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如果干得好该升什么官？正一品有机会，但大学士就别指望了
自雍正八年以后，改满、汉大学士为正一品，六部尚书为从一品，乾隆四年初定协办大学士，秩从一品。至此，清代“准一品”的文官岗位就有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六部尚书、左都御史。至于三公三孤一类的，不属职官行列，各省总督因属加衔，故也除外。
至于“准一品”文官大员的人数也很好计算：大学士5人（本为6人，自傅恒后保和殿大学士不设），协办大学士满、汉各1人，左都御史满、汉各1人，六部尚书满、汉各1人，总计人数为21人。
正常情况下，5员大学士还经常不满，通常只有4人，比如乾隆二十七至三十四年，武英殿大学士就一直空着，乾隆初期，体仁阁大学士也往往不设。还有一些特殊时期，大学士仅设3员。
按照文官的晋升制度，大学士空缺，例由协办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升任。那么，这样就会有一个问题：同样都是从一品，协办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哪一个享有优先权？
从一品到正一品之艰辛乾隆朝重臣刘墉于乾隆四十六年升任从一品的左都御史，期间又当过尚书，但直到嘉庆二年，乾隆才极其不情愿地将其提升为体仁阁大学士，从一品到正一品，刘墉花了16年。
阿桂于乾隆二十六年被授予工部尚书，乾隆四十一年晋协办大学士，四十二年拜武英殿大学士，前后花了16年。就是宠幸如和珅者，从户部尚书到文华殿大学士也花了6年时间。
上面所列举的还都是乾隆朝的几个大红人，一般的大臣升任大学士就更难了。那么是什么情况导致升任大学士有如此大的难度呢？原因很简单：大学士实行的严进严出。
所谓“严进”，可以理解为资历和按部就班。前面提到，傅恒之后大学士常额只有5员，大学士一缺和其他职官不同，需要有相应的资历以及良好的出身。资历高威望重者才有可能晋升。不管是阿桂还是和珅，他们虽然受宠，但毕竟资历不够，故不能一步到位。
所谓“严出”，就是一旦升任大学士，这个头衔就很难被拿掉，除非是有不法情事或是招惹了皇帝。一般情况下都是到干不动的时候，才会出缺。说白了大学士的“坑”还是太少了，而萝卜却太多。
此外，同样都是大学士，也要遵循先来后到的原则。以文华殿大学士为例，如果出缺，按例武英殿大学士补缺，文渊阁大学士补武英殿之缺，以此类推。新晋大学士一般情况下都是从最低等级的体仁阁大学士开始，然后晋东阁大学士，依次递进。
所以说，大臣有生之年能够跻身大学士是非常困难的，如果要想成为首辅文华殿大学士那就更难了。
补授大学士的前后顺序尚书并非是大学士第一候选人，而是协办大学士。不管是阿桂、和珅还是刘墉，他们在晋升大学士之前，都无一例外先晋协办大学士。还有一个例子也很能说明问题。
甲午战败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所有差事被一撸到底，只剩下一个文华殿大学士的空名。作为李鸿章的政敌时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的翁同龢，就想取李鸿章而代之，试图挤掉李鸿章的大学士头衔。
袁世凯作为翁同和的说客前去劝说李鸿章，但遭到了李鸿章的当面训斥，说除非自己死了，否则断不会辞去大学士一职，让翁同龢得了便宜。
其实，翁同龢也不是想当文华殿大学士，因为他仅仅是户部尚书，没有这个资格。翁同龢是想让李鸿章出缺，这样原来的协办大学士也会顺利晋升，这样他就理所当然成了协办大学士。这个事例告诉我们，要想晋升大学士，首先就得拿下协办大学士。
尚书、左都御史并列第二梯队。为何是并列呢？因为按照惯例，刑部、兵部、工部三部尚书很少有直接提拔为大学士的，而吏、户、礼三部以及左都御史还是有一定机会的。但相比而言，左都御史不及吏、户、礼三部尚书，却要优于兵、刑、工三部。实际上，尚书直接升大学士的很少，除非是兼了协办大学士的头衔。
从一品晋升未必都是大学士清代的京官与地方官，每三年都要进行一次考核，顺治时期叫“考满”，雍正以后叫“京察”。按例，京察之年，在京三品以上大臣是通过“自陈”的方式向皇帝直接汇报的。
“自陈”不过是走走过场，作为皇帝眼皮底下的三品以上大臣，哪些人干得好，哪些人磨洋工，皇帝心里肯定是有数的。在京察获得一、二等的，按例要晋升，但这更多的是指三品以下官员。
作为从一品的协办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等，在晋升方面已经达到瓶颈，晋升机会少，顶多就是兼个协办大学士衔。不过朝廷也会有所表示，所以便有了“加衔”。
一品大员加衔例加“公孤”衔，如大学士加太师、太傅、太保；尚书加少师、少傅、少保。有些资历浅的尚书，则加东宫三少衔，有些资历深的尚书则直接加太保。尚书、左都御史如加太保衔，也是名义上的正一品官。但加衔毕竟是虚的，始终无法与正一品的大学士相比。
