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针度人 绝学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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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作藩的部分著作 图片由作者提供
1955年秋，北大汉语教研室教师在颐和园合影。左起：潘兆明、梁东汉、周祖谟、唐作藩、魏建功、杨伯峻、姚殿芳、黄伯荣、林焘、王力、吉常宏。 图片由作者提供
【大家】
学人小传
唐作藩，1927年生，湖南洞口人。音韵学家。195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语言学系，留校任教。1954年调至北京大学中文系，讲授音韵学、汉语史、古代汉语、古音学等课程。曾任中国音韵学研究会会长。著有《汉语音韵学常识》《音韵学教程》《汉语语音史教程》《上古音手册》等。
什么是音韵学？记得我读本科时，有外专业的同学以为“音韵学”这门课是教唱歌的，让人啼笑皆非。
汉语音韵学是研究汉语语音系统及其发展演变的学问。音韵学在我国历史悠久，如果从三国曹魏李登著《声类》算起，至今已经近两千年，取得了辉煌成就。然而，这门学问发展到后来，了解的人越来越少，研究者就更少了，显得非常神秘，一度被称作“绝学”。
20世纪50年代以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唐作藩先生一直致力于音韵学和汉语史的科研与教学，成就卓越，尤其为汉语音韵学的普及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
唐作藩先生1927年出生在湖南省洞口县黄桥镇，小时候，父亲想让他将来去经商做买卖，但唐先生十分热爱读书，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文人命”。经过刻苦努力，1948年，唐先生考入中山大学语言学系。中大语言学系是由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主持创办的，有一批优秀学者任教，如岑麒祥、高华年、严学宭等先生。唐先生1953年毕业，留校担任岑麒祥先生的助教，主要研习语言学理论。不久后，为了集中培养语言专业人才，中山大学的语言学系合并至北大中文系的语言专业，1954年秋，唐先生便跟随王力、岑麒祥等先生北上燕园。
进入北大中文系后，王力先生考虑到语言学教研室已经有了石安石和殷德厚两位先生担任助教，便安排唐作藩先生加入刚刚成立的汉语教研室，跟随他学习汉语史。唐先生从此与汉语史、音韵学结下了一生的缘分，而在他学术道路刚开始的时候，便将音韵学普及化的观念深植在治学理念中。
20世纪50年代，我国语言学大发展，表现之一就是汉语本体研究为普及汉语知识、改进汉语教学、推动汉语规范化服务。据学者统计，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语法著作有200多种，其中一半以上是为普及语法知识而写的通俗读物。据唐先生回忆，1956年春的一天，王力先生从城里开会回来，对他说，吕叔湘先生建议王先生写一本音韵学的普及读物，但当时王先生工作繁忙，便安排尚在学习音韵学和汉语史的唐作藩先生来撰写，“边学习，边写作”，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汉语音韵学常识》。
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古代既没有记音工具，也没有录音设备，我们无法确切了解古代汉语的语音，但学者通过历代诗文的押韵情况、字书韵书的反切等资料，再结合其他相关史料和现代汉语语音，发现了很多古今语音演变的规律，还大致构拟出古代汉语的语音系统。
音韵学是中国传统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古人通晓经义的重要工具，因为汉字的读音与语义关系密切。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顾炎武就曾在给朋友的信札中说：“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答李子德书》）这里的“知音”就是知晓音韵的意思。
音韵学不只是古代读书人才会涉及的专门之学，也与当代生活息息相关。近些年，人们对“远上寒山石径斜”的“斜”究竟该怎么念展开了很多讨论，有人认为应该读xiá，举出的证据是与它押韵的“家”“花”在普通话中都读a韵母，而且读xiá更符合“斜”字的古音。要想弄清楚这个问题，做出恰当的评断，就必须具备音韵学知识。在杜牧写作这首诗的唐代，“斜”“家”“花”三字的主要元音是一样的，中古的《广韵》等韵书将之归入麻韵，现代学者一般把这个韵构拟为[a]，因此说“斜”读xiá是保留古音有一定道理。不过，“斜”和“家”“花”的韵母有别，一个重要差异是“斜”属于三等，而“家”“花”属于二等，简单来说，原本前者有[i]介音而后者没有（“家”读作jiā是后来增生了[i]介音）。至晚到了南宋，“斜”的韵母[ia]在介音的影响下发生主元音的高化，读成[ie]，这也是现代普通话读xié的来源。古今语音是发展变化的，按照今天的普通话读音规范，“远上寒山石径斜”的“斜”应该读成xié，不必改读为xiá。可见，即使对不从事语言学研究的普通读者来说，了解一些音韵学知识也是很有必要的。
《汉语音韵学常识》1958年由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出版，篇幅不大，只有六万字左右，却把汉语音韵学的主干知识做了言简意赅的介绍，包括音韵学的定义、价值、基本概念，以《诗经》押韵和汉字谐声系统为代表的上古汉语语音系统，以《切韵》系韵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今音学，以《韵镜》和《切韵指掌图》为代表著作的等韵学，现代汉语普通话语音系统的来源。通过这本著作，人们能对音韵学研究的各个部门及主要内容有一个相对全面的了解。此书1959年、1999年、2005年先后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再版，也曾在香港出版，还有日语译本，可谓畅销海内外。
唐先生的另一本普及性读物《普通话语音史话》更像是专题研究，聚焦于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形成，让人们对现代汉语共同语语音系统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这部著作的内容曾先后连载于《文字改革》和《语文建设》，《文字改革》主编、著名语言学家王均先生在“编者按”中说：“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普通话的历史，掌握有关普通话的知识，从而促进当前推广普通话工作，连载此文。”可见这部著作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此书首先指出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在元明时代就已奠定了基础，并着重介绍了元代周德清所著《中原音韵》的语音系统，认为已为普通话的语音系统奠定了历史基础。然后以《中原音韵》音系为上限，追溯普通话声母、韵母、声调系统的来源，这是全书的重点，专业性比较强，不过唐先生在书中举了大量例字，对于古代的音类也都给出了国际音标的拟音，再加上叙述时语言平实、娓娓道来，普通读者阅读起来也不觉得吃力。
除上述两部著作之外，唐先生还著有《学点音韵学》，主要内容是20世纪80年代初应邀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讲授《中国古代文化史讲座》的部分讲稿，并收录了一些有关应用音韵学性质的内容。由于这是将音韵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化有机组成部分介绍给听众，因此选取的角度也与人们阅读古书、注解古书直接相关。例如《古今语音的异同》一节重在通过具体例证告诉读者汉字的古今读音是不相同的，不可孤立静止地看待汉语语音，《“同”和“通”——文言文注释中两个术语的使用》一节对“同”和“通”这两个古书注释中常用的术语进行解释，对语文教材和辞书正确使用这些术语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为了引起人们的兴趣，唐先生还专门介绍了唐明皇改经和齐桓公与管仲谋伐莒两个和汉语语音有关的故事及背后蕴含的音韵学道理。
这几部普及性著作各有特点。《汉语音韵学常识》和《普通话语音史话》系统性较强，结合现代语言学特别是语音学的概念，对汉语音韵学的主干知识或某一时段的语音演变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在结构框架与章节安排上都与音韵学的专业教科书比较接近；《学点音韵学》的主要目标不是全面介绍音韵学知识和理论，而是有选择地将与人们读书识字相关的重点内容进行分析，更有针对性，也更能激发普通读者的阅读兴趣。从我个人的阅读经验来看，将这几本书一起阅读，读者基本上能对音韵学的概要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也能明白音韵学在文史研究中有重要的应用价值，不再觉得音韵学神秘莫测、遥不可及。
二
在北大中文系的课程安排中，“汉语音韵学”和“汉语史（上）”（主要讲授汉语语音史）通常是作为汉语专业本科生的必修课，相互衔接，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唐先生多次讲授这两门课程，在讲义的基础上形成了《音韵学教程》和《汉语语音史教程》两部教材，在国内外影响很大。与面向普通大众的读物不同，作为教材的音韵学和语音史书籍既要让同学们易于理解，又要让大家能够准确地掌握课程所要求的知识点。
唐作藩先生曾回忆说：“王力先生的《中国音韵学》，每节后列为参考资料的内容比正文多得多，所以一般的学生都看不懂。包括罗常培先生的《导论》（指《中国音韵学导论》），虽然是普及性的，但介绍给同学还是看不懂。所以我就根据自己学习的体会，编了《音韵学教程》。”《音韵学教程》初版于1987年，此后四次修订，可谓精益求精。
作为本科生基础课的教材，《音韵学教程》并不追求面面俱到，而是突出主干知识，避免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对于音韵学中一些不易理解和解决的问题，选择暂付阙如，比如“重纽”问题就是这样处理的。
