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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德旺:试水发行股票,被逼成富豪
上市当天,看着盘面上的开盘价,我高兴得跳起来:我的那些债务终于可以还清了。回到宾馆我才算清楚,我不仅还清了所有债务,竟然有近2亿元的进账!我的天啊,这么多的钱,我要用多少麻袋来装?我在上海打电话给我妹曹华,要她尽最快速度将我手头上的股票卖掉,唯恐失去一个发财的机会。
突破世俗创办企业,从战略上要解决的问题第一是产品定位,其次是资本、技术、人才。企业需要延揽各类专业人才,如受过高等教育的会计师、各工种工程师。初创的福耀亦面临着这个问题。同时,因为原高山玻璃厂只是乡镇企业,建厂时间又短,我抽了几个最好的过来,但还是与要求有一定的差距。一是技术不能满足进口设备消化要求,二是管理上也不能满足岗位设计。记得我当时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去闽江大学游说,几次,才招了3个财务专业的女孩,但在我出差的时候,工厂发生了一件哭笑不得的事。来自高山厂的老员工与这几个女孩打起来了。理由是,这几个大学生架子大,不听指挥。高山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连大学都还没上过。前面曾经提到我们派了几个人去芬兰培训,但那些是勉强应付的团队,仅有的几个工程师也都是从外省借来的。
为什么合资企业私营企业招聘工程师这么难?
我到处打听,有朋友告诉我,正规受过教育能满足您企业引进设备的人才,都在大国营企业里。他们现在虽然效益不好,经济困难,但他旱涝保收,每月可以保证领到几十元工资,在当时,这份工资,不高也不低,可以满足他一家人的生活最低需求。虽然你愿意以每月几百元的薪水聘请他们,但他们还会顾虑你的企业能不能长久做下去。如果企业短命,三五年就倒闭了,那他的晚年怎么办?其次,在大型国营企业里,虽然收入不高,但名声好听,面子好看。实际上,更深层次的问题还是中国的读书人大抵受了中国儒家文化“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影响。在我创业的初期,读书人的清高,可谓真实地领教了一回。
不得已,我断了从国企里挖人才的梦想,转而尝试着向几所工科大学求援,希望他们能动员一批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到公司来。可他们又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合资公司能否接收大学生的档案?电话垂询福建省人事局,得到的答复:国家目前没有这个政策。因此,非国营企业不能接收大学毕业生的档案。
难道,非国营企业不需要人才?难道,非国营企业不需要发展,永远只做街道大妈糊纸盒的工作?我走访了很多民营与合资、独资企业,发现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严重地影响着经济发展。我认为,我要去努力探索解决。这个关不破,所谓改革开放是一句空话。
国家的这一人事档案政策就应该改革!
那是鲁迅说的,“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提出改革开放至今已十年了,人事制度再不改革,必将影响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这条路要走下去,一定要打掉这条拦路虎!”我暗下决心,必尽全身之力量,来冲破人事的这道篱笆。
那段时间,我一趟一趟跑福建省人事局,三番五次拜访时任人事局局长、处长,谈改革,谈需求,谈人事档案的规定不仅是影响了刚起步的我,同时影响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许多合资、独资企业。我的话终于打动了局长。局长向时任省长汇报,作为试点,福建省人事局率先成立全国第一个人才交流市场,也就是现在的中国海峡人才市场。当时的功能是接收大学毕业后去合资企业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档案,解决这类大学生档案落户问题。
经过后来的发展,现在的中国海峡人才市场已经成为国家人事部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组建的国家级人才市场,是福建省人才资信认证中心等一批专业从事人才教育培训等业务的人才服务机构。其人才服务中心(福建省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服务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完善:承担人事代理协议的管理、代理人员服务和政策咨询工作;在中国海峡人才市场进行人事代理的毕业生的就业接收、落户等手续,保管代理人员的集体户口本;办理代理人员转正定级、确认干部身份;办理档案工资调整,计算连续工龄;办理代理人员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确认;办理各系列初、中、高级职称的评审;开展人事外包业务;承担代理单位、代理人员的联系与服务及市场需求调研工作;承办毕业生就业指导、就业培训、就业见习和就业推荐等工作;承担经省政府人事行政部门授权的其他人事代理事项。
许东处长被任命首任总经理,我接受邀请成为顾问。为方便他们为更多的大学生服务,我决定捐给新成立的人才交流中心一辆吉普车。
1989年,人事档案,这个横亘在中国合资企业与独资企业聘用大学生的拦路虎被我悄悄搬掉。而且迅速发展,两年内几乎在全国普遍发展起来。当然,这是全国各省市效仿福建人事局此举的结果。
当时省人事局为了突破这个难关,在向省长报告时,告诉了他们福耀碰到的难题:福耀购买的进口设备即将到位,却没有工程师安装与维护,省长就提议省机械工程研究院以承包服务的方式,向福耀派出15名工程师,为福耀提供技术支援。当时议定的具体条件是,福耀要承担支付这些工程师的工资,当然是高过他们原来所在单位的工资,同时每年给研究院20多万人民币。研究院来人中有当过厂长的刘友仁,担任支部书记的姚照熙,还有一个专家型干部何海翔,他们是福耀公司第一批功臣。
在此事得到圆满解决后,又出现另一个问题。那时,不管是机关事业单位,还是工商企业,农村乡、镇、村均设有党委或党支部。那么,合资企业呢?
