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音灵签第四签(观音灵签第四签详解)

陈晓平：广州黄大仙祠与三水郑家

黄大仙是香港华人的主流信仰，这个信仰乃是近代“本土主义”运动的产物，其真正源头在广州，昭示省港文化之间有着直接的血脉关系。1899-1913年间，广州黄大仙祠成功塑造了黄大仙“有求必应”的形象，广东水师提督郑少忠的三个儿子有重要贡献。这一段无意中被掩盖的历史，值得加以“复原”。

清末民初广州黄大仙祠

花地黄大仙祠

2006年，香港道教道教协会总干事吴连滋先生透露，当年进入九龙黄大仙祠的客流高达1200万人次，日均超过3万。（钟国发：《香港道教》第188页）从香港人口数和黄大仙祠狭小的空间来看，这个数字十分惊人，意味着每个香港人每年要去朝拜2次。

香港黄大仙祠（啬色园）供奉道教神仙赤松子黄初平，将其起源追溯到晋代的浙江金华。但若从真正的传承关系看，应以1897年番禺大岭村的普济坛为起点。黄大仙信仰的诞生，与19-20世纪之交岭南频繁发生的鼠疫有密切关系，这些道侣通过扶乩求得黄大仙仙方，而后又制作成“药签”，以拯救苦难中的同胞。1899年，普济坛道侣在广州芳村花地建成岭南第一个黄大仙祠，1913年改作他用，这15年的历史遂坠入黑暗，其间三水郑家的贡献也湮没无闻。

1901年，广州黄大仙祠道侣梁仁庵回到南海西樵稔岗设立普庆坛，1915年恭奉黄大仙画像南下香港，1921年在九龙建成“啬色园”，遂发展成闻名遐迩的黄大仙祠。香港黄大仙祠兴旺发达之后，对其道统进行追述，承认番禺大岭村塾师陈启东的首创之功，也大力表彰梁仁庵父子的辉煌贡献，可能因为史料不足，对三水郑家兄弟的贡献不着一字。1899-1913年间，花地黄大仙祠在郑氏兄弟主持下，“香火极盛，倾动一时”，奠定了岭南黄大仙信仰的群众基础。

广州地图之黄大仙祠一带

2006年，香港啬色园出版《香江显迹——啬色园历史与黄大仙信仰》，详尽记录了岭南黄大仙信仰的方方面面，遗憾的是提到三水郑氏兄弟的只有一次。该书征引《惊迷梦》第三集收录的1899年由“悟虚道者”郑润深所写的序言称：“……业二年于兹矣，然而化不限一隅，众惟期共济，爰于是年春，改建观于城西之花埭。”（《香江显迹》第20-21页）。这篇序文由郑润深执笔，显示他是广州黄大仙祠核心人物。花地，在当时亦写作“花埭”。

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以后，清廷开始实行新政。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兴办新式学堂，然而政府财力捉襟见肘，不得已采取“庙产兴学”办法，将庙宇祠观改为学堂，把庙产拨充办学经费。大规模的“破除迷信”工作，实际从清末新政时期就开始了。

1903年，岑春煊出任两广总督。岑春煊倾向维新，大力实施“庙产兴学”方针。当时，芳村有一本地绅士郭泽乾，光绪四年举人，看到这是一个办学良机，向岑春煊提议，把花地黄大仙祠历年积存的捐款拨作教育经费，兴办新式学堂；黄大仙祠神董郑润煇迫于压力，将账册上交给番禺县令，不久收到批复：“本案现奉学务处委员来县，会同传讯查办。”（1904年2月6日《香港华字日报》）

