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门源发现保存最为完整的摩崖石刻藏经
图为研究专家清理石刻上的杂草。 董连生 摄
中新网青海门源8月23日电(李隽)“此次摩崖石刻藏经的发现是我们在岩画石刻考察途中的意外收获，可以说它是目前为止青海发现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摩崖石刻藏经。”青海省博物馆文物研究中心岩画组工作人员董连生23日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
22日，记者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文体广电局了解到，18日青海省博物馆文物研究专家在门源县岗龙沟石窟寺考察时，发现一处摩崖石刻藏经，是目前青海省境内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摩崖石刻藏经。门源县已采取相应保护措施。
摩崖石刻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石刻艺术，指在山崖石壁上所刻的书法、造像或者岩画。摩崖石刻起源于远古时代的一种记事方式，盛行于北朝时期，直至隋唐以及宋元以后连绵不断。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史料价值。
董连生介绍，该摩崖石刻藏经位于门源县东川镇麻当村公路旁的一处岩壁上，发现时被近10厘米厚的苔藓杂草覆盖，非常隐蔽。整块石刻长约2.5米、高约3米，经文由梵文、藏文组成，主体文字采用平雕阳刻，字体硕大、清晰，排列整齐，布局合理，雕刻刀法精细流畅。
经专家翻译，摩崖石刻藏经的上部为藏文观音礼赞词，中间是梵文六字真言，下部为藏文六字真言、回向文(佛教语，意为结束时齐声朗诵的一种偈文)及功德无量赞文。
图为摩崖石刻藏经。 董连生 摄
“虽然在青海玉树发现过很多摩崖石刻，但是像面积如此之大，保存如此完整，同时出现多种文字和经文的摩崖石刻藏经还是第一次看到。”青海省博物馆文物研究中心研究馆员叶玉梅说，石刻所在位置距离当地的岗龙沟石窟寺和班固寺较近，因此专家推测，经文可能由雕刻造诣深厚的寺庙僧侣所刻，距今约200年至300年。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及文物研究保护价值。
据悉，青海省博物馆文物研究专家已对石刻经文做了初步鉴定，后续还将对石刻进行拓印，研究具体雕刻年代、雕刻艺术及藏传佛教经文内容等，并将在明年举办的青海岩画石刻艺术展上展出研究成果。
“目前，石刻表面杂草已被清除，经文裸露在外，容易受到风蚀雨淋和人为破坏。我们已对石刻加固围栏进行保护，在附近树立警示牌，并派专人进行看守。”门源县文体广电局副局长孔庆鸿表示。(完)
敦煌藏经洞所出文献90%以上属佛教类文献 史料价值丰富多元
敦煌藏经洞所出文献多达6万余件，其中90%以上属佛教类文献。长久以来，我们对敦煌文献的利用大多集中在数量不足10%的非佛教文献，并通过解读文献，补充传世史书的记载空白。其实，对“遗漏”历史的重视也恰恰成为敦煌学转型的推手，当非佛教文献的补史价值被“榨取”殆尽时，“新材料”也就变成了“旧材料”，而数量巨大、内容庞杂的佛教文献所蕴含的史料价值应得到更多关注。
记录佛教本土化发展轨迹
隋唐时期是佛教中国化的完成期，重要标志便是“八宗”的出现和发展。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古逸注疏，是研究“八宗”发展演变的重要资料。因敦煌僧人昙旷、法成等弘扬，在中原已经式微的唯识宗却在敦煌得以延续，一些唯识宗文献也得以保留，晚唐敦煌僧人乘恩所撰《百疏》并《钞》甚至得到了京城大德的认可，并流通内地。禅宗在唐代中晚期非常兴盛，但经“安史之乱”“会昌灭佛”涤荡之后，早期禅宗文献大量亡佚。敦煌文献中若干8世纪左右的禅宗著作，对研究早期禅宗史的价值不言而喻，其中如《六祖坛经》是更贴近《坛经》最初面貌的古本，《传法宝记》（P.2634）、《楞伽师资记》（P.3294）反映了早期禅宗的北宗传承，而《历代法宝记》（S.516等）则记述了唐代蜀地保唐宗的谱系。三阶教屡遭取缔，也未跻身“八宗”，但在唐代影响巨大，北宋以后因教典逐渐散佚终归泯灭。我们今天对三阶教的认识，主要依赖《三阶佛法》（P.2059）、《三阶佛法密记》（P.2412）等敦煌文献。中古时期国人撰述的疑伪经因受僧团排斥，不能入藏，鲜有传世本存在。但敦煌僧人并没有严格的疑伪经观念，故有《十王经》（S.3961）、《大方广佛华严十恶品经》（S.1320）等为数不少的伪经保存至今。
