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照雷门格(日照雷门格女命)

一位手艺人或是一个女孩住在巴黎中心的老房子三四楼的小单间里，坐落在圣奥诺雷郊区的庭院与花园之间的路易十四时代建造的宅邸中。在公证员邀请下，我们流连于这座城市，他们向我们展现着它与众不同的一面。道路是最不易被时间所改变的，沿着最古老的道路行走，我们可以依稀看到这些建筑的原貌。当然，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建筑本身也经历了不少改造，我们很难重现17世纪或18世纪的巴黎街道：狭窄、曲折、黑暗、嘈杂、肮脏，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人眼中的首都街道。(2)直到大革命前夕，路易－塞巴斯蒂安·梅尔西埃也是如此描述市中心的街道的。外国旅行者无不指出，这些街道景观与巴黎的宏伟、美誉和古迹之美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根据尼古拉·德拉马尔（Nicolas Delamare）的《论治安》，巴黎的街道有3种，大的有14至20米宽，中的有6至10米，小的不到6米。17世纪末，只有30多条街道的宽度超过5米，其他的街道都不超过3米。因亨利四世被刺杀而被人记住的费伦纳利街（La rue de la Ferronnerie），只有4米宽，1671年才被拓宽。例如，甘坎普瓦街（Quincampoix）的宽度达到了5.40米，圣马丁街的宽度为8.60米。18世纪，人们着手拓宽古老的道路，修通宽敞的新路。但直到1783年，政府才颁布了有关巴黎街道走向和开辟道路的法规。法律禁止开辟任何小于30英尺或9.75米宽的道路，次要街道要画定边线，边线之内不得建造建筑物，并首次根据建筑材料和道路宽度规定了房屋的高度。(3)街道旁边没有人行道，直到1781年，最早的人行道才在剧场路（rue de l’Odéon）上建起来。正如一位苏格兰园丁托马斯·布莱基（Thomas Blaikie）在1775年访问巴黎时所写的那样，“马车奔流不息，街道又狭窄，特别是在晚上去歌剧院或其他娱乐场所时，倒霉的行人们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过街。你要穿过这些街道，有时要花上一个小时，如果你是步行的话，你得跑得快才不被会撞死，在每一个门前都要躲闪，生怕被马车的车轮碾死，因为马车夫习惯了极快地开车或转弯”(4)。

尽管1637年恢复了污泥税，国王也努力清洁和净化城市空间，但街道的污浊和不卫生状况不仅受到行人的谴责，也为启蒙时代的医生和卫生学家所诟病，尤其是在人口密集的街区(5)。

这些街道两旁的房屋的形态极为多样，这取决于它们的建造日期和它们在城市空间中的位置。在15世纪上半叶，巴黎房屋的结构还是中世纪的，但经历了16世纪后，巴黎的房子大多完全具有了现代的特征：当时所建的建筑在今天仍然为我们所熟悉，而不显得过时。城市建筑的转变始于1607年，当时彻底禁止了临街建造木骨架房屋，但直到1667年8月的法令才真正生效，该法令是在伦敦大火后几个月颁布的：禁止在街道上建造山墙，这意味着屋脊的方向要与街道的轴线平行，以及房屋的高度需要限制在8英尺或15.60米以下，这些都标志着巴黎建筑的根本变化。“这一年是一个转折点，”皮埃尔－德尼·布德里奥写道，“在17世纪末的30年间，王家法令、治安条例以及各项法规重新定义了巴黎城市建筑的结构与形态，这一直延续到了路易－菲利普时期”。(6)

让我们试着将巴黎空间中不同类型的房屋呈现出来。我们不能仅仅依靠公证档案，我们也会询问同时代的人：在日记中记录了对城市结构印象的外省或外国旅行者，出版了建筑艺术手册的建筑师，以及建筑行会的管事师傅，他们留下了各类关于城市房屋的报告。

