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没有比这更深的爱，也没有比这更深的痛
电影《妈妈！》官方海报。
同样聚焦母女关系，并都由女性制作班底打造，《妈妈！》和《春潮》对母女关系提供了看似背道而驰的描述。不同于《春潮》的刀光剑影，《妈妈！》提供了一个温情满满的故事。超人般的母亲形象（吴彦姝饰）不遗余力地拯救罹患阿尔茨海默症的女儿（奚美娟饰）。然而，仔细对比之后，《春潮》和《妈妈！》之间或许并不存在那么大的距离。当两部电影叠加在一起，我们反而能看见东亚式母女关系的一种真相：爱和伤害、付出与控制，就是一枚硬币的一体两面。
此外，影片对于阿尔茨海默症的描写，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福柯关于“疯癫”的论述。疾病夺走了女儿的理性与记忆。但恰恰是透过“疯癫”的幻觉，她得以直面充满创伤的历史，释放被压抑的痛苦与欲望，完成了忏悔与和解。杨荔钠延续性地使用水体作为这种不受规训的女性意识的象征。然而“疯癫”之后，女性还能向何处去？本文作者认为，杨荔钠通过《妈妈！》的结尾，给了一个隐晦而苍凉的回答。
撰文 | 雁城
从《春潮》到《妈妈！》：成为超人的母亲
早在《妈妈！》上映之前，它就已经成为我的九月必看。原因在于导演杨荔钠的前作《春潮》。虽然豆瓣评分只有7.1分，且口碑褒贬不一，但《春潮》以其对母女关系残酷而现实的刻画，仍成为了当年我的院线十佳。
某种程度上延续了《春潮》的主题，《妈妈！》继续聚焦一对母女和她们之间微妙而汹涌的情感关系——实际上《妈妈！》（原名《春歌》）本来就和导演的前作《春梦》《春潮》一起组成她的“女性三部曲”。作为三部曲的终章，《妈妈！》帮助杨荔钠获得了更好的票房成绩（上映8天票房突破5000万）和更高的豆瓣评分（7.5分）。
拥有类似的关切，并都由女性制作班底打造，《妈妈！》和《春潮》却对母女关系提供了看似背道而驰的描述。
首先说说《春潮》。郝蕾饰演的郭建波和母亲与女儿同住在一个屋檐下。比起天伦之乐，影片描述的更是“战争”。冲突总是在三个女性角色之间排列组合式地上演。爱裹挟控制，付出激发不甘，自由煽动背叛，悲伤转折成指责。影片被人诟病“没有高潮”，但实际上处处是高潮。汽油味蛰伏在生活的角角落落，一划火柴就要熊熊燃烧。
电影《春潮》剧照。
《妈妈！》是气质上完全不同的作品。比起《春潮》里三代寓居而略显逼仄陈旧的沈阳老商品房，《妈妈！》中奚美娟与吴彦姝扮演的高级知识分子母女住在一间阳光充裕的杭州独栋别墅里。别墅前还有一方小小的花园。空间在剧情发生之前就暗示了主人公的阶层和教育背景。
母女之间亦有潜藏的龃龉，但都被书面化的台词收敛。《春潮》里母亲为女儿不嫁人而屡屡口出恶言，彼此遍体鳞伤，而《妈妈！》前半段出现的最明显的矛盾，可能也不过是“今天周二，该煎牛排，但你准备错了食物”。对此，杨荔钠的解释是：“母亲出生在，是文科教授，女儿1949年后出生，是理科老师，她们的教育程度决定日常对话不会像《春潮》中的母女偏世俗。”
这样轻微的龃龉甚至没有持续太久。在女儿确诊阿尔茨海默症后，矛盾就更进一步转移为母亲对女儿的拯救。母亲知道女儿病情的第一句话尤为动人：“对不起，我真希望这个病是我得。”大概也让很多观众流下了观影时第一滴泪。母亲的爱过于宽宏。
电影《妈妈！》剧照。
在这种“为母则刚”的共识之外，已经在近年贡献过多个优雅老年女性形象的吴彦姝，又额外拟造了超越现实的特色。她劈腿下腰做瑜伽，丝毫不像八旬老人。这是用轻盈得夸张的方式告诉女儿：退休的二十年来都是你照顾我，如今，我可以为你兜底。
