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时期的\"四怕\"和其的日常生活作风
粉碎“”后，关于对的生活作风又出现了这样那样的传说。说有“三假”，什么头发、、屁股是假的。没有“三假”，都是真的。她的头发好得很，黑亮浓密。她的护士听到传言后说：“不但不用任何装饰品，而且没有用过任何化妆品，没有戴过任何首饰。”
一日生活如此过
由于植物神经衰弱和多年养成的习惯，晚上难以正常入睡，她喜欢熬夜，用各种方法打发时光。她和常人的生活习惯正好翻了个个儿。
就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她的起床开始说起吧。
在正常情况下，每天下午1时左右醒来，先是打几个慵懒的哈欠，再象征性地张开双臂，做两个扩胸运动，然后准备起床，这就是早晨起床。
起床前，她习惯地伸手打两声电铃通知护士。护士听到铃声，便把事先准备好的漱口水、麦片粥用托盘快捷轻盈地端到的床边，小心翼翼地放在床头柜上，然后慢慢地将厚绒布窗帘拉开半边，透进一点光亮。
穿着睡袍半躺在床上，护士帮助她漱口、吃麦片粥；而后又帮她换上另一件睡袍，搀扶她到卫生间解大小便、洗手、洗脸；再往后，护士给她脱去睡袍，穿上衣服鞋袜，这才到办公室办公。
到办公室后，阅读、阅批文件、看资料是每天的必修课。这似乎成了她人生的象征。
她在宽敞高大的办公室里体味着权力、地位、高贵和柔和的灯光。办公时，她习惯吃些新鲜可口的水果，仿佛为了消解一种生命的紧张。
她办公的时间多则一个小时，少则几分钟。兴奋中常常夹带着一些烦恼和不安，每天的内心活动和表情都深不可测。然后，她打铃3下通知警卫员准备到室外散步。
散步时有时步行，有时骑马，有时学开汽车。骑马的技术高超，马背上的神气活现。散完步，即到17号楼，或是打扑克，或是打乒乓球，或是看电影。在17号楼一般要消耗两个小时。警卫员估计她玩儿累了，便悄悄地把安眠药送到她手里，吃完药回到她的住楼吃午饭。
的午饭一般是下午4时左右开始。饭后，她再吃一次镇静药，由护士搀扶到卧室上床睡觉。下午6时左右起床后，中央有会就去参加会议；没有会，看半个小时的文件，就再到户外散步、骑马、开车，到17号楼打扑克、打乒乓球等。
晚上8时左右，回住楼吃晚饭。晚饭后，约上住在钓鱼台的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后来还有王洪文，到17号楼礼堂看电影。有时还约上电影界的导演、摄影师、灯光、美术及著名演员陪看，说是教他们学习文化艺术。有时看外国原声电影，就请去外语翻译。一个偌大的礼堂，或是他们五六个人看，或是只有一个人看，在微弱的灯光下总是显得空洞而幽深。
对电影尤为着迷，有时一连看两三部电影，仍不疲倦。有的影片反复看。我们说：“看《红菱艳》，百看不厌。”如果她出去参加会议，无论回到住地多么晚，也到17号楼看上一部电影，彷佛只有坐在那宽大的银幕前才能使过去的时光重现。她看完电影，感到疲倦了，就回到住楼睡觉。
回住楼之前，吃上一次安眠药；回住楼之后，洗澡、漱口、冲牙、解大小便、按摩，然后，吃第二次安眠药，上床之后，再吃第三次安眠药。