追随公证人的脚步

尽管在公证人的陪同下参观房屋内部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但跟着公证人在街上漫步，从一个死者的家走到另一个死者的家的过程却令人失望。死后的清单并未提供完整的建筑物外观信息，公证员和拍卖人只是进屋去对死者的财产进行清查。虽然正如我们所见，清单提到了教区、街道，有时还提到了其他标志性的信息，一般而言，契约可以使我们确定房屋的位置，但它给我们提供的关于住宅外观的信息很少。公证员对外观并不感兴趣，因为他们访问的目的并不在此。清单很少考虑房屋整体，除非涉及私家公馆。由于我们的死者大多居住在出租屋（maisons locatives）内，因此对其住所性质的描述往往比较模糊：“依附于房屋的空间”“房屋的部分和其他空间”“庭院后的空间”“某层的套房或房间”等。当死者一家住在独栋房屋中，这些描述会更加精确，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得以重建住宅的平面图。帕西的一位居民，是一位木匠和建筑承包商，他于1765年去世，死于一栋“位于格兰德街的大房子里，三层楼高，带大阁楼，屋顶是板岩和瓦片的，还有一个两层楼高的亭式阁楼，上面是阁楼，下面是马车门，庭院和花园”(7)。这些公证员在清单中只会关注有多少层楼、几个马车门、几个庭院、几个花园，这当然是不够的。在房屋年龄方面，他们无意于了解，除非例外，建筑的年代在我们的材料中并不会出现。我们的学生分析了在房屋销售合同出现的数据，我们依此补充了一些信息。

我们如何从各种资料中知道逝者所居住的房屋的面貌呢？在房屋类型上，最古老的一类是由两座主楼组成的，由一条廊道连接。1663年，在一位画家同时又是王室侍从的遗孀的清单中提到他们的房屋“有一条廊道，可以观赏庭院，连接了上述的房间”(8)。在每一座房屋的描述中，我们都能感受到房屋的复杂、重叠交错与古老。遗憾的是，我们并不知道这些房屋的年龄，只知道这类房屋在16世纪之后仍然存在。18世纪初，巴黎高等法院律师让·勒梅尔在圣洛圣吉尔教区（paroisse Saint-Leu-Saint-Gilles）的新圣马格洛瓦路（rue Neuve-Saint-Magloire）上的房屋中去世，这座建筑保留到了现在，其中有两栋主楼，由一个走廊连接。

另一个古老的特征，让人联想到中世纪的建筑。那就是延伸出的山墙（le pignon en saillie）。1636年在阿斯克拉侯爵的部队中的小号手米歇尔·德哈耶（Michel Deshayes）的清单中提到了延伸出的山墙；他的住宅包括一个房间和一间在三楼的陋屋，“它形成了房屋的山墙”，它位于圣尼古拉斯·德·尚教区的小库尔瓦利街(9)。17世纪常见的一类住宅是由两栋独立的建筑组成，中间有一个庭院相隔，这种格局最终取代了廊屋(10)。1669年去世的锁匠师傅尼古拉·巴比耶1643年在圣梅里教区维尼斯街购买的住宅由“两座主楼组成，一座在前，另一座在院子后面”。临街的建筑由底层的一间店面和阁楼组成，下面是一个地窖，院子里的主楼也有一个地窖，一楼有一个房间和一个厨房，二楼有一间卧室和一个小储藏室，三楼有一间粉刷过的卧室和一个阁楼(11)。圣苏尔皮斯教区塞普尔克街的一些房屋，建于1670—1680年，布局类似，由相似的前后两座主楼构成。(12)

第三类是只有一栋主楼的房屋，一般位于道路与庭院之间。我们知道有具体年代的案例：一个木匠，他是行会的管事师傅，也算是巴黎的资产者，他的遗孀的房子，建于1621年至1630年之间，在圣救世主（Saint-Sauveur）教区的皇帝死胡同（Cul-de-Sac-de-1’Empereur）里，有“一个地窖，小客厅，两层楼的房间，一个在另一个楼上，还有小房间，上面有一个小阁楼，可以用梯子上去”，另外还有一个花园。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与之前的模式相比，这种房屋是居住观念演进的代表：四层中的每一层都有着完全相似的厨房，这厨房让同一层的所有出租屋构成了一个整体。在我们通过公证材料研究的这些街区中，似乎有一座或两座主楼的不同类型的房屋都混在了一起。只有一座主楼的那种类型在18世纪占据了主导地位。正如一项关于从1700到1750年间巴黎新建建筑的研究中所显示的那样，这项研究根据公证文书中心保管处的预算表与销售合同揭示出，在两座主楼中间有一个庭院的那种房屋仅占当时新建建筑的21%。(13)