严格地讲,在此前,所有工商企业都是国营,或地方国营,最起码的也算大集体,这些企业本身就是等于政府性质,因此这不存在矛盾。现在,实行改革与开放,允许私人或外商与国营合办企业,在制度上如何解决这个矛盾,也引起了很大争论。
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资本利益的最大化。为此,外商合资或独资的企业,是必须坚持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的,现在提倡改革就是要克服计划经济中责任不到位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又成了一个新问题。慎重考虑的结果,形成的文件是:我决定率先成立工会,党、政、工、青、妇的工作,由工会主席代行党组织书记的职能。由于有1986年挨整的经验,我认为企业的合规、合法是头等大事。因此福耀在注册后不到一年就成立工会,成为全省第一家合资企业工会,并推荐研究院来的党支部书记姚照熙参选工会主席并当选。福耀的初级行政管理机构就这样形成。创立初期的困难,也顺利得到了解决。
试水公开发行股票从芬兰购进的HTBS钢化炉,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收回了购买设备的成本,一年就赚了两千多万元,成了人人眼中的“印钞机”!这个项目提供资金的项目管理人林仰波,因为贷款的缘故,经常到工厂考察生产情况,也时常查看工厂的生产进度和报表。一来二去,往来多了,双方投缘,我们就成了好朋友。
有一次,我陪仰波爬石竹山。“仰波,您觉得我这个总经理合格吗?”我问。问他这个问题的目的,其实是想解开自己心中潜藏很久的一个结。
“很好了。我觉得您做得很出色。”林仰波很认真地说。
“真的吗?在我看来,总经理是一个很神圣的职业,不是一般的人能干的。我一个采购员出身的人,还胜任?”
“当然。您做得很好!”
“请问,在外国的总经理都是什么出身的,都有受过怎样的教育呢?”
“这个……”他想了想,“在国外我认识的总经理中,最多的就是销售员出身,接着是会计师、工程师、律师,受的教育多是MBA、BBA的,也就是工商管理专业毕业的。”
“这个MBA专业的书,有中文版的吗?”
“台湾有。”林仰波想了一会儿后说。
“下次进来时能帮我弄一套吗?”
他说完全可以。
仰波按照MBA的教纲,将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管理会计、财务成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学、财务管理学、人力资源管理学、金融学、统计学、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质量管理等等十几门课程的教科书,悉数带给了我。所以,我的工商管理知识,也是自学的。
那次的聊天之后不久,林仰波又到了公司,看完报表,他很高兴,在我办公室里喝茶聊天,邀请我去新加坡考察。
1990年六七月份的时候,我去新加坡。走出樟宜国际机场海关,我看到仰波正站在外面等着我的到来。接上我后,他开车把我送到酒店入住,晚上要请我。第二天又到酒店接上我,带我在新加坡四处转悠,跟我讲新加坡的历史,新加坡城市的发展,以及对李光耀的评价等等。第三天带我去他们的银行,银行的装潢富丽堂皇,百把号人。走进他的办公室,我才知道,他竟是银行的行长。在此以前,我一直以为他只是银行的一个普通职员。我懵了,觉得很不好意思,“让您这么大的老板亲自开车陪我这么些天,真不好意思啊。”我说。
“呵呵,话不能这么说。我去中国不都是您在陪我吗?”
于是相视哈哈一笑。
正是在他的办公室,仰波说起了上市的话题。
“曹总,您有没有想过将公司上市?如果想,我可以帮这个忙。”仰波说。
“好好的公司,为什么要上市啊?这样股权不是就被稀释了么?我这么赚钱的公司为什么要上市呢。”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上市公司这个词,我一点儿也不知上市是怎么一回事。
仰波哈哈大笑。
他耐心地向我解释为什么要将公司拿去上市。
他说,企业发展主要靠品牌技术、管理和资本等三大要素。国际上常用解决资本手段分两大类:即资本类、流动资金类。现在中国虽然没有分,但也明确规定流动资金不得用于做固定资产投资。那么企业创办的时候,像您企业一样,固定资产所用资金必须靠资本金解决,或者用租赁办法。实际这也是资本融资的一种工具。在资本项下,融资有多种,但常见二种:一种是通过私募形式,像您企业现在这样,募集时要定合资合同,这样很不方便,再加上股东之间长期合作也会有意见分歧,那就影响了您的扩张。如果您是公募的公司,就是上市公司,那么这个问题就不存在。因为股票是在证交所交易,每天有人买卖,您可以上午决定买入,下午可以决定卖出,自由度很大,而且不受您买多买少限制,参与投资的人就多了。那么您想扩张只要把可行性报告做好,报证交所批准后,就可公开募集资本了,因此利于企业扩张。但上市公司条件要求也比较高,必须是成熟的公司,一定的规模,良好经营业绩记录,如新加坡就规定规模在2500万坡币以上企业,连续三年盈利,无不良记录等。上市公司还有几个好处:一、可以提高知名度,因为您的股票挂在交易所每天交易,要买的人会去研究。二、如果企业要安抚管理层,可以设期权用以激励。三、只要具备扩张条件,资本永远不成问题。但也有风险,会遇到竞争对手恶意收购或抛售,从而扰乱您的业务;要接受所在地法律的监管。
“是一个好点子。”我点点头,其实听得云里雾里的,根本没有搞清是怎么回事,但是我相信仰波,所以我说:“今天也不早了,我先回去消化一下你的意见。这事从长计议,回头再聊。”
告别仰波,乘飞机离开新加坡,途经香港,参加福辉公司香港上市的仪式,时任省政府秘书陈元魁也在香港,陈秘书长认识仰波,我就和他讲仰波也建议我公司上市的事。“上市不是你企业说了算的。仰波讲归讲,你到国外上市就存在国家的第二债务的问题。”陈秘书长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对了,你要真的想上市,目前,省政府也正在找一家企业做国内证券市场上市试验,我正好找不到这样的试点。你若真的想上市,我就推荐你做试验,怎么样?”
