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义(伏义女娲图)

书物·2020年11月师友赠书录（四）韦力撰

《南方草木状》，（晋）嵇含撰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书为国图出版社专开的《古本新椠丛刊》之一种，该丛刊全部是用传统的手工雕版方式予以出版，该书的编委会除我之外，均为目录版本界的著名学者，有陈红彦、黄显功、辛德勇、殷梦霞和王燕来先生。

近些年来用传统方式刊刻典籍，渐渐为藏家所重，有人将其视为当代善本，但因刊版周期长，刊刻费用高等原因，一直难以做到普及。国图出版社的殷梦霞总编及资深编辑王燕来敢于将其单成一个系列，显然这是站在传承传统印刷术的角度做出的重要贡献。

本书的刊刻者乃是陈义时，陈先生是全国唯一一个获得雕版类高级工艺美术师技术职称的人，并且有着“江苏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称号。陈义时的祖父陈开良、父亲陈正春均从事古书雕版，而陈义时本人从14岁开始就跟随父亲刊刻版片。几年前我前往扬州参观了他的雕版工作室，在那里看到不少年轻人学习雕版技艺，传统技艺被年轻人所喜，这种情况令人欣慰。

《古本新椠丛刊》的编委会在选择哪些书列入该系列时，动了不少脑筋，从总体上说，要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典籍予以重刊。比如这部《南方草木状》，该书不仅是公认的世界第一部地区植物志，它的价值还在于有着植物引种、驯化、培育的真实记录，书中对所记述植物多数都有产地说明，有的还指出原产地。例如书中指出黄陆香、指甲花、钩藤子等由古罗马帝国引入，茉莉由波斯帝国引入。书中还记载了在浮苇筏上种蕹菜的方法，这是世界上有关水培蔬菜的最早记载。因此，《南方草木状》不仅在我国植物学史上有重要价值，在国际上也很有影响。

关于本书的作者嵇含，按照《晋书·嵇绍传》中记载，嵇含是巩县亳丘人，故其号亳丘子，累官至广州刺史，后来被同僚司马郭劢所杀，去世时年仅44岁。嵇含的叔祖是“竹林七贤”中的嵇康，他的叔叔嵇绍好老庄之术，同时也喜好本草植物，想来这些都对嵇含有影响。

但是，《南方草木状》一书究竟是不是嵇含所撰，一直有着争议。他所撰的《嵇含集》首次记载于《隋书·经籍志》，该书是将《嵇含集》附在了《郭象集》之下，并称《嵇含集》已亡佚。到了《唐书·艺文志》和《宋书·艺文志》时，《嵇含集》又出现了，但是，此两书并没有著录《南方草木状》。对于《南方草木状》的首次著录，是出现在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中：“《南方草木状》一卷，襄阳太守嵇含撰。”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也是这种著录方式。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后世有人认为《南方草木状》乃是后托之伪书，比如文廷式在《补晋书·艺文志》中明确说该书非嵇含所作：“嵇含实未至广州，不得为此书也。”马泰来等先生也持伪书说。也有人认为从该书内容上看，书中著录之物有的是在嵇含之后才来到中国的，比如“乞力伽”名出唐宋之际，故该书有可能是后人辑佚而成。然而，四库馆臣却肯定该书的价值：“叙述典雅，非唐以后人所能伪，不得以始见《宋志》疑之。”

就该书的内容而言，确实极具学术价值，比如其中一段：“交趾人以蓆囊贮蚁，鬻于市，其窠如薄絮，囊皆连枝叶，蚁在其中，并窠而卖。蚁赤黄色，大于常蚁。南方柑树若无此蚁，则其实皆为群蠹所伤也。”相关学者点出，这段话所说的蚁乃是后世学者定名的黄柑蚁，以此蚁来控制柑树害虫，这种作法至今在岭南地区仍在使用，故这段文字被称之为世界上最早的生物防治技术记录。

遗憾的是，这部重要之书的单刻宋元本早已失传，今日能够得见者乃是年间陶湘旧藏的宋咸淳本《百川学海》本，国图社提供的刊刻底本正是此书，由此也可见该书版本价值之佳。

本次出版还在前人辑录的基础上，增加新绘十九幅彩图，编为《南方草木绘》一册和雕版《南方草木状》联袂成书。此为《南方草木状》成书千年以来，首次有彩绘图录佐配，古逸新绘，蓬勃生姿。

