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衙(官衙怎么读音)

吴钩 | 官衙成危房，为何没人修？

提起《清明上河图》，人们通常会赞叹其画功精细，画中人数之繁、器物之多、场面之大，为古代绘画作品所罕见。

从这幅画卷上可以看出北宋时市井繁荣、商业昌盛的历史痕迹。

如果你仔细看，还会发现更多内涵。比如画中的房屋，包括酒店、茶坊、旅店、寺院、医馆、民宅，等等，最气派的建筑非“孙羊正店”莫属。

但如果你想在这些建筑中找一栋官衙，肯定得失望了。印象中石狮子挡道、衙役把门的官府衙门在画中踪迹全无。如果非要较真，也只能找到一处政府机关——税务所，但这个税务所看起来也很简朴，跟普通民居差不多，比起临街的酒楼商铺来，实在不起眼。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无独有偶，北宋文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用非常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开封城皇宫、御街、酒楼、茶馆、商铺、食肆、大相国寺、瓦舍勾栏的热闹景象。唯独对开封府衙的描述一笔带过：“至浚仪桥之西，即开封府。”府衙在孟元老笔下，淹没在栉比鳞次的商民建筑中，毫不起眼。

为什么从写实主义的《清明上河图》到历史笔记，对开封府衙都鲜有提及？难道古代的官衙毫不起眼，不值一提吗？

这些历史作品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宋朝的城市里，最富丽堂皇的建筑物不是衙门，而是商用或民用的酒楼饭店、私家园林之类。

如果我们能穿越到宋朝的城市，会发现很难找到一座豪华的衙门，倒是破烂衙门随处可见，有些州县的官衙甚至成了危房。

苏轼问同僚：这房子如何住人？

要说古时候最宏伟的“官衙”，必然是皇宫。但到了宋朝，甚至连皇宫都显得寒酸。汴京的皇宫，远不如汉唐长安宫城之恢宏，也不及后来的明清紫禁城之宽阔。这是因为赵宋皇室对修建皇宫比较克制。

北宋雍熙二年（985），楚王宫失火。次年，宋太宗下决心要扩建皇宫，便叫殿前都指挥使刘延翰等人“经度之”，即编订建设规划、测绘图纸。不久，图纸画了出来，按规划要拆迁不少民居。太宗叫官员去找拆迁征地范围内的居民征询意见，结果“居民多不欲徙”，大部分居民都不给皇帝面子。

宋太宗没有搞强拆的胆魄，只好下诏叫停了扩修宫城的计划。于是北宋皇室居住的宫城，是历代统一王朝中格局最小的，站在开封的酒楼“丰乐楼”上，就可以俯视宫禁。

当然宋朝皇帝这种窘迫也是历史的特例，通常来说，其他朝代任何建筑不许高过皇宫，面积不许大过皇宫。否则就是僭越，就是大不敬之罪。

皇宫不可攀比，地方的官衙却是另一码事。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大文豪苏轼前往杭州上任，担任通判一职，这是相当于副市长的高官。虽然任职人间天堂的杭州，但苏轼应该不会喜欢在这里上班，因为州衙的屋宇“例皆倾斜，日有覆压之惧”。

△苏轼（右）， 电视剧《清平乐》截图

杭州曾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都城，其时“官屋皆珍材巨木，号称雄丽”，但入宋之后“百余年间，官司既无力修换，又不忍拆为小屋，风雨腐坏，日就颓毁”。苏轼就这样心情忐忑地在危房之下当了三年杭州通判，直到另迁他州，其间州衙一直未能修缮。

十几年后，即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苏轼升官了，这回朝廷让他当杭州知州。苏轼又心情忐忑地回来了，发现杭州官衙在他走时啥样，在他回来时依然啥样。苏轼问同僚：这房子如何住人？同僚们说：每到雨天，我们都不敢在大堂上待着。

这一年，官衙的危房终于出大事了：六月，一处房屋倒塌，压伤了衙门内两名书吏；八月，州衙的鼓角楼也倒了，“压死鼓角匠一家四口，内有孕妇一人”。自此之后，“不惟官吏家属，日负忧恐，至于吏卒往来，无不狼顾”。

官衙危房问题严重影响了官吏们的工作情绪，元祐四年九月，苏轼不得不上奏朝廷，请求拨款修缮衙门：“到任之日，见使宅楼庑，欹仄罅缝，但用小木横斜撑住，每过其下，栗然寒心，未尝敢安步徐行。”

但在宋朝想修官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地方官要修建衙门，就必须经中央政府审核、批准。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朝廷已诏令地方“无得擅修廨舍”。因为朝廷没这项预算。苏轼自己也明白：“近年监司急于财用，尤讳修造，自十千（即十贯钱）以上，不许擅支。”

苏轼是聪明人，他想了个好办法，请求朝廷拨给杭州二百道度牒解决经费问题。在宋朝，僧尼出家需要获官方颁发的度牒认证，而度牒是要收费的，官方常常通过出售度牒来弥补财政之不足。经过一番计算，苏轼发现杭州官衙至少有二十七处需要大修，需钱四万余贯，这可不是小数目，约合如今人民币1000万元以上。

要筹集四万贯钱，需要出售二百道度牒。苏轼在奏章中“威胁”说：再不修，日后可就不是四万贯的事了。苏轼还使出大招，向他的高级粉丝皇太后祈求：“伏望圣慈（垂帘听政的高太后），特出宸断，尽赐允从。如蒙朝廷体访得不合如此修完，臣伏欺罔之罪。”但纵然如此，朝廷也没有同意拨款，可能是因为预算数目太大了。

次年，杭州发生水灾，又次生饥荒。苏轼再次向朝廷申请划拨二百道度牒。按照苏轼的打算，这二百道度牒卖成钱，可以购得二万五千石大米，再减价粜米，可得钱一万五千贯，用这笔钱来修缮衙门，虽然无法彻底翻修，不过“修完紧要处，亦粗可足用”。

也亏是天下头号聪明人，才能想出如此两全其美的办法。这一回，朝廷总算同意给度牒，不过不是二百道，而是只有三十道。出售三十道度牒所募集的资金，肯定是不足以修整官衙的。之后杭州官衙怎么整修就未见记载了，估计这点钱只能草草修缮了事。不过，苏轼在元祐五年（1090）主持修建的一处公共工程，则在青史上流芳千古，那就是杭州的“苏堤”。

官不修衙的惯例延续到明清

为什么一处已经成为危房的官衙，让苏轼如此窘迫？他可不可以自作主张挪用公款大兴土木，将官衙修得漂漂亮亮呢？如果他真那么做，等待他的很可能是被弹劾而丢官。

宋朝之前，地方官还有自主修衙的权力，如唐朝的李听当邠宁节度使时，发现“邠州衙厅，相传不利葺修，以至隳坏”，李听不管三七二十一，“命葺之，卒无变异”。但到了宋朝，如果地方官私自修建官衙，将受到弹劾、处分。

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还是在杭州，知州薛映被人告发“在司擅增修廨宇”。朝廷马上派遣御史调查，一查，果然如此，经大理寺议罪，薛知州被贬为“连州文学”——一个小地方的闲职。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汝州知州李寿朋在春荒时节“令郡人献材木，修廨宇亭榭，重为劳扰”，也被御史弹劾，受到降职处分。

大宋朝廷对地方官府修衙之事控制很严，慢慢便形成了“官不修衙”的惯例。应该说，这一惯例从宋朝开端，一直延续至后来的明清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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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新周刊》杂志社 编著

当当

明朝万历年间，北京宛平县有个叫沈榜的知县，写了一部《宛署杂记》，据其中描述，宛平县虽然是京畿首县，但县衙却非常简陋，“廨仅一所，与民间比屋，曲直不齐，各佐领衙与市墙，声音可通。吏大半无廨地，僦借民居。顾不知创自何时，何所迁就，而因陋就简，粗备如此也”。

宛平县自永乐帝迁都北京至万历年间，已设县接近两百年，这么长的时间，居然一直未能将县衙修建得像样一点。因为实在太粗陋了，跟“天下第一县”的身份极不相称，沈榜只好在万历十八年（1590）重修了衙门的大门，但想扩建，县财政却拿不出一两银子来。

清朝中叶，成都的官署也是年久失修，文官衙署“向皆欹侧欲倾，破烂不堪”；“两县以下之各官署，或荒凉如僧庐，或朽蚀如陋室，虽列省会地面，而萧条僻陋之气，怆然满目”。地方政府一来“无款培修”，二来官员也缺乏修缮的动力，皆因地方官一任三年，谁愿意做这种后人乘凉、自己担坏名声的事？

当然也不能说宋朝之后，所有的官衙都不修缮。修衙之事，还是见诸史志。但总的来说，古代官员对修衙极不热心，即便是非要修衙，也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再三强调原来的官衙破败不堪，非修不可，还要申明在修建过程中并无扰民之事。

地方建设预算序列中，修衙永远排在后面

在旧时朝廷的工程立项与预算日程表中，修衙通常被列为“不急之务”，远远排在其他公共工程的后面。如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宋廷“诏京城内外除修造仓场、库务、店务、课利舍屋外，自宫殿、园苑以至百司廨舍、寺观等，并权停过七年取旨”，即暂停京城一切官廨的修建，七年后再说。因为政府要优先建设仓场（贮存粮食的仓库）、库务（国库）、店务（公租房）、课利舍屋（税所）等公共项目。

时汇编的《明代建筑大事年表》中统计出，明朝开国之后，洪武朝凡31年，各地兴建和重修学校674所，而同一时期才修衙26所；到了宣德朝，官衙才大规模兴建，但也只是修了55所，而同期各地兴建或重修学校则有159所。

△ ［明］仇英《清明上河图》（局部）

清朝甚至规定，地方官想修建衙署，一概由官员自掏腰包，从他们的养廉银中分期扣款，这种情况下，哪个官员愿意去修官衙？

因此，如果官衙已经非修不可，要筹集所需资金，只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有的地方官将自己的俸禄或财产拿出来，或者接受民间富民、士绅的个人捐助。苏轼修衙，除从僧人度牒中想办法，还捐出自己的公使钱五百贯。公使钱是宋朝财政拨给地方长官的特别经费，由地方长官自主支配，主要用于公务接待。

为什么古代王朝要严格限制修缮官衙呢？

首先，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政府一直是“小政府”，财政规模非常有限，通常不设专门的修衙经费。