至此，郑润煇、郑润深两人在广州黄大仙祠中的重要性，已凸显出来。这两兄弟，乃是广东水师提督郑绍忠之子。

三水郑家

郑绍忠（1834-1896），原名郑金，字心泉，广东三水人，长身广膊，孔武有力，据说嘴巴极大，可塞得进拳头，绰号“大口金”。咸丰年间，郑金加入洪兵起义中的陈金釭队伍，因骁勇善战，迅速成为起义军重要将领。1863年，郑金派人杀死陈金釭，把他的首级献给清廷，以此“功劳”受到招安，改名郑绍忠，所部改编为“安勇”。郑绍忠率领安勇，参加了镇压太平军余部的多次战役，平定两广地方“盗匪”，迭立战功，1867年升南韶连镇总兵，历迁广东陆路提督、湖南提督，1891年任广东水师提督，1895年赏加尚书衔。

郑绍忠画像

1896年，郑绍忠去世，两广总督谭锺麟上奏：“遵查故提督郑绍忠有子四人。长润煇，应承正二品荫生；次润深，应承从一品荫生，均未入京考荫；三附生润梁；四润濓。孙五人：应韬、应麟、应元、应燊、应奎，均幼。”（1896年7月28日《申报》）接着，朝廷恩赏长子郑润煇“员外郎”。员外郎为从五品京官，相当于部委副司局级；不久，次子郑润深也取得道员职衔。

花地是广州后花园，园林遍布，广植奇花异卉，从城区坐船过来十分便捷，因而成为官员、文人、富商、洋人的度假胜地。今天我们习惯了陆路交通，许多人觉得花地有点“偏僻”，其实在水路交通为主的年代，花地距离沙面、黄沙只有一箭之遥。

郑润煇兄弟原籍三水，但经常在省城居住。清末广州盛行“合族祠”，由省内各地同姓宗亲集资兴建，除了用作祭祀、考生宿舍用途外，有些同宗官员也会在合族祠或其附属建筑中寓居。郑绍忠义子、广州协副将郑润材的行辕就设在黄沙郑家祠。以水路交通看，郑家祠与芳村花地只是一江之隔，乘小舟片刻可达。

黄沙郑家祠

1907年广东省城内外全图

郑氏兄弟身为“名父之子”，饶于资财，拥有官衔，由他们出面筹款兴建花地黄大仙祠，比之番禺乡间塾师陈启东来说，有着无法比拟的优势。

据香港啬色园《香江显迹》记载，花地建祠出力最多的卢桂郁，是三水禄步龙坡人。另据英文版《移民的神祗:香港黄大仙》一书记载，西樵稔岗黄大仙祠兴建时，有一笔大额捐款来自三水岗头村的有钱人。（Graeme Lang & Lars Ragvald: The Rise of Refugee God，第26页）清末时期，郑氏家族是三水县的最大豪绅，他们兄弟出面号召，同乡绅商积极跟进，花地、稔岗黄大仙祠自然容易筹集到资金。

郑氏兄弟虔信神仙，应该是深受乃父影响。郑绍忠在刀枪丛中讨生活，生死常在毫发之间。1894年他在故乡三水大旗头村营建规模宏大的“尚书第”，内设“大仙楼”，祀奉不知名“大仙”，因他打仗多年，曾几次遇白发老人指路，得以化险为夷。（中山大学中文系《三水县大旗头村郑金地主庄园调查》，1974年5月《中山大学学报》）

当时的报章，都将广州黄大仙祠与郑绍忠家族联系起来。《香港华字日报》报道称：

花地黄仙祠，向在郑心泉军门府拱（供）奉。自军门归道山后，其喆嗣惠霖镇军克承先志，朝夕膜拜，虔祀维谨。后因举家迁回三水原籍，镇军就花地建庙，以侑神灵。数年来，迷信者众，每日往拜，络绎不绝，进款日多。各司祝以庙宇尚未堂皇，拟大加推广，现已雇穗源店工匠绘图，需款约二万金。粤东地方，每兴一学、办一事，则筹款维艰。彼神棍者流建筑淫祠，所费动逾巨万，一何阔绰乃尔？在镇军以为神灵赫濯，使民间藉此呵护，得以调治疾病，未始非保赤之心乎？（1903年12月26日《香港华字日报》）