有了这份母性的“超能力”，虽然阿尔茨海默症是《妈妈！》主要刻画对象，但你并不会产生观看哈内克的《爱》时对疾病与衰老的终极恐惧。记忆与能力退行，即便在病理上无法被逆转，其伴生的焦虑感，却逐渐被无往不胜的母爱所攻克。疾病甚至成为一种母女关系的弥合工具。观众不会在任何一刻产生多余的揣测，担心失去耐心的母亲会把枕头蒙在女儿的脸上直至窒息，如同《爱》中的老年夫妻。因为大众认知内的母女关系就是这样。《妈妈！》展示了一场意料之内的、稳定的单向奔赴。
电影《爱》剧照。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感到一点遗憾。《妈妈！》中的女性形象，尤其是母亲形象，完美的地方有些脱离实际，而从根本定位上来说，又惊人地传统。它几乎只是把《世上只有妈妈好》又歌颂了一遍——实际上影片中也真让演员唱了几遍。当然，不是说母爱不伟大，也不是说不应该拍一个作为母亲的女人，只是这样的角色在生活中、银幕上、理念里，出现得实在是太多了。曾几何时，乃至今时今日，她都几乎是女性应该成为的唯一模板。这就不得不让我有点怀念杨荔钠的前作《春梦》和《春潮》里，那些有欲求、有缺憾、有棱角、敢冒犯的女性角色。
爱与痛的边缘：东亚式母女关系
《春潮》辛辣，《妈妈！》温暖。喜欢《春潮》的影迷会觉得《妈妈！》矫情虚假，而喜欢《妈妈！》的影迷会认为《春潮》偏激刻薄。如果不了解前情，观众可能都很难想到这两部电影出自杨荔钠一人之手。然而观影之后，我逐渐开始意识到这两部电影的差距或许并没有那么大。
换句话说，我毫不怀疑《春潮》和《妈妈！》中的故事，可以发生在同一对母女身上。正如爱和伤害、付出与控制，原本就是一枚硬币的一体两面。在过于灿烂的阳光下，也落满了阴翳。尽管不惜破坏三部曲完整性也改了片名的《妈妈！》，大概率出于妥协市场的考虑，对这片阴翳轻描淡写，它还是能在秋毫之末流露出来：
影片前半段，母女之间刻板而疏离的沟通方式，来来回回只绕着生活的细枝末节以及一个遥远的父亲形象打转。而这位博闻强记、回顾过往事件永远要带上精确时间点的母亲，无疑是上野千鹤子在新书《始于极限：女性主义往复书简》中所描述的那种角色：因为过于聪明，时常会让女儿在无所逃遁的理解与控制中窒息。
有一个非常真实的细节：当女儿在彻夜未归后到家——后来才知道是因为病情，她忘记了家的方向——母亲看到女儿进家门后，一言不发地走开。既没有指责，也没有关心。明明担心到要彻夜守候，体面却约束了质询，距离感则堵塞了关爱。
电影《妈妈！》剧照。
后半段借由病情，向来压抑自我的女儿开始暴露出相当残忍的一面。在一些时刻，恫吓到母亲的似乎不再是疾病本身，而被疾病解放“本性”的女儿。印象深刻的一场戏里，在外人走开之后，刚刚还面目天真的女儿突然变了神色，威胁性地靠近母亲说：“我打了你，你为什么要和外人说？”一直处于权力结构上位的母亲露出恐惧的神情。比起《春潮》铺天盖地见刀见血的战争，《妈妈！》展示的虽仅是一瞬，却是只属于亲子关系的精神恐怖片。
当我回看《春潮》时，发现了一处更妙的互文。在《妈妈！》的开头，女儿确诊了阿尔茨海默症，而在《春潮》的结尾，是母亲不幸中风。这两场病都从根本意义上改变了母女之间的相处方式，甚至几乎是以一种“积极”的方式：
《妈妈！》中，母亲因为女儿的病情像是终于找到了退休后的人生使命。而当《春潮》里郝蕾饰演的女儿凝望曾经滔滔不绝而如今再也不能说话的母亲，她说出了全片中最多的台词。那是先前在和母亲的沟通中从没有机会说出的：“……你安静了世界就安静了。”她感到一种迟来的“报复”、悲哀的解脱。
