醒读者对生命本体的自觉，给读者看到包围了、环绕着人生万事的‘无常’。
……《金瓶梅》——尤其是绣像本《金瓶梅》——就不是一部简单的因果报应小说。
……除了在结构安排上十分不同之外，词话本和绣像本最突出的差异便表现在对西门庆和二人形象的塑造上。”
因此，其评点努力的目标是
“对《金瓶梅》两大版本的文字差异所作的比较和分析。”（引文俱见《秋水堂论金瓶梅》）
刘心武的评点，少见回评，多为眉批。
其序曰：
“读过《金瓶梅》后，我一方面得知《红楼梦》在艺术技法上深受它的影响；另一方面，却又深刻认识到，这两部巨著有着重大的区别，……《红楼梦》的创作者在叙述文本中充满了焦虑，贯穿着努力从‘生活原态’里升华出哲思的‘形而上’痛苦，整部书笼罩着浓郁的悲剧情怀和浪漫色彩。
……《金瓶梅》的文本却全然异趣，它固然也用了一些诸如‘因果报应’、‘恶有恶报’之类的‘思想’包装，但究其实，它却基本上没有什么‘形而上’的追求，因此，体现于叙述风格，便是非常之平静，没有焦虑和沉重，没有痛苦和浪漫。
……为什么在那个理想暗淡、政治、特务横行、法制虚设、拜金如狂、人欲横流、道德沦丧、人际疏离、炎凉成俗、背叛成风、雅萎俗胀、寡廉鲜耻、万物标价、无不可售的人文环境里，
此书的作者不是采用拍案而起、义愤填膺、‘替天行道’、‘复归正宗’等叙述调式，更不是以理想主义、浪漫情怀、升华哲思、魔幻语言的叙述方略，而是用一种几乎是彻底冷静的‘无是无非’的纯粹‘作壁上观’的松弛而随意的笔触，来娓娓地展现一幕幕的人间黑暗和世态奇观？”
作者如此解读《金瓶梅》，其眉批可想而知。虽然刘氏也说“在新的世纪里，我们有可能悟出其文本构成的深层机制，以及时代与文学、环境与作家间互制互动的某种复杂而可寻的规律，从而由衷地发出理解与谅解的喟叹！”（引文俱见《刘心武评点金瓶梅》）
王夕河的评点，专力于语言文字，旨在破解《金瓶梅》的文字密码，该书毛峰序说：
“《金瓶梅》就是中华古典文明限于近代困境的一面镜子。由于作者地方方言的大量使用，造成许多错解与误读，而伴随王夕河先生大作的问世，这面宝镜上的积垢，就被功力深厚的学术研究的清水所清洗而焕然一新了。”（引文俱见《<金瓶梅>原版文字揭秘》）
《秋水堂论金瓶梅》 【美】 田晓菲 著
《金瓶梅》里的方言俗语，并非仅限山东一地，《金瓶梅》语言研究更是名家辈出，毛序还有待进一步检验。
当今《金瓶梅》研究已经赫然成为显学，金学与红学，相互映照，学术声闻，广及海内外。
有机会、有兴趣读到当代评点诸书的读者朋友，游弋于古今《金瓶梅》评点之海，是非篇章，臧否人物，激扬文字，驰骋意象，上下求索，寄托哲思，不亦宜乎？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发表金学文章10篇以上者有53人（以第一篇发表时间先后为序）：
魏子云（70）、黄霖（64）、徐朔方（30）、陈诏（24）、张远芬（27）、蔡国梁（10）、王汝梅（58）、陈昌恒（11）、李时人（10）、傅憎享（34）、宁宗一（34）、吴敢（63）、刘辉（26）、孔繁华（18）、周钧韬（37）、罗德荣（14）、赵兴勤（24）、卜键（14）、周中明（11）、陈辽（13）、田秉锷（16）、陈东有（41）、张进德（25）、张鸿魁（21）、魏崇新（10）、鲁歌（28）、马征（11）、梅节（11）、叶桂桐（11）、孟昭连（23）、王启忠（23）、李志刚（13）、冯子礼（13）、许建平（26）、许仰民（20）、许志强（22）、种衍璋（13）、宋培宪（12）、潘承玉（24）、鲍延毅（11）、黄强（20）、曹炜（10）、霍现俊（33）、王平（16）、洪涛（10）、石钟扬（15）、姜志信（10）、余岢（10）、胡衍南（12）、杜明德（10）、孙秋克（11）、贺根民（13）、刘洪强（10）、杨国玉（15）等。
这54人奉献金学论文1161篇，是金学园地辛勤的耕耘者。