一些佛教仪式文本，如斋文、礼忏文、讲经论义文等，是研究佛教仪式在中国演变的生动样本。斋文是僧人为信众做法事时所用的仪式文本，如敦煌本《斋琬文》（P.2104）为五代高僧汇集前人《斋仪》所作，内容几乎涵盖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法事。论义是论辩双方围绕某些教义问题展开问答的活动，在传统史料中这种论辩活动颇多，但对具体仪式过程的记载不甚明了。目前所见的97件敦煌论义文本，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恢复论义的全部程式，甚至能够反映当时使用的辩论技巧，如《八并名义》（P.2947）便详细阐述了“相望”“反对”等八种组织问难的论辩技巧。
敦煌佛教类文学作品包括俗讲变文、佛曲、灵验记等，是我们理解佛教文学史上许多重大问题的关键材料。在敦煌文献中，佛教类变文有数十种之多，它们对解决诸如“评话”“诸宫调”等文体源头等问题具有关键意义。韵文类的佛曲数量也颇多，如P.2066《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卷中》收录的净土佛赞极为丰富，又如S.2679《南宗定邪五更转》、S.5567《禅门十二时》等则是禅宗类韵文佛曲。敦煌本灵验记中既有宣扬某一经典之灵验者，如《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P.2094等）；亦有宣扬某种行为之功德者，如《唐京师大庄严寺僧释智兴鸣钟感应记》（S.381等）；还有崇拜某佛教神灵或僧师者，如《刘萨诃和尚因缘记》（P.2680等）。这些灵验记是了解信众日常生活与信仰心态的直接素材，也是研治中国小说史的重要材料。
史料价值丰富多元
作为一种文化或思想遗存，敦煌佛教类文献不仅是宗教资料，而且记录下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如果我们转换视角，就会发现其中蕴含着丰富多元的史料价值，可以为解决相关研究领域的难题提供契机。
一是关于书籍史的问题。敦煌文献发现以前，诸如对书籍装帧、造纸术和印刷术等问题的讨论，多依据传世文献记载。敦煌佛教文献的面世，则提供了鲜活例证。如中国纸本文献的每一种装帧形制——卷轴装、梵夹装、经折装、蝴蝶装、旋风装、缝缋装和粘页装等，都能在敦煌文献中找到样本，并排列出装帧形态的完整演变过程。如关于龙鳞装的争讼较多，P.2046《汉藏对译字书》等的装帧形态，为故宫藏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原装帧形态是龙鳞装提供了有力支持。而S.5444《金刚经》则是证明龙鳞装向册页装演变过渡的例证。作为印刷术的发明国，我国现存有明确纪年的最早印刷品实物，即敦煌唐咸通九年（868）《金刚般若波罗经》（S.P.2）刻本，印刷精美、图文并茂，说明印刷术当时已非常成熟。
二是关于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问题。敦煌是丝路重镇，敦煌佛教文献中也保存了各地区和民族间交流的重要素材。如玄奘《大唐西域记》、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P.2001）、慧超《往五天竺国传》（P.3532），这些著作记录下了求法僧的西行路线及当时见闻。而S.393《普化大师游记》记录了印度僧人普化五台山巡礼的经过。
三是关于社会史的问题。敦煌本佛教文献中存有数千条写经题记。这些题记内容纷杂，我们不仅可以借此分析民众对不同经典的认可度，也可以探究敦煌社会历史背景与民众生活状态。如P.3918《佛说金刚坛广大清净陀罗尼经》，系吐蕃占领敦煌初期一位唐朝“破落官”赵彦宾所写，通过题记我们可以对此经的翻译和流传过程、敦煌陷蕃以及当时的社会状态等有直观认识。津艺4532《无常经》乃是敦煌名士翟奉达为其亡母马氏追福的设斋功德经，其后题记反映了当时社会流行的“七七斋”等风俗。P.2086《邑人净通师等写经题记》则显示了佛教同好者组成的“写经社邑”，这与敦煌石窟中的邑人题记可相互印证，有助于我们进行综合研究。
在敦煌佛教文献中，还有很多反映僧团和世俗信众日常生活及心态信仰的材料，诸如寺院经济文书、牒状、邈真赞等材料，为我们大致描绘了敦煌僧团的运转形态和社会生活的具体面貌。例如，一些材料可以揭示以下历史事实：在吐蕃占领至归义军时期，敦煌很多僧人居家而不居寺，甚至蓄财养子，为了财产而与家人官司争讼。这种有别于中原僧团形态的现象，是我们考察敦煌僧团在区域社会中作用时必须考虑的因素。又如悟真等僧统的资料显示，吐蕃归义军时期，僧人参政非常活跃，僧官们也会插手各种世俗政务，甚至可以作为地方使节，参与中央政府和周边的政治交往。
开拓区域史新领域
敦煌佛教文献虽然属于宗教文献，但它们既见证了现世佛教的发展，也反映了世俗社会的演变。目前，对这批文献的研究已经非常多元，但需要承认的是，对佛教文献的研究仍有很大空间。比如经疏的研究，现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资料整理的初步阶段，对各种经疏之间脉络的梳理、各宗文献在敦煌等地区的传承等问题，尚值得进一步深究。就研究现状来说，学界对佛教文献尤其是佛典等的重视程度仍相对较低，这种研究格局也许自敦煌文献的掠取者伯希和以来便已奠定。伯希和曾如此描述他对佛典等文献的态度：“一见‘须菩提’，便目眩神晕”。在掠走文献时，他也是优先选择非佛教典籍与社会文书、未入藏典籍以及非汉语文书等。
