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雨打风吹过（6上）| 长篇小说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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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约70万字，耗时5年多写完。本只是一部家族史，却又能从中看到，成都的市井旧事、土著军阀的变脸戏、摩登袍哥、先生学子、升升米把把柴度日的平民百姓、俚语民俗、传统美食与生活在川西坝子这块既富饶美丽，又被反复劫掠的各色农人的众生相。
作者历时5年，收集大量历史资料以及从现存亲友中发掘才写成此书，书中有家史，野史，正史，以及无边的彼岸花。
本次更新的章节详细的介绍了四川保路运动的前因以及整个经过，文中可以看到政府、乡绅、商人、民众各方在保路运动中的众生相。
祝大家阅读愉快！（本文：10475字）
本文作者：萱草
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
第六章（上）
一
刘星垣在英国留学时，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辛亥革命终结了清廷的统治。四川爆发的保路运动成了压垮清廷的最后一根稻草，成都作为四川首府，自然在这场变革的漩涡中心。
19世纪60年代，铁路这个西方工业文明的新鲜事物出现在中国。可是铁路该不该修？该由谁来修？却一直令人喷饭的争论了30年。直到1889年，清廷终于认定，铁路非修不可。西方各国抓住这一机会，与抢占势力范围的野心相结合，推动筑路高潮的兴起。在甲午战争（1894年）以后，一共修建了9254公里铁路，其中绝大部分是用外国投资或借外债建成。
当时的铁路是利润高达40～70%的暴利行业，因而从1903年开始，国人为维护主权和分享利润，也极力挤进这一领域，掀起收回铁路主权运动。浙江、江苏、山东、直隶（河北）、吉林、云南等省收回路权自办运动风起云涌，并收回了一批路权。1903－1907年间，全国有15个省创设了18个铁路公司，其中17个是商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
川汉铁路公司成立于1904年1月，四川总督锡良倡议创办，最初是官办公司，1907年转为商办。它的主要资金来源是“租股”，按田租3%收取，成为全川士绅和田主广泛参与的公司。至1910年止，实收股本高达一千一百九十八万三千两。
从转成商办到1911年的4年间，商办铁路公司在筑路方面可以说毫无建树。反而由于种种原因，亏空浪费严重，遗留下许多无法解决的隐患。至于何时路成，已经成为不可奢望的南柯一梦。所以清廷一直希望将筑路权收归国有，以便尽快完成起码的路网。
几乎每一部研究清末历史与辛亥革命史的历史著作，都涉及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以及由此引发的“保路运动”。官史的观点都是认为，清政府以铁路国有来出卖铁路主权，引起爱国的士绅商人与民众反抗，以“商路亡，中国亡”为口号，发起“保路运动”，清廷派端方带领两镇鄂军开赴四川进行“剿抚”，导致武昌兵力空虚，给了革命党举事成功的机会。
“赶造铁路为治内御外之唯一良策”，当时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各阶层，包括清廷的皇族和官员的普遍共识，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为何最后成为清廷点燃炸毁自己炸弹的导火索？官方历史从“教化”民众，统一舆论口径的目的出发，其观点是一个简单的结论。如果还原历史事实，从多维度思考，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
二