其次，旧时修衙招募或征调民力，难免要劳民伤财。宋朝以降，这种公共工程所需的民工都要雇佣。官府资金紧张，很多时候会无钱支付，因拖欠工程款而闹点大事出来，可不是官员们愿意看到的结果。

本文节选自岳麓书社《显微镜下的古人生活》，原标题为《“官衙不修”为哪般？》，作者吴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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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衙成危房，为何没人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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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将古人生活置于历史的显微镜下，深入解读古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涉及人物上至帝王权贵，下至贩夫走卒，用一个个生活切片，构成了一幅古代生活的清明上河图。

【来源：岳麓书社】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向原创致敬

这首词号称宋词压卷之作，它的作者有“词中之龙”美誉，可是800年来我们都读错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

南宋嘉泰二年（1202）十二月，太傅韩侂胄加太师、封平原郡王。太师是皇帝嘉赏重臣的最高荣典，表示恩宠至极。韩侂胄虽位极人臣，但资历和素行尚不足以服人，要想巩固自己的地位，必须干出一番大事业才行。当时国家和民族的大事莫过于北伐抗金，收复失地，而这也正是即位不久的宋宁宗想要做的。于是，韩侂胄便开始起用被贬谪的主战派元老大臣，积极备战抗金。

嘉泰三年（1203）夏，六十四岁的辛弃疾，在铅（yán）山瓢泉（今江西省铅山县稼轩乡期思村瓜山下）闲退八年之后被起用，以朝请大夫、集贤殿修撰的身分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六月十一日到任。他发现浙东的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因缘为奸”，鱼肉百姓，便上了一道奏章：“奏‘州县害农之甚者六事，如输纳岁计有余，又为折变高估趣（通促）纳，其一也。往时有大吏为郡四年，多取斗面米六十万斛（一斛十斗）及钱百余万缗，别贮之仓库，以欺朝廷曰用此钱籴此米，还盗其钱而去。愿明诏内外台察劾无赦。’从之。”（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田赋考》卷五）。

“折变”就是把农民原来应纳税的谷物折合成钱帛收缴，在折合时又把谷物的价格估得很高，变相多收赋税。有位郡守四年向民户多收取“斗面米”六十万斛、钱百万余贯，私藏他处，然后谎称用一百多万贯钱购买了六十万斛粮食，把粮食运到官仓，钱便中饱私囊。辛弃疾希望通令言官和各路提点刑狱“察核无赦”，得到了皇帝的认可并下令实施。

另外，辛弃疾还遣人深入金国侦察，获取情报，不仅了解到金国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一些紊乱情况，而且弄清了金国的重要军事据点、山川形势、营寨分布和官衙仓库的位置、各处兵马的数目、将帅的姓名等情况。根据这些情报，辛弃疾在很小的一块绢上绘制了一幅金事布置总图，对金国的军力和动向了如指掌。

这年的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宋宁宗将辛弃疾召赴行在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商议抗金大计，这也等于请辛弃疾到当时的首都来过年。

嘉泰四年（1204）正月，辛弃疾抵达临安，受到宁宗的召见。辛弃疾为宁宗分析了金国内部的政局变化，认为“金国必亡，愿属大臣备兵，为仓卒应变之计”。建议宁宗将抗金恢复的大事交托给元老大臣，让他们积极从事武备，见机行事。辛弃疾还谈到了盐法等问题。韩侂胄闻之大喜，“用师之意益决矣”。（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二《北伐更盟》）辛弃疾所指的元老大臣，当然包括自己在内，同时也是暗示宁宗不要把抗金的重任交付给韩侂胄所引进的那些轻脱寡谋之辈。不久，辛弃疾被提升为“宝谟阁待制，提举祐神观，奉朝请”（《宋史》卷四百一《辛弃疾》），与朝中大臣一起朝见皇帝。不久，差知镇江府，并赐金带。

友人刘宰称辛弃疾是“奉上密旨，守国要冲”（《漫堂文集》卷十五《贺辛待制弃疾知镇江》）。其实未必，辛弃疾这次的起用和升任，包括前两次的被贬，都有韩侂胄的影子。辛弃疾赴任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临行之前，好友陆游在赠诗中就劝他：“深仇积恨在逆胡，不用追思灞亭夜。”（《剑南诗稿》卷五十七《送辛幼安殿撰造朝》）

“灞亭夜”即灞陵亭夜，典出《史记·李将军列传》，灞陵本作霸陵，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汉代名将李广出雁门关攻打匈奴，因寡不敌众被匈奴生擒。单于素闻李广大名，下令一定要把李广活着送来。当时李广受了重伤，匈奴骑兵就把他放在两匹马中间的绳网里躺着。走了十多里路之后，李广假装死去，看守他的匈奴也放松了警惕。李广斜眼看到他旁边的一个匈奴少年骑着一匹好马，便突然纵身一跃，跳上匈奴少年的马，趁势把少年推下了去，同时夺了他的弓箭，打马飞驰而逃，并用弓箭射退了追击的匈奴。回到长安后，刑部判决李广损失伤亡严重，且他自己又被活捉，应该斩首。李广用钱物赎了死罪，削职为民，回家隐居，经常到蓝田南山（今陕西蓝田县东）射猎。

一天夜晚，李广带着一个随从出行，在别人家喝完酒回家路过霸陵亭时，被喝得醉醺醺的霸陵县尉呵止，不许通行。当时朝廷有宵禁的规定，禁止一般人员及车辆夜间通行。李广的随从对霸陵县尉说：“这是前任李将军。”县尉却说：“现任将军也不许夜间通行，何况前任将军了！”就把李广扣在霸陵亭下呆了一宿。不久，匈奴又入侵，杀了辽西太守，打败了韩安国将军。皇上便任命李广为右北平郡(治所在今内蒙古宁城县甸子镇）太守。李广奏请调霸陵县尉同去右北平，县尉一到军中，李广就把他斩了。

陆游说现在最大的仇敌是入侵北方的金人“逆胡”，不要再“追思灞亭夜”的前仇旧恨。以辛弃疾的性格，他虽然可以不计前嫌，但也绝不会迎合韩侂胄。而韩侂胄对辛弃疾也只不过是利用他名望造造声势舆论而已，加升了辛弃疾的空衔，却解除了浙东安抚使的实职，又外放为镇江知府。当然，朝廷也有堂皇的理由，辛弃疾毕竟年事已高，不便安排在抗金最前线，而镇江也是战略要地。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把他安排在朝中参与军国要务的议定呢？

三月，辛弃疾一到任，马上就筹备北伐抗金。一是派遣谍报人员深入金国境内继续搜集情报，随时掌握金国的动向，因为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二是沿边疆一带招募了一万“土丁”（当地壮丁）严格训练，并制作了一万领“红衲”（红色战袍）备用。因为打仗必须有精锐之师，他深知朝廷的军队早已是“厩马肥死弓断弦”，缺乏基本的训练，根本不是金兵的对手。他们只配“列屯江上，以壮国威。至若渡淮迎敌，左右应援，则非沿边土丁断不可用。目今镇江所造红衲万领，且欲先招万人，正为是也。盖沿边之人，幼则走马臂弓，长则骑河为盗，其视虏人，素所狎易。”而内地的农家子弟，“则手便犁，胆惊钲鼓”，“其可例以为边丁哉？”到真正要开战之前，还得再招募几万“土丁”，因为要在淮河东西两处屯兵，“每屯必得二万人乃能成军”。而且招募的这些“沿边土丁”，“又当各分其屯，无杂官军。盖一与之杂，则日渐月染，尽成弃甲之人，不幸有警，则彼此相持，莫肯先进；一有微功，则彼此交夺，反戈自戕，岂暇向敌哉？”辛弃疾甚至都做了排兵布阵等具体预案：“淮东则于山阳（今江苏淮安城南），淮西则于安丰（今安徽寿县），择依山或阻水之地而为之屯，令其老幼悉归其中，使无反顾之虑，然后新其将帅，严其校阅，使势合而气震，固将有不战而自屈者。”（宋·程珌《丙子轮对札子》二）真可谓万事俱备，只差皇封——就等着皇帝下诏重用了。

在当时看来，最有能力和资格做抗金主帅者，非辛弃疾莫属。友人刘宰就把辛弃疾比作张良和诸葛亮：“卷怀（怀藏）盖世之气，如圯下子房；剂量济时之策，若隆中诸葛。”（《漫堂文集》卷十五《贺辛待制弃疾知镇江》）而辛弃疾也颇有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自负：“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十二月己亥（初一），宁宗诏令明年正月初一改元为开禧元年（1205）。“开禧”，开创喜庆吉祥的新纪元，这是多么美好的年号啊！看来皇帝马上就要抗金北伐了。辛弃疾天天盼望着皇帝的委任诏书，可是，直到开禧元年春社后，仍然没有得到皇帝重用他的任何消息。辛弃疾想到四十三年前南归时看到的“烽火扬州路”，想到隆兴元年（1163）的“符离之败”，都是因为“置将不善”，卒致“一败涂地”。而目今朝廷的情况，正如当年诸葛亮骂王朗所言：“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道；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以致社稷丘墟，苍生涂炭。”（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九十三回《姜伯约归降孔明 武乡侯骂死王朗》）当轴韩侂胄权倾朝野，一手遮天，今上对他宠信有加，忠言难进。想到这里，他不免忧惧惆怅，心头忽然飘来一丝不祥的预感——难道这次抗金还要重蹈覆辙吗？

于是，辛弃疾再次登上北固山上的北固亭（去年一到任，他就曾登上此亭写了同样有名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眺望着千古险固的江山，抚今追昔，用诗词所特有的形象思维，抒发他那不能直说的心曲，写下了这首令后世读者八百年赞叹不已的《永遇乐 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后人对“词中之龙”的这首压卷之作，虽然推崇备至，但却误解多多。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不能融通文史、契悟灵犀。

“风流”所指并非孙权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这里的“风流”，很多权威注本和大中学教材都认为指的是孙权，或孙权的“风流余韵”、“雄风壮采”等。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谓孙仲谋英雄事业的风流余韵，现已无存。（夏承焘鉴赏，见贺新辉主编《宋词鉴赏辞典》，燕山出版社1987年3月第1版第834页，以下简称夏承焘鉴赏。“风流总被”是“句”不是“读”，不当用顿号）

