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下雨发大水(梦见下雨发大水是什么征兆女人)

我对梦的解读都是围绕着自己的梦境和现实生活中的联系而展开的，只是一家之言，没有什么科学依据，而且可能会因人而异，欢迎大家一起探讨！

洪峰接踵而来，大堤岌岌可危！一文了解1998年的长江大汛

行驶在荆江大堤，在水泥路面对盛夏烈日的令人目眩的反射中，我恍若进入一条宽阔而幽深的时光隧道。同行的荆州市民政局副局长张晓峰告诉我，水泥是后来铺上去的，而下面，便是当地人称呼的皇堤。皇堤是钦工，堤内坡是清代嘉庆年间皇帝亲批的工程。虽说是堤外还有堤，这可是迄今为止长江大汛荆江河段的最后一道防线呵。

我听说过荆江河段。1992年初春，在担任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期间，我参与过《国务院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的审议。议案的篇幅并不长，但“荆江河段”的字样出现了这样三次“上游洪水来量大与中下游河道特别是荆江河段过洪能力小的矛盾，依然十分突出”“三峡工程兴建后，可将荆江河段防洪标准由目前的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配合其他措施，可以防止荆江河段发生毁灭性灾害，还可减轻洪水对武汉地区及下游的威胁……”就是说，长江大汛像一头咆哮着的怪兽，三峡窄小的河道，挤扁了它的肚皮，于是到了宽阔平坦的荆江，它便张开了血盆大口，而兴建三峡大坝，就是铸造一把钳子，让人类骑在这头怪兽的脖子上，死死卡住它的咽喉。

然而，仿佛是困兽犹斗，更像是对已经上马的三峡工程的挑衅与反扑，1998年盛夏，长江大汛以20世纪最后的疯狂，猛烈地撞击着荆江大堤。南水顶托，川水下压，九曲回肠的荆江水位一再攀升，洪峰接踵而来，江防雪上加霜，荆江大堤岌岌可危。诚然，在永不言败的人民面前，曾经发生在1954年的历史悲剧没有在这个夏天重演，但是，人定胜天，毕竟只能是人们怀揣在心里的美丽的意愿。倒是这场大水超常的流速告诉人们，三峡大坝需要尽快兴建，库区移民需要尽快搬迁。虽然在同一份议案里有过“三峡工程规模空前，技术复杂，投资多，周期长，特别是移民难度很大”的预言，然而，既然民族的命运被推向了这样一个死角，那么除了背水一战，别无他路可寻。

我正是寻着移民的足迹，来到荆江大堤的。重庆百万移民当中，有十分之一离开故土，外迁到别的生存空间。而我的第一站就是去看望生活在堤内坡下的重庆老乡。因为我是在看见荆江大堤的同时看见库区移民的，这就让我顿然感到了某种象征意义，并为之欢快莫名。我把我的感受告诉了张晓峰。他点点头，却显得迟缓而凝重：“是啊，他们是为我们来的。如果说背井离乡是一种痛苦，那么我想说，我们的幸福是建筑在他们的痛苦之上的。每次见到移民，我想说的，就是这句话……”四十出头的张晓峰毕业于北京民政管理学院，因为是首届的缘故，他的毕业证书上的编号为1。现在，他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移民工作，而移民工作又是天字一号工程，所以同事们喜欢说他是典型的“一对一”。“一对一”是当地干部与接收移民建立的帮扶关系，张晓峰自然不会否认这种说法，但是由于职务的原因，他需要面对的却是迁入荆州的所有三峡移民。这不，荆江大堤之下，坐落在江陵县滩桥镇宝莲村的移民点，他就来过多次，在那样式新颖、美观适用的两排平房跟前，他可以指着每一家房门，如数家珍地把十几户户主的姓名报出来。当然，移民们都认识他，喜欢他，用易美贵的话说，“张局长久了不来，我还牵挂哩！”

一

易美贵来自重庆库区的奉节县永乐镇三义村。平头，国字脸，永远的中山服。不认识他的人以为他当过村干部，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的行政级别还稍高一点儿，当过乡里不脱产的农技员。那是90年代初期，当同村有不少人拆除土墙房子新盖砖木结构的一楼一底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的收入太少，每月津贴不过三十元，而剩下的力气全部用来刨泥巴，一年到头也是刨不出多少钱来的。为了谋求在经济上有个较大的发展，他辞职回家。回家的第二天，就去了本地一家船厂打工。粗活不挣钱，手艺活又不会，学吧，徒弟的岁数比师傅还要大，想想不对头，他索性离开奉节去了巫山。巫山就在奉节下游几十公里，他的舅子余国泰在那里做蔬菜和水果生意。做生意需要本钱，也需要人熟地熟，沾舅子的光，几年下来，除去所有开支，总算有了几万块钱的进账。

轮到易美贵大兴土木的时候了。他和其他农民的心思一样，既然祖祖辈辈要在这里繁衍生息，那么住房不仅是生活的第一需要，而且是当家人的最大脸面。他曾经是本村有头有面的人物现在他需要用另一种方式来夺回已经失去的东西。施工的时间不算长，但他的一楼一底无疑在本村范围内要算好的，砖瓦自不待说，还浇铸了钢筋水泥柱头，连同铝合金窗户，配有天地锁的防盗门，至少二十年内不会落伍。入住新居的日子，易美贵没有想到过得竟是这样的风调雨顺。儿子刚刚到了男大当婚的年龄，本村的外村的媒婆们便蜂拥而至，儿子在众多的女孩面前看花了眼，最后却把目光落在一个易美贵夫妇早已看好的姑娘身上。不谋而合，皆大欢喜。婚事既办，易美贵把小两口儿带进楼上左侧一间面对群山的房间，风水先生告诉他，他们老两口儿宜住楼下，面对长江，财源不断，而小两口儿之所以不能面对长江，因为女人是水，男人是山，小两口儿若想早生贵子，就必须面对高高的山峦。不知是风水先生有灵，还是小两口儿争气，三年之内，四代单传的易美贵居然有了两个活蹦乱跳的孙子！朝思夜想也罢，梦寐以求也罢，儿孙绕膝的滋味他总算是品尝到了。乡下人讲究恩德，他把这一切幸福归功于新建的房子，于是逢年过节，忍不住要在堂屋里头烧香点烛，然后磕头作揖，拜上几拜。

去年大年初一，易美贵的膜拜仪式正在正常进行的时候，村支书带来几位客人径直走进他的堂屋。村支书介绍说，这位是县人大副主任，这位是副县长这位是县政协副主席，他们就是县上派来我们三义村的工作组。工作组早些时候在镇政府礼堂召开过移民外迁动员大会，易美贵接到了通知，但是没有去。他懒得去。兴建三峡大坝的事情，他不是没有听说过，相反是听得太多，耳朵都听起茧疤了。乡下人见风就是雨，雨点有大有小，版本各说不一。唯有一点他清楚，按照县移民局张贴在镇上村上的公告里的说法，三峡大坝修成后，水位要高出他的田土，也要高出他的房子，他家就是公告里说的双淹户，而双淹户是必须搬走的，这是带有强制性的行政命令。到时候再说吧，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嘛。他从来抱这种处事不惊的态度，包括刚才。

此刻，易美贵慌乱得连上茶敬烟都搞忘了。他没有想到，那一道行政命令会由这几位行政官员亲自送上门来。虽说自己也曾在乡上跑过公差，但从来不曾见过更不曾接待过这么大的官员。他咧嘴笑道：“这个我懂，政府规定要做的事情，老百姓再不情愿，也要无条件服从。哈，就像那年子有工作组下乡动员我们加入伙食团，明明晓得灾荒年辰各顾各，凑在一起要饿死人，结果我还是去了……”“你去了又算啥子？我看你是越活越糊涂了。”易美贵的老婆一边为客人剥脐橙，一边数落着不会说话的丈夫，“人家说的是三峡工程，你说的是人民公社，四十多年的事情你要扯在一块儿，这不是从猪肚皮扯到牛尾巴上去了么！”易美贵瞪了老婆一眼，提高嗓门道：“你管它好多年的事情，只要让我们活而不是让我们死，我就要扯在一块儿说。你格老子现在当着县上领导的面开始装正神了，自然灾害你老汉吃白泥吃得拉不出屎的时候，你骂娘骂得比哪个都要凶哩……”老两口儿你一句我一句，各不相让之中，竟越发当起真来。直到镇长高吼一声：“你们要不要听县上领导说话？”双方才戛然而止，鸣锣收兵。