“可以啊。我的企业本来就是改革开放的试验品,省政府需要试验的,就拿去试吧。”
陈秘书长点点头。“到时候我找你。”
1991年春节过后,福建省体制改革委员会和人民银行来了一个工作组,专程前来讨论福耀上市的事宜。
在福耀之前,福建省还没有公司做过,大家都不懂怎么操作,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讨论的结果是,把福耀1990年时的净资产6127.5万元,按一股1.5元算分成4085万股,面值一块,一股卖1.5元,实际上等于没有溢价。同时确定了1991年6月22日由闽发证券发行。第一批也就发行了1600万股,发了2400万元。卖得太便宜了,当时很多人想买,问我能不能买,我呢,当时也不知道这是不能说的,就告诉他们可以买,买了当年就可以分红。兴业银行买了200万,县里、市里、省里的一些部门领导、媒体人也都买了,单单各级机关的干部,就购买了几百万股。有一位福州大学的教授,听说福耀发行股票,召集全家人一起开了个严肃的家庭会,整整讨论一个晚上,讨论的主题只有一个:买不买?到了第二天,家人统一思想,将家中所有资金2万多元,买了1万多股福耀股票。
所以,1600万股的股票,很快就卖完了。
过了两三个月,一个流言开始在社会上传播:福耀股票不能上市,曹德旺圈了钱想跑到国外去。记得戈培尔曾经说过“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有关我要卷款逃跑的这个传言,刚开始没人信,可是越传越广,越传越多,听的人就害怕了。那些持有福耀的股票,尤其是各级政府里的官员们,纷纷给我电话,“曹总,你的福耀什么时候能上市啊?”他们问的都是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上市啊。”我的回答也都一样,随后他们的要求也都一样,“曹总,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家里需要用钱,请帮我找一个买家,把我的股票买走。”
虽然家里为什么要用钱的理由各不相同,最后也总是不由分说,总之你一定要帮我解决的口气:“谢谢你啊,曹总。”说完就收了线。这些人,今天你一个电话,明天他一个电话,而且越催越急,就好像股票没有卖掉,家里就死了人似的。可是,我又能上哪儿去找这么多的买家呢?虽然没有公开交易,但其实当时私下里的交易价,福耀的股票每股已经由1.5元涨到2.5元。我把妹妹曹华找来,请她帮忙帮我向社会筹钱,将要求我帮忙找买家的官员手中的福耀股票,按当时的市场价格每股2.5元买回来,从1分息借到2分息,不知不觉地收了400万股左右。欠了一屁股的债,心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又不能说,每天还得跟没事人儿似的,出现在公众和员工的面前,还得处理一桩接一桩的事情。心里的那份难受,可想而知。
1992年的一天,我和时任兴业银行行长喝酒。喝着喝着就喝哭了。
“曹总,您怎么哭了,有什么事?”行长关切地问。
“行长,我跟您讲,……”我用纸巾擦去了泪,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您别急,我来想想办法。”他想了想,“您把您的法人股抵押给兴业,兴业贷款给您,这样利息就没有那么重了,您的压力也就小了很多。”
“谢谢行长!”我非常感激,举起手中的酒,“这一杯,我敬您。”说完,一仰脖,我喝下了杯中的酒。
减轻了的压力,我松了口气。
事有轻重缓急。现在,是时候放下手头上的其他事情,去做争取
上市的工作了。
我对自己说。
那是1992年的事了。
被逼成富豪这样也不是办法,长期处于高负债的情况压力太大。我得想办法让股票上市,一则为自己解套,二则也要为当初购买股票的股东们着想。
找谁呢?搜肠刮肚地思来想去,猛然想起公司的股东中汽华联公司。毕竟是天子脚下的人,兴许他们能帮得上忙。果然,中汽几个老总研究后,同意帮忙。接到电话,我就急匆匆飞到了北京。中汽为我接风洗尘,宴会的气氛特别隆重,几乎是把中汽总公司处级以上的干部都请到了,二三十人。饭后,中汽的领导说带我去找刘老,请他出面。刘老?
“刘老是谁?”我问。
“你认识的。”领导诡谪地笑笑。
“我不认识啊”,我丈二摸不着头脑。
“你认识。”领导大大咧咧地,“到你那儿开过几次董事会。”
“谁?”我还是想不起是谁,或者是根本没有将这个刘老与刘虎生挂上钩。
“就是刘局长啊。”
“天!是他啊。”我的脊梁骨冒出了冷汗。脑袋里快速地翻找与他在一起时说的话,做的事幸好!幸好总是极其尊敬他老人家。当时的尊重,仅仅是因为他是老人,一个客客气气,签字都还在颤抖的老人。他是福耀早期的一位董事。
中汽的领导径直将我带到了刘老在万寿路的家。他的家里,除了必有的国家提供的家具外,几无其他的陈设。如此显赫的身世,却如此清贫地生活,我不禁由衷地钦佩。
我们进去时,刘老已经在院子里等着我们了。
“走,我和你们一起过去。”他拿着大衣,穿上。
“要不要开车过去?”我问。
“不要了,就在后面。走过去。”刘老说。
果真是前后院,找到了当时的主管官员。
我们一进院门,该官员的太太迎了上来。见到该官员后,说明原委。
“您管这个闲事干吗呀?”看得出他俩关系不错。“怎么不管?!我是这家公司董事。我的公司不能上市,你们的倒都可以上市了?!”接着向该官员解释:“这是一家做进口配件国产化的玻璃厂,很成功。也是国家汽车发展战略培养企业。我们公司想将这个公司扶持起来,所以参了股。去年进行改制,发行了股票,到现在不能流通,会影响到公司的发展。”
最后,双方达成意见,让我第二天到体改委递申请报告。
该官员告诉我,“您明天10点,到体改委找我,我叫经办给您受理。”
第二天我到国家体改委,把材料送过去,该官员把经办找来,告诉他:“刘老是这家公司的董事,他叫你受理。”
“好。
经办把我带到他办公室,认真地看完我报送的材料后,让我补上一些材料。“这件事情您这么跑不能解决,您要让你们省的陈明义省长来一趟。”
我立刻飞回福州,请见副省长陈明义。陈明义于是立刻安排了时间,到了北京,见了经办人。不久,体改委批文拿回来了。1993年5月下旬,我们开始整理规划上市。
1993年6月10日600660上市首日,开盘价伞1.44元,最高到44.60元,收盘40.05元,创下福建首批上市公司股票的天价。
前面说了,福耀1990年时的净资产6127.5万元,按一股1.5元算分成4085万股。这不,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各位股东高兴坏了。怎么能不高兴呢,不过才三年的时间,当初投入的625万元整整翻了近10倍,谁不高兴?!
