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闲(高闲草书千字文)

唐朝时期书法家高闲酣畅淋漓《草书千字文》传世经典书法作品赏析

唐朝时期书法家高闲酣畅淋漓《草书千字文》传世经典书法笔法不输王羲之作品赏析

琴棋书画,古代被称作文房四艺,是文人墨客颇为称许的娱乐活动,古人认为,抚琴、弈棋、写字、作画,或者只是听琴、观棋、赏字、阅画,领会诗情画意,能赏心悦目,陶冶情操,有益于健康和长寿。唐朝时期的那些生活用品、山川河流,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科技水平,结合字画年代背景的记载,赏字更是别有一番趣味。

——题记

大唐处于封建社会盛期,国家统一,社会相对安定,经济繁荣及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地频繁与活跃,都给文化艺术地发展带来了新地机运,使绘画艺术形成灿烂辉煌的局面,涌现出一批在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著名画家。

唐代绘画体裁仍以人物画为主,宫廷衙署及寺观壁画占相当比重,褒扬功勋的功臣画像仍在继续,石窟及寺观壁画较南北朝有着更大的发展,其规模之宏伟、技艺之卓绝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佛寺壁画中流行大型的经典题材,达到了空前的水平,穿插描绘有大量的生活场景,塑造的佛教形象中人性化的成分明显增强,甚至出现以宫娃为模特塑造菩萨形象的现象,附于佛寺壁画中的供养人占了更大壁面,这一切都展示出佛教绘画适应社会好尚而趋于世俗化的倾向。

唐代书法艺术,可分初唐、中唐、晚唐三个时期。初唐以继承为主,尊重法度,刻意追求晋代书法的劲美。中唐不断创新,极为昌盛。晚唐书艺亦有进展。

唐代最高学府有六种,即国子监、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其中书学,专门培养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是唐代的创举。历朝名家辈出,灿若繁星。如初唐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中唐的颜真卿、柳公权等,都是书法大家。晚唐有王文秉的篆书,李鹗的楷书和杨凝式 的“二王颜柳”余韵。

唐朝是我国古代书法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书法家,他们都留下了极为珍贵的书法作品,楷书、草书、行书在唐朝也都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具有鲜明突出的时代特点,对后世的书法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因此有“书至初唐而极盛”这一说法。此外,唐朝的书法教育也为唐朝书法取得非凡成就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对后世影响深远。

书法是指以文房四宝为工具抒感的一门艺术。工具的特殊性是书法艺术特殊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借助文房四宝为工具,充分体现工具的性能,是书法技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文房四宝,书法艺术便无从谈起。

书法艺术的背景是中国传统文化。书法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传统文化是书法赖以生存、发展的背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汉代以来的书法理论,具有自己的系统性、完整性与条理性。

这里分享唐朝时期著名书法家高闲书法作品。

高闲(847-859)唐代书僧。湖州乌程(今浙江湖州)人。曾出家于湖州开元寺,后入长安,住荐福寺、西明等寺。大中时,宣宗召对,赐紫衣,加号十望大德。后圆寂于湖州开元寺。事佛余暇,酷爱书法,尤擅草书。师怀素、张旭,深穷体势,唐世有显名。好以誓川白苎纸书真、草,为世楷法。

唐朝时期著名书法家高闲《草书千字文》赏析

唐朝书法家高闲《草书千字文》残卷,真迹。纸本,纵30.8厘米,横331.1厘米,已残,仅存“葬”字以下52行、243字,前缺的部分由元鲜于枢补。此书迹流传有绪,曾经宋赵明诚、元鲜于枢、明方鸣谦、清卞永誉和安岐等收藏,现藏上海博物馆。此《千字文》以硬毫书写,笔势浓重,坚挺纵放而不失规矩。循规草法,挥洒自如,气象生动。其结尾处,尤为开阖恢弘,豪爽顿生,给人一种笔墨淋漓酣畅的感觉。

