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作者是谁(周易作者是谁让写的)

《周易》的作者、创作年代、核心思想以及写作目的略述

真正读懂一部书，至少要搞清楚几个基本问题：

谁写的？

什么时候写的？

为什么写的？

写的什么内容？

怎么写的？

这些问题，实际上决定了一部书的时代背景，思想背景，文化背景。

遗憾的是，两千多年来，解读《周易》的人无数，但是几乎没有一个人回答过这些问题。

如果有，他们的答案也都是错的。

不信？看标准答案。

《周易》本经的作者，不是传说中的周文王，而是子思。

子思，孔子嫡孙。

子思对文王之德推崇备至，最先提出了文王演周易的说法。

子思把文王称为《周易》的作者，和战国时期动辄托名周公、黄帝和尧舜等古圣先王的风气有关。

子思不仅创作了《周易》本经，《大象》、《文言》、《彖》等一部分重要的易传也是出自子思本人或者其门人弟子。

记载了孔子言行的《论语》，同样也是子思所作。孔子读《周易》的说法，源头就是子思。

子思一生，长寿高产，著述等身。

子思写《周易》的时间，约在西元前435年到前410年之间，战国前期。

子思大约生于周敬王三十七年（公元前483年），鲁穆公（前410―前377年在位）死时仍然在世，至少活了一百多岁。

孔子晚年，子思在侧。

孔子曾在宋国得到易书《坤乾》，在鲁国得见据说周公所作的《易象》，晚年对易学发生兴趣，并从此时开始研究“性与天道”的问题。

孔子（前551—前479年）死后两年，子思十七岁（前467年）作《中庸》，记录孔子的性命之学。此时《中庸》里面已经有了《周易》的写作大纲。

郭店楚简中的《性自命出》，同样也是子思整理的孔子晚年性命之学。

孔子死后，子思师从曾子。曾子（前505年－前435年）死后，子思作《论语》，整理孔子及曾子等人言行。

子思所作的《缁衣》，写作时间应该与《论语》时间相近，同样也记录了孔子的言论。《论语》和战国楚简《缁衣》里面还没有孔子读《周易》的记录，今本中已经出现，可知《周易》的写作时间应该晚于《论语》和《缁衣》。

子思写的《五行》，后来被孟子所推崇，被荀子所批评。《五行》中的仁礼义智四德，就是《周易》开篇的“元亨利贞”四德，可知《周易》与《五行》年代相仿。

元前410年即位的鲁穆公曾经见子思，并当面怀疑子思著作中那些孔子的言论是子思自己说的。

这个时候子思已经73岁，《周易》应该已经完成。

子思写《周易》，是为了弘扬孔子晚年的性命之学。

《孔丛子》里面记载了晚年孔子与子思的一段对话：

夫子闲居，喟然而叹。子思再拜请曰：“意子孙不修，将忝祖乎？羡尧、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尔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对曰：“伋于进膳，亟闻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是谓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懈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无忧矣。世不废业，其克昌乎！”

可见子思是从小就立志要继承和弘扬孔子之道。

《论语》、《中庸》和《周易》等作品，都是出于同样的写作目的。

而且，《周易》一书，重点是要宣扬孔子的“性与天道”。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性与天道的学说，是孔子晚年才成熟，所以连子贡等孔子高足都不曾听过，倒是子思从小陪着孔子，十七岁时写的《中庸》一开篇就是夫子从未和子贡提过的天道和性命。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 修道之谓教。—子思《中庸》