风流：指孙权创业时的雄风壮采。（朱德才《辛弃疾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7月第1版第220页，以下简称朱德才本；叶嘉莹主编《辛弃疾新释辑评》下，中国书店2006年1月第1版第1459页，以下简称叶嘉莹本）

这三句承前三句，说孙权当年繁盛风流的历史，都在风雨的吹打下无影无踪了。（辛更儒《辛弃疾词选》，中华书局2005年1月第1版第213页，以下简称辛更儒选本）

风流：前人的风流余韵，此处指孙权创业时的雄健风采。（《21世纪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平台建设系列教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总主编谢冕，主编刘松来，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2月第1版第433页。以下简称“21世纪教材”）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这一句的意思是，孙权的风流余韵已经不复存在。“舞榭歌台”是承平气象的象征。孙权处在群雄纷争的时代，而吴国能出现承平气象，是因为他能确保自己的国土不受外敌侵犯。“风流”，指孙权的雄才大略及其建树，这里引申为孙权的遗迹。“风吹雨打”，指的是历史的风雨，自孙权以后，京口一带屡遭兵燹，到辛弃疾时已将近千年，当年孙权的风流余韵已荡然无存。（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著《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必修）语文第三册·教师教学用书》“名句赏析”，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2版第102页）

本词开头三句刚说完“无处寻找英雄孙仲谋（那样的人物）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著《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必修）语文第三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2版第63页），后三句又说“孙权的风流余韵已经不复存在”，这不是明显的重复累赘吗？而且，这样解释还有浓烈的虚无颓废之感：即便是像孙权那样既有雄才大略又有建树的英雄人物，转瞬之间，其风流余韵已荡然无存——那干嘛还要做这样的英雄呢？不如及时行乐算了。如此重复累赘、虚无颓废的一首词，又如何能成为“词中之龙”的压卷篇？

其实，这里的“风流”与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风流人物”同义，都是指周瑜那样的风流人物。前面三句跟这三句具有假设的因果关系，逻辑非常严密。“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就是无处觅英雄孙仲谋，因为如果没有英雄孙仲谋那样的君主，即便是像周瑜那样的可以叱咤风云的风流人物，也只能在“舞榭歌台”中消遣虚度，最终都被历史的风雨吹打净尽，留不下半点痕迹。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啊！孔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君子最担心死后自己的名字不为人们所称颂。人只有做到“三立”，即立德、立功、立言，才可以称名于后世。立德较为空泛，立言的价值大多体现在身后，犹如死人的防腐剂，最能体现当下价值的莫如立功。要想立功，就必须投靠有作为的明君，所谓“学会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可是，如果无处寻觅像孙仲谋那样的“英雄”，那就成了“风流人物”的最大遗憾，这也是辛弃疾对自己怀才不遇的隐忧。只有这样解释，才能顺理成章。

“仓皇北顾”用人失察

国家兴衰，战争胜负，关键在于用人。三国时期吴国开国皇帝孙权，之所以能够在京口建立吴都，打败来犯的曹操军队，开疆拓土，造成三国鼎峙的局面，就是因为重用了周瑜那样的风流人物。而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北伐中原却大败亏输，就是因为任用了王玄谟那样的无能之辈。元嘉二十六年（449），刘裕的儿子宋文帝刘义隆想要北伐中原，众大臣争相献策，其中以王玄谟最为积极。王玄谟是先帝刘裕的近臣，说话自然入耳。宋文帝说：“闻王玄谟陈说，使人有封狼居胥意。”（《南史》卷十六《王玄谟传》）听了王玄谟的话，让人有“封狼居胥”那种建功立业的想法。“封狼居胥”的典故出自《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霍去病远征匈奴，追击到狼居胥山（在今内蒙古自治区西北部），歼敌七万余，封山（筑土为坛以祭山神，纪念胜利）而还。

元嘉二十七年（450），宋文帝草率出师，命王玄谟为宁朔将军，随辅国将军萧斌北伐。王玄谟率领士气旺盛、武器精良的宋军主力围攻滑台（今河南滑县东南），滑台城里有很多茅草房，众士卒请求用火箭把这些茅草房烧掉。王玄谟却说：“那些茅草房是我们的财产，为什么马上烧了它们？”这就给滑台城里的北魏守军留下了喘息的机会，他们赶紧撤掉茅草房而挖掘洞穴住进去。当时，居住在黄河、洛水沿岸的老百姓都争先恐后地给刘宋军队送粮食和战马食用的草料，而且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人拿着武器赶来参战。可是王玄谟却不任用他们的原来的首领，而是把他们配备给自己关系密切的人使用。他发放给每家一匹布，却又命令每家交出八百个大梨，众人大失所望。王玄谟进攻滑台，几个月都没有攻下，听说北魏救援军队就要来到，众将士请求用马车作为营垒，王玄谟不听。魏主拓跋焘率兵来救滑台，王玄谟全军覆没，大败而回。“（皇）上以滑台战守弥时，遂至陷没，乃作诗曰：‘逆虏乱疆埸（yì），边将婴寇仇。坚城效贞节，攻战无暂休。覆沈（沉）不可拾，离机难复收。……惆怅惧迁逝，北顾涕交流。’”（《宋书•索虏传》）“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说的就是这段历史。

辛弃疾以古喻今，用“元嘉北伐”失利“故事”（历史旧事），来影射南宋北伐的“符离（今安徽宿县符离集）之败”。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宋孝宗赵昚（shèn）即位后锐意抗金，命张浚为江淮宣抚使，统领大军十三万准备举兵北伐，收复中原失地。十一月，金世宗完颜雍命右丞相仆散忠义为都元帅，率十万步骑进驻河南，准备攻打南宋。隆兴元年（1163）四月初八，宋孝宗召见张浚入朝商议北伐抗金事宜，但尚书右仆射、平章事兼枢密使史浩则不主张抗金，双方争执不下。宋孝宗采纳张浚的建策，决定先发制人，出师渡江。为了避免朝中主和派的干扰，孝宗没有通过三省和枢密院，直接部署出兵。五月十二日，张浚渡江视师。淮西招抚使李显忠击败金右翼军都统萧琦，收复灵壁（今安徽省灵壁县）。诸军都统制邵宏渊攻虹县（今安徽省泗县）受阻，李显忠率部自灵壁前往支援，利用降卒招降金守将大周仁等，收复虹县。而邵宏渊却耻于自己没有战功，自此与李显忠不睦。

史浩得知出兵消息后对宰相兼枢密使陈康伯说：“吾属俱兼右府，而出兵不预闻，焉用相为哉！不去何待！”因上表辞职，从而造成朝廷对皇帝决策的抵制。十四日，李显忠、邵宏渊合军攻符离城。李显忠击退出城迎战的金军后，于十六日攻克符离城。十八日，孝宗诏令邵宏渊受李显忠节制，邵宏渊竟然不服，孝宗又改命邵宏渊与李显忠分统所部，致使军无统帅，各自为战。二十一日，金兵符离，邵宏渊不战而退，李显忠约邵宏渊出兵合力夹击，邵宏渊却按兵不动，并说：“当此盛夏，摇扇于清凉之下，且犹不堪，况烈日被（披）甲苦战乎？”致使军心动摇。当夜，建康中军统制周宏擂鼓大呼金兵至，随后与邵宏渊之子邵世雄等各率所部逃遁。其他将领见李显忠、邵宏渊不和，亦各自遁去。二十三日，金军乘势攻城，邵宏渊畏战欲逃，李显忠恐孤军难守，率部夜遁。这次北伐，本来是收复失地的极好机会，却因邵宏渊等人的袖手旁观不作为而彻底失败。

张浚乃西汉留侯张良、唐朝名相诗人张九龄之弟张九皋之后，但他“志大才疏”（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三·事部一》），“素轻锐好名……士之好功名富贵者，无不趋其门……在朝显官，皆其门人，悉自诡为君子。稍有指其非者，则目之为小人。”（宋·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引《何氏备史》）“且劾李纲，杀曲端，疑岳飞，荐秦桧，虽为南渡名臣，无可纪之功。”（清•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卷二引王崇简语）清代史学家、经学家王鸣盛也认为张浚：“无功可言而罪不胜书。”至于邵宏渊，简直就是偾军之将。任用这样的人为将帅，焉有不败之理？

“烽火扬州”微刺杨抗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四十三年，指作者于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从北方南来，到写这首词时的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已经过去四十三年。“烽火扬州路”，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第三册注释说：“〔烽火扬州路〕指整个扬州路都有金兵劫掠。路，宋代的行政区域名，相当于现代的‘省’。”后来的第四册教材注释改为：“〔烽火扬州路〕指当年扬州路上，到处是金兵南侵的战火烽烟。”辛弃疾从北方南来进入扬州路区域之后，只能选择某条道路去建康（今江苏南京），而不是在整个扬州路地区到处视察。因此，他只能看到沿途的一些情况，不可能看到“整个扬州路（地区）都有金兵劫掠”。把“整个扬州路”改为“扬州路上”，虽然避免了原来的逻辑错误，但又出现了新的错误：“扬州路上”的“路”成了道路的意思，不再是行政区域名。因此，第四册教材注释删去了原来关于“路”的注释。

其实，这里的“扬州路”就是淮南东路，因为治所在扬州，所以也称“扬州路”，它不是一条道路的名字。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历代州域形势七•宋上》：“熙宁以后，外患渐弭，纷更内启。定天下为二十三路：（先是天圣八年，改十五路为十八路，自是分合不常。元丰六年，定制为二十三路）……曰淮南东路（治扬州），曰淮南西路（治庐州。熙宁五年，始分淮南为两路）。”

另外，把“烽火”解作“战火烽烟”也不妥，因为辛弃疾从北方南来时，扬州路地区已经基本没有什么“战火烽烟”了。这次金兵南侵，金主完颜亮是打着到淮右（淮水以西）旷野校（jiào）猎的幌子开始的。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二月初十，完颜亮自中都（今北京）向南进发，沿途抢掠，地里刚成熟的小麦都被抢光。六月二十一日，完颜亮抵达南京（汴京，今河南开封）。八月十三日，住在南京的金国太后、完颜亮的嫡母徒单氏，劝他不要兴兵涉江淮伐宋，疲弊中国。完颜亮却大怒道：“非朕母也，乃南宋国王之小妻耳！”于是让点检大怀忠把她杀了，并“焚尸于宫中，弃其骨于水”（《金史》卷六十三《后妃上》）。