我们知道，一个汉字的读音是由声母、韵母、声调决定的。古人根据发音部位的不同，把声母分为唇、舌、牙、齿、喉等几类，又把韵分为若干类，每个韵在韵书中有一个代表字，宋人编纂的《广韵》就有206韵。古人还发明了反切注音的方法，即用两个汉字注出另一个字的读音，比如“当孤切”，取“当”字的声母、“孤”字的韵母（包括声调），就可以得到“都”的读音。所谓重纽，指的是《广韵》的支、脂、祭、真、谆、仙、清、宵、盐等三等韵的唇、牙、喉音字的反切，在开合相同的情况下，其反切下字仍分成两类，像《广韵》脂韵滂母有两条反切：“丕，敷悲切”“纰，匹夷切”。反切下字“悲”“夷”都是脂韵开口三等字，但《广韵》将“丕”和“纰”列成两个小韵，表明它们读音不同，但究竟有何不同、这些韵的来源、演变等问题，学者们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仍有不少继续探讨的空间。作为刚接触音韵学的本科生，要想透彻地理解这个现象恐怕存在一些困难，因此唐先生在《音韵学教程》中没有对此做专门的介绍，“暂不涉及，以后要专题讨论”。
在《汉语语音史教程》中，唐先生将汉语发展的过程分为远古、上古、中古、近古、现代五个时期，由于殷商时代的汉语材料有限，暂时无法对远古的语音系统做全面准确的描写，因此在讲述汉语语音史时便只从上古时期开始。在介绍汉语语音发展情况时，唐先生一般是先介绍每一时期音系的基本面貌，再描写它向另一时期发展的主要变化，有明确的历史观和系统观。例如第五章《从近古到现代汉语语音系统的发展》就将明代徐孝所著《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1606年）作为汉民族共同语语音系统由近古到现代的一个重要过渡阶段，梳理由元代《中原音韵》音系到现代汉语普通话音系的发展演变。在全书末尾，唐先生还设立《汉语语音系统发展的特点及其基本趋势》一节，对3000多年汉语语音发展史的共同特性做了总结，使读者认识到汉语语音的发展具有很强的规律性，而揭示规律是语言研究的根本目标。
蒋绍愚先生在给《汉语语音史教程》（第二版）写的序里说：“书本不厚，内容不杂，但是有分量，有深度。特别是作者不炫博，不逞奇，只是平平实实地把问题讲明白。”这个评价恰如其分。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唐先生在编写《汉语语音史教程》时并非只是基于前人的研究，述而不作，对于自己有研究有心得的观点，即使同师辈的看法有抵牾，他也以尊重语言事实为最高准则，将自己的观点写进教材，介绍给学生，对于上古声调的处理就体现了这一点。
我们知道，现代汉语普通话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4个声调，有些汉语方言的声调系统更加复杂，例如王力先生的家乡话广西博白方言就有10个声调，由于大家平时都在听说，因此对于声调的高低升降感知得比较清楚。以《切韵》音系为代表的中古音有平、上、去、入四个声调，这从《广韵》按四声分卷可以看得很清楚（平声分为上下两卷是因为平声字多，与后代的阴平、阳平无关）。那么上古汉语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上古有没有声调、有几个声调、上古声调和中古四声之间是什么关系，对于这些问题，明清以来学者就有较大分歧。王力先生接受清代学者段玉裁“去声备于魏晋”的观点，认为上古汉语的声调应先分舒促、再分长短，有平声、上声、长入、短入四类，长入后来发展为中古的去声。唐先生一直比较认同这个看法，不过，20世纪90年代，他“在给研究生讲授‘古音学’的教学实践中，重新审视《诗经》的用韵，感到王力先生的主张需要有所修正”。经统计，《诗经》中出现去声字的韵段共有282个，其中去声自押有95个韵段，约占总数的33.69%，这难以看作是巧合。经过慎重考虑，唐先生提出：“从上述《诗经》中去声独用、与平上声相押及入声通押的情况看，上古去声的独立性还是很强的，至少在王力先生的古韵体系里属于阴声韵部的去声字在《诗经》时代是已经存在的。”（参唐作藩《上古汉语有五声说》，《语言学论丛》第33辑，2006年）他由此认为上古汉语的声调应该有平、上、去、长入、短入五类，并在《汉语语音史教程》的《上古汉语的声调》一节中介绍了他的“五声说”。其他学者也从变调构词、韵文、联绵词、声训、民族语言的早期汉语借词等角度论证了这个观点。
总的来看，这两部教材紧密贴合北大中文系“汉语音韵学”和“汉语史（上）”的课程设计，既符合教学的实际安排，又有学理依据。例如《音韵学教程》的内容分布呈现出橄榄核状，一半以上的篇幅用来讲解《广韵》音系，这不仅是因为《广韵》是上联古音、下推今音的重要桥梁，也是因为利用系联法分析《广韵》音系可以对研究其他著作的反切系统起到示范作用。又如，中国地域广袤、历史悠久，汉语语音的演变无疑非常复杂，共同语和方言、书面语和口语相互交织，要想全面系统地将它们的发展脉络揭示出来绝非易事。《汉语语音史教程》的框架深受王力先生《汉语史稿》影响，先分上古、中古、近古描写汉语共同语的断代面貌，然后再分阶段梳理它们的演变特征，这有助于学生抓住汉语语音发展的主要现象和特点，以简驭繁。北大中文系多年的教学实践证明，将两部教材结合起来使用，配合教师的讲授，按照每一章节后的练习实操实练，经过一年的时间，学生基本上可以掌握汉语音韵学和汉语语音史的主干知识，为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打下良好基础。
20世纪以来，国内外出现了一批介绍汉语音韵学的教科书，对于音韵学的教学和普及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何九盈先生在《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增订本）中专门有一节《音韵学史与概论性著作》，对这一时期的音韵学教材做了扼要评述，提出“现代音韵学史上第一本概论性质的著作是钱玄同的《文字学音篇》（1918年）”“《音篇》之后的概论性质的著作，大体上可分为新旧两派。黄侃的《音略》（1920年）、《声韵通说》（1936年）、马宗霍的《音韵学通论》（1931年）、叶光秋的《声韵学大纲》（1936年）等是旧派的代表作。姜亮夫的《中国声韵学》（1933年）、王力的《中国音韵学》（1936年，后改名《汉语音韵学》）、罗常培的《中国音韵学导论》（1949年，后改名《汉语音韵学导论》）是新派的代表作。还有刘赜的《声韵学表解》（1932年）、魏建功的《古音系研究》（1935年）、林尹的《中国声韵学通论》（1936年，著者于1982年‘修订增注’，重新出版）都在学术界产生过相当的影响”。
如今，这些音韵学教科书中有的仍被奉为经典，不断给读者以启迪，有的则渐渐湮没无闻，只在回顾学术史时才被偶然提及。那么一部好的教材应该是什么样的呢？罗常培先生给王力先生《汉语音韵学》写的序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注意：
我觉得编教科书和作研究论著性质稍微不同：后者无妨“小题大做”，前者却贵乎“深入浅出”。所以一部教科书尽管没有自己的创见，而能搜罗众说，抉择精当，条理清晰，容易了解的，便算是好著作。要是一味地掉书袋子或标榜主观的成见，读者反倒望而生畏不敢领教了。
历史反复证明，如果一部教科书能够持论公允、详略得当、条理清晰、鱼渔并授，往往能够起到良好的培育人才的作用，拥有更长的生命力，唐作藩先生的《音韵学教程》和《汉语语音史教程》无疑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三
音韵学为“绝学”的说法最早由谁提出已不可考。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已经故去的杨耐思先生有一篇短文，题目就叫《绝学》（载于根元、张朝炳、韩敬体编《语言漫话》，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文中专门分析了音韵学为什么会成为“绝学”：
一方面，由于语言的声音是经常不断地发展和变化的，古音不同于今音，而且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古音没有实际的记录，只能靠史料和现代语音的某些特点去进行构拟，要认识它是有许多困难的，完全认识它更是不易，但是这种困难，跟研究古代的其他社会现象的困难是同样的；另一方面，由于古代讲音韵学的人，往往把语音和自然界的声音，如鸟叫虫鸣，风声雷响，以及金石竹木等的振动混为一谈，讲得玄之又玄，晦涩难懂。又往往把音韵学同当时的哲学、逻辑学、文学、史学搅混在一起，附会阴阳五行，纠缠情气意性，等等。弄得名词术语烦琐、冗赘、杂乱无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可说是人为的困难。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给“绝学”立了两个义项：“失传的或极难掌握的学问”和“高明而独到的学问”。在说音韵学是绝学时，“绝学”的后一个义项不能忽视。要使音韵学这门极难掌握而又高明的“绝学”不至于断绝，让它在新的学术框架中得到科学的阐释，被更多的人了解和掌握，教材和普及性读物的编写便至关重要。
唐作藩先生曾说：“（在撰写完《汉语音韵学常识》后）我也立下一个志愿，就是想要通过教学与研究对向来被视为‘绝学’的音韵学，加以传播与普及，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一直在朝着这一方向努力。”（《学点音韵学·前言》）无论是面向高等院校学生的音韵学教材，还是供一般读者阅读的音韵学普及性读物，都是唐先生朝这一方向努力的成果。在这些著述中，唐先生都在坚持内容准确的前提下力求通俗易懂，让音韵学褪去神秘的面纱，被更多的人接受和掌握，真正做到了将金针度与人。
从20世纪50年代随老师王力先生北上以来，唐作藩先生一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从事音韵学的科研和教学工作，授课、开讲座、招收研究生、接受访问学者，培养了一大批音韵学研究的人才。退休后，唐先生还接受海内外其他高校邀请，做过短期访问和讲学，为音韵学的传播和发展继续贡献力量。
如今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向精细化发展，音韵学领域也取得了很大进展，极大丰富了我们对于汉语语音面貌及其演变规律的认识。然而，这些成果往往只呈现在专业期刊和著作中，供少数业内人士评鉴、讨论。如何让这些精深的学术成果普及化，“飞入寻常百姓家”，为其他学科服务、被社会大众了解，仍然是我们这些专业研究者必须思考的课题，也是让音韵学“绝学不绝”的必然要求。在这一点上，唐作藩先生等老一辈学者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作者：向筱路，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中文系博雅博士后）
金针度人 绝学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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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作藩的部分著作 图片由作者提供
1955年秋，北大汉语教研室教师在颐和园合影。左起：潘兆明、梁东汉、周祖谟、唐作藩、魏建功、杨伯峻、姚殿芳、黄伯荣、林焘、王力、吉常宏。 图片由作者提供
【大家】
学人小传