在福耀玻璃工业有限公司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上,董事们高度评价了我在上一届任期内所做的卓越贡献,一致同意继续委任我为公司本届总经理。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他们发现从1987年公司初创起至今我的工资每月只领400元,作为我对各股东投资所作出的卓越贡献的奖励,董事们决定将发行时的4085万股的零头,也即85万股福耀股票作为公司给予我的奖金。在当时闽发证券的建议下,这85万股在发行时就直接划拨到了我的个人名下。而我个人原持有的17.5%的福耀股票,则划入了儿子曹晖的香港三益有限公司名下。加上我被迫收购的400万股,至1993年上市前,我持有的福耀玻璃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流通股已近500万股。
上市当天,看着盘面上的开盘价,我高兴得跳起来:我的那些债务终于可以还清了。回到宾馆我才算清楚,我不仅还清了所有债务,竟然有近2亿元的进账!我的天啊,这么多的钱,我要用多少麻袋来装?我在上海打电话给我妹曹华,要她尽最快速度将我手头上的股票卖掉,唯恐失去一个发财的机会。
回到福州。福州有个地产商来找我商量,希望我能帮忙,买下他们计划开发的一些楼盘的预售房。
“可以转账吗?”我问。
“当然可以。那么多的钱不转账怎么办?”
这下,我又解决了从股票退出的资金怎么拿回家的问题。
就这样,我将股票卖出还清债务,将大部分钱买了上述的物业,还余下几千万。过了一个月,移民香港的单程证也拿到了。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
中国人都讲数字的吉利,福耀的股票为什么却开出44.44元?
股票上市前,我们福建的几个券商都去了,兴业、闽发,我们在锦江饭店办了十几桌,将在上海的所有券商都请到了。但是,上海方面筹办的人独独忘记了刚刚注册成立的某地上证公司在上海的办事处,于是,虽然那天晚上大家说好了按照3&88开盘,由兴业证券开盘。可是,没想到,第二天上午9:30开盘的时候,某地上证抢开盘,44.44元。他是想用“死死死死”诅咒我们,可是,却又将福耀的股票价格往上拉了近6元/股。
这真是运气来了,想挡都挡不住。
后来我到香港,因等回乡证需住在那边近两个月,闲来无事,就跑去算命。算命先生看了我的生辰八字后,说:“您现在开始有钱了,您的吉利数字是4,记住逢4大发。”算命先生的话突然点醒了我,股票开盘价突然冒出的44.44,一连四个4啊,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看来,做人应该厚道,有时因为妒忌与恨,想出怪招损人,不但不能如愿,甚至还可能帮助了对方。
44.44,就是一个实例。
又过了一年,地产商又找来。他告诉我,他碰到新的麻烦:没有车位房子不好卖。“曹总,您能不能将您买的车位卖回一部分给我?他请求道。”
“可以呀。”我说,“我从没认真考虑是否要投资房产。买了这些房产后也不知该怎么卖掉。如果您想要回去,就将买卖合同改为贷款合同,利息按银行贷款标准计,您可以将卖给我的房产全部拿回去,只要按期把款还给我即可。”
地产商十分高兴,他按我的提议收回了此前卖给我的全部房产,我赚了几千万利息,后来因为我收息,需缴所得税。按当时国家规定由付款单位代扣,他没有扣,自己替我承担了这部分的所得税。借他的一句话,他说完全值得。
实例:枭神夺食,灾殃立至
坤造:乙巳 丙戌 庚申 壬午
大运:辛卯 流年:戊子
李老师您好,我想您帮我看一下,我在2008年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儿?
这位求测的女士一坐下来,便出了这样一道“考题 ”给我。
当然,既然命主发问,相信2008年这件事对于命主而言,必然是事关重大,刻骨铭心。不然,鸡毛蒜皮的小事情的话,命主也不会时隔这么多年仍记在心中,更不会发问于我。
来宾不开口,神仙难下手。只要命主肯发问,那是最有利于预测的。因为预测八字这种事,是求测者和命理师,两个人的事。是讲阴阳磁场的,求测者为阴(迷惑),命理师为阳(解惑)。而阴阳之理,孤阴不生,独阳不长。一次成功的算命交谈,是需要求测者和命理师共同协作完成的。需要及时发问和反馈,这样才能有效地开启预测的场感,也比较有助于命理师快速的进入预测状态。就好比,一个人去看中医,中医问他,你哪里疼啊?这人却说,你不是大夫吗?你自己不会看吗?这种人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
转回正题,既然命主问起,2008年发生过何事,我们立刻就可以把目光聚焦于,辛卯大运,戊子流年。
此八字的线条,特别清晰。2008年命主处在辛卯大运。大运和月柱丙戌天地六合。而流年戊子,天克地冲于时柱壬午。
我回答命主道,“老公有重灾,事关生死,但命能保下来。”
命主反馈所断极是。原来,其老公08年的时候出了惨烈车祸,命悬一线,虽然最后命保住了,但是面容尽毁,吓人无比,从此意志消沉,再也不愿出门半步。
为何有这么重的灾发生呢?这就是传说中的枭印夺食了。原局杀神丙火出干,壬食亦出,以壬食制杀为用。但食神太轻,七杀过重,中年以后又走东方财地,盗食之气生起旺杀。所以此八字空有食神制杀的架势而已。其一生命运,财运不佳,且多灾多难。最主要的,月令戌虽然透出丙火,但其主气仍是戊土。所谓用食制杀者,最忌就是枭神,一旦碰到枭神克食,往往为祸惨烈。2008年太岁戊子,戊土太岁直克壬水食神。之所以应在丈夫而非自身,一者,壬食通根于夫宫,二者,午乃官星丈夫之禄。受伤壬午两字,皆和配偶有关,故验。
曹德旺与友人聊天时坦言,李嘉诚做不了世界首富:他缺乏政治自信
提到中国的首富,虽然近年来排名几经变化,但有几个人还是会立刻跳入大家的脑海。这些商界的"常青树",已经变为了财富的一种象征,但他们背后的异同却很少有人探寻。这其中,"汽车玻璃大王"曹德旺与"香港首富"李嘉诚就是一对经常被相提并论的业界传奇。
数月前,曹德旺在与友人聊天时曾坦言,李嘉诚做不了世界首富是有原因的,言语中批判之意十分明显。
李嘉诚在2013年曾一度冲上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八位,成为亚洲首富,但近年来确实成绩连年下滑,如今已经跌至三十名开外。
但曹德旺即使在中国国内也并非首富,如此言论仍让众人感到有些自不量力。但是,曹德旺给出的理由却十分耐人寻味:李嘉诚缺乏政治自信。这一说法由何而来?又到底有几分道理呢?
