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甘肃」甘肃简牍——“简”述千年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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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源甘肃】
甘肃简牍——“简”述千年往事
敦煌悬泉置遗址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
甘肃日报特约撰稿人 梁兴明
在纸张发明、普及前，简牍是中国最普通、最常用的书写载体。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称：“简，牒也”，“牍，书版也”。简牍是古代书写有文字的竹片或木片的统称。
甘肃是文物大省，历史上历代遗存下来的文物异常丰富。简牍能在甘肃保存，有赖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的因素。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把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经洞文书、敦煌和居延木简、故宫明清档案列为四大发现。20世纪80年代，简牍研究成为国际显学，甘肃简牍在这门显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甘肃不仅是近代以来最早发现汉简的地方，也是百年来出土简牍最多的地方之一。
甘肃简牍基本情况
悬泉汉简
甘肃简牍以秦汉简为主，出土数量达7万枚，大体由5部分构成：
（一）放马滩秦简。1986年3月出土于甘肃省天水市北道区（今麦积区）党川乡境内的放马滩一号秦墓。竹简按形制可分为甲乙两种。
放马滩秦简的主要内容是古人选择时日吉凶的《日书》。甲种简内容单一；乙种简内容较复杂，除部分内容与目前已公布各批《日书》基本相同或大体类似外，尚有大量篇幅为其他《日书》所未见，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放马滩秦简以日数、时数占卜疾病、盗贼，以十二律配三十六禽占卜疾病等占卜术，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于秦汉时期术数体系的认识；有关二十八宿距度的记录，是我们研究古代天文历法的珍贵原始资料；有关十二律数、生律法的记载、表述比《吕氏春秋》等典籍中的相关内容更明确，为我们最终解决早期音律学中声律次序究竟为“先益后损”还是“先损后益”等问题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二）居延汉简。居延地区指黑河中下游地区，位于今甘肃省金塔县和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属汉代张掖郡居延都尉府和肩水都尉府管辖。近百年来居延地区出土了3万余枚汉代简牍。具体出土地点有30处左右，大都是长城烽燧、城鄣、关卡遗址。
居延汉简的内容主要是与军事、政治活动相关的汉代屯戍文书，也有和地方行政及社会、经济相关的其他文书，以及个别文献典籍。居延简牍内涵丰富，除了汉简外，还有个别西晋简牍。如：1982年8月在甲渠候官遗址坞墙外层土坯夹缝中就曾出土一枚晋武帝“大（太）康四年”纪年简。这枚西晋简的出土，证明了居延地区有魏晋遗存存在和中原王朝经略古居延地区的延续性，有特殊的学术价值。
（三）敦煌汉简。它是1907年以来在今酒泉境内的敦煌、瓜州、玉门、金塔北部汉晋边塞及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的总称，由于其中汉简占绝大多数，故经常被学界概称为“敦煌汉简”。