易传《说卦》也说：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也。

帛书易传《系辞》更是明确地说：

八卦以象告也，教顺以《论语》。

明确指出《论语》和《周易》的写作目的一样，都是要宣扬孔子的性命之教。

《周易》近五千言，总结起来只需一个字：“孚”。

“孚”之德，始于文王。

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大雅》

文王临终，就以“孚”为训，作《孚训》。

历代周王，也都以孚为性命之学的最高德行。

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所以子思在《周易》里也说：

有孚惠我德。—《益》

子思称文王作《周易》，实际上是把《周易》的核心思想“孚”归功于文王。

孚者，诚也。

诚，就是子思在《中庸》里反复强调的天人之道，性命之理。

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子思

由于子思写《中庸》的时候只有十七岁，离孔子去世只有两年，我们只能认为，《中庸》里“诚”的理论必然是来自于孔子晚年所言的“性与天道”。

子思写《周易》，只不过是把《中庸》里的“诚”换成了文王的“孚”。

那么，子思写《周易》，是如何下笔？

一句话：“观象系辞”。

观易卦之象，写性命之理。

易卦诞生于遥远的上古时代，与天象和历数密切相关，因此具有浓厚的象数思想。

但是在子思之前的几千年里，这些卦的象数都主要被用于占筮吉凶。

直到子思死后两千多年的今天，绝大多数的人都还在用易卦来占断吉凶。

子思却从易卦这个历史悠久的象数体系中看到了更美好的可能。

就是用易卦的象数来阐述孔子的“性与天道”。

天道，天行也。子思在《周易》的开篇第一卦，就是取象于“天行”。

《建》，就是这个卦的卦名。

北斗的斗建，居于天心正中，正是天行的象征。

斗建居中运转，周而复始，指引着东宫青龙飞天潜渊。

就仿佛心中的诚孚之德，指引着君子修习成为大人的性命之道。

如此形象，如此精彩，如此深刻。

《周易》是如此伟大而经典的著作。

《周易》的作者成谜，为何几千年来，我们到现在还理解不透

如今国内外学者对于《周易》的评价已经达成了基本的共识，那就是这部书堪称旷世佳作。《周易》无论是思想深度还是涵盖面，都让人叹为观止，时至今日依然有大批学者在研读《周易》，因为还有很多奥秘没有被揭示。所以很多人对此趋之若鹜，也为《周易》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实际上《周易》不仅内容深奥难懂，就连作者是谁也成为了一大谜题。根据权威人士的说法来看，基本上可以断定《周易》的作者就是周文王。虽然这一说法已经得到了大部分学者的认同，可是依然存在很多疑点，因为随着对《周易》的研究不断深入，会发现这部著作包罗万象，不仅能揭示日常生活中的规律，也可以用于预测，爱因斯坦甚至认为《周易》中包含宇宙奥秘和一切未知。

因为《周易》太神奇太神秘，所以部分学者对于《周易》的作者提出了质疑，因为按照当时人类的思想发展水平来判断，《周易》应该不会出自于那个年代，有的人甚至认为《周易》是一部由外星人著成的书。不过种种迹象表明《周易》的作者就是周文王，也由此看出，中国古人的智慧十分了得。

既然基本上已经确定《周易》是周文王所著，为什么还会产生这么多非议呢？

01

不同的研究学者会通过《周易》得出不同的结论，而且根据学科理论的立足点不同，所得出的结论差异性更大，由此可见，《周易》所阐述的并非是规律性的事物，而是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去揭示事物的本质。

《周易》所揭示的事物本质包罗万象，从小到大，世间万物无一不包含其中，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周易》是一本哲学著作，所以《周易》可以涵盖如此广的层面。不同的研究者也可以根据各自的领域得到一些领悟性的知识，但是这些差异性的知识当中却隐藏着相同的规律。这就是《周易》的神奇和奥秘所在，即便对《周易》有浅显的认知也可以为之惊叹。这就是为什么千百年来，国内外学者都在赞颂《周易》的主要原因。

02

《周易》可以用来占卜预测，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不少人依然对《周易》的预测占卜很感兴趣，所以有不少算命先生都是根据《周易》为人们算卦预测事物的。古人也经常也用《周易》进行预测，例如古代发动战争之前会先对胜负进行预测，这样可以更加把握，也可以减少部分损失。