电影《春潮》剧照。
上野千鹤子在《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中提到佐野洋子的《静子》。其描述与影片的表达惊人相似：
“在‘用钱把母亲扔掉了’的老人公寓里，母亲渐渐患上了痴呆症。那么要强、那么粗疏、从没表扬过女儿、从没说过‘对不起、谢谢’的母亲在痴呆了以后，‘变得像个菩萨’。自从小时候牵着母亲的手被推开以后就再也没牵过的母亲的手，佐野第一次去牵了。去抚摸一直不愿接触的母亲的身体、钻进母亲的被窝去陪睡，这些都是母亲痴呆以前不可能的事。
佐野说：‘神智清醒的母亲我一次也没喜欢过。’在母亲不再是母亲之后，她才与母亲和解。听到痴呆的母亲说出‘对不起，谢谢’的时候，佐野放声痛哭：‘终于从折磨我五十多年的自责中解放出来了。’‘活到今天，真好。’她的表达是‘我被原谅了’，而不是‘我原谅了母亲’。她的自责意识当真强到了那个程度吧。”
在上野的理论里，母亲和女儿共同生活在家庭，这一男权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之中。她们本应是结构性的同盟，但因为普遍性的厌女文化，都沉沦在潜在的厌恶和竞争之中，找不到自我价值和对彼此角色的认知。这种在血浓于水中刀光剑影的母女关系，我们在今年上映的《青春变形记》与《瞬息全宇宙》中见过，在更早以前哈内克的《钢琴教师》里也见过。
电影《青春变形记》剧照。
然而，杨荔钠的描绘，又比上述这三部电影更带有“东亚性”。如上野千鹤子说，在东亚社会中，女儿对母亲的怨恨是不能被原谅的。因为母亲“既是压迫者，又是牺牲者”。在社会谴责之前，女儿就会因自己对母亲的不满，而自困于负罪之中。
所以《春潮》里的郭建波和母亲发生冲突后，在黑暗中恶狠狠地捏坏了母亲的仙人球。这形成了与《青春变形记》与《瞬息全宇宙》中母女相搏场景的最根本不同：东亚的场景里父辈和子辈之间的根本矛盾甚至是不可言说、无法对峙的。子女只能通过自虐来完成对父母的惩罚。
在这种宿命性的痛楚与耻感中，什么是解决方法？上野说：“当母亲不再做母亲了，女儿才终于从女儿的角色中解放出来。”这解释了为什么《妈妈！》里在日常中相处冷淡的母女，反而在疾病发生时完成和解。因为罹患阿尔茨海默症的女儿比母亲更快地老去，逼迫二十年前便已进入休养期的母亲回到照顾者的位置。时光逆转回童稚时，彼时女儿的自我还未形成、家庭尚未破碎、罪愆尚未发生。
当《春潮》和《妈妈！》叠加在一起，我们或许刚好能瞥见东亚式母女关系的一种真相：没有比这更深的爱了，也没有比这更深的痛。痛不能掩饰爱，爱也不能麻痹痛。
《始于极限：女性主义往复书简》，[日]上野千鹤子/[日]铃木凉美著，新经典文化 | 新星出版社，2022年9月。
疯癫：依旧是迂腐的性别角色设定？
当我们更贴近地看《妈妈！》，会发现它对阿尔茨海默症的展现很有意思。患病后，女儿的视角时常被一种非理性的力量篡夺。这让她看见被放大扭曲的情绪（如公交车上乘客恶意的指指点点）以及虚构的场景。
在女儿的幻觉中盘桓的核心，是早已故去的父亲。父亲在她的幻觉中，永远是慈爱、博学、温情的存在。影片的前半程，很多观众可能都会陷入这样的困惑：为什么一部所谓的“女性电影”的中心，有一个屹立不倒的男性身影？到后段，我们才终于在女儿的忏悔中揣测出原委：