从内容、性质来说，敦煌汉晋简牍与居延汉简基本一致，同是当时边疆地区军事屯戍的遗物。从出土地来说，主要出土于疏勒河沿岸长城烽燧遗址，其中大部分烽燧属汉代敦煌郡管辖，小部分属酒泉郡。敦煌汉晋简牍的出土，丰富了我们对汉晋边疆军事屯戍和河西历史地理的认识。与作为军事重镇的居延相比，敦煌还具有交通要道的特殊地位，其简牍不仅代表了边塞防御制度的一般概况，还较多地反映了中原王朝与西域各国的关系，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情况，意义非常特殊。
1990年—199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敦煌悬泉置遗址发掘木简35000多枚，有字简23000多枚，内容多为邮驿资料和中西交通方面的记载，学界称之为“敦煌悬泉汉简”。悬泉汉简以木质为主，竹质极少，按形制可分为简、牍、觚、两行、封检、削衣等六种。字体有隶书、草书和半隶半草的草隶体，及习字者所书的小篆和早期楷体字。悬泉汉简的数量、内容和发掘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都可推为近百年西北简牍之最。悬泉汉简的发掘拓宽了汉代邮驿制度、汉羌关系和中西交通研究的视野和思路，对进一步深入研究两汉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交通、民族、文化、习俗等至为重要。
（四）武威汉晋简。从1945年武威剌麻湾木简出土至今，武威已近十次发现汉晋简牍，总计600余枚，其中主要有“仪礼简”“王杖诏书令”“武威医简”等对推动学术研究有极大意义的简牍材料。主要有：1.剌麻湾木简。1945年11月夏鼐、阎文儒在武威县（今凉州区）南剌麻湾掘得有字木简7 枚。2.磨嘴子6号汉墓简。1959年7月甘肃省博物馆发掘位于武威县新华乡缠山村磨咀子的6号汉墓，出土简牍近500枚。这批简牍是西汉后期之物，主要内容是《仪礼》的部分篇章。武威仪礼简的出土和整理是中国历史文献学在二十世纪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3.磨嘴子18号汉墓“王杖十简”。在该墓出土了松木简10枚。墨书隶体，字迹清晰，内容即是汉代养老尊老、尊礼高年“受王杖者”的规定，故被称为“王杖十简”。4.磨嘴子征集汉简“王杖诏书令”。内容类似“告地册”，与秦汉时期的神秘主义文化有关。5.旱滩坡19号晋墓木牍。这批简牍应是东汉初年之物，内容主要是律令条文，其中有些律文与优抚高年、保障农时、度田有关。
武威简牍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但在数以万计的甘肃简牍中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除了与其学术、文化价值有关外，还与其特点有关。武威出土简牍主要是随葬用的墓葬简，为丧葬目的而有意埋藏的墓葬简，其出土简牍历时丰富，跨越的时代较多。武威简牍包含有较丰富的语言材料，除有汉语材料外，还有西夏文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材料。
（五）其他甘肃简牍。是指甘肃其他地方零星出土的简牍，主要有：1.甘谷汉简。1971年12月出土于甘谷县的一座东汉墓中。松质木简共23 枚。简正面抄录正文，墨书隶体。现存简文 964 字，内容为东汉桓帝延熹元年（公元158年）宗正刘柜因为宗室特殊权益不断受侵而上报皇帝的奏书，而后又以诏书形式于次年颁行天下，要全国一体遵行。甘谷汉简虽有残断，但首尾基本完整，反映了东汉后期宗室贵族和地方豪强官吏之间的矛盾。2.永昌水泉子汉简。2008年出土于甘肃永昌县红山窑乡水泉子汉墓群M5。经初步整理，简牍较为完整者700多枚，连同残损严重的残片大约1400枚。水泉子汉简的主要内容是七言本《仓颉篇》和《日书》。3.