《王福庵篆刻赏析100例》，朱琪编著

江西美术出版社202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朱琪先生这部著作乃是以一问一解的方式讲述王福庵的篆刻特点，其着眼点主要在篆刻风格上。我觉得这种写法难度比较高，如果是讲述多位篆刻家，挑出他们的代表作倒比较容易，而针对一个人的篆刻举出100个例子，还要逐一解读，这是非谙此道者难以到达的高度。

朱先生在前言中先对王福庵的生平做了简介，原来王福庵家庭为琅琊王氏分支，祖父王言为嘉庆举人，父亲王同乃光绪进士，王同有四子，福庵最少，王同喜欢考证金石碑版，这个爱好为福庵所继承。对于篆刻所本，福庵自道：“余年十二即解爱好印章，见汪、丁两氏印谱辄心仪焉。”

12岁时就爱好篆刻之学，尤其喜欢翻阅汪启淑和丁敬两家的印谱，想来王福庵的治印生涯是从模仿两家印谱起步，而到了1904年，在其25岁时，他就与丁仁、叶铭、吴隐等筹划创立西泠印社。然而，其早年工作却与篆刻无关，他在沪杭铁路局、湘鄂铁路局等处工作，1920年受聘于北京临时政府印铸局，1924年因清室善后委员会之聘，出任古物陈列鉴定所委员，于此期间参与了《金薤留珍》的钤拓。此谱乃是印谱中的名品之一，市场所见均为套色石印本，寒斋所藏亦是此物，而我以往并不知道王福庵也参与此事，此乃拜读朱琪这部赠书的收获之一。

1936年，王福庵辞官定居上海，以鬻书鬻印自给，这一年他51岁。1945年他将《福庵印稿》78册捐赠给合众图书馆，1959年又将毕生篆刻精品300余方捐赠给上海市文管会，以此可见其高风亮节。朱琪先生说，福庵先生性情平和宽厚，乐于奖掖后学，其著名弟子有韩登安、顿立夫、吴朴堂、高式㷱、冒怀苏等多人。

对于王福庵的篆刻根源，朱琪点明源于浙派，而后谈到浙派篆刻以西泠八家为代表，但八家风格各异。朱琪根据审美追求和发展脉络，将它们分为两派：“其中丁敬、蒋仁、陈鸿寿、钱松一路，意偏于拙，刀法挥洒不羁，富金石韵味，且更见性情。黄易、奚冈、陈豫钟、赵之琛一路，偏于用巧，刀法内敛，风神秀雅，多书卷气。”而后提到：“晚清时期，赵之琛成为浙派篆刻集大成者，其后名家中赵之谦、徐三庚亦皆受浙派影响，浙派篆刻受到新的审美风尚熏染，因此最终走向与其他流派相融合的道路，形态更加多元。”

接下来朱琪讲到王福庵是他的太老师，而其本师乃是王一羽先生。王先生曾向朱琪讲述自己的拜师经历，根据那时的惯例，拜王福庵为师，需上束脩金条两根，这在当时可谓一笔巨资，但因是陈锡钧所召介，福庵先生不肯收束脩，只要求花一角钱去买梅红帖子，写上“受益门生王一羽百拜”即可，但：“羽师乃花了几百元买了八色礼物，其中有四瓶白兰地、八斤桂圆、八斤蜜枣……装了半个三轮车。”

可见那时的拜师之礼是何等隆重，不过看到这里我会忍不住地想，朱琪先生拜王一羽为师时，他的拜师礼又是些什么东西。

本书的封面图案是一枚放大的印蜕，乃是王福庵所刻的苏东坡词句。近来在写东坡寻访之文，陡然见到此印中的“我欲乘风归去”，顿感欣喜。当年东坡因乌台诗案而入狱，据说神宗读到这几句时，感叹说：“苏轼终是爱君。”我好奇于王福庵为什么把这三句刻成一方印章，于是在书内找到朱琪先生的解读。朱先生先是将边款列于上：

戊寅长夏，北窗高卧，取东坡词句作印。时正避兵沪上，日刻一印以消磨岁月。福厂居士王禔。

那时正在进行淞沪抗战，王福庵避兵上海，每天刻一印来解忧，显然他并未对“终是爱君”进行联想。朱琪先生在解读该印章时认为，王福庵先生是借印遣怀，着眼点更多的在于治印时的谋篇布局，他首先认为：“此印为王福庵细朱文多字印的代表之作，尤其可见其章法排布的高超本领。多字印费安排，总经妥帖为上。”接着解读出福庵先生在布局上的想法：