原来父亲是自杀。因为他遭遇批斗，又没有获得女儿的支持。所以女儿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都处于自我封闭之中，以她与母相伴的禁欲生活和规整的发型作为象征。疾病袭来时，她的悔恨才在幻觉与崩溃中浮出水面。她在病榻上以“我杀过一个人”为开场白向母亲忏悔，而母亲早在她忏悔之前就选择了原谅。
电影《妈妈！》剧照。
在《疯癫与文明》里，福柯这样描述“疯癫”：
“（疯癫）所产生的怪异图像不是那种转瞬即逝的事物表面的现象。那种从最奇特的谵妄状态所产生的东西，就像一个秘密、一个无法接近的真理，早已隐藏在地表下面。这是一个奇特的悖论。当人放纵其疯癫的专横时，他就与世界的隐秘的必然性面对面了；出没于他的噩梦之中的，困扰着他的孤独之夜的动物就是他自己的本性，它将揭示出地狱的无情真理……”
在福柯的理论中，“疯癫”并不是一种残疾。相反，“疯癫”就是知识。愚人拥有着“完整无缺的知识领域”。他在一个智慧、理性的人看来透明无物的水晶球中，发现了隐形的知识。我认为，在《妈妈！》中，女儿所经历的病征就近乎于一种象征意义上的疯癫。疾病夺走了她的理性与记忆。但恰恰是透过疯癫，她一再重返父亲健在时的圆满家庭，释放了被压抑的痛苦与欲望。
在杨荔钠“女性三部曲”的第一部《春梦》里，我们也能发现疯癫。《妈妈！》中的疯癫是阿尔茨海默症引发的幻觉，《春梦》中的疯癫则是春梦。影片中，主妇方蕾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包括一个（除了性生活不积极外）很可靠的丈夫和听话的女儿。她平淡生活中出现的唯一怪事就是频繁的春梦。其主角永远是一个面目不清的长发男子。
电影《春梦》剧照。
和《妈妈！》中的幻觉一样，春梦亦不受控。梦是浸润着情欲的、愉悦的，但同时也是危险的、具有攻击性的。她会梦见自己突然被扇耳光，衣服被撕扯下。和普通梦境不同，《春梦》使用跳切回避记录入睡的过程，凸显梦境腐蚀现实的来势汹汹。此外，杨荔钠在《春梦》中使用了格外多的女性镜头，通过视觉对观众的直接刺激，突出梦的禁忌与冒犯。
和女求及身体紧密相关，方蕾的春梦是一种更专属于女性的疯癫，同时也更容易遭遇打压。然而相似的是，两部电影都利用无法被权威（科学或者宗教）定论或拯救的病征，展示了女性被压抑的欲望向非理性空间的恣意逃窜。
从疯癫与女性的关系延伸开来，我们会发现一组看似矛盾的事实：如今，我们越来越意识到“阁楼上的疯女人”实际上是男权叙事对女性的污名与禁锢；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能看到近年来一些优秀的女性作品把“疯癫”作为一种建构性的力量，去解放被压抑固化的女性形象。
比如今年早先的文章《〈瞬息全宇宙〉：一首中年妇女的失败者之歌》中所说，围绕着亚裔妇女伊芙琳（杨紫琼 饰）延展的“多元宇宙”实际上近似一场“精神”。正是借由这场外人看来癫狂的奇异冒险，她探索着先前被压抑的可能性，完成了对于自我和女儿的拯救。正如加塔利在《混沌互渗》中所说，精神把主体性向多样性充分展开。疯癫可以是打压的工具，也可以是解放的武器，取决于它掌握在谁的手中。
《混沌互渗》，[法]菲利克斯·加塔利著，董树宝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2月。
在杨荔钠的电影中，不受理性控制的女性意识往往和流动的水体相关。《春梦》里有无边的水色见证旖旎的梦境，尔后冰冷的湖水企图吞噬女儿的生命，则象征自我意识的危险；《春潮》结束在流淌的潮水间；在《妈妈！》中，女儿的首次发病导致彻夜未归时，机位下沉，地上的积水映出她的摇晃的倒影，昭示着被冲击扭曲的自我。