实业与虚拟之争:精于一道还是财源广进?如果从两人的发家史来看,曹德旺和李嘉诚并非截然不同。早在1950年,李嘉诚就已经在香港这座战后余生的城市开始发掘他人生的第一桶金了。
当年的李嘉诚在一家普通的塑料花厂上班,做的是最普通的制造行业。
一次偶然的机会,李嘉诚在杂志上读到了意大利通过制造塑料花远销海外的消息,他意识到自己手中正掌握着商机。
通过改良塑料花技术,李嘉诚靠着这一简单的物件迅速崛起,不到十年,他就顺利让塑料花进入香港每一户人家,并引领了那个时代的新潮流。他也一跃成为了"塑料花大王",以塑料业为基础,进军世界市场。
而曹德旺的崛起之路则更为中规中矩,1983年,乘着改革开放的浪潮,在一家岌岌可危的玻璃厂担任推销员的曹德旺咬牙承包了这个已经连年亏损的小工厂。
他发现,中国的汽车越来越多,但汽车玻璃的来源全部依赖进口,价格高昂。于是他下苦心钻研汽车玻璃的制作技术。
同样从制造业起家,迅速将这个工厂的主业转为了汽车玻璃,一举打破了国外汽车玻璃行业对中国市场的垄断。
顺应时代的潮流,他同样花了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这家后来被取名为"福耀玻璃公司"的企业在1993年成功上市,是当年福建省第一家上市公司,也是全国首家引入独立董事机制的公司,曹德旺的实业传奇就此开启。
对比两人的前半生,他们都是曾经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成长起来的"草根"。
由于战争,李嘉诚自幼丧父,根本没有钱上学的他早早走上街做了推销员;无独有偶,曹德旺同样家境贫寒,九岁上学,十四岁又辍学,所有街头的小买卖他几乎做了个遍。
这些困苦的人生经历无疑成为了他们二人宝贵的人生财富。然而,这其中细微的差别也预示了他们两人未来不同的人生选择。
50年代的香港,政府管理相当松懈,经济上几乎是完全由市场自行调节的。在这种大环境下,想要发家致富,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学会察言观色、钻营奔竞。
李嘉诚早年的推销生活给他上了人生中极为宝贵的一课。利用这一优势,李嘉诚也养成了他在生意场上唯利是图、追逐利益最大化的投机风格。
因此,在1958年,李嘉诚开始将目光转向了房地产业。房地产是极易获取暴利、但也非常容易产生泡沫经济的产业。
通过"炒房",他的资产迅速升值,也为整个香港带来了长达数十年的房地产热。无数名流富贾都曾在房地产业一试身手,有人赚得盆满钵满,也有人亏得血本无归。
但对香港普通的民众来说,房价确实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一年年地攀升上去了。对于绝大多数香港人来说,买房是一生的负担,也是一生的追求。
一旦有了钱,必须要买房,这几乎成为了香港人的共识。九十年代香港的经济危机,与此也并非全无关系。在这一过程中,李嘉诚的所作所为带来的究竟是正面影响居多还是负面影响居多,恐怕不言而喻。
相比之下,曹德旺多年来则一直坚守着实业发展的道路。他不断在汽车玻璃这一专业上突破精进,多次派遣员工赴国外深造,在这一行业中越干越精、越走越远。
同时,曹德旺打通了国际汽车的配套市场,成功令"福耀"在国际汽车配件中占领了一席之地。时至今日,福耀仍坚持每年投入巨额支出,用于技术研发工作。
而福耀玻璃,也已经代表了世界汽车玻璃的最高水平,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玻璃厂商,中国第一大汽车玻璃品牌。
2009年5月30日,曹德旺获得"安永全球企业家大奖"。显示评委非常欣赏他的杰出成就。这也是该奖项设立以来,首位华人企业家获此殊荣。
扎根实业,让他的事业版图变得坚实厚重,也让曹德旺和他的福耀玻璃集团不断焕发出中国本土的浑厚气质。当然,这样的选择也并非没有令他招致众人的非议。
一直不开拓新的业务板块,是否会造成产业链条的缺失?是否会导致集团结构的僵化?从牟利的角度来说,似乎也不够明智。
但曹德旺有他自己的坚持。首先,纵观全球经济发展的规律,专业性越强的家族企业或品牌,其存活能力也就越强。
而综合性高、组合性强的财阀集团,则往往会随着市场情况而迅速衰落。另外,房地产或金融行业风险极大,泡沫产生的几率也很高,不涉足这些产业也确实是明哲保身之举。
内外之争:依托内地还是拓展海外?2003年起,李嘉诚开始抛售他在内地的资产,这一举动在2010年后尤为明显。与之相对的,李嘉诚开始大量收购或投资国外资产和企业,将自己的经营重心逐步转移到国外,尤其是英国。
截止到今年,李嘉诚的长江集团旗下,海外业务的占比已经达到80%,李氏已经成为了一家不折不扣的全球企业。
李嘉诚此举,从二十一世纪初就开始饱受国人诟病。由于他主动放弃了依托大陆的机会,因此在事业发展过程中几乎没有依靠过国内的政策,反而试图与国际接轨。
然而,身为一家身在中国的企业,国内市场能带给国人的天时地利终究不是海外市场所能比拟的。