那么，结合公证档案中得到的数据，我们可以得知楼房高度吗？根据一份1632年的预算表我们可以得知，厅的高度为9英尺，卢浮宫区（le quartier du Louvre）滑轮路（rue des Poulies）的四层楼房层高8英尺。考虑到梁柱、砖石和阁楼，这样的建筑高度估计至少有15米。(14)但这些细节，在我们意料之内，并没有出现在清单中。我们也不能从档案中找到当时某个出租房中确切住了多少人。17世纪时，巴黎人通常住在三层或四层的房屋中，也有住得更高的。圣马丁路上的一栋楼房，我们在前文中提到过，是1654年建成的，其中有“五层楼，都有房间，还有阁楼”。在郊区的沿街房屋，比如在圣安东郊区的房屋，旁边都是菜园和果园，住的人也常常是园丁，这些房子就低矮多了，一般是平房。(15)离得更远的环首都郊区的房屋，因为地广人稀，房子通常也更为舒适，户型较大而且楼层少。1755年去世的安托万·杜布瓦是贡奈斯的一名旅店老板，他的房子只有两层，但是一楼就有5个房间，二楼有7个房间。(16)我们要注意到，在近郊和郊区的居住条件是半乡村化的。这种高度和面积的差异，可以让我们区分市中心的房屋与环绕它的半乡村地区的房屋。此外，巴黎建筑的面积与样式是与地块（parcellaire）紧密相关的。作为城市变迁的根本要素，地块在18—19世纪的变化却相对比较小，老城区十分稳定。这一点在安德烈·夏斯特尔（André Chastel）指导的巴黎大堂区（Les Halles）城市建筑研究中得到了证明。(17)

在交通要道上，如圣德尼街、圣奥诺雷街和圣雅克街，地块之间的连结是最紧密的，从长时段来看，也是最稳定的。但是在次要道路上，地块就变化很快了。在17世纪，地块平均面积为79平方米，而在18世纪上半叶，地块面积大幅增长，平均达到174平方米。(18)启蒙时代的推动者们通过将当时尽可能多的小块土地集中在一起，以扩大建筑面积，或者通过在外围收购大块土地，创造出更加宽敞的住宅，每层的房间呈水平分布。从1700年至1750年之间建造的房屋平面图可以看出，垂直型的房屋被水平型的房屋所取代。在中世纪地块上建的两跨度（travées）的建筑，成了五跨度的房屋。外立面的宽度与其高度成反比：外立面越窄，建筑越高。在市中心的商业街上，在中世纪遗留下来的被分割成狭长形状的地块上，房屋向高处建造，人们需要垂直居住。离中心越远，建筑的空间就越大，便于横向扩展，人们可以水平居住。关于逝者居住的房屋的宽度和深度的资料很少。在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知道它们由多少个跨度组成，或者街道上有几间房，以及是否坐落在街角。19世纪建在塞普尔克大街上的房屋外墙有2到5扇窗户。正如其描述的那样，一些建筑显得非常拥挤。

房屋的进深与地块的形状就更加无从得知了，从档案中，我们只能知道宽度（largeur）。似乎在大部分情况下，进深补偿了外立面的狭窄。

档案也没有告诉我们建筑的材料。我们知道，在1700—1750年，用于建筑的材料一般有三类：木板，自1667年的法令以来，为了防止火灾，必须用石膏覆盖；石膏覆盖的瓦砾和石头，这是最常见的，也是最便宜的材料；最后是灰岩与石灰砂浆和沙子，用于贵族建筑和豪宅。