说话的县上领导是县人大副主任。准确地说，这位父母官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说话，不是发号召作指示，甚至连多余的客套都没有，便直接参与了易美贵夫妇的话题的讨论。“关于生死问题我来发个言。”县人大副主任习惯性地举了举手，那庄重的神情，不亚于在县人大常委会上任何一次神圣的表决，“中国有句老话当然，我们奉节也是这样子说的：树挪死，人挪活。我的理解，树子有根，长在泥巴里头，牢牢实实，也稳稳当当，所以挪动不得；人就不同了，人有两条腿，腿是用来走路的，用来挪动身躯的，只有在走不动的时候，才闭上眼睛，双腿伸进泥巴里头去……”易美贵第一次面对面地听县上领导说话，他没有想到对方会接过他的话题，然后把极富个性化的诠释告诉他，最终把每一句话乃至每一个标点符号统统说到他的心里去了。“我的看法，”县人大副主任继续说，“人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换换环境是有好处的。我也是农村人，记得当兵前一年住在老房子硬是不顺得很，全家五口人，就有四个成年生疮害病，连猪儿都喂不活。后来我在部队提了干有点钱寄回家，家里就建了新房子，新房子隔老屋基不过移动了几丈远，嘿，说来有点儿唯心主义，家里没有人得病不说，每年肥猪要宰好几头哩……”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易美贵听得嘴巴张开，眼睛闭起，竟有好半天没有回过神来。

二

“我们县人大副主任的话，我是听进去了！”与易美贵见面不久，他便用一种义无反顾的语态对我说，“从祖上留下来的茅草房，到我一手一脚修起来的他们说的小洋楼，我们这家人也搬迁过好几次了，虽说是每一次盖新房子都不是原先的宅基地，但迁来迁去，还是在奉节县永乐镇三义村那个崖壁下的山坡上。山坡倒是临江，然而交通绝对谈不上方便，特别是看见两个孙儿爬坡上坎的时候被跌得脸肿皮包的样子，我的心子把把都紧了……”易美贵斜倚在移民点新居客厅里的竹编凉椅上，此刻，两个孙儿正缠着他要钱上街买冰糕。上街即到镇上，移民点新居的背后就是滩桥镇所在地，相隔不到半里路，而且新铺了水泥，所以易美贵毫不犹豫地从中山服上衣袋里掏出一块钱，笑呵呵地把孙子打发走了。“这里是江汉平原。”易美贵讪然笑道，“我们老家把平原地方称为坝子，没有想到，也没有看见过，这里的坝子大得看不到尽头，清早起来站在田坝一望，吓死个人，坝子的边边连到天上去了……”

这是我见到的第一家重庆库区移民。易美贵在奉节县老家的屋子我不曾进去过，不知道被他顶礼膜拜的住宅究竟舒适到何等程度，依我的眼光，尤其是对经济状况较之过去有所好转的农民的理解，包括易美贵在内的这里的十几户移民的住房应该说是很不错的。用张晓峰副局长的话说，移民建房是移民安置中最重要的环节，是最敏感的事情，所以无论从建筑材料或房屋款式，都是移民们签字验收了的。这样的农舍，较之我现在还能在重庆库区普遍见到的房屋相比，显然是高出一个或几个档次了。我参观了易美贵的三室一厅，并且把移民旧房与新居比较的结论告诉了他。他却摇摇头，表示了不以为然的态度。这是我能够预料的，因为他对老家房屋的充满着神秘感的眷恋，我始终当作重庆库区移民中的一个特例。没有能够预料到的，倒是他言之有据的理由：

“你不懂我的心思。老实不客气地说，我现在住的房子就是没得老家的房子好。张局长是到过奉节，到过我们屋头的，我敢当着他的面说这句话。但是，话说回来，房子的好孬却不能光看材料，也不能光看样式，看啥子？我在杂志上看到香港首富李嘉诚在搞房地产时的一句话：第一是口岸，第二是口岸，第三还是口岸。这句话真是说绝了！像我们在奉节老家，在深山老林，就是修一幢别墅起来又能够值几个价钱？说来笑死个人，我报名移民到湖北的时候，我们的镇长还在高音喇叭里头表扬我，说我舍得小家为了国家，舍得一楼一底为了三峡大坝。其实呢，响应党的号召服从政府安排固然不假，但从个人的利益特别是后人的前途着想，我这是舍得深山老林为了江汉平原，舍得青石码头为了黄金口岸！哈，我现在不当干部了，你不会怪我思想落后吧……”

易美贵神秘的面纱被他自己揭开了，出现在我跟前的，是普通农民身上常见的憨厚与诚实。农民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者，移民与农民的唯一区别，恐怕就在于他们被动地丢掉了现存的一切，然后去主动地寻觅命运的转机，又由于社会发展到今天，他们早已逾越了适者生存的原始心态，而学会并掌握了现代人的审时度势、因地制宜。这就让我理解易美贵在随后的说话中，为什么要反反复复地使用着一句“哪匹山唱哪匹山的歌”了。

江汉平原没有山，有的是广袤无垠的土地。易美贵告诉我这里的土质比老家好，而且越靠近荆江大堤土地越肥沃。非但如此，这里的土地人均面积比老家多，易美贵一家六口整整分到了十亩田。去年夏天从奉节迁来江陵的时候，因为错过了季节的缘故，未耕未种，但秋收时分，这十亩田的庄稼全是他的。这倒不是易美贵的殊遇。张晓峰告诉我，所有来荆州的重庆库区移民都可以享受这样一次“不劳而获”，代劳的是当地的政府官员、机关干部、城镇居民连同农民弟兄。收割那天，移民们扶老携幼挤在田坝上看热闹，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收割机，更没有见过当收割机缓缓从庄稼地驶过，那数以十计的编织袋便立即装满了谷子，快捷得像吹气球，鼓胀得也像吹胀的气球，看得移民们大气不敢出，生怕气球会爆炸似的。替易美贵收割那天，他头戴草帽，卷起裤腿，手里握着一把从老家带来的镰刀，准备下田去帮帮忙的，结果见势不对，扭头就跑，回家放下镰刀，抱起孙子，又赶到田坝上，一个人在那里又蹦又跳。孙子问爷爷高兴些啥子，易美贵脑顶充血，说话竟忘了辈分，“老子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谷子！”

晒干后的谷子仍然堆满了半个房间。易美贵虽然在屋门口开了个副食店，虽可以卖烟卖酒卖草纸，却不可以卖人皆有之的大米呀。想了一个晚上，天亮去找邻居。此邻居不是别人，正是他的舅子、曾在巫山合伙做过蔬菜水果生意的余国泰。余国泰比姐夫小十几岁，四肢发达，头脑却不简单，“合伙搞个酒厂吧，反正你我房子后头的辅助房都没有建，正好连起来修厂房。姐姐不是天天嚷着要喂猪么？只要出了酒，酒糟恐怕十头猪也吃不完哩。”易美贵茅塞顿开，连连点头称是。他老婆本是一个勤快人，在老家上山打柴禾，下地割猪草，甚至跑到河沟捞鱼虾，无所不为。可是自从移居到江汉平原，这里煮饭烧煤，喂猪用饲料，一个电话就送过来了。儿子带着媳妇去广东打工，剩下两个孙子交到婆婆手上，偏偏易美贵要过当爷爷的瘾，连晚上睡觉都和孙子们横七竖八地纠缠在一起。就这样，他老婆的勤快由手上移到嘴上，天天寻着机会跟他打口水仗，他虽然无心恋战，可是耳朵里面分明长出茧疤了。

当然，易美贵更多的茧疤还是长在手板上的。我走进屋后设备简陋的酒厂，品尝着这里生产出来的散装白酒时，他一边拍打由他捆扎的楠竹棚架，一边手指由他从沙市买回的土陶酒坛，用一种刚刚起步的企业家的口吻道：“白酒还没有进入批量生产，所以现在还谈不上赚钱。不过——你跟我来——”易美贵推开一道篱笆门，原来酒厂的背后就是他家的猪圈，“你看见了吧，大小十几头哩，年内有一半可以出圈，赚个千把块钱也好呀。现代革命京剧《龙江颂》里头有句台词，‘堤外损失堤内补’，我现在就住在荆江大堤内坡底下，补得起来的东西多得很呵……”

易美贵回到客厅，扳起指头告诉我们他的经营之道：今年的十亩田得由自己耕种了，已经泡好谷种，待天气放晴就撒到秧田去。这里的农民习惯抛秧，他不会，他只会栽秧。一个人弯腰驼背栽不了那许多，届时他准备花点钱请人帮忙，亦所谓手上有粮，心头不慌。不慌之余，他想在土地上做点文章：老家的土地虽少，但栽的是橘柑脐橙之类的经济作物，要论钞票，老家无疑要略胜一筹。他试图将橘柑脐橙也来个移民，可是这里的天气温差太大，今天可以穿衬衣，明天必须穿棉袄。更有话说：橘生淮南则为桔，橘生淮北则为枳。他之所以不敢尝试，是因为他不知道橘柑脐橙在这里究竟会长成什么东西！只有一样这里不种而老家盛产的东西他有把握试种，那就是对土质的要求胜过气候条件影响的洋芋，如果初战告捷，他准备逐渐把兵力和财力转向蔬菜，因为据他所知，作坊式的酒业生产与销售要受到政策上的限制，而发展蔬菜，直接进入政府行为的菜篮子工程，则是一桩光荣而伟大的事业。

