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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河舞厅老板：“独舞老人”和大兴安岭火灾所改变的
来源：澎湃新闻
一首《漠河舞厅》，让位于中国最北端的小城漠河火了。
神秘，遥远，极寒，曾是漠河留在很多人心中的印象。很少人记得，火灾，是这座城市的另一个印记。1987年5月6日，大火在大兴安岭北麓林区蔓延，烧过了101万公顷的森林。28天不停的大火，吞没了211条生命，5万余人流离失所，其中漠河县的西林吉、图强、阿木尔三个林业局被烧毁。这是1949年以来伤亡人数最多、毁林面积最大的一次森林火灾。
去年，音乐人柳爽创作歌曲《漠河舞厅》，讲述了火灾中一个凄怆的爱情故事：一位名叫张德全（化名）的老人，妻子在1987年的火灾中遇难，此后34年，他未再婚。过去，他们常在旧仓库里跳舞，妻子走后，老人来到漠河舞厅独舞，缅怀妻子。
漠河舞厅门口。本文图片除特殊标注外，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朱莹 图
漠河舞厅内部。
54岁的李金宝是漠河舞厅的老板，也是那场大火的亲历者。2019年，他开了漠河唯一一家舞厅，一个由旱冰场改造成的600平米的地下室，门票5元一张，包月50块钱，来的多是五六十岁的老人。最近，歌曲走红后，有人从广州、大庆、齐齐哈尔慕名而来，想看看真实的漠河舞厅。
34年前，李金宝在火灾发生前两个月来到漠河，从大火中逃生，目睹城市被吞噬，火灾后短暂地逃离，又重回漠河，投身城市重建浪潮，见证了这座城市的重生和变迁。
11月的漠河，夜晚气温降到零下一二十摄氏度，下午四五点，天已黑透，满是欧式建筑的街道上，清冷一片。走在街上、通往林场的路上，能看到醒目的防火标语。那些四五十岁往上的漠河人，几乎都能说出一些大火中的故事：一位妇女在火中失去双腿；一位林场女工，在灾后安置到外地的火车上，遇到一位阿姨，上来就抱着她大哭，说三个女儿全没了；一个男人，妻子和孩子在地窖中闷死，续娶的妻子得了癌症，他也患癌去世……
那些悲伤的、沉重的故事，随着一代漠河人渐渐老去。火的记忆，却刻进了城市的血脉。
11月的漠河市区。
以下是李金宝的口述：
一
10月8号，我们本地电视台的记者过来找我，说有《漠河舞厅》这首歌，在网上挺受欢迎的，还给我看了漠河舞厅的视频。
我这才想起来，确实有这个老人（张德全）。他那时看上去60多岁，个儿不高。2019年舞厅开业之初，他来过四五次，每次待个把小时，大部分时间坐那儿，也不跟人说话。他挑曲儿，节奏感强的才跳，跳得挺好，能踩上点，看着像跳过很多年舞的人。
舞厅里都是双人跳舞，当时看到他一个人跳，我还觉得有点奇怪。
这两年，他再也没来过。也有舞友们见过他，但都不知道他的情况。这次听到他的故事，一下勾起了我对那场大火的回忆。
我老家在吉林德惠县农村，家里六兄妹，父母都是农民。中学毕业后，我到长春学了三年瓦工。姑父在漠河成立了一个建筑施工队，哥哥姐姐都过去了，叫我也过去。
1987年3月，我第一次去漠河。先坐火车到哈尔滨，再到齐齐哈尔，再坐25个小时到漠河，那时齐齐哈尔到漠河只有一趟火车，人特别多。一路上心情激动，都说漠河有原始大森林，就感觉很神奇，很向往。
出站后，外面白茫茫一片，樟子松、落叶松上挂着雪，特别漂亮，心里也感觉敞亮。
那时的漠河县城看上去跟农村差不多，都是板夹泥房，家家户户院里堆着冬天烧的木柈子。哥哥和姑姑家在火车站附近，我在哥哥家住，帮忙看看孩子，劈劈柈子。
火灾发生前的漠河县城。拍摄自大兴安岭“五·六”火灾纪念馆。
5月6号那天，听说山上着火了，县里通知各单位的青壮年劳动力待命。下午，姑父、姐夫他们建筑队十几个人，到古莲林场起火点去打火。我当时比较小，就让我在家看孩子。
古莲林场起火点。
7号那天，从家门口能看到远处浓烟滚滚，很多人在看热闹，当时都以为过几个小时就能扑灭，火到不了县里。等到下午五六点，天空中都是烟，火顺着大风刮过来。一个多小时后，火烧到一公里外的西林吉贮木场了，大家这才害怕，开始往外逃。
大兴安岭“五·六”火灾纪念馆。
我赶紧跟姑姑领着四个表弟表妹往外跑，啥也没拿。这时候，火只有三四百米远了，天空烧得通红通红的。
我们跑到100米外的永红桥下，桥下沙滩上已经挤了上千人，一些家离桥近的，还推着自行车、扛着电视。后面来的人越来越多，前面靠河的被挤到河里去了，上不来，就在水里站着。
李金宝站在当年躲火的大桥下。
场面一片混乱，很多人挤散了，互相喊家人名字，小孩的哭喊声不停。姑姑、嫂子跟我们也挤散了，我一手扯俩孩子，小的吓哭了，大的喊妈妈。
火蔓延到跟前，最近的时候只有二三十米。眼前全是烟，呛进嗓子，有种窒息的感觉，我就让弟妹们用手绢捂住鼻子。木柈子烧得通红，不时传出油桶、电视机的爆炸声，“咣”一下蹿上天，老高了。
大火烧毁民房。拍摄自大兴安岭“五·六”火灾纪念馆。
人们惊恐地看着房子被烧，漫天火光，外圈的人喊着“火来了火来了”。我当时心里特别害怕，手紧紧攥着弟妹们，他们说“哥，轻点轻点”。想到姐姐家在两公里外，离河远，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很担心她。
还好，桥边只有些零散的小树，大火没有蔓过来。两三个小时后，火烧过了，人们四散回家。我们也回去看，房子被烧得面目全非，里面还烧着，进不去，只能隔二三十米望着。姑姑和嫂子看着才盖两三年的房子，哭了起来，弟妹们也跟着哭。
大火过后的漠河县城。拍摄自大兴安岭“五·六”火灾纪念馆。
我们那一片的房子全烧没了，大家无处可去，有的去投靠亲友，有的就在家旁边，找木头临时搭个马架。我们一家又回到桥下坐了一晚，冷了，就到外边烧着的木柈子边烤会儿火。