在这些浩如烟海的档案中，关于巴黎人的住房方面，我们只得到了零碎的、不完整的信息。但是，这却让我们想起了传统的巴黎，在16、17世纪，它一片片地在零碎的地块上建造起来，从遥远的过去一直到法国大革命，那都是一个保留着古老痕迹的巴黎。城市的近代化是从市郊街区的涌现开始的，从1720—1730年的这几年开始，在房地产投机和人口增长的推动下，市郊在18世纪的后半叶不断发展。但是，在我们的调查中，这些例子却不多。这也不足为奇，一方面，我们研究的家庭大多住在市中心；另一方面，很多在18世纪下半叶去世的巴黎人在同一面墙内生活了几十年，房屋的年龄或许与他们年龄相仿或者更大，一座房子的寿命会超过两个世纪。但是，因为没有空间来建筑新房，在18世纪，巴黎市中心几乎没有新建筑。当然，很多房屋年久失修，需要重建。但这一解决方案却常常不被采用，房东为了省钱，总是会翻修加高旧楼，在旧制度末年，当他们不希望房屋贬值或是成为破房子的时候，他们会这么做。那里挤满了劳动者和悲惨的外来者。我们的研究仅仅展现了启蒙时代房屋很有限的一面。

旅行者的印象

17、18世纪，一些从外省或是外国来首都巴黎的游客在他们的游记中描绘了市区建筑的外观。这些游记并不能给我们提供确切而严谨的数字，但是却让我们看到了“游客”视角下的对巴黎建筑的整体印象。这些观察是主观的，常常在不同文本中重复，并且是片面不准确的，但这些观察并不会因此而没有那么有趣，因为这些观察是生动的，给我们带来了新的、他者的视角，这种视角是这些旅行者对城市建筑的审美带来的。

安托万·德·隆比斯（Antoine de Rombise）是一位文人，出生于海诺特（Hainaut），1634—1635年他在巴黎度过了冬天，被这座城市及其郊区的人口规模和每栋房屋中居住的人数所震惊。(19)英国人彼得·海林在1656年评论说，巴黎的建筑布置得很优雅、很统一，而且很高，从上到下都是窗户。(20)另一位英国旅行家理查德·费里埃（Richard Ferrier）少校对房屋的高度感到惊讶，他写道，“这些房屋可以达到七层、八层，甚至九层，而且由于与之同高的建筑很少，所以显得十分不和谐”(21)。热那亚人让－保罗·马拉纳（Jean-Paul Marana），据推测是1692年《一个西西里人给他的朋友的信》的作者，他更关注巴黎的每一寸土地，特别是关注巴黎的喧哗与骚动、街上的泥泞，而非城市的宏伟与美丽。在房屋的高度上，他坚持认为“这些房子似乎是由哲人而不是建筑师建造的，它们的外表如此粗糙；但它们的内部却装饰得精美”。(22)一位英国学者马丁·李斯特博士1698年在巴黎住了6个月，与马拉纳不同的是，他对这座城市赞不绝口，他认为这座城市是欧洲最美丽、最伟大的城市之一，他形容这些房子“完全是用规整的石头建造的，或者是涂了一层石膏”。他写道：“从本世纪初开始，有些房子是用砖或石料建造的，如在王家广场、太子广场（la place Dauphine）等，有些房子是用石膏建造的。但如今人们已经放弃了使用这种材料，少数地方的砖块被刷上了石灰，在圣日耳曼德佩修道院的一部分可以看到。到处都是高大雄伟的房屋。凡是显贵人家，都有马车门，也就是说，宽敞的门让马车可以通过，院子里有车棚。”(23)