而出版金学专著、编著3部以上者有23人（以第一部发表时间先后为序，不含两种学刊《金瓶梅研究》《金瓶梅文化研究》）：
魏子云（17）、孙逊（5）、陈诏（3）、蔡国梁（4）、王汝梅（7）、石昌渝（3）、陈昌恒（3）、刘辉（4）、徐朔方（3）、黄霖（10）、周钧韬（7）、吴敢（6）、叶桂桐（6）、卜键（4）、鲁歌（4）、马征（6）、陈东有（3）、宁宗一（6）、傅憎享（4）、何香久（3）、霍现俊（3）、许建平（4）、曹炜（3），出版2部者尚有二三十人之众。
不少师友不但发表论文，出版专著、编著，还对《金瓶梅》原著作有校订、注释、辑录，计有魏子云、梅节、王汝梅、宁宗一、刘辉、黄霖、陈诏、吴敢、白维国、卜键、何香久，达十数人之多。
这些人无一不在金学第一梯队之中，因其勤奋多产，被誉为金学全能。
不少著名的学者和作家也来金学园地一显身手，如：
冯沅君、赵景深、傅惜华、孟超、张友鸾、郑逸梅、郭豫适、周绍良、张俊、朱德熙、胡文彬、朱一玄、马幼垣、马泰来、杜维沫、郑培凯、卢兴基、袁世硕、吴晓铃、王利器、冯其庸、沈天佑、宋谋玚、王星琦、顾国瑞、蒋星煜、章培恒、沈伯俊、王永健、蒋礼鸿、俞为民、何满子、胡小伟、田青、陈大康、刘世德、李治华、聂绀弩、杨义、张锦池、刘心武、车锡伦、邓绍基、马瑞芳、吴组缃、徐扶明、陈毓罴、程毅中、陈美林、郭英德、萧相恺、段启明、王进珊、郑云波等。
这一五六十人的阵容，放在任何一个课题方向上，都足以使其绽放出绚丽的光彩。
《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 吴 敢 著
台湾学生书局编辑出版了一套“金学丛书”，即将出版。
笔者忝列主编之一，为第二辑所撰前言曰：
“本丛书暂分两辑，第一辑为台湾学人的金学著述，由魏子云领衔，包括胡衍南、李志宏、李梁淑、郑媛元、林伟淑、傅想容、林玉惠、曾钰婷、李欣伦、李晓萍、张金兰、沈心洁、郑淑梅，可说是以老带青；
第二辑为中国大陆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人的《金瓶梅》研究精选集，计由徐朔方、宁宗一、刘辉、王汝梅、黄霖、吴敢、周中明、张远芬、周钧韬、傅憎享、鲁歌、陈昌恒、张鸿魁、叶桂桐、冯子礼、李时人、赵兴勤、王平、孟昭连、卜键、陈东有、何香久、许建平、张进德、霍现俊、石钟扬、孙秋克、曾庆雨、洪涛、潘承玉、杨国玉诸位先生的大作组成，凡31人28册（其中徐朔方、孙秋克，傅憎享、杨国玉，王平、赵兴勤，因字数两人合装一册），每册25万字左右。
第二辑连同第一辑14人16册总计所入选的此45人45册（另一册为《金学索引》），已经是中国当代金学队伍的主力阵容，反映着当代金学的全面风貌，涵盖了金学的所有课题方向，代表了当代金学的最高水平。
台湾学生书局远瞩，运筹帷幄，以战略家的大眼光，以谋略家的大手笔，决计编撰出版‘金学丛书’，实金学之幸，学术之福。主编同仁视本丛书为金学史长编，精心策划，倾心编审。
各位入选师友打造精品，共襄盛举。本丛书的编选，既是对过往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期盼。
本丛书诸体皆备，雅俗共赏，可以预测，将为金学做出新的贡献。”
《金学丛书》第二辑
21世纪初的《金瓶梅》研究，并非中国一枝独秀，美欧、东亚亦有可观的人物与成绩。
美国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的芮效卫(David Tod Roy)，自1982年至2012年，30年如一日，英译《金瓶梅词话》，计达3000页，有4400个尾注（仅欣欣子序，芮氏就作了42条注），导论，笺注，索引，一应俱全，土话俚语，诗词曲唱，照译不误。
该译5卷，均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出版，第一卷1993年，第二卷2001年，第三卷2006年，第四卷2011年，第五卷2013年。第五卷出版时，芮氏已经是耄耋之年。
