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石(于石任)

于石(于石任)

走近大巴山区的红军石刻:镌刻在峭壁山崖上的红色史诗

镌刻在峭壁山崖上的红色史诗

——走近大巴山区的红军石刻

■郑蜀炎

开栏的话

“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孙子兵法》此言,道出地理与军事的紧密联系。

有人说,文明是自然之最高表现。一定地域上民族与历史的发展,离不开滋生和承载它的地理环境。

地理也是战争取胜的密码之一,地理因素影响战争。在中国革命史册上,早期建立根据地的地方往往都带两个字:“山”和“边”。井冈山、大别山、大巴山……湘赣边、川陕边、陕甘边……都和当地的山川地理相关。善借天然地理屏障,是我党发动革命的一个优势,并在长期斗争中形成了重要的人文土壤和革命文化特质,至今光荣绽放、望如朝曙。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为助力国防建设、加强国防教育,今日起“国防视野”版开设“国防地理”栏目,陆续推出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凿琢于石壁的笔画中,燃烧着赤焰和火光;

雕刻于山岩的字迹里,蕴藏着惊雷和风暴。

一个民族的文明史总是通过文化的演进来标注,而推动历史进程的文化从来不属于长襟宽袖的清谈、隔帘花影的慵适。

“将垂史乘芳,更炳金石光。”仲夏,笔者穿行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大巴山脉红军石刻间。90年前,苏区军民凿刻于千嶂万壑间的4000余条红色石刻,恰似一条凝重斑斓的文化长卷,镌刻着最初的理想与赤诚。如同擎托革命历史的简牍尺书,仰首观之,眼前依然鲜红如帜;放声诵之,心头依然澎湃如潮。

图①:红军石刻“赤化全川”。图②:四川省通江县组织学生前往空山战役遗址参观。图③:学生参观石刻标语。图④:红军石刻“平分土地”。(程聪摄)

1 巴秦皆镌刻,江岸尽珠玑

外国学者罗斯·特里尔在他撰写的《传》中说,的创造性在于,“他把三样东西结合在一起:枪、农民武装和马克思主义。”

正是这种创造性的“结合”,改写着中国的命运,并锻造产生了人民军队的红色文化,阔野深谷间的红军石刻也得以赋形。

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创建了被同志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在大巴山,川陕苏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建设等全面进入鼎盛时期——红军从4个师万余人发展到5个军10万余人,同时,拥有24个县(市)级红色、4万多平方公里面积、600余万人口的根据地。一片红色的山山水水以耀眼的光芒出现在旧中国的版图上。

“渐渐之石,维其高矣。”1935年,根据电令,红军挥师西进、开赴抗日前线。川陕苏区红军告别根据地,踏上伟大的长征之途。

虽然只有两年多时间,但红军在大巴山脉孕育出的红军精神,成为一座永恒的高峰,光照史册、永存山河。

“红军是宣传队。”翻阅“裹满”战火硝烟的红军文献,苏区党政军组织关于宣传的指示是如此旗帜鲜明:“在做一切工作时,宣传工作要打先锋。”要让“党的宣传工作成为开展斗争发展组织的导火线”。

“导火线”一经点燃,引发全面开花。口头演讲、文艺演出、办报出书、唱歌演戏、教育培训、标语墙报……据老区军民回忆,当时红军的宣传形式和方法可谓百花齐放,多达数十种。

镌刻在石头上的史诗,就这样开始了它的金石之笔。

川陕苏区所处的巴山秦岭素以山高石硬著称。据说,李白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便写于此。也恰因如此,刻碑凿石成为当地老百姓谋生的一技之长。

人类用石刻这种方式表达情感历史已久。应时而生的红军石刻,则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让一种特殊的文化在大巴山落地生根,以斧劈刀削之笔写下浩气经天的一页。