李嘉诚当年不看好国内市场,毅然转投国外,尤其是英美,然而2009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让全世界的金融及房地产行业都深受重创,这对李嘉诚来说是一次不小的打击。
紧接着英国又由于脱欧事件,经济一直没能进一步发展,这就令一批海外投资者雪上加霜。如今,李嘉诚的财富值在全球富豪榜上一步步缩水,也有这方面的因素。
从这个角度来说,曹德福抨击他对中国的政治不够自信,并非空穴来风。如果能够相信中国政府和市场,依托国内体制和环境,将自己的企业真正发展为民族企业,那么进一步的上升空间还是有的。
然而现在的李嘉诚,已经没有回头的机会了。当年人民日报对于李嘉诚毫无留恋地离去,也只发出了"斯人已去,不必挽留"的八字感慨。
这其中无奈有之,遗憾有之,但事到如今再回首,恐怕也有些许责备在其中吧。
反观曹德旺,多年来他则选择了在中国市场深入发展。也许是因为他正是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发展起来的一代,对国家政策有着非常高的信赖度。
同时,他也时常提醒自己要保持赤子之心、爱国之心,身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曹德旺一生保持虔诚,对国土的依恋和奉献,对他来说同样是一种"功德"。
曹德旺对国家时事非常关切,同时以他一贯犀利坦诚的风格,多次对国家经济政策提出非常深刻大胆的建议。
诚然,国内的经济体制并非完美,但曹德旺始终没有偏离这块土地的赠予,扎根于此,开枝散叶。
曹德旺为人的低调与传统,也让他成为了"富豪们"之间的异类,他甚至不去参加所谓的名流社团,混迹高档俱乐部,而是以暴烈刚直而又圆通机智的浑厚之气,一步步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
身为这样一名独具魅力的民族企业家,他确实有指责李嘉诚的资格。
去留之争:保持国人身份还是侨居海外?曹德旺与李嘉诚的不同,归根结底是他们性格与为人处世的不同。面对更为蓬勃的世界市场,曾经摆在两人面前的机会是一样的。
然而,李嘉诚毅然选择了出走,而曹德旺选择了留下。2003年,美国曾为曹德旺及其家人提供了美国的绿卡。
大概曹德旺也是曾经动心过的,但他最终也没有做出离开祖国、赴海外发展的决定,反而在十年之后,说服了家人,全家一同放弃了美国绿卡,仅保留中国国籍。
而李嘉诚的子女则已全部入了加拿大籍。可以看出,李嘉诚是希望他的事业未来能够完全在海外铺展开来的,或许对于李嘉诚来说,更广阔的市场和盈利空间才是更重要的。
在李嘉诚的办公室中,挂着一幅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左宗棠所创的对联:"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寻平处住,向宽处行"。
而在曹德旺的办公室中,挂着同为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曾国藩的对联:"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从这两副对联之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两人性格中的巨大差异。
李嘉诚是个十足的商人,在商言商,他会投机,会钻营,自然也会良禽择木、随波逐流。他做得足够优秀,以商人的角度来说,他的回报也是无比丰厚的。
而曹德旺,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甚至不应被定义为"富豪",他是地地道道的企业家,身为一名企业家,他有自己需要坚守的道义与追求。
相比于盈利,他同样看中个人的道德品质与行事风格这些抽象的特质。曹德旺的身上,有中华民族的"江湖气",也有"书生意气",这就注定他无法造就如同李嘉诚那样的金融帝国,这或许就是有得必有失吧。
不可否认的是,李嘉诚与曹德旺,都在各自的人生追求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与此同时,他们都是十分热衷于慈善的人。
李嘉诚多次捐款,助力国内的教育事业;而曹德旺至今已经捐出了他的一半身家用于慈善事业,是名副其实的慈善家。
虽然每个人的选择都值得尊重,但曹德旺的一席话,仍然值得人们深思:"虽然'李嘉诚们'的做法没有触碰法律,也没有破坏商业规则。
但是他确实开了一个坏头,在中国赚中国人的钱,却跑到另一个国家做投资。真正的企业家是不会跑的,因为他们有责任心,要对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国家和历史负责。
作为一个中国人,无论什么时候国家怎样都不应该离开。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国破了哪还有家呢?"