护士还要在她的床头柜上放一份备用安眠药。凌晨4时左右，带着无限的幸福或痛苦，慢慢进入梦乡。
就是这样结束了一天的生活。
实在难侍奉
一年四季，每天早、中、晚，工作人员都要向问候、“请安”。起床时不肯用力坐起，怕伤了心脏，要护士轻轻地把她托起。从里到外的所有衣服，包括贴身短裤，都要由护士给她按次序穿好拉平。穿好衣服以后，给她报风向、风力、天气温度，我们能从每天的天气预报中读到脸上的阴晴圆缺。
给穿鞋袜时，她连脚也懒得抬动一下，护士只好跪在地上给她穿。穿快了，她说护士动作粗野，搞得她紧张出汗，说对她没有温柔的感情；穿得慢了，她说护士故意磨磨蹭蹭，有意使她着急出汗，说是用软刀子杀人，弄得伺者哭笑不得。
上床睡觉之前，护士帮她把所有的衣服、鞋袜脱掉，给她穿上睡袍和拖鞋，小心翼翼地扶她去卫生间，驾着她坐在浴盆制的木墩上，给她洗澡。护士拿着洗澡用的喷水蛇管，在其全身均匀喷洒。水温不凉不热，水速不急不慢，闭着眼睛尽情沉浸在温水滋润肌肤所带来的快乐中，彷佛这轻轻的流水能冲刷她一天的烦扰与忧愁。
洗完澡，她不在卫生间解大小便，而是坐在床边特制的马桶椅子上。她怕马桶椅子东倒西歪，叫人把4条腿固定在地板上；还怕马桶椅子的座垫、靠背、扶手硬，坐着不舒服，就叫叶群和邱会作带上裁缝师傅用塑料泡膜包起来。
喜欢吃既清淡又有营养的饭菜。炒菜、烧汤不喜欢用骨肉汤，也不喜欢放味精。她说，骨头汤里胆固醇高，味精是化学制品，有有害物质。但是，她喜欢菜里汤里有骨头汤和味精的美味。她吃鸡蛋只吃蛋清，不能有一点儿蛋黄，她说蛋黄里有胆固醇。吃雏鸡要半斤的，鱼要掐头去尾，只吃中间的。螃蟹只吃公的不要母的，她说母螃蟹胆固醇高。菠菜要做成菜泥，芹菜要抽掉筋，豌豆要剥去皮，绿豆芽要掐掉头和尾。饭菜的温度要求适度，既不能烫嘴，又不能不热。她不但喜欢吃中餐，还喜欢吃西餐，喜欢吃法国、德国和俄罗斯式的点心。
喝的水既不能凉，也不能烫。有一次，她要水要得急了一些，水温稍微高一点，就说护士故意烫她，用力把水杯摔个粉碎。
吃水果也要求有一定的温度，把苹果切成长条，泡在温水里，浸泡得温度适度时，她再吃。
的衣服很多，样式各异，有中式的、西式的。大衣有长的、短的、中的、单的、夹的、棉的、便衣和军用的。但新衣服很少，布料也没有高级的。她的内衣更多，因为她好出虚汗，只要身上觉得稍有汗渍就要求立即更换，每天要换几次，春夏秋冬，天天如此。
换内衣时，也是够难的，护士帮她脱掉衣服以后，用毛巾擦干她的身子，擦时用力轻重有致。供她使用的毛巾足有上百条，都要旧的、很松软的。无论走到哪里，护士总是背着一个大挎包，里面装的全是准备更换的衣服和毛巾。
特别注意世界名人的穿戴，在电视上，她看到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的衣服很特别，就非常羡慕。有一次，马科斯夫人来华访问，特意叫服装研究部门仿照“唐三彩”为她赶制了一件黑色绣花连衣裙和一双云头鞋；还叫有关单位给她特制了3种样式的假发，但她没有戴过。
的住房宽敞，设施齐全，有大卧室、大办公室、大卫生间、大客厅、大餐厅，还有大放映室、大娱乐室。