那时候，我特别后悔来到漠河，很想回家。
二
第二天，姑姑他们回家把没烧完的被子褥子、大米这些翻出来，之后领着孩子，到小商店找吃的，有些午餐罐头、水果罐头没烧着的，也能吃嘛。那会儿大家都这样。
还有很多人在找失散的家人。姐夫也失散了。7号那天火势控制不住后，打火队员撤回时，他跟姑父走散了，姑父当晚回来了，他没回。
我们分成三拨，在县城里到处找姐夫。我记得那时候，县城只有车站、医院、几家水泥砌的房子没被烧毁，剩下一排排烟囱直立着。山上、路上有很多烧焦的遗体，大概得有一百多具，衣服都烧烂了，辨不出男女，可能是跑的时候半路被烟熏倒了。后来听说还有一些遇难的，是因为大火来的时候躲地窖里，房子塌了，被埋了。
很多遗体辨认不出来，有的好几家在辨认同一具。姐夫手上戴了块上海手表，我们就按这个来辨认，看到一具，就上前扒拉下，看有没有戴表。那时也不觉得害怕，心里祈祷着，千万别找着姐夫。当时，我们看到有一具身形跟姐夫相似，也戴着手表，吓死了，打开表盖发现不是上海手表，才松了口气。
通往河边的树林里，我看到有个妈妈抱着个七八岁的孩子，孩子被烧死了，趴母亲怀里，妈妈抱得紧紧的，哭得撕心裂肺，丈夫拉也拉不开，孩子爷爷奶奶也在旁边哭。
我也看哭了，瞅了几眼就不敢再看，心里特别难受。30多年过去了，那个画面还记得特别清楚。
第二天，我们上漠河县医院找。医院里挤满了人，有的刚送过来，身上焦黑一片；有的浑身裹着纱布，看不出人影。每个楼层，都是嚎啕、呻吟喊痛的声音。太平间里也满了。那时候我特别害怕，觉得生命太脆弱了。
之后几天，我们扩大范围，沿着县城周边的山林找，也没有找到。直到第5天，接到了内蒙古满归镇那边的来信，才知道那天姐夫回来时，漠河县城戒严了，进不去，他就扒着一辆过路的火车，被带到了一百公里外的满归安置。过了两天，姐夫跟逃到那边的灾民一块被送回来了。
灾后头两天，大家用树杈、没烧完的棉被、衣服搭成帐篷睡觉，吃没烧完的米煮的粥，哪家有点吃的，互相传着吃。第三天开始，饼干、面包、帐篷等物资陆续空投进来，住进了帐篷。
灾后第十天，我不想在漠河待了，坐着闷罐车离开了。弟妹们也跟着我回到吉林老家上学，当地孩子大多投奔亲友，到其他乡镇就读。
三
回家后那段时间，我经常做噩梦，梦见寻找姐夫时扒拉尸体的情景，还有那位抱着孩子哭的母亲，一想起来就后怕，半夜吓醒。直到一两年后才慢慢淡忘。
在老家待了两个多月，姑父来电报，说漠河县里下达的重建任务紧，缺人手，让我回去。哥哥姐姐也劝我，上那边起码能为结婚攒点钱。
回漠河的火车上，从塔河开始，沿途都是被大火烧毁的森林，一片灰黑色，毫无生气，看得心情沉重。整个漠河县城也死气沉沉，房子基本都被推平了。
灾后重建已经开始了。各个基建公司、施工队在招人，外国援建的推土机、装载机这些设备也陆续到了。那时，水泥、砖这些建筑材料很紧缺，火车一拉过来，我们这些年轻点的就上车站抢物资。
我跟着姑父他们盖平房，当时9区、10区的房子，很多是我们盖的。三四年后，平房盖得差不多了，就给幼儿园、商场、镇政府这些公共基础设施维修。
灾后重建。拍摄自大兴安岭“五·六”火灾纪念馆。
灾后，漠河开始分区规划，西林吉镇按数字分成了44个区。在帐篷住了一年多后，人们陆续搬进新房。
最初几年，关于火灾的记忆，不经意间会渗透到生活中。大家坐一起，聊着聊着就会说起火灾时怎么逃亡的，家里烧啥了，拿出啥东西了。有时也会说到，谁谁的家人在火灾中烧死了，谁谁是怎么烧伤的。夏天，在市场上会看到一些烧伤的人，有的耳朵烧没了，脸上布满伤痕，每次一看到，就会想起火灾。
走进漠河普通人家里，基本都空空荡荡的，电视、自行车这些全没了，生活重新归零的感觉。
火灾后这些年，防火办每年会下达防火责任状，要求老百姓人走火灭，出门不带火，上山不吸烟。五月六日那天，整个城市会响起警报声。
早些年，漠河经济发展主要靠木材深加工、煤矿、金矿开采。灾后那几年，城市重建、林场清林都需要人，从外地过来漠河的很多。灾后重建持续了十来年。重建完后，封山育林，赶上九几年下岗潮，就业机会少了，人员开始外流。
直到这十来年，漠河发展比较快，旅游发展起来了，各个林场建了不少木耳、灵芝基地，农夫山泉也在漠河建厂，回流的人不少。不过，留在漠河的年轻人很少。
四
我在火灾后第二年结婚了，妻子也来到漠河，在漠河扎了根。重建完后，我跟着哥哥下海经商，做了三四年蔬菜运输生意，之后卖磁带、录像带，卖衣服。2010年左右，到工地上当工长，主要盖住宅楼、办公楼，还开了两三年台球厅。现在，我有一个二三十人的施工队，主要包清工。开舞厅是一个爱好。
我跳舞快30年了。
十六七岁时，在老家跳过迪斯科。1992年卖服装的时候，朋友喜欢跳舞，带着我一块去舞厅。刚开始不会跳，就坐边上瞅，后来跟着老师学交谊舞三步、四步，慢慢开始痴迷。
九十年代，漠河几乎没什么娱乐场所，最早只有一家舞厅，后来开了三四家，来的多是年轻人。我喜欢跳三步，基本每天都会去舞厅跳两三个小时。
2010年开始，政府大力开发，征用场地，舞厅渐渐都关闭了，只能去KTV或者社区活动中心跳，那边空间小，没有那种灯光闪烁的氛围。
2019年元旦，我就开了这家舞厅，每年10月开到来年5月，去年受疫情影响，只开了两三个月。今年就10月份开了，疫情又发生后停业了，经常有舞友打电话问我啥时候开。舞厅晚上六点半开到九点，来的多是老人，偶尔有些年轻散客，过来喝酒、过生日。
漠河老人们的文化娱乐活动比较少。夏天，大家会到广场上跳舞，扭秧歌。男的打台球、乒乓球，下象棋。冬天天冷了就来舞厅，冒着大雪也来跳舞。去年冬天，想着舞友们过来不方便，我就每天6趟，开车接送他们。