易美贵一直是乐呵呵的，健谈、风趣，还喜欢附加一些与说话内容不大协调的手势。在我看来，这就是他对新的生活的满意甚至满足了。稍有片刻，当张晓峰问及他有何困难需要帮助解决时，他开始一言不发，尔后神色严峻，最终竟长吁短叹起来：“我的困难你们解决不了，永远解决不了。实话告诉你们吧，我白天好过，晚上难熬，从老家搬来这里的大半年时间里，我很难有一天可以从鬼叫睡到鸡叫的！”“前三十年睡不醒，后三十年睡不着嘛。”张晓峰朝易美贵笑道，“你都是年过半百的人了，搬不搬家都不会像小伙子那样呼呼大睡呀，你说是吗？”“不是的，张局长。”易美贵语态矜持乃至有些孤傲，“有句歌词你不会不晓得，‘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几十年来，我过惯的就是这种日子。记得移民搬迁那天，天还蒙蒙亮，我就牵着两个孙子来到江边，我叫他们脱了袜子鞋子下河耍水，他两个眼睛都瞪圆了，‘爷爷爷爷，你不是不准我们下河的吗？我说是的，过去不准，河里会淹死人，但是今天准，今天再不耍水，恐怕一辈子都耍不成了……”说到这里，易美贵把脑袋深深地埋了下去，那么软弱，那么谦卑，又和方才的孤傲形成了对比。张晓峰似乎有些不安，竭力用一种安慰的口吻道：“荆江大堤外边就是长江，要是你想老家了，可以在堤上走走呀。”“我不晓得走过好多回了！”易美贵缓缓抬起头来，“船在天上走，人在地下行，我看得见长江，长江看不到我啊。好了，好了，张局长自然是一番好意，我们奉节县人大副主任也是一番好意。我只是想说，树有根，根在泥巴里头，人也有根，根在心窝里面。这种感受，我过去真的不晓得……”“你晓得的话，就不来这里了，”易美贵身旁的一位年轻人打断他的话，笑容可掬地道，“不来这里，又谈啥子为三峡工程作贡献……”

三

年轻人叫余杰，三十出头，眉清目秀，西服的款式不算新潮，但穿在身上大方朴实，一副文静的读书人模样。一问果然是高中毕业生。这种文化程度在过去十年的贫困山区并不多见，在访问重庆库区外迁移民中，我还是碰上的第一个。余杰住在易美贵的舅子余国泰的隔壁，因为同一个姓的缘故，我以为他们两人有什么亲戚关系。结果我猜错了。余杰并不是奉节县人，他的老家在巫山县，父亲在县城的长江航运公司当职工。高中毕业未考上大学，一次招工的机会，他应聘到奉节县磷肥厂当了合同工。磷肥厂与县城附近的白帝城一江之隔，每日晨起推开窗户，透过树枝那座当年刘皇叔兵败托孤、诸葛亮八阵御敌的古刹便扑面而来，映入眼帘，嵌进心底，引发他几多遐想、几多志趣。他爱上了奉节因为喜欢文学的缘故，他觉得他应该生活在这座留下了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苏轼、陆游等人足迹与诗篇的“诗城”，所以，二十四岁那年，当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家住永乐镇三义村的奉节姑娘时，见面当天，他便满心喜悦地答应了。婚后的日子应该说是幸福的。妻子温柔善良、勤劳朴实，文化程度没有丈夫高，也似乎不喜欢文学，但她喜欢听丈夫说话，特别是那天在永乐镇赶场，因为拥挤丈夫不小心踩了本村王二娃一脚，王二娃勃然大怒，不仅甩腿就朝丈夫的小肚子上猛踢，而且破口大骂丈夫是没得出息的“倒插门”。妻子气得浑身发抖，丈夫却笑脸相迎，当着围观上来的众乡亲的面，理直气壮地对王二娃说：“倒插门在我们巫山也不是好事，但我的看法，要看倒插在啥子地方，能够来奉节安家落户，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所以下次你要骂我，还是骂点别的什么吧！”众乡亲愣住了，可是马上啧啧连声，赞不绝口，望着王二娃自讨没趣、扭头便走的背影，妻子忍不住依偎在丈夫怀里，用小指头紧紧地勾住丈夫的小指头，然后悄悄说：“你是为我到奉节来的，二天不是说要移民吗，那时候你愿意到哪里我就愿意到哪里……”

离开奉节，余杰的心情却是与妻子不尽相同的。虽然不是故乡，但他的白帝城情结较之妻子，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也许正因为如此，当他得知他们外迁的地方是湖北荆州江陵县时这位年轻人竟激动得紧紧地搂抱着妻子，一反常态地呼喊道：“好地方、好地方，我要去，我肯定是要去的！”妻子问：“你去过江陵？”“没有呀。”“没有去过你怎么晓得是好地方？”“李白去过的地方，岂有不好之理！真是天助我矣，我从奉节移民到江陵，正好去追寻他老人家的足迹……”妻子听糊涂了，虽然晓得丈夫喜欢读书，尤其是唐诗宋词，但无论如何搞不清楚一个叫李白的老头儿究竟跟他们外迁移民有啥子关系。余杰见妻子表情木讷，反应迟钝，反倒有些着急了：“你读过小学，小学语文课本里头就有李白的这首诗：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那白帝就是我们奉节白帝城，朝辞就是早上出发，嗯，那天是大晴天，所以叫做彩云间；那江陵就是我们永乐镇三义村移民要去的地方，有千把里水路，因为是坐下水船，所以早上出发，当天晚上就到了。你想想看，这首诗简直就是为我们移民写的。别人体会出来没有，我不晓得，反正我是感觉出来了，都说李白的诗是最有意境的诗，而我，当然包括你和我们的孩子，却生活在诗的意境里……”妻子依然听不明白丈夫的话，不过她看得出来，他是乐意离开奉节去江陵的，其间没有移情别恋，爱情仍然坚如磐石，这就行了。至于她个人，自然还是那句话，丈夫愿意到哪里她就愿意到哪里。

去年八月，一个天气格外晴朗的日子，余杰携带家人登上了满载着外迁移民的客轮。人多货物也多，货物的重量是有规定的，任何人不得超标。为了不超标，余杰必须在他日积月累收藏起来的几捆书籍杂志和他妻子作为陪嫁带过来的那个红漆衣柜之间作出选择，结果与妻子的意见相左，他选择了书籍杂志。本来这件稍有不快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可是到了搬迁这天，特别到了客轮上面，看见别人大大小小的红漆衣柜，妻子的心理不平衡了：“我恨不得把你这些废纸渣渣丢到河里去！”“那又何必呢。”余杰赔着笑脸道，“到了江陵，我再苦再累都要给你打一个新的红漆衣柜！”话音未落，笛声已起，客轮收回系在趸船上的缆绳，就要缓缓起航了。

奉节码头锣鼓喧天，彩旗飘舞，县上的所有领导都伫立岸边向远离故土的外迁移民们招手致意。外迁移民们的三亲六戚也赶来码头，扶老携幼，别情依依。当人群中出现第一声哭泣之后那哭声瞬时便连成一片，而且声音愈来愈大，完全压过了欢乐的鼓点。余杰的妻子本不想哭的，前来送行的只是她嫁到外村的两个姐姐，但是情绪会传染，姐姐见到别人哭也禁不住掉泪，而她见到姐姐掉泪也禁不住哭了。余杰作为外地人，在奉节除了妻子儿女，和任何人都非亲非故，所以没有人来送他，他也乐得省去一把泪水，免去一次煎熬。可是，就在客轮鸣响汽笛的那一瞬间，他分明听见有人在喊他，喊声来自岸边，来自欢乐的鼓点与悲伤的哭泣之间，顺着喊声的方向寻觅过去，他看见了人群中的王二娃！是的，喊他并且向他招手的不是别人，正是那次在永乐镇上与他结下了仇恨的王二娃。仇人相见，应该分外眼红才是，但是余杰看见的不是这样的目光，闪烁在王二娃眼睛里的是道歉，是和解，甚至还有少许坦诚的忧伤，而王二娃的声音早已喊哑了，现在依旧一遍一遍地重复着刚才的话，“余杰，各人将息身体！那边好的话，就安心住下来，不好的话，就带全家回奉节，房子拆了不要紧，可以住到我家里来，反正我有睡的你有睡的，我有吃的你有吃的……”余杰眼睁睁地望着王二娃，使劲点了点头，他想说点什么的，可是什么也说不出来，只觉得鼻子发酸，心里发热，两行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滚落下来。妻子目睹了发生在丈夫和王二娃之间的一幕。她看不懂，更想不通，客轮已经离开码头好远了，她还忍不住回过头来骂了王二娃一句“脑壳里头有毛病”。余杰纠正妻子道：“不，他是正常人，有血有肉，有爱有恨。”“为啥子？”“答案都在我带在船上的那几捆书籍杂志里头。它们是文学作品，文学是研究人的……”