1933年初,由红四方面军宣传部两位干事书写、当地石工錾刻的苏区第一幅石刻出现在诺水河畔的石壁上——“争取苏维埃中国”。7个大字个个2米见方,隔河相望,雄健壮观,引来百姓纷纷驻足观望。此举得到苏区党政军领导的高度重视,既然群众喜闻乐见,就让群众多闻常见。于是,在苏区第一届党代会通过的决议中,发出这样的号召:“普遍到深山老林去,多多刻些石字标语。”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苏区党组织和红军闻令而动,从党政机关、群众组织,到红军每个团的宣传部门都开展培训,并配置了专门的“錾字队”。从保存下来的石刻中我们看到,刻制有单位署名的地方党政部门和群团组织有30多个;红军从方面军总部到军、师、团各级留下部队代号的达130多个。一时间,川陕苏区呈现出“巴秦皆镌刻,江岸尽珠玑”的壮丽景观。红军石刻无声胜有声,照灼云霞。

令人扼腕的是,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由于红军撤离后遭受到军阀、还乡团的疯狂破坏,加之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剥蚀、山石坍塌,曾经遍及沟壑峡崖的许多石刻已形迹渐泯,许多与石刻有关的人和事也隐没在月落星沉间。再回首,当年苍茫大巴山间究竟錾刻下多少石刻,已憾无可考之据。

然而,一切故事莫不是时间的故事。保存于山脉间的4000余条红军石刻的熠熠光芒未曾黯淡,历经砥砺的红色文化山高水长、青山不老。恰如一位老红军重返川陕革命根据地,观石刻、忆往事,挥笔写下的《石刻标语赞》:“瑰丽巴山石,雄踞万谷边;红标千百句,嵌绣众心间;大书全赤化,歼敌意更坚;錾字宣传队,风高魏武篇。”

2 “历史现场”的“石破天惊”

雕刻行业有个专有名词——材料语言。大意是,雕刻所选择的材料其实已经表达了一种思想。

以铁斧钢錾代笔的石刻,攀绝壁危岩勒石为纸,那些峭拔的山崖、坚硬的巨石本身就凝聚着一种意志、决心和信念。那些朴拙中锋锷所至,豪放间纵笔酣畅的巍巍大字,其顶天立地的气势唯一词可喻——石破天惊。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军石刻被誉为中国革命宣传史上的创举、中国石刻艺术史上的奇观。那些存留在“历史现场”的一个个狂飙突进的历史横断面,或许说不上错彩镂金,算不得鸾翔凤翥,但一定充盈着气血风姿,一定凝聚着涓流爝火。

它们是记载历史的石刻文献——“文,典籍也;献,贤也。”红军石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宣传口号,党的许多方针、纲领、政策、任务,都是通过石屑飞扬的錾刻,得以传播、诠释。因此,它们又有“石刻文献”之称。

宣告我党反帝反封建政治纲领的《中国十大政纲》,约1500字,正楷书錾刻在3块石板上,题图的马克思头像和党旗军旗光芒四射;我党领导下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约3000字,楷书錾刻,以石碑的形式在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当门而立;《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劳动法令》(草案),长达6000余字,以青石板刻制……

它们是一代革命者与理想的倾述。康德说:“是审美上的崇高,因为这种激发起我们克服任何阻挡的意识。”大巴山脉间那些飞龙走蛇于石壁,攀架勒石于山岩的红军石刻,固然没有丹楹刻桷、吹影镂尘的精雕细琢,但是,重锤猛凿、大刀阔斧之下,凸显出一种崇高的审美。透过幅幅呈现于大地、仰视着天空的石刻,一代革命者坚韧的理想、辽阔的胸怀一览无遗。遥想那些俯身錾字于大地的前辈,心中必有“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冲决而出。

川陕革命根据地有一座原本无名的石峰,因有一幅红军石刻常常被白云环绕,便有了“红云岩”之名。山岩对面有一观景台,虽有数千米之距,但4个大字钩锋清晰、临空欲飞——“赤化全川”。石刻每字高5.5米、宽4.7米,嵌入岩石的笔画有数十厘米深,天气好时,20公里之外也清晰可见。这是在苏区的“扩红”动员中,20多位当地石工,历时百余天錾刻而成。

比此更为壮观的,是一幅被称为“红军石刻标语之王”的巨幅石刻——“平分土地”。这是为了宣传苏维埃政府颁布的土地法,红10师28团的錾字队用时2个月刻下的。整个字幅面积396平方米,是红军创作的最大标语。