最近舞厅火了之后，有人联系我，说想来舞厅拍照，还有从广州、大庆、齐齐哈尔特意过来的，想来舞厅体验下。之后我打算把舞厅简单装修下，不管赚不赚钱，都要一直开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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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茂屯”后传：小康路上“亿元村”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百城千县万村调研行”】
光明日报记者 张士英
“穿着露肉的裤子，披着麻布片的男人和女人，从各个草屋里出来，跑到路边，惊奇地瞅着车上的向他们微笑的人们。一群光腚的孩子跟在车后跑，车子停下，他们也停下……”这是作家周立波笔下《暴风骤雨》中土改工作队初到元茂屯的场景。作为小说创作的原型地，地处东北边陲的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村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
今日，再次踏上元宝村，一条条干净整洁的水泥路，一处处花园广场，一栋栋黄墙红瓦的小洋楼……黑土地上的山乡发生了巨变。2019年，全村总资产达7.3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2万元。昔日《暴风骤雨》中的“光腚屯”，变成了今朝小康路上的“亿元村”。
现代农业让黑土生金
这段时间，元宝村老支书张宝金的腰椎间盘突出犯了，只得卧床休息。正是秋收的时候，不到地里转转，他心里着急：今年遭遇台风三连击，几片洼地怎么样？能抢收多少？他召集村班子成员到家里开个小会。
“农业受影响不大，洼地亏得今年加高了堤坝，粮食还能抢出来一些，粮食价格高于往年，村民收入只增不减。”听到大伙的汇报，张宝金略显安慰，“眼下正是秋收时间，道要垫好，别淤车。收割时稻茬别留太高，明年不好种地。”这位当了41年村党支部书记的领头人深知土地对元宝村的意义。
74年前的土地改革，让无数像小说中“赵光腚”一样的穷苦人分到土地，当家做了主人。如今，村民靠土地不仅解决了温饱，还要从黑土里掘金，靠着现代农业致富奔小康。
又是一个丰收的好年景，村民郇金德没事就到地里转转，寻找最佳收割时间。“今年种了130亩‘稻花香’大米，比普通大米价格高出三分之一，按目前市场行情，咋也能净剩15万元。”9年前，村里鼓励种植质高价优的“稻花香”大米，他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不仅尝了鲜也获了利。看他挣了钱，其他村民纷纷效仿，今年，元宝村“稻花香”大米种植面积扩大到6000亩。
近年来，元宝村累计投入560万元，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1200亩，改造中低产田2500亩，开发水田3000亩，改变了农业靠天吃饭的历史。“村里出资300万元成立农机作业专业合作社，聘请省农科院专家和科技人员入村，指导农户发展现代绿色农业。”村主任施永平说，“村里还建起了稻米加工厂，注册‘村镇香’商标，实现规模化、品牌化经营。”
村办企业红红火火
20世纪80年代，元宝村人均收入仅有42元，村集体负债27万元，是一个“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花钱靠贷款”的“三靠屯”。从创办小木农具加工厂、卫生筷子厂到铅笔板厂、制笔厂，从销往国内到出口俄罗斯，元宝村走上工业强村的发展之路，村办企业红红火火。
在元宝村金雪莲笔业有限公司，工人们将一箱箱铅笔装车准备发往上海。“往年日产笔量70万支，年总产值能达3000余万元，今年受疫情影响，出口受阻，我们转为以国内市场为主，尝试研发很多新产品，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金雪莲笔业有限公司生产厂长芦界民介绍。
进入工厂选笔车间，铅笔码得像墙一样高，52岁的张艳干起活来手脚麻利，快速将有瑕疵的笔挑出。“我原来是一个啥也不会的农村妇女，和爱人一起进厂里打工，一年收入5万多元，心里挺知足，村里不少人在这儿干活。”
铅笔，是元宝村的支柱产业。鼎盛时期，全村有28家铅笔、铅笔板企业，全国约四分之一的铅笔、五分之三的铅笔板出自这里。2012年，元宝村投资兴建铅笔工业园区，先后有4家软化、碳化精加工等铅笔及其配套产业落户园区。现在元宝村的企业年加工铅笔23亿支，铅笔板3000万罗，分别占全国生产总量的20%和60%。
乡村建设生态宜居
村民谷殿生年轻那会儿做梦都没想到，晚年能这么享福。“现在我和老伴儿在工厂烧锅炉、打更，生活宽裕，家里100多平方米大房子，集体供暖，家用电器啥也不缺。”谷殿生打开话匣子，“那边是6000多平方米的铅笔文化广场，俺俩吃完饭就去扭秧歌，感觉在我们村住和城里没啥差别。”
10多年前，董丽萍从太平村嫁过来的时候，旁人特别羡慕。“那时我们村都是土路、砖瓦房，和我爱人相亲时到元宝村，赶上村里正在规划建别墅、栽树、种荷花，人也相中了，地也相中了。”董丽萍腼腆地笑着，“村里有不少企业，我们守家在地打工挣钱，老人孩子都能照顾。”
改善乡村环境，元宝村下足了功夫：2010年，村里投资8200万元建起5万平方米的楼房、别墅，494户村民住上新房子。实施平房保暖工程，集中供热。投入50多万元绿化美化村庄及街道，开展黄泥河护岸工程，实施退耕还林还草，打造休闲健身观光带，建设万亩生态植物园。目前，元宝村的砖瓦化率，自来水、有线电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参合率都达到了100%。