根据古籍记载可以了解到，古代《周易》用于战争预测的例子不在少数，而且准确率很高，所以古人一直将《周易》奉为奇书。

03

虽然《周易》所阐述的内容很深奥，但是《周易》八卦并不复杂，八卦主要由一根长横和两根短横线所构成，这两部分分别代表阴阳，当然也包括了所有相对立的事物。世间万物正是由所有对立的事物组成，所以《周易》八卦用很前线简单的结构已经揭示出事物的真相和基本构成方式。

按照《周易》来看，世界正是由所有矛盾对立的部分所构成，无论是多么复杂的事物，都离不开这个基准点。所以看起来简单的矛盾体，却可以通过不同的变换组合方式呈现复杂多变的事物，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根据部分学者对《周易》的研究结果来看，《周易》正是通过简单的规律从而揭示万物奥秘，但是无论多么复杂难懂的事物，都可以通过简单的规律进行阐述和说明。所以虽然《周易》看上去很难懂，但是只要掌握其精髓，不仅可以融会贯通，还可以巧妙的利用《周易》更好的服务于生活。

《周易》能够为人们解答很多生活困惑和难题，无论是事业还是爱情，《周易》都能解答，所以虽然《周易》看起来高深莫测，但是和人们的生活很贴近，喜欢钻研《周易》的人们也一定或多或少的有所收获，幸运的会通过《周易》得到启发，并将其运用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

《周易》就如同一把开启万物的钥匙，钥匙是通用的，但是取得钥匙的过程却不尽相同。有的人能够轻易拿到钥匙打开神奇的大门，探求更加深奥的知识，有的人可能一辈子也无法掌握其精髓，还会因此认为《周易》晦涩难懂。但凡事只要本着从简入深的规律去看待，就会让复杂的事物变得越来越简单，真相也会随之浮出水面，这是前人所总结的研究《周易》的方法，也是《周易》为人们所揭示的真理。

所以，不管是谁，都建议大家读一读《周易》。普通人读《周易》，能够学到人生智慧，知道一些大事大非；成功人士读《周易》，能从中学到商业知识，更加扩开自己的事业；科学家们读《周易》，能从中获得启发，研究出新的成果，让世界科学更进一步。

《易经》可以告诉你，根据今时今日的条件，如何选择才是最正确的。每选对一次，成功几率放大10倍、20倍。

我经常听到周围看易经的朋友说：古书文言文看不懂，解读得很无聊看不下去，不知道如何用到实际生活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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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创始人，临终留下一段话，为易经核心之一，至今耐人寻味

《易经》为群经之首，设教之书，包罗万象、广大精微，被誉为“大道之源”，是中华文化传统的源头，儒家、道家皆以为经典，几千年来对华夏文明产生深远的影响。

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普通大众很容易把《易经》和《周易》混为一谈。

《易经》是一个统称。从上古时始，《易经》经历了4个版本：伏羲创造先天易，也叫先天八卦；然后是神农氏创造连山易，也叫连山八卦；再到黄帝轩辕氏创造归藏易，也叫归藏八卦；最后才是我们熟悉的《周易》，由周文王演绎。

所以，周文王可以称为《周易》的创始人，但他也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演绎，将《易经》的八卦演绎成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并加上卦辞、爻辞，后人把这个相对完整的版本称为《周易》。而《连山》、《归藏》在魏晋之后，下落不明，现在我们阅读到的《易经》，是《周易》版本。

周文王在临终前，把儿子周武王叫到身边，留下一段话，后人称为《保训》，让他谨记在心。这段话，为《易经》的核心之一。《保训》书简出土时，专家们各抒已见，各持已见，专家至今琢磨不透。原文如下：