18世纪，旅行者为巴黎做了更多、更丰富的见证。当时，环游欧洲，或者说“壮游”蔚然成风，富裕的英国人和德意志人常常造访巴黎。一位法人，在1719年10月1日来到了首都巴黎，那时的巴黎正在经历劳（Law）(24)的股票商业投机，各地的人们因此纷至沓来，发现巴黎是一个“从未有过的最美丽、最宏伟的城市”；他还写道，“除去泥泞和种种不便，巴黎真是最令人愉悦的住处了”。引起他注意的还有房屋的高度：“一般都有四五层，有的甚至有六七层，那里什么都有，人潮涌动。”他还明确指出，“30个人住在同一栋房子里，彼此互不认识”。(25)1732年8月，在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一世宫廷中长大的德国人查尔斯·路易·德·波尔尼茨男爵在访问巴黎时指出，旅馆很少，房屋紧凑，很少有院子。他还看到“一栋房子里有五六户人家，而在伦敦，两户人家在一栋房子里的都很少看到”。(26)，德国雕刻家让·乔治·维勒（Jean-Georges Wille）来自柯尼斯堡，他在他的回忆录中向我们展现了他于1736年7月到达巴黎时的第一印象：“我只看到了茅草屋和棚屋，排列混乱，这让我感到非常惊讶，这一面与我对巴黎的壮丽印象不符。然而，随着我的不断前行，我发现不仅有好房子，而且有漂亮的房子，尤其是靠近围墙的地方……”(27)

1765年，英国旅行家威廉·科尔毫不吝啬地批评巴黎的建筑，他认为巴黎的建筑“非常平庸和卑劣，都是用石头砌成的，而且大部分都很高。很多低层都是普通的仓库和商铺，用劣质玻璃制成的窗户既不对称，比例也不和谐。当然这不包括那些空间宽敞的贵族公馆”。(28)另一位英国人托马斯·斯莫利特（Thomas Smollett）在大约同一时期的旅行报告中说：“尽管法国人性格开朗，但房屋都很昏暗……而且巴黎的街道非常狭窄，房屋很高，每层楼都住着不同的家庭。”(29)1775年在法国旅行的伦敦酿酒商和议员的妻子斯瑞尔夫人，在日记中也认为巴黎的房屋很高大，她写道：“房屋高大到能产生回声，每一个声音都能回声，噪声令人烦躁不安。”她和她的同伴们一起住在雅各布街一栋“不仅体面，而且优雅”的房子里，她从窗口看到的是“不断的争吵、翻车、混乱”。(30)同年，英国著名陶瓷公司约西亚·韦德格伍德的股东托马斯·本特利到巴黎出差，扩展陶器出口，同时也从事商业间谍活动；他观察到了改变城市面貌的建筑热：“虽然卢浮宫和城内大部分最大最宏伟的古迹都被忽视，沦为废墟，虽然街道整体上看起来非常陈旧破败，但是，与此同时，人们却看到，到处都有正在建设中的宏伟建筑，仿佛一座新城市叠加在旧城之上。”(31)新区和老区的对比也让一位英国旅行者震惊：“尽管每天都有新的建筑拔地而起，首都向帕西和奥特伊延伸，街道还是狭窄而昏暗。正因为如此，也因为房屋的高度达到了六层、七层，甚至八层，尽管日照时间很长，但这些街道仍然脏得很。如果不按照警方的规定每天清扫，绝对无法通行。空气的自由流通被房屋阻断，空气污浊，时刻散发着恶臭，到处都是腐烂的脏东西，每个区都是如此。”他还补充道：“在广场和新的街道，如国王街（La rue Royale），房子外观一致，都很漂亮。但在城市的其他地方，一种诡异的不平衡让观察者感到震惊。在一个贵族的公馆附近，补鞋匠摆着他那可怜的摊子，买蜡烛的人、染匠、一个屠夫的肮脏店铺就在太子府邸旁边。有身份地位的人的公馆所在的街道也并不是光鲜亮丽的。沉重的马车大门……通向一个环绕着三层楼房的幽暗庭院。”(32)德国旅行家沃尔克曼也指出当时巴黎建筑在美学上的不平衡，他说，一座美丽的建筑时而出现在“数量多并且寒酸”的房屋的包围中。这些房子有五到六层，相比之下，郊区的房子只有一两层。狭窄蜿蜒的街道中间有一条水沟，很是昏暗，空气不流通，阳光很少，衣服晒在两栋楼中间。然而，作者承认，圣日耳曼郊区有更宽阔的街道和漂亮的带花园的宅邸，他很关注1750年以来城市的美化，当时扩大了林荫道，整修了路易十五广场，建造了新的房屋，拆除了建在桥上的房屋，等等(33)。大革命前夕，还有一个英国人，英国女王的顾问哈里·佩克汉姆，他形容街道“狭窄得不相称”，整体上，巴黎街道的宽度还不如伦敦斯特兰德较窄的街道，房屋有六七层楼高，住着许多不同的家庭。他还说，不过，巴黎还有许多未建的空间，因为贵族的宅邸前面都有庭院，四周有高墙，而且大多有宽敞的花园(34)。最后，著名的俄国历史学家尼古拉·卡拉姆津在1790年3月到达巴黎，他描绘了当时的情形：“不久，我们就进入了圣马丁郊区，但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狭窄、肮脏、泥泞的街道，肮脏的房屋和衣衫破烂的人。但当我们来到塞纳河边时，景色完全变了。在那里，我们看到了宏伟的建筑，六层楼的房子，店里商品琳琅满目。”(35)