“土改文化是元宝人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丰富的旅游资源。我们请专家编制《元宝村旅游总体规划》，建设土改文化园区，启动《暴风骤雨》纪念馆扩建等项目。”张宝金谋划着。目前，元宝村正在建设占地7400平方米的土改文化园区二期项目，还原昔日“元茂屯”特色风貌，打造元宝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光明日报》（ 2020年10月25日02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景凤“四凤”——“乡村爱情故事”背后的山村变迁
“黑凤凰”马小月和丈夫高保红在家里。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孙亮全摄
“景凤凰”段建娥和姚占胜家里的墙上贴满了孩子们的奖状。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孙亮全摄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记者王京雪、孙亮全、胡靖国）6月20日,《新华每日电讯》刊载题为《景凤“四凤”——“乡村爱情故事”背后的山村变迁》的报道。
“县领导专门来贺喜,还鼓励我们过好日子呢!”16年后,说起和丈夫成亲时的“盛况”,关艳红仍掩不住有些小激动。
那时的关艳红,还是个染着红发、剪着寸头的“时尚姑娘”。她从家乡黑龙江五常到太原一家木板厂打工,与同事姚建宝相识相恋。
地处深山、穷名在外的山西沁源县景凤乡,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本地姑娘一个接一个地外嫁,外乡媳妇一个也娶不进来。村民娶媳妇难,各级领导也着急。打工仔姚建宝为景凤娶来第一个外地媳妇,难怪“惊动”了县领导。
“我们乡直到2000年后才普遍能吃上白面,过去光棍特别多。进入新世纪以后,景凤的日子好起来,外地媳妇也嫁过来!”景凤乡党委书记卫文丽说,“现在全乡45岁以上的光棍还有56人,但45岁以下的村民基本都结婚了。”
景凤“思凤”,娶来的媳妇都是“凤凰”。在景凤乡政府所在地景凤村,我们听说了4只“凤凰”的故事。
这4只“凤凰”就是村里的4个媳妇:来自黑龙江的“东北凤凰”关艳红、来自云南的“白凤凰”周国庆、来自缅甸的“黑凤凰”马小月,以及景凤当地的“景凤凰”段建娥。
“凤凰”飞进来、留下来,起初是因为景凤的人好,后来是因为景凤的日子越来越好。
（小标题）“东北凤凰”:爬山来的外省媳妇
知道姚建宝的家就在山西,可恋爱头半年,关艳红提出想跟他回家看看,他总是转移话题,说老家偏僻,交通不便。
沁源,西汉建县时叫“谷远”。有说法称,“谷远”即“孤远之地”。距县城100多里的景凤乡,是“孤远之地”的孤远之乡。“景凤是位置最偏的乡,是沁源的老后川。”乡党委书记卫文丽所称的“老后川”,指落后的山区。
1986年,19岁的卫文丽来景凤乡当文化员,1996年调离,2014年又回景凤担任乡党委书记。“以前不管县里排什么名次,都是景凤垫底。”
“寻河难渡一字沟,十人见了九人愁,年轻人愁得没媳妇,老人家愁得没盼头。”老顺口溜唱出了“老后川”的苦情。
“还不是怕我看了他家的穷样,不跟他好了呗!”当姚建宝终于带关艳红回他家,关艳红什么都明白了——那还是时期,他们坐车坐到交口乡被拦下来,穿着拖鞋的姚建宝领着穿高跟凉鞋的关艳红爬山回家,俩人爬了5小时、40里地,在晚上10点终于到达景凤村。景凤是穷乡僻壤,姚建宝更是家徒四壁,父亲重病花光了家底,自己都30岁了,从没有媒人登过门。父亲过世后,他成了村里最早外出打工的人。
1999年,东娘关艳红认识了同事姚建宝。“他性格急躁,但对人好。”关艳红说话爽利,她爱笑,也容易逗笑别人。
关艳红的新婚“彩礼”,是婆婆做的两床棉被两个枕头。姚建宝家没家电,没桌子,没耕牛,只有一套柜子,一张炕,4亩地和爷爷留下的5间年久失修的土坯房,“赶上下雨,外头下大雨屋里下小雨。”
问关艳红看到这情况,心里打不打怵?她笑着说:“不怵!”嫁来景凤的头年春节,全家账上只有300块钱,关艳红花了几十块买了两套条绒运动服,跟丈夫一人一套,“他一身蓝,我一身红,吃顿饺子过个年,也挺好。”
“有什么好抱怨?自家选的,穷,咱俩就奋斗。”勤俭夫妻的第一个奋斗目标就是盖新房。
他们赶上了农村危房改造有补助的好政策。结婚3年后,有了一点积蓄,关艳红又跟弟弟借了2万块钱,加上1.4万元特困户危房改造补助,他们盖起了5间新房。
（小标题）“白凤凰”:“年轻时经不住哄嘛”
2006年正月,云南大理的白族姑娘周国庆,抱着差几天满月的大儿子跟着丈夫杨宝庆回到景凤。
2005年,“白凤凰”周国庆到平遥玩,顺便找了家饭店打工。饭店老板是杨宝庆的舅舅,杨宝庆在店里帮忙。
“我老公不会说话,半天说不出一句,他舅舅全家帮他哄我,年轻时经不住人家哄嘛。”周国庆靠在炕边绣鞋垫,这种色彩鲜丽,开着芍药牡丹、飞着喜鹊凤凰的鞋垫是沁源的传统手工艺和非遗项目,“早几年家里忙没时间学,这两年才学会的。”
来景凤前,杨宝庆的表姐妹告诉周国庆,杨家在村里有6间大瓦房,有地,有5头牛,一头能卖1万多。“我来了一看,是有6间老房,可窗上没玻璃,窗纸也没糊好,大冬天漏风,到了夏天漏雨,有时还往下滴泥,弄得炕上头发上都是。家里连上牛犊是有5头,可那么小的牛怎么能卖1万多?”