不论走到北方或南方，她所住的房子内，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室内凡是她能活动的地方，都铺上地毯，连卫生间都铺满地毯。她说：“在地毯上走步有安全感，如果不小心摔倒了，也不会摔坏。”
住室、办公室的窗子玻璃是4层的，窗帘是3层的(纱帘、绸帘和厚绒帘)。室内的墙壁、屋顶、窗帘、灯光、地毯以及各种家具颜色，都有一种柔和的感觉。住所内经常用紫外线消毒。
有“四怕”
的确有病，是个极敏感的人，感情纤细而脆弱，这样的人禁忌似乎特别多。但对她一生来说，有4样东西她特别敏感，人们发现有“四怕”。
一是怕风
“风”对于来说太可怕了。她经常对工作人员讲：“室内的风可厉害了，针大的孔，斗大的风，风对我是杀人不见血的刀子，它究竟是一把软刀子还是一把硬刀子，你们是知道的。你们如果不能给我解决风的问题，就是没有尽到保护我的责任，就是对我没有阶级感情。”
居住在钓鱼台国宾馆，房子坚固、宽敞、严密；窗子原本安装双层玻璃。按照的特殊要求，她的住楼安装了两层玻璃；通往她的卧室、办公室有两道密封门。她在卧室、办公室或餐厅、会客厅时，把门窗都关严，3层窗帘全拉上，可有时她还说有“贼风”。她每次喊有“贼风”的时候，就坐卧不宁，脸上露出焦灼和沮丧的神情，她命令我们立即找风源，堵“贼孔”。如果找不到风源“贼孔”，她说我们对她不忠，故意捉弄她。
有时她别出心裁地叫我们点着一支香烟，睁大眼睛，屏住呼吸，仔细观察烟往哪个方向飘动，如果往北飘动，她就说风源在南边；如果往东飘动，她就说风源在西边，叫我们立即采取措施。如果冒出的烟笔直地往上飘动，可以证明没有风，这个时候如果还感觉有风，她便睁开眼睛紧张地四处张望，突然冒出一句：“这里有鬼了。”于是大家面面相觑，彷佛真有什么鬼魅藏在什么角落。
有一次，她叫护士周淑英查风源，周淑英用尽了一切办法也没有找到风源，只好对她说：“你交给我们查风源的办法都用了，也没有找到风源。你今天身体是不是不舒服，本来没有风，你感觉有风？”
听了以后，勃然大怒，先是对小周一阵痛骂，接着又随手抄起一把锐利的大剪刀，狠狠地朝小周扔过去，幸亏小周躲闪得快，没有被剪刀戳伤。还有一次，她叫护士赵柳恩找风源，没有找到，她就狠狠地打了小赵一拳。
到室外散步，无论是严寒的冬天，还是春暖花开的季节，乃至酷暑盛夏，她感觉不适时，身上都穿得严严实实，头上戴着帽子，脖子上围上围巾。甚至出楼门时，面朝里，背朝外，警卫员在她的身后，双手扶着她的肩膀，引导她往后退着走。出楼门以后，再用毛巾捂着口鼻，缓缓转过身去，低着头，慢慢走，一辆小轿车紧跟在后，只要她一说有风，汽车赶快开过去，她立即钻进汽车。
人的感觉有时受精神的支配。要说怕风，怕得真够水平的。但她不怕风的时候，可以站在风头上。
1970年11月13日，到海南岛休养。18日，她来了游山玩水的兴趣，要求乘坐鱼雷快艇到西瑁岛去玩儿。快艇从某军港到西瑁岛的途中，海风飕飕。为了拍摄快艇后面的浪花，竟站在快艇的最高处。当时，快艇时速几十海里，她还嫌太慢，一直在喊：“加速!加速!再跑快点儿!再跑快点儿!”