尽管这些游记的作者的国籍、文化和品位各不相同，但是我们可以找到这些观察中的很多共同点，它们构成了连贯的整体。通过这一系列的记述，同时考虑到文本的夸张，例如每栋房子的层数或居民人数，我们可以勾勒出巴黎的鸟瞰图：在市中心，黑暗而狭窄的街道两旁是高低不等的房屋，整体上给人一种高低不平、垂直的感觉，每栋房子大约住着二十多人；在圣马丁、圣安托万等郊区，则是低矮、破旧的半农村房屋。这是一座充满了对比的城市，出租房平实、狭窄的立面与贵族公馆的马车大门之间，高楼间的天井与宽敞的花园之间，18世纪建筑热中的市中心与巴黎西部的新区之间都有着强烈的对比。

巴黎的这些特点，在旅行者的观察中比公证人更为明了，在路易－塞巴斯蒂安·梅尔西埃在大革命前夕的描述中可以找到，“房屋的高度”甚至是《巴黎图景》（Tableau de Paris）中一章的标题：“我们看到，巴黎的房屋高度过高，必须加以限制，因为有些人居然把一栋房子盖在另一栋房子之上。高度应该限制在70英尺，不包括屋顶。某些街区不幸的市民既没有空气也没有阳光……这一魔幻般的高度勒住了我们街道的咽喉。”(36)在《巴黎和伦敦的对比》中，他还写道：“巴黎的房子很高，许多是木结构的，还有一些是用石头砌成的。这简直是把居民与他们的怒火堆积起来，从地窖到屋顶，聚集了污浊的空气，在肮脏的街道上，要是没有瘟疫，才是匪夷所思的……”(37)尽管路易－塞巴斯蒂安·梅尔西埃在这两部作品中努力用尖酸的笔触描述巴黎的老街区，但他对巴黎在旧制度末年的城市规划进步表示钦佩。“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城市的面貌有所改观，事情在变好：这是未来的好征兆，”(38)他还说，“巨大的建筑拔地而起，像是用魔法建起的一样，新街区的建筑尽是华丽的府邸。人们疯狂地造楼，让宏伟壮观的气质成了这座城市的印记。”(39)作者也经历了巴黎的变革：“一五二零教堂（église des Quinze-Vingts）不在了，成了一片废墟。(40)圣安托万门（porte Saint-Antoine）也不在了，无用而且妨碍交通；它被推倒了，如同圣奥诺雷门，会晤门（La porte de la Conférence）(41)。小夏特莱也不在了，它曾经为巴黎主宫医院挡风，也十分令人不悦地挡住了圣雅克路。塞纳河不再隐藏在丑陋的房屋中了，这些房屋曾经建在桥上；就在我动笔的这一刻，这些房屋已经倒下，或者正在倒下……城市在25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42)

这是两座城市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共存，一座是在中心的古老的旧城，一座是环绕它的新城，在很多旅行者的笔下，与在路易－塞巴斯蒂安·梅尔西埃笔下一样，这就是18世纪80年代巴黎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