1911年5月9日，清廷在宣布令改革派极端不满的皇族责任内阁成立的第二天，公布了关于铁路干线国有的上谕，点燃了自己脚下炸弹的导火索。从清廷的角度来说，铁路国有政策一点没有错。一个后发展国家交通现代化，对铁路路权实行国有政策，是合理和唯一的途径。对于铁路商办的种种弊端，清廷看得很清楚。
铁路商办，民间无法筹集到修路所必须的巨额资金。川汉铁路商办数年，集款只及全路所需款数的1/10。如此下去，后路未修，前路已坏，前款不敷逐年路工之用，后款不敷股东付息之用，款尽路绝，民穷财困。
租股“征收之后，或握款不交，或征而不报，辗转侵蚀中饱，多入私囊。按租股征收六年（自1905年开征起至1910年止）应有1200余万两。而实收仅900余万两，足见其弊端之大。”
首先是工程进展及其缓慢。在1909年秋詹天佑接手宜昌段并于12月10日开工以前，一寸铁路都没有修成。“到辛亥革命为止，已建成通车的运料路有三十余里，因桥洞未完工而尚未通车的铁路有八十余里”，其他路段则交白卷。
其次是商办铁路公司经营管理不善，任人唯亲，挪用贪污严重，效率低下。川汉商办铁路，四川铁路公司总共募集了1400万两的股款，其中近300万两，被经理施典章，在从事上海的墨西哥的橡胶股票投机时亏空净尽，以致全蜀绅民追讨无门。
路款挥霍浪费严重。1909年11月19日，“四川谘议局整理川汉铁路公司案”的报告指出：“其开支每多浮滥，即以昨年之报告而论，各局所开销至于五十余万金，寸路未修，而耗款若斯之巨”！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被侵蚀和浪费的股款，绝大多数是普通民众按亩加捐而来的脂膏汗血，可以说是小民一家数十年心血所聚，民众一旦知情，必将引发民愤民怨，后果不堪设想。清廷对由此引发社会政治危机的前途，自然忧心忡忡。
清廷认为，国内资金缺乏，通过筹集内债来积聚经济建设所需要的资金，只能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只能通过向外国银行借债，来获得铁路建设所需要的资金。况且中国通过贷款方式建成的铁路还本付息，已经有成功的先例。任何一个外国银行决不可能把如此巨额的资金借贷给任何私人，只有国家与政府，才有能力对借贷巨款承担责任并具有足够的信用。这也正是路权收为国有的原因。正因如此，贷款筑路与路权国有互为前提。
清廷实行路权国有的另一个目的，是加快铁路建设，巩固边防：“川路奉命改为国有，实因民力艰难，虽竭二十年亩捐，亦不能竣事。滇藏威逼，川路不成，边防难办。”。
既然理由如此充足，而且事前进行过多次调研，清廷1911年5月9日发布了上谕，上谕指出：以往路政，不分枝干，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行批准商办，结果是，在广东“收股及半，而造路无多”；在四川“倒帐甚巨，参追无著”；而在湖南与湖北，则是“设局多年，徒资坐耗”。上谕称，如果这种状况旷日持久，民累愈深，后果何堪设想。上谕最后宣布，全国各省集股商办的干线铁路，一律收为国有。至于如何收回之详细具体办法，则由度支部与邮传部根据这一宗旨，悉心筹划。庚即，清廷发布了对铁路干线国有的具体措施，从商办铁路公司手中赎回原属于商办公司股民的股票，将铁路路权收归国有。5月20日，清廷又批准邮传部粤汉、川汉铁路借用英、德、美、法各银行借款合同。
三
清廷对四川铁路公司的解决办法是，募集的1400万两的股款，其中的一半，即大约700万两，可以用来换取政府的股票。其余的一半，即700万两中，只同意发给四川铁路公司股东大约400万两的国家保利股票。至于被施典章挪用到上海钱庄去从事投机而全部亏空的300万两，清廷无需负责。
邮传大臣盛宣怀明确指出，政府的钱来自全国百姓，政府没有权力慷全国百姓之慨，来弥补四川商办铁路公司自己造成的投机损失。从商业角度上讲，清廷不当冤大头并无不妥。
上谕抵达成都，四川铁路公司的上层立即如坐针毡，旋即召集在成都的股东，举行临时会议，共同商议对策。公司上层和相当一部分地方商绅，从建立商办铁路公司伊始，就把兴办铁路看作一桩一本万利地捞取好处与发财的好机会，并不是出于爱国之类的动机。这些人已经现实地认识到，四川铁路公司因为投机亏空实际上已经破产，已经无路可走。