文中所说的“惠霖镇军”，乃是郑绍忠养子郑润材。郑润材，字惠霖，广东南海人，本姓胡，自少年时跟随郑绍忠，身手敏捷，曾救过郑绍忠一命，遂收为养子，改名郑润材。郑润材积功升至广州协副将、北海镇总兵，故而报章尊称为“惠霖镇军”。把报道与上述调查报告联系起来看，郑绍忠本来在家里供奉无名大仙，1897年后其子郑润材、郑润煇、郑润深与番禺大岭村陈启东相识，遂将无名大仙与黄大仙合二为一。

郑润材与黄大仙信仰的关系非同一般。1899年8月21日，也就是花地黄大仙祠落成不久，赤松黄大仙特地给郑润材赐诗（通过降乩形式）一首：

红尘看破梦难成，花鸟烟云世外情；

修道心深人事懒，如花如水一生生。

功大功竣功未轻，国家如日奏升平；

破除荆棘真忠勇，拥护沙场一战成。

诗后加注“此诗嘉郑惠霖军门克匪事”。（《惊迷梦》第四集第36页）《惊迷梦》是岭南黄大仙信仰的第一部经典，记录了1897-1899年间黄大仙和其他神明对弟子的种种教诲、训诫甚至申斥。细阅全书，黄大仙赋诗对弟子功绩进行高度赞誉的，这是唯一一次，显示在黄大仙弟子当中，郑润材有着突出的崇高地位。

1904年，另有报章报道了黄大仙祠盛况：“广州花埭有黄大仙庙，其神祀黄石公，乃数年前好事者所建，香火极盛，倾动一时，乡曲小民往往有扶老携幼走数百里路来祈福者，是以庙产极丰，庙中执役之人皆成小康。”（《大陆报》1904年第2期）报道中除了把黄大仙误作“黄石公”外，其他内容看来都比较真实。

善堂与学堂

《香港华字日报》那篇报道对郑家造成很大伤害。1903年起，两广总督岑春煊掀起一场大规模的反贪风暴，参劾大小数千名官员，没收各种非法所得用来举办新政。岑春煊对香港报纸十分重视，有极大的可能看到这篇报道，注意到广州黄大仙祠准备动用“二万金”巨款进行扩建。2万银元在当时是很大一笔数目。

两广总督岑春煊

1904年2月初，岑春煊命番禺县令吕道象、两广学务处委员刘士骥查办黄大仙祠。两个官员发现，黄大仙祠居中建筑供奉黄大仙，左侧建筑为善庆善堂，用来赠医施药，右边空地则准备兴建“蒙养学堂”（小学）。郑润煇供称，仙祠历年收存捐款及香油钱等有三万多两，除用于建筑费及举办慈善事业外，尚结存六千多两，若要建设学堂，这笔款子仍然不够，需要继续募捐。

过后，郑润煇代表仙祠再次报告，善庆善堂办过立案手续，先后办理施医药、讲善书、设立救生船等多种善举，并解释说：场内供奉黄大仙的缘故，乃是前几年时疫流行，虔诚祈祷之后，疫情渐退，颇著灵验，故而树立神像答谢神恩；至于学堂的筹建，等新楼建成后，按学堂章程办理，请学务处提供学堂建筑图纸；学堂落成后，“将来聘教习、订课程、定学级、收学生各事，均请由学务处主持。”当时报纸编辑一眼就看出双方各自的算盘：“学务处以兴学为禁革黄大仙祠之谋，黄大仙即以兴学为搪塞学务处之计。”（1904年2月22日《安雅书局世说编》“黄大仙祠禀复学务处”）

由两份报纸的报道可知，当时以黄大仙祠负责人身份出面与官府打交道的，一直是郑润煇。为应对新政压力，黄大仙祠设立善堂、主动提议兴办学堂，是十分巧妙的策略，第一是把黄大仙祠的形象塑造成公益慈善机构，第二是兴办学堂以适应新形势，逃脱被没收的命运。就在下一年，岑春煊抓住一个机会，将历史悠久的西关长寿寺全部变卖筹措学费，为当时十分轰动的事件。郑润煇的应对尚算机敏，成功逃过一劫。