临泽黄家湾晋简。临泽黄家湾晋简于2010年出土于张掖市临泽县，有37枚，是一份西晋愍帝建兴元年十二月间对一起“兄弟争田”民事案件的审理记录，完整记述了一次民事经济纠纷案件的审理过程。简文内容涉及汉晋时期的占田制度、家庭与宗法制度、占物入官制度等若干经济史问题，对于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济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4.玉门花海晋简。200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玉门花海乡毕家潭五凉十六国墓地发掘，出土木牍9枚，内容为衣物疏。
甘肃简牍的价值
武威汉代医药简
甘肃简牍是秦汉时期的原始档案，几乎涉及人类文明、文化的各个层面，既有两千年前的文献典籍，又是古人孝文化、宗教文化、交通文化、饮食文化、医药文化、书法文化的体现。甘肃简牍的价值主要有以下5个方面：
1.补史、证史、正史价值
甘肃简牍尽管历史久远，很多残缺不全，但是它们作为当时政治、经济、社会活动的真实记录，呈现了当时社会的原貌，具有补史、证史和正史价值。首先，甘肃简牍可以补充历史文献记录的不足。如1974年出土的居延汉简《甘露二年丞相御史令》，是一份追查西汉广陵王刘胥集团谋反案的协查令，所记载的内容与《汉书》记载基本一致。但《汉书》内容很简略，而简牍则有较大补充，提供了追捕涉案人员的细节及广陵王集团成员与盖长公主集团成员之间的某些联系，为我们研究西汉中期上层政治集团内部的竞争提供了新的线索。其次，甘肃简牍印证了传世文献所记载的某些历史事实。如20世纪初，王国维的《殷先公先王考》《殷先公先王绩考》等就利用简牍材料证明了《史记·殷本纪》的准确性。20世纪晚期学术界利用新出郭店楚简《缁衣》证明了今本《礼记》的可靠性，大大推动了近二十年儒学史、思想史研究的新步伐。第三，甘肃简牍可以修正某些史书的记载。今天我们看到的汉晋史籍，大都经过了两千多年的流传，受书写者个人观念及辗转传抄的影响，部分内容存在错论在所难免，我们可利用汉晋时期的原始档案去纠正古籍错论。
2.文献学价值
中国古代，尤其是纸质文献出现之前的文献形态、书籍形态，是文献学的重要研究对象。简牍作为魏晋之前最普遍的书写载体，显然具有至为重要的文献学价值。甘肃简牍内容丰富，有官方文书、私人信件、法律档案，更有《仪礼》《论证》《孝经》等书籍材料，最大程度保存了汉代简册书籍的原貌，对于我们了解古代的简册制度、书籍制度，认识古代文献，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甘肃简牍中最为系统的书籍无疑是武威磨嘴子18号汉墓出土的《仪礼》简，该批简牍涉及七篇《仪礼》材料，它们的内容以及编写、书写、削改、题记方式都为我们了解古代书籍制度提供了珍贵资料。居延汉简主要出土于边塞候望、关卡遗址，其中也仍有不少书籍简，如鉴别刀剑优劣的专著《相利善剑刀》，很可能就是汉代《相宝剑刀》的部分抄本。另外，还有《算数书》《九九表》、医药方、《仓颉篇》《急就篇》《论证》等书籍简以及各种形式的“历书”“干支表”等，都为文献学研究提供了很重要的资料。
3.档案学价值
相当一部分甘肃汉简在汉代即是作为档案保存的。河西屯戍汉简中有一种被称“楬”的简牍，顶端被削尖并涂以黑色或画上网格纹，中间穿孔，有的孔中还系有麻绳，这些楬即是挂于笥上以提示笥中物品的标签。通过这些标签上书写的“建昭二年十月书三年九月吏受府记”“鸿嘉二年五月以够吏会入官刺”等文字，我们可以知道这些标签所系连的笥中存放的物品正是甲渠候官这一机构中的文书档案，标签起到了对档案分类、标识以便核查的作用。而甲渠候官简牍中的一些出土于灰坑且明显被火焚烧过的简牍则很可能反映了当时的定期档案销毁制度。通过这些，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汉代的基层行政、社会风貌，更可以了解汉代的档案形成、保管、销毁的细节，这无疑可以补充我们对中国古代档案史的研究。