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在大海边，母亲悠悠地推着女儿的轮椅走在沙滩上，而女儿在画外音里说：“妈妈是海，我是一滴水，爸爸是一条不会游泳的鲸鱼。”母亲和女儿是水的传承和延续，父亲则游离于母女关系之外。水域再一次成为女性的专属象征，和女性代际间的纽带，见证半世疏离后的和解。杨荔钠在《关于〈妈妈！〉，我有这些话想说》中也解释道：“大海是她们的精神家园，海浪象征母爱的力量也代表人生的浪潮，女儿奔着妈妈学走路回到了人刚出生的样子，生命本来就是轮回重来，反之大海也同样以她的胸怀拥抱世间所有热爱她的生灵。”
这个大海边的镜头时不时被海水淹没，仿佛水体对母女俩投来主观的凝视。很多人在这个场景里揣测出死亡的意味。这对走向大海的伶仃母女，也许是在拥抱所能获得的最体面的结局里。这也让影片淹没在无边的苍凉之中。
电影《妈妈！》剧照。
和《春梦》《春潮》一样，杨荔钠在看似温情的《妈妈！》里也拒绝提供一个圆满的结局。尽管上文中说“疯癫”也可以成为一种解放的力量，但它并不是一个安全的乌托邦，而是女性在无路可逃的沉闷生活中杀出的一条血路。
疯癫了，然后呢？福柯观察到，尘世中的愚人面临着两条路，河流与医院。前者代表遗弃，后者代表规训。这也恰是杨荔钠影片中“疯癫”的女性角色所面临的仅有的两种归宿。
其实，在《妈妈！》的官方宣推及影评讨论中，“女性视角”或“女性主义电影”都是核心词。很多人自然地认为这是一部“女性电影”，聚焦了平时被大银幕驱逐的、不够年轻漂亮的女性形象与其困窘。但同时也不是没有争议。豆瓣短评区一个名为momo的网友就认为：“主创团队过于强调女性团队，但是电影呈现出的效果明明做得没有那么好，但好像就因为是女性团队只能夸不能批评一样。”这条评论获得了265个赞。
电影《妈妈！》剧照。
“没有那么好”，是很多人的共识，包括我。《妈妈！》在表达上多有保留，出现明显的节奏混乱、逻辑断裂和自相矛盾。比如这篇影评完全没有提到文淇饰演的周夏，因为她的片段实在太突兀，即使经过我的主动脑补；影片更遭人诟病的一点是极为书面化的台词和悬浮的场景。对于许多人而言，角色设定与大众的距离决定了共情的限度；如前文中所说，我个人也特别遗憾影片展现的女性角色都太传统。虽然声明了“不是所有女人都是母亲，但所有女人都是女儿”，结尾处还是借由抱着孩子的周夏，给影片中所有的女性角色都贴上了一个名为“母亲”的身份标签。
但是《妈妈！》是不是一部女性电影？我认为是的。在框架的掣肘下，杨荔钠拍出了一些仅属于此地的、“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女性经历和女性关系。在显而易见的“为母则刚”之外，我们还能品尝到酸涩、羞耻、眩晕、悔恨……
《妈妈！》（《春歌》）连同《春梦》《春潮》一起，汇成了一片丰富的水域。当梦境潜入潮水，水声就化作歌声。
注：封面题图素材来自《妈妈！》剧照。
撰文/雁城
编辑/青青子、罗东
校对/贾宁
掌掴老师案：事出有因的复仇是否也算寻衅滋事
（图注：6月12日，栾川县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常仁尧寻衅滋事一案。栾川县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常仁尧及其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图/栾川县人民法院）