第一步就是要把印稿设计好。印稿的设计考验作者分朱布白的能力，要领则在于“均匀”二字。这样的多字印，首先要判断大的字势结体是以横向为主导，还是以纵向为主导，然后估量出平等的横（或纵）笔之间的间距，并按照大致相等的间距来安排笔画，这样就可以保证章法上的大体匀称。

我在此书中还找到了王福庵篆刻的其他东坡诗句，比如“人间何处有此境”、“时得一二遗八九”，可见福庵亦深喜东坡诗文。就印文的内容论，我尤其喜欢“有好都能累此生”，虽然此句非东坡所言，却道出了癖于收藏者的囚徒困境。

相比较而言，我更多的关注藏书印，朱琪先生在本书内选了一枚“麋砚斋藏书记”，此印边款为：

寒松老人云：藏书籍书画印宜作朱文，藏金石碑拓宜作白文。余谓藏书印不但宜作朱文，其印式更宜窄而长，庶不致将印文压入书行。老人颇韪余言。今得此石适合藏书印之用，因刻此印。乙亥七月七日，福厂并记于麋研斋。

福庵先生将寒松老人的话更进一层，可见其深谙藏书印之真谛，难怪其所刻之印为后世所喜。可惜先生早在1960年已归道山，余生也晚，无法向他求得一枚藏书印。

《吴兔床日记》，吴骞著，张昊苏、杨洪升整理

凤凰出版社2015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书乃王勉老师所赠的《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二辑之一，整理者之一杨洪升先生还曾著有《缪荃孙研究》，写得极为严谨详实，我从中读到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这本《吴兔床日记》虽然仅是他合作整理的一部藏书家日记，而日记整理并无发挥余地，却能看出整理者国学知识的涵盖面。

吴骞是藏书大家，他听闻到黄丕烈有个新堂号叫“百宋一廛”，为了能与之匹敌，他也取了个新堂号叫“千元十驾”。因为这段掌故，我一直以为他与黄丕烈十分稔熟，然而翻阅这本日记，却仅读到一则他到百宋一廛观书之事，他的确对黄丕烈所藏之本赞誉有加，看来他没有藏家相轻的毛病。

本书整理的吴骞日记始记乾隆四十五年，终至嘉庆十七年，后面附有《可怀录》和《可怀续录》，分别记录的是乾隆三十九年和嘉庆五年之事。但吴骞的日记并非每天都写，有时中间会隔几天，有时也会记录下一些他写的诗作，日记有长有短，有时一日记千字，有时一日仅写一“晴”或“阴”字，但总体上来说，他的日记很少记天气。

吴骞在乾隆四十八年的日记中，谈到了翁方纲购得《施顾注苏诗》之事：“翁覃溪洗马得宋刻《施注苏诗》全本，曾云尝一见。覃溪最宝惜之，不与人手触，略一翻便亲捧入内。”吴骞称翁方纲所得乃是全本，看来这是误记，吴骞也说他没有见到原书，因为翁方纲对该书太过宝惜，轻易不示人，即便拿给好友欣赏，也不愿意让人手触，只要来者略一翻阅，翁方纲立即把书捧入内室。读到这段话，翁方纲的形象跃然纸上，难怪他得到该书后，能够坚持几十年的祭书活动，这才是真正的书痴，真正的行为艺术。

吴骞在日记中谈到了许多与其他藏书家的交往，翻阅此日记，能够感受到与他交往最密切者是知不足斋主人鲍廷博，两人经常同乘一船出外访书访友，所见之人均为后世如雷贯耳的大学者、大藏家。比如他多次跟鲍廷博去到卢文弨的抱经堂看书，还会独自乘船前去看望钱大昕，遇到喜爱之物，他们也相互代买甚至赠送。鲍廷博在乾隆五十一年见到有人出售郑旼所绘《拜经图》，马上想到吴骞的堂号叫拜经楼，于是特意买下赠送给吴。吴骞在乾隆五十五年7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