查办黄大仙祠是岑春煊打击郑家计划的一部分。此时，郑润材担任北海镇总兵，负责在广西“剿匪”，进展不太顺利。岑春煊听亲信谗言，把郑润材撤职，以“纵匪扰民”罪名囚禁其弟郑润潮。郑润材军功卓著，面对蛮横处分，觉得是奇耻大辱，不堪忍受，于1904年4月9日深夜用手枪自杀。（《光绪朝朱批奏折》第49辑第258页）郑润材之死，距岑春煊查办黄大仙祠仅2个月，种种迹象表明，两件事之间有着一定联系。岑春煊督粤，对地方“豪强”下狠手以立威，同时也藉此筹集新政费用。他本来打算没收整个黄大仙祠及其祠产，好在郑润煇应对得宜，以兴办善庆学堂的乖巧举动，令黄大仙祠逃过一劫。

内讧与结束

1912年3月，同盟会员陈景华出任广东警察厅长。有一婢女到警厅投诉遭主人虐待，经医生验伤发现浑身伤痕累累。陈景华大发善心，发愿保护众多受虐婢女，并培训其谋生技能，遂将空置的善庆学堂改为广东女子教育院。

是时，省城内外，孤苦无依的女童、逃亡婢女甚多，陈景华尽量收容，不久教育院的学生总数竟达到400多人，其中幼龄女童100多人，房舍已不够用。陈景华向黄大仙祠主事人提出，租用仙祠后楼为女生寝室，遭神董拒绝。不久，“仙祠执事以数目内讧，诉诸警厅”。（梁冰弦《青衣红泪记》，载1917年《天荒》第一期）

陈景华趁此机会，利用警权将仙祠人员赶走，没收祠产，除安排课堂、寝室外，还将第一进给女子教育院办工艺场。1913年9月，龙济光督粤，枪毙陈景华，女子教育院解散，黄大仙祠建筑空置，原在西关的孤儿院随后迁入。1916年底潘达微重掌孤儿院后，增建了一些西式建筑。（1917年《广东公立孤儿教育院第一次布告书》）

1916年广州黄大仙祠

1938年广州沦陷，孤儿院荒废，仙祠被毁。曾经热闹如市的花地黄大仙祠，至此荡然无存。1999年，有关方面在原花地黄大仙祠附近建成新黄大仙祠，只收集到一些断裂的旧石刻以及一对石狮。

梁冰弦是潘达微办理孤儿院的主要助手，属于事件的亲历者。他在《青衣红泪记》中提到仙祠主事人之间“以数目内讧”，估计是发生在郑氏兄弟与另一派弟子之间，双方就此分道扬镳。后来，香港黄大仙祠（啬色园）的有关著作几乎都不提郑氏兄弟，或与此次内讧有关。

本主主义回应

有趣的是，郑氏兄弟与陈景华都觉得自己是在从事神圣的慈善事业，双方却水火不相容，其间的对立，凸显了清末民初新旧交替时期观念上的巨大差异。在“西化派”陈景华看来，用虚幻的神仙降乩手段来吸引信众，用中医中药治理瘟疫，属于愚昧落后，必须加以驱逐；在郑氏兄弟看来，借助神仙信仰来行善，适应了民众的心理，有利于筹集善款。

香港可算是中国最早步入“现代化”的城市，然而时至今日，香港黄大仙祠依然门庭若市，足见现代化与本土信仰可以并行不悖。香港目前依然活跃的蓬瀛仙馆、青松观、省躬草堂、抱道堂、云泉仙馆等等，都是广东近代道堂运动的产物。香港的民俗文化（民间信仰、节庆婚丧、中医中药、武术、饮食习惯）都源自广东各地，尤以广府传统文化为其核心，体现了香港人的强烈的本土文化认同。即使是在英治时期，这种血脉关系也无法割断。