4.文字学价值
汉字形体的演变是文字学尤其是古文字学的重要内容。在文字研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各时期的文字材料不能够互相佐证。而数以万计的甘肃简牍无疑为我们提供大量各具特色的汉代文字资料，从而有力地推动汉代隶书及早期草书文字的研究。汉字是一套比较完整的符号系统，其成熟不晚于商代，到今天至少已有三四千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汉字的形体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总体趋势是形体由多变到稳定，笔画由繁到简，书写由随意到定型，逐渐走向成熟和稳定。汉字分为古文字和今文字两个阶段：大体来说，汉代以前为古文字阶段，汉代以后为今文字阶段。汉代处于两个阶段的交替过程中，主要字体为隶书，辅助有草书和行书。通过对甘肃简牍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汉字形体演变的轨迹——篆、隶、草、行、楷。汉简书法承上启下，在中国文字变化较大的汉代完成了汉古文字的改造，开启了后世的草、行、楷书等字体。
5.书法价值
汉字是方块形体，有基本固定的笔画组合，但书写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改变形体结构，自然形成不同的风格，这就有了书法，并逐渐形成为一门艺术。汉代的书法作品，由于年代久远，绝大多数早已失传，我们只能从碑刻、题字及残留的比卷中，看到它的风采，从文献记载的描述中，想象它的风格。甘肃简牍反映了当时文字的演变和书写水准，真实地保留了当时的原貌，通过对汉简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汉代书法演变的情况。
甘肃简牍记录了汉晋时期西北地区的璀璨文明和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的点滴细节，是研究西北史、秦汉史的重要资料，并深刻影响了一个世纪以来的学术研究。目前发现的甘肃简牍，从时间上看，贯穿秦、西汉、新莽、东汉、西晋、十六国前凉、唐、宋、西夏、元等时代；从语言文字看，既有汉语，又有佉卢文、粟特文、婆罗米文、吐蕃文、西夏文等；从出土地点看，既有墓葬简，又有遗址简，其中遗址的性质也丰富多样，不仅有居延、敦煌那样的屯戍烽燧遗址，也有悬泉置、肩水金关那样的邮驿、关卡遗址；从具体内容看，既有各种行政文书，也有《仪礼》《论语》《仓颉篇》等文化典籍，及《日书》《遣册》、药方等反映民间神秘主义文化和社会生活礼俗的资料。这种时代、语言、内容的多样性，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出土简牍中是绝无仅有的。根据现有资料,甘肃有秦、汉、晋、唐、西夏五个时代的竹木简牍6万余枚。一个世纪以来这片神奇土地上出土的众多简牍，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历史长河中的朵朵浪花，既有大漠孤烟、丝路驼铃，也含礼仪信仰、衣食住行。作为研究古代西北文化和秦汉魏晋历史的重要资料，其形成了甘肃古代文化的一大特色，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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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物语丨故宫里的这幅真迹，讲述了文天祥的希望与落寞
小时候习楷书，临过文天祥《正气歌》。临着临着，诗就背下来了：
天地有正气，
杂然赋流形。
下则为河岳，
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