我们被海风吹得都站不稳了，受不了了，却见迎风屹立在艇顶，一点儿事儿也没有，既不打喷嚏，也不感冒，无比从容和坦然。上岛后她还参观了女民兵的火炮阵地。这个海岛的女民兵连早在50年代，就因元帅的题词而闻名：“持枪南岛最南方，苦练勤练固国防。不让敌机敌舰逞，目标发现即消亡。”女民兵们应的要求，还打了一阵火炮。
二是怕声
噪声难耐，谁也讨厌。但怕声怕得太邪乎了。
曾住过钓鱼台国宾馆的10号楼和11号楼，这两座楼坐落在国宾馆的中心区，东北距离大马路甚远，况且有15号楼和16号楼遮挡，几乎听不到汽车的声音。西边是玉渊潭公园。自从住进钓鱼台以后，这个公园就封园了，四周用铁丝网围了起来，并有警卫部队把守。南边既没有居民居住，又没有马路。北边的9号楼由张春桥、姚文元办公和居住，他们都知道怕声音，从没有从楼内发出过声响。这样一个安静优雅的环境，在北京城内是很难找到的。
我在本文前边已经提到，房子的窗子和门都很严密，门缝、窗缝都用密封条贴得严严实实。即使是这样好的环境和住所，她还总是觉得楼房内外有声音。我总觉得她的耳朵对于声音就像她的情感一样敏感，对隐隐约约、淅淅沥沥的细雨声，风吹草动声，树枝竹叶的摇动声，鸟鸣声，她都听得见，并且觉得“声音太大啦，让人恐惧!”有时她捂着两只耳朵，闭着双眼，紧皱眉头，摇晃着脑袋，让工作人员专门为她轰鸟、赶蝉、打树叶、砍竹子。
有一次一只蟋蟀钻到屋里鸣叫，不干。因为室内到处是家具和地毯，房间又大，要找到一只小小的蟋蟀谈何容易!我们只好硬着头皮请求暂时挪个房间。依从了，工作人员便在有蟋蟀的房间喷洒极浓的敌敌畏。蟋蟀是不叫了，房间里留下了比蟋蟀更让人恐惧的异味。通风通了很长时间异味才消散。
怕声音怕得最厉害的时候，对工作人员走路时鞋子在地毯上落地声，衣服的摩擦声，都极敏感。声音让她感到头脑发涨，耳根发麻。于是我们就非常小心，不穿硬底的鞋，走路时两条腿叉开，两只胳膊抬起来，以免发出摩擦声。我们在她旁边，很少大声呼吸，嗓子痒了，也强力地控制着不咳嗽，拿放东西时更是轻手轻脚。
慢慢地，我们掌握了与说话时声音的大小，速度的快慢，甚至语气的轻重。
奇怪的是，害怕声音怕得要死的，在她高兴的时候，多么大的声音她也不怕了。
中，会见成千上万“革命小将”的时候，高喊：“向同志学习!向同志致敬!祝同志身体健康!”不但不怕从喇叭里发出来的震耳欲聋的声音，而且高兴得手舞足蹈，并高喊：“向小将学习!向小将致敬!”
她几次外出乘坐的专机是苏联制造的伊尔18型飞机，4个螺旋桨一齐轰鸣，她照样打扑克和睡觉。坐火车时，车轮和铁轨的撞击声，她一点儿也不怕。
1970年11月15日，她在海南岛到某高射炮阵地去视察，她拿着摄影机，命令十几门大炮一齐开火，炮声划过宁静的海岛，震耳欲聋，她哈哈大笑地说：“真过瘾，今天我可抢拍到了不少好镜头。”
三是怕冷怕热
一年四季所要求的室内温度：冬天控制在21.5摄氏度；夏天控制在26摄氏度。
可是有时温度也是随着她的感觉走的，同样的温度，烦躁时感到闷热，孤单时感觉寒冷。尽管工作人员按照她的要求调节好了室内温度，但未必就一定让她适应。我不止一次听说：“温度表不能说明问题，我的感觉才能说明问题。”
的感觉就是来自她的心情。她是个反复无常的人，心情瞬息万变；我们不知道、也无法掌握什么时候她有什么样的心情，掌握的温度总是无法跟着她的感觉走。
当她感觉温度不合适的时候，她会亲自去看看温度表。