入城过著书斋，松霭旧藏黄石斋二迹，时方刊其所辑《杜诗双声叠韵谱》，拟售二迹，以佐剞劂。而绿饮适欲求石斋书画，予因代以二十四金购之。

吴骞在周春的书斋里看到了两件黄道周墨迹，当时周春正筹资刊刻一部书稿，所以想出售墨迹以作刊刻之资，吴骞想起鲍廷博一直想买石斋墨迹，于是他花了24金将其购下，可见他们是相互记着对方的需求，一旦有机会时，就会帮助对方完成心愿，这样的书友关系，真令人欣羡。

吴骞还会记下一些奇异的故事，比如“民家豕产一象，献之官，至长桥而死。”猪怎么能生象呢，两者体积相差太大了，也许某家的猪产下了畸形儿，有着长长的鼻子，被人误以为象。乾隆五十九年5月10日，吴骞又记下所见之事：

至镇海庙观青蛙。蛙大于常蛙可七八倍，色青翠如瓜，肤皆有金丝二条。庙濒海，素未尝产蛙。十一日晨，庙僧启户，忽见蛙在佛座中，遂以柈承之。蛙终日凝坐，了不跳掷，俗称“青蛙将军”。

我曾去参观过镇海庙，在那里没有见到过吴骞所说的大青蛙，按其形容，这种青蛙比牛蛙还要大，按说这种外来物种在乾隆时期不太可能传入中国，我所见过的牛蛙皮肤上也没有两条金丝线。但吴骞说这种青蛙竟然能像老僧坐禅凝坐不动，也真是神奇。此蛙乃是吴骞亲眼所见，想来必有其事，但青蛙坐禅，却是吴骞听人表述的，不见得为真。

吴骞在日记中还会记录一些鬼故事，比如他写到陈洛兰与石门一友共同住在贡院前，某天晚上他们听见邻号有一举子深夜跟一妇人谈话，他觉得这必是冤鬼，吓得不敢出门。等天亮了，此人邀请同号一起去看这位举子，没想到这人却神态自若的在那里答卷，众人告其夜晚听到的声音，此人坦然地说，他以前喜欢上了邻家一婢女，此女颇有姿色，他原想买来做妾，但不知何故未果，此女竟然自缢而亡，昨夜此女之魂特意来看该举子，又在天明前离开了。

鬼是否存在，我不知道。越上了年纪越不敢轻易否定某些未知之事。有意思的是，吴骞在嘉庆元年就开始营造自己的生圹，他把这个过程记录得十分详细，比如椁底如何铺装等等，他还讲到了营造生圹用的三合土。三合土这个词，我在古书中时常得见，但吴骞却在日记中记录了三合土的原料及配比：“凡细石灰三箕，和净山黄泥三箕，乌樟汁二拗斗半。”乌樟汁为何物，我不清楚，吴骞在小注中又说：“亦有加太湖沙者。”既然加沙，颇像混凝土搅拌，读到这则信息，让我对此有了新的了解。而他在日记中还谈到：

唐寅葬横塘王家村，见祝枝山所撰墓志。桃花坞乃其别业，宋牧仲以为墓，且为建祠，误也。

我曾往苏州去探访唐寅墓，地址就在桃花坞，读到这则信息方让我了解到，原来桃花坞乃是唐寅的别墅所在地，而别墅后面的唐寅墓乃是宋荦建造的，看来那个墓连衣冠冢都不算，里面究竟埋着何物，吴骞没说，但这则信息却看出了他的认真。而更为认真者，是他对河图洛书究竟为何事的记载：

世之言河图洛书者，谓马有旋毛似图，龟文甲坼似书，惟元俞石涧以为《书·顾命》“天球、河图在东序”。河图与天球并列，则河图亦玉也，玉之有文者尔。昆仑产玉，河源出昆仑　，故河亦有玉。洛水至今有白石，洛书盖石而白有文者。

河出图，洛出书，乃是两千多年来人们认定的文明事件，但大多数人都认为它们是指乌龟身上的花纹，以及龙马负图的故事，但吴骞引用前人的所言，来证河图洛书其实是一种玉。虽然吴骞也称“其说颇异”，却提示读者有些传统的认定其实还有另外的说法，至于这些说法是否正确，那就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了。

《中国书法》，（美）蒋彝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书是系列策划编辑吴浩先生所赠，乃“博雅双语名家名作”之一种，该书扉页所印书名为“八法南针”，是该书的另一个名称。本书的序一乃是美国於梨华在1984年所撰，序中谈及上世纪70年代初於梨华偶然在朋友处见到了蒋彝教授，几年之后於的一位同事因结婚离职，其所教授的书法课无人接管，于是由於代课，当时这位同事交给於的资料就是蒋彝所撰《中国书法》，于是於细读此书后，以此脉络进行讲授。