隹（惟）王五十年，不豫，王念日之多历，恐坠保（宝）训。戊子自靧水，己丑昧[爽]……[王]若曰：“发，朕疾适甚，恐不汝及训。昔前人传保（宝），必受之以詷。今朕疾允病，恐弗念终。汝以书受之。钦哉，勿淫！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乃易位设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兹备，隹（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授厥绪。呜呼，祗之哉！昔微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亡害，乃归中于河。微持弗忘，传贻子孙，至于成汤，祗备不懈，用受大命。呜呼！发，敬哉！朕闻兹不久，命未有所延。今汝祗服毋懈，其有所由矣，不及尔身受大命，敬哉！勿淫！日不足惟宿不详。”

以上这段话，周文王说出了易经的核心：求中。

什么是“中”？

怎样能做到“求中”？

“中”到底是什么意思？

周文王一生深研《易经》，并且是《周易》的原创作者，以他对易经的理解与把握，一定会超乎寻常的。此时，西周正面临着灭商前紧锣密鼓的筹备之中，文王的遗言，一定要对后事做出重要安排，这个临终安排的核心就两个字：求中。那么，中，到底有多重要？

细心的朋友一定会注意到，北京的故宫中和殿就有一块十分显眼的匾额，上书“允执厥中”四字，此“中”即是彼“中”。

我们在理解 “中庸之道”时忽略了文化的历史传承，自以为是，远离了愿意，将它理解为不偏不倚的“和事佬”。其实， “中”不是“和事佬”，它在易经里指的是最佳位置，最佳状态，是“道”的状态。

“乾卦”的解释

乾卦的六个爻，分别是：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其中九二和九五，就是文王所说的的“厥”，厥中。

九五的卦象是：为阳，为奇，位中，又正，叫中正。中正即最佳位置，历代称帝王为“九五之尊”，即出于此。

文王所云““厥志”求中”，均指帝王之修道之术。

甲骨文的解释

中间一竖代表修道的行为准则。 环状物代表人的双手，表示这双手牢牢地把握住“无为而无不为”这个天人合一的修道行为准则。

为什么将这片区域称为中国而不叫东西南北国？这是因为《中》代表的《河图洛书》是超越时空、跨越国界、具备永恒魅力、不可复制、独一无二的终极治世经典，这个终极经典就产生于华夏这片区域，因此，就把这片区域称为中国。这就是中国一词的来源。

《中庸》的解释。是儒家思想的精髓，原文对中庸的这样解释："喜怒衰乐之末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意思是说，人皆有喜怒哀乐情绪，有而控之不发谓之中，发而能以“中”字节制谓之和。中的状态就是人的内心祥和、宁静、不受情绪的影响，这才是天下最高明的道，通此道者，一通百通，无所不通，修身则身正，齐家则家和，治国则国安。

中庸之道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即是合于至诚、至善，"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并与天地参矣"的境界。"与天地参"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古代先贤的理想境界，天是和美的天，人也像天那样和善美好，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中”所包含的意义。

如果我们事事都能做到避开“物极必反，盛极而衰”，那么我们就做到了“中”。比如说：不悲不喜，适可而止，是求中；吃饭不吃过饱，是求中；说话做事留余地，是求中；

皇帝管理国家不能走极端，管得宽松，底下人不积极，管的太严厉，底下人要造反，因此也要"求中"。

越是大道理，越是简单。“读杂书万卷不如真经一部”， 这里的真经讲的就是《易经》。

有人说：西方智慧的源头是柏拉图，印度智慧的源头是《奥义书》，中国智慧的源头是《周易》。《周易》这部特殊的经典，在我国历史上地位非常高。

儒家认为它是第一经典，所谓的五经之首；道家认为它是第一经典，所谓三玄之冠。冯友兰教授之所说:：《周易》是宇宙的代数学。

可是大多人提起《周易》就犯了难，觉得晦涩难懂，不知道该怎么读下去。大家可以看看这《图解易经》。

《图解易经》详细介绍了《易经》的起源、发展历程与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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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震撼2：易经简史之起源篇