她是怎样看温度表的呢？她感觉热时，就弯下腰去，从温度表的下面往上看；她感觉冷时，就踮着脚跟，从温度表的上面往下看。从下面往上看，或从上面往下看，视觉相差两三度，以此来证明她的感觉是对的，温度表是“假的”。在室温的控制上，常常弄得我们和本人都很尴尬。
有好几次，她看完温度表以后，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们说：“这表是假的!”我记得有一次，她把温度表摔个粉碎，拂袖而去。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就重新换一只温度表，慢慢地，气也就消了。
我不知道是否真的怕冷。北京的严冬季节，寒气袭人，她却能到户外拍摄雪景、深夜拍摄夜景。春寒料峭，她在凌晨拍牡丹，一折腾就是三四个小时，也没有事。我想，大概是创作的兴奋使她忘记了寒冷。
1970年11月份，在海南岛。14日那天她高兴了，要到海里摸海贝。在水里一待就是4个多小时，也没有事儿。
1971年6月9日，在钓鱼台17号楼给照相时，七八个大聚光灯一齐打开，室内温度很快上升到30多摄氏度。我们在场的人都热得大汗淋漓了，她却全神贯注，兴致盎然，自始至终也没听她说热。
1970年7月底8月初的一段时间，在室内打扑克时间久了，嫌空气不新鲜，就让工作人员在室外给她搭了一个净空七八平米的大型蚊帐，她晚上钻进去打扑克，白天也钻进去打，一打就是两三个小时，也不说里边热。
到过广州的人都知道，那里8月份的气候，既潮湿又闷热，陪同大肆吹捧她的美国作家维特克，在室外一玩儿就是三四个小时，逛月秀，看兰圃，去石湾，活动量大得惊人，跟随她的工作人员都热得难以忍受，而并不喊叫热。
四是怕光
怕光怕得出格。她大白天在室内看文件，有时叫工作人员把3层窗帘全部拉得严严实实的，一丝光也不准进去。打开光线柔和的落地灯，灯罩上不是盖着一块黑布，就是盖一块厚厚的深绿色的布。
在全国各地居住的房间室内的光线都很暗。特别是在上海的房间，室内的各种色调更加适合的要求。诸如灯光、屋顶、墙壁、门窗、地毯、窗帘以及各种家具都是绿色的。打开灯以后，好像进了威虎山的威虎厅。如果我们一个人在她的室内工作，还真有点儿害怕。可这非常适合，她觉得非常舒服。
但是，她在公共场所会见外宾、接见时，摄影记者给她拍摄，聚光灯骤亮、强光照射、闪光灯不停地闪烁时，她一点儿也不怕，还兴高采烈地鼓掌、讲话。
对同一事物的“四怕”和“四不怕”是受她的情绪支配的；况且，这个人神闲气定的时候又极少。但是，有病也是真的，在中央高层领导人中大多数都知道的身体一直不太好。从1949年到1956年，前后4次到苏联去治病。
第一次去是1949年4月初。得的扁桃体炎，高烧不退，在莫斯科做了扁桃体切除手术。在那里她静养了7个月，于11月回到北京。
第二次去是1952年的初秋。得的肝炎，肝区疼痛，发高烧，用青霉素消炎治疗，大约治疗和休养了11个月才回国。
第三次去是1955年7月。得了子宫颈癌，在莫斯科进行治疗，不久回国。
第四次去是1956年夏天，的子宫颈癌恶化了，又回到莫斯科的医院里。她这次的病很重，身体衰弱，情绪很不好；白血球降到3000，稍有感冒就有生命危险。在给她做放射治疗时，一边输血一边吸氧。1957年春天，才脱离了危险。她吃不惯苏联的饭菜，让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北京，要可口的菜。北京用飞机运去了活鱼、香蕉、苹果、茄子、西红柿和其他新鲜蔬菜。在她情绪比较好的时候，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夫人发出邀请，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苏联领导人的夫人坐在左右，宴请她并谈她的健康问题，面带微笑。回到别墅，觉得在克里姆林宫没有吃饱，坐下来又吃中国可口的饭菜。