四

余杰研究人，起于李白。满载外迁移民的客轮刚刚启锚，他就看了手表，船抵湖北荆州的沙市港，再看手表，全部行程不过花了六个小时。“千里江陵一日还”不是写虚，而是写实。他在心里说。当年虽然没有客轮，但李白乘一叶小舟，顺江而下，也快捷得很，一日之内从白帝到江陵是完全可信的。那么，李白又是从什么地方上岸的呢？搬进江陵县滩桥镇宝莲村移民点的当日，见有县上好些政府官员前来看望，余杰觉得机会难得，不等对方开口，便迫不及待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想不到重庆移民兄弟如此关注江陵，这也难怪，因为你们从今天起就是我们这里的人了！”说话的是江陵县委办公室主任李玉邦，这位毕业于华中师大政教系的政府官员饶有兴致地告诉余杰：“根据考证，李白上岸的地点在郝穴镇，也就是我们江陵现在的县城。县城这么大，你要问在县城的什么地方上岸，那么我还可以告诉你，在城南的铁牛矶头。”余杰稍有思忖，眼睛微闭，自言自语地道：“‘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现在我可以完全想象得出李白当年从登船到上岸的情景了！”

张晓峰那天也在场。他接过余杰的话题说：“其实我觉得最值得玩味的是后面两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因为前面两句的情景可以再现，而时过境迁，后面的情景已经不复存在了。1998年抗洪，总理来荆州视察，在会上他也提到后面两句诗。我记得他连连叹息道，现在已不是两岸猿声啼不住了，多年乱砍滥伐，三峡水土不保，猴子早已跑得精光，长此以往，怎么得了呀！”李玉邦明白了张晓峰的意思，说：“所以三峡移民不能全部就近后靠，必须有一批远离故土，到生存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去。不然的话，山下的人移到山上，就是允许他们毁林开荒，破坏植被，也改变不了贫穷的命运呀……”余杰曾经怀疑过自己的思维，因为李白和三峡移民原本就风马牛不相及，但是，他没有想到这边的领导也是这样的思维逻辑，从李白的诗自然过渡到移民的话题，这就不仅让他找到了知音，而且坚定了他要沿着李白的足迹走下去的信念。

然而，诗歌是浪漫的，生活却是现实的。余杰对于人的研究，起于李白，现在恐怕也只能够止于李白。因为个人的爱好与追求，毕竟不能当衣穿、当饭吃，不能解决他急待解决的全家人的温饱问题。这是一个四口之家，除了儿子，还有女儿，可是在这幸福美满的后面，却躲藏着痛苦与不幸。那自然是在奉节老家的时候了，儿子才几个月，某日突发高烧，昏迷不醒，余杰夫妇赶忙送到镇卫生院，诊断为病毒性流感，可是吊了几天盐水，高烧仍不见退，嘴唇已变得焦干，破裂处开始流血了。他们慌忙把儿子转到县人民医院，经过会诊，结果却是后天性脑瘫！余杰不懂医，他当时并不知道儿子的病会给儿子以及全家带来什么，以后他陆陆续续花去了辛辛苦苦积蓄下来的三万块钱，儿子的命保住了，但是下肢瘫痪，落得个终身残疾。余杰夫妇痛心疾首，常常相视无言以泪洗面，可是他们毕竟是年轻人，任何时候都不会放弃对生活的追求。非但如此，家庭的不幸，反而激发起他们从未有过的奋斗的勇气。那时候余杰已经离开奉节磷肥厂了，他到处打工，县内县外，市内市外，不管活路轻重，只问价钱高低。他说旧社会农民为地主当牛做马，新中国他要为儿子当牛做马。而他的妻子更做得悲壮一些，三个人分了两亩地，两亩地全靠她一个人，男人的活路她要做，女人的活路更要做，儿子与她形影不离，不在灶头就在田头，灶头让儿子靠在柴禾上，田头把儿子放进稻草堆，只有晚上儿子在床上睡着了，她才离开儿子去了院子，或借着月光切苕片，或点盏油灯剁猪草，为的是不要有任何响动惊醒只能在梦中才会露出微笑的儿子，包括她腰酸背痛的呻吟，以及偶尔的黯然神伤的哭泣。忍受这一切之后，他们迎来了又一次幸福的降临那就是健康而美丽的女儿呱呱落地了。女儿的眼睛特别像她，睫毛偏长，眼角微翘，半睁半闭的时候，恍若蒙上了一层薄雾。丈夫告诉过她，当年在永乐镇的茶馆里相亲时，他第一眼就看中了她的雾眼睛，说她含而不露，恬静舒雅，像一首朦胧诗。根据她的经历判断，女儿从小就体现出东方女性秀外慧中的气质与德行，长大以后，一定是个比她更漂亮更幸福的女人。

我在移民点上没有见到余杰的女儿，她已经五岁，到镇上小学读学前班去了。我见到了他的儿子，虽然已经七岁，却像正在姗姗学步的一两岁的孩子，坐在一个连胸部都设有栏栅的木轮椅中，想站，想走，但是力不可支，当身体歪倒在栏栅上的时候，那木轮椅才摇摇晃显地移动了一下。“我想替娃儿办个残疾证。”余杰对张晓峰说，“娃儿所有的病历我都从奉节老家带过来了。”“可以。”张晓峰回答得很干脆“如果在江陵没有办到，你一定来荆州找我。”我问张晓峰：“办了残疾证，对孩子有什么好处么？”“当然。这样江陵县民政局就可以依法对孩子发放生活补助了。”我忍不住扭头问余杰：“事既如此，你为啥子不在老家替娃儿办残疾证呢？”余杰苦苦一笑道：“在老家，我是农民，农民想办点事情不容易，就是政策许可，办起来也啰嗦得很。我在巫山有个同学，他娃儿的情况和我娃儿差不多。办残疾证的时候，他跑了三个月，盖了九个公章，结果还是没办成。理由呢？说他在广东打工有钱，有能力抚养残疾娃儿。哼，要是他真的有钱，为了那几十百把块的他会到处去求爹爹告奶奶么？”说到这里，张晓峰递给余杰一支香烟，并且亲手给他点燃。余杰欠欠身，算是道了谢，然后继续对我说：“到了江陵，我是移民，移民的社会地位要比农民高得多。在这里，一个电话就把镇长叫来了，更多的时候不是你去找干部而是干部来找你。哈，前几天有个《湖北日报》的记者采访我，问我来江陵半年多了，啥子事情感受最深？我说最深的就是当官的来得多，我们这个移民点，湖北省长来过，荆州市长来过，江陵县长来过，至于滩桥镇长，今天陪你来的张局长，那就记不清来过好多回了！”“来了才了解情况，才好给你们办事呀。”张晓峰接过话题，目光定定地对着余杰，“比如说你妻子的情况，我是到过你家以后才晓得的：1998年患甲亢，1999年动手术，手术动得不好，留下了支气管哮喘的后遗症，现在仍然离不开药，而且沾不得冷水，洗不得衣服。情况是这样的吧？”余杰微微一愣，双眼瞬时红了：“张局长，难怪过年的时候，镇长专门给我送了困难补助费来，你们这样体谅我的难处，生活压力再大，我也会咬紧牙关挺过来的！”张晓峰莞尔一笑道：“我看你是挺过来了。记得不，上次我来的时候你还向我提出过撤离荆江大堤的要求呢，这次怎么一字不提啦？”余杰红着脸道：“这个要求倒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当时大家觉得生活在这里不安全，万一荆江大堤决口，我们这十几户移民就要遭淹死。后来……”“后来怎么了？”张晓峰饶有兴致地问。“后来多住些时日，晓得的事情也就多一些了。”余杰的语态趋于平静“比方说，我们移民点前面那条小路，1998年抗洪就走过隔我们不远的荆江险段观音矶，在那里站了好久好久。就是说，涨大水的时候，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和我们在一起，我们还有啥子害怕的呢！再说了，就是大堤决口，遭殃的也不止我们十几户，本地的老百姓不说，单是在荆州太湖港农场的重庆移民就不得了，那里足足有两千多人哩……”