清廷已经明确广发告示取消各商办公司向老百姓摊派的租股之后，民间势必不再认购租股，而租股本来就是本公司股金的主要来源，既然连这种租股来源都成了问题，更不用说：“募股有名无实，全不可恃”了。更要命的是，投机亏空的事实将大白于天下，无法向川中百姓交代，遑论应付追索和承担个人责任。他们认为，既然有人接手，正好可以敲一竹杠。反对国有可以勒索清廷，一旦改变已出台的兑换办法，可以争取更多的补偿，亏空自然消失。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以索还用款为归宿，以反对国有为手段”。这才是他们鼓动保路运动的基本目的，全无什么“革命”含义可言。这些人手中也有几张“王牌”，觉得清廷一定会就范，所以一样信心满满。
四
四川的普通民众和中下层的士绅人士并不是四川铁路公司的大股东，对公司现实的财务状况并不十分清楚，不了解公司因为投机，本身的股金已经大幅度缩水，所以经济上的利益诉求并不是主要的兴趣所在。在这些人的思维中认为：向外国银行举债，一定会被洋人利用来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和掠夺；如果没有险恶的目的，借款应该是没有抵押物；筑路不应该使用洋人工程师。不符合他们认知标准的国有和举债政策就是受洋人控制，受洋人控制就是路权尽失。“路亡国亡”是他们理解“爱国主义”的信念基础。
清末，袍哥已成为四川城乡半公开的民间组织，各路各保的地方豪强和团体头目，多自行开山设堂，聚集势力，以兵勇团丁、游民地痞为其主要成员。由于袍哥仿效“桃园结义”，以“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5种伦理关系)、“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组织规法，以义气为重，好打抱不平，为哥兄老弟排忧解难，保护其利益，农民、商人等阶层亦加入以求庇护，成员渐广，三教九流，无所不包,逐渐形成了四川“十男九袍”的规模。
袍哥组织利用汉族传统的“夷夏之辨”心理，下层社会反抗压迫的愿望，传统江湖游侠的义气，营造出民族、祖宗、君上、复仇、排满的义理，逐步发展成为有组织、有纲领的民间秘密会社。入会不分贵贱贫富，一律平等相待，遇事出头相助，成为下层民众的代言人及庇护者，故得到广大阶层的拥护和支持，成为汉族聚居区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和引人瞩目的社会现象。
四川中下层的士绅人士往往是袍哥公口的大爷，不少人还和革命党暗通款曲。普通民众为袍哥成员者甚众，反满反洋的心理，又恰好和“路亡国亡”的口号契合，所以成为川汉铁路公司的上层可以利用的最大王牌。
清朝末年，延续了两百多年的专制统治已经风雨飘摇，随时可能轰然倒地。本不愿接受任何变革的清朝统治集团也觉察到，如再不作任何“革新”的表示，必将“全局糜烂”，“溃决难收”，必须慎重选择“善后之策”，才能苟延残喘，保持危在旦夕的统治地位。所谓“善后之策”，即预备实行君主立宪，1906年9月1日（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清廷颁发了《宣示预备立宪谕》。同年，清政府设立考察政治馆，次年改建为宪政编查馆，作为预备立宪的办事机构。1909年3月清廷下诏重申预备立宪，命各省当年内成立谘议局。
谘议局作为各省的议事机构，其权限是讨论本省应兴应革事宜，讨论本省的预决算、税收、公债以及单行章程规则的增删和修改，选举资政院议员，申复资政院或督抚的咨询等。但是，它的权力受到本省督抚的严格限制，并不具备地方议会的性质。但是地方谘议局与中央的资政院的建立，多少具有相对于清政府的独立地位。