唐作藩，1927年生，湖南洞口人。音韵学家。195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语言学系，留校任教。1954年调至北京大学中文系，讲授音韵学、汉语史、古代汉语、古音学等课程。曾任中国音韵学研究会会长。著有《汉语音韵学常识》《音韵学教程》《汉语语音史教程》《上古音手册》等。
什么是音韵学？记得我读本科时，有外专业的同学以为“音韵学”这门课是教唱歌的，让人啼笑皆非。
汉语音韵学是研究汉语语音系统及其发展演变的学问。音韵学在我国历史悠久，如果从三国曹魏李登著《声类》算起，至今已经近两千年，取得了辉煌成就。然而，这门学问发展到后来，了解的人越来越少，研究者就更少了，显得非常神秘，一度被称作“绝学”。
20世纪50年代以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唐作藩先生一直致力于音韵学和汉语史的科研与教学，成就卓越，尤其为汉语音韵学的普及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
唐作藩先生1927年出生在湖南省洞口县黄桥镇，小时候，父亲想让他将来去经商做买卖，但唐先生十分热爱读书，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文人命”。经过刻苦努力，1948年，唐先生考入中山大学语言学系。中大语言学系是由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主持创办的，有一批优秀学者任教，如岑麒祥、高华年、严学宭等先生。唐先生1953年毕业，留校担任岑麒祥先生的助教，主要研习语言学理论。不久后，为了集中培养语言专业人才，中山大学的语言学系合并至北大中文系的语言专业，1954年秋，唐先生便跟随王力、岑麒祥等先生北上燕园。
进入北大中文系后，王力先生考虑到语言学教研室已经有了石安石和殷德厚两位先生担任助教，便安排唐作藩先生加入刚刚成立的汉语教研室，跟随他学习汉语史。唐先生从此与汉语史、音韵学结下了一生的缘分，而在他学术道路刚开始的时候，便将音韵学普及化的观念深植在治学理念中。
20世纪50年代，我国语言学大发展，表现之一就是汉语本体研究为普及汉语知识、改进汉语教学、推动汉语规范化服务。据学者统计，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语法著作有200多种，其中一半以上是为普及语法知识而写的通俗读物。据唐先生回忆，1956年春的一天，王力先生从城里开会回来，对他说，吕叔湘先生建议王先生写一本音韵学的普及读物，但当时王先生工作繁忙，便安排尚在学习音韵学和汉语史的唐作藩先生来撰写，“边学习，边写作”，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汉语音韵学常识》。
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古代既没有记音工具，也没有录音设备，我们无法确切了解古代汉语的语音，但学者通过历代诗文的押韵情况、字书韵书的反切等资料，再结合其他相关史料和现代汉语语音，发现了很多古今语音演变的规律，还大致构拟出古代汉语的语音系统。
音韵学是中国传统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古人通晓经义的重要工具，因为汉字的读音与语义关系密切。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顾炎武就曾在给朋友的信札中说：“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答李子德书》）这里的“知音”就是知晓音韵的意思。
音韵学不只是古代读书人才会涉及的专门之学，也与当代生活息息相关。近些年，人们对“远上寒山石径斜”的“斜”究竟该怎么念展开了很多讨论，有人认为应该读xiá，举出的证据是与它押韵的“家”“花”在普通话中都读a韵母，而且读xiá更符合“斜”字的古音。要想弄清楚这个问题，做出恰当的评断，就必须具备音韵学知识。在杜牧写作这首诗的唐代，“斜”“家”“花”三字的主要元音是一样的，中古的《广韵》等韵书将之归入麻韵，现代学者一般把这个韵构拟为[a]，因此说“斜”读xiá是保留古音有一定道理。不过，“斜”和“家”“花”的韵母有别，一个重要差异是“斜”属于三等，而“家”“花”属于二等，简单来说，原本前者有[i]介音而后者没有（“家”读作jiā是后来增生了[i]介音）。至晚到了南宋，“斜”的韵母[ia]在介音的影响下发生主元音的高化，读成[ie]，这也是现代普通话读xié的来源。古今语音是发展变化的，按照今天的普通话读音规范，“远上寒山石径斜”的“斜”应该读成xié，不必改读为xiá。可见，即使对不从事语言学研究的普通读者来说，了解一些音韵学知识也是很有必要的。
《汉语音韵学常识》1958年由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出版，篇幅不大，只有六万字左右，却把汉语音韵学的主干知识做了言简意赅的介绍，包括音韵学的定义、价值、基本概念，以《诗经》押韵和汉字谐声系统为代表的上古汉语语音系统，以《切韵》系韵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今音学，以《韵镜》和《切韵指掌图》为代表著作的等韵学，现代汉语普通话语音系统的来源。通过这本著作，人们能对音韵学研究的各个部门及主要内容有一个相对全面的了解。此书1959年、1999年、2005年先后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再版，也曾在香港出版，还有日语译本，可谓畅销海内外。
唐先生的另一本普及性读物《普通话语音史话》更像是专题研究，聚焦于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形成，让人们对现代汉语共同语语音系统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这部著作的内容曾先后连载于《文字改革》和《语文建设》，《文字改革》主编、著名语言学家王均先生在“编者按”中说：“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普通话的历史，掌握有关普通话的知识，从而促进当前推广普通话工作，连载此文。”可见这部著作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此书首先指出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在元明时代就已奠定了基础，并着重介绍了元代周德清所著《中原音韵》的语音系统，认为已为普通话的语音系统奠定了历史基础。然后以《中原音韵》音系为上限，追溯普通话声母、韵母、声调系统的来源，这是全书的重点，专业性比较强，不过唐先生在书中举了大量例字，对于古代的音类也都给出了国际音标的拟音，再加上叙述时语言平实、娓娓道来，普通读者阅读起来也不觉得吃力。
除上述两部著作之外，唐先生还著有《学点音韵学》，主要内容是20世纪80年代初应邀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讲授《中国古代文化史讲座》的部分讲稿，并收录了一些有关应用音韵学性质的内容。由于这是将音韵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化有机组成部分介绍给听众，因此选取的角度也与人们阅读古书、注解古书直接相关。例如《古今语音的异同》一节重在通过具体例证告诉读者汉字的古今读音是不相同的，不可孤立静止地看待汉语语音，《“同”和“通”——文言文注释中两个术语的使用》一节对“同”和“通”这两个古书注释中常用的术语进行解释，对语文教材和辞书正确使用这些术语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为了引起人们的兴趣，唐先生还专门介绍了唐明皇改经和齐桓公与管仲谋伐莒两个和汉语语音有关的故事及背后蕴含的音韵学道理。
这几部普及性著作各有特点。《汉语音韵学常识》和《普通话语音史话》系统性较强，结合现代语言学特别是语音学的概念，对汉语音韵学的主干知识或某一时段的语音演变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在结构框架与章节安排上都与音韵学的专业教科书比较接近；《学点音韵学》的主要目标不是全面介绍音韵学知识和理论，而是有选择地将与人们读书识字相关的重点内容进行分析，更有针对性，也更能激发普通读者的阅读兴趣。从我个人的阅读经验来看，将这几本书一起阅读，读者基本上能对音韵学的概要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也能明白音韵学在文史研究中有重要的应用价值，不再觉得音韵学神秘莫测、遥不可及。
二
在北大中文系的课程安排中，“汉语音韵学”和“汉语史（上）”（主要讲授汉语语音史）通常是作为汉语专业本科生的必修课，相互衔接，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唐先生多次讲授这两门课程，在讲义的基础上形成了《音韵学教程》和《汉语语音史教程》两部教材，在国内外影响很大。与面向普通大众的读物不同，作为教材的音韵学和语音史书籍既要让同学们易于理解，又要让大家能够准确地掌握课程所要求的知识点。
唐作藩先生曾回忆说：“王力先生的《中国音韵学》，每节后列为参考资料的内容比正文多得多，所以一般的学生都看不懂。包括罗常培先生的《导论》（指《中国音韵学导论》），虽然是普及性的，但介绍给同学还是看不懂。所以我就根据自己学习的体会，编了《音韵学教程》。”《音韵学教程》初版于1987年，此后四次修订，可谓精益求精。
作为本科生基础课的教材，《音韵学教程》并不追求面面俱到，而是突出主干知识，避免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对于音韵学中一些不易理解和解决的问题，选择暂付阙如，比如“重纽”问题就是这样处理的。
我们知道，一个汉字的读音是由声母、韵母、声调决定的。古人根据发音部位的不同，把声母分为唇、舌、牙、齿、喉等几类，又把韵分为若干类，每个韵在韵书中有一个代表字，宋人编纂的《广韵》就有206韵。古人还发明了反切注音的方法，即用两个汉字注出另一个字的读音，比如“当孤切”，取“当”字的声母、“孤”字的韵母（包括声调），就可以得到“都”的读音。所谓重纽，指的是《广韵》的支、脂、祭、真、谆、仙、清、宵、盐等三等韵的唇、牙、喉音字的反切，在开合相同的情况下，其反切下字仍分成两类，像《广韵》脂韵滂母有两条反切：“丕，敷悲切”“纰，匹夷切”。反切下字“悲”“夷”都是脂韵开口三等字，但《广韵》将“丕”和“纰”列成两个小韵，表明它们读音不同，但究竟有何不同、这些韵的来源、演变等问题，学者们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仍有不少继续探讨的空间。作为刚接触音韵学的本科生，要想透彻地理解这个现象恐怕存在一些困难，因此唐先生在《音韵学教程》中没有对此做专门的介绍，“暂不涉及，以后要专题讨论”。