五

三十四岁的邬信群便是那两千多人中的一位。她不像农村人，无论从衣著从神态从举手投足看，更像是城市里生活殷实有点儿闲情逸趣的快乐的少妇。她是重庆荣昌县人。荣昌的瘦肉型猪在全国是很有名的。可是她不愿意喂猪，“白毛猪儿家家有”，她不愿意重复祖祖辈辈并不动人的故事。十八岁那年，她离开父母，离开农村，去千里之外的杭州城打工。第一份工作是在服装店卖服装，店老板是她同村的一个亲戚。正因为是亲戚，她感到了诸多不便甚至不满，特别是生意红火时，她不好开口要奖金，生意清淡时，她不好开口要工资。想想不是个滋味，她毅然离开服装店，去了服装店斜对门的针织厂。她是应聘去的，没有通过什么人的介绍。工种是操作工，也就是坐在机器跟前织衣物。同样没有通过什么人的介绍，她认识了一位叫薛斌的四川老乡。薛斌也是打工仔，来自忠县仁家镇江星村，他的工种是机修工，负责给操作工们检修机器。因为操作工的收入是计件而不是计时，所以与机修工搞好关系是至关重要的。邬信群也有这个想法，可是每当薛斌给她检修机器时，她闻到的不是机油的恶臭，而是这个小伙子体味的芳香，这时候她心跳加速，满脸绯红，为了不让人笑话自己，她总是寻个借口尽快地把薛斌打发走掉。薛斌却不是盏省油的灯，他面带猪相，心里嘹亮，有事无事就去帮邬信群修机器，而且是一副认认真真不厌其烦的样子。这样相处下来，一晃就是几年，二十四岁的邬信群那天终于忍不住了，问：“你有好多岁？”“二十一。”薛斌依旧一本正经地道：“到了《婚姻法》规定的年龄了。”邬信群一拳打在薛斌的肩头，“女大三，抱金砖。老子这辈子就想抱金砖！”

婚礼是在杭州举行的，儿子也是在杭州出生的，都是在针织厂为外来民工临时建造的狭窄而简陋的宿舍里。每日傍晚，邬信群喜欢打开窗户，虽说西子湖畔无与伦比的山光水色尽收眼底，但那一对对恋人留在堤上的倩影，尤其是打扮入时的小两口儿手牵孩子踏着波声优哉游哉的漫步，她看着看着心里就发毛，忍不住脱口骂道：“狗日的，杭州再好，也是别人的，哪有我们这些外来打工仔的份！”薛斌那天听见了，不觉轻轻叹了一口气：“是啊，儿子都渐渐大了，我们不能老是在外面漂泊。再说打工也是吃青春饭，岁数稍大一点，想进厂也进不去哩！”邬信群扭头便问：“你是啥子意思？有屁就放，有话就讲，不要吞吞吐吐的。”薛斌本身就有点儿畏惧老婆，现在愈发结结巴巴起来：“我是说……我们干脆回老家算了……”“回哪个的老家？是荣昌，还是忠县？”“当然……是忠县……”“忠县我不去！”邬信群斩钉截铁地道，“你记得我在你们忠县过的啥子日子吗？只住了半个月，可是路走够了，山爬够了，晚上累得哭，可是还遭你妈数落几句，说我娇生惯养，说我好吃懒做，她为啥子不想一想，我十几年生长的地方是浅丘陵，我十几年打工的地方是大马路，一切都习惯了，要不是因为嫁给你，我真是不晓得世界上还有忠县那样的老山沟！”薛斌不再答话，只是默默无声地把枕头移至双人床的另一头，然后和衣而卧，直到天明。

日子自然继续在过。时而风调雨顺，时而电闪雷鸣，争论的焦点依然是在何处安家的问题。邬信群说她经常梦见荣昌的白毛猪，薛斌说他经常梦见忠县的酱豆腐，说来说去，两人心里明白，他们梦醒了，可是依然无路可走。就在这样的时候，2000年的开头几天，薛斌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说是全村都是双淹户，为了三峡大坝，急需分批外迁。第一批外迁的地点是湖北荆州，现已开始动员，镇上的闭路电视天天在播放介绍荆州的专题片。“荆州的山高不高呀？”薛斌迫不及待地问，邬信群站在他背后，竖起耳朵在听。“鬼的个山！”薛斌的父亲耳朵有点背，生怕对方也像他那样听不清楚，所以声音特别大，“格老子那个地头平得像灶头上的菜板儿，那么当然，一千个一万个菜板儿也没得荆州大……”“我去荆州！”邬信群未待公公说完，竟振臂高呼道，“这辈子我再也不会爬坡上坎、肩挑背磨了。薛斌，我现在给你说定，不管你去不去，不管你爸你妈去不去，反正我和娃儿要去。明天清早我就要给村支书打电话，去荆州，我第一个报名！”父亲再讲些什么，薛斌觉得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自己的老婆的反应。老实说，老婆的反应如此强烈，这般坚定，既在他的意料之外，又在他的意料之中。让他感到莫名欢快的是，一个三峡大坝，一次外迁移民，居然解决了他与她之间僵持已久的矛盾，正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倒是他始料未及的。当晚薛斌和老婆倚在床头上商量了整整一夜，没有了往日的争吵，却有了不曾有过的温馨，并且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这些意见包括从明天开始花一天时间去针织厂打辞职报告，办理离厂手续，再花一天时间收拾整理行装，向师傅以及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们辞行，确保在三天之内，驱车直抵火车站，告别杭州，打道回府。商量完毕，对望之下，两人不觉为自己的快捷与神速哑然失笑了。邬信群靠在丈夫的肩头，嗲声嗲气地说：“你龟儿思乡心切，哪里是为了我，你为了早一分钟看见你爸和你妈。”薛斌搂住老婆的腰杆，委曲求全地道：“你又在打胡乱说了。我思乡心切不假，你归心似箭更真。你的德性我还不晓得么，凡事要争个输赢，吃屎都要跑在前头的人……”

六

邬信群果然是全村第一个报名来荆州的重庆库区移民。张晓峰率队去忠县考察的时候，就从仁家镇镇长口里听说了这件事，但是由于当时时间关系，他没有能够去江星村，没有能够在村里见到邬信群，所以现在在荆州太湖港农场梅槐分场移民安置点上的见面，这位主管移民工作的张副局长显得有些激动：“总算见到你了！前几次来，你都不在家，听你公公婆婆说，你到农场棉花地里去了。”“怎么样，第一次见面，我们的职工没让你失望吧？”说话的是荆州农场管理局局长张和平，他朝张晓峰笑道，“见到邬信群是你的眼福，晓得不，她是我们梅槐分场的一枝花哩！”“啥子花哟，要说花的话，我只是一朵棉花。”邬信群也笑了，与她被烈日晒得黝黑的肤色相反，她的牙齿显得格外洁白，“像我们这些妇女差不多天天要和棉花打交道，要不是今天落雨，我现在还在棉花地里呢。”我不懂棉花生产，忍不住问她：“这几天好像还不是摘棉花的时候，你在地里干啥子活路？”“扯草呀，现在的活路主要是扯草，计时，一天有十五块钱收入。”邬信群告诉我说，“摘棉花的时候收入高些，那是计件，一斤棉花两角钱，只要肯干，一天可以挣到二三十块，中午还可以免费吃顿饭呢。”

张和平刚才在汽车上介绍情况时说，太湖港农场是湖北省粮棉油生产的重要基地，土地肥沃，面积辽阔，因为如此，这里成为全省安置重庆库区外迁农村移民的试点单位，从2000年夏天接收第一批移民开始，现在已经差不多两年光景了。在这个并不短暂的岁月里，环境发生了改变，人也发生了改变，从杭州湾的打工仔到太湖港的新农民，我不能想象邬信群是怎样经受住了其间命运的改变的。在她家那幢红瓦灰墙的平房里坐定以后，我开始与她对话。我们的话题没有从我问她生活习不习惯开始，因为对一个复杂的问题的任何回答，我相信都是草率的。我几乎没有提问，而她主动对我说的，我相信都是真诚与真实的东西。