第一讲提到，易经的起源和发展历经了十大阶段，现在就对这十大阶段进行更详细的介绍。这十大阶段实际上就是一部易经史，由于篇幅有限，只能极其简单地介绍一下，所以只能算易经极简史。易经在中国文明中居于核心地位，所以也可以称作中国文明极简史。

先把这十大阶段先列举一下，然后依次分别介绍。

易经发展的十大阶段分别是：

1、起源时代：伏羲时代，17000年前-10000年前，约7000年；

2、经卦时代：神农时代，10000年前-5500年前，约4500年；

3、重卦时代：祝融、五帝、夏商时代，5500年前-3100年前，约2400年；

4、系辞时代：西周-孔子，3100年前-2600年前，约500年；

5、易传时代：孔子-战国，2600年前-2200年前，约400年；

6、象数易学时代：汉-王弼，2200年前-1800年前，约400年；

7、象数义理易学时代：王弼-唐-五代十国，1800年前-1000年前，约1000年；

8、图像义理易学时代：宋-明，1000年前-400年前，约600年；

9、反图像易学时代：清-康有为，400年前-100年前，约300年；

10、历史易学时代：康有为之后至今，100年前-现在，约100年；

1、起源时代

在中国的传统文献记载中，以及在中国的传统历史认知中，易经的起源时代和起源区域都是很清晰的，基本无争议。起源的时代是伏羲时代，即“伏羲画卦”，起源的地区是“陈”，即“伏羲都于陈”，陈是现代的河南周口淮阳一带。

只是在传统文献记载中，把伏羲当做一个具体的人，而且是一个帝王，位列三皇之首，把陈看成伏羲这个郡王的都城，显然是有问题的，这只是为了传颂和记忆方便，尤其是在漫长的无文字时代。更合理是，把伏羲看成一种文化，一个文化时代。伏羲不是伏羲王，而是伏羲文化和伏羲时代。那么陈也不是伏羲王的都城，而是伏羲文化的起源区域。

就一种文化的起源而言，周口淮阳面积狭小，可能不足以承担此任。如果我们放宽一下视野，就会发现，黄淮平原，即黄河和淮河之间的区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而陈则位于黄淮平原的中心位置。而且从后来的历史事实看，黄淮平原一直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区。所以，把易经的起源地定为黄淮平原，可能更合理。从现在的行政区划看，黄淮平原的主体部分是豫东和鲁西，在南部还要加上皖北和苏北的淮河以北的地区。

说黄淮平原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区，证据来自两个方面，一文一武，文武双全。文的方面，孔孟老庄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四位文化圣人，他们均来自黄淮平原。最有意思的是孔子，他祖籍是豫东且与祖籍地保持密切的生活联系，而他们本人自出生和成长于鲁西。孔子的成长环境横跨豫东鲁西，即当时的宋国和鲁国，这与其能够成为中国的首席圣人不无关系。事实上，直至东晋南渡，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文化人物绝大部分，很多时期是全部，都来自黄淮平原。

在武的方面，陈胜吴广刘邦项羽，是中国历史首次农民大起义的四位领袖，他们让看似坚不可摧的强秦瞬间崩溃，而他们无一例外，均来自黄淮平原。事实上，在此后的历史中，农民起义的领导者也绝大部分来自黄淮平原。其中包括当上皇帝开启大明王朝的朱元璋，以及创建了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造反山寨——水泊梁山的宋江。

农民起义和文化诠释实际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都是在维护和传承中国的文化传统。孔子的第八代孙孔鲋，秦政府请他做官，他拒绝了，但一听说陈胜造反了，便立马去投奔，几个月后便以身殉职，被秦兵杀了。这一历史事实准确地传达了农民起义与文化诠释之间的密切关系。