九月二十四日，金军攻打通化军（治所在光化县，今湖北老河口市西北）；二十六日攻打信阳军（治所在信阳县，今河南信阳市）；十月初二，自涡口（今安徽省怀远县东北）系桥渡淮；十月二十三日攻破扬州。这时，传来东京（辽阳）留守完颜雍（原名完颜褒）已于十月初七称帝的消息。完颜亮本想率兵北归围剿，但亲信李通则建议他先打过长江，消灭了南宋再回兵攻打完颜雍，可得双胜。完颜亮于是率兵在安徽地界的采石攻宋渡江，结果惨遭失败。

十一月二十六日，完颜亮在瓜洲（今江苏省扬州市最南端的瓜洲镇），一面分兵侵泰州，一面吩咐明日渡江。并下令说：“敢后者死”，“军士亡者杀其领队，部将亡者杀其主帅”。这就等于把金军将士逼上了绝路，因为长江南岸布满宋军，金军渡过江去就会被宋军俘虏，而渡不过去就会被完颜亮所杀。于是，金军浙西路都统耶律元宜便与骁骑都指挥使旺祥发动哗变，谎称接到密令，新天子已经在辽阳即位，“今当共行大事，然后举军北还”。

十一月二十七日凌晨，哗变的金兵趁卫军换岗时闯入完颜亮的中军大帐，乱箭射死完颜亮，并杀死其全部亲信。又派心腹潜往南京（汴京），刺杀太子光英，以绝后患。十一月三十日，金都督府遣人持檄到镇江军议和。此后，南侵的金兵陆续退去。

辛弃疾从北方南来之前，本是抗金起义军的领袖，后来他带领这支两千多人的队伍加入了耿京领导的另一支抗金起义军，做掌书记。完颜亮这次南侵时，辛弃疾劝说耿京归附南宋，共图恢复。耿京便派副将贾瑞等十人渡江与朝廷联系。贾瑞说自己不识字，到朝廷之后，如果宰相等人有所诘问，恐怕自己不能对答，希望有一位文士一同前往。耿京就派进士辛弃疾偕行。他们一行十一人先到楚州（治所在山阳县，即今江苏淮安市淮安区），拜见淮南转运副使杨抗，办理了去朝廷的相关手续。这时，宋高宗正在建康巡幸，他们便直接去了建康。（参见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四十九、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九十六）从楚州到建康两百多公里，即便道路迂曲，也不过三百公里左右，辛弃疾一行骑马（“锦襜突骑”）两天也就到了。他们是“乙酉”这天到建康的，“乙酉”是绍兴三十二年正月十八日，距金兵持檄议和已经过去了一个半月。这时的“扬州路”虽然可能还有一些局部的争战，但不会“到处是金兵南侵的战火烽烟”。

清朱彝尊《词综》卷十三将本词中的“烽火”改为“灯火”，或与此有关，改为“灯火”可以表示辛弃疾一行星夜赶路的情景。其实，“烽火”不误。《辞源》《辞海》《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等权威辞书中，“烽火”的第一个义项都是古代边防报警的烟火信号，也称烽燧，白天放烟叫烽，夜间举火叫燧。一般是用土石建筑烽火台，在高台上点燃烽火报警。本词中的“烽火”，正是这个意思。据宋代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九十三记载：“淮南转运副使杨抗令州县乡村临驿路十里置一烽火台，其下积草数千束。又令乡民各置长枪，催督严切，人甚苦之。至是金入滁州界，方以乏马刍（饲草）为患，而所得积草甚众。又乡民皆弃枪而去，尽为金人所取……甚笑我之失计焉。”

词中的“烽火扬州路”，指的正是杨抗令扬州路各州县乡村临驿路设置的烽火台。四十三年前，辛弃疾一行从北方南来，进入扬州路境，从楚州到建康，当然也是走“驿路”，沿途正好可以看到临驿路设置的烽火台。有人认为“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指的仍然是“符离之败”，而不是指辛弃疾从北方南来所见。其实不然，因为隆兴元年（1163）北伐时，宋金争战是在灵璧、虹县、宿州和符离等地，而这一带属于南京路，不属于扬州路。符离溃败之后，张浚便在扬州附近的泗州、壕州、六合、高邮、淮阴等地布防,“大饬两淮守备”，从而阻遏了金人南下的兵锋，第二年便签订了隆兴和议。可见，符离之战的烽火，并没有延烧到扬州路，辛弃疾也绝不会把南京路的烽火说成是“烽火扬州路”。

不仅高中语文教材对这几句注释有误，而且很多注本和大学教材也都注错了：

这三句是说，我南渡已四十三年了，但在远望之中，仍然记得当年扬州一带战火遍地的情景。（郭预衡主编《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宋辽金部分》，湖南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425页，以下简称郭预衡湖南本）

当时扬州路已经没有什么战事了，辛弃疾又如何“仍然记得当年扬州一带战火遍地的情景”？

烽火扬州路：自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以来，扬州一带烽火不断。

不仅把“烽火扬州路”误解为“扬州一带烽火不断”，而且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率众南归，他怎么会看到“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时“扬州一带烽火不断”？而且，这里的“以来”又是“来”到什么时候呢？从原句的表述来说，“以来”是“来”到写词的时候（1205），这就更其不妥了。

“四十三年”三句：意思是说亭上北望，还记得四十三年前正在扬州以北地区参加抗金战争。烽火，指战争。……南归前，他在扬州以北地区参加抗金战争。（李道英、刘孝严主编《高等师范院校教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四册宋辽金，东北师大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第298页，以下简称李道英、刘孝严本）

不仅把这里的“烽火”误解为“战争”，而且又把“扬州路”误解为“扬州以北地区”。扬州路即淮南东路，北宋时包括扬州、楚州、真州、通州、泗州、海州、泰州、滁州、亳州、宿州。南宋绍兴议和以后，宋金以淮水为界，亳州、宿州、淮阳军、海州、泗州先后入金，淮南东路的剩余部分也做了调整，下辖扬州、泰州、通州、真州、楚州、滁州、高邮军、盱眙军。南宋后期，海州、泗州一度回归南宋，设立五河军、安东州等。辛弃疾南归之前是在山东、河北一带抗金，他在《进美芹十论札子》中说：“辛巳岁（1161），逆亮（完颜亮）南寇，中原之民屯聚蜂起，臣尝鸠（聚集）众二千隶耿京，为掌书记，与图恢复，共籍兵二十五万。”这里的“中原”指黄河流域。《宋史》本传云：“耿京聚兵山东，称天平节度使，节制山东、河北忠义军马，弃疾为掌书记，即劝京决策南向。”山东、河北绝不是扬州路，更不能称为“扬州以北地区”。

面对强敌完颜亮的大举南侵，而淮南转运副使杨抗却“令州县乡村临驿路十里置一烽火台，其下积草数千束。又令乡民各置长枪”。结果，“烽火台”没有任何作用，而“积草”反倒解决了金军战马的饲草匮乏问题。金兵一到，“乡民皆弃枪而去”，这些武器“尽为金人所取……甚笑我之失计焉”。词中的“烽火扬州路”，正是对南宋王朝的将帅杨抗愚昧不堪的绝妙讽刺！

“可堪回首”的是谁？

“可堪回首”所指的对象是什么呢？如果指的是上文，“可堪回首”后面就应该用句末标点；如果指的是下文，就应该用句中标点。目前所见到的大中学教材和名家注本，大多在“可堪回首”下用逗号，如：

著名词学家、文史学家、南京师范大学唐圭璋教授编的《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6月第1版第一九五四页）、《唐宋词简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7月新1版第一七六页）和主编的《唐宋词鉴赏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929页，以下简称唐圭璋本），著名史学家、北京大学邓广铭教授笺注的《稼轩词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62年10月新1版五二七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五五三页），复旦大学陈允吉教授校点的《稼轩长短句》（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1月第1版五八页），俞平伯先生的《唐宋词选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二〇九页），北京大学林庚教授和山东大学冯沅君教授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历代诗歌选》下编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1月第1版第744页），复旦大学朱东润教授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6月第1版第90页，以下简称朱东润本），吴熊和、蔡义江、路坚先生编著的《唐宋诗词探胜》（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第1版第474页，以下简称吴熊和本），胡云翼先生选注的《宋词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1版，1982年10月新2版三一〇页，以下简称胡云翼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唐宋词鉴赏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5月第1版第405页，本篇为陈祥耀先生鉴赏，以下简称陈祥耀鉴赏），周笃文先生选注的《宋百家词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9月第1版第196页），陶尔夫先生的《宋词百首译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3月第1版第256页），艾治平先生编著的《宋词的花朵——宋词名篇赏析》（北京出版社1985年11月第1版第313页，以下简称艾治平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编的《唐宋词鉴赏辞典·南宋辽金卷》（1988年8月第1版第1608页，以下简称鉴赏辞典本），北京大学袁行霈教授主编的《历代名篇赏析集成》下（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12月第1版1767页，以下简称袁行霈本），浙江大学吴熊和教授主编的《唐宋诗词评析辞典》（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第1412页，本篇为吴熊和先生评析，以下简称吴熊和评析），王洪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宝库唐宋词精华分卷》（朝华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第883页，本篇为南京师范大学钟振振教授译注，以下简称钟振振译注），俞朝刚、周航先生主编的《全宋词精华3》（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第344页），华东师范大学徐中玉教授和南京师范大学金启华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上“诗词曲部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487页，以下简称徐中玉、金启华本），南京大学卞孝萱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 隋唐五代宋金元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第479页，以下简称卞孝萱本），南京师范大学郁贤皓教授主编的《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四卷“宋辽金部分”（本卷主编为钟振振教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第189页，以下简称郁贤皓本），北京师范大学郭预衡教授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188页以下简称郭预衡上海本），南开大学罗宗强和陈洪教授主编的《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3卷“宋辽金元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第53页），辛更儒选本（213页），叶嘉莹本（1458页），徐汉明先生的《辛弃疾全集校注》（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第1版第245页），山东大学袁世硕教授主编的《新编21世纪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简编》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第537页），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第三册和第四册，等等诸多版本莫不如此。