在《汉语语音史教程》中，唐先生将汉语发展的过程分为远古、上古、中古、近古、现代五个时期，由于殷商时代的汉语材料有限，暂时无法对远古的语音系统做全面准确的描写，因此在讲述汉语语音史时便只从上古时期开始。在介绍汉语语音发展情况时，唐先生一般是先介绍每一时期音系的基本面貌，再描写它向另一时期发展的主要变化，有明确的历史观和系统观。例如第五章《从近古到现代汉语语音系统的发展》就将明代徐孝所著《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1606年）作为汉民族共同语语音系统由近古到现代的一个重要过渡阶段，梳理由元代《中原音韵》音系到现代汉语普通话音系的发展演变。在全书末尾，唐先生还设立《汉语语音系统发展的特点及其基本趋势》一节，对3000多年汉语语音发展史的共同特性做了总结，使读者认识到汉语语音的发展具有很强的规律性，而揭示规律是语言研究的根本目标。
蒋绍愚先生在给《汉语语音史教程》（第二版）写的序里说：“书本不厚，内容不杂，但是有分量，有深度。特别是作者不炫博，不逞奇，只是平平实实地把问题讲明白。”这个评价恰如其分。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唐先生在编写《汉语语音史教程》时并非只是基于前人的研究，述而不作，对于自己有研究有心得的观点，即使同师辈的看法有抵牾，他也以尊重语言事实为最高准则，将自己的观点写进教材，介绍给学生，对于上古声调的处理就体现了这一点。
我们知道，现代汉语普通话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4个声调，有些汉语方言的声调系统更加复杂，例如王力先生的家乡话广西博白方言就有10个声调，由于大家平时都在听说，因此对于声调的高低升降感知得比较清楚。以《切韵》音系为代表的中古音有平、上、去、入四个声调，这从《广韵》按四声分卷可以看得很清楚（平声分为上下两卷是因为平声字多，与后代的阴平、阳平无关）。那么上古汉语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上古有没有声调、有几个声调、上古声调和中古四声之间是什么关系，对于这些问题，明清以来学者就有较大分歧。王力先生接受清代学者段玉裁“去声备于魏晋”的观点，认为上古汉语的声调应先分舒促、再分长短，有平声、上声、长入、短入四类，长入后来发展为中古的去声。唐先生一直比较认同这个看法，不过，20世纪90年代，他“在给研究生讲授‘古音学’的教学实践中，重新审视《诗经》的用韵，感到王力先生的主张需要有所修正”。经统计，《诗经》中出现去声字的韵段共有282个，其中去声自押有95个韵段，约占总数的33.69%，这难以看作是巧合。经过慎重考虑，唐先生提出：“从上述《诗经》中去声独用、与平上声相押及入声通押的情况看，上古去声的独立性还是很强的，至少在王力先生的古韵体系里属于阴声韵部的去声字在《诗经》时代是已经存在的。”（参唐作藩《上古汉语有五声说》，《语言学论丛》第33辑，2006年）他由此认为上古汉语的声调应该有平、上、去、长入、短入五类，并在《汉语语音史教程》的《上古汉语的声调》一节中介绍了他的“五声说”。其他学者也从变调构词、韵文、联绵词、声训、民族语言的早期汉语借词等角度论证了这个观点。
总的来看，这两部教材紧密贴合北大中文系“汉语音韵学”和“汉语史（上）”的课程设计，既符合教学的实际安排，又有学理依据。例如《音韵学教程》的内容分布呈现出橄榄核状，一半以上的篇幅用来讲解《广韵》音系，这不仅是因为《广韵》是上联古音、下推今音的重要桥梁，也是因为利用系联法分析《广韵》音系可以对研究其他著作的反切系统起到示范作用。又如，中国地域广袤、历史悠久，汉语语音的演变无疑非常复杂，共同语和方言、书面语和口语相互交织，要想全面系统地将它们的发展脉络揭示出来绝非易事。《汉语语音史教程》的框架深受王力先生《汉语史稿》影响，先分上古、中古、近古描写汉语共同语的断代面貌，然后再分阶段梳理它们的演变特征，这有助于学生抓住汉语语音发展的主要现象和特点，以简驭繁。北大中文系多年的教学实践证明，将两部教材结合起来使用，配合教师的讲授，按照每一章节后的练习实操实练，经过一年的时间，学生基本上可以掌握汉语音韵学和汉语语音史的主干知识，为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打下良好基础。
20世纪以来，国内外出现了一批介绍汉语音韵学的教科书，对于音韵学的教学和普及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何九盈先生在《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增订本）中专门有一节《音韵学史与概论性著作》，对这一时期的音韵学教材做了扼要评述，提出“现代音韵学史上第一本概论性质的著作是钱玄同的《文字学音篇》（1918年）”“《音篇》之后的概论性质的著作，大体上可分为新旧两派。黄侃的《音略》（1920年）、《声韵通说》（1936年）、马宗霍的《音韵学通论》（1931年）、叶光秋的《声韵学大纲》（1936年）等是旧派的代表作。姜亮夫的《中国声韵学》（1933年）、王力的《中国音韵学》（1936年，后改名《汉语音韵学》）、罗常培的《中国音韵学导论》（1949年，后改名《汉语音韵学导论》）是新派的代表作。还有刘赜的《声韵学表解》（1932年）、魏建功的《古音系研究》（1935年）、林尹的《中国声韵学通论》（1936年，著者于1982年‘修订增注’，重新出版）都在学术界产生过相当的影响”。
如今，这些音韵学教科书中有的仍被奉为经典，不断给读者以启迪，有的则渐渐湮没无闻，只在回顾学术史时才被偶然提及。那么一部好的教材应该是什么样的呢？罗常培先生给王力先生《汉语音韵学》写的序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注意：
我觉得编教科书和作研究论著性质稍微不同：后者无妨“小题大做”，前者却贵乎“深入浅出”。所以一部教科书尽管没有自己的创见，而能搜罗众说，抉择精当，条理清晰，容易了解的，便算是好著作。要是一味地掉书袋子或标榜主观的成见，读者反倒望而生畏不敢领教了。
历史反复证明，如果一部教科书能够持论公允、详略得当、条理清晰、鱼渔并授，往往能够起到良好的培育人才的作用，拥有更长的生命力，唐作藩先生的《音韵学教程》和《汉语语音史教程》无疑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三
音韵学为“绝学”的说法最早由谁提出已不可考。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已经故去的杨耐思先生有一篇短文，题目就叫《绝学》（载于根元、张朝炳、韩敬体编《语言漫话》，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文中专门分析了音韵学为什么会成为“绝学”：
一方面，由于语言的声音是经常不断地发展和变化的，古音不同于今音，而且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古音没有实际的记录，只能靠史料和现代语音的某些特点去进行构拟，要认识它是有许多困难的，完全认识它更是不易，但是这种困难，跟研究古代的其他社会现象的困难是同样的；另一方面，由于古代讲音韵学的人，往往把语音和自然界的声音，如鸟叫虫鸣，风声雷响，以及金石竹木等的振动混为一谈，讲得玄之又玄，晦涩难懂。又往往把音韵学同当时的哲学、逻辑学、文学、史学搅混在一起，附会阴阳五行，纠缠情气意性，等等。弄得名词术语烦琐、冗赘、杂乱无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可说是人为的困难。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给“绝学”立了两个义项：“失传的或极难掌握的学问”和“高明而独到的学问”。在说音韵学是绝学时，“绝学”的后一个义项不能忽视。要使音韵学这门极难掌握而又高明的“绝学”不至于断绝，让它在新的学术框架中得到科学的阐释，被更多的人了解和掌握，教材和普及性读物的编写便至关重要。
唐作藩先生曾说：“（在撰写完《汉语音韵学常识》后）我也立下一个志愿，就是想要通过教学与研究对向来被视为‘绝学’的音韵学，加以传播与普及，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一直在朝着这一方向努力。”（《学点音韵学·前言》）无论是面向高等院校学生的音韵学教材，还是供一般读者阅读的音韵学普及性读物，都是唐先生朝这一方向努力的成果。在这些著述中，唐先生都在坚持内容准确的前提下力求通俗易懂，让音韵学褪去神秘的面纱，被更多的人接受和掌握，真正做到了将金针度与人。
从20世纪50年代随老师王力先生北上以来，唐作藩先生一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从事音韵学的科研和教学工作，授课、开讲座、招收研究生、接受访问学者，培养了一大批音韵学研究的人才。退休后，唐先生还接受海内外其他高校邀请，做过短期访问和讲学，为音韵学的传播和发展继续贡献力量。
如今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向精细化发展，音韵学领域也取得了很大进展，极大丰富了我们对于汉语语音面貌及其演变规律的认识。然而，这些成果往往只呈现在专业期刊和著作中，供少数业内人士评鉴、讨论。如何让这些精深的学术成果普及化，“飞入寻常百姓家”，为其他学科服务、被社会大众了解，仍然是我们这些专业研究者必须思考的课题，也是让音韵学“绝学不绝”的必然要求。在这一点上，唐作藩先生等老一辈学者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作者：向筱路，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中文系博雅博士后）
「边疆时空」邹德文 | 历史事件与东北方言的形成及其层次问题
邹德文
文学博士，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长春师范大学学报》主编，研究生导师。从事古代汉语、汉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中国古代文学等教学科研工作。出版《古代汉语》《尔雅注解》等专著。
摘 要：东北方言的形成以及形成的历史层次，跟中国历史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密切相关。箕子入朝鲜、燕王喜保辽使得汉族人进入东北，为东北方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契丹辽劫掠人口、石敬瑭出卖燕云十六州使幽燕话成为东北方言的基础方言；女真金掳掠汉人、实行“实内”之策，促进东北方言发展，也使冀鲁官话以及中原官话形成了东北方言的第二层次；明代的辽东行政管辖归山东以及贸易、灾荒等原因，还有胶东人泛海北上使胶辽官话成为东北方言第三层次；清初东北方言“从龙入京”严重影响了北京官话，后来“贵胄还籍”使北京官话成为东北方言第四层次。构成东北方言的各层次方言没有逐层替代，不存在覆盖，多为平行发展并有交融，表现出浸润式和蛙跳式扩展。
关键词：东北方言 历史事件 形成方式 历史层次