沛乎塞苍冥。
皇路当清夷，
含和吐明庭。
时穷节乃见，
一一垂丹青……
字是清代书法家黄自元写的，他出身名门望族，家有良田万顷，更藏得四壁图书，自幼从祖父德濂习字，常悬腕书写，锻炼臂力。他的楷书《正气歌》，结构紧实、笔势开阔，就像一个人练武功，两脚站稳，身体拉开了架势，极力地舒展运筹。这帧楷书在初年由长沙墨香簃书画店刻版印行，一时间洛阳纸贵，成了人们竞相追捧的书法学习最佳蒙本。我就是临着《正气歌》，体会埋伏在笔画间的高峰坠石、千里阵云……
如有些人所说，黄自元楷书《正气歌》有失板滞，像广播体操，但以平直端正的笔法阐释《正气歌》，我想还是恰当的，无须苛求。九宫格里的一笔一画，训练着我们的凝神与专注，一根根线条的收放拖动，也都暗藏着崩浪奔雷的力量感。这些，都与《正气歌》的气质是相符的。我记得自己临帖的时候，把身体坐端正，把呼吸调匀，然后用垂直的笔，在纸上做横竖撇捺的运动，好像把身体里的“气”，都注入笔端，又好像从《正气歌》里，吸取了生命的元气。
《正气歌》，是南宋末年的右丞相文天祥被元军俘虏后，在元大都的监狱里写的。他在自序里写：“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污下而幽暗。”这深暗的地下室，包含着七种气：水气、土气、日气、火气、米气、人气、秽气。每至暴雨，囚室变成沼泽，不知有多少只老鼠在这里夭折，有多少条长蛇在这里毙命，但他还活着。在这七气之中，文天祥心里盘桓的，只有正气，就是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在这些走兽游虫之中，人之所以为人，不就是因为胸中还有一缕正气吗？这一气，足以抵御其他那些乱七八糟的气。于是，在晦暗的光线里，他全凭这一口气，写下了他的“地下室手记”，就是我们今天熟悉的《正气歌》。
文天祥是在南宋王朝第五位皇帝宋理宗时代进入朝廷的。尊崇“理学”的理宗（从南宋马麟绘《夕阳秋》上可见理宗题字），在位达四十年，前有宰相史弥远把持朝廷，后有宦官董宋臣等专权擅政，甚至把临安名妓唐安安引入宫中，供皇帝淫乐，有官员终于忍不住了，上疏曰：“此举坏了陛下三十年自修之操！”
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文天祥上疏皇帝，要求除掉董宋臣，认为：“不斩董宋臣以谢宗庙神灵，以解中外怨怒，以明陛下悔悟之实，则中书之政必有所挠而不得行，贤者之车必有所忌而不敢至。”四年后，宋理宗又召回了被赶出京城的董宋臣，并委以重任，这让文天祥怒不可遏，又上书皇帝，怒斥董宋臣“心性残忍”“势焰肆张”，表示绝不与董宋臣同朝为官。
宋理宗无子，死后由侄子赵禥继位，是为宋度宗。
南宋王朝的政治生态早已败坏，奸臣权相层出不穷，有如长江后浪推前浪。董宋臣死了，贾似道“出道”了，二十五岁的宋度宗，事事依靠贾似道。贾似道以退为进，请假回了家乡绍兴，这一招吓坏了宋度宗，一连八次派人到绍兴请回贾似道，贾似道从此权倾朝野。每次贾似道上朝行臣子礼，度宗都要回拜，不敢直呼其名。苏洵说“古者相见天子，天子为之离席起立”（以表示天子对宰相的尊敬），宋度宗算是身体力行了。贾似道命手下上疏弹劾文天祥，文天祥被罢官，回到了故乡庐陵。
《故宫的书法风流》，祝勇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6月版。
文天祥在《上宏斋帖》里流露出的希望，
被现实消耗殆尽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着文天祥的行书真迹《上宏斋帖》，纸本，纵39.2厘米，横149.9厘米，就是文天祥在家乡当老百姓时，为自己的同乡前辈包恢晋升刑部尚书、签书枢密院事而写的祝贺信。“宏斋”，正是包恢的号。全帖共五十三行，七百四十七字，书法清疏秀劲，才华横溢，一看就是“状元书法”，或曰“文人书法”。一代宋儒的翩翩风骨跃然纸上，甚至能够感觉到笔尖飞速移动时纸页的轻微抖动，仿佛写字已如哭笑痛痒一样成为本能，成为生理的一部分，而不需要权宜谋划。那纯熟、那流畅，与黄自元楷书《正气歌》纪念碑一般的严肃沉稳截然不同。