文化诠释者的主体是儒家。农民起义和儒家是秦以后中国文化传承的两条战线，而这两条战线的根基则均在黄淮平原。这足以彰显黄淮平原在中国文化中的基石与核心地位。

现在的任务是探讨和解决源头问题，具体包括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伏羲时代的断代，确定其距离现在有多久。第二个问题，弄清伏羲时代的基本社会背景，明确易经产生的刺激因素，也即中国出现文明突破的刺激因素。

伏羲时代的断代又分为两个小问题，一个是确定其时间下限，另一个是确定其上限。

伏羲时代的下限很容易解决。据传统资料的记载，伏羲是三皇之首，排在神农之前。神农是农业出现的时代，所以，农业出现的时间应该是伏羲时代的下限。据考古学资料，农业出现的时间大约在10000年前，这也是伏羲时代的时间下限。

难的是确定伏羲时代的时间上限。考古学一般把农业之前的时代统称为渔猎采集时代，所以，伏羲时代应该也属于渔猎采集时代。但是，渔猎采集时代太遥远渺茫了，其上限是无法确定的。不过伏羲时代并非一般的渔猎采集时代，而是特殊的渔猎采集时代。特殊在哪里，特殊在开始采集和食用野生粮食。所以，更准确地说，伏羲时代属于野生粮食时代。

现代人会几乎本能地把粮食和农业联系在一起，认为粮食是农业的产物，农业是粮食的前提，没有农业就当然就没有粮食。无论是中国的文献记载，还是考古资料，都证明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

在中国的传统文献中，“粒食”是和文明联系在一起的，粒食意味着文明，而“不粒食”则和野蛮、蛮夷联系在一起。“粒食”就是以粮食为食，就是进入粮食时代。

《礼记 王制》：“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这里把“不粒食”等同蛮夷的意味明显。韩愈《送浮屠文畅师序》：“圣人者立然后知宫居而粒食”。这里把粒食看成为文明开始的标志，“圣人者立”这句话的意思等同为现代语言的文明开始出现，古人一般把文明要素的出现归功于圣人的发明。“宫居”就是建房定居。韩愈把定居和食用粮食看成是文明的开始，是非常符合历史事实的，包含着重要的文明起源的历史信息。

但是在中国传统文献中，“粒食”与农业并没有直接联系。而且也清晰地记载农业的出现是神农之后的事，相对文明本身，包括易经、“粒食”、“宫居”，都要晚很多。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献认为，中国文明起源于粒食时代，但那时并无农业，是一种无农业的粮食时代，即野生粮食时代——采集野生谷物用作粮食。

考古学资料也证实，在农业出现之前，人类的确存在一个采集和食用野生谷物的野生粮食时代。考古资料来自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人类采集的野生谷物的现代遗存。譬如，江西万年吊桶环遗址所发现的人工采集野生稻谷遗存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2000年以前。

第二方面是野生谷物加工工具的遗存。这些加工工具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磨工具，一类是蒸煮工具。研磨工具有石盘、石臼，蒸煮工具是陶器。目前所发现的世界最早的研磨工具来自中国陕西龙王辿的石磨盘，时间在25000年前；所发现的最早的蒸煮工具来则自中国南方，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所发现的陶片时间在20000年前之前。西亚所出土的最早的研磨工具和最早的陶器，都比中国晚10000多年，石臼大约在12000年前，而陶器则更晚，大约9000年前。

第三方面是野生粮食时代的聚落。西亚所发现的野生粮食时代的聚落遗存的规模比中国要大，年代要早，而且更系统。譬如在黎凡特地区发现了著名的纳吐夫文化，时间甚至可以追溯到14000年前，而且可以追溯聚落的兴衰和迁移。而中国目前的考古发现很难做到这一点，其原因在于，中国从未因重大生态问题而出现文化的中断和消失。

在野生粮食时代适合人类生活的区域在以后也一直适合人类继续生活，延续至今。由于不断地有人在居住和生活，早期的文化遗存也很难保存。而西亚则不同，那里的人们一直面临严峻的生态问题。生态的恶化可以让他们赖以生存的野生小麦全部消失，那样他们的生活和文化就遭遇灭顶之灾。人们必须迁移，这个地区就荒漠化、甚至沙漠化。这非常有利于文化遗存的保护。