邬信群依旧说棉花：“你晓得的，我们重庆那边的人哪里种过棉花嘛，莫说种，我从来没有见过地里的棉花，我只见过床上的铺盖。可是当了移民，到了荆州，不种棉花又种啥子呢？这里的棉花就是我们那边的脐橙，当官的叫它经济作物，我们把它当成生活来源。农场种棉花，我们承包地上也种棉花，去年种了八亩地，卖了三千多块钱。剩下的田土就拿去种粮食。粮食虽不值钱，但不得不种，我们总不可能把卖棉花的钱拿去买大米吧。不过，种粮食划不来，成本太高。这里一马平川，耕田耕地都是机械化，人倒松活了，钱遭不住。一亩地边耕边开沟，费用就是三十五，痛得我们这些移民个个甩脑壳。大家商量了一下，决定每家出三百块钱，七户人凑齐两千一，买了一头水牛回来。农闲的时候就用牛，犁田耙田的行头我们都是带来了的，实在搞不赢了，我们再去找机耕队，过日子嘛，能省几个算几个。刚才说到费用，虽然对移民每人一亩半的承包地免交三年提留和税费，移民入户、建房征地、的一切费用也免收，而且移民建房的各种政策性规费都由农场承担，但是，我实话实说，我们在这里的开支仍然要比老家大些。多花钱，有时候不是奢侈而是节省。比如说自行车，在忠县那样的老山沟里不可能骑自行车的，为了节省时间、节省体力，我和薛斌在这里都学会并且都买了自行车，去年土路硬化以后，我们可以从家门口一直骑到田边地角，运棉花、买化肥、接送娃儿上学，真是不晓得天底下还有这样方便的事情。又比如说买家具在忠县老家大都住的旧房子，还有住窝棚和茅草房的，那样的房子只有配烂家具才像个家，也就是他们说的穷人有穷人的衣着富人有富人的打扮。到了荆州，住房整整齐齐，漂漂亮亮，我们带来的烂桌子烂板凳不好意思摆出来了，于是大家赶紧上街去家具店，手头再紧，也不得不打肿脸充胖子。嗯，我是说，这些开支是环境逼出来的，农民也是人，和城里人一样，也死要面子。头个月见到报纸上说，移民的生活条件比起老家来，都有了程度不同的改善。这句话没有大错，但是我觉得应该说明一下，那就是移民在老家挣的钱，也或多或少地垫进去了……”

我没有问邬信群，为什么你愿意这样做呢？我只是在想，她刚才提到了环境对生活的影响，这大概是被动的，就像三峡移民是被动移民一样，但是，从被动往往在一定的条件下会演变成主动的含义上去讲，我好想问她，你不会觉得移民的观念，至少是你的观念正在发生变化吗？令我惊讶的是，邬信群似乎猜到了我的心思，并由此转过话题道：

“移民这件事情像有人在施法术，一下子把我们农村人几千年老祖宗遗留下来的东西移掉了。就说我公公吧，他是忠县轮船公司退休职工，每个月有两三百块钱生活费。钱应该说是够用的，可是他不用，钱不用时是永远不够的，不够怎么办？除了节省还是节省。我嫁给薛斌差不多十年了，可是没有看见我公公添置过一件新衣服。他还有一个女儿，就是薛斌的妹妹，我公公喜欢女儿超过了喜欢儿子，他在轮船公司的工作就是由女儿顶替的。薛斌的妹妹还在忠县，城市户口，公司职工，用不着像她哥哥那样当移民。我公公一分钱分成两半花，自然积蓄了一些钱，原以为他和婆婆随我们外迁时会留给女儿的，结果没有，他全部带到荆州来了。刚才讲到我和薛斌一人买了一部自行车，钱就是我公公出的；刚才讲到去荆州和沙市买家具，钱也是我公公出的，公公突然变得大方起来，像个大款，只要他在场，不管买啥子他都会财大气粗地吼一声，我来付钱！不过，不晓得为啥子，我公公的脾气却变得古怪了，他又要给又要骂，说啥子会用钱就要会找钱，不管在哪个地方，有钱就有本事。听到这些话，我开始鬼火冒，我和薛斌又不是叫化子，用不着打发，更用不着怜悯，以后慢慢想通了，公公话丑理端，为的是我们好。当然，光这样想还不行，我现在起早贪黑，为的就是要争口气。去年的情况还不错，刚才告诉过你了卖了几百斤棉花，还打了几千斤谷子，养了四头肥猪，全年收入打干除尽，总算剩了个几千块钱。我跟薛斌讲好了，这些钱我要花一点，我已经有四年没回过娘家，我妈想我，我也想我妈，今年过年肯定要回荣昌过，那时候我会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再带些湖北的土特产。当然，钱我会带足，那边晚辈多，我会挨到挨到给他们发压岁钱……”

“你当然有钱啦，女大三，抱金砖嘛！”不见其人，但闻其声。直到说话的人一步跨进邬信群的家门，直端端坐在了我对面的沙发上的时候，我才看清了这是位头发虽已花白，但体格特别壮实的长者，经张晓峰介绍，原来他就是我需要见面的太湖港农场梅槐分场的移民代表阎文君。

七

阎文君年近花甲，典型的重庆山区农民的打扮。昔日在忠县老家时，喜欢在脑壳上缠几圈土白布，到荆州快两年了，这个打扮依然如故，用他的话说，这倒不是啥子习惯势力，更谈不上啥子怀旧情结，江汉平原风大，比忠县老山沟刮得猛烈十倍，所以先前的头布需要八尺的话，这里的头布需要八丈才对。他之所以没有那样去打扮自己，是因为害怕当地人说他冒充少数民族。而他一辈子都是坦诚的：过去的重庆老农民，现在的湖北新移民，如此而已，岂有它哉。阎文君这样介绍自己的时候，我觉得他在谦逊之中充满了自信。他的文化程度不高，只读过小学，但小学毕业以后就跟着师傅外出烧窑，做砖做瓦还可以做缸钵。社会才是真正的大学，他上云南、下贵州，东奔西跑，南北转战，也是见过世面的人了。也许因为如此，80年代回到忠县乌杨镇松江村老家的时候，父老乡亲们推荐他当了生产队会计，以后表现良好，工作出色，90年代又被村委会推荐为村里的会计兼文书。人们之所以看好阎文君，倒不是因为这位农民会打算盘，懂得加减乘除，而是他秉性谦和，宅心仁厚，念人之功，容人之过。他是替自己也替别人计算人生得失的会计师。他的这种并不多见的德性，从与我见面开始，便不知不觉地流露了出来。

“你刚刚都讲了些啥子？”阎文君劈头盖脑地问邬信群，“我们这位重庆老乡来趟湖北不容易，你格老子不要老是钱呀钱的。我还是忠县那句话，不管啥子事情，一讲钱就不亲热了！”“你在说些啥子哟？有老乡专门来关心我们，我还不能讲讲心里话吗？”邬信群白了阎文君一眼，“再说了，我们这些婆娘家家的，不讲钱又能讲啥子，未必你要我和黄同志去讲本·，去讲美国的9·11呀？”阎文君似乎被邬信群问住了，他摸了摸后脑勺儿，恍然大悟道：“对头、对头，我们梅槐分场的重庆移民，就数你龟儿子有资格讲钱。听别个说了，你和薛斌在忠县的房子，还当不到你们现在的猪圈。当然啦，老房子迟早要拆，你们没有投钱也是对的，可是现在的新房子，照你们的高规格装修下去，恐怕要超过好多城里人哩……”“啥子高规格哟，”邬信群打断阎文君的话，“就是卧室里铺了地砖。客厅倒是想铺地砖的，可是钱用得差不多了，明年再说罢。你晓得的，这个地方开销大，啥子都要钱……”邬信群的话又被阎文君打断了：“啥子都要钱，这个我承认，我也这样给别人说，但是这个地方有一样不要钱，你龟儿子怎么给搞忘了？”“啥子不要钱？”邬信群问。“农场安排的对接户呀！”阎文君反问道，“你的对接户帮你做的事情还少吗？可是他收过你一分钱没有？莫说收钱，我看他连你家的烟都没有抽一根，水都没有喝一口，哼，要不是你龟儿子在这个地方碰见好人，我看你有鬼的个钱！”邬信群连连点头道：“这个我承认，这个我承认……”

邬信群的对接户叫姚仁松，年过半百，梅槐分场的一个普通职工而已，接收移民的时候，按照分场的安排，通常由老党员、老干部、职工代表和劳动模范去与移民结对子，展开对移民的帮扶活动。不在安排之列的姚仁松，却主动找到分场领导说，重庆库区移民背井离乡扶老携幼到我们这里来，实在是太不容易了。他曾经设身处地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移民，当想到永远无法回到自己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家园的时候，他不禁不寒而栗，额头上渗出来豆粒般大小的冷汗。“分场不是正在讨论‘移民为三峡工程作贡献，我们为三峡移民做什么’吗？我来发个言：因为我家就在移民点对面，所以你们也让我尽点心意嘛！”分场领导拗不过他，只好答应了。不过，领导答应的事情，姚仁松并不一定照办。比方说，分场要求对接户帮助移民解决搬迁到位后三天的生活，让移民能够平稳过渡。而姚仁松在三天以后，仍然对邬信群一家人的生活起居、生产启动实施全面帮扶，以至随着时间的延续，两家人至少在情感上谁也离不开谁了。邬信群称呼姚仁松为叔叔，姚仁松管邬信群的公公叫大哥。有道是亲兄弟明算账，从去年春种开始，两家人在生产上完全融为一体，而只有在秋收的时候，两家人的庄稼才各收各。