《上宏斋帖》（局部），文天祥，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故宫的书法风流》插图。
文字里的文天祥，时而很有生气，时而很生气（一种掩饰不住的愤怒），谴责对他的所有指责（比如弹劾奏书中说他为祖母服丧时未穿重孝，是违反礼制，不守孝道），都是“是非颠倒之甚”，但他的情绪是复杂的，新皇帝新朝廷又让他燃起希望，他说：
兹者伏闻先生以新天子蒲轮束帛之劝，为时一出，自大司寇进长六卿，典事枢，专人政柄，使卫武公之爵之德之齿,千有馀岁之下,焕然重光，仆何幸身亲见之。天祥谨顿首为国贺，为世道贺，不独为先生贺也。
意思是此卷不光是为包恢一人祝贺，而是因为新天子——赵禥身边有了包恢这样的贤能之人，对国家、对世道，都是一件幸事。
信中所说的“蒲轮束帛”，是指新皇帝对包恢的礼遇，古时候用蒲草裹住车轮，来迎接贤能之士，是一种很高的礼节。可惜这位被文天祥看作贤能之士的包恢，在文天祥写下这封道贺的书札后两年多时间，便不幸离世，只留下了“为官清廉，政声赫然”的好名声。
新皇帝（宋度宗）在位的十年，是醉生梦死的十年。元军都打到长江了，他还沉迷酒色、夜夜笙歌，一夜竟宠幸嫔妃三十余人。依宋制，凡被皇帝临幸的嫔妃，第二天都要跪在阙门前谢恩，由主管官员记录在案，以备日后查验。此时竟然同时有三十余名嫔妃齐刷刷在阙门前跪下，我想那些记录的官员一定看傻了眼，这辈子也没见过如此壮观的景象。
三十五岁上，宋度宗活活把自己折腾死了，留下了三个未成年的儿子：七岁的赵昰、四岁的赵㬎和三岁的赵昺。这三个学龄前儿童先后都当了皇帝，命运却一个比一个凄惨——先是老二赵㬎当皇帝，是为宋恭帝，却在两年后在临安投降，做了元军的俘虏。之后是老大赵昰，在南逃的途中在福州被立为皇帝，是为宋端宗，被张世杰带着一路逃到大海上，遇风暴落水，吓死了。最后是老三赵昺，后来没有谥号，人称宋末帝，张世杰、陆秀夫带着他逃到崖山。
这最后的朝廷，原本还有回旋余地，去雷州半岛，甚至去海南。海南岛四面是海，元军不善水战，不是那么容易打过来的。但这种颠簸不定的生活已经让他失去了耐心，他要仗着自己的一千条船、二十万人马，与元军一决雌雄。
决战那一天，海上起了雾，几乎对面看不见人。元军就在大雾中冲过来，双方绞杀在一起，有一摊摊的血迹，在白雾里时起时落，就像大风天放飞的风筝，胡乱地飘着，旋即又降落下去。张世杰眼见要败了，派人去“龙舟”接小皇帝，陆秀夫害怕是元军冒充，把小皇帝紧紧抱在怀里，谁来都不交。小皇帝于是丧失了逃生的机会，张世杰只好砍断绳索，自己带着十余艘船只突围了。透过厮杀声，陆秀夫判断元军越来越近了。他知道无路可逃了，就俯下身去，对小皇帝说：“国事至此，陛下应当为国而死。德祐皇帝（指宋恭帝赵㬎）被俘，受辱已甚，陛下千万不可重蹈覆辙。”
不知赵昺是否听明白了陆秀夫的意思，他的话信息量太大，已然超出了一个孩子的理解能力。或许，在他心里，陆秀夫所说的一切都与他无关。一个孩子或许永远理解不了大人的世界里，为什么整天在阴谋算计、打打杀杀。他不明白，他自己正是那些厮杀的理由，人们为了他身上的龙袍，为了他身边的国玺，为了他手中残余的江山而打得狗血喷头、屁滚尿流。赵昺并不知道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至少不比他的一个玩伴、一件玩具更有意义。
一个八岁男孩的世界里，只装得下一些简单的快乐，还装不下那么多宏大的事情。他想像所有的八岁男孩一样活下去，有接踵而至的明天等着他，有无穷无尽的快乐等着他。“死亡”这个主题太沉重，不是一个八岁的孩子需要考虑的，他也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件事，是那个名叫陆秀夫的左丞相把这个问题突然带到船上，横在他面前的。无论那样的壮烈被赋予了怎样重大的意义，他都不想死。他的回答只有哭，一个小孩不会表达这么复杂的情感、渴望，所以他只能哭，这哭声里包含了上述所有的含义。他通过提高哭的调门来强调他的态度。所以那哭声很嘹亮，声嘶力竭的喊杀，还有刀刃相撞的声音，都不能把它湮没。