在应对晚清大变局方面，实际上存在着西化派与“本土主义”的对立，只是后来在“现代化叙事”基调下，学界对“本土主义”运动大都加以贬低，甚或视而不见。

近代道堂运动的兴起，是对战争后外来冲击与社会困局的本土主义回应（nativistic response）。这些道侣认识到单靠正统儒家思想无法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主张融合儒释道三家思想，提出新的“救世”方案，通过扶乩实现神与人的互动，以应对现代化过程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与简单的复古思潮相比，这个运动以中国文化为本位，既从本土思想与习俗中汲取智慧，也主张主动调整自己，适应西潮冲击的社会现实，因而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广州新黄大仙祠正面 汪丽 摄

这些道堂大都同时举办慈善事业，多供奉吕祖、关公、观音、孔子、文昌帝君，也供奉一些地方神明，例如广府地区的黄大仙、潮汕地区的大峰祖师。在同时涌现出大批道堂的情况下，谁家的仙方、灵签、乩语特别“灵验”，就能吸引到更多信众，汲取更多资源办理慈善事业。黄大仙信仰就是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不幸的是，三水郑家在发展黄大仙信仰过程中的贡献曾被埋没，深望拙文的写作能还历史人物一个公道。

佛教的“卍”这个字怎么读？其实背后大有学问，别闹笑话

如果你常去寺院烧香礼佛，或者家中有供奉诸佛的神像，只要认真观察，就能发现，佛像的胸口以及庙宇的墙壁上都有一个“卍”的字样。

对于这种运用并不广泛的字，有些人不明白该如何读？有什么意思？又是从何而来？为什么会出现在佛像身上呢？

这还要从佛教的产生及发展说起！

图1

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会出现某种宗教，这种文化现象属于社会特殊意识形态，也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信仰，可以在感情方面灭除苦恼及不安，获得希望与安心。

当今世界的宗教主要有：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佛教、道家等等。在我国，信徒最多的宗教非“佛教”莫属，而它也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其历史距今已经有两千五百年的历史。

图2

相传，佛教是由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王子所创立，也被称为“释迦牟尼”，其生卒年的说法不一，一般被认为生于公元前6至前5世纪间。

他在青年时期感受到人生变幻无常，开始思考解脱人生苦难之道。29岁踏上出家修行的道路，后在迦耶山得道成佛（被称为佛陀），并在印度恒河流域中部地区传播自己证悟的真理。

图3

大众们纷纷前往受教，成为了他的信徒，从而组织教团，形成了佛教，而他也被世人称为佛门第一神，是佛国的最高领导者。

经过时间的发展，佛教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有了不俗的影响力，但不管海内外，佛教都有着共同的九大象征：菩提树、曼陀罗、六色旗、念珠、塔、、莲花，以及“卍”。

卍也是佛像及佛教文物中最常见到的符号。

图4

《礼佛大忏悔文》中写道：“大慈大悲愍众生，大喜大舍济含识。相好光明以自严，众等至心归命礼。”其中“相”指的是三十二种大人相，而“好”则是八十种好。

这两个字都代表着佛经过修行后，福德圆满感召出来的身体相貌，其中就包括“卍”字的庄严相。指的是修行成佛后，其福报和智慧都是圆满的，也有功德无上之意。

图5

《长阿含经》上说：卍是第十六种大人相，但在《大萨遮尼乾子所说经》卷六中，却成了佛陀的第八十种好。

无论是代表了相或者好，但位置都是在佛的胸前。不过也有其他佛经记载：“手足及胸臆前，俱有吉祥喜旋德相”，即修行圆满后，身体的其他部位也会出现“卍”这个符号。

值得一提的是，《十地经论》中记载，悉达多（释迦牟尼）未成佛时，胸臆间就已经有了功德庄严金刚“卍”。但这个符号并不是有了佛教以后才有的，而是很早就出现在古印度。

图6

在印度，“卍”这个符号叫做swastika（译作室利靺蹉洛刹囊），由Su（吉祥）和Asati（有）两字合成，是一个寓意吉祥的符号，被称为吉祥海云，也称作吉祥喜旋。