四川地方谘议局是地方士绅、商人与激进青年的政治大本营。在铁路路权收归国有的重大且敏感的问题上，如果清廷缺乏足够的办法与权威来说服各省的士绅商办派，那么后者就可以利用省谘议局这个现成的合法政治舞台，与清政府的铁路建设的中央集权政策分庭抗礼，并利用这个政治舞台进行反对铁路国有的广泛社会动员。这是川汉铁路公司的上层可以利用的第二张王牌。
清末，民间办报蔚然成风，报刊这个大众媒体基本掌握在地方士绅与知识分子手中。1897年，四川第一张报纸《渝报》在重庆诞生；1901年由傅崇矩兴办的《启蒙通俗报》在成都出版，加上1910年（宣统二年）8月清廷“钦准”发行的四川咨议局机关报《蜀报》，已经有了众多的受众。官方的《四川官报》（旬刊）和《成都日报》，公布清廷的上谕、政令、时政、要闻，主要用户为各官家衙门，在社会上没有更大的影响力。办报的士绅商人深受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排外主义与地方主义思潮的影响，和谘议局互通声讯，其结果则是，清廷的任何中央集权的政策行为，均会在地方谘议局与报刊上受到猛烈抨击与抵制，官方陷入了“塔西佗陷阱”，说什么都不对。
在清廷颁布上谕后，整个舆论几乎完全是“一边倒”。大众对于铁路国有政策的背景，商办铁路政策何以失败且不可行，借款条约为什么对中国有利，后发展各国为什么都不约而同地从铁路商办改为铁路国有等等，对这些基本问题没有几个人说得清楚，也根本无法通过这些充满情绪化的报刊来了解政府一方的观点。而人们受到的则是报刊杂志煽情性的“话语轰炸”，很容易被热血、、道义、国人的苦难与洋人的卑劣这样一些充满煽情的语辞鼓动起来，这是川汉铁路公司的上层可以利用的第三张王牌。
清廷的一系列措施，都是袭用皇权至上的专制手段，不顾及“光宣新政”后实际情况已经发生的很大变化，已经公布了一些有近代政治和经济萌芽的法律，理应遵照实行，一纸上谕办事的蛮横做法，恰恰和自己公布的法律和程序违背，不但自己打自己耳光，还授人以口实。
四川铁路公司管理混乱，浪费亏空严重，本应该根据已经公布实施的《公司律》，由公司在政府和四川谘议局的监督下，由公正的第三方彻底清算账目，保存资产。然后由公司管理层自行和各方协商，提出整改和重组办法，再召开股东大会决定最后前途。简单“收归国有”，所有补偿办法又不容许股东置喙，结果就是“自己找些虱子在头上爬”,把所有原不该属于自己的怨恨全部揽到自己身上。
5月20日的上谕批准向外国银行举债，又违背已经颁布的资政院章程。“立宪各国慎举国债，必经国会之议决。先朝钦定资政院章程，亦以议决公债之职权，畀诸资政院。不经资政院议决之国债，遵先朝之法律，原应归于无效。”。不经过资政院讨论举债，显然违背自己定下的游戏规则。
1907年邮传部奏定的干路名单中，并不包含川汉铁路。既然干路要收回国有，支路可以民办，川汉铁路是干路还是支路？又是一个模糊的难以确切定义问题。正好给了川汉铁路公司上层和四川谘议局口实：如果是支路，存废应由本省谘议局议决，和清廷没有一毛钱关系。
法理上和程序上，清廷有诸多悖逆之处，保路派尽可以以彼之矛攻彼之盾，这是四川铁路公司的上层可以利用的第四张王牌。
五
一个本来仅仅涉及公司归属、路权归属、贷款方向的经济问题，如果清廷能够放下皇权天下第一的架子，和川汉铁路公司及绅商对话沟通，再用和缓的方法向四川百姓讲明道理，设计一个和粤汉铁路解决股权类似的折衷方案，不至于酿成没顶之灾，将自己送到不归路。可就是这个行将入木，周身是病的老旧之物，却一心以为自己威权不减当年，以不容商量的态度蛮狠的坚持自己的“上谕”，连地方官员惧怕由此生变的预警也听不进去，执意效颦西西佛斯，将立于山顶的危石撬动，巨石一旦启动，就再也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向山下滚去。
5月9日“上谕”公布后的一个月，以四川谘议局为首的民间力量，以清廷法理上和程序上谬误为由，苦求“圣上”收回成命，资政院议员也要求召开临时会议审议有关事项。可是，在清廷眼中，这些事：“虽属重要，尚非紧急，自可于开常年会时从容详议。”。按规定，资政院的常会在每年九月（新历十月下旬至11月中旬）召开，在此之前根本就不会回应和理会四川民间的呼声。历史不会给清廷留下时间，等到此时，清廷早就灰飞烟灭了。