伯希和之所以未能充分重视佛典等佛教文献，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认为它们与传世本并无太大不同，即将它们视为“副本”。这种态度一直延续至今，严重阻碍了我们对佛教文献史料价值的深层次发掘。我们需要转换视角，意识到这些文献在当时都是僧团乃至信众日常所用之物，是“活”的书卷，故而不能再将它们简单地视为“副本”，而是要视为“抄本”，充分重视它们对抄写者和使用者的价值。如S.102《梵网经》从内容上看与传世本并无本质不同，但其中保存了大量抄写者校勘的痕迹。又如敦煌文献中有很多只摘抄某经部分内容的“摘抄经”，如羽555《大般涅槃经节抄》，实际上是方便僧人学习所用，摘抄使得他们能够在有限篇幅内掌握精要之处，经济而有效。因此，如果我们将这些文献还原到它们在当时生活中的本来位置，或可重构敦煌区域史的大致面貌。
敦煌文献的历史和学术价值是推动其成为国际显学的主要原因。就历史学来说，敦煌佛教文献在深化佛教史研究、拓展书籍史和社会史以及敦煌区域史等研究领域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仍有待于学者持续关注和挖掘。
（本文系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10&ZD08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原标题：关注敦煌佛教文献史料价值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武绍卫
声明：本文图片来自东方IC
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寺院中的重要建筑，藏经楼
中国寺庙的结构是有规矩的，在唐代百丈怀海禅师就制定了禅林规矩，其中有禅寺的布局。
藏经楼是寺庙必有的建筑，一般都建在寺庙南北中间线的最后面，也就是最北边，寺庙一般是坐北朝南的。
藏经楼的功用一般用于藏经，但也可以用于僧人阅读经书的场所或是接待贵宾的场所。
藏经楼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毗卢阁，楼上藏经书，楼下供奉毗卢遮那佛；二是转轮殿，所有经书放在一个大转轮上，人们只要将转轮转一圈就代表读经书一遍。
“白塔”一个姿势站了千年
“白塔”，一个姿势站了千年
作者/孙树恒
题记：万部华严经塔建于辽代
重修于金代，是因丰州城而修，是因藏经塔而命名 ，素有“白塔耸光”的美誉，是青城的地标和见证。
1
藏经塔，有没有经书已经不重要了，改变不了青城的地标
抹不抹粉都多余了，有一层层白垩土就够了，千年白塔仍耸光
令我惊叹
白塔远处是庄稼地，近处是园林，以往的荒凉已然不见，荡漾着花的香气
我在葡萄架下走着，釆摘着葡萄，只是太酸了
那看似山丁子架子，果子太苦了
只有那庄稼地里的玉米高粱向日葵亲近多了
佛也食人间烟火，菩萨也需要口粮
庄严神圣的白塔，静立原野之上 ，没有在城市的霓虹灯下，唯有仰望星空，
喜欢在一架架飞机起落之中，抖落一身的孤单，注视着丰州的变迁。
2
白塔一直平静着，饱经风霜，一砖一木不会幽咽，孤寂屹立在这原野上
有着辽代留下的根基，金代镶的金，记载捐资修建人的石碑清晰可见
佛与菩萨、天王、力士像都已住进去了，隐藏起来了
唯有二龙戏珠战天斗地，一直在舞，
用汉、契丹、女真、八思巴、蒙、藏等文字的历代游人题记，日夜诵读，每一个游人不再孤单，在这里醉过
那个在元上都任职十七年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白塔前拴过马的缰绳，像守塔的僧人行过礼
我把白塔远远近近都看过了，
塔梯锁着，半步之遥，不能登
在白塔下转着，在博物馆转着，忆往昔，多少回遐想
抬望眼，人在白塔下，想去紧紧拥抱
只因为胸怀太小，和那种透入骨髓的阴气
忧郁总是无可排遣，心绪挂在了千年
我与白塔相望，比登天梯还难。
3
在白塔的西侧，一个和尚在念经，
我看到坐如钟的身子，虔诚的神态
朗朗的声音，时不时双手合十拜了拜，心中有佛，处处有佛
让孤寂的白塔不再孤寂，
佛光反照，这是条遥遥无期的路，
或许用尽一生，不提及修行，诵经，磕长头，朝拜。
我喜欢用微笑传递善意，对着和尚微笑，和尚却不笑
我悄悄的走过。保持着拜佛的样子，心肠菩萨一样软。
4
我把白塔当作背景，粼粼佛光，聆听一阵阵诵经声
掩藏不了白塔的神秘之处
在佛家圣地，也有喜鹊闻风而来，掠过白塔，落在白塔，阵阵欢快的叫声
那个登记的工作人员好多年了，又有多少人守着城外的一座孤塔，
日日相对，与鸟同歌，眼睛里有阳光，也有雪
岁月远去，我在路上遇到无数个佛和菩萨 ，
点亮一盏心灯，不登白塔也罢，
还要走出这片宁静的原野。
这清风吹拂的大地。
（作者档案：孙树恒，笔名恒心永在，内蒙古奈曼旗人，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诗词学会会员，西部散文家学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