曹娥碑上的八字有何玄妙，曹操要走出30里，才给出这八字的解释
正所谓“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是也。历史上，对于曹操的评价，褒贬不一，正是因为曹操的人物形象复杂，所以他成为了许多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民间也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故事。虽说对于他的人设，众说纷纭，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确实才能出众。这次我们不谈他在历史上的丰功伟绩，单看一个小故事，从中来品一品他的聪慧。
“曹娥碑”的由来此前，民间一直流传着一个未解之谜，那就是“曹娥碑”上的八字之谜——“黄绢幼妇，外孙齑臼”，这八个字是当面蔡邕为曹娥碑所题。
当初，曹娥的父亲掉入江中，年龄尚小的曹娥心急如焚，她便在江边日夜寻找自己的父亲，可是十多天过去了，也没找到父亲的尸体。于是曹娥做了一个让人震惊的举动，她跳入江中寻找父亲。后来人们便看到她和她的父亲一起浮出水面。
放在现在，可能许多人会认为曹娥的举动很傻，是一种“愚孝”。但是在当时那个以孝道为重的社会，许多人都被曹娥的孝心所感动，甚至在她死后多年，为了歌颂她的这份美德，给她设立了一块墓碑——“曹娥碑”。
此碑一出，引得许多人慕名而来，而蔡邕就是其中一个。不过他不止来了，他还带着他的题字来了。但是直至他离世，他也没道出这八字的谜底究竟是何。而且也许是因为他留下的这八个字过于高深莫测，总之，这八字之谜难倒了不少人，无人能解。
有智无智隔卅里这事后来传到了曹操的耳朵里，刚好他和杨修途径“曹娥墓”，出于好奇，他便带着杨修来到这墓碑前，想要一探究竟。不过这看来看去，曹操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于是便问杨修，知道答案吗。杨修性格耿直又爱现，直言已经猜到谜底了。
按正常的流程来，这会曹操应该问杨修谜底了。但是曹操不按套路出牌，他和杨修说，你先别说。然后就带着杨修走了，走了30里路之后，曹操停了下来。让杨修把那八字之谜的答案写下，同时自己也给出了八字之谜的答案。结果没想到，两人居然想到一块去了。
原来所谓的“黄绢”就是有颜色的丝绸，为“绝”；而“幼妇”便是少女，为“妙”；那“外孙”则为女方的孩子，为“好”；而这“齑臼”是一种捣姜蒜的容器，当时称为“受辛之器”，“受”加“辛”为当时的“辞”。所以，连在一起便是“绝妙好辞”。这个困扰众人的谜团，没想到就这样被杨修与曹操轻易的解开了。
不过，虽然曹操也很厉害，但是终究没有杨修脑子转得快，所以揭开谜底之后，他还是感叹了一句“有智无智隔卅里”。
聪明反被聪明误，杨修之死虽然曹操没有杨修的反应快，但这件小事也确实能从侧面反应出曹操是个有才之人，而且善于思考，不急于寻求帮助。而杨修作为这次的猜谜赢家，无可厚非，他也是颇有智慧之人。但是很多人都认为杨修最后聪明反被聪明误，死在了自己的小聪明之下。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杨修确实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甚至可以说他是曹操肚子里的“蛔虫”，他总是能洞悉曹操心中的想法，而曹操又是一个知人善任的人，所以他对杨修不薄。不过有时候聪明是件好事，但是太锋芒毕露可就不是一件好事了。曹操这个人疑心重，加上杨修虽然聪明，但是不太收敛，所以有人认为曹操害怕其威胁到自己，最后找了个借口将杨修杀害。
不得不说，这个看法有他的可取之处，以曹操多疑的性格，或许真有可能。但是还有一种声音认为，曹操虽然生性多疑，但他惜才，对于杨修这等人才，也多是宽宏大量。所以杀害杨修或许并不是因为他威胁到自己，而是因为担心威胁到自己的孩子。
当时曹丕和曹植两人明争暗斗，杨修是曹植的人，有此人在身边，曹植便成为了曹丕的一个极大的祸患。而在当时，曹操更看中曹丕，为了曹丕的发展，曹操只能选择将杨修处死。
不过，无论杨修之死的原因如何，终究与他太过锋芒毕露有关，如果他适当收敛，也许能免遭成为政治的牺牲品这一劫难呢？而因世人对于曹操的看法不同，所以对于曹操杀害杨修这事的评价说法众多。
更有甚者，认为当初杨修猜出八字之谜，曹操就开始动了别样的心思。不过曹操作为一个复杂的人物，他的身上，有着杀伐果断，却也有宽宏大量，他会杀人如麻，却也懂招贤为己所用，所以似乎怎样的说法都说得通，这就要看每个人心中的他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物了。
参考资料：《孝女曹娥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