文/史海观复
中国首善曹德旺贫困的童年(二)
时间过的很快,一晃到了1954年,“小印度”九岁了,早该上学了,可是家里却穷得交不起五毛钱的学费,最后在村里老师的帮助下,“小印度”如愿上学了,妈妈让老师给孩子起个名字,把孩子的生辰八字给了老师,过了几天,“小印度”有了自己正式的名字:曹德旺,意思聪明又有德,必然兴旺。
过完夏天,曹德旺被母亲送到学校上学,可是小曹德旺实在是太顽皮,经常不遵守课堂纪律,上学才一个月,就被老师家访说他不专心听课,不是个好孩子,母亲心里很难过,然而有一个漂亮的女老师,叫林秉珠,她说德旺不是坏孩子,他只是调皮好动,曹德旺心里是这个林老师很是感激。
1956年夏天,曹德旺的父亲从上海骑自行车回到了村里,有了父亲的陪伴,日子虽然穷,但是一家人在一起很开心。可是 ,这一段时间,父亲的生活处于逆境期,再加上又不会种地,常常被人看不起,从而导致脾气特别大。
不巧的是,小曹德旺又恰恰特别调皮,总是惹是生非,每遇到有乡亲去家里告状,小小的曹德旺就成了父亲的出气筒,被父亲打的常常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亲生的,甚至有时候想离家出走,母亲经常是一边哭着用蛇油给他涂抹着被打的鞭痕 ,一边说,被爸爸打,哭是可以的,但是千万别和爸爸顶嘴,也别还手或逃跑 。
小曹德旺很能吃苦,每天天蒙蒙亮就要上山干活,把母亲烧饭用的柴先捡回来,然后再去上学,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初一上学期。
那是一个夏天的中午,跟往常一样,吃完饭去山上捡好晚上做饭的柴,才能去学校,因为天太热了,捡完柴去水沟里洗了个澡再去学校,到下午上课时,实在困得不行睡着了,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这次老师实在太生气了,一把就把他拎起来送到教导主任办公室,教导主任一口咬定说曹德旺是天天不睡午觉去小水沟里玩,还召集了全校同学说,都不要像曹德旺一样,哪天被水淹死了,家长还来学校找他们的麻烦。
在全校同学面前被羞辱,曹德旺心里非常憎恨这个教导主任,就想着要报复他一顿,结果瞅准时机,趁着教导主任上厕所的机会,朝他的脑袋尿了一泡。结果可想而知,教导主任气急败坏,跑到曹德旺家里谩骂一通,曹德旺的母亲连忙赔礼道歉加解释,曹德旺再也不愿意去学校了,他辍学了,把自己关在屋里哭得很伤心。
不管怎么样,日子还得继续,14岁的曹德旺成了队里的一个放牛娃,一天有一毛六分钱的收入,补贴家用。每天一大早就上山捡柴,挑水,然后再去放牛,傍晚放完牛再去捡柴,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着。
虽然辍学了,但是还想读书,在捡柴和放牛之余,就找来哥哥读过的书带在身上自学,不懂的字就用《新华字典》和《辞海》去查找,《新华字典》是割了一年多的马草,攒了八毛钱买下的,《辞海》是割了三年多马草,攒了三元钱买下的,靠字典自学读书,爱看各种书籍,这个习惯一直到现在都没改变。
曹德旺与友人聊天时坦言,李嘉诚做不了世界首富:他缺乏政治自信
提到中国的首富,虽然近年来排名几经变化,但有几个人还是会立刻跳入大家的脑海。这些商界的"常青树",已经变为了财富的一种象征,但他们背后的异同却很少有人探寻。这其中,"汽车玻璃大王"曹德旺与"香港首富"李嘉诚就是一对经常被相提并论的业界传奇。
数月前,曹德旺在与友人聊天时曾坦言,李嘉诚做不了世界首富是有原因的,言语中批判之意十分明显。
李嘉诚在2013年曾一度冲上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八位,成为亚洲首富,但近年来确实成绩连年下滑,如今已经跌至三十名开外。
但曹德旺即使在中国国内也并非首富,如此言论仍让众人感到有些自不量力。但是,曹德旺给出的理由却十分耐人寻味:李嘉诚缺乏政治自信。这一说法由何而来?又到底有几分道理呢?
实业与虚拟之争:精于一道还是财源广进?如果从两人的发家史来看,曹德旺和李嘉诚并非截然不同。早在1950年,李嘉诚就已经在香港这座战后余生的城市开始发掘他人生的第一桶金了。
当年的李嘉诚在一家普通的塑料花厂上班,做的是最普通的制造行业。
一次偶然的机会,李嘉诚在杂志上读到了意大利通过制造塑料花远销海外的消息,他意识到自己手中正掌握着商机。
通过改良塑料花技术,李嘉诚靠着这一简单的物件迅速崛起,不到十年,他就顺利让塑料花进入香港每一户人家,并引领了那个时代的新潮流。他也一跃成为了"塑料花大王",以塑料业为基础,进军世界市场。
而曹德旺的崛起之路则更为中规中矩,1983年,乘着改革开放的浪潮,在一家岌岌可危的玻璃厂担任推销员的曹德旺咬牙承包了这个已经连年亏损的小工厂。
他发现,中国的汽车越来越多,但汽车玻璃的来源全部依赖进口,价格高昂。于是他下苦心钻研汽车玻璃的制作技术。
同样从制造业起家,迅速将这个工厂的主业转为了汽车玻璃,一举打破了国外汽车玻璃行业对中国市场的垄断。
顺应时代的潮流,他同样花了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这家后来被取名为"福耀玻璃公司"的企业在1993年成功上市,是当年福建省第一家上市公司,也是全国首家引入独立董事机制的公司,曹德旺的实业传奇就此开启。
对比两人的前半生,他们都是曾经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成长起来的"草根"。
由于战争,李嘉诚自幼丧父,根本没有钱上学的他早早走上街做了推销员;无独有偶,曹德旺同样家境贫寒,九岁上学,十四岁又辍学,所有街头的小买卖他几乎做了个遍。
这些困苦的人生经历无疑成为了他们二人宝贵的人生财富。然而,这其中细微的差别也预示了他们两人未来不同的人生选择。
50年代的香港,政府管理相当松懈,经济上几乎是完全由市场自行调节的。在这种大环境下,想要发家致富,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学会察言观色、钻营奔竞。
李嘉诚早年的推销生活给他上了人生中极为宝贵的一课。利用这一优势,李嘉诚也养成了他在生意场上唯利是图、追逐利益最大化的投机风格。
因此,在1958年,李嘉诚开始将目光转向了房地产业。房地产是极易获取暴利、但也非常容易产生泡沫经济的产业。
通过"炒房",他的资产迅速升值,也为整个香港带来了长达数十年的房地产热。无数名流富贾都曾在房地产业一试身手,有人赚得盆满钵满,也有人亏得血本无归。
但对香港普通的民众来说,房价确实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一年年地攀升上去了。对于绝大多数香港人来说,买房是一生的负担,也是一生的追求。
一旦有了钱,必须要买房,这几乎成为了香港人的共识。九十年代香港的经济危机,与此也并非全无关系。在这一过程中,李嘉诚的所作所为带来的究竟是正面影响居多还是负面影响居多,恐怕不言而喻。