他们甚至没有一床够厚的被子,晚上冻得不行,周国庆问丈夫:“我跟着你可怎么活啊?”杨宝庆说:“不怕,我能出力嘛,咱们肯定能攒钱盖房子。”
“家里条件不好,但公公婆婆待我可好了。”公公前几年已过世,婆婆身体不好,周国庆把婆婆照顾得贴心又周到。
为多赚点家用,周国庆做完月子不久,就把儿子交给婆婆照看,自己去家对面的神仙山上刨药材。柴胡一斤4元,黄芪2元,一天刨十来斤能挣三四十元。
杨家当时住在景凤的一个自然村韩家窑,只有5到6户人家,周国庆的两个孩子是村里仅有的两个小孩。2011年,为方便孩子上学,周国庆家掏出多年积蓄在景凤村盖了房。刚搬来时,两个孩子因为从没见过那么多人,一见生人就吓得直哭。
（小标题）“黑凤凰”:终于笑如灿阳
马小月被叫作“黑凤凰”,她的眼睛和那头及腰长发格外黑。
晌午时分,马小月在家煮刚擀好的面条,炉子上的铁锅咕嘟嘟冒着热气,丈夫高保红提着锅盖,站在旁边笑眯眯地看,地上窝着一只进屋烤火的黄猫。
和别家不同,他们家墙上贴着一张大幅的缅甸地图,“东枝”这个地名被马小月圈了出来,旁边标着:“妈妈家”。
2007年,20岁的缅甸姑娘马小月在云南瑞丽的建筑工地上做小工,认识了36岁的高保红。“他条件不怎么好,就是人老实。”两人靠手势比划“谈”了几个月恋爱,马小月同意跟高保红回老家,高保红给她取了现在这个中文名字。
刚到景凤,气候不习惯,吃饭不习惯,语言不通,离家乡那么远……日子过得也紧巴,尤其在有了3个孩子后。马小月在家操持家务带孩子,高保红农忙时种地,农闲时打零工,一年收入三五千块钱,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6年,县里投入资金帮农民搞危房改造,马小月家住上了新房子。政府为贫困户提供护林员岗位,高保红被聘为护林员,一年多了6000元收入。村里发展乡村旅游,建设供游客住宿的社科农庄项目,高保红在社科农庄打工,一年能赚1万多元。此外,他还通过金融扶贫政策自主贷款5万元养了两头牛。加起来,一家子年收入从过去的几千块增长到了2万多元。
现在,马小月是地地道道的沁源媳妇了。她说一口沁源味普通话,常做山西面条,在“全民K歌”上从《单身情歌》到《在那遥远的地方》,唱了200多首中文歌,她还跟村里人学扭沁源秧歌。她扭秧歌的照片被景凤乡政府上传到网上,点击量立刻刷新纪录。照片里的马小月,黑肤红唇,笑如灿阳——那是她刚来景凤时从没有过的笑容。
（小标题）“景凤凰”:不是她,就会散了一个家
关艳红说,她和马小月、周国庆闲来常一起去段建娥家,“她家是小卖部,又能买东西又能打扑克说话。她汉子做了那次手术后,常叫我们去家里陪他媳妇唠嗑。”
48岁的“景凤凰”段建娥是景凤本地人,丈夫姚占胜脑筋活,又能干,家里开着小卖部,平时还开农用三轮跑运输,他们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2013年末,姚占胜查出尿毒症,需要换肾,姚占胜大哥立即去做了配型检查,但因高血压不符合要求。非血缘关系肾源配型成功率只有十万分之一,可段建娥也试着做了配型,化验单出来,她配型成功了。
2014年7月,一心要救丈夫的段建娥说服娘家人签字同意她捐肾,临进手术室前,她把读初三的儿子叫到身边,递给他一个本子,上面记着一页页人名和数字,都是乡亲们捐给他们、借给他们的治病钱,“万一俺俩出不来,这些账你要还给人家。”
他们的手术很成功。
“她救了我,没她我们家就散了。”大病一场,姚占胜多了很多感触,他感激自己有这么好的媳妇。他家开了十几年的小卖部以前叫“占胜早晚门市部”,现在改了名,叫“建娥门市部”。
手术后,段建娥还是张罗着小卖部,姚占胜还是开三轮拉砖运货,村里人照顾他们,买东西愿找他们买,有活干愿找他们干。
段建娥翻开记账本,跟我们讲哪次谁来送了多少钱,讲了两句眼圈就红了,她不好意思地抬手抹掉泪,“我这是高兴的。”
（小标题）盼头:一年更比一年强
2018年,沁源县邀请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学生暑期实践到沁源,拍拍这里的乡村影像,马小月成为一部影片的主角。去年10月,她受邀带10岁的大女儿、8岁的二女儿和6岁的小儿子到清华大学参加放映活动。
舞台上,马小月举着话筒直掉泪:“特别感谢中国,感谢政府对我们全家的照顾关怀。”
“我孩子从北京回来变化很大。”她翻出一个纸盒,盒子上有孩子工整的字迹:好好学习,清华大学我来了!加油!
就在这一年,沁源县成为山西省首批脱贫摘帽的省定贫困县。这一年,景凤乡的贫困户们齐齐脱了贫。
“我现在对这个家挺有信心,觉得一年比一年强。”周国庆说。2016年,同样是通过危房改造,她家连补助带借款盖了新房。
去年4月起,周国庆开始在社科农庄上班,一个月工资1500元,丈夫杨宝庆去县里的煤矿下井,每个月工资5000元。2017年,景凤乡引进企业开发旅游项目,他们家在韩家窑闲置的12亩地被流转出去,每年能拿到4200元流转金。
“知足,现在一年能有个一万多收入。”关艳红说。在村里,关艳红的勤快有口皆碑。她养了两头牛,一年下一头小牛,能卖5、6千块钱。丈夫除了在乡里当电工,还当上了护林员。“养老保险,加上70岁以上的高龄补贴,婆婆今年领了将近1万块钱,特高兴,说做梦也没想到73岁还能当上万元户,我说你赶上好时代了嘛。”
关艳红现在的梦想是送两个女儿读大学,“我大姑娘今年考高中。”
段建娥本子上的名字已划去不少,是他们这两年还掉的。“现在党的政策确实好。”姚占胜说,他现在每年吃药要花3万多元,医保能报销1万,低保等能补助1万。
墙上的相框里,有他们穿军装的儿子和穿着篮球服的女儿。2018年,他们20岁的大儿子参了军,小女儿代表长治市参加省里的小篮球赛,被篮球强校进山中学特招录取,学费住宿费全免。
（小标题）出路:景凤是个好地方
“去年我们有3个女孩被进山中学录取,她们是景凤飞出的‘金凤凰’。”卫文丽说。
2018年,中国篮协举办首届中国小篮球联赛,只有37个学生的景凤乡中心小学从全校17个女生里组建出一支女子篮球队。作为沁源县15支参赛队伍中唯一的女队,一路打出全市第二、全省第四的成绩。
“我们的对手是沁源县实验小学、太原市实验小学这样的学校,人家穿的鞋都比我们孩子的好,但女孩们打出了老区的精神、老区的自信。”卫文丽一直觉得,景凤的大问题是不够自信,穷了太多年,干什么都垫底,好像景凤就该这样。
景凤人自己都忘了,景凤其实是个好地方,“我们的村子有近千年历史,有羊头山、天神庙等文化古迹；我们有全省第一、高达86%的森林覆盖率；沁河6个源头3个在景凤；我们还有金钱豹、野猪、黑鹳、褐马鸡……”卫文丽说景凤有太美的绿水青山,可美不自知,也美在深闺无人识,直到2017年,被群山包围的景凤乡都只有一条出山的路。
“突破交通瓶颈、补齐设施短板是我们的首要任务,老区人民不缺吃苦的精神,不缺发展的劲头。”沁源县委书记金所军说。
2017年,沁源县提出绿色立县、建设美丽沁源发展战略,一直想发展乡村旅游的景凤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支持。过去两年,沁源县投资了5.52亿元新建改建了177条农村公路,进出景凤乡的道路也从一条变成了三条,景凤找到了真正的“出路”。
2015年至今,景凤乡连续举办了4届生态运动帐篷节,去年为期一周,游客3万人。
景凤是沁源的缩影,这个山西省“最绿的地方”这两年走出了“转型、增绿、开放、强基、富民”的新路,2018年全年接待游客400多万人,旅游收入同比增长了27%。
2018年度,景凤乡获得国家、省市县等各类奖项42项,有史以来首次被县里表彰为“红旗党委”,卫文丽很激动,“落后的‘老后川’终于变成了厚德、厚重、票子厚沉的‘老厚川’!”