每幅石刻背后都有令人难忘的人和事。正因如此,才使得巴山的石壁扪之有温,秦岭的山风如无韵长歌,向更深远的历史时空传递着蕴藉其中的红军石刻文化。

它们是凝结历史的红色中国故事。当年,红军组织宣传队的培训提纲,究其要义,就是要讲清楚3件事:穷人翻身的好日子、红军捷报、支前“扩红”的要求。听起来并不深奥,却产生了改变历史的力量。这里讲的是“中国故事”,亦是“强军文化”。

“是给穷人找饭吃的党”——一语道破,干脆利落;

“发财人把穷人整干了,一起来推翻”——乡语俗言,入耳走心;

“拿粮食、打草鞋,拥护红军就是拥护穷人”——清晰具体,一看就懂;

…………

大道至简。与其说它简洁朴拙,不如说它深入人心。

书之,笔墨澜翻;咏之,弦歌不绝。对红军石刻的美学和艺术探究有很多,但直击人心的是铭刻在川陕苏区纪念馆的军民对白——

老百姓说,石刻是红军留给穷人世代铭记的念想;红军说,石刻是红军对穷人金石之坚的承诺。

3 历史风云中的红色“刻者”

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说:“一种文化的每个青春期事实上就是一种新的城市类型和市民精神的青春时期。”

如果说,这些红军石刻代表着我们民族历史的一种“文化的青春”。那么,一位位红色“刻者”,也是这个“青春时期”的发扬者、拥有者。

记者、作者、歌者……都是我们熟稔的称谓。但大巴山峭壁巨石上那一个个如旗帜般飞扬的标语,似乎在默默呼唤着一个尊称——“刻者”,錾刻历史的革命者。

——曾任红四方面军宣传部长的刘瑞龙,是笔墨篆刻之艺俱佳的才子,根据地的许多石刻都是经由他实地考察、规划撰写的。那幅蔚为壮观的“赤化全川”,就是他带领20多位石工,爬山登顶刻制而成。

——红四方面军政治部负责人傅钟既是记者又是“刻者”。他不仅审核、撰写红军报刊上的稿件,还亲自一笔一画地把重要文献抄写在石头上,然后由石工錾刻。珍贵革命文物、石刻文献劳动法令就是他的手书。

——著名的红四方面军女将领张琴秋,擅长图案设计雕刻。许多镌刻以红旗、枪杆等象征工农革命图案的红军石刻,经由她手便成为独具一格的作品。今天,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依然矗立着一块墓碑,上面正是由张琴秋设计并题写的碑文——“为工农而牺牲,是革命的先驱”。

——有着“将军诗人书法家”之誉的魏传统,曾负责宣传工作。他以一手魏碑体写下许多标语,成为石工们的最爱,被錾刻者甚多。其中,他写下的对联——“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是当地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在雄峰壁立间纵横钩锋的大多数“刻者”,皆为无名者。他们将自己融入风华绝代的红色石刻作品中,把平凡的生命化成一首诗——他们的不朽,不是因为伟大,而是因为平凡。

当年,少共巴中县委给团员的要求非常具体:“每个团员要带3个青年去参加红军,都要加入宣传錾字队。”他们不负使命,巴中1000余人的“少共国际先锋师”集体编入红军序列,当地保留至今的红军石刻就达千余条。

苏区万源县下辖48个场镇,为了向“赶场”的群众宣传革命,他们把场与场之间的路变成“石刻长廊”。其中一段15公里的路,就有60余条之多。

在红军撤离后,这些红色石刻成为军阀、还乡团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用尽一切手段欲毁之。而这些无名“刻者”在极其艰难危险的情形下,义无反顾、以命相搏,留下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护卫石刻的故事。他们用埋于土、砌于墙、糊之泥等种种办法,与派斗智斗勇,守护着这些“传家宝”“传世文”。

巴山石上遗篇在,红色经典励后人。金石可鉴,这些石刻和其“刻者”,当得起“万古流芳”之誉。

4 革命者的风景与版图

述往事,思来者。红军石刻作为一种气象肃烈的厚重文化,一种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成为一代革命者光前裕后的风景与版图。

就石刻本身而言,它是一种文化形式。红军石刻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将革命大叙事和个人理性诉求结合起来,把深刻的理论化解成朴素的表达,讲述着文化的流动性和坚固性,从而超越了一般石刻具有的审美品位和美学考量。

在川陕苏区,伴随着红军石刻一同产生的许多红色故事,通过各种文化形式流传至今——

解放后,人民群众保护红军石刻的故事,由诗人创作为长诗、编创为歌剧《红云岩》;