然而，“卍”并非单单出现在古印度，古中国、古印度和古玛雅文明的世界范围内，都陆续发现了“卍”的字样。

由于其分布的广泛性，一般认为它与太阳崇或火相关。但截止到目前的考古研究，“卍”最早还是出现在印度。

图7

因为在古代印度文明中，最惹人注目的是，专家发现了2500余枚刻有各式各样图案的印章，比如象形文字的图案，或者五到六个符号等，其中也包括“卍”。

虽然很多文字至今都没有被解读出来，但“卍”却流传开来。

图8

有考证发现，古印度认为牛非常神圣，比如在《妙法莲华经》中，佛陀以白牛车比作大乘佛法。因此，专家们猜测，“卍”最初可能是牛犊头部的毛发螺旋相，类似于我们常常说的“脑袋旋儿”。

相传，印度教的主神毗湿奴与克里希纳的胸前都有“卍”符号，也有人说这是胸毛，表示大觉者的智慧。

图9

公元前3世纪，“卍”才被用作佛典，具有“万德吉祥”的含义。

不过，“卍”只能用作装饰与佛有关的物品，而观音菩萨则不可用。

在观音灵签27签中说：“观世音菩萨，无量劫来，成就大慈大悲法门，利益众生，于生死苦海，为做船筏，于无明长夜为作明灯。恒观众生称念号之音声，无苦无拔，无乐不与”。

图10

因为观音菩萨被世人称作“千手观音”，只能用“千”来装饰观音菩萨，因此在不同时期，有过众多的化身造像，但胸前或者身上都没有“卍”符号。

这也在另一种层面，表示佛的地位在菩萨之上。

佛教在传入我国后，受到人民的喜爱，并逐渐融入中华文化之中，继续发扬光大，甚至出现了某些本土化的改变。

图11

比如，在印度当中的男性观音被中国人民赋予了女性的形象，而在印度的十几名罗汉，也在中国发展到了数百个形象，连中国本土的济癫也被赋予了罗汉的地位。

因此，“卍”随着经书传入中国后，如何翻译这一符号，成了当时高僧们的难题。

北魏宣武帝时期，大乘瑜伽系的学者“菩提流支”，他是北印度人，经西域来到中国洛阳，并携带了大量梵本。在翻译《十地经论》时，将“卍”译作“万”，取“万德圆满”之意。

图12

而后，鸠摩罗什大师与亲赴天竺并在那里深入学习考察多年的玄奘法师，则把“卍”译作“德”字，以此强调佛教的功德无量。

然而，一个字两种读音，终究会出现某些不可避免的问题，必须尽快统一。

公元693年，也可以说是长寿二年，武则天当政后，晚年时期尤其信奉佛教，亲自下令，称“卍”为“wan”（读第四声），将字与音区别开来。

图13

这并不是胡编乱造，而是有过确切记载，在宋朝人编的《翻译名义集》卷六中曾有记载：“主上（武则天）制此文，着于天枢，音之为万，谓吉祥万德所集也。”

自此，“卍”不单单是一个符号，而是作为一个文字存在。

不过，随着近年来，中国本土陆续发现几处新石期的遗址，发现上面都刻有“卍”符号纹样。有人就此推测，它最初起源于中国，后由中国传到了外域。

图14

早在6000-7000年以前，甘、青地区的先民们制作的陶器上已经有“卍”符号，而广东、内蒙等地的新石器遗址中也发现了类似符号。

另外，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巫”字与“卍”符号相近，而且“巫”最早是太阳的信使。在内蒙古阴山岩画、连云港将军崖岩画等各地发现的岩画中都有太阳神或者象征太阳神的画像，其中就画有“卍”的符号。