在去年帐篷节上,段建娥家的小卖部每天能多赚几百元,姚占胜给游客烧茶炉,挣了1000多元。围绕帐篷节打造的建设项目,周国庆和关艳红家里多了增收的机会,而马小月正学着玩抖音,乡里有意让她做帐篷节的形象代言人,宣传景凤的美好。(完）
景凤“四凤”——“乡村爱情故事”背后的山村变迁
“黑凤凰”马小月和丈夫高保红在家里。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孙亮全摄
“景凤凰”段建娥和姚占胜家里的墙上贴满了孩子们的奖状。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孙亮全摄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记者王京雪、孙亮全、胡靖国）6月20日,《新华每日电讯》刊载题为《景凤“四凤”——“乡村爱情故事”背后的山村变迁》的报道。
“县领导专门来贺喜,还鼓励我们过好日子呢!”16年后,说起和丈夫成亲时的“盛况”,关艳红仍掩不住有些小激动。
那时的关艳红,还是个染着红发、剪着寸头的“时尚姑娘”。她从家乡黑龙江五常到太原一家木板厂打工,与同事姚建宝相识相恋。
地处深山、穷名在外的山西沁源县景凤乡,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本地姑娘一个接一个地外嫁,外乡媳妇一个也娶不进来。村民娶媳妇难,各级领导也着急。打工仔姚建宝为景凤娶来第一个外地媳妇,难怪“惊动”了县领导。
“我们乡直到2000年后才普遍能吃上白面,过去光棍特别多。进入新世纪以后,景凤的日子好起来,外地媳妇也嫁过来!”景凤乡党委书记卫文丽说,“现在全乡45岁以上的光棍还有56人,但45岁以下的村民基本都结婚了。”
景凤“思凤”,娶来的媳妇都是“凤凰”。在景凤乡政府所在地景凤村,我们听说了4只“凤凰”的故事。
这4只“凤凰”就是村里的4个媳妇:来自黑龙江的“东北凤凰”关艳红、来自云南的“白凤凰”周国庆、来自缅甸的“黑凤凰”马小月,以及景凤当地的“景凤凰”段建娥。
“凤凰”飞进来、留下来,起初是因为景凤的人好,后来是因为景凤的日子越来越好。
（小标题）“东北凤凰”:爬山来的外省媳妇
知道姚建宝的家就在山西,可恋爱头半年,关艳红提出想跟他回家看看,他总是转移话题,说老家偏僻,交通不便。
沁源,西汉建县时叫“谷远”。有说法称,“谷远”即“孤远之地”。距县城100多里的景凤乡,是“孤远之地”的孤远之乡。“景凤是位置最偏的乡,是沁源的老后川。”乡党委书记卫文丽所称的“老后川”,指落后的山区。
1986年,19岁的卫文丽来景凤乡当文化员,1996年调离,2014年又回景凤担任乡党委书记。“以前不管县里排什么名次,都是景凤垫底。”
“寻河难渡一字沟,十人见了九人愁,年轻人愁得没媳妇,老人家愁得没盼头。”老顺口溜唱出了“老后川”的苦情。
“还不是怕我看了他家的穷样,不跟他好了呗!”当姚建宝终于带关艳红回他家,关艳红什么都明白了——那还是时期,他们坐车坐到交口乡被拦下来,穿着拖鞋的姚建宝领着穿高跟凉鞋的关艳红爬山回家,俩人爬了5小时、40里地,在晚上10点终于到达景凤村。景凤是穷乡僻壤,姚建宝更是家徒四壁,父亲重病花光了家底,自己都30岁了,从没有媒人登过门。父亲过世后,他成了村里最早外出打工的人。
1999年,东娘关艳红认识了同事姚建宝。“他性格急躁,但对人好。”关艳红说话爽利,她爱笑,也容易逗笑别人。
关艳红的新婚“彩礼”,是婆婆做的两床棉被两个枕头。姚建宝家没家电,没桌子,没耕牛,只有一套柜子,一张炕,4亩地和爷爷留下的5间年久失修的土坯房,“赶上下雨,外头下大雨屋里下小雨。”
问关艳红看到这情况,心里打不打怵?她笑着说:“不怵!”嫁来景凤的头年春节,全家账上只有300块钱,关艳红花了几十块买了两套条绒运动服,跟丈夫一人一套,“他一身蓝,我一身红,吃顿饺子过个年,也挺好。”
“有什么好抱怨?自家选的,穷,咱俩就奋斗。”勤俭夫妻的第一个奋斗目标就是盖新房。
他们赶上了农村危房改造有补助的好政策。结婚3年后,有了一点积蓄,关艳红又跟弟弟借了2万块钱,加上1.4万元特困户危房改造补助,他们盖起了5间新房。
（小标题）“白凤凰”:“年轻时经不住哄嘛”
2006年正月,云南大理的白族姑娘周国庆,抱着差几天满月的大儿子跟着丈夫杨宝庆回到景凤。
2005年,“白凤凰”周国庆到平遥玩,顺便找了家饭店打工。饭店老板是杨宝庆的舅舅,杨宝庆在店里帮忙。
“我老公不会说话,半天说不出一句,他舅舅全家帮他哄我,年轻时经不住人家哄嘛。”周国庆靠在炕边绣鞋垫,这种色彩鲜丽,开着芍药牡丹、飞着喜鹊凤凰的鞋垫是沁源的传统手工艺和非遗项目,“早几年家里忙没时间学,这两年才学会的。”
来景凤前,杨宝庆的表姐妹告诉周国庆,杨家在村里有6间大瓦房,有地,有5头牛,一头能卖1万多。“我来了一看,是有6间老房,可窗上没玻璃,窗纸也没糊好,大冬天漏风,到了夏天漏雨,有时还往下滴泥,弄得炕上头发上都是。家里连上牛犊是有5头,可那么小的牛怎么能卖1万多?”