当年,为了迎接红军,巴山石匠连夜在县城门楼赶凿“红四门”3个大字,家中妇孺为他们掌灯照明。从此,大巴山有了独特的红色节日“灯火节”……

今天踏访大巴山,满目云水盘桓、山色惊艳。当年,红军镌刻于石的“联合起来土地归穷人,推翻过去人民享太平”的对联,已化作大地上的无尽春色、大美之景。

革命老区的这些景观,如春之绿,俯拾皆得。

——城市精神是一座城市内涵的高度浓缩。2021年,巴中市投票通过了新时代的巴中城市精神,即“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是的,这就是川陕苏区时期红四方面军的政治训词。它成为今天的城市精神,是为了永远地铭记初心,也是新时代新征程全面开创新局面的响亮号角。

——“让穷人过好日子”是红军石刻的核心内容。革命前辈的理想已成为现实。2020年底,巴中市5个县(区)全部摘帽,699个贫困村、49.9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今天,老区正阔步在乡村振兴的大路上,走向共同富裕。

——包括红军石刻在内的397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3万余件馆藏红色文物,已成为巴中闪亮的名片。坐落于巴中市的23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8座红色博物馆纪念馆、10余个全国红色旅游景区,使“巴中红”成为老区最绚丽的色彩。

——巴中市连续4届被命名为省级“双拥模范城”,连续两届被命名为“全国双拥模范城”。今年是延安双拥运动80周年,巴中人民持续唱响“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曲……

当年红军撤离前夕,红军首长站在一块大岩石上向乡亲们告别。涔涔泪下的群众送别红军后,在石上刻字铭记。由于石刻被毁,上面所刻究竟是“将军石”“望红台”还是“红军石”尚无定论。但是,山河之石犹在,它们用在刀錾斧凿中凝聚的崇高,在铁划金钩间錾刻出的时代坐标,让我们懂得了一个词——金石不渝!

制图:扈硕

来源: 中网-解放军报

大清第一廉吏,康熙都为他亲自题写碑文,于成龙究竟有多牛?

大清第一廉吏有多牛?非进士出身却能当上县令,19年内连升11级,一路做到两江总督,他便是清朝第一清官于成龙。他死后数十万百姓为他送葬,就连康熙都亲自为他写碑文,他的清廉令康雍乾三代帝王动容,那么于成龙到底有多廉洁?竟能让三代帝王都为其动容?他又是如何连升11级的呢?

万历四十五年,于成龙在山西吕梁出生,于家祖上出过不少高官,算是书香门第,因此于成龙从小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二十二岁那年,于成龙到省城太原参加乡试,他本来想好好写篇应试作文,考个好成绩,因见考官公然受贿,于成龙心中愤懑不平,便在作文中写了很多批评时政的话,写完之后他倒是舒坦了,可考官很不爽啊,因此他到最后只考上了副贡。副贡就是副榜贡生,意思是考不中举人,但成绩还不错,可以进国子监读书,以后也有机会当官。

因为父亲年老多病,于成龙放弃这个机会,回家侍奉双亲去了。等他想再去参加科举的时候,崇祯皇帝已吊死煤山。满清入主中原之后,于成龙还是想入朝为官,为天下百姓做一点贡献的,但他一直没敢去,因为当初的读书人,还没有从明朝灭亡的悲愤中走出来。这时候谁要去清廷参加科举,那肯定会被天下读书人的唾沫淹死的。

不过冷静下来后,读书人觉得不管朝廷姓明还是姓清,那百姓依旧是原来的百姓,如果读书不能为百姓谋福祉,那还读什么书呢?

找到借口……坚定信念以后,大家又都去参加科举考试了。于成龙是真心想为百姓做事,所以进入国子监读书。毕业之后,朝廷分配他到罗城当县令,当时他的亲戚朋友都劝于成龙不要去,因为那地方实在太偏了,不过于他还是去了,罗城县令是于成龙的起点。

他并非进士出身,却能在此后连升11级,成为从一品的两江总督,康熙封他天下第一廉吏,更是亲自为他撰写碑文。于成龙去世那天,数十万百姓为他送葬,哀恸痛苦之声直冲苍穹,那么于成龙到底干了什么事?能够获得如此殊荣?