6月17日，四川商办铁路总公司召开大会，正式成立全省保路同志会，会址设于成都岳府街铁路公司内。会后，省咨议局和铁路公司股东带头到督院街请愿游行，要求政府收回成命，如不同意，川人将死争到底。大会以后，各州县的保路组织也公开活动，保路运动在四川广泛开展起来。
宣统三年闰六月初六（1911年7月31日），赵尔丰被清廷调任四川总督，而此前任川督的是其兄长赵尔巽，因调任东三省总督而将大印留给亲弟弟。赵尔巽卸任和赵尔丰接任之间的两个多月期间，由布政使王人文护理川督（以次级官员代理高级官员的职务，称为护理）。这位云南籍高官深谙四川民情，知道自己是守摊的，不愿意得罪四川绅民。一再上书要求清廷体恤四川人民，收回成命，废止“国有”。但颟顸（mān hān）的清廷中枢看不到局势的凶险，拒绝了王人文的请求。赵尔丰一来，王人文卸掉了这副千斤重担。此刻，清廷的寿命已经进入倒计时，末世之象随处可见，赵尔丰接手的已不再是一份美差而是一个烫手山芋。
8月4日，川汉铁路公司召开特别股东大会，选举颜楷、张澜任股东大会正副会长，通过争路办法三则：质问邮传部；吁请川督赵尔丰代奏；提回存款。还通过了罢免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李稷勋的议案，以免李受盛宣怀收买，出卖川路利益。清廷却针锋相对，在8月8日，邮传部任命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李稷勋为国家铁路驻宜昌总理，继续用川汉铁路公司的资产修筑铁路，强行接收川汉铁路的资产。
8月24日，川汉铁路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股东们群情激愤，忍无可忍，通过决议，即日起开始四罢（罢市、罢课、罢工、罢耕）当日下午，保路同志会召开大会，宣布开始四罢。会议未结束，成都街市上已经有过半商家关门。第二天，全城百业全部罢市，一切交易全部停止。所有大街小巷全部关门抵户，繁华的九里三分，一时成了死城。
川督赵尔丰接清廷“切实弹压”的严谕，紧急召见川汉铁路公司负责人和省城士绅和各街道保路会代表，软硬兼施，强令开市开课，被代表拒绝。成都知府，成都、华阳两县知县也上街演讲，劝谕民众开市，但仍无人理睬。赵尔丰于是下令巡防军在各街道布防，摆出一副武力镇压的态势。
事情至此，川汉铁路公司和保路同志会负责人意识到对抗已经超出了预想的激烈程度，可能发展成“反满”的政治事件，于是印发了《四川保路同志会公启》，劝告市民勿在街头聚集，勿暴动，勿打教堂，不得侮辱官府，油盐柴米照常出售等等。为了表示风波的性质是“保路”而不是“反满”，还连夜印刷先皇牌位分发给给市民。牌位上书“光绪德宗景皇帝之神位”，旁书以光绪皇帝名义下达的圣旨中的两句话：“庶政公诸舆论，川路准归商办”，在家家户户的门口摆设并朝夕焚香祷祝。还在成都主要街道街头搭了许多“皇位台”，摆设香案，供奉光绪牌位，下悬“文官下轿，武官下马”条幅。用这种和平的方式抗议，官府一时也无可奈何。
几天过后，川汉铁路公司的股东会议又出了一记重拳，直接打到清廷的七寸上。股东会议决议，宣布“自本日起，即实行不纳正税，不纳捐输。”“布告全国，声明以后不担任外债分厘。”。
此举断绝了政府所有的经济来源，必然导致政府的全面崩溃。赵尔丰是一个能吏，甫接川督，他也不愿意得罪本地绅民，开始采取了和王人文一样的态度，认为“四川百姓争路是极正常的事”。于是在9月2日给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副总理）发出电报，坦陈当前局势。
他说： “川人已定宗旨，不能俯准商办，即实行停纳钱粮、杂捐，以为对待。他不具论，即兵饷立竭，势将哗溃，全省坐以自毙。” “自立宪之说鼓吹，人人有自由观念；自留东学生归来，多半狂悖言论。今藉口路亡国亡，浸润灌输于一般人民之心理，群情激愤，矢志决心。……川省有变，湘、鄂亦必继踵而起”。