自从《东北官话的分区（稿）》（《方言》1986年3期）发表、《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年初版、2012年第2版）出版，贺巍、熊正辉、张振兴等先生主张东北官话独立成区以来，东北方言是怎样形成的？形成东北方言的历史层次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就成了学术界很关注的热点话题。林焘先生、李荣先生、尹世超先生、吕朋林先生对东北方言都有一些论述，其共识性的结论有：东北官话是一支最终形成较晚的官话；东北官话与北京官话很接近，东北官话比冀鲁官话更接近于北京官话；东北方言是普通话的源头之一。而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第一，时间问题，东北方言形成较晚，到底有“多晚”？第二，方式问题，东北方言是如何形成的？第三，层次问题，东北方言的来源有哪些，包含几个层次？由于记载东北方言的韵书、韵图十分罕见，寻求内部证据相对困难，所以讨论这几个问题就要倚重史书、方志、域外对音资料等文献。丁邦新先生指出：“‘优势语言’可能有各种不同的来源，造成文读音的层次，而读书、科举、官场的需要则成为推波助澜的动力。至于白话音，则因为移民群先后的混杂，也可能造成不同的层次。”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历史事件讨论东北方言形成的时间与过程、形成的方式与层次等，以就教于方家。
一、箕子入朝鲜、燕王喜保辽与汉族人进入东北
东北方言是汉语的方言，一定是先有汉族人到东北后才成立。虽然汉族人进入东北始于何时难以考证，但是关于“东北地区早在先秦就有了汉民族的足迹”的论断是可信的。请看以下历史事件：
（一）箕子入朝鲜
商末周初，武王封箕子于朝鲜时，箕子率殷遗民5000人进入辽西地区，后来又由此东迁朝鲜半岛的大同江流域，这是见于史书记载的商周之际进入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支中原移民，也应该是最早到达东北的以汉族为多数的移民。姜维公主编的《中国东北民族史》载：“张博泉根据东北地区发现的铜器考证，在商周之际进入东北地区的中原移民远不止箕子所率的一支，至少还有鱼氏、荷氏、舟氏、车氏、尹氏、鬲氏、史氏、姜氏、蔡氏等族群，这些族群多是由山东迁入今辽西地区。这些族群的迁入，无疑对东北南部地区的开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且为后代燕国统治东北南部地区打下了基础，也为东北南部地区成为汉族的发源地之一奠定了基础。”
（二）燕王喜、太子丹保辽
西周至春秋时期，随着燕国势力向东北的扩张，特别是在齐桓公北伐、帮助燕国打败对抗燕国的山戎诸族以后，古燕人和山东半岛的齐人也开始大量迁入东北南部地区。更重要的事件发生在燕国灭亡前夕，出现了一次中原移民进入东北的高峰。公元前227年，燕军在易水之战中被秦军击败后，“燕王喜、太子丹等尽率其精兵东保于辽东”卷86，这次迁入辽东的人口约有4万人。这是东北汉族人口发展史上的大事，有力地改变了东北地区的民族结构，也为秦汉时代东北南部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
接下来的两汉魏晋南北朝以及短命的大隋，似乎没有多大兴趣向东北移民，隋唐时期的辽西地区，汉族人口居多的只有营州。据《新唐书·地理志》载，营州有997户，3789人。从人口基数来看，即使汉族人口占多数，那也不能算有很多汉族人。李治亭《东北通史》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两次大规模中原人口迁入辽西、辽东，一次是东汉末年至公孙氏建立之际，一次是西晋末年至十六国初期。东北地区儒学与教育是伴随着大批汉族士族的迁入而发展起来的。”儒学和教育的发展，是能够促进该地区汉语言与汉文学的发展的，魏晋南北朝期东北地区流传下来的诗歌不多，值得称道的有北魏先祖用汉字书就的嘎仙洞室祝文。事实上，“我国东北各少数民族，在唐代及以前，皆无本民族之文字，通用汉字作为纪事和传播文化、交流思想之工具”。因此，使用汉字仍不能证明汉语形成了东北方言。
方言形成的原因和条件是复杂的，但是有些条件是形成方言的基本条件，比如使用某一种语言的人口居住要相对集中（粤方言），首先形成方言岛（客家话、站话），然后再扩展，在扩展中发生接触性变化。再比如使用某种语言的人，在人口数量上要有优势，同时还要有文化、经济、政治等其他多方面的优势，只有如此，才能形成优势语言，否则就会失去语言的独立性。所以，从文献方面来看，箕子的汉族随员去了朝鲜半岛，应该没有留到东北。其他历史时期移民到东北的汉族人是不是又回到了原籍也不可知，能够间接证明的是：直到时期，汉族人来东北都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不定居”现象，简单地说，就是如海潮一样地来了还走，春天来东北耕种，秋末收完粮食就回“老家”、回“关里家”。
综上，不能证明唐前的东北地区汉语具有优势特征，不能证明移民到东北的汉族人集中居住到了某地，只有今辽宁一些地区汉族人口相对多一些，但不能证明汉族人口明显多于当地人，文献证据不能证明此时汉语形成了东北方言。因此，这一时期只能算是东北方言形成的准备阶段。
二、契丹辽劫掠人口、石敬瑭出卖燕云十六州促使东北方言形成，幽燕话成为东北方言的基础方言
契丹辽难改游牧习性，不断到中原劫掠，而劫掠人口是经常性行为，这促进了民族的融合。石敬瑭的燕云十六州归附辽，则进一步促进了民族融合，使幽燕话成为东北方言的基础方言。
（一）契丹辽劫掠人口为汉语东北方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辽屡次对中原发动战争，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掠夺人口。下面是契丹辽较大规模掳掠或强制移民汉族人到东北的情况简表：
“契丹每数十骑，驱汉人千万，以长绳连头系之于木，强行驱迫而还。自唐末数十年间，契丹骑兵，倏来忽往，掳掠汉人者多达数十万口，以致幽云之间，千里之内，焚剽殆尽，幽蓟地区，荆榛满目，寂无人烟。”按《中国东北史》《中国移民史》等书引史书记载可知除被掠人口外，幽州地区的居民为逃避战乱以及躲避刘仁恭、刘守光父子统治河北的，主动迁入辽境的汉族人口也不在少数。“由迁来的汉族人或其他民族杂居而设置的郡县多达五十余个”，《辽史·地理志》具体指出这“五十余”郡县里，“壕州、凤州、遂州、福州、顺州为汉民所建置”。辽把掳掠而来的数十万口汉人安置在辽上京、中京地区大力发展农业，安置汉人州县大多数集中在今内蒙古赤峰一带、辽宁锦州市、朝阳市地区、河北承德地区。耶律阿保机“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汉人安之，不复思归”，还为他们“定配偶”分给一定数量的土地，使掳掠来的汉人跟土地密切结合。阿保机“将中原整州、整县汉人掠至辽地并把这些人户安置在一起，建州县以居之，仍沿用原来旧名”。所以，考察辽所建立的汉人居住的州县名，即可知移民来源地。
按《辽史》卷37—39地理志一、二所载，辽地汉人新增数县：
上京道：统和八年（990），复置有定霸、保和、宣化、广义等县；开泰二年（1013）新置兴仁县；太平九年（1029）徙置易俗、迁辽、渤海等县；重熙八年（1039）新置长春州长春县。
中京道：统和二十五年（1007）“实以汉户”和“辽东豪右”建成大定府；开泰二年（1013）“析京民置”富庶、劝农、文定、升平、神水、金源等县；统和八年（990）析霸城东南龙山徒河境户置安德县；迁归州民置迁州、迁民县；迁宁州之民置润州。
东京道：开泰三年（1014）迁双州、韩州千户实开州，“徙汉户置”宣州、怀化军，移泽州民实海州，以汉户置顺化城；统和十三年（995）迁辽西民实定州、定东县；开泰七年（1018）以汉户置广州，八年（1019）置咸州；九年（1020）以宗州、檀州汉户一千复置龙州。
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说：“唐末、五代至辽初，燕蓟地区被俘掳和迫于战乱流徙北去的人口大约可达到2万户，10余万人，占唐代极盛时期这一地区户口的四分之一左右，接近唐末这一地区户口的半数”，造成了燕蓟地区“幽蓟荆榛满目，寂无人烟”。路遇、滕泽之《中国人口通史》考证：辽的人口总数1050万，其中汉族人约占570万，占总人口一半以上。辽的上京道，有人口二百数十万。中京道，有人口150万以上，两“道”辖地在今松辽平原以及辽宁省西部、河北省东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两“道”人口近400万。再看被掠夺人口的安置情况，辽从燕京地区、中原地区掠夺的汉族人大多安置在上、中京两道，而当地的原少数民族居民则进入关内，充当统治中原的基础力量。因此，辽时东北的汉族人口应当超过当地总人口数的一半或更多。李治亭《东北通史》记载：中京道“汉民杂居者半”；东京道“汉民更居者众”。该书还指出，早在唐代，“辽宁西部为汉族，辽东先为高句丽族，后为汉族”，“辽代，在契丹统治的各民族当中，汉人为数最多，分布最广”。
这些史料很重要，是进入东北的汉族人口聚居的明证，而不同于以前劫掠人口分散到各家做奴仆的情况。这种聚居是形成方言的必备条件，幽燕地区的汉语幽燕话传播到了东北及内蒙古东部。至此，幽燕话构成了东北方言的基础方言。
（二）石敬瑭出卖燕云十六州使几种方言发生接触促成演变
公元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反唐，向契丹求援，契丹出兵扶植其建立后晋，辽太宗与自立为后晋皇帝的石敬瑭约为父子。天福三年（938），石敬瑭按照契丹的要求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如此，使得辽国的疆域扩展到长城沿线，其后中原数个朝代都没能完全收复这一地区，燕云十六州归辽，使中原的北宋王朝受到二百余年的威胁。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影响，从语言交流来看，燕云十六州归辽，使华北与东北连成一片。这一时期的东北、华北，已经是汉族人占这一地区居民中的多数了，“由于汉族和其他民族杂居相处，汉族人又占多数，幽燕话便成为互相交流的族际语言”。
北宋许亢宗奉勅使金，行程的第33程，到了黄龙府（今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东60里的托撤孛堇寨。其《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又见《大金国志·卷四十》）记载：“府为契丹东寨。当契丹强盛时，虏获（《大金国志》作‘擒获’）异国人，则迁徙杂处于此。南有渤海，北有铁离、吐浑，东南有高丽、靺鞨，东有女真、室韦，东北有乌舍，西北有契丹、回纥、党项，西南有奚，故此地杂诸国风俗。凡聚会处，诸国人语言不能相通晓（《大金国志》作‘诸国人言语不通’），则各为汉语证，方能辨之。是知中国被服先王之礼仪，而夷狄亦以华言为证也。”许氏的记载真实可信，非常重要。这段实录说明了远离中原的东北中部地区仍是多民族杂处，语言交流不能用任何少数民族语言，只能用人口占多数的汉语，这里所说的华言，就应该是幽燕话。幽燕话在此范围内通行开来，其用途之广泛，甚至成为当时不同民族语之间的媒介。