释文:莽抽条。枇杷晚翠,梧桐早凋。陈根委翳,落叶飘摇。游鲲独运,凌摩绛霄。耽读玩市,寓目囊箱。易輶攸畏。

《草书千字文》是高闲唯一的传世真迹,残本,仅余“莽”字以下二四三字。此册草书写得神彩奕奕,笔力雄健,结字奇宕简练,气势洞达,给人以酣畅淋漓之惑,十分精彩。

高闲的草书,部分字结体偏扁方,部分字结体偏狭长,形成字形的变化对比,即是在章草与楷书的基础上变化的。尽管笔法变化丰富,但某些点画仍保留了章草与楷书的笔意。每个字的间架稳健,笔力遒劲,尤其是楷书的影子较明晰,其书面貌尽管与“二王”的今草大相径庭,但的确又是千变万化、个性独特的今草。“二王”今草以正书势巧形密,行书遒媚劲健为基础,表现出浓纤折衷,千变万化。

高闲草书深谙“二王”,先以正书打基础,而后求自然,富变化,重厚实。苏轼云:“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是无道也。”说明写草书之前一定要先写好正书。作为高闲生活的唐代,楷书已成为一种工具被使用。在中国书法史上,唐代的楷书成就没有哪个朝代能与之匹敌,欧阳询、颜真卿等流传下来的楷书成为后来无人攀越的最高巅峰。高闲处于楷书最高峰时代,其本人也是擅长楷书的,遗憾的是高闲楷书未被流传下来。不过从高闲的草书中仍能够体味出他的楷书功力。

因为高闲的草书有厚重、沉稳的一面,做到这一点,非有坚实的正书功底不可。苏轼还说:“真书(楷书)难于飘扬,草书难于严重。”真书不飘逸而刻板,草书不严重则浮滑。要作真如草,作草如真,才能救此两弊,所以,必须真草兼擅,方能真草皆美。“擅以白绫作真草”的高闲,从他《千文残卷》草书那既飘逸、又稳重的内蕴中,可以看出其真正做到了真草皆美。

细看释高闲这一则草书,笔法连劲有力,而且成了当代狂草的典范。我们经常到的章法最后要的结构体现在作品的两点上,其一就是在章法上,其二就是在字体的意境上面。

显然释高闲唯一的真迹堪称神作,首先其疏密相照应的法度极强,而且虚实的笔法勾线自然,而且没有半点做作的意思。舒服看着又漂亮,而且得当的笔法协调性也是极为统一。

从布局上来讲,从整个作品的气度上来讲,243个字都是相互照顾,而且纵略分明,横则不限。浑然一体的书法气度再加上自由又严整的笔力,这一则书法太强,笔后的劲力完全突显。

专业的书友们形容释高闲这一个作品其实是用硬毫书写的,首先就是笔势浓重又分明,这样子加深了自己书法个性的体现,另外坚挺纵放的同时又不失规矩,规则与法度之间都可以见到他对于草书的理解。

王羲之的作品也是如此,在挥洒自如之间保留着书法的韵味忹法度,而且气象生动的作品给人无比的震撼,尤其是给欣赏的人一种笔墨淋漓酣畅的感觉。

像这一类的好作品,不在于作品的多少,而是在于笔下字迹的法度与神韵。很多网友留言:为什么古人的作品看着就不同,因为他们对于传统笔墨的理解能力太强了,现代书法家模仿的只是皮毛,真正像释高闲和王羲之一样写出笔墨神韵的真的很少,好书法无疑了。

中国书法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非物质文化瑰宝,而且在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也是独具一格,非其他书法所能及。所谓艺术无国界,书法作为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以多种方式深入到世人的生活与工作中,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书法带给人的慰藉已远超金钱所带来的满足感。

张继刚——书迹平淡天真,放怀高逸——董其昌法书

书迹平淡天真,放怀高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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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法书

文|张继刚

《董其昌像》 清·叶衍兰绘

吾国从学治世者,有圣、儒者之分,圣者,诸子也。目八荒之物,养六合之气,通天测地,察古今之变。儒者集诸子之学,思而化之,育而养之, 穷终而成之。创学术之追求,著字新说,刊墨标新,立分异说开一代之风气,有承古烁今之伟哉。