后来於梨华灵机一动，不如请该书作者来办一场讲座。当时蒋彝住在另一个城市，往返车程需要六个小时，但蒋彝毫不迟疑的前来授课，那场讲座十分精彩，蒋彝自带笔墨，写画了不少作品赠送给听众，可见他对中国书法和绘画都是十分稔熟。对于蒋彝的印象，於梨华说，一是感觉到他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因为他的行动和心境都不像个上了年纪的人，第二个印象则是：“只觉得他对一切事物，都带点淡泊，但又一点不是淡漠的看法，正像他形容一个上乘的书法家那样，生动的静止”。

中译本的序二出自澳大利亚柳存仁之手，该序谈到蒋彝的这部专著1938年由伦敦的某书店出版，销路甚广，到1973年由哈佛大学印成美国版，读者经历了两三代，仍然流行不衰，可见该书在西方读者心中的魅力。但柳存仁也说，要想让西方读者能够了解中国书法之美，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这缘于文字背景的巨大差异。柳存仁谈到西方也有笔迹学，但细究概念，笔迹学跟中国书法有着很多不同，也正因为如此，蒋彝的这本书十分重要。

中译本的序三乃是叶君健所写，该序介绍了蒋彝的生平，原来蒋彝是江西九江人，1925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化学系，之后投身北伐，1933年到英国后，一直居留海外，40多年来，他用英文写了许多本关于中国文化和艺术的著作，1977年他再度回中国时，想写一部大型的《中国艺术史》，其写法乃是去寻找相关遗迹，可惜事情开头不久，蒋彝患上不治之症，病逝于北京首都医院。

本书英文版的序言乃是英国赫伯特·里德所写，此序谈到中国书法字体与西方字母字体之间的区别，该序给出的评价是：“蒋彝先生对一些微妙难解的问题阐述得既简洁又清晰。他那优秀的文笔也相当可贵。”

而后则是蒋彝所写“作者的话”，以及几次再版的说明，其中增订第三版的说明中谈及1942年美国卷入了二战，许多美军驻扎在英国，因为整个英国都全力以赴的从事战时生产，没有材料和时间来制作玩具和礼物，因此当圣诞节来临时，有些美国官兵开始购买一些《中国书法》作为圣诞礼物寄回家。在残酷的战争时期，参战官兵购买如此难懂的一本书，这是何等奇特的感觉，但也正因为这个特殊的原因，到1971年时，《中国书法》已经重印了八次。

蒋彝在本书的绪论中说：“手写一组表达人的思想的文字，很少像在中国那样，被当作艺术来看待。”这也是我长期困惑的问题。所以蒋彝认为，要研究中国书法，就要学习一些有关汉语的起源、汉字的产生等基础知识，他说自己到英国后，很想了解西方人对中国书法的看法，为此他看了一些西方研究中国书法之书，发现对方往往并不了解中国书法，这也正是他撰写本书的动机之一，他希望帮助一些人不需要费劲学习中文，就能欣赏书法。

为了能够了解西方人对文字学的概念，蒋彝多次前往大英博物馆的手稿部，去参观一些古代手稿，虽然有的手稿书写得颇为雅致，但整体上缺少变化，原因在于拼音文字的限制，因为26个字母完全是由圆圈、曲线和直线构成，虽然有些手稿一个段落的起首字母装饰有花边，但这些装饰并不是字母写法的一部分，它们属于绘画。蒋彝还说自己走在伦敦的街上，从未对商店的招牌产生过意外之感，因为这些招牌的风格几乎是统一的：整齐、规则和匀称，却没有生气。这些叙述可以看出，蒋彝虽然长年身处异域，但对中国文化有着深沉的爱。

有意思的是，他的绪论中最先出现的两幅书法范例，却是朱熹写的一个“寿”字，和清洪泽畴（译音）所书的“鹤”字，这两张显然是拓片。蒋彝想通过这两个字来讲述，西方国家的笔迹学也适合于用来了解和分析中国的书法家，他首先举出了宋徽宗的例子，称宋徽宗发明了瘦金体，于是他通过瘦金体来推论赵佶的长相和气质：“想象出他是一个外貌优雅的人，修长而削瘦，注重细节的修饰，气质还有点阴柔；我们甚至可以推断，他是一个言语缓慢而慎重的人。