《上宏斋帖》（局部），文天祥，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故宫的书法风流》插图。
赵昺用哭来表明他不愿意死，态度很坚决，但陆秀夫更坚决，孩子的坚决终究敌不过成年人的坚决。陆秀夫不由分说，把传国玉玺系在小皇帝的身上，又用三尺白绫，把小皇帝和自己紧紧捆在一起，纵身一跃，便沉入了汹涌的大海，南宋王朝从此化作了一堆泡沫。
文天祥目睹了陆秀夫抱着小皇帝投海的一幕。文天祥是在五坡岭被俘的，攻宋元军的指挥者张弘范把他押解到崖山，让他劝降张世杰、陆秀夫。文天祥不劝，陆秀夫和张世杰也不降。这“宋末三杰”（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在生死关头依旧保持着惊人的默契。
《上宏斋帖》里流露出的那线希望，被现实消耗殆尽了。置身这样一个时代，被巨大的悲哀包围着，在文天祥的心里，那份正气依然没有受到折损。今天想来，这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崖山海战后，张弘范对文天祥说，你的国家已经亡了，你的义务已经尽了，可以像为大宋服务那样为大元服务了，你依然可以做宰相。文天祥答：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辜，还敢有什么二心吗？张弘范说：你的国家已亡，你要是死了，有谁把你写进史书呢？文天祥答：当年商灭时，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死，只是尽心罢了，能不能写进史书，并不重要。
《谢昌元座右自警辞》卷，
文天祥的又一书法代表作
在王朝的末日，每一个人都面临着生与死的抉择。
改朝换代在中国历史中不止一次地发生，尤其经过了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两次大的乱世，中国人都已经习惯了。比如唐末五代的书法家杨凝式，一生穿越了六个朝代，他的一生，是从亡国走向亡国、从新朝迈向新朝的一生，但他照样活着，只是通过装疯卖傻的方式给自己贴标签、戴面具，欺骗世人，以掩盖自己内心的煎熬。
在大宋王朝这艘行将沉没的巨轮上，不乏求生方面的楷模。元军兵压临安时，时任左丞相的留梦炎就不辞而别，悄悄跑了；为了“名正言顺”，枢密院的文及翁、倪普等人还想出绝招，叫言官弹劾自己，只要脱下官袍，就无官一身轻，可以溜之大吉了，结果他们还是没等到弹劾就跑了；主管军事事务的枢密院，一下子跑了几十号人，以至于谢太皇太后悲痛欲绝，在诏书中说：“我大宋朝建国三百余年来，对士大夫从来以礼相待。现在我与继位的新君遭蒙多难，你们这些大小臣子不见有一人一语号召救国，内有官僚叛离，外有郡守、县令弃印丢城，耳目之司不能为我纠击，二三执政又不能倡率群工，竟然里外合谋，接踵宵遁。平日读圣贤书，所许谓何？却于此时做此举措，生何面目对人，死何以见先帝！”
在逃跑方面，陈宜中无疑是佼佼者。当年（公元1275年）贾似道兵败丁家洲，太皇太后谢道清就任命陈宜中做右丞相，全面主持危局。元军前锋已达临安城外北新关，元军统帅伯颜要陈宜中去讲和，吓得陈宜中连夜逃出临安，逃向温州，一直逃到大海上，留下谢太皇太后和宋恭帝赵㬎这孤儿寡母，孤苦无援，谢太皇太后只能抱着五岁的宋恭帝，率领南宋皇族出城跪迎，向元军统帅伯颜投降。虽有两个兄弟赵昰和赵昺（先后为宋端宗、宋末帝）奔走于外，苟延着帝国的残喘，但史学家通常认为，自赵㬎在临安投降，享国三百一十九年的大宋王朝已经终结。
当赵昰、赵昺兄弟俩到达温州，陈宜中看到宋朝还有一口气，才重新“归队”。陆秀夫和张世杰也在此时分别赶到温州，让流亡小朝廷重新看到了希望。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陈宜中这个“逃跑丞相”，竟然再度被任命为左丞相兼枢密使，执掌南宋小朝廷的政治、军事大权。张世杰任枢密副使，陆秀夫为签书枢密院事，至于文天祥，陈宜中怕他对自己构成威胁，打发他去经略江西。宋端宗赵昰在珠江口落水受惊吓后，陈宜中说去占城[6]搬兵，从此一去不返，留下赵昰在海上漂泊，到死也没再见到陈宜中的身影。