图15

据专家分析，“卍”表达了人们观察自然、记录自然以及敬畏自然的原始状况，是文字发展的一种轨迹。

不过，也有专家认为，“卍”是由几何纹、蛙纹演变而来，体现了人类对原始生殖能力的崇拜以及对生命长久的追求。

无论哪一种观点，都反映了当时人类对大自然的认知，也证明了“卍”是古代中国的“特产”，但到底是不是我国最先发明的，有待进一步考证。

图16

不过，值得肯定的是，上古时期，“卍”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但其“吉祥”的寓意则是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传播开来。

不单单是在佛像与佛教建筑上，像瓷器、绘画、礼器以及民间的剪纸、窗纸、绣花上都有“卍”字样。

图17

相传，慈禧为了庆祝六十大寿，特地修建了一处“卍”形状的走廊，希望自己能够吉祥长寿。那条走廊外侧延伸出去的小臂处有小河流通，从远处俯瞰，整个建筑物犹如一个旋转的池塘，堪称中国古典建筑物中的精品。

建国初期，“卍”字走廊的中心用作的住处与工作场所，这中间还发生了一件外交事件，起因是苏联代表团们前来中国进行考察。

图18

1949年的开国大典，当群众们的游行队伍即将进入前东三座门时，郭沫若着急忙慌地找到，为难地开口：“少奇同志，来自苏联的同志们向我们反应，称中国的很多建筑物上都有‘卍’字，希望我们能刷掉。”

说罢，郭沫若指了指上方的飞檐，抬头望去，果然看见了一串金色的“卍”字符。

沉思片刻，对郭沫若说：“这是中国历史流传下来的，人民们喜欢它，我们不要去动。”

图19

郭沫若当然明白的意思，他点点头，随即离开了。

我们无从得知郭沫若后来是如何给苏联代表解释的，但从结果上看，苏联代表没有再提出异议。

苏联代表为什么不欢迎“卍”？难道还要什么其它意思吗？

这还要从悍然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说起！

图20

“卍”符号在最开始有两种写法，一种是左旋的“卍”，而另一种则是右旋的“卐”，其最初意义基本一致，都表示“万德吉祥”。

但是，由于的应用，让这两个符号变成了完全相反的意思，尤其是“卐”符号。

在自传《我的奋斗》中提到过，他家附近的修道院中有一座道观，上面几乎都是“卐”符号，且院长的袖口上也有“卐”。

虽然不懂“卐”的意思，但隐约猜到那是权力的象征，他梦想着有一天能成为像院长那样的掌权者。

图21

因此，将“卐”当作自己战争标志，他说：“红色代表政党的社会意义，白色则代表民族思想，‘卐’象征着雅利安人取得斗争胜利。”

对自己的设计表示非常满意，但那面旗帜却成了无数人的阴影，而“卐”就此成为了纳粹的标志。

图22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卐”字是如何与结缘的，还有另外两种说法，

一种是：“国家社会党”的德文，“国家”与“社会”的字母开头分别是“N”与“S”，当两个字母交错重叠后，就出现了“卐”字。

图23

另一种是，受到“新圣堂骑士团的影响”，他们都具有“反犹太人”的理念，而则借用了该组织的“卐”符号。

不过，“卐”与佛教中“卍”还是有明显的区别，因为“卍”一般都是用金色字体书写，而“卐”则是黑色字体或其它。而且还将“卐”字左旋了45度，并不是原来端正的样子。

图24

二战中，以希特利为首的法西斯国家犯下的种种恶行，给全世界的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而“卐”符号也变成了恶魔的代表，令苏联人民无法接受。

不过，中国人民没有因为“卍”与“卐”相似而禁用，因为很多地方还都需要“日出东方”的景象，尤其是佛教建筑的设计上，这也算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保护。

图25

但是，在此希望大家在使用“卐”字时要多加小心，避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甚至引起生命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