“总之，此事非和平即激烈，如朝廷准归商办，大局或不致十分破坏；如不准所请，则变生顷刻，势不得不用兵力剿办，成败利钝，实不能臆计。至全国受其牵动，尤为尔丰所（不）敢任咎。”话已经说到位了，现实情况描述得很清楚，对将产生的后果也有正确估计。
赵尔丰希望清廷能罢斥盛宣怀，修改借款合同，将川路问题交给资政院讨论，恳求朝廷“筹商转圜之策”，免得发生颠覆性灾祸。可是清廷的皇族根本听不进去，以“奉旨留中”四个大字，将赵尔丰的建议束之高阁，置之不理。 清廷电令赵尔丰“懔遵迭次谕旨，迅速解散，切实弹压，勿任蔓延为患，倘听藉端滋事，以致扰害良民，贻误大局，定治该署督之罪。”。
任何群众运动都会出现一些激烈的主张，同盟会成员提出的主张更是激进。9月5日，嘉定同盟会员荣县朱国琛和杨允公、刘长述起草的《川人自保商榷书》，铅印成传单，在川汉铁路股东大会的入口处派发。
《川人自保之商榷书》号召“保护官长”、“维持治安”和“一律开市、开课、开工”的同时，提出由各州县议事会集议，责成城市自治机构——城区的董事会代收租税；“昼夜加工，制造枪炮”；“练国民军”；“边险地方建筑炮台”和发展“实业及教育”等主张。赵尔丰看到后勃然大怒，认为这是一份宣布的宣言，保路运动是“俨然共和政府之势”，“逆谋口炽”，“阴图革命”！而且关于保路会“定谋于本月十六日聚众起事，先烧督署，旋即戕官，宣布独立”的谣言，也在四处传播。在和上谕之间，赵尔丰不得不选择了服从命令，决心用他在川滇边对付土司和藏民的办法，用霹雳手段解决“保路同志会”，维护局势稳定。
1911年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以到督署看邮传部电报为由，将应约而来的四川咨议局正副议长暨四川保路同志会正副会长蒲殿俊、罗纶，川汉铁路股东会正副会长颜楷、张澜，主事邓孝可、胡嵘、江三乘、叶茂林、玉铭新等9人，“手缚绳，刃指胸”，一一逮捕。接着下令搜查铁路公司，封闭铁路学堂和股东招待所，查封了《西顾报》《启智画报》等宣传保路的报刊。
蒲殿俊、罗纶等人被捕，成都全城震动，市民“扶老携幼”“沿街比户，号泣呼冤”，手持香烛，头顶，头顶光绪皇帝的牌位，潮水般涌向督院街督署请愿，要求释放蒲罗等人。杀人如麻的赵尔丰下令开枪，“各街民众来乞释者，由午而暮、而午夜，虽枪毙三十二人，不稍退却（督院内死二十六人，各街死六人。）”，鲜血染红了督署和成都街头。
民间竹枝词曰：
中元日子四川城，大帅开枪打好人。
数十街民皆倒闭，德宗牌位也横陈。
当天，赵尔丰致电内阁，竟然把事情说成是匪徒数千放火和进攻督署，他“饬令兵队开枪抵拒，伤毙前锋十数人”。清政府于第二天回电： “该署督前奏川人抗粮抗捐等情，已属目无法纪；兹复倡言自保，意在独立，尤属罪无可逭。著赵尔丰迅速查拏。如得有狂悖不法确据，实系形同叛逆，无论是否职官，即将首要大犯，即行正法，并妥速解散胁从，毋任蔓延为患。”，这又是一个痴人说梦的妄想。
早在保路风潮兴起之初，同盟会遣党人已分道四出，部署徒众，阴为之备。清廷的蛮横态度因为触犯了多阶层的利益，使潜伏在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各地的乡绅和平民以及主张立宪的士大夫因目标一致，空前团结起来。四川的军队和各地乡绅和袍哥关系千丝万缕，作为江湖帮会的袍哥，其组织系统是现成的，自然成为革命党人最锐利的武器。
早在7月中旬，新津袍哥首领侯宝斋以贺寿为名，邀请四方袍界钜子百余人聚会新津，密谋举义。同时，同盟会员龙鸣剑（荣县人）、秦载赓（仁寿人）、王天杰（荣县人）、陈孔伯等，以华阳（今双流县）哥老会首领秦载赓发鸡毛信的形式，邀集各地哥老会首领，在资州（今资中县）罗泉井，秘密召开哥老会“攒堂大会”。
8月4日深夜，在罗泉镇教福音堂内，川内各路哥老会首领20余人举行攒堂大会。到会的雅安罗子舟、乐山胡朗和、犍为胡潭、新津侯宣斋、崇庆孙泽沛、郫县张达三等，决议将同志会改称同志军（也称民军），并商定了发动武装起义凑集枪械、、粮食的方案和行动纲领，寻机发动武装起义。