期间，曾跟我们工作人员讲过，“我经过那次放射治疗以后，把我的内分泌全部破坏了，造成了严重的植物神经失调，很痛苦。”期间和结束以后，我们经常谈论，为何有“四怕”？大多数同志认为，一是心态不好，二是因病所致，三是有时故意刁难我们这些工作人员。
随心所欲独来独往
说他自己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其实也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她可以根据季节气候的变化，像候鸟一样自由地飞来飞去，享尽快乐生活。春天到上海，夏天到青岛、北戴河，秋天在北京，冬天去广州、海南岛、杭州。她在北京、上海、天津、武汉、郑州、广州、海南岛、杭州、青岛、北戴河、长沙等地都有住房。
1970年冬天，北京下了一场大雪，天气比较寒冷。11月11日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她在海南岛，天气暖融融，到处鲜花盛开，遍地是成熟了的又甜又脆的无籽大西瓜，她吃了一块又一块。她一觉醒来，向护士讲述所做的梦，又叫我立即打电话请示毛主席，并报告周总理给她安排专机，要求当天下午就到海南岛。因为她外出时带的东西太多，我们工作人员准备不及，飞机也要检查，劝她多给一点儿准备的时间，明天再出发。可她执意下午必须到达海南岛。我们没有办法，只好打扰周总理，请总理说服她明天再去。
总理对她说：“我中午通知空军准备飞机，你下午就要走，连检查飞机的时间都没有，在飞机安全上没有把握。为了保证你的安全，还是明天动身的好。”
听了总理的话以后，怕飞机出事故，有生命危险，也只好焦急地等待第二天。
第二天下午，专机终于降临在和风徐徐、郁郁葱葱、鸟语花香的海南岛。
一走下飞机，就直挺挺躺在停机坪旁的草地上，面朝天空，闭着双眼，四肢张开，高兴地说：“北京的天气太冷，最近又下了一场大雪，在户外活不方便，这里多好啊，我又复活了。”
第一天晚上睡觉时做梦在海南岛，第二天就真的到了海南岛，所以我说她是特殊人物。
“”期间，听康生、叶群说：北京的抄家物资存放在北京文物管理处，中央领导人可以去那里任意挑选，象征性地收点钱。听了以后，多次约上康生到文物管理处，将大量的贵重物品据为己有。其中有明清时代的文房四宝，还有各种书籍。
1971年2月，她在广州休养，要穿一件小大衣，就叫跟随她一同到广州的吴法宪用空军的一架专机从北京运到广州。
她住在广州市的珠岛宾馆时，听到珠江航道上机械运输船航行时的马达声，就立即把吴法宪叫到她的住地，叫吴通知广东省委，凡是机械船舶全部停航。她听到远处一家造船厂的敲打声，又唤吴法宪到她的住处，令其通知广东省委，造船厂立即停止生产。
同年9月初，她住在北京时，非要她在青岛时用过的一个卧榻。吴法宪叫空军派了一架大型运输机，从北京起飞到青岛把那个卧榻运了回来。