最重要的一点便是他为百姓干了许多实事,而且每次都是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完成的。于成龙去罗城上任后,发现城里只有6户人家,罗城的官衙,居然是三间茅房,那环境还没有新农村的厕所干净,于成龙只能住在一座庙里,因为条件太艰苦,他仆人不是死了就是跑了。之前的两任县令,一个死了一个逃走了。

不过于成龙没有走,他坐在简陋的破庙中,提笔写了许多告示贴在城中,大概内容就是让百姓通知逃难的亲戚回来,他会带大家过上好日子。于成龙先是借兵平匪,山上的强盗其实大多是农民,只是罗城治理得太差 ,他们活不下去。

于成龙苦心劝诫说服他们下山开垦种田,并推行了免赋借粮的政策,由此罗城慢慢恢复生产。周围的流民听说后,也纷纷来此置办田产。三年之后,罗城已然面貌一新。

于成龙的政绩被评为广西唯一的“卓异”,布政使金光祖对他极为器重,向康熙举荐他为合州知州。没有金钱贿赂,没有人脉关系,在最纯粹的理想面前,在无私的奉献面前,世间所有的灰暗与阴霾都无所遁形。于成龙赢得了金光祖的尊敬,更赢得了罗城百姓的心。

离任的那天 ,全城百姓红着眼眶,目送于成龙慢慢远去。合州的情况,比罗城好不了多少。然而经过于成龙两年的治理,这座城市的人口骤增,由于政绩卓越 ,康熙又任命他为黄州府同知,此后他又任武昌知府,平定了当地叛乱,受到湖广总督的赏识。就这样,于成龙凭借卓越的政治才能,19年连升11级,成为了两江总督,作为清朝第一清官,于成龙到底有多廉洁?

于成龙起点就是县令,后面更是封疆大吏,然而他的生活非常清贫,担任黄州府同知时,于成龙一日三餐多是青菜豆腐,他喜欢喝酒 ,但每天只喝五厘钱的劣酒。百姓看着实在不忍心,自发送东西给他,于成龙坚决不收。

有次他的长子于廷翼去看望他,发现父亲的居所什么都没有。唯一值钱的,只有一只咸鸭,临别时,于成龙还切下一半,让儿子带回老家。于成龙完全可以把家人带在身边,这样做也符合惯例。

可他担心家人会给国家百姓带来负担,所以一直让他们留在老家。于成龙身居高位,他自己没有享到福,他的家人更没有享到福。但于成龙所任官的地方,百姓都得到了实惠。康熙二十三年,于成龙与世长辞。

他下葬的那天,数十万百姓痛哭流涕,随着他的棺木徒步数十里,只为送他最后一程。有官员不信于成龙这般清廉,跑到他家中查看,结果只发现了几件旧衣服。康熙曾说他时清官第一,堪称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去世之后,他亲自撰写了碑文。能得到如此殊荣的官员,在古代少之又少。雍正、乾隆两任帝王也动容不已,乾隆曾多次派人前往于成龙的祠堂祭祀。

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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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丹心献石斛——记贵州安龙县铁皮石斛产业发展带头人孙墅东

来源:《绿色中国》杂志

提起石斛,对于南方人来说,一定不陌生,但北方人可能对此了解相对少一些。作为一种常见的中药材,其具有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的功效。近年来,一些地方将石斛作为一种产业,使其在脱贫增收、带动就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变得尤为重要。

2019年5月8日,贵州省农业产业革命石斛产业发展推进会上出台了《贵州省农村产业革命石斛产业发展推进方案》(以下简称《推进方案》),明确了未来几年贵州省将大力发展石斛产业,种植规模将达到20万亩。

乡村振兴重在产业兴旺。在《推进方案》出台百日之际,记者来到因2017年成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安龙石斛”而闻名的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安龙县,探访这里的技术能手和种植大户,了解铁皮石斛产业的发展壮大给当地带来的变化。

文/刘久锋 王 壹

安龙县位于贵州省西南部、珠江上游南盘江北岸,这里年平均气温15.3℃,最冷月平均气温6.4℃,最热月平均气温21.9℃;年平均降水量1195.4毫米,其中5-10月降水量984.8毫米;年平均无霜期308天;年日照时数1545.0小时……这些都非常符合铁皮石斛生长的“凉爽、湿润、空气畅通”的条件。