其实，这是颇可商榷的。“可堪回首”就是不堪回首的意思，指以往的事情令人感伤、痛心或悔恨，不忍回忆。可，通“何”，可堪，即何堪、哪堪、怎堪，亦即“哪能禁得住”、“怎能受得了”。回首，即回头，回忆过去的往事。从语气上说，“可堪回首”是反问，不是陈述，只能用问号（用叹号也勉强可以），但不能用逗号。辛更儒先生在《辛弃疾集编年笺注》中已经把《辛弃疾词选》“可堪回首”下的逗号改成问号了（中华书局2015年11月第1版一八一八页，以下简称辛更儒笺注）。

从语义上说，回首的对象必须是往事，而不能是当下事，因为当下事无须回首。“可堪回首”下如果用逗号，那“回首”的对象就不是上文的内容，而只能是下两句的内容了。一些注本也把“可堪回首”和“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三句合在一个注释中。如北京大学季镇淮、冯钟芸、陈贻焮、倪其心教授选注的《历代诗歌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3月第1版第884页，以下简称季镇淮本），山东大学刘乃昌教授评注的《宋词三百首》（中华书局2014年7月第1版第188页，以下简称刘乃昌本），都在注释中说“‘可堪’三句……”。中华书局的《辛弃疾词选》不仅把这三句放在一起注释，而且还把原词这三句排成一行（1979年5月第1版第158页）。

其实，“可堪回首”与“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并没有意义上的直接关系，不是一个语义单元。“回首”一定是往事，而“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并非往事，而是当下的事，回首当下之事，显系逻辑错误。因此，“回首”的对象只能是上文的符离之败和“烽火扬州路”这些往事：当年的符离之战，本来已经胜券在握，但由于用人不当，诸军都统制邵宏渊胆敢违抗诏令，非但不受淮西招抚使李显忠节制，而且惑乱军心作壁上观，遂致北伐功败垂成。而淮南转运副使杨抗愚昧无知，竟然“令州县乡村临驿路”每隔十里建一座“烽火台”，还让没有组织、未经训练的百姓自备刀枪抗击强悍的敌寇，无异于趋羔羊而入虎狼之群。这些往事，实在令人不堪回首！

作者在慨叹往事的同时，也有对宋高宗和朝廷用人不当的微词。言外之意是说，为什么不任用像自己这样既有报国丹心、又具文韬武略的人为将帅呢？

“佛狸祠下”“神鸦社鼓”

“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第三册注释说：“〔佛狸……社鼓〕（瓜步山上的）佛狸祠下，一片神鸭的叫声和社日的鼓声！”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第四册注释说：“〔佛狸祠〕元嘉年间宋文帝北伐军败，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帅兵追至长江北岸瓜步山（在今江苏六合），在那里筑了一座行宫，后改为祠庙，称佛狸祠。”上引各种大学教材和名家注本，也大都认为“佛狸祠”在长江北岸今江苏六合县的瓜步山上。如：

魏太武帝拓跋焘小名佛狸，打败王玄谟军以后，曾追击至长江北岸瓜步山（在今江苏省六合县东南二十里处），在山上建立行宫，即后的佛狸祠。（朱东润本91页；卞孝萱本481页）

魏太武帝拓跋焘率兵追击王玄谟。驻军在长江北岸瓜步山（今江苏省六合县东南），在山上修建了一座行宫，后称佛狸祠。（郭预衡上海本488页）

佛狸：北魏太武帝小名。他在打败王玄谟军队后，追至长江北岸，在瓜步山（今江苏省六合县东南）上修建立行宫，后称佛狸祠。（徐中玉、金启华本488页）

这些注释，均于史有稽。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十二月“庚午（十五日），魏主（佛狸拓跋焘）至瓜步，坏民庐舍，及伐苇为筏，声言欲渡江。”（《资治通鉴》卷一二五）“癸未（十二月二十八日），（魏主）车驾临江。起行宫于瓜步山。”（《南史》卷四下《世祖纪下》）“春，正月，丙戌朔（初一），魏主大会群臣于瓜步山上，班爵行赏有差。……丁亥（初二），魏掠居民，焚庐舍而去。”（《资治通鉴》卷一二五）

宋乾道五年（1169），陆游授夔州通判，次年闰六月十八日自山阴启行，十月二十七日抵夔州。因述其道路所经以为《入蜀记》，该书卷二对瓜步山上的魏太武庙亦有记载：

（七月）四日。风便，解缆挂帆，发真州。岸下舟相先后发者甚众，烟帆映山，缥缈如画。有顷，风愈厉，舟行甚疾。过瓜步山，山蜿蜓蟠伏，临江起小峰，颇巉峻。绝顶有元魏太武庙，庙前大木可三百年。一井已眢（yuān，枯竭），传以为太武所凿，不可知也。太武以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南侵至瓜步，建康戒严。太武凿瓜步出为蟠道，于其上设毡庐，大会羣臣，疑即此地。王文公诗所谓“丛祠瓜步认前朝”是也。

可是，从京口北固山上的北固亭到长江北岸瓜步山上的佛狸祠，直线距离也有五十多公里，辛弃疾怎么可能看到百里之外的“神鸦”？又怎么可能听到百里之外的“社鼓”呢？

据清阿克当阿等修、姚文田等纂《扬州府志》卷之二十五“祠祀志一”记载：“佛狸祠在瓜洲城。”但该志在按语中又说“佛狸祠在瓜洲城”的说法是相沿已久的讹误：“太武所驻，乃六合之瓜步山，并非瓜洲。沿讹已久。”即便是“沿讹已久”，也并不妨碍词人的写作。正如苏东坡在黄州的赤鼻矶（今湖北黄冈）作《念奴娇·赤壁怀古》一样，其实，汉献帝建安三年（208）的那场对形成鼎足三分的政治形势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赤壁之战，发生在湖北蒲圻（今湖北省赤壁市）而非黄州。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瓜洲城内确有“佛狸祠”。宋杨万里《过瓜洲镇》诗云“佛狸马死无遗骨”（《诚斋集》卷二十七），宋张蕴斗《瓜州》诗亦云“佛狸竟死不能兵”（《野藳支卷》，见宋陈起编《江湖小集》卷八十九）。元代王恽在《秋澗集》卷二十的《佛狸祠》一诗中说得更为清楚：

佛狸祠在瓜洲城

江山照眼舒清眺，千古兴亡堕眼前。

瓜步市长连野戍，佛狸祠古惨荒烟。

柂（同“舵”）楼看取平吴日，父老空传饮马年。

此日不须开浊浪，好风都属往来船。

清代吴琦在《登江风山月亭》（《林蕙堂全集》卷十八）一诗中也有瓜洲城内的佛狸祠：

高亭百尺水之湄，尽日千帆过槛迟。

树色远遮司马渡，潮声直下佛狸祠。

江拦海国波涛壮，云入吴天变化奇。

闲看蛟龙争战罢，风来万里纳凉时。

元释大訢《蒲室集》卷六有《秋夜宿瓜洲江风山月亭》诗，由诗题可证“江风山月亭”在瓜洲城内。吴琦诗“树色远遮司马渡，潮声直下佛狸祠”，写的是诗人所见所闻。既然可以听见“直下佛狸祠”的“潮声”，可知“江风山月亭”与“佛狸祠”相距不远。也就是说，这个佛狸祠绝不是六合瓜步山上的佛狸祠，因为诗人在“江风山月亭”上无法听到百里之外的“潮声”。

瓜洲城与北固亭直线距离约七公里，“神鸦社鼓”都在视听范围之内。“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写的是词人在春社节期间的真实见闻，由此可以推知，瓜洲城的“佛狸祠”与瓜洲的社庙相邻。春社是立春之后的第五个戊日，春社节一般在戊日这天，有时也会提前或延后一两天。开禧元年（1205）的立春是正月初八丙寅这天，此后第五个戊日为戊申，即二月二十日。辛弃疾的这首词，即作于二十日或前后一两天。

那么，辛弃疾写“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究竟要表达什么意思呢？我们不妨来看看权威注本和大中学教材的解释：

佛狸祠二句：写敌酋庙宇里香火旺盛，暗示北方的土地人民已非我所有。（朱东润本91页）

佛狸祠二句：写敌酋庙宇里香火旺盛，言北方的土地人民沦入敌手已经有年，以致神道亦同化于敌。（卞孝萱本481页）

“佛狸”二句：意思是说可惜现在抗金景象全无，江北瓜步山上，敌酋庙宇里正香火旺盛。（李道英、刘孝严本298页）

佛狸两句意思是说：敌酋庙宇内香火旺盛（暗示北方土地人民久沦敌手）。（徐中玉、金启华本488页）

佛狸祠下两句——写敌占区的庙宇里香火很旺盛，表示土地人民已非我所有。（胡云翼本三一一页）

这里“一片神鸦社鼓”，是说明魏太武庙香火很盛。（袁行霈本1769页）

而今对岸沦陷区的庙宇里，竟然社鼓丁冬，供品满案，一派偃武休兵景象，居民的敌忾情绪日益淡薄。（刘乃昌本188）

拓跋焘是北方少数民族侵略军的首领，在历史上以残杀汉族人民而臭名昭著，如今其庙宇内却香火旺盛，足见自“兴隆和议”之后，朝廷的苟安政策已造成严重的后果，淡漠了人民的国家之仇。（郁贤皓本190）

这三句是借佛狸祠的香火，暗喻金占区的人们好象已经忘记了蒙受异族侵略的耻辱。（《辛弃疾词文选注》107页，“好象”今当作“好像”）

今天对岸佛狸祠下，竟然响起一片祭祀的鼓声。意谓人们苟安太平，抗金意志衰退。（朱德才本221页）

“可堪”三句：四十三年来的往事不堪回首，今天对岸佛狸祠下，竟然响起一片祭祀的鼓声。意谓人们苟安太平，抗金意志衰退。（叶嘉莹本1460页）

“神鸦社鼓”指升平热闹的气象，借以说人们忘了金兵曾南侵至此和中原尚沦于敌手的耻辱，不思复仇雪耻，却沉湎于眼前的苟安局面。（吴熊和本475页）

“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这个七百年前的鲜卑首领正享受着人们的香火祭祀。（吴熊和评析1413页）

拓跋焘（佛狸）本是外族入侵者，人们竟在他的祠庙前祭祀，鼓乐喧天，闹得不亦乐乎，说明在百姓心里民族意识已经模糊。这都是由于南宋统治集团苟且偷安，执行妥协投降政策造成的恶果。（唐圭璋本930页）