1971年的春季，有一天，叫我打电话给吴德，她说：“我工作太累了，需要转移转移精力，让吴德同志了解了解有什么花卉可以拍照。”吴德了解情况以后，给我回电话说：“我听说景山公园的牡丹有特色，据说还有稀有的墨牡丹，请同志到那个公园活动活动。”我说：“可以，我报告同志以后，请她决定去与不去。”吴德问：“如果同志决定去的话，请谁去陪她呢？”我说：“请你定。”他说：“那就请万里同志去吧，他对北京的情况比较熟悉，他又是山东人。”我说：“可以，由你决定。不过，请你提醒万里同志一下，请他只跟着同志游览，尽量少说话，她不问什么话就不说话，言多必失。因为他不了解同志，还是谨慎一点好。”吴德说：“好，你提醒得好，很有必要，谢谢杨秘书。”
我把吴德的想法报告时，她说：“好，那我就到景山公园去拍照。吴德同志不懂花卉，那不叫墨牡丹，那叫黑牡丹，你现在就去看一看。你看了以后觉得那个公园不错，有可看的，有可拍照的，有可玩儿的，我再去。”我到了景山公园一看，果然不错，那里树木多，花草多，牡丹园面积大，花型大，鲜艳夺目，品种繁多，有四五十个品种。我为了使听得清楚，看得明白，就把这些品种从每棵牡丹旁边竖着的品名标签上抄下来，拿回来给她看。
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打座机都不方便，同时也是出于保密，我跑回钓鱼台向报告了。说：“我累了，今天不去了，明天一早儿去，那时，牡丹花上、叶片上有露水，照出来好看，晶莹透明，你告诉吴德同志我明天去。”
第二天，兴致勃勃地到了景山公园，精心地拍照了很多张牡丹花彩照。拍照了牡丹，她又说：“我要爬爬山，活动活动筋骨。”她是从东边的台阶上爬的，爬了十几个台阶，一抬头看到了明朝皇帝崇祯上吊自杀时的那棵歪脖子老槐树，旁边还立着一块介绍崇祯上吊的牌子。立刻大怒，冲着陪同她的万里发了大火。她说：“这都是封建主义的东西，这个歪脖子树都死了，你们还留着它，像老祖宗一样供奉它，你们是不是想纪念崇祯啊？你们是要封资修的，还是要社会主义的？给我马上刨掉。”万里看她发那么大火气，没有说话。
从景山上下来，上了汽车还在唠叨：“这个万里，完全是孔孟的那一套，他是曲阜师范学校毕业的。”
那棵歪脖子树本来是历史的见证，已经保留了几百年了，成了文物，可是一去，随便一说，说刨就刨了。的位高权重，说一不二，吴德、万里他们拧不过她。那个时候的文物保护意识也比较差，更没有文物保护法，谁的官大，谁说了算。现在看来，刨掉那棵树太可惜了。
到景山公园游览以后的第四天，到香山公园去游览，那天的天气很好，的情绪和天气一样晴朗，她的这种情绪是少有的。她进了东门以后，没有爬山，而是步行往北走，当她走到一个水池旁边停了下来，抬头一看，看到水池南边凉亭的柱子上有一副对联，上联是“明月林中照”，下联是“清泉石上流”，横批是“秋来”。她说：“这副对联很有诗意，小杨，你给我抄下来，回去交给我。”我说：“好，我抄下来。”说完，她继续朝东走，经过松林园，眼镜湖，奔向碧云寺。她到了碧云寺以后，脸色就由晴转阴了。她在碧云寺遇到了4个问题，惹得她不愉快，发了大脾气。
一是看到罗汉堂的大门两侧贴有两条毛主席语录，她发脾气说：“怎么把毛主席语录挂在封建主义的建筑物上？与封建主义的展品放在一起，这很不协调嘛，立即给我摘下来。”她对北京市陪同她的万里说：“你怎么搞的嘛!”万里对公园的领导人说：“立即摘下来。”
二是一进休息室看到墙上挂着一张毛主席像，火气就更大了。她发脾气说：“北京市委是的市委还是的市委？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挂毛主席的像？告诉万里立即把毛主席像摘下来!”