发展林下经济,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

今年8月上旬,沿着蜿蜒起伏的山路,记者一行驾车来到海拔近1000米的安龙县西城秀树农林有限责任公司的铁皮石斛基地。安龙县目前共种植石斛6400亩,其中有6200亩由该公司种植。

贵州省安龙县西城秀树农林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名贵中药——铁皮石斛原生态栽培、研发、生产、营销为一体的民营企业。也是贵州省科技型企业、省级林业龙头企业、省级农业龙头企业和州级十佳脱贫攻坚帮扶企业。

蝉鸣鸟叫,山雾缭绕。这里几年前还只是一座青山而已,谁曾想到,今天这里可以成为一座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金山”:铁皮石斛产业不断发展壮大,产业值不断提升。然而,产业发展壮大的背后,也有挫折和失败。

2012年公司成立开始,公司董事长孙墅东开始尝试大棚种植石斛,后来于2013年7月,孙墅东开始在树上种植仿野生的铁皮石斛。由于刚刚涉足这一产业,铁皮石斛养护不当,导致铁皮石斛全军覆没,损失巨大。这给了孙墅东很大打击。在经历这些挫折后,孙墅东短暂休整,认真走访学习,于2015年重新开始。

功夫不负有心人。孙墅东用了近五年时间,终于让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18年铁皮石斛已经开始丰产,产值达到了7200万元,年销售收入已突破1000万元。如今,这个基地在当地有了一个亲切的名字:石斛谷。

在石斛谷,记者见到了身着运动服的孙墅东。“不与农业争地,解放良田;不和草木为敌,和谐共生;不怕山高林深,还原道地;不负青山绿水,健康中国。”这是记者与孙墅东交谈过程中他一直倡导的理念。

近年来,贵州省在走生态发展道路上进行了很多探索,很多企业也不断响应号召,孙墅东的公司也是如此。“我们把铁皮石斛野放于树、石之上,不但大大提高了品质,还节约了良田良地,促进绿色生态发展。”孙墅东说。

记者了解到,石斛产业是贵州省委、省政府筛选的12个特色产业之一。贵州省根据国家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种植结构调整的一系列支持措施,充分利用适宜石斛生长的海拔、气候、降水、温度等自然优势,结合长期积淀的产业优势,全力推进石斛产业发展。

2018年9月,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亲自来到安龙县这一石斛基地调研,并嘱托孙墅东要继续发挥森林资源优势,真正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现在,我们做到了,接下来会精益求精!”孙墅刚面对记者自信地说。通过不懈努力,公司先后被授予“国家林下经济及绿色特色产业示范基地”“贵州省大健康医药产业扶贫示范基地”“贵州省省级森林康养试点基地”等荣誉称号。

提业支撑 助力农户增收致富

《推进方案》提出,未来几年,贵州全省石斛总产值将达到40亿元,优质种苗基地5个,规模企业20家以上,通过“三变”改革助推3万贫困人口脱贫,帮助9万已脱贫群众巩固脱贫成果。孙墅东响应号召,带动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在这里就业。

在石斛基地,记者见到了该承包基地二十亩林地的农户王玉秀。王大姐今年44岁,来自安龙县栖凤街道者贵村,管理着这二十亩林地中的10万丛苗。

可不要小看这些丛苗,它们每年可以为王大姐创造3万多元的纯利润。除了这部分收入外,王大姐在每年9个月的采收期间还领着公司发放的每月2600元的管理费。

在另外3个多月的销售季,王大姐会帮忙公司采收石斛鲜条,这些线条每斤有20元的计件工资。忙不过来的时候,王大姐也会叫上家人来自己承包的片区帮忙。“别小看这个采收鲜条的活儿,它也是需要一定技术的。”王大姐说。

以王大姐的身手,每天能采十多斤,也就是200多元的收入。

产业兴旺才会让乡村有“人气”。谈到现在的工作,王大姐非常满意。经历过以前离家去福建打工的颠簸后,王大姐很珍惜能在家门口工作的机会。“现在家门口就有产业,就可以就业,方便了我们照顾家里老人。”王大姐说。此外,王大姐的丈夫也在公司任职,担任水工,每个月有3000元收入。每天夫妻二人早晨六点多起床,七点多出门,下午六点下班。一家子的年收入有九万多元,日子逐渐红火了起来。