纳吐夫文化的命运就是如此，该文化凭借黎凡特地区的茂盛的野生小麦而兴起。但12000年前左右，气候突然开始变冷和干旱，变得不适合野生小麦的生存。于是那里的野生小麦的分布迅速缩小，甚至消失，纳吐夫人不得不向北方叙利亚-土耳其一带迁移，因为那里还保存着规模的野生小麦分布。就这样纳吐夫文化消失了，直至上个世纪重新被考古学家从地下挖掘出来。

综合考古资料和历史事实，可以看出，在农业时代之前，人类有三个地区已经开始采集和食用野生谷物，进入野生粮食时代。这三个地区分别是：中国北方，采集的谷物是野生小米；中国南方，采集的谷物是野生大米；西亚的新月地带，采集的谷物是野生小麦。最先进入野生粮食时代的地区则是中国北方，时间至少在25000年前，因为这个时候中国北方已经拥有加工野生小米的石磨盘了。所以25000年前就是伏羲时代的一个可能上限，但是这个上限还是太粗略，还可以找到更精确的上限。

尽管西亚新月地带，中国北方和中国南方三地，在农业之前都进入了野生粮食时代，但是却仅仅只在中国北方产生了易经，出现了文明的突破。更准确地说，是在中国北方的黄淮平原。

易经不仅是中国出现文明突破的标志，也是整个人类出现文明的标志。中国出现文明是从易经始，人类出现文明是从中国始，而易经则是在黄淮平原始。故此，黄淮平原不仅在中国文明中具备源头与核心地位，即便在全球文明中，也具备源头与核心地位。

文明是相对野蛮而言，就是人与禽兽的不同之处。人与禽兽的不同在哪里？在道德意识，在人格独立。道德意识和人格独立又可归结为心性独立和心性自由，而这恰恰是易经的核心所在、精华所在。所以，人类的道德意识和人格独立的出现是从易经始，心性独立和心性自由是从易经始，即人类文明的出现是从易经始，从黄淮平原始。（可参考上一讲的内容）

有个问题值得发问，尽管都进入了野生粮食时代，为什么易经没有中国南方出现，更没有在西亚出现，而独独在中国北方的黄淮平原出现？现在我们尝试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

答案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作为中国的一个特殊部分，黄淮平原拥有不仅超越中国北方，也更超越中国南方和西亚的生态条件，使得这里可以提供丰富的野生小米供给，让这里的人们可以过上长期的稳定程度非常高的定居生活。黄淮平原位处淮河和黄河之间，这里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有史以来一直是中国粮食的主要产地之一。即便是现在，黄淮平原依然是中国的主要粮仓之一。可以推测，在农业时代之前，这里一定分布着大规模的丰硕野生小米。同时小米与大米和小麦不同，非常耐旱，土地适应性非常强，这更进一步提升了其分布规模和可获得性，最终增加了其作为食物的保障性程度。

另一方面，是文化交流带来的刺激。尽管黄淮平原属于中国北方小米文化区，但是这里又与中国南方的野生大米文化区紧密相连。中国南方的大米文化元素很容易传播到这里，使得野生大米和野生小米两大野生谷物文化发生交流和融合，不仅进一步提高食物供给的保障程度，而且会催生一种新文化的诞生。

易经的产生，中国文明的产生，不是孤立地在中国北方出现，更不是孤立地在中国南方出现，而更可能是南北两大野生谷物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当然，其主体是北方野生小米文化。