掌掴老师案：羞辱、复仇和寻衅滋事
本刊记者/毛翊君
发于2019.6.24总第904期《中国新闻周刊》
6月12日早上7点多，常仁尧的父亲、妻子等人已经等候在栾川县人民法院门口，一同前来的还有10位村民。
等待开庭的是已经在网上引爆舆论的掌掴老师案。
将近一年前，在杭州做淘宝服装生意的常仁尧和妻子返乡办事，而后在与同学去钓鱼的路上遇到初中二年级的班主任，在确认对方身份后，常仁尧狠狠地把当年的班主任揍了一顿——数次掌掴和还踢倒班主任的电动车，往其胸部打了一拳。
掌掴事件之所以发酵酿成热点事件，是因为网上流传出的一段掌掴视频。
视频是常仁尧让同行的同学拍摄的。三个月后，随着一段1分多钟视频的广泛传播，迅速引起网上纷争。有人讨伐他不重师道，也有人在知道他读书时时常被那位老师辱骂之后，对他的行为表示同情甚至理解。
一对师生
栾川县位于豫西多金属成矿带的中心区域，区内矿产资源丰富，素有“洛阳后花园”和“洛阳南大门”的美誉，又有“中国钼都”之称。而距离县城5公理的雷湾村，2007年被确定为新农村建设重点整治村，2008年被确定为县级示范村。
这是掌掴案主人公常仁尧的家乡。
视频中，常仁尧边扇张清林耳光，边大声问，“你还记不记得我？”“以前你咋削我的？”
因为父母离异，上小学的常仁尧和当时5岁的弟弟跟着父亲生活。父亲一个人做些加工矿石的小生意维持生计，顾不上常仁尧，就把他送去县城奶奶家。奶奶在县城摆摊卖衣服，同在县城的还有小姑，一同帮忙带年少的常仁尧。
父亲和小姑都曾当过兵，生活中比较严肃，常仁尧没有和他们提过自己的委屈。小姑由于工作原因，一周有四五天要去乡下办事，当时在县城买房还欠着债，压力比较大，另外还要照看自己幼小的孩子，对常仁尧照管得并不细致。如今，她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常仁尧是个不让人操心的孩子，早上很早去上学，放学自己回家，从没在外面打架惹事或者沉迷网吧。但她总感觉，常仁尧可能对她家没有归属感。
常仁尧入读的栾川县实验中学是县教育局直属的唯一一所初级中学，教学质量连续多年稳居全县初中前茅，在洛阳市也位居前列。被常仁尧掌掴的班主任老师张清林，是他初二年级的班主任兼英语老师，仅带了常仁尧初二一学年。
在同学的眼里，常仁尧聪明、性格阳光又大大咧咧，没有过激的行为，只是有着普通男生都有的调皮捣蛋，成绩中上，只是家庭条件确实不太好。
庭审中，常仁尧详细陈述了张清林当年对自己的多次侮辱和殴打。其中，让常仁尧阴影最深的一次，是他被张清林用木棍从背后衣服里，让他双手举过头，一直趴在黑板前。常仁尧一直觉得，当时的自己像是游街的犯人，没有尊严。
还有一次，常仁尧弄丢了从图书馆借来的书，管理员让他去买本一样的就行，否则要三倍赔钱，但常仁尧一直没有找到同样的书。之后有一天，他去上课时发现自己课桌不见了，别人告诉他，是被拉到了图书馆。他去问图书管理员，管理员称是张清林让这么做的。常仁尧随后找到张清林，对方跟他说，你连钱都还不起，就不要来上学了。另外，常仁尧多次被张清林命令蹲下，然后被张清林用脚踹头，经常是从教室前面打到后面，又从后面打到前面。常仁尧用“歇斯底里”来形容张清林打他时的状态。
常仁尧的几位初中同学也当庭讲述和证实了部分情况。一位常仁尧的初中女同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对老师用木棍常仁尧衣服惩罚的印象深刻。起因大概是常仁尧和同学在早读时发生口角，而另一位同学也受到了惩罚，被要求在讲台上一直高举沉重的凳子。她记得，常仁尧在讲台上站了一会儿就跑出去找校长，校长之后来到教室。过后，张清林停止了惩罚。