董其昌亦为后者,其学理贯穿儒释道三家之奥妙,治学严谨而有新述, 法书绘事为画史所重,著有《画禅室随笔》《容台集》《画旨》《玄赏斋书目》《画眼》《学科考略》《筠轩清秘录》等文集。

董氏才思广益,兼通儒释道,禅理、鉴藏、诗文、书画、理论诸学无所 不精,精神驰往,誉为海内宗师,执艺坛牛耳数十年,是晚明最为杰出、影 响最大的艺苑硕儒。其书法以行草书造诣最高,有“邢张米董”之称,行 书以“二王”为宗,又得力于颜真卿、苏轼、黄庭坚、米芾、杨凝式诸家,赵孟頫或多或少也影响了他的创作。草书植根于颜真卿《争座位》和《祭侄稿》,并有怀素的圆劲和米芾的跌宕,用笔精到,能始终保持正锋,作品 中很少有偃笔、拙滞之笔.,用墨也非常讲宄,枯湿浓淡,尽得其妙.,风格萧 散自然,古雅平和,或与他终日性情和易、参悟禅理有关。许多作品行中带 草,用笔直取颜真卿率真之趣,体势得米芾、黄庭坚之侧欹,布局似杨凝式 闲适舒朗,神采风韵,轻捷自如,风华自足。董其昌对自己的楷书,特别是 小楷也相当自负。总体上,比“二王”飘逸,不及“二王”之秀美、严谨。 比“二王”狂放,但许多字骨力过于轻柔。重师法而求平淡天真之格,讲究 笔致墨韵,墨色层次分明,拙中藏秀,清隽雅逸。

董其昌临颜苏书卷

《画禅室随笔》记述:董氏十七岁时参加会考,松江知府衷贞吉在批阅考卷时,本可因董其昌的文才而将他名列第一,但嫌其考卷上字写得太差, 遂将第一改为第二,同时将字写得较好些的董其昌堂侄董源正拔为第一。此事对董其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自此钻研书法。董氏回忆:“郡守江西衷洪 溪以余书拙置第二,自是始发愤临池矣。初师颜平原(真卿)《多宝塔》, 又改学虞永兴(世南),以为唐书不如魏晋,遂仿《黄庭经》及钟元常(繇) 《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 文徵仲(徵明)、祝希哲(允明)置之眼角。”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董其昌几乎学习研究了以前绝大部分名家,从钟王到颜柳,从怀素到杨凝式、米芾,直至元代的赵孟頫。

董其昌一生创作的书画作品不可胜数,临仿古人的绘画和诗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在《画禅室随笔》中所说的“读万卷书”正是指一个人要 想成为艺术家,必须学习传统,学习古人。他十七岁开始学习书法时临写颜 真卿的《多宝塔》,二十二岁学习绘画时师法黄公望,以后又遍学诸家,这种以古人为师的做法八十而不綴,伴其终生。他广泛吸取唐宋元诸家优长,抉精探微,使其书画取得了超越古人的艺术成就。

董其昌强调以古人为师,但反对单纯机械地模拟蹈袭,提出“晋人书取 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这是历史上书法理论家第一次用韵、法、意三个概念划定晋、唐、宋三代书法的审美取向。随着阅历的增加、思想的 成熟,他在继承前人技法时不倚傍他人庑下“作重台”,而是有选择地取舍, 融入自己的创意。他认为如果离开了自己的创意,古人的精神也难以表达, 故应以自己独创的形式再现古人的“风神”。凭借自己对古人书画技法得失 的深刻体会,他摄取众家之法,按己意运笔挥洒,融合变化,达到了自成家 法的化境。

董其昌草书《吕仙诗卷》局部

董氏书法成就以行草书造诣最妙,楷书堪称绝美,取法秀逸,在章法 上,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分行布局,疏朗匀称,力追古法。书法至董其昌, 可以说是集古法之大成,“六体”和“八法”无所不精,在当时己“名闻 外国,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明史•文苑传》一直到清代中 期,康熙、乾隆都以董书为宗法,倍加推崇、偏爱,甚而手摹董