汉语传播的汉文化一定会吸引少数民族，阿保机又有意识地提拔重用汉族上层人士，“辽代二百余年设学养士和科举，汉化现象应当相当普通”，学习汉语和汉文化就会成为时尚。耶律倍、耶律琮都善于作汉语诗歌，水平很高，耶律倍还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等，精通汉文化。如此，契丹、渤海、女真等民族在学习幽燕话时，不可能不对其进行改造，这种语言的接触，促成了幽燕话的演变，以幽燕话为基础而有所变化的语言，就是东北方言的第一层次。
三、女真金掳掠汉人、实行“实内”之策，促进东北方言发展，冀鲁官话及中原官话在东北部分地域登场形成了东北方言的第二层次
有金一代（1115—1234），控制的地域和统治时间较长的区域主要是今东北地区。事实上早在金与辽、宋战争期间，金就开始了对辽、宋的燕京、河北、河东、河南、山西等地汉族民众的劫掠并把劫掠的人口安置在东北地区。
根据《金史》记载，金劫掠汉族较多人口至东北的情况如下表：
需要强调的是，金太祖与宋朝联合攻打辽的燕京等地，攻下城池之后，“往往徙其民以实京师”。极端的事件是攻下燕京尽徙其民众，独以空城留给宋朝。可见从北京移出百姓之多。“金初经女真贵族俘掠席卷之后的燕京地区，户口亡匿，田畴荒芜”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这些燕京人口都迁移到了金的“京师”。又一重要事件则发生在天会三年（1125）二月，“娄室获辽主于余睹谷”，至八月，“以辽主至京师”，辽主是天祚帝，随辽主至东北金之“京师”的人员众多。这些人多为汉族人或汉族化程度极高的契丹人，因为辽代二百余年设学养士和科举，汉化现象应当相当普遍。
根据韩光辉的统计，到天会三年（1125）时，燕京地区三分之一人口约40万人被迁徙至东北地区。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4卷较为详细地叙述了天会五年（1127）金兵攻克汴京事件：金兵攻陷汴京而后北归，掠人口十余万，被掠人口来自“东至柳子（今安徽濉溪县西南），西至西京（今河南洛阳市），南至汉上（今湖北汉水流域），北至河朔”这个范围之内，俘宋徽、钦二帝以下皇室、宗室、工匠共14000余人，最终被徙至上京会宁府。之后，徽、钦二帝又被徙至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1128年、1129年，又有20余万中原及长江流域汉族人口被掠至北方，其中，很大一部分移入东北。“金代汉人在东北的地理分布，已较辽代有了很大的不同。辽代汉人基本在辽宁中部、西部，内蒙古东南部及吉林西部，金代则在此基础上向东北扩展到黑龙江省松花江以南的广大地区。”按路遇、滕泽之《中国人口通史》载：“辽朝统治时期，约今东北三省地区有人口二百数十万。金人入主中原，女真等民族迁出约一百多万，可是到章宗泰和七年（1207）又恢复到近300万人口，由此亦说明从塞内迁出的人口当在一百数十万。”由此看来，辽时东北地区汉族人就超过当地人口一半以上，到了金时，东北人口中，汉族人口仍占一半以上。引文所说“金人入主中原，女真等民族迁出约一百多万”是金初期的“实内”政策造成的，就是把大批汉族人迁徙至东北，再把东北的“猛安谋克”（女真人部族）大量调往中原以加强统治。两民族之间居住地的大换防，不可避免地促进了民族之间的大融合，这种融合在推动东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文化广泛交流的同时，一定为汉语在东北地区的传播、使用做出了贡献。所以，金国女真人的“汉化”是大势所趋，以至于金也不得不运用汉族习以为常的“科举”进行人才选拔。南宋洪皓《松漠纪闻续》详细记录了金熙宗时期的“金人科举”，特别提到：金人科举考试时对汉字书写十分重视，“尤重书法，凡作字，有点画偏旁微误者，皆曰杂犯”。这些史料既可以显示当时汉文化具有强大的同化力量，也可以理解汉语普遍使用的事实。
比较辽与金掳掠汉人到东北的情形可以发现，金掳掠汉人的地域更广，涉及华北以外的河南、山东、安徽、湖北等省。在这种情况下，多地多种方言交流，幽燕话不能一成不变，冀鲁官话也不能置身度外。不惟如此，1122年尽迁燕京人口到金上京；1127年迁汴京数万熟练使用北宋官话的“高端人口”到金上京，从而使阿城、哈尔滨、依兰等地的方言呈现出蛙跳式的与北京官话特点接近的状态。东北方言借此方言交融之力得以发展是顺理成章的，冀鲁官话以及中原官话在东北部分地域顺利登场形成了东北方言的第二层次。
四、明代山东人“泛海北上”给东北带来“胶辽官话”，形成东北方言第三层次
明朝一代，东北的辽东地区一直隶属于山东行省，民政、司法都接受山东行省管理。跟有明一代伴生的后金，实际掌管东北的大部分地域。这是因为明王朝从陆路到辽东十分不便，仅有山海关一孔之道，不仅遇雨道路泥泞，而且三面阻夷即辽东的东、北、西三个方向受到了蒙古、女真等部的阻碍。海路则方便得多，《全辽志》卷5“使朝鲜回奏”条载：“由登来（莱）海船运送（棉花、布疋），风帆顺便，一日夜可达辽东旅顺口”。《全辽志》卷1载：从山东登州新河水关至辽东金州旅顺口关，相距五百五十里水程，中间还有羊埚、黄城各岛屿相接如驿站传递，两地间泛舟往来，一天就能到达。所以，辽东被视为山东之地，确实是有天地自然之利。在这种情况下，辽东与山东两地人员往来十分密切，军事、经贸、司法等等都密不可分。
再看几个关键细节。
葛剑雄、曹树基在《中国移民史》中，用嘉靖十五年（1536）补修的《辽东志》与嘉靖四十五年（1566）修撰的《全辽志》两书记载的寄籍人口数目进行对比，发现《全辽志》记载的寄籍人口比《辽东志》多出30%：“这反映了随着时代的推移，辽东的寄籍人口有增加的趋向”。由于增加人口的地区以辽东半岛南端的各卫为多，推断应当是山东人泛海北上而来。泛海来了多少人呢?由于这些人口的流动是非官方的移民，所以不可详考。问题的解决，当依路遇、滕泽之《中国人口通史》对明朝山东地区人口的重要统计：嘉靖二十一年（1542），山东有户数837342户，口7718202人，户均人口9．22；而到了万历六年（1578），山东有户数1372206户，口5664099人，户均人口4．13。“万历六年的户口数有矛盾，户数突然上升到137万多，口数反而比嘉靖时下降了……姑且存疑。”户数上升有分户的原因，人口下降了200多万人则是当地人泛海移居到了东北。“因为山东的大灾荒出现在1621年至1627年间，万历六年的前若干年，此地没有大的天灾亦无大的战乱，突然锐减二百万人是没有理由的，所以推断这二百万山东汉族人自发地泛海到了东北。”泛海北上一定先到辽东。到了辽东的汉族人还包括：崇祯九年（1636）清将阿济格入侵北京周围，南至保定，掳人口10余万返辽东；崇祯十一年（1638）清将多尔衮侵入山西、山东，次年二月北撤，掳走人口50余万。崇祯十五年（1642）清将阿巴泰侵入河北、山东，深入到山东半岛，南至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西），掳走人口约37万。八年间，掳掠到东北的汉族人计有约100万。如此看来，关于明朝辽东地区人口数目考证出的“600万”人里，明朝到来的汉族人就达近350万，值得注意的是这350万移民是以今山东人为主的。加上原居于辽东的汉族人，在辽东地区，李治亭先生根据《辽东志》卷1考证“汉族人占到当地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七”的结论是可信的。
这个历史时期，对于东北方言来说，辽东行政隶属于山东是一件大事。山东的胶东半岛居民大批往来或定居辽东，使用同一方言的人口数量较多，形成集居地，才会有语言的交流和频繁使用，这才有胶辽官话进入东北并有所变化和发展。所以说，明代山东人“泛海北上”给东北带来“胶辽官话”，形成东北方言的第三层次。
五、清初东北方言“从龙入京”与北京官话随“贵胄还籍”，北京官话到达东北，形成东北方言第四层次
（一）东北方言“从龙入京”
东北方言“从龙入京”使北京内城普及了东北方言并且向外扩展，严重影响了北京“官话”，从而使东北方言跟北京官话乃至现代普通话建立起千丝万缕的联系。
顺治元年（1644）发生了东北满族携家带口“从龙入关”事件。张杰、张丹卉说：“顺治元年至二年间，满族‘从龙入关’的总人数，前后合计应有上百万人之多。”“这上百万满族人，是分四次进入关内的。首先是多尔衮率领的八旗主力14万人，接着是顺治帝所率后宫眷属及八旗王公贵族家属，第三次是普通八旗官兵的家属，最后是耕种旗地的广大家丁与家属。”问题在于“从龙入关”的所谓“上百万满族人”以非军事人员居多，正规军只有八旗主力14万，其余90%的移民多为“耕种旗地的广大家丁与家属”，而这些“家丁”都是“归化满族”，基本上都是使用东北方言的汉族移民，因此就有了东北方言“从龙入京”。因此，从语言使用来看，北京官话深处冀鲁官话当中，更像是方言岛，跟北京官话极为接近的方言却远在千里之外的黑吉两省。
讨论这个问题是极其复杂的，事实上这个问题涉及北京官话如何形成的问题，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就要弄清历史上都有谁进了北京城?进了北京城的人使用什么方言？他们住在哪里？他们都是做什么的?这是要单独讨论的大问题。从前文考证来看，大致可以知道，辽、金、元时代是中原北方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代，这一时期，有大批的汉族人通过多种途径多种形式到达东北并且定居下来，这些人大多来自山东、直隶、中原地区，没有哪一种汉语方言是强势语言。当然，从移民来源地的语言系统来看，绝大多数仍属北方话地区，所以，必须有一种为来自于各地的移民都能接受的汉语方言供人们使用，这就是汉语东北方言。按史籍所载，当时不仅东北汉族人使用东北方言，东北许多少数民族也使用东北方言，前文引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就是明证。顺治时期的“从龙入关”事件使有所发展的东北方言进入了北京内城，北京官话与东北方言由此发生了融合。
（二）北京官话随“贵胄还籍”到东北
“贵胄还籍”件事发生在乾隆八年（1743）。从顺治元年（1644）清兵入关到乾隆八年，清人入关已近百年，居京城及京城周边的满洲八旗已说满口京话，至乾隆朝，天下承平已久，八旗子弟大都游手好闲，空耗国家财政，给国家造成了很大负担。据《清实录·乾隆朝实录》卷143记载：
大学士遵旨议覆、户部左侍郎梁诗正奏，度支经费，莫大于兵饷。伏见每岁春秋二拨解部银，多则七八百万，少则四五百万，而京中各项支销，合计须一千一二百万，入不敷出，盖因八旗兵饷浩繁，所出既多，各省绿旗兵饷日增，所入愈少，请及时变通。八旗闲散人丁，宜分寘边屯，以广生计，绿旗兵丁，宜量停募补，以减冗额等语。查乾隆二年、五年，经御史舒赫德、范咸条奏，将在京旗人移驻兴盛二京等处耕种。经议政王大臣等屡行详议，缘宁古塔、拉林、阿勒楚喀、珲春、博尔哈屯、海阑，素系产参之所，移驻满洲，不谙耕种，召民开垦，恐行刨采。而黑龙江风土，迥异京城，旗人不能与本地人一体种地打牲耐受劳苦，一遇歉收，难以接济。奉天亦无旷土可耕，应将八旗闲散人丁分寘边屯之处，无庸议。
这项向东北移民的奏议，得到了皇帝的批准，清廷拟遣驻京八旗中的一部分人返东北，“得旨。八旗人丁分置边屯一。事著大学士查郎阿、侍郎阿里衮、前往奉天一带相度地势。再行定议”。就这样，乾隆六年，派大学士查郎阿东行出关考察。查郎阿，字松庄，钠喇氏，满洲镶白旗人，雍正元年即授吏部郎中，二年超擢侍郎，署镶黄旗满洲都统，后任职川陕肃疆等地。乾隆五年，还京入阁治事，加太子太保，《清史稿》卷297列传第84有传。派如此显赫地位的大臣办理移民事宜，说明皇帝重视此事。看以下史料：