而今佛狸祠下却是神鸦社鼓，一片和平景象，全无战斗气氛。（鉴赏辞典本）

当地老百姓年年在佛狸祠下迎神赛会……江北（当作“淮水以北”）各地沦陷已久，不迅速谋求恢复的话，民俗安于异族的统治，忘记了自己是宋室的臣民。（夏承焘鉴赏834页）

拓跋焘是北方北方少数民族侵略者的首领，如今其祠庙内却香火旺盛，足见朝廷的苟安政策已造成了严重的恶果，淡漠了人们的家国之仇。（钟振振译注）

照理前线汉族人民，对此祠庙，应存仇恨之心，可是因受南宋统治者的投降政策的影响，民族意识逐渐模糊，人们竟在佛狸祠下，击鼓祭祀，引来一片啄食祭品的“神鸦”。（陈祥耀鉴赏408页）

佛狸祠下，神鸦飞舞，社鼓冬冬，祭神活动正热烈地进行，还有什么战争气氛！（艾治平本）

说明人们已忘却战败的历史，竟在佛狸祠前频繁地迎神赛社。（高中语文必修教材第四册）

词人借此表示：沦陷区的人民安于异族统治，不迅速谋求恢复，后果将不堪设想。（高中语文必修教材第三册教师教学用书）

这些注解有几个误区，一是认为“百姓心里民族意识已经模糊”，在春社节的时候是去佛狸祠中烧香，把侵略自己国土、杀戮自己人民的敌酋当成神来祭拜，而且香火旺盛，“鲜卑首领正享受着人们的香火祭祀”。其实，人们在春社节是去佛狸祠下的社庙祭祀土地神，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而绝不是去佛狸祠给佛狸烧香，向敌酋祈祷。

二是认为佛狸祠在“沦陷区”、“敌占区”：“佛狸祠下两句——写敌占区的庙宇里香火很旺盛”；“对岸沦陷区的庙宇里，竟然社鼓丁冬，供品满案”；“沦陷区的人民安于异族统治”。实际上，无论是六合瓜步山上的佛狸祠，还是瓜洲镇的佛狸祠，都不在“沦陷区”、“敌占区”。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宋金达成《绍兴和议》，两国以淮水至大散关为界，佛狸祠就在长江北岸边，远在淮水之南，一直属于宋国的地盘，怎么会是“沦陷区”、“敌占区”呢？

三是认为这两句词写出了“一片和平景象，全无战斗气氛”。由于北方沦陷已久，民族意识已经淡漠，“抗金意志衰退”，以致“安于异族的统治，忘记了自己是宋室的臣民”。事实上恰恰相反，春社节的一片社鼓正是京口军民高涨抗金气势的表现。

辛弃疾从去年三月到任至今，已经将近一年了，他招募的一万“土丁”也训练得差不多了。春社节这天，军民便在佛狸祠下的社庙祭祀土地神，一则祈祷丰收，二则祈祷早日驱逐鞑虏、收复失地。而那“一片神鸦”却具有特殊的含义，据宋范成大《吴船录》卷下记载：“庙有驯鸦，客舟将来，则迓（送）于数里之外，或直至县下，船过亦送数里，人以饼饵掷空，鸦仰喙承取，不失一，土人谓之神鸦。”神鸦不仅在空中承接食物准确无误，而且人还不敢得罪它：“巴陵鸦甚多，土人谓之神鸦，无敢弋者。……神乌在岳州南三十里，群乌飞舞舟上。或撒以碎肉，或撒以豆粒；食荤者接肉，食素者接豆，无不巧中。如不投以食，则随舟数十里，众乌以翼沾泥水，污船而去，此其神也。”如果过往舟船不给它们扔食物，它们就会用翅膀沾上泥水弄脏你的船。你只得乖乖地给它扔食物，因此唐代诗人元稹有诗云：“饭来开口似神鸦。”（《放言五首》其二）

联系前面辛弃疾对“沿边土丁”和“官军”的比较论述：官军只配“列屯江上，以壮国威。至若渡淮迎敌，左右应援，则非沿边土丁断不可用。”而且两者不能混杂在一起，因为如果混杂一起，土丁就会沾染上官军的坏习气，“尽成弃甲之人，不幸有警，则彼此相持，莫肯先进；一有微功，则彼此交夺，反戈自戕。”而国家却要白白的养着这帮官军，没人敢得罪，这不是典型的“神鸦”吗？“神鸦社鼓”，既体现了古代诗歌“婉而多讽，哀而不伤”的韵境，又是词人满腹牢骚的“小放厥词”！

至于有些注者担心，北方长久沦陷之后，民族意识就会淡漠，甚至会忘记民族的伤痕，“安于异族的统治”，那是大可不必的。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南宋的爱国志士最担心的是：若不赶早恢复失地，沦陷的人民就要跟金人习而相安，忘掉了祖国。不过，对祖国的忆念是留在情感和灵魂里的，不比记生字、记数目、记事实等等偏于理智的记忆。后面的一种是死记忆，好比在石头上雕的字，随你凿得多么深，年代久了，总要模糊销灭；前面的一种是活记忆，好比在树上刻的字，那棵树愈长愈大，它身上的字迹也就愈长愈牢。”（《宋诗选注·序》）

自比廉颇警示国君

“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高中语文必修教材第三册注释说：“（现在）靠谁来问：廉颇老了，饭量还好吗？这是作者以廉颇自况，抒发感慨，说自己虽然老了，还不忘为国效力，恢复中原，可朝廷一味屈膝媚敌，早没有起用他的意思了。”这样解释似与实际不合，作者写这首词的时候，宁宗和韩侂胄都在积极准备抗金，不是“屈膝媚敌”，更不是“一味”。皇帝和朝廷是否会重用辛弃疾,虽然还不能确定，但从皇帝对他的信任来看，很有可能会重用他——至少辛弃疾自己是这样认为。他所担心的，只是自己会不会重蹈廉颇的覆辙，被“使者”谗毁。

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赵孝成王二十一年（前245），赵国名将廉颇带兵攻取魏地繁阳（今河南内黄县西北）。同年，赵孝成王驾崩，其子赵悼襄王继位后便解除了廉颇的军职，派乐乘代替廉颇。廉颇一怒之下把乐乘打跑了，自己也离开赵国投奔魏国大梁（在今河南省开封市）。魏王虽然收留了廉颇，但却并不信任和重用他。而赵国因为多次被秦军围困，赵王想再任用廉颇，就派遣使者带着一副名贵的盔甲和四匹快马到大梁去慰问廉颇，看廉颇是否还可用。廉颇的仇人郭开怕廉颇再得势，便暗中贿赂使者，让他诋毁廉颇。使者见到廉颇以后，廉颇为了表示自己仍然可用，便在使者面前一顿饭吃了一斗米，十斤肉，还披甲上马。但使者回来却向赵王报告说:“廉将军虽然老了，但饭量还很好，可是和我坐在一起，不大一会就拉了三次屎。”赵王认为廉颇老了，就没任用他。这个典故在于说明，外臣能否得到皇帝的重用，使者中人至关重要，所谓：“龙欲升天须浮云，人之仕进待中人。”（三国魏·曹植《当墙欲高行》）

辛弃疾在想，皇帝如果要重用自己会请谁做“使者”呢？会征求什么人的意见呢？因此用这个典故来表达自己的隐忧，同时也警示国君，在用人时一定要兼听而不偏信，不要被奸臣所惑。辛弃疾上次就是被谗罢官，他深恐宁宗再信谗言，自毁长城。俗语云：“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倘北伐不能得人，而任用韩侂胄等轻进无能之辈，必定重蹈“符离之败”的覆辙。

理解这几句词的关键在于“凭”字：“凭”前面的主语是谁？“凭”字如何解读？按照上面的解释，“凭谁问”的主语应该是皇帝，“凭”是“烦”“请”的，即“烦劳”“烦请”的意思。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卷五：“凭，亦犹‘烦’也，‘请’也。”《汉语大词典》“凭”也有“请求；烦劳”的义项。那么，“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整体的意思就是：“皇帝会烦请谁来过问我这廉颇一样的老将，看看是不是真的老了，是不是还像年轻时一样能吃能喝（饭量很大），仍然可用呢？”

高中语文必修教材第三册将“凭”解作“靠”，袁行霈本也说：“‘凭谁问’是凭借谁（靠谁）来问的意思。”（1770页）那主语就只能是“我”（辛弃疾自己），而“问”的宾语也是“我”,“凭谁问”就是“我靠谁来问我（自己）”，不成话了。

季镇淮本把“凭谁问”解作“有谁来过问呢？”（884页），国家出版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宋词三百首全译》把“凭谁问”译作“有谁来寻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420页），这好像是把“凭”解释为“有”，但“凭”并没有“有”这个义项。

郭预衡湖南本注释说：“作者在这里以廉颇自比，大有觉得自己的遭遇比廉颇还不如，虽有报国之心，却连过问的人都没有。”（425页）这只是疏通大意，未能落实字词的训释。

辛更儒选本：“凭：请，烦劳的意思。凭谁问，即不知请谁来过问。”（216页）注得很对。可是辛更儒笺注又说：“凭，由也。”虽似勉强可通，但“凭”却没有“由”这个义项，如果找不到训诂的根据，便不免望文生训之嫌。

实践证明，辛弃疾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三月二日，辛弃疾被“降两官”，原因是他举荐的一个人犯了罪，按照当时的律法，举荐者对被举荐者负有责任。六月十九日改知兴隆府，辛弃疾北伐恢复的愿望彻底破灭了。

开禧二年（1206）春，北伐开始。辛弃疾先后又被差知绍兴府、两浙东路安抚使，进龙图阁待制、知镇江府，试兵部侍郎等，均辞而未就。开禧三年（1207）九月初六，韩侂胄“复有意用兵，遂除弃疾枢密院都承旨，急速赴行在奏事。”可惜已经晚了，九月初十（公历10月3日），辛弃疾就病逝了。

开禧三年（1207）十一月，韩侂胄在上朝途中被杀，首级送往金国示众，以此作为请求议和的条件。嘉定元年（1208），开禧北伐以签订屈辱的“嘉定和议”而告终，南宋从此一蹶不振。