在受访同学的回忆中，对张清林英语教学没有深刻印象，留下的记忆主要是打人。
《中国新闻周刊》多次致电张清林，对方始终未接电话和回信息，住处也一直无人应门。多位邻居对这位身处舆论旋涡中的老师的印象是，不爱说话，但为人老实，没见过发脾气。
体罚与复仇
《中国新闻周刊》从几位常仁尧的初中同学处了解到，常仁尧受到惩罚的多数原因是他经常在上课的时候打瞌睡，也有其他老师说过常仁尧这个问题，但没有张清林做出的体罚这么重。
在他们看来，20年前，老师打骂学生是常态，在他们的中学，有多位老师都习惯对学生动手惩罚，而学生一般不敢反抗，家长也通常站在老师那边。很多男生都会因为淘气挨老师打，但张清林在其中是最为严厉的，打人的理由并不是让人特别信服。多数同学表示，没有见过张清林笑，也都比较害怕他。
一位同学对《中国新闻周刊》称，“如果上课捣乱，老师拿教棍敲你两下、踹两脚，或者罚站一下，这都是正常的，没什么。不正常的区别就在于，对身体的伤害和体罚时间。张清林不是踹两脚就能停下来，时间比较长，非要把你打趴下。”
中国的教育法规明令禁止体罚学生。1984年教育部办公厅还发布了《关于坚持正面教育，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的通知》； 此后的《义务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都以法律形式明确禁止对学生实施体罚。1992年3月国家教委第19号令中规定：“学校和教师不得对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1993年颁布的《教师法》规范教师行为中也明确了教师如果对学生有体罚行为经教育不改的处罚规定；1996年国家教委颁布的《小学管理规程》把“讽刺挖苦、粗暴压服”也列入体罚和变相体罚；2006年《义务教育法》修订仍重申“禁止体罚及变相体罚”。
但在实际中，体罚与变相体罚在我国中小学教育中经常发生，从未间断，各种争议也从未间断。
常仁尧跟朋友们说起过自己被老师张清林侮辱的经历，虽然外人看不出这段经历对常仁尧的影响，但妻子洪艳偶尔还是能发觉丈夫内心的不安，因为常仁尧有时会做噩梦。
梦里，常仁尧抱着头说“不要打，不要打”。等常仁尧缓过神，洪艳问他，他说是梦见老师追着他打。提起张清林，常仁尧脸上就是被羞辱的样子，甚至眼睛湿润。而每次看到老师虐童的新闻，常仁尧也会异常气愤。
去年7月，当街打完老师的常仁尧很晚才回家。事后洪艳从家人的聊天中得知此事，便跟常仁尧吵了一架。她说，“虽然老师把你打成那个样子，但是现在年纪大了，不应该再打他。你心里放不下，可以通过别的方式。”常仁尧说，“你没有经历过，你不知道那种心理伤害。”
在常仁尧看来，当天掌掴事件已经过去，生活又回到了日常的轨道，常仁尧和妻子返回杭州，继续淘宝生意。常仁尧依然是洪艳眼中有想法又体贴的丈夫。
直到2018年12月中旬，当时帮常仁尧拍了那段打人视频的同学在一个微信群里看到这段视频，马上打电话给常仁尧，问他怎么流传出来了。常仁尧说，他也刚刚得知视频被放到了网上。
洪艳回忆，常仁尧在打了老师之后，分别把视频发给了两位初中同学，虽然他一再叮嘱同学看完视频一定要删除。但一切已不可控。