南方野生大米文化的重要文化元素之一就是陶器。从考古资料，以及大米的食用方式看，南方人学会采集和食用野生大米更可能在陶器发明之后。目前最早的所采集的野生水稻遗存和最早的陶片遗存，出自两个距离很近的遗址，前者出自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后者则出自江西万年吊桶环遗址。但是，最早的野生水稻遗存要比最早的陶片晚8000多年。而水稻的主要食用方式是蒸煮米饭，这显然是以蒸煮工具的出现为前提，在铜铁之前人类的蒸煮工具就是陶器。所以，陶器在南方野生大米文化中具备重要地位，正是陶器的发明促使南方人学会去食用野生大米。

两方面的证据让伏羲时代与陶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一方面是考古资料显示，在17000年前左右，开始大规模北传，甚远至东北亚，包括日本以及俄罗斯的东北亚部分。东北亚出土的最古老的陶片时间在16800年前。

既然起源自中国南方的陶器是自南向北传播的，而且传到了东北亚，那么这个传播路线一定要经过黄淮平原所在的覆盖的维度。既然东北亚出土的陶器可以上溯至16800年前，那么陶器从中国南方传播至黄淮平原的时间肯定比这个时间还要早，不妨取个整数，定在17000年前。

另一方面的证据是语言学、民俗学资料显示，伏羲与葫芦有密切关系，这是闻一多的发现。当代的彝族文化学家刘志一先生发现，伏羲对应的不是葫芦，而是一种用葫芦制造陶器的新方法，即贴片法，将陶泥贴在葫芦上，就可制造出葫芦形的陶器。这样就把伏羲文化与陶器直接联系在一起。

结合上述的陶器传播资料，可以推测出如下的一个历史场景。17000年前左右，以陶器为主要元素的南方野生大米文化北传至黄淮平原。那里的人本来已经习惯于用葫芦做容器，当陶器传来之后，他们很自然地想到把陶泥贴在葫芦上，去烧制葫芦形的陶器。这个方法大大革新了陶器的制作技术。此前的陶器制作技术是捏塑法，其弊端是器形很小，而且不规则。而借助葫芦的贴片法，则不但可使器型更规则美观，而且大大提升了其容量。

而对于此时的黄淮平原而言，陶器则是一个全新事物，为这里的生活提供了两大便利。一是，提供了一种崭新的食物烹饪方式，即蒸煮，甚至煎炒的方式。二是，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贮藏容器，方便于粮食的储藏。

最重要的是第一种功能。新的烹饪方式的出现，不仅可以大大提升食品的质量，而且可以大大扩展食物的范围，提升食物的丰富程度，还可以大大提升食品的卫生程度，开创医药行业。

之所以说蒸煮的烹饪方式可以扩大食物的范围，原因在于，通过蒸煮，一些本来不可食用的动物或植物，现在变得可食用了。蒸煮不仅是一种食品加工方式，也是一种消毒方式。譬如，把水烧开可以对水起到一个杀菌消毒的作用。中国人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所以就养成了喝开水的好习惯。西方人因为陶器出现的很晚，一直没有养成喝开水的习惯，他们到现在还是习惯于喝冷水。同时，蒸煮也是加工草药的主要方式，当陶器传播到黄淮平原以后，那里的人们很快就学会以此来熬制汤药，这是中医的起源，也是整个人类的医药学的起源。所以，中国传统上就有“医易同源”、“药食同源”的说法。

总之，陶器的到来和创新，在本来就非常发达的基础上，又使得黄淮平原地区的食物的量和质得到大大提升，使得这里的生活卫生程度得以大大提升，总之使得这里的生活保障程度和稳定程度在本来就居于当时世界前列的基础上再次大大提升。这些改变促使文明突破得以在这里发生，一种可以真正称之为文明的新文化出现了，这就是以易经为核心的伏羲文化。

所以，伏羲文化的更精确上限是陶器自南方传播到黄淮平原的时间，即大约17000年前。

至今我们解决了伏羲时代的上限和下限。上限是17000年前，下限是10000年前。整个伏羲时代持续了大约7000年。

这样就解决了易经的起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