岳飞之孙岳珂在《桯（tīng）史》卷三《稼轩论词》中，认为辛弃疾的这首词“微觉用事多耳”，而且说自己的意见也被辛弃疾所认可：“‘君实中予痼。’乃咏改其语，日数十易，累月犹未竟。”但该词的各种版本都没有改动的异文，如果岳珂所言不虚，则辛弃疾的认可不过是自谦而已。

用典并不是评价诗词好坏的标准，关键要看是否需要，是否恰切。譬如辛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再如《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这些生活小词都没有用典，又怎么能说“君实中予痼”呢？怀古诗词如果不用典，那几乎就无法“怀古”了。

本词题为《京口北固亭怀古》，表面上字字怀古忆昔，实际上句句关涉当下，既切己身，又言国是。遗憾的是，这首写给南宋王朝的预警词，未能引起当时最高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又被后世读者误解了八百年！辛弃疾不愧词中之龙，他不仅对国家的政治前途远瞩，而且对自己的作品被后人误解似亦有先见之明：“知我者，二三子！”

栏目主编：王多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苏唯

平顶山大黄村构建“六位一体”格局全力打造全过程人民实践基地

大黄村是魔术之乡，是全国法治示范村、全国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先进村。大黄村以全过程人民基层示范点创建为抓手，围绕中心大局，强化工作保障，创新实践方式，丰富活动载体，构建“六位一体”工作格局，零距离、全覆盖打造全过程人民的实践基地。

打牢基础，让阵地强起来。抓实筑牢打基础的固本强基工作。投资15.6万元，建设占地180平方米的全过程人民示范点。示范点办公设施齐全，设有荣誉室、接待室、阅览室、议事厅、宣传栏，走廊悬挂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的金句名言，营造浓厚的全过程人民氛围。今年以来，共接待选民277人次，整理形成高质量代表建议18条，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52件。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后，各级代表第一时间入站宣讲二十大精神，把全过程人民的理念传达贯彻到群众中去，使示范点成为践行全过程人民的“宣传处”“实践点”“播种站”。

建全制度，让代表勤起来。建立健全全过程人民基层示范点学习培训、日常活动、联系群众、信访接待、视察调研、代表述职、工作评议等制度，并把职责、流程等统一上墙公布，以完善的制度实现常态化运行和规范化管理。落实民生实事票决制，强化“责任+监督”跟踪制度，严格执行“接访＋走访＋回访”制度和首问负责制，形成责任明晰、时限明确、落实反馈、跟踪回访等链条式闭环机制，确保民生实事的进度、质量、绩效落实、落地、见效。代表丁建敏针对群众反映的养老保险问题，亲力亲为给予解决，被群众誉为“贴心人”。

开展“学教研”活动，让代表动起来。制定学习计划，拟定活动内容，先后组织学习党史，开展“感恩新时代 喜赞二十大”活动，研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20余次，召开全过程人民研讨会6次。通过学习、研讨，提升代表的履职能力和服务水平，激发代表“听民情、聚民智、惠民生”的积极性、主动性。今年以来，接待群众300多人次，走访群众135户314人次，解决群众急需愁盼问题52件，让全过程人民进家入户，惠及民生。人大代表丁国连针对疫情影响图书市场的惨淡经营现状，依托线上优势，组织网络直播，开展网上销售，盘活图书市场。疫情期间，共开展网络直播1000余次，网络销售近万册。

发挥“一约五会”作用，让多起来。完善村规民约，组织代表参与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委员会议、红白理事会等会议，构建“民事民议、民事民管、民事民定、民事民决”的参与、协商议事机制，主动高效、精确精准搜集群众意见，让群众共同参与家门口的政治，引导群众有序参与经济与社会事务管理，帮助群众解决基础设施、村容村貌、人居环境、就业务工、民风民俗等现实问题。今年下半年以来，共召开“五会”43次，听取意见200余条。针对婚丧嫁娶、相互攀比、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等不良现象，红白理事会宣传节俭之风，带头引导村民移风易俗，实现有效自治。

构建“一点一基地”，让作用显出来。魔术、图书、渔具是大黄村优势特色产业。大黄村主动把示范点触角延伸到魔术、图书市场和产业基地，把代表的作用体现在产业链上，切实做到示范点与产业基地相结合、履职为民与惠民惠企相结合，呈现企业发展、群众就业多赢的新局面。今年以来，示范点依托现有资源，依靠“魔术＋”模式，发挥代表示范带动作用，协调成立“电商产业联合体”、“魔术演艺中心”，聚力产业建链、延链、补链、强链，变“单打独斗、各自为战”为“联村联企、抱团发展”的聚集体，推动农民在产业链上致富。截至目前，电商产业已辐射带动全县9个乡镇，建成电商直播基地9个、渔具电商供应链基地5个、渔具产品生产线30条。培育以逆流、淼海为龙头的渔具电商企业120余家，培育自主品牌18个，授权销售品牌80多个，带动群众就业5000余人，线上交易额突破亿元，实现了产业兴、群众富。人民幸福指数在全过程人民的实践中完美提升。

实施“4+N”机制，让带动活起来。大黄村示范点覆盖周围4个村。大黄村致富不忘乡邻，利用自身产业优势辐射强的特点，带动帮助周围村共同致富，融入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局，强劲全过程人民的无限活力。针对官衙村葡萄滞销问题，示范点立即联系省、市多家媒体，并通过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连续发布销售信息100多次，敞开线上销售渠道，同时还在平顶山市区开展义卖活动，短短一周内16万斤葡萄销售一空，销售资金达60余万元。全过程人民的广泛性得到生动诠释。（河南法制报记者林栋 通讯员 庄海燕）⑯​​​

苏州，让张继发泄内心肿胀，流芳百世之所

苏州地处，湖泊塘堰，极利因水就势造园，附近又盛产太湖石，适合堆砌玲珑精巧的假山，可谓得天独厚；苏州地区历代百业兴旺，官富民殷，完全有条件追求高质量的居住环境；加之苏州民风历来崇尚艺术，追求完美，千古传承，长盛不衰，无论是乡野，还是官衙贾第，其设计建造皆一丝不苟，独运匠心，这些基本因素大大促进了苏州古典园林的发展。

苏州古典园林至今保存完好并开放的有，始建于宋代的沧浪亭、网师园，元代的狮子林，明代的拙政园、艺圃，清代的留园、耦园、怡园、曲园、听枫园等。其中，拙政园、留园、网师园、环秀山庄因其精美卓绝的造园艺术和个性鲜明的艺术特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当然最为津津乐道，耳熟能详的还是唐代张继在寒山寺外留下的杰作枫桥夜泊，张继流传后世的作品不多，枫桥夜泊最为著名。而「寒山寺」也拜其所赐，成为远近驰名的游览胜地，但又何尝不是这姑苏夜景成就了张继呢，此诗精确而细腻地描述了一个客船夜泊者对江南深秋夜景的观察和感受，勾画了月落乌啼、霜天寒夜、江枫渔火、孤舟客子等景象，有景有情有声有色。此外，这首诗也将作者羁旅之思，家国之忧，以及身处乱世尚无归宿的顾虑充分地表现出来，是写愁的代表作。

这首诗可能深深戳中了日本物哀文化的深处，日本对张继的枫桥夜泊推崇备至，家喻户晓，甚至写进了日本小学课本，苏州这寒山寺也成了日本人心之向往之地，并在本土的青梅山筹建了一座寺庙，亦名寒山寺，寺庙仿照苏州寒山寺，立石碑一座，上刻写张继的《枫桥夜泊》诗，建有\"夜半钟声\"钟楼一座，在附近溪谷清流之上还架起了\"枫桥\"。渴望把这极致的物哀美景永久的复制到日本。

安徽舒城：衙门往事 | 浅析明代舒城衙署建筑

作者：束文杰

衙署，又作公署、公廨、公宇等，民间俗称“衙门”，即古代官吏办理公务的处所，既是国家的象征，亦是城市中的主要建筑。地方署衙又称“治”，往往包含了官舍、官邸及诸多附属建筑，坐落核心区域，布局合理，规模宏大。

平遥县署（摄影 | 汪志）

明代以前，舒城衙署可考信息不多。嘉定《合肥志》（又作《合肥新志》）载：“舒城县常平仓，在县治西庑。”庑，廊房、厢房。对应“西庑”，便有“东庑”和“正堂（厅）”，参考同时期的庐州州治与合肥县治建筑情况，此外还有若干座堂、厅、斋、亭及土地庙等，仓廒多变，详址及布局、规模等均已难考。几乎同时期出版的《舆地纪胜》还提到“尉厅”，即“县尉司”，龙舒八景之一飞霞亭曾在其内。县尉，县级佐官，位在簿下，掌“职警盗”。

飞霞公园（摄影 | 张向阳）

据王章《重修舒城县公署记》（又作《重修公署记》），元至正辛卯（1351），“公宇、民居悉毁于乱兵”，亦称员义重修“即旧址构”，旧址“不知始于何年”。又，万历《舒城县志》记作员义“鼎建”，未用“始建”，说明了二者之间的延续关系。至于上文提到的宋代“县治”与元代“公宇”是否同址，尚未发现依据，待考。值得一提的是，据历代方志《官职表》，唐、五代、宋，设县令、主簿、县尉等；元代，设达鲁花赤（又作达噜噶齐）、县丞、主簿、典史等。

舒城县署遗址（摄影 | 束文杰）

县署自元末毁于战火后，一片废墟，“莽为荆棘”。明代初期，社会安定，百废待兴。首任知县邹原方在其任上，一直忙于军务供给，“未暇兴作”，仅在“茇（草）舍”内临时办公，条件十分艰苦。等到凤翔人员义来任后，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公共建筑上，包括署衙、学宫、庙祠等。

舒城县儒学图（来源 | 资料图片）

县署重修工程于洪武二年（1369）二月开工，次年（1370）三月落成。其中，正厅五间，高一丈九尺，长六丈四尺，宽二丈四尺。东西二廊各五间。典史幕次三间，在署东。前为正门，三间高广，各中厥度，总若干间。外缭周垣，中崇广衍。建筑整体采用“瓴甓（砖）柱石，黝垩丹漆”，色彩华丽，坚实致密，焕然一新。又在县署东数十武中衢建谯楼一座，三间，高四仞，长二仞，宽较长少二尺，重檐翚飞，钟鼓严肃。