三是看到的水晶棺和用过的东西以及展览物品，她命令万里，把这些东西统统搬走。万里为难地说：“搬到哪儿去呢？”说：“送到南京中山陵去。”对万里又发了一通脾气。回去后，接着，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吴德列席了会议。质问吴德说：“你们北京市委是的市委还是的市委？为什么碧云寺还展览的东西？我限你明天就搬走。”没有办法，会后吴德与万里商量，先把这些东西搬走，找个地方存起来。为了避免不良影响，对工作造成不好的后果，也为了保护碧云寺，以内部装修为名，暂停开放。
四是转到一个小卖部，那儿有一位男售货员，年龄只有十七八岁。她进去看了一看，那个小男孩没有见过中央领导人，被吓愣了。指着一把小扇子说：“拿给我看看。”小售货员被吓得不但不给她拿，还往后退了几步。大声说：“你拿给我看看!”对方又退了一步。这时火儿了：“我来看东西你还这样，要是工农兵你还不知道怎样对待他们呢!你还在这儿搞服务，给我滚蛋!”小孩儿吓得哆嗦起来，倒在地上口吐白沫。见此情景，不但不表示同情，还在喊：“万里，这种人不能留，叫他滚!这里能吃的东西我都包了，我请你们吃。”说完，拂袖而去。
当时，我小声对万里说：“这位小同志没有见过这样的大人物，吓坏了，他没有任何错误，你千万不要处理他。”我回到钓鱼台以后还是不放心，又给吴德同志打电话，把当时情况讲了讲。我说：“你们千万别处理那个小孩儿，他什么毛病都没有，就是害怕，没有见过这个场面。”吴德问：“同志再到碧云寺怎么办？”我说：“我会通知你的，叫那个小孩儿暂时躲避一下就行了，请不要搞得太紧张，伤害一个无辜的小同志。”吴德说：“好，听杨秘书的。”
1971年上半年，心血来潮，要在钓鱼台试种茶树。她说种植茶树，一是采茶为了消遣，修身养性；二是采了茶可供、大会堂、钓鱼台和京西宾馆，她说：“中央领导人经常活动的这4个地方，喝茶的问题我全包了。”
于是，她命令空军派了4架大型运输机，从浙江的杭州运来了品种上好的茶树，还从浙江调来4名茶农精心管理，冬天为茶树搭上席棚，以防冻死。由于北方的气温低，湿度小，不适宜茶树的生长，不到一年，那些名贵的茶树就枯萎了，她又叫空军用飞机把茶树运回杭州。
游泳池，只要她说去游泳，每天都用煤气锅炉加温。因为不知道她什么时间去，不去也不能停止加温。有时连续加温很久了，她也不去一次。
有一次，游泳池的水温连续加温一个多月了，她也不说去玩儿，我就壮了胆子问她：“你不是说要到游泳吗？你什么时间去？他们已经准备一个多月了，你如果不去了，就通知他们停止加温。”
她听了以后很不高兴地说：“我去不去，由我自己决定，关你什么事？你一个小芝麻粒的干部，竟敢干涉我的生活，你的胆子越来越大了。”
我听后很是生气，但也不敢再解释什么了。
1971年2月，到海南岛，她嫌从元帅府到鹿回头的路途远，能不能另修一条较近的路？当地驻军便为她修了一条过山公路。因为住在附近，施工时不准有任何响声，开山时不能用炸药。干部、战士就采用火烧、用水激的办法将石头激裂，费尽心机。
每次外出，除了带很多工作人员供她使唤外，还带上大量物品供她享用。其中有专用马桶一座、大小毛巾100多条，电影片十来部，书籍八九箱，汽车若干辆，等等。就是到北京的远郊十三陵、八达岭，也要坐专列，带上马匹、轿车等。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叫巡抚出朝，地动山摇。”
1971年7月29日，她想去青岛玩儿，叫我和中央警卫处的副处长邬吉成去打前站。我们已经买好了火车票准备出发，她非叫我们把火车票退掉，派了一列专列火车，先叫我们给她蹚蹚路，看坐火车有什么危险。专列从北京出发，一路畅行无阻。中途经过山东济南时，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亲自到车站迎接，并向我们交代注意事项和对接待服务的计划，可谓兴师动众。铁路沿线的保卫部门和沿途部队不知道专列上坐的是什么大人物，各个车站和路口都有部队和便衣公安人员把守。她去青岛心切，把空专列放回北京，又叫空军派了一架专机把我们二人从青岛接回北京。
1969年6月，她在上海玩儿了20多天，感到腻烦了，想到杭州、南京去玩儿，下令从北京调去专列。专列开到上海以后，她又改变了注意，不去杭州、南京了，又将空车放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