大学士查郎阿、侍郎阿里衮奏，臣等奉命往盛京相度地势。先往吉林乌喇、黑龙江等处查勘。自威远堡边门以东，看得和尔苏站之东南四家子处有地一段，宽十里至三十里不等，约长五六十里；和尔苏站至一统河道北有地一段，宽七八里至四十里不等，约长百里；刷烟站之西南有地一段，宽十五里至四十里不等，约长五六十里；刷烟站之东北有地一段，宽二十里至四十里不等，约长六七十里。此四段地内，稍有旗民开垦成熟之处，细询土人，除棉花外，凡谷麦杂粮，俱可耕种，询称上地。报闻。
大学士查郎阿、侍郎阿里衮奏、臣等于吉林乌喇所属地方查看。三姓等处、竟无成段荒田，兼地寒霜早五谷难以全种，不宜屯垦。拉林、阿勒楚喀地方，有地一段周八百余里；斐克图地方，有地一段周二百五十余里，皆系上地，现在稍有旗民已垦之处五谷俱获收成。又于黑龙江所属之呼兰地方，看地一段周五百余里；佛忒喜素素地方，看地一段周二百余里，亦属可垦。其齐齐哈尔等处，虽有荒甸，亦无成段上地。报闻。
两个月以后，乾隆七年二月二十日，这一天查郎阿、阿里衮两人分别上奏，详细报告了可以安置移民之处以及可用于耕种的土地。其后，又有奏折对这些地方的耕地进行质量评估，根据“地势是否平旷、江河是否贯注其中、山场树木采用是否便利等标准”划分等级，拉林、阿勒楚喀、蜚克图、呼兰等地为上等；和尔苏站南四家子、和苏尔站至一统河道北、刷烟站一带的耕地为次等。根据查郎阿等人的一系列调查报告，“拉林、阿勒楚喀一带地方适于垦种”，上言：“地宜耕者，吉林乌拉东北拉林、阿尔楚克，阿尔楚哈东飞克图，齐齐哈尔东南呼兰，西南黑尔苏站、刷烟站，白都讷东八家子至登额尔者库，皆沃壤；呼兰东佛忒喜素素富林木，惟地高下各异，墨尔根寒暑早，齐齐哈尔砂碛，吉林乌拉无馀地，宁古塔山深，乌苏里产葠，皆不宜耕”。议政王大臣用其议，移屯自拉林、阿尔楚哈始。
上述史料中，计划安置移民的地区在今天来看，对应关系如下：
威远堡——辽宁省开原市；
和尔苏站（黑尔苏站）——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
一统河——伊通河；
刷烟站——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
拉林——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南；
阿勒楚喀（阿尔楚克、阿尔楚哈）——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
斐克图（飞克图）——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与宾县接壤；
呼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
佛忒喜素素——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东部；
白都讷（伯都讷）——吉林省松原市；
登额尔者库（腾额尔哲库）——吉林省榆树市。
再看移民情况，乾隆七年十月，朝廷议定了极为详尽的移民事宜，初步确定首批从京城移民1000户到拉林、阿勒楚喀、蜚克图、呼兰等地。乾隆八年，北京城内满族旗人1000户迁户移民前往东北的拉林河、阿勒楚喀，至乾隆二十一年，陆续从北京迁到拉林的满族旗人达3000户。至道光年间，又迁北京满旗1000户到双城堡（今黑龙江双城市）。至此，有5000户以上的讲北京话的满族旗人到达了今黑龙江省、吉林省的中西部定居。这些从北京迁回来的原籍为东北的人员连同他们家里在北京出生的孩子，又把当时的北京官话带回了东北。所以，今黑龙江省、吉林省中西部的汉语语音跟北京语音极为相似，而跟“胶辽官话”的差异却很大。这些历史事实可以解释为什么黑龙江话比沈阳话更接近北京话，甚至可以解释为什么东北话比河北话更接近北京话，这在方言史的研究上，意义非凡。北京官话由此到达东北，形成东北方言的第四层次。
六、结语
辽阔的大东北，历史上汉族移民或被迫到达，或熙熙攘攘前来，或闯关越卡蜂拥而至，千百年来不曾止歇，东北汉族人与当地少数民族密切接触，共同创造了东北方言。东北方言的形成过程不会一蹴而就，一定是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分不同层次形成的。考察方言形成的层次，当然可以从语音、词汇、语法诸角度入手进行内部的证明，然而，方言的形成是复杂的，借助于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考证，发现历史事件对方言形成的影响，则不仅能够揭示方言形成层次和方言特点，而且更能够阐释方言特点的成因。
辽金时期的大量汉族人被迁入女真族原居地，即金所谓“实内地”，为北方汉语与女真语接触并相互影响以至于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女真人学习汉语，读汉语书籍的现象十分普遍，这两种民族语言发生了密切的“自然接触”。以阿尔泰语言为母语的女真人学习汉语并使用汉语，一定会改变汉语的原貌，给汉语带来女真语的影响，对汉语诸种构成要素的结构形成干扰，即雅各布逊、托马森等语言学家所说的底层干扰。结合历史事件来讨论，就能够知道语言变化发展的原因，也能使深奥的理论逐渐明晰。
爱新觉罗·瀛生先生在《满语杂识》中表明，沈阳语就是明代辽东语，沈阳语由于受辽东地区女真语的影响，因而发生了变化。其变化主要是：失去了“失”“吃”“兹”；失去了“日母”变成了零声母；沈阳语将冀东语的阳平音，大多改呼阴平，保留极少量的阳平音。这三个主要变化，完全是女真语影响所致。就是说，同一幽燕语，一出山海关而进入明代辽东地区，受该地女真人的语言所影响，发生了这三大变化，所以，沈阳语与冀东语有此三大不同。瀛生先生还指出：“由于沈阳语入关后，来到北京地区参与了现代北京话的形成（沈阳语与明代北京话融合而形成现代北京话），而冀东语则未参与现代北京话的形成，因而现代北京话距沈阳语较近，距冀东语稍远。”这种考证，就是结合历史事件，揭示了方言的特点和明代辽东地区居住的女真人早已“汉化”这个事实，由此为讨论东北方言诸多问题提供了重要史料支撑。
有鉴于此，通过讨论历史事件中的契丹辽劫掠人口、石敬瑭出卖燕云十六州证明幽燕话成为东北方言的基础方言；女真金掳掠汉人、实行“实内”之策，促进东北方言发展，冀鲁官话以及中原官话在东北部分地域顺利登场形成了东北方言的第二层次；明代的辽东行政管辖归山东以及其他原因，使山东人“泛海北上”给东北带来“胶辽官话”，形成东北方言的第三层次；清初东北方言“从龙入京”严重影响了北京官话，后来北京官话随“贵胄还籍”使北京官话到达东北，形成东北方言的第四层次。
这样的考证对解决东北方言的诸多问题是有启示意义的，由此可以看出汉语东北方言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如下特点：不存在覆盖，构成东北方言的各层次方言没有逐层替代，多为平行发展并有交融；东北方言发展方式存在浸润式扩展和蛙跳式发展。
【注】文章原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8 年 第 6 期。
责编：李静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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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中依稀蔚秀园
在室内兄妹坐在地上玩积木的照片，虽然照虚，但朝南的门窗样式仍清晰可见
在正房后门的全家合影
在前院正房前面的全家合影
在室内与母亲一起看书,可见背后大书柜
在垂花门前的全家合影
兄妹戴大草帽站在小桥上,背后是正房后门
现在的正房前面破败不堪
与爸爸在后院种菜浇水
林明
蔚秀园是我童年生长的地方，它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依稀记忆。
我的父亲林焘、母亲杜荣都是北大教授，都喜爱京剧昆曲。从1946年秋到1952年秋，也就是我一岁到七岁的六年间，我们家曾在蔚秀园居住。很多儿童心理学家认为，大多数孩子在四五岁以后，才能对某些特定人物或事件形成永久记忆，我对蔚秀园的记忆就属于这种情况。
近年来，一些书刊和网络上都出现了关于蔚秀园的文章，这些文章或探讨蔚秀园的历史溯源，或描述蔚秀园的幽美风光，或回忆蔚秀园的居住生活，虽然视角各有不同，但都激发了我大脑深处对童年的记忆。但我不打算重复引用那些文章的字句，而是尽量根据头脑中一些支离破碎的记忆，并以当年在蔚秀园拍照的几张家庭照作为支撑。即使这些记忆可能模糊、失真或扭曲，也尽量如“实”记录。
蔚秀园环岛小湖的北段
窄得像一条小河
我对蔚秀园生活的回忆是零碎的，时间顺序也已经模糊，能记得的是四五岁到七岁以前的事情。
我住在蔚秀园时，年纪尚小，自主活动范围有限，通常由父母带领着走出前院。前院门前是一个小湖，夏天开满了荷花，荷花的硕大叶子盖满了池塘。
有一次爸爸领我沿着荷花小湖的田埂走过去，再从蔚秀园的小西南门走出去，看到一条清澈的小河（长大以后知道那就是万泉河），跨过一座青石板桥，穿过一个大门走到另一个园子承泽园，园子里还有一条更小的溪流，有几只白鸭子在惬意地游水。
承泽园尽头的院子里有一座带长廊的两层小楼，爸爸和一些大人在小楼里唱戏（后来我知道是在张伯驹家举办票友聚会）。当时吴伯伯（吴小如）住在承泽园，也经常参加曲会，但我对听戏没有兴趣，在院子里只顾和小哈巴狗玩，还看到一个很老的老头儿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现在推测可能是袁世凯的公子、张伯驹的好友袁克定）。
还有一次，我们全家从蔚秀园小西南门出去观看降落伞表演。蔚秀园的虎皮南墙外是空旷的田野，可以隐约看到远处的海淀镇房屋。站在蔚秀园的南墙外向天空张望，只见许多红白相间的降落伞自天而降，缓缓飘落在地面上，但至今我还搞不清楚为什么有这次降落伞表演。
我住在蔚秀园时，爸爸因肺结核复发，病情比较严重，曾在城里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后又回到燕大校医处住院疗养。燕大校医处在博雅塔西南侧的一个两层小楼里，十分幽静。妈妈曾领着我和妹妹去校医处看望爸爸，爸爸住在二楼病房。
后来爸爸回家休养，常有人找他谈话聊天和唱戏。爸爸在家休养时，买了一根钓鱼竿，曾经带我去住房后面的小河钓鱼。小河边长满了芦苇和水草，河水很清澈，有时会钓上几条小鱼，拿回家喂猫。比较大的孩子在小河里捞蝌蚪、抓青蛙，甚至还可以逮住泥鳅。我曾看见水蛇在芦苇间扭来扭去地游动，几个大孩子跑过来试图捕捉它。
那条小河实际并不是河，而是蔚秀园环岛小湖的北段，窄得像一条小河，蔚秀园前院就坐落在这个小岛上。小岛东南角有一个长满柏树的小土岗，绕过小土岗向右拐，有一座石板桥通往蔚秀园东门，东门外有一条南北向的马路，马路对面就是燕大的宫殿样式校门（即西校门）。在蔚秀园小岛北面，还有一座小石板桥通往蔚秀园后院，后院有一排平房，还有一座方亭子似的房屋。因有小土山遮挡，站在小石板桥上看不到后院，只有走到小土山豁口前，才能看到蔚秀园后院的平房。爸爸曾领我在小土山豁口往那边看，当时我才五六岁。
在前院居住的
都是燕大的职员和青年教师