他们甚至没有一床够厚的被子,晚上冻得不行,周国庆问丈夫:“我跟着你可怎么活啊?”杨宝庆说:“不怕,我能出力嘛,咱们肯定能攒钱盖房子。”
“家里条件不好,但公公婆婆待我可好了。”公公前几年已过世,婆婆身体不好,周国庆把婆婆照顾得贴心又周到。
为多赚点家用,周国庆做完月子不久,就把儿子交给婆婆照看,自己去家对面的神仙山上刨药材。柴胡一斤4元,黄芪2元,一天刨十来斤能挣三四十元。
杨家当时住在景凤的一个自然村韩家窑,只有5到6户人家,周国庆的两个孩子是村里仅有的两个小孩。2011年,为方便孩子上学,周国庆家掏出多年积蓄在景凤村盖了房。刚搬来时,两个孩子因为从没见过那么多人,一见生人就吓得直哭。
（小标题）“黑凤凰”:终于笑如灿阳
马小月被叫作“黑凤凰”,她的眼睛和那头及腰长发格外黑。
晌午时分,马小月在家煮刚擀好的面条,炉子上的铁锅咕嘟嘟冒着热气,丈夫高保红提着锅盖,站在旁边笑眯眯地看,地上窝着一只进屋烤火的黄猫。
和别家不同,他们家墙上贴着一张大幅的缅甸地图,“东枝”这个地名被马小月圈了出来,旁边标着:“妈妈家”。
2007年,20岁的缅甸姑娘马小月在云南瑞丽的建筑工地上做小工,认识了36岁的高保红。“他条件不怎么好,就是人老实。”两人靠手势比划“谈”了几个月恋爱,马小月同意跟高保红回老家,高保红给她取了现在这个中文名字。
刚到景凤,气候不习惯,吃饭不习惯,语言不通,离家乡那么远……日子过得也紧巴,尤其在有了3个孩子后。马小月在家操持家务带孩子,高保红农忙时种地,农闲时打零工,一年收入三五千块钱,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6年,县里投入资金帮农民搞危房改造,马小月家住上了新房子。政府为贫困户提供护林员岗位,高保红被聘为护林员,一年多了6000元收入。村里发展乡村旅游,建设供游客住宿的社科农庄项目,高保红在社科农庄打工,一年能赚1万多元。此外,他还通过金融扶贫政策自主贷款5万元养了两头牛。加起来,一家子年收入从过去的几千块增长到了2万多元。
现在,马小月是地地道道的沁源媳妇了。她说一口沁源味普通话,常做山西面条,在“全民K歌”上从《单身情歌》到《在那遥远的地方》,唱了200多首中文歌,她还跟村里人学扭沁源秧歌。她扭秧歌的照片被景凤乡政府上传到网上,点击量立刻刷新纪录。照片里的马小月,黑肤红唇,笑如灿阳——那是她刚来景凤时从没有过的笑容。
（小标题）“景凤凰”:不是她,就会散了一个家
关艳红说,她和马小月、周国庆闲来常一起去段建娥家,“她家是小卖部,又能买东西又能打扑克说话。她汉子做了那次手术后,常叫我们去家里陪他媳妇唠嗑。”
48岁的“景凤凰”段建娥是景凤本地人,丈夫姚占胜脑筋活,又能干,家里开着小卖部,平时还开农用三轮跑运输,他们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2013年末,姚占胜查出尿毒症,需要换肾,姚占胜大哥立即去做了配型检查,但因高血压不符合要求。非血缘关系肾源配型成功率只有十万分之一,可段建娥也试着做了配型,化验单出来,她配型成功了。
2014年7月,一心要救丈夫的段建娥说服娘家人签字同意她捐肾,临进手术室前,她把读初三的儿子叫到身边,递给他一个本子,上面记着一页页人名和数字,都是乡亲们捐给他们、借给他们的治病钱,“万一俺俩出不来,这些账你要还给人家。”
他们的手术很成功。
“她救了我,没她我们家就散了。”大病一场,姚占胜多了很多感触,他感激自己有这么好的媳妇。他家开了十几年的小卖部以前叫“占胜早晚门市部”,现在改了名,叫“建娥门市部”。
手术后,段建娥还是张罗着小卖部,姚占胜还是开三轮拉砖运货,村里人照顾他们,买东西愿找他们买,有活干愿找他们干。
段建娥翻开记账本,跟我们讲哪次谁来送了多少钱,讲了两句眼圈就红了,她不好意思地抬手抹掉泪,“我这是高兴的。”
（小标题）盼头:一年更比一年强
2018年,沁源县邀请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学生暑期实践到沁源,拍拍这里的乡村影像,马小月成为一部影片的主角。去年10月,她受邀带10岁的大女儿、8岁的二女儿和6岁的小儿子到清华大学参加放映活动。
舞台上,马小月举着话筒直掉泪:“特别感谢中国,感谢政府对我们全家的照顾关怀。”
“我孩子从北京回来变化很大。”她翻出一个纸盒,盒子上有孩子工整的字迹:好好学习,清华大学我来了!加油!