舒城县治之图（来源 | 资料图片）

在此基础上，后续百年又进行了几番兴修。天顺三年（1459），知县王纪重修。正德五年（1510），知县徐颐继之修葺。嘉靖癸巳（1533），知县何偁增修，并置仪仗库、戒石亭，改创治门，规始崇阔。明末，张献忠率军攻城，大焚公署，圮废殆尽。

张献忠像（摄影 | 鑫梅红）

我们不妨了解一下，明代县署建筑布局情况：

县治图（来源 | 资料图片）

大门三间，又作县门、头门，何偁撤旧谯楼、开拓空地所建，重檐抱匾，两附耳房，住有阍（守门）人，前有照壁（墙）一道。大门外之东为旌善、瘅恶二亭，大门外之西为申明亭。申明亭，嘉靖间县丞黄大伦重建，万历五年（1577）县丞武尚略重修，并竖碑一座于内。顾炎武《日知录》云：“洪武中，天下邑里，皆置申明、旌善二亭，民有善恶，则书之，以示劝惩，凡户婚、田土、斗殴常事，里老于此剖决。”由此，万历《舒城县志》（以下简称万历《志》）称，“考洪武旧制”并无“瘅恶亭”，建议“似宜裁革”。

庐州府署（来源 | 资料图片）

县门之后为仪门三间，原向偏东堂面倾斜，何偁移向正中。仪门外之东为土地祠三间，原在典史厅侧，嘉靖辛卯（1531）何偁改建于此，万历戊寅（1578）知县陈魁士扩建。仪门外之西为寅宾馆三间，考虑“宾至无归”，陈魁士利用空地所建，并题匾曰“言公堂”。仪门内，至正厅前甬道中，有戒石亭一座，何偁重建。

庐州府署（作者 | 辛木）

正厅五间，即大堂，为知县审案、办公之所，亦是县署的核心建筑。抱厦各一，东为仪仗库，西为库书房。中为川（穿）堂，即二堂，为知县预审案件和审案时“退思（省）”之所，徐颐重建。后堂五间，即三堂，为知县接待上级官员和商议政事之所。

即墨县正堂（来源 | 图虫创意）

正厅之东为典史厅三间，即上文“典史幕次”，为幕官典史办公之所。正厅两侧为司房，即吏、户、礼、兵、刑、工、粮、马、铺等，为吏员办事、存放案卷之所；原仅椽房数间，“不蔽风雨，案牍漏积”，何偁新建十六间，房科备列，堂所壮观。后堂之西为库房三间，嘉靖壬辰（1532）何偁重修，隆庆间知县徐成位采取砖砌，更加坚致。

浮梁典史厅（来源 | 资料图片）

后堂之后为“四（内）衙”，北侧正中为知县衙，西侧自南向北为县丞衙、典史衙、主簿衙，为诸官办公起居之所。其中，知县衙，隆庆戊辰（1568）徐成位重修；衙门三间，陈魁士改建，左宿看衙皂隶（差役），右宿直衙门子。县丞衙，万历二年（1574）县丞董思诚重修。主簿衙，原设主簿二员，嘉靖间裁革一员，衙地合二为一，万历初主簿李笏重修。典史衙，万历初典史杨璟重修。时，知县（正七品）掌一县之政，县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分掌粮马、巡捕之事，典史（未入流）典文移出纳。

邵武县丞署（来源 | 资料图片）

除了官舍“四衙”外，“公廨”还包括吏舍和皂隶（班）房。吏舍建有三座，一座在后堂之西，共三间；一座在县丞衙之前，共二十七间；一座在右司房之后，共四十六间。皂隶房原无，何偁在仪门内两旁共建八间，后改为土地祠、寅宾馆地，仅存两间，用以备宿。又，公署与公廨合称“署廨”。

内乡县署（来源 | 资料图片）

监狱在仪门内之东，狱房共十间，设有内监、外监、女监等。隆庆年间，县丞张仁德重建，垣墙高整，足备不虞。原女监在内，囚犯监卒多玩忽法令、肆意，万历戊寅（1578）将女监移至内监之外，以绝混杂。

平遥监狱（摄影 | 明哥）

综上，由照壁起一直到知县衙，形成了一条南北中轴线。诸建筑基于此线，采用庭院式布局营建，中外严正，主次分明。清代县署亦延续明代故址，在其东西两侧逐渐形成东衙、西衙二巷，巷址今日尚存，犹知旧署之宏伟。除了县署，明代的舒城县城内，还分布着其他衙署建筑：

谯楼图（来源 | 资料图片）

谯楼，即钟鼓楼，原即县门为楼，卑陋不扬。何偁改在县治之东的民地，即今十字街处，砌石筑台，建楼三间，高三丈余，上置钟鼓，声闻具达，颇称谯严。万历五年（1577），知县姚时邻题匾曰“达声楼”。

儒学图（来源 | 资料图片）

儒学，在县治西。诸建筑中，教谕宅在明伦堂后西北，训导宅两所，一在明伦堂东北，一座在时习斋后，其余见《舒城圣庙学宫简史》一文。县学今存明伦堂（清末重修）一处，在县粮食局宿舍内，已入选舒城县第二批历史建筑。设教谕一人，掌教诲所属生员，训导二人，佐之，均未入流。

明伦堂（摄影 | 张凌云）

驿二。一曰三沟驿，在县北十五里（今开发区三沟村附近）。一曰梅心驿，在县南三十五里（今舒茶镇梅心驿村附近）。设驿丞各一人，典邮传迎送之事，未入流。

三沟驿（摄影 | 张凌云）

税课局，在县治东南，一说县治东。嘉靖壬辰（1532），奉例裁革，其地亦废为民居。设大使一人，典税事，从九品。

清代（来源 | 资料图片）

仓（廒）六。一曰济留仓，又作际留仓、聚留仓，在养济院东。一曰预备仓，原在四乡，后移置城内观音寺后。一曰宜惠仓，在县治西。见《舒城粮仓九百年简史》一文。设仓大使一人，掌主仓储，未入流。

预备仓图（来源 | 资料图片）

阴阳学，在县治西南，一说在县治东，一说在县治西。据《舒城县治之图》（以下简称《县治图》）显示，在新东门街南（今县中医院对面）。嘉靖癸巳（1533），何偁买民地建。设训术一人，设官不给禄，未入流。

阴阳学图（来源 | 资料图片）

医学，在县治西南，一说在县治东，亦何偁所建。万历《庐州府志》（以下简称万历《府志》）称“今废”。设训科一人，设官不给禄，未入流。

观音寺图（来源 | 资料图片）

僧会司，又作僧正司，在县治西，即观音寺。观音寺今存旧址，在县茶厂内。设僧会一人，住持为之，设官不给禄，未入流。

观音寺（摄影 | 张凌云）

演武亭，又作寅武厅，即教场，在县治西南。其地广原，溪水萦（围）绕，诸峰拱峙，为一奇观。据《舒城县境山川之图》（以下简称《县境图》）显示，在南溪北（今城关镇舒中村附近）。原为马场，嘉靖间何偁改建。

演武厅图（来源 | 资料图片）

白水亭，即茶亭，在县南一里许。据《县境图》显示，在南七里河南（今马河口附近）。嘉靖间知县黄伯善建，徐成位重修，王桢题匾曰“舒南少憩”。

白水亭图（来源 | 资料图片）

上述皆为公署，旧时亦有“行署”，包括试院、道署、察院、公馆等，以供上级官员巡察临时办公和住宿。其中，察院有察院、待院、东察院、小察院、南察院等，公馆有公馆、春风馆、桃城镇公馆（又作桃城馆）、罗湖馆、濬源馆等。

南阳察院（摄影 | 快乐小棠）

察院，又作大察院、上察院，在县治东。正德五年（1510），知县徐颐买民地重建。以后，察院附近逐渐形成“察院巷”（今鼓楼街东侧），巷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逐渐消失。

察院图（来源 | 资料图片）

待院，在察院前（南侧）。嘉靖年间，知县周云买民地创建。

鼓楼街（摄影 | 束文杰）

东察院，在大察院之东。嘉靖十二年（1533），何偁以弥勒寺改建。据《县治图》显示，在龙眠书院与马神庙之间（今文化广场对面）。

东察院图（来源 | 资料图片）

小察院，在东察院之东。万历甲戌（1574），知县王桢以飞霞书院改建。同上述“弥勒寺”，飞霞书院亦无从查考。而据“东察院之东”、“际留仓直通”等线索，应在今龙头塔附近。

龙头塔（摄影 | 束文杰）

南察院，原即公馆，后改察院，在县治南。据《县治图》显示，在春秋门街北（今城关一小附近）。

南察院图（来源 | 资料图片）

公馆，在县治南。正德五年，知县徐颐重建。据万历《府志》卷之一《舒城县境之图》，又一在县治东。（县治南）后改察院，据《县治图》显示，（迁址）在关王庙与城隍庙之间（今县委党校附近）。

舒城县境之图（来源 | 资料图片）

其余公馆均在城外。如春风馆在县治东门外（今飞霞路口附近），桃城馆在县北桃城镇香社寺（今桃溪镇街道社居委附近），罗湖馆在县西七十里，详不赘述。

春风馆图（来源 | 资料图片）

此外，当时地方政府还设立了福利慈善机构“恤所”，包括诸院局、窝铺、义冢等，“鳏寡孤独废疾不能自养者，官为存恤”。养济院，在县东城隍庙后（今城关三小及幼儿园附近），院厅三间，左右列房各八间，门楼一间。正德九年（1514），知县何湛创建。院外之东即际留仓，南通小察院。有塘二口，即放生池。此前，曾因“轻易取价”而“妄贸于民”，万历《志》建议“宜妆复之”。

养济院图（来源 | 资料图片）

以上诸署明末俱废，清初又重建了其中的县署（含鼓楼）、县学、驿铺、仓廒、养济院等。在进行探析过程中，笔者不免发现一些曾经出现的认识或理解上的错误，在此特作更正：其一关帝庙址，应在大洪水巷东，今县委党校西门附近。其二际留仓址，应在养济院东、小察院北，今城关三小附近。至此，从元明时期县署变迁可以看出，《浅析元明时期的城池建设》提到的“新城之外、旧城之内”应当还是与许荣筑城前后有关，后来安郁将城“稍”南徙，并没有影响到重要建筑的布局，自然在空间位置上亦不存在较大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