阎文君讲完姚仁松的故事后，邬信群开始了对她的对接户的评价：“在老家的时候都说湖北人是九头鸟，自私、狡猾，见到了姚仁松，才晓得这是打胡乱说，不晓得哪个龟儿子编出来的屁话。摸到良心说，和姚仁松交往一年多了，吃亏的总是他。说起是打伙种田，可是我、我老公，还有我公公哪里会种田嘛，特别是刚来的时候，姚仁松一个人在耕田、在耙田、在抛秧、在薅秧，我们一家人只有站在田坎上观看，像是上级领导下乡检查生产似的。现在当然学会一些农活了，但过经过脉的地方还是要靠他。他是我们在忠县老家房子后头的那根黄桷树。这句话是我公公说的，说是有了姚仁松，我们一家人在这里不怕下大雨，不怕晒烈日，湖北的天气是魔鬼，可是这里的人是菩萨。阎文君是我们的移民代表投票的时候老子没有选他，因为他龟儿岁数大，能力小，个子高水平低，不过今天倒说了一句公道话，黄同志，正像他说的，我们在这个地方真的碰见好人了哩！”没老没少的邬信群显然激怒了阎文君，他指着对方的鼻子道：“你婆娘家家的说啥子老子都不怕，就怕你杂种要遭众人指背壳，说你这家人不晓得知恩图报，不然的话，姚仁松那家人也不至于过得这样清苦了！”不知为什么，邬信群不仅没有反驳阁文君的话，反倒把刚才高昂的脑袋深埋下去了。记得张和平局长对我说过，他不想知道移民在外迁前后经济收入发生了什么变化，他只想确保太湖港农场的几百户移民的生活水平，不会低于当地近万名普通职工的平均标准。那么，还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当邬信群一家人的状况显然要好于她的对接户姚仁松一家人的时候，我从这位快乐的少妇的表情里，看见了她深埋在心中的感激与不安。她慢慢抬起头来，目光定定地看着我，说：“姚仁松今天不在家，带他老伴到荆州看病去了，不然的话，我肯定要你陪我去他那里的。为啥子要你陪我呢？唉，逢年过节我都会买点儿东西去他家，可是他死活不肯收。有一回我急了，说不收东西就不要再来往，他也急了，而且急得泪汪汪的，他说他这辈子不怕穷，就怕不愉快，自从当了我们这家人的对接户，他感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荣耀。他珍惜这份荣耀，也享受这份荣耀，他要我们不要把这份属于他的东西用别的啥子东西调换了……”邬信群说到这里，声音突然哽咽起来。而我，也因为此番不能见到这位可亲可敬的姚仁松，感到了莫名的惆怅与遗憾。相视无言之中，我打破沉默道：“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是想我陪你去他家，然后把你送的东西说成是我送的，这样他就不便推辞了。不过，姚仁松夫妇现在不在家，他们家里总有其他人呀！”“没有了。”邬信群告诉我，“他们家有个女儿，已经结婚嫁到外地去了。还有个儿子，在荆州出租中巴车上当司机，两年前开车撞伤了人，现在还付起医药费的哩。记得我刚来太湖港农场的时候，各方面都不习惯，心急火燎了几个月，心慌意乱了几个月，很想重操旧业又去杭州打工，这时候是姚仁松把我的心稳住了，他讲了他儿子的事情，然后送给我一句话：世界上最安全最稳当的职业就是种田。所以……”“所以个屁！”阎文君瞪了邬信群一眼，发泄着方才没有发泄完的怒气，“你婆娘家家的只会生娃儿，哪里会种田？比起老子们的庄稼地，你杂种还差个帽子坡哩！”“你……”邬信群圆睁双眼，真的生气了。阎文君却眯上眼睛，不紧不慢地道：“我？你还认不到呀，梅槐分场移民代表，靠种田的本事当选的，名字叫做阎文君！”

八

阎文君站起身，请我们到他家做客时，说了一句语带双关的话：“不管以前在外跑手艺，还是现在来这里当移民，我一辈子都不喜欢借房子躲雨。”直到在他家的客厅里坐定，我还在琢磨，如果那句话首先是送给邬信群的话，那么然后就是留给自己的了。证实我的想法的，是这位移民代表家中较为超前的装修风格，整洁、明快，质地很好的材料，并不复杂的造型，与城里人正在流行的风格是一致的，当我对此表示出乎意料的时候，更令人想不到的是，阎文君的老伴竟像年轻人那样耸耸肩膀，满不在乎地对我说：“这算啥子？房子不是借的，也不是租的，是我们自己的。居家过日子不是一天，也不是一年，是我们一辈子。所以呀，钱花得再多也不为过，不要说两三万块钱，只要我们拿得出，就是二三十万也心甘情愿哩！”我当然明白，说这话是需要底气的。阎文君的老伴的底气来自他们的家底，家底究竟有多厚，当过村里会计的阎文君肯定劈劈啪啪拨弄过算盘子。于是我准备问问他，并且由此打开我与他之间的话题，然而我欲言又止了，有道是女人不问年龄，男人不问财产呀。

阎文君走进卧室然后很快出来了，他拿着一包香烟，没有拆封，整包递到我的手里：“拿到，这是我们重庆产的香烟，这个地方买不到，是我老大去年过年回家探亲的时候带来的，都在衣兜里放了半年了，平常也舍不得抽，还不晓得发霉没有？”我谢了他，虽然在物质的意义上微不足道，而且有些文不对题，就像重庆人到了沿海有人要请你吃麻辣火锅一样，但，我依然为之动容，他把他对家乡的眷恋，点点滴滴，一丝一缕，都像卷烟丝那样统统装进香烟里去了。作为回敬，我也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包香烟送给他，只可惜不是重庆产的。他谢了我，顺手将香烟揣进衣兜里，然后退后一步，坐在了弧形沙发的转角处。我想，我与他互赠礼品的仪式应该结束，到了书归正传的时候了。没有想到的是，阎文君的开场白却是衣兜里的那包烟。也许是他已经认定那包烟毫无精神价值的缘故，所以他是这样进入话题的：“你抽的烟比我贵，我抽的烟比我过去抽的贵。记得十七八岁学抽烟的时候，我母亲吵我，说烟钱都找不到，还抽啥子烟哟。我父亲反驳母亲说，会抽烟的人就会找烟钱，烟钱用不完就用来吃饭，用来穿衣，用来找婆娘，连烟钱都找不到的人就不配抽烟，只配去死。父亲的话对我刺激很大，我一辈子没有偷过懒，恐怕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可是，不偷懒有啥子用？成立人民公社以后，我只抽得起自己种的叶子烟，‘’那阵，我只抽得起八分钱一包的经济烟。后来学会手艺，外出打工，日子好过一点了，烟也就买得好抽一点的了。我现在抽的烟，对于我来说，价钱是最高的。高就高一点吧，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嘛。嘿，我这辈子能够从低处走到高处，实话告诉你，连我自己都不晓得是好久交上了好运的！”我稍有思忖：“应该是从土地承包到户开始的，从那时候起，的确有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了。”“我懂得你的意思，但是不同意你的说法。”阎文君快人快语地道：“我在说我，你不要说别人，更不要说全国几个亿的农民兄弟。我现在晓得了，我的好运是从移民开始的，而且，我敢打赌，我们忠县江星村所有的人都是从移民交上好运的。道理很简单，政策再好，老家的崇山峻岭变不成这里的一马平川；政策再好，过去的每人三分土地变不成现在的一亩半到两亩。土地才是农民的命根子呀，离开土地谈啥子运气，那不是天上飘起的说爆就爆的气球么！”