王大姐的两个女儿如今都走上了工作岗位。1998年出生的大女儿刚刚大专毕业,2001年出生的小女儿今年刚刚中专毕业,她们都在县城里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简单的幸福不过如此。

目前,孙墅东的公司以财政资金入股的形式带动贫困户445户,除了提供就业岗位外,这些贫困户每年还可以领取到1200元的分红。

贵州省林业局副局长向守都告诉记者,贵州省林业局在《推进方案》出台前便已对全省石斛种植面积、分布区域、种苗来源、经营主体等情况进行了调查摸排。在此基础上,将重点加强石斛产业发展种质基因库、种苗培育、规划布局等工作,建成一批专业化、规范化、规模化的种苗繁育基地,形成一套满足贵州省产业发展需求的育苗快繁体系,大力发展仿野生铁皮石斛。

向守都说,针对贵州省现有石斛企业主要以种植端为主、缺少精深加工企业和具有全国销售网络企业的现状,贵州省还将着重打造种植、加工、销售、旅游文化为一体的全产业链,实现“接二连三”;提升种植基地标准化集约化规模化水平,着力打造安龙、荔波、独山、乌当、赤水等5个省级示范基地,强化“三品一标”创建,建立石斛产品可追溯制度;大力开拓销售市场,推动贵州石斛走出大山。

延长石斛产业附加值

助力健康中国战略

目前,铁皮石斛主要还是作为药材发挥其价值功效。这两年,石斛基地通过“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专卖店”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带动辐射项目区及周边700多户农户发展铁皮石斛等中药材种植,石斛基地现已建成6200亩,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原生态(活树附生和岩缝附生)铁皮石斛种植基地。

“6月24日、7月25日,北京同仁堂两次来到这里实地考察,打算与我们合作,把这里作为采购石斛的药材基地及康养基地。”孙墅东说,“作为中国中药协会石斛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单位,我们以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为标尺,通过规模化原生态种植铁皮石斛,以全程有机肥料零化肥、全程物理防病零化学农药、全程自然成长零激素、全程优选野生铁皮石斛种子零转基因为质量管理理念,搭建‘铁皮石斛区块链溯源平台’,让品质可视可控,实现了从生产到流通到消费的全程质量管控。”

与此同时,孙墅东带领公司自创知识产权,按照“产学研”思路,积极与贵州大学、贵阳中医学院、贵州省林科院、贵州省农科院等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北京同仁堂等药企合作,将业务向精深加工方向拓展,培育高知名度、高美誉度和高附加值的产品,走品牌发展之路。

去年10月20日,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中药材及饮片质量分会会长、国家中药材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首席专家、安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教授周建理,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中药材及饮片质量分会副会长兼常务副秘书长中药质量人才培养工程负责人徐东一行来到孙墅东的公司调研。调研后,专家们对这里的石斛品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经贵州省药检所检验,产品中有益元素检测指标均超过国标《中国药典》规定的数值,非常接近野生品质。

孙墅东坦言,目前整个石斛行业供大于求,因此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保证质量最关键,延长产业链,做深加工是突破之路。

“云南、浙江已经是生产铁皮石斛作为药食两用了,现在我们这里石斛还只是作为农产品。下一步,我们也要争取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孙墅东给记者勾勒出了铁皮石斛产业发展的蓝图:构筑“贵州省南盘江沿江石斛带”,让铁皮石斛产业“设施种植看浙江、云南,野生种植看贵州”。滇黔桂三省双跨合作,带动并形成南盘江沿江铁皮石斛野生种植、加工、养生休闲及民宿旅游为一体的产业聚群格局,让公司发展成为贵州铁皮石斛产业的标杆企业,把好产品让更多国人能够吃到,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一片丹心献石斛。2013年以来,孙墅东把所有精力都献给了这个基地,他对这片产业的投资已经超过了9700万元。农业产业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没有耐心、信心、恒心没有办法一直走下去。孙墅东把自己的心血留在了这座山中,深深耕耘于铁皮石斛产业,经历失败之后再出发,守得云开见月明,产业发展见到了成果,也带动了父老乡亲增收致富。(《绿色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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