同时，他认为苏东坡是这样的：“他比米芾稍胖略矮，在性格上比米芾更不拘小节，然而，心胸开阔，生气蓬勃，是一个伟大的诙谐大师，一个伟大的乐天派。”

蒋彝的推论方式让我觉得耳目一新，他竟然能通过字迹推论出书写者的高矮胖瘦以及性格。我不知道西方的笔迹学是否也是这种推论方式，但总觉得这样的推论更多的是臆断，比如我的字一向写得乱七八糟，对方能推论出我的高矮胖瘦和性格吗？我想他可能会推论出我属鸡。

蒋彝的这部书也是从汉字的起源讲起，我本以为他会先讲甲骨文，然而他首先讲的却是伏義八卦，他也谈到了六种造字之法，最让我新奇的则是该书将朝鲜文、日文、西夏文和汉文各截取了一个段落，之后进行比较。蒋彝得出的绪论是，朝鲜、日本和西夏文字的书写方法与汉字相同，也是仍用毛笔从右至左，从一页的顶部向下书写。他又指出朝鲜文字中的名词、动词仍然在形式和含意上和汉字保持一致，但是其他许多字却用了圆圈和直线，因为呈现出单调的面貌。日文中保留了大多数汉字，他们的字形和字义没有变化，只是读音不同，但是许多辅助字在字形上取自汉字中的草书和楷书，同时又和本国的书体混合，结果破坏了美学上整体的平衡。西夏文中没有一个字和它的汉字对应字完全相同，但它们的字声和字义相同，从总体上看，西夏文字美学价值很低，因为蒋彝认为它的笔划很机械，拥塞在一个想象中的方框之内。这些都说明，蒋彝对不同字体做过系统的分析。

总之，蒋彝通过对比的方式，来讲授中国书法的特点以及独有的意韵，这是很难让不理解中文和汉字的人听懂的事情，但蒋彝以他独特的办法，讲授出了中国书法究竟美在哪里，他对中国文化的普及所做出的努力，令人十分感佩。

伏羲母亲华胥是确定的，但父亲究竟是谁？

作者：陈旺葵

伏羲的母亲华胥是确定的，

他的母亲就是100万年之前的华胥。

华胥历史上也有界定为八千年前的，是新石器时代的开启。

我觉得，是100万年前的事。

我不是瞎说，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2002年编制的《中国历史年表》为依据！

他们的认定燧人氏是100万年前是始祖。

为什么我也认同？

无论是《史记》，还是《山海经》的记载，

都是说到华胥是踩在雷神的脚印中，然后怀孕，生下了伏羲。

雷神是什么？

是不是与火有关？

当时的人们，对天空上的闪电，是没有电的概念的。

电与火是相联的，电火，电火到先秦的时候依旧使用。

《易经》离卦：“离为电。电，火属也。”

因此，可以将雷神与火神联系起来。

燧人氏就是火神呀！

因为《史记》与《山海经》的年代是不可考的，

而如今使用的现代科技手段，基本上是正确的。

相比于不可考，瞎猜的来说，

当然是现代科技手段得出来的结论可靠。

既然燧人氏定在100万年左右，

而《史记》和《山海经》提供了雷神与华胥之间关系的线索，

那么华胥应该就在100万年左右，

而不是八千年，或者一万年。

燧人氏就是那个雷神，

华胥就是100万年前燧人氏的妻子。

既然燧人氏已经称皇，

而后伏羲在陈地称了帝，

那么燧人氏到伏羲之间发生了重大的社会变革，

那就是母系向父系的大变动。

并且此时，女性的社会活动能力仍旧很强，

在很多层面体现着女性的力量，

那就是伏羲的妹妹，女娲。

女娲做了许多重大的贡献。

也许就是那一次洪水，改写了人类历史，

让父系社会迅速地建立起来了。

因为，家庭中没有男人是不行的。

洪水过后，男人进入了家庭，

成为了家庭的保护和供养者。

但是生产力水平不高，

私有观念尚未形成，

孩子的姓仍旧没有与男人相关起来。

只有随着财富的增加，私有制的出现，

男人们变坏了，

欲望增加，

最后形成了帝制，

先是自己称帝，进行禅让，

后来，自私到要将权力移交给后代子孙。

这就出现了“功为千秋，德颂万代”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