在我的记忆中，蔚秀园前院很大，被分隔为中院、东院和西院三个小院。
中院最大，三合院格局，由正房、东厢房和西厢房组成，我家住中院北面位置的正房。正房两侧各有耳房与东院北房和西院北房相连接。中院的西厢房门前有一棵高大的古槐，一到夏天，茂密的树叶几乎遮挡了半个院子的阳光。正南面有一座亭廊式的垂花大门，大门台基高出地面，出入大门要踏过门里和门外两道台阶，垂花门下面还有一道木头门槛，住在前院的人们，都要从这个垂花门出入。
东院和西院似乎都只有北房，显得空荡。西院最南边还有一栋高大的房屋，临近前院外的小湖。它有一个单独小院，院子里种了一些竹子，有一个花瓶状小门通往大院外，住在这栋房子的人不必穿行前院的垂花门。
在蔚秀园前院居住的，都是燕大的职员和青年教师。父母的燕大同学好友李欧伯伯、王平阿姨夫妇和他们的女儿李宗仪都曾在这里居住，后来他们搬到朗润园了。
我们的东院邻居是燕大庶务科的张又渔先生，他有五个孩子，其中最小的张保云、张保群姐弟，常和我们兄妹一起玩，张保群和我是北大附小同班同学。张保群的母亲对我很好，记得有一次她做了好吃的东西叫我吃，到午饭时我竟然不肯回家了。
西厢房曾住过柳姓职员一家，柳似乎在燕大做财务工作，女儿柳新（音）和林还同龄，她们一起上燕大幼稚园，常在一起玩。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柳姓职员全家离开了蔚秀园。
西院南房住着燕大体育教师阎华棠一家，有三个孩子，其中最小的是阎里选，后来阎家也搬到成府了。1952年我们家和李家、阎家都搬到了中关园，在中关园十几年，我仍经常与李宗仪、阎里选一起玩，至今三个孩子都70多岁了，在三个不同的城市生活，仍保持着联系，是延续70多年的发小。
在蔚秀园居住时，年龄相近的孩子们经常在中院玩耍，而东院和西院比较冷清，大概是住户较少，或者是孩子较大，不屑于和小孩玩。当时我年龄小，还不能单独去东院和西院玩，有时会站在房子之间的夹道往两边院子张望。
四张条幅书屏
写满了苍劲端正的大毛笔字
我家住在蔚秀园前院的正房，房子很高大，坐北朝南，房子的地基很高，以台阶通到院子铺着方砖的地面。正房门前有一道窄长的门廊，下大雨时，我曾站在门廊下看从屋檐流下的水帘在地面溅起的无数水花，觉得十分好玩。
在我的记忆里，我家的房子有三个房间，从西到东依次是卧室、客厅、“副卧”房间（不知其功用，姑且打引号），三个房间之间以两个门相通，两个门都靠近北墙一侧，门对门相望，可径直穿行。正房东侧的墙外，原有一个独立的东耳房，在正房东侧和东耳房之间的隔墙打通一个小门，使东耳房与正房相通，这个东耳房又被木板墙隔断为厕所、小隔间（或贮藏室）和厨房。正房西侧墙外，还有一个独立的西耳房，似乎归邻居使用。正房三个大房间的窗户都是南北通透的，光线很好，夏天很凉快，但东耳房因为被打隔断，南北窗户不通透，中间的小隔间光线比较暗，小隔间有三个门，分别通往正房、厨房和厕所。
在我的记忆中，客厅当中有两个支撑房顶的圆木柱，客厅有前后两个门，前门由两幅门扇组成，通到前院，后门是一扇门，通到后院。
客厅的家具似乎不多，有一个旧的大沙发和两个小沙发，还有一个大方桌，方桌四边各有一个小抽屉。有时我们就在这张方桌上看书或吃饭，客厅西墙靠着一个古色古香、带玻璃门的硬木大书柜。
至于客厅还有哪些家具，我就不记得了。客厅给我的感觉很空旷，可以跑来跑去地尽情玩耍。客厅的那些家具都是抗战胜利以后，父母从成都回到北平燕京大学，并且在燕大宿舍蔚秀园安家以后，我爷爷交给父母使用的。
卧室里，靠西墙中间的是一张西式双人床，平滑曲线形的床头板，挨着大床南侧是一张中式南方风格的枣红色花雕床，床的四角有可挂蚊帐的支架，床两侧还有可拆卸的护栏，我小时候就睡在这张床上。挨着大床北侧是一张木制童床，妹妹林还就睡在这张童床上。
卧室里还有一张同为南方风格、做工精致的枣红色梳妆台，上有一个椭圆形大镜子，镜子周边围着镂刻的雕花，镜子两边有几个小抽屉。此外，还有一张也是南方风格，但包含一些西洋元素的枣红色写字台。这些南方风格的家具应是配套使用的，它们是十三姑林婉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暂时寄存在我家的。许多年以后我在十三姑家又见到了这些老式家具，产生了一种如恍隔世的亲切感。
在“副卧”里，靠南边窗户摆着一张单人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挂在西边墙上的四张条幅书屏，写满了苍劲端正的大毛笔字。爸爸告诉我，那是高祖父（我爷爷的爷爷）给皇帝写的条幅，高祖父曾经是同治皇帝的老师。虽然我一点儿也不懂条幅上写的是什么，却牢牢记住了“皇帝的老师”这个称呼。
与“副卧”相通的东耳房被木板墙隔成三部分，南边的隔间是厨房，有一个煤球灶和一个带小推拉门的碗柜。中间的隔间比一张床的长度要宽一些，横放着一张木板，平时用于堆放杂物，也可以睡人，曾有客人在此暂住。北边的隔间是厕所，有洗脸盆和抽水马桶。厕所有一个朝北的窗户，夏天夕阳斜照，透过窗户，使小小的厕所洒满金黄色的阳光。
贝公楼的京剧晚会
是不是燕大最后的京剧演出？
我家住房除了有前门面对大院，还有一个后门可通往北边小石板桥。
后门前面有一小块空地，以一道篱笆围成一个小菜园，爸爸休养时在菜园种起小白菜、西红柿、黄瓜等。菜地里还开出一条小水沟，把自来水引到菜地里，我曾把纸叠小船放在小沟里看它随水漂流。
在“副卧”北窗下，还有一个砖砌的鸡窝，鸡窝旁有一棵小榆树，养了几只下蛋的母鸡，不料有一天夜里听到鸡惊恐乱叫。爸爸起来一看，只见几只鸡全被黄鼠狼咬死了。
我家房子外表高大气派，但室内门窗装饰却很陈旧，地面铺的是方青砖，老鼠在墙角打洞，经常在屋里出没。有一天，妈妈从燕南园同事那里抱回一只刚断奶的小猫，小猫很可爱，橘黄色的短绒毛。我递给它一个小毛线球，它就又追又咬的。这是我第一次触摸小动物，印象很深。
小猫很快长大了，老鼠也绝迹了。它经常到垂花门的门柱门槛上磨爪子，在院子里到处游荡。我们家刚搬到中关园，小猫忽然不见了，爸爸回蔚秀园才找到它，把它抱了回来，看来它也有蔚秀园情结啊!
蔚秀园离燕大校园仅一路之隔，父母经常带我们兄妹去校园散步，如贝公楼、临湖轩、未名湖畔。有一次贝公楼举办京剧晚会，父母把我们放在戏台一侧的小楼梯上，从侧面幕布后观看妈妈演出京剧《春香闹学》，这可能是燕大最后的京剧演出。
有时晚上在贝公楼看完节目回家，蔚秀园里已经很黑，路灯昏暗，可以看到路边草丛中萤火虫时隐时现的点点萤光。
1950年，妈妈开始在清华大学给东欧国家留学生教汉语，每天骑车沿圆明园路去清华上班。一个休息日，我们全家从蔚秀园到清华大学校园玩。校园北部一个小广场上停放着一架银灰色飞机，机头高、机尾低，机身上有一排方形小窗户。爸爸把我高高举起，让我从靠近机尾的窗户往里看，里面有一排排座位（后来我知道这是美国的C46运输机，二战后改装为客机，清华当时有航空系，这架飞机应是供教学用的）。这是我记忆中最早的近距离接触飞机，印象很深。
燕大位于北京西郊海淀，那时还没有公共汽车，交通不便，进城主要乘坐燕大的校车，在西校门发车，停在蔚秀园东门等候上车。校车十分破旧，木棚车身，发动机在司机座的前方，车后背驮着一个烧煤（或木柴？）的小锅炉。车里面靠着车窗是一长溜木椅。司机座前窗上有一个箭形方向灯，上红下绿，平时箭头朝上，要拐弯时，司机就伸出手把箭形方向灯拨向拐弯方向，拐弯后再拨直。
校车进城要经过海淀镇的西大街和南大街，只见镇上满街都是低矮的店铺。穿过海淀镇再驶上通往城里的公路，狭窄的路两边铺着条石，远处是开阔荒凉的田地，除了孤零零的农家屋外，很少见到像样的现代建筑。经过西直门城楼就是进了北京城，校车终点站在东华门（不记得是否有途经站），下午四点钟返校。
1952年9月我家刚搬到中关园时，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交通不便，要进城仍需穿过北大校园到西校门坐校车。到1953年和1954年间，北大校园南面和东面都修了道路，开辟了两条公交路线31路和32路，交通情况大为改善。
两次重访面貌不一
1952年9月，我家从蔚秀园搬到中关园。搬家的原因之一是学校有关部门认为我家人口少，住房面积过大；二是环湖小岛比较潮湿，夏天蚊虫太多，对孩子健康不利。
虽然中关园75平方米的住房比蔚秀园房子小了不少，但设计合理，空间利用率高，并不显得拥挤（林徽因曾称赞中关园的房子“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搬到中关园后，我在北大附小（今北大图书馆所在地）上学。一二年级时，孩子们都是在小学和中关园家之间上下学，有老师或家长护送，不会到处乱跑。到三至六年级，孩子们的独立活动能力渐强，男生们在下午放学后常在北大校园里玩耍乱跑。那时临湖轩的小院、贝公楼的门厅，我们小孩子也可以进去转一转，甚至跑到西校门外的蔚秀园采摘桑叶和桑葚，还到同班同学张保群和杨固家里玩（杨固的父亲杨汝佶曾是司徒雷登的秘书）。我们男生还窜到蔚秀园西部的水稻田和生物试验场探访一番，而那些地方是我幼年从未曾去过的。在整个五十年代，蔚秀园的住房和景观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再次造访蔚秀园，已是二三十年以后，我已是人到中年。只见蔚秀园的前院还在，但已破败不堪，亭廊式垂花门被拆除，了无痕迹，代替它的是一座杂院式大门，门旁墙上刷着“蔚秀园106号”几个醒目大字，院子里盖满了私搭乱建的小棚屋。
我走进院子，张望着童年居住过的正房，它被小棚屋挡住了一大半，一眼看不到房屋全貌。蔚秀园的北部和西部盖起十几栋教职工宿舍楼，往年田园诗般的风光荡然无存。更令人感到凄凉的是，蔚秀园小湖已经干涸无水，长满杂草，湖底还扔有许多垃圾。为便于汽车通行，通往蔚秀园前院和后院的硬土路被拓宽为柏油路，两座石板桥也被改造为可通行汽车的钢筋混凝土板桥。
离开蔚秀园整整70年
过了十几年，我退休后又曾先后陪同发小阎里选、李宗仪重访蔚秀园故居。院子的格局未变，古槐仍在，但丑陋小棚屋仍盘踞在院子里。令人稍感欣慰的是，环岛小湖重新出现了湖水，但水面景色单调无味如破镜，缺少了当年的鲜活生命感。
当年我家居住的正房前廊已被改造为封闭阳台或房间。我发现，原来作为“副卧”的房间南面被开了一个门，正好虚掩着。我推门而入，室内空荡无物，通往客厅和东耳房的门都被堵上，成了独立的一个房间。其实这个“副卧”房间并不大，也就十几平方米而已。这和我幼年记忆的空阔印象差别很大。
东院北房原是张保群同学家，只见东院和前院之间的夹道被一道墙堵死，在东院南墙另开了一个院门，我们问了现住户，都不知道张家搬到哪里去了，算起来，张家应是蔚秀园前院的“元老级”住户。
我们绕到前院的后面，见我家后院砌起一道高高的围墙，如同农家，再也看不到当年的小菜园了，但还能看到那棵榆树的树冠。高大的房顶还是老样子，真是岁月沧桑！
蔚秀园前院是蔚秀园内仅存的前清建筑群，保存比较完整，它是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花园的中心部分。据说北大有关部门有意恢复它的原貌，但许多年过去，一直没有动静。
到今年为止，我离开蔚秀园已经整整70年了，不知为什么，有时我还会依稀梦到蔚秀园故居。有一次我梦见自己穿过北大西校门，在一堵高大的虎皮墙下穿过蔚秀园，在前院房子之间拐来拐去竟然找不到自己的家，最后还要穿过一家别人家的房间，才找到我家，原来我家竟深藏在别人家的后面！梦境虽然荒诞，但也是脑细胞对久远记忆的一种激活!
2022年9月18日 离开蔚秀园七十周年 供图/林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