就在这一年,沁源县成为山西省首批脱贫摘帽的省定贫困县。这一年,景凤乡的贫困户们齐齐脱了贫。
“我现在对这个家挺有信心,觉得一年比一年强。”周国庆说。2016年,同样是通过危房改造,她家连补助带借款盖了新房。
去年4月起,周国庆开始在社科农庄上班,一个月工资1500元,丈夫杨宝庆去县里的煤矿下井,每个月工资5000元。2017年,景凤乡引进企业开发旅游项目,他们家在韩家窑闲置的12亩地被流转出去,每年能拿到4200元流转金。
“知足,现在一年能有个一万多收入。”关艳红说。在村里,关艳红的勤快有口皆碑。她养了两头牛,一年下一头小牛,能卖5、6千块钱。丈夫除了在乡里当电工,还当上了护林员。“养老保险,加上70岁以上的高龄补贴,婆婆今年领了将近1万块钱,特高兴,说做梦也没想到73岁还能当上万元户,我说你赶上好时代了嘛。”
关艳红现在的梦想是送两个女儿读大学,“我大姑娘今年考高中。”
段建娥本子上的名字已划去不少,是他们这两年还掉的。“现在党的政策确实好。”姚占胜说,他现在每年吃药要花3万多元,医保能报销1万,低保等能补助1万。
墙上的相框里,有他们穿军装的儿子和穿着篮球服的女儿。2018年,他们20岁的大儿子参了军,小女儿代表长治市参加省里的小篮球赛,被篮球强校进山中学特招录取,学费住宿费全免。
（小标题）出路:景凤是个好地方
“去年我们有3个女孩被进山中学录取,她们是景凤飞出的‘金凤凰’。”卫文丽说。
2018年,中国篮协举办首届中国小篮球联赛,只有37个学生的景凤乡中心小学从全校17个女生里组建出一支女子篮球队。作为沁源县15支参赛队伍中唯一的女队,一路打出全市第二、全省第四的成绩。
“我们的对手是沁源县实验小学、太原市实验小学这样的学校,人家穿的鞋都比我们孩子的好,但女孩们打出了老区的精神、老区的自信。”卫文丽一直觉得,景凤的大问题是不够自信,穷了太多年,干什么都垫底,好像景凤就该这样。
景凤人自己都忘了,景凤其实是个好地方,“我们的村子有近千年历史,有羊头山、天神庙等文化古迹；我们有全省第一、高达86%的森林覆盖率；沁河6个源头3个在景凤；我们还有金钱豹、野猪、黑鹳、褐马鸡……”卫文丽说景凤有太美的绿水青山,可美不自知,也美在深闺无人识,直到2017年,被群山包围的景凤乡都只有一条出山的路。
“突破交通瓶颈、补齐设施短板是我们的首要任务,老区人民不缺吃苦的精神,不缺发展的劲头。”沁源县委书记金所军说。
2017年,沁源县提出绿色立县、建设美丽沁源发展战略,一直想发展乡村旅游的景凤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支持。过去两年,沁源县投资了5.52亿元新建改建了177条农村公路,进出景凤乡的道路也从一条变成了三条,景凤找到了真正的“出路”。
2015年至今,景凤乡连续举办了4届生态运动帐篷节,去年为期一周,游客3万人。
景凤是沁源的缩影,这个山西省“最绿的地方”这两年走出了“转型、增绿、开放、强基、富民”的新路,2018年全年接待游客400多万人,旅游收入同比增长了27%。
2018年度,景凤乡获得国家、省市县等各类奖项42项,有史以来首次被县里表彰为“红旗党委”,卫文丽很激动,“落后的‘老后川’终于变成了厚德、厚重、票子厚沉的‘老厚川’!”
在去年帐篷节上,段建娥家的小卖部每天能多赚几百元,姚占胜给游客烧茶炉,挣了1000多元。围绕帐篷节打造的建设项目,周国庆和关艳红家里多了增收的机会,而马小月正学着玩抖音,乡里有意让她做帐篷节的形象代言人,宣传景凤的美好。(完）
昨晚又梦见姥爷了
上一次梦见姥爷是寒衣节左右，我梦见姥姥和姥爷，他们说老舅妈对他们还是不好……我哭着从梦中醒来，非常心痛。是不是冬天太冷了，姥姥和姥爷没有棉衣穿，于是发微信问母亲给没给姥姥和姥爷烧纸，母亲说烧过了。
姥爷频繁出现在的我的梦里，我想是他和姥姥想我了，昨晚只梦见了姥爷，没有梦见姥姥。姥爷和他的生前老伙伴在一起扭秧歌，穿的鲜艳的新衣服，比上次梦见时他高兴很多，也许是他怕我惦记，所以这次特意来告诉我，他在那边过得很好，是吗？
我想一定是的，姥姥和姥爷生前最疼爱我了，小时候家里穷，总是吃高粱米饭，高粱米很粗糙，不好下咽，对于我来说每天最开心的就是能吃上大米饭了。记得姥爷是石匠，会做喂猪的石头槽子，还会把石头劈成盖房子用的正方体石块，因为有这个手艺，姥爷家生活还算富裕，姥爷只吃大米饭，所以我小的时候最爱去姥姥家了，为了蹭饭吧。每次去，姥姥都给我做大米饭和猪肉炖粉条，在我的童年里，这简直就是人间美味。
姥姥姥爷和老舅住在一个房子了，可是吃饭是分开的，姥姥姥爷共有4个儿子和我妈这一个女儿，二舅在50多岁的时候得了癌症去世了。姥姥因为悲伤过度，也患了病，大概是脑出血或者脑梗塞一类的病，这是我猜的，因为没有去医院检查，在二舅过世不久，姥姥就去世了。
姥姥去世以后，姥爷一个人很孤独，很少说话，那时我就上大学了，也很少有机会回去看他。又过了两三年，姥爷得了老年痴呆症，老舅想出门打工赚钱，把姥爷自己一个人扔在家里，大舅看不过去把姥爷接到自己家里住一段时间，可能老人不适应，对吃的东西又挑三拣四，就像小孩一样，姥爷在大舅家住不习惯又回自己的家了，母亲说接姥爷来我家住，姥爷说什么不肯，他虽然得了老年痴呆，却也还有明白的时候，老观念里不能给女儿找麻烦，三舅当时又在北京打工，在这样的情况下，老舅把姥爷送去了县城的养老院，县城的养老院条件肯定一般。估计后来病重了，都没有护工喂食。
大舅家的表哥离养老院最近，他经常去看望姥爷，给姥爷买一些好吃的，姥爷一看到表哥就哀求表哥带他回家，可是表哥也无能为力。在我大三那年，姥爷就这样带着遗憾在养老院去世了，我在火葬场见他最后一面的时候，瘦得皮包骨，我们看着姥爷被推进了火炬里……表哥抱着姥爷的骨灰大喊：“爷，回家了！”我想表哥的心中也很无奈，并且也是一辈子无法挽回的伤痛吧。
姥爷在养老院去世这件事让我耿耿于怀，是心里无法愈合的伤痛，每次提起仿佛历历在目，恨自己的渺小，没有能力。恨老舅无情，足足7年的时间没有再登老舅家的门。在姥爷去世后，老舅用这几年一家三口在外面赚的钱，翻盖了新房，算是全村最漂亮的房子了，可是姥爷再也回不来这个家了……
张蕾2022年11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