川东由秦载赓负责，川南由侯定斋负责，川西北则由张达三等号召进行。罗泉井会议是四川同盟会和袍哥成为反清联盟的标志性事件，也是四川保路运动开始由和平请愿斗争向武装推翻清王朝的转折点，其领导权也开始从立宪派转向同盟会，而袍哥成为同志军的主要骨干。
9月7日下午，成都发生血案的消息传到新津，候宝斋当即下令组织第一批保路同志军 3000 余人，携带大刀、长矛、火药枪、牛儿炮夜集县城，由候宝斋亲自带队，连夜冒雨出发攻打成都，揭开了武装暴动的序幕。
天明，同志军到达双流县，与双流同志军会合后，大队伍浩浩荡荡向成都进军，一举消灭了红牌楼和的小股清军。9月9日前后，川西同志军约有20万人围攻成都，东路有秦载赓、王天杰，南路有侯宝斋、向迪章等，另有吴庆熙等五路民军同时开战，成都被围了个水泄不通。全川纷纷响应，民军蜂起。四川其他地方的官府兵力极少，各州县官员无法弹压，大半落入“同志会”手中。
四川的的局势完全失控，惊慌失措的清廷在九月十日将四川总督赵尔丰免职，抛出作为“替罪羊”，授岑春煊为四川总督。并令在武汉的端方率湖北新军第八镇第十六协第三十一标及三十二标一部，经宜昌入川镇压。
赵尔丰也非等闲之辈，因新军中同情保路军的官兵不少，他将新军调出成都，换成自己的巡防军守城，指挥清军拼死顽抗。保路军虽然人多势众，但武器落后，始终不能破城，半月之后不得不后撤。候宝斋领导的南路军退回新津后，以三渡水为界隔江防守，和由四川省清军统制朱庆澜率领的马步炮各营清军大战。
同志军的大刀、长矛、火药枪终究敌不过清军步枪、迫击炮，伤亡惨重， 1911 年10月12日新津城破，同志军败走。同时，赵尔丰急调护理川滇边防务大臣傅华封率所部边军,亦称西军,以及第十七镇六十六标统叶荃所部陆军、驻越西等地巡防军一万余人，从打箭炉（今康定）、泸定、宁远（今西昌）等地日夜兼程集结于清溪县（今汉源县），企图越过清溪县与荥经县之间的著名天险大相岭，经荥经、雅州赴成都救援，以解成都之围。傅华封所领重兵，如果抵达成都，成都自然解围，围城同志军肯定大败。
9月19日，同志军以刀矛对洋枪，与傅华封所部清军在白马庙（今荥经县庙岗乡），拉开了大相岭阻击战的序幕，阻滞傅华封部对赵尔丰的增援。1911年9月29日，同志军开始围攻雅州（今雅安），雅州城设防坚固，双方在城下激战一个月，起义军始终未能攻破雅州。直到10月29日傅华封部突破大相岭进至雅州，同志军才败退洪雅、嘉定等地。在这一个局部，清廷似乎局部得到胜利，但时间已经太晚，对挽回清廷在四川统治的全面崩溃不起任何作用了。
四川荣县于1911年8月27日宣告武装起义。9月25日，又建立军政府，成为全国首个推翻清朝统治的县级。荣县独立后，革命军很快占领了富顺、彭山、眉州、名山等十多个州县，成为川东南反清斗争的中心根据地；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紧接着各省先后独立。11月27日端方所帅新军在资州哗变，端方和其弟端锦为军官刘怡凤所杀；川东重镇重庆于11月22日宣布独立，成立以张培爵为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的蜀军政府。
宦海历练多年又半生戎马的赵尔丰看到大势已去，又加上此时朝廷已将他抛出作为“替罪羊”，授岑春煊为四川总督，认为没必要再和同志军直接对抗。况且手中掌握数千巡防营，手中有枪杆子，足以保住性命。于是采取了主动，和谘议局议长蒲殿俊、罗纶等人谈判，得到新政府负担其巡防营军饷、供给械弹给养等承诺后交出，大汉四川军政府宣告成立，蒲殿俊任都督，赵尔丰的心腹、十七镇统制朱庆澜任副都督。赵尔丰交出后，还有“川滇边务大臣”的名义，手里握有三千边防军办理藏边事务，且暂不离成都，以备顾问。11月27日，赵尔丰宣告四川地方自治，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至少在形式上四川革命“成功”了。
作者 | 宣草
编辑 | 寻宽觅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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