一个外国人（虽然他出生于中土并在中国度过其童年和青少年）以毕生精力翻译中国一书，芮氏可谓第一人。
芮译为直译，译者努力使译本呈现出中文原有的结构感和层次感。芮效卫的博学多识让读者肃然起敬，他几乎对原著中所有文学典故和文化细节都作了注释。
芮注可分三类：词源类，典故类，考证类。
尤其是后者，极见译者学术功力。芮氏之翻译熔语言与研究为一体，树立了中国文学翻译史上新的里程碑。
如果说《金瓶梅》“同时说部，无以上之”，则芮译《金瓶梅》，亦可说“同时译部，无以上之”。芮译在欧美好一时评如潮，实乃实至名归。
韩国康泰权译《完译金瓶梅：天下第一全书》，2002年由松树出版社出版，10册，以《新刻金瓶梅词话》《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合本为底本。
崔溶澈有一文《<金瓶梅>韩文本的翻译底本及翻译现状》（《2012台湾金瓶梅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里仁书局2013年4月）全面评介了《金瓶梅》的韩文翻译，说
“韩国对《金瓶梅》的研究，尚未盛行，所藏研究资料也不多，但社会对此书的兴趣，颇为浓厚。
……《金瓶梅》的真正价值和艺术成就，尚待继续研鑽，笔者希望能够有内容更准确、文体更流畅、版本更完整的新版韩文翻译《金瓶梅》出现于世，以飨读者。”
该文系在崔氏《20世纪韩国<金瓶梅>翻译及传播》（《金瓶梅研究》第10辑，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2011年7月）一文基础上的扩写。
韩国水原大学中文系教授宋真荣发表在《金瓶梅研究》第十辑上的《论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所藏<皋鹤堂批评第一全书金瓶梅>》，可为韩国学人研究《金瓶梅》版本的力作，
该文与目前中国、日本所知第一全书各相关版本详加比勘，又经与韩国所藏第一全书仔细比对，认为该书与
“大连图书馆所藏的第一全书基本一致。特别从《寓意说》末尾227字完全保存下来这一点来说，该书……可断定是和大连图书馆所藏的本衙藏版翻刻必究本是同一版本翻刻的或是以此版本为基础继承下来，后世又翻刻的版本。
但又从与大连图书馆本附录排列顺序不同，以及没有回评部分这一点来说，分明不是原样按照大连图书馆本翻刻的，……还有从五针眼装订这点来说，可以看出该书是从中国印刷以后流传到韩国，又重新装订的。”
越南国家大学东方学系中华学部前主任阮南的《鱼龙混杂——文化翻译学与越南流传的<金瓶梅>》（《2012台湾金瓶梅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里仁书局2013年4月）考察《金瓶梅》在越南的传播，
探讨“政治、文化、社会等条件如何影响《金瓶梅》翻译版本的选择、译本的文学批评以及作品的读者反应”，结论是
“根据近于‘伪作’的底本并重新删节，越译本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方面上都有一定的限制。因此，此译本不能作为研究的基础。
越南《金瓶梅》的研究者并不多，研究方向主要是运用1950年代来苏联和中国大陆的批判现实主义来分析该书的写实等方面。
……越南《金瓶梅》研究当然还站在开发不充分的基地上，目前急切的工作正是基于合适的版本重新翻译这部小说。”
本文作者 吴 敢 教授
文章作者单位：徐州师范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发表，原文刊于《金瓶梅研究》第十一辑，2015，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