常仁尧的律师郭京朝在法庭上指出，最初常仁尧只是让视频在两三个同学中传播，侦查机关也查证，栾川贴吧里最初流出打人视频的内容，是由一位与常仁尧并不相识的名为“唐僧是和尚”的网民发布，而并不是常仁尧向公共媒体传播。另一方面，实验中学公开了控告信并接受媒体采访，才进一步推动了舆情。
舆论发酵
12月16日，栾川县实验中学的控告书也出现在网络上。随后媒体开始跟进报道此事——“用耳光报答老师”在网上迅速成为热点。
此次庭审现场，实验中学的老师表示，是其在网络上看见打人视频，就去找张清林询问。起初，张清林不愿意追究，该老师汇报到了学校。校方让张清林讲述了事情经过后，向派出所递交控告信，要求查清事实，严惩肇事者，并将控告书在网络公开。
舆情的发酵成为庭审焦点。起诉书中提及一个数据——2018年12月16日至2018年12月27日，共获得此次事件的舆情信息99648条，微博受众人数达6.8亿多人次。公诉方认为，是常仁尧录制视频并转发，导致传播热潮。
12月17日，栾川县公安局介入。在随后公安局的情况通报中显示，当天公安局接到教师张某某的报案。
常仁尧的父亲记得，12月中旬的一天，他被告知自家孩子上了新闻。19日，几位派出所民警找上了家门。民警说，事情已经在网上闹大了，让你孩子赶紧回来解决一下。常父马上给常仁尧打了电话，随后又把电话给了民警。常仁尧在电话里回复民警，自己订了次日11点多的火车，并告诉了车次，表示愿意回去接受调查。
12月20日11时20分许，在杭州铁路警方的配合下， 32岁的犯罪嫌疑人常仁尧在杭州东站被民警带走。
常仁尧被抓后，他老家所在的雷湾村150名村民曾联名写信为其求情，其朋友和曾经的同学也在网上匿名讲述了常仁尧的为人和读初中时的情况。
被民警带走之前，常仁尧在当地贴吧中回帖解释，打张清林是对他二十年前殴打和侮辱自己的报复，属于个人恩怨，没有上升到针对教师群体，如果被误解，他向教师群体道歉。而对于此事，他认为自己和张清林的责任各占一半。
在看守所里，常仁尧写了一封道歉信，“我殴打张老师之后，他回到家，谁都没说，并且没有选择报警，其实是已经给了我一次机会。后来视频在网上传播，给张老师及家人带来了二次伤害。虽说视频不是我传播的，但毕竟打人的是我，对此我也要负责。”
今年3月，张清林曾对媒体表示，他曾打算不追究，但视频被扩散后，家人受到伤害太大。并且，他否认打学生，认为曾经的行为只是惩戒。
常仁尧的父亲和小姑曾找到张清林老家村支书等作为中间人帮忙调解，但前两次都只见到在美容店工作的张清林的妻子。常仁尧的小姑称，对方说，“不是我们不原谅，是学校和教委不谅解，人（张清林）早都原谅了，他（张清林）也做不了主。”之后，常家接连找了张清林家不下20次，甚至在张家门口等三个多小时，也没见到张清林本人。
5月底，他们再一次去往张清林家，张清林的妻子报了警，称他们扰民。至此，常家结束了私下调解的努力。在开庭前几天，洪艳想到再次写一封公开道歉信，通过媒体让社会了解事情经过，尤其是，再次强调常仁尧的行为没有针对教师群体。
在庭审的辩护中，常仁尧的律师郭京朝提出，公诉方将常仁尧和张清林的个人恩怨，上升到对教师群体的侵害，进而推定为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有失偏颇。公诉方则建议以寻衅滋事罪给常仁尧定罪，应量刑1年6个月到3年。
常仁尧的量刑，是法律范畴的事宜，但这一事件引发的公众对于老师体罚学生的争论，以及人们对于被体罚者多年后“复仇”的同情，或许值得更多的思考。
应采访对象要求，洪艳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