对于命运的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度，这应该说是自然的。没有想到的是，农民对于土地的依恋，我过去认为就是对于故乡的依恋，而今听阎文君说话的意思，那土地就是土地，故乡就是故乡，土地在哪里故乡就在哪里。倘若这种说法不无道理的话，那么，我开始真正懂得何谓第一故乡，何谓第二故乡，以及两个故乡在一个人心中的同样重要的缘由了。阎文君新的家园的建造，应该说是从他在荆州领到了自己的承包土地以后开始的。他全家五口人，有将近八亩土地，八亩土地他嫌上不了规模，于是以每亩每年两百块钱的价格，又在当地农场职工手里承包了几亩土地。不晓得的人以为阎文君家里劳动力过剩，其实十几亩土地全靠他一个人种。大儿子的户口过来了，人没有过来，依然在老家忠县的大阳运输公司上班。这家公司有一艘两千吨级的集装箱货船，专门跑重庆至上海，然后再从上海至重庆。阎文君的大儿子就在这艘船上负责。大儿子告诉过父亲，等两年三峡大坝修好后，万吨级的货船也可以直接由上海到达重庆了，到那时，船大了，公司大了，他的事业大了，有可能更不容易见到父母了。“哪有妈老汉把娃儿一辈子拴在裤腰带上的。”阎文君当时这样回答过大儿子。自从举家迁入荆州，留在忠县的大儿子打来长途电话说，他在一夜之间成了异乡客，恍若那艘集装箱货船，整日整夜地在外边漂泊。每过荆州沙市港，他都要命令轮机手拉响汽笛，在那时而高昂时而低迷的汽笛声中，他会站上甲板，面朝太湖港农场方向几声大吼：“爸、妈，你们听见了吗？儿子在喊你们呵……”放下电话，阎文君脚也不洗，早早上床睡了。他没有睡着，辗转反侧，通宵达旦，第二天眼袋突然涨大了许多。能够分散对大儿子的惦念的，倒是他依然不在身边的二儿子和小女儿。早在移民前的好几个年头，他们就去了深圳打工。深圳似乎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二儿子在深圳结了婚，媳妇在深圳生了孩子，小两口儿只有在老两口儿想抱孙子都要想疯了的时候，才把刚满周岁的孩子送往忠县，做了不到半年的亲善大使。移民荆州当年，小孙子再次回到老两口儿身边，说来奇怪，任凭小两口儿唇干舌燥，又哄又抱，小孙子哭着闹着就是不走。只有等到小两口儿伤伤心心地走了，小孙子才笑眯眯地让爷爷奶奶轮番抱着去江边：“去看大海，还有大轮船。”最让阎文君牵挂的还是小女儿，可是，去年春节，当小女儿第一次回到她新的老家荆州时，居然击掌拍额，失声叫道：“这里好，这里好，忠县比这里差多了！”阎文君虽然理解小女儿的心情，但是不能容忍这种有奶便是娘的说法，于是横着眉头道：“差多了，差多了，究竟差了多少？你今天要是说不出个子曰来，老子就要教训教训你这个数典忘祖的小东西！”小女儿歪起脑袋，转了转眼珠说：“差了好几十块钱哩。本来就是嘛，从忠县到深圳不管坐汽车还是坐火车，少说要花两百块钱。可是从荆州到深圳，一百多块钱就够了。”明知小女儿在狡辩，阎文君也只好鸣锣收兵，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否则还存在啥子文化人说的代沟呢？不过，余怒未息，他还是在喉咙里嘀咕了一句：“好几十块钱，好几十块钱，格老子好几十块钱买不走你祖坟上的一块黄泥巴！”

阎文君显然是矛盾的，他把故土看得这样弥足珍贵，又把往后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荆州的十几亩土地上。“这里的庄稼好种，尤其是稻谷好种，去年大获丰收，得向家乡来的黄同志报报喜呀。”阎文君摇头晃脑地道：“谷子收了三千七百五十斤，麦子收了一千八百二十斤，包谷收了一千六百六十斤，还有七百多斤黄豆和三百多斤花生，棉花嘛，我种得比人少些，去年只卖了两千五百块钱，但是我喂的猪还可以，去年卖了五头，今年养了八头，这边喂猪的条件比老家好，青饲料来源广泛，野生的猪草田边地角房前屋后到处都是，娃儿他妈有时候割得太多，猪儿吃不完，就晒干当柴烧，你看我屋檐下面那堆干草草，垒了又垒，踩了又踩，好几年也烧不完哩……”仿佛正有一团烈焰在阎文君的心里燃烧，望着他那对未来充满信心的炙热的目光，我情不自禁地对他说：“丰衣足食，这是你的物质状态；无忧无虑，这是你的精神状态。我说对了吗？”“前半句对了，后半句错了。”殊不料阎文君这样回答我：“报喜也报忧嘛。我的忧愁就是想家。你会奇怪，我的家已经搬到荆州来了，忠县那个家已经不存在，人走了，房子拆了，啥子都没有了，有什么好想的？对头，啥子都没有了，但是有影子，岁数越大的人，影子在身后拖得越长。人家说夜长梦多，我要说梦多夜才长，老是生活在一种摆脱不了的情绪里，日子也不是那样好过啊。”我无言以对，既没有资格同情他，又没有权力劝慰他，虽然明知他告诉我的目的不在于我的同情与劝慰。“话说回来，我凭啥子要摆脱？”阎文君突然提高嗓门道，“思乡也是一种享受，没有平时的想念，就没有回家的欢乐。对了，来荆州两年了，今年春节我肯定要回趟忠县，去老人的坟头烧炷香，再去看看小时候，一起穿衩衩裤长大的朋友们。你晓得的，这里隔老家不远，早上在沙市坐上水慢船，晚上天黑以前就可以到了。在重庆库区外迁移民当中，数我们走得最近哩……”

走得最远的移民依然来自忠县。忠县的移民虽然同样离开了故土，但是一部分人没有离开长江，就像我在荆江大堤坡下看见的数以千计的移民一样，而另外的数以千计的移民却衣冠北渡，迁徙到了黄河之滨的山东。明天，我就要从武汉飞往济南，继续以一个重庆人的名义，去那里拜望远离故土的父老乡亲。行前，张和平局长在太湖港农场招待所为我饯行，入座时分，有一位不曾谋面的老先生进来了。张晓峰认识他，并介绍给我说，他也是落户荆州的重庆库区移民，人称王大爷，听说家乡来了人，特意从几十公里之外的江陵县滩桥镇宝莲村赶过来与我会面的。我请他入座，他没有推辞，坐下来的第一句话却显得不太客气：“我找你核实一个事情。”“请说吧。”“你是不是去过易美贵家？”“去过。”“他说了我啥子闲话没有？”“易美贵自己的话都没有对黄同志说完，哪里顾得上你。”张晓峰代我回答说。王大爷的脸色好看一点了：“黄同志，我那个事情张局长是晓得的，而且，事情都过去好久了，可是，不晓得哪个龟孙子喜欢嚼舌根，重庆方面只要来人，那个龟孙子就要打我的黑报告，结果屁大一点事情都传到移民局去了……”我由诧异变为好奇：“没有任何人告诉过我关于你的任何事情，如果王大爷愿意讲，我当然愿意听。”“不好意思讲，不好意思讲。”王大爷独自饮了一口酒，然后用手背擦了擦嘴巴，“脏了重庆移民的班子，丢了重庆移民的脸面呵……”“王大爷此言差矣！”张晓峰扭头朝我笑道，“如果我不把话说清楚，让你带个闷葫芦离开湖北，那就是我的不好意思了……”

事情原本是极简单的。王大爷一家七口要在宝莲村分得十亩土地，对于这片土地，王大爷向村委会提出了自己的要求，那就是既要集中、就近、连片，又要级别最好的肥田沃土，其理由是别的移民大都有人在外打工，生活有别的来源，而他家祖孙三代全部务农，土地是他家的命根子，所以对土地的要求必须至尊至严。王大爷的理由是不容易站住脚的，移民们的闲话也就传出来了个别脾气火爆的移民甚至指着王大爷的鼻子说：“你不要在这里装蒜了，在老家，莫说十亩田地，就是半亩地也隔着三个山尖尖哩！”宝莲村村委会的人倒是个个都有耐烦心，他们分别找了王大爷，首先对他的心情表示理解，然后告诉他其他条件完全答应，只是在连片方面，因为中间那两亩地早已承包给了当地农民，当地农民又承包给了外村的一个养鱼专业户，所以在操作上确实存在不切合实际的问题。王大爷性情倔犟，闲言杂语听得多了，也不觉怒火中烧，他对村委会主任道：“不是我自己要来这里当移民是，是国务院，是三峡建设委员会主任要我来的。所以我的事情你们看着办，办不好我就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村委会主任犯难了，那两亩地让他往王大爷家中跑了十趟，而且还需要继续跑下去。正在这时，外村的那位养鱼专业户来了，他是个退伍军人，1998年在部队的时候，参加过家乡的抗洪斗争。他来到王大爷跟前，像晚辈在长辈跟前那样彬彬有礼：“我到广东采购鱼苗去了，昨天回家才晓得这件事情。现在我专门过来告诉你老人家，那两亩地我准备用来挖鱼塘的，而今不挖了，我把它交出来，交到你老人家手上。至于承包费，我会给原来的土地承包人完清手续，你老人家就不用操心了。”当着村委会主任的面，王大爷在这份整整齐齐的面积为十亩的土地承包协议书上签了字、画了押。不过，他没有如愿以偿的得意，倒有了羞愧难当的表情。他埋下头，握住退伍军人的手说：“你叫我说啥子好呢？”“什么都不说。要说就说点别的——”退伍军人告诉王大爷，他老是在想当年的抗洪产生了一种精神，如今的移民也会产生一种精神。而这种精神的产生需要合作，按照协议文书上的措词，甲方如果是外迁移民，乙方就是本地群众。王大爷没有听懂这句话，可是当他把这句话告诉了同在宝莲村的侄儿王洪宪的时候，高中毕业的王洪宪当即写下一副对联：为国家舍小家凤凰栖处安新家，从渝州到荆州移民风格扬九州。这副对联后来获得了荆州市2002马年春联大赛的最佳情感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