王朝倾覆，有不少南宋官员的官宦生涯在元朝得以继续，一点儿没受影响。卜正编的《哈佛中国史》说：“忽必烈于1260年成为蒙古大汗，他决计征服南宋——这个被他视为强有力的对手激发了他重新统一中国的愿望。但是他的骑兵还不习惯长江以南的宽大河湖、泥泞的稻田和潮湿炎热的气候。相较于在草原地区的战斗，对南方的进攻需要不同的后勤补给，采取不一样的策略。为了确保攻宋的胜利，蒙古人需要有人辅助他们，尤其是对南宋风土人情极为熟悉的‘脱宋者’。”
还记得元军兵压临安时悄然逃跑的左丞相留梦炎吧，此时已然顺利进入了元朝的“体制”，成为一个“成功”的“脱宋者”，在元朝做过礼部尚书，迁翰林承旨，官至丞相，文天祥被押到大都时，他还出来劝降过，被文天祥骂了回去。
还有一个谢昌元，南宋淳祐四年（公元1244年）进士，长文天祥二十二岁。南宋度宗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谢昌元写了一个《座右自警辞》，批判东汉冀州（后并州）刺史苏章，置座右铭以自警。内忧外患之际，谢昌元的自警之言，让文天祥敬佩不已，于是抄录了谢昌元座右铭全文，并加写了一段评论，称道“先生真仁人哉”，是为《谢昌元座右自警辞》卷。那一年，文天祥三十八岁，谢昌元六十岁。
如同《上宏斋帖》一样，《谢昌元座右自警辞》卷是文天祥的法书代表作，于草书中杂糅今草和狂草，落落潇洒，风姿如鹤，像《正气歌》一般，“浩气勃勃”“音节凄凄”“若睹形容”“纵横自然”。
《谢昌元座右自警辞》（局部），文天祥，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故宫的书法风流》插图。
但谢昌元的“仁人”没当上几年，就在文天祥写下《谢昌元座右自警辞》卷三年后，元军攻打施州，谢昌元率部战到弹尽粮绝，城破被俘，投降了。宋端宗景炎二年（元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七月，谢昌元接受了元朝礼部尚书之职，“预议中书省事”。
这样的结局，文天祥没有想到，或许连当年在《座右自警辞》写下豪言壮语的谢昌元也没有想到。一篇《座右自警辞》，成了谢昌元的照妖镜；一纸《谢昌元座右自警辞》卷，成了文天祥的墓志铭。文天祥被俘后，谢昌元曾出面相救，要求元朝释放文天祥，让他去做道士，遭到留梦炎的反对。留梦炎说：“文天祥出来，又能号召江南，将把我们这些人放在什么位置！”其实，留梦炎是否反对，已经不重要了——此时文天祥已抱必死决心，怎可能去以道士的身份苟活？
其实忽必烈是不想杀文天祥的，“宋末三杰”的死对头张弘范也对忽必烈说文天祥不能杀，杀了文天祥就说明蒙古人并没有真正地征服汉地，所以忽必烈不仅不想杀文天祥，甚至也不想让他做道士，而是直接让他做右丞相。
假如文天祥接受了，历史上就会出现神奇的一幕，就是杀得死去活来的文天祥和张弘范成为同事，甚至文天祥有可能成为张弘范的上级领导，但文天祥不接受，最终被斩于元大都柴市口。张世杰面对劝降也说：“我知投降可以生，可富贵，但义不可移，我岂可为之！”他在崖山兵败后突围，收拾残部，继续在海上逃亡，结果遇到风暴，仰天长啸，最终落水而死。至于陆秀夫，前面说过了，他抱着小皇帝，跳向大海。在巨澜的深处，我们似乎还能听到赵昺的哭声。
其实并不是别无选择，是在他们自己看来，别无选择。
本文选自《故宫的书法风流》，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文中所用插图均来自该书。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丨祝勇
摘编丨安也
编辑丨王青
导语校对丨危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