相比之下,曹德旺多年来则一直坚守着实业发展的道路。他不断在汽车玻璃这一专业上突破精进,多次派遣员工赴国外深造,在这一行业中越干越精、越走越远。
同时,曹德旺打通了国际汽车的配套市场,成功令"福耀"在国际汽车配件中占领了一席之地。时至今日,福耀仍坚持每年投入巨额支出,用于技术研发工作。
而福耀玻璃,也已经代表了世界汽车玻璃的最高水平,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玻璃厂商,中国第一大汽车玻璃品牌。
2009年5月30日,曹德旺获得"安永全球企业家大奖"。显示评委非常欣赏他的杰出成就。这也是该奖项设立以来,首位华人企业家获此殊荣。
扎根实业,让他的事业版图变得坚实厚重,也让曹德旺和他的福耀玻璃集团不断焕发出中国本土的浑厚气质。当然,这样的选择也并非没有令他招致众人的非议。
一直不开拓新的业务板块,是否会造成产业链条的缺失?是否会导致集团结构的僵化?从牟利的角度来说,似乎也不够明智。
但曹德旺有他自己的坚持。首先,纵观全球经济发展的规律,专业性越强的家族企业或品牌,其存活能力也就越强。
而综合性高、组合性强的财阀集团,则往往会随着市场情况而迅速衰落。另外,房地产或金融行业风险极大,泡沫产生的几率也很高,不涉足这些产业也确实是明哲保身之举。
内外之争:依托内地还是拓展海外?2003年起,李嘉诚开始抛售他在内地的资产,这一举动在2010年后尤为明显。与之相对的,李嘉诚开始大量收购或投资国外资产和企业,将自己的经营重心逐步转移到国外,尤其是英国。
截止到今年,李嘉诚的长江集团旗下,海外业务的占比已经达到80%,李氏已经成为了一家不折不扣的全球企业。
李嘉诚此举,从二十一世纪初就开始饱受国人诟病。由于他主动放弃了依托大陆的机会,因此在事业发展过程中几乎没有依靠过国内的政策,反而试图与国际接轨。
然而,身为一家身在中国的企业,国内市场能带给国人的天时地利终究不是海外市场所能比拟的。
李嘉诚当年不看好国内市场,毅然转投国外,尤其是英美,然而2009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让全世界的金融及房地产行业都深受重创,这对李嘉诚来说是一次不小的打击。
紧接着英国又由于脱欧事件,经济一直没能进一步发展,这就令一批海外投资者雪上加霜。如今,李嘉诚的财富值在全球富豪榜上一步步缩水,也有这方面的因素。
从这个角度来说,曹德福抨击他对中国的政治不够自信,并非空穴来风。如果能够相信中国政府和市场,依托国内体制和环境,将自己的企业真正发展为民族企业,那么进一步的上升空间还是有的。
然而现在的李嘉诚,已经没有回头的机会了。当年人民日报对于李嘉诚毫无留恋地离去,也只发出了"斯人已去,不必挽留"的八字感慨。
这其中无奈有之,遗憾有之,但事到如今再回首,恐怕也有些许责备在其中吧。
反观曹德旺,多年来他则选择了在中国市场深入发展。也许是因为他正是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发展起来的一代,对国家政策有着非常高的信赖度。
同时,他也时常提醒自己要保持赤子之心、爱国之心,身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曹德旺一生保持虔诚,对国土的依恋和奉献,对他来说同样是一种"功德"。
曹德旺对国家时事非常关切,同时以他一贯犀利坦诚的风格,多次对国家经济政策提出非常深刻大胆的建议。
诚然,国内的经济体制并非完美,但曹德旺始终没有偏离这块土地的赠予,扎根于此,开枝散叶。
曹德旺为人的低调与传统,也让他成为了"富豪们"之间的异类,他甚至不去参加所谓的名流社团,混迹高档俱乐部,而是以暴烈刚直而又圆通机智的浑厚之气,一步步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
身为这样一名独具魅力的民族企业家,他确实有指责李嘉诚的资格。
去留之争:保持国人身份还是侨居海外?曹德旺与李嘉诚的不同,归根结底是他们性格与为人处世的不同。面对更为蓬勃的世界市场,曾经摆在两人面前的机会是一样的。
然而,李嘉诚毅然选择了出走,而曹德旺选择了留下。2003年,美国曾为曹德旺及其家人提供了美国的绿卡。
大概曹德旺也是曾经动心过的,但他最终也没有做出离开祖国、赴海外发展的决定,反而在十年之后,说服了家人,全家一同放弃了美国绿卡,仅保留中国国籍。
而李嘉诚的子女则已全部入了加拿大籍。可以看出,李嘉诚是希望他的事业未来能够完全在海外铺展开来的,或许对于李嘉诚来说,更广阔的市场和盈利空间才是更重要的。
在李嘉诚的办公室中,挂着一幅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左宗棠所创的对联:"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寻平处住,向宽处行"。
而在曹德旺的办公室中,挂着同为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曾国藩的对联:"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从这两副对联之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两人性格中的巨大差异。
李嘉诚是个十足的商人,在商言商,他会投机,会钻营,自然也会良禽择木、随波逐流。他做得足够优秀,以商人的角度来说,他的回报也是无比丰厚的。
而曹德旺,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甚至不应被定义为"富豪",他是地地道道的企业家,身为一名企业家,他有自己需要坚守的道义与追求。
相比于盈利,他同样看中个人的道德品质与行事风格这些抽象的特质。曹德旺的身上,有中华民族的"江湖气",也有"书生意气",这就注定他无法造就如同李嘉诚那样的金融帝国,这或许就是有得必有失吧。
不可否认的是,李嘉诚与曹德旺,都在各自的人生追求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与此同时,他们都是十分热衷于慈善的人。
李嘉诚多次捐款,助力国内的教育事业;而曹德旺至今已经捐出了他的一半身家用于慈善事业,是名副其实的慈善家。
虽然每个人的选择都值得尊重,但曹德旺的一席话,仍然值得人们深思:"虽然'李嘉诚们'的做法没有触碰法律,也没有破坏商业规则。
但是他确实开了一个坏头,在中国赚中国人的钱,却跑到另一个国家做投资。真正的企业家是不会跑的,因为他们有责任心,要对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国家和历史负责。
作为一个中国人,无论什么时候国家怎样都不应该离开。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国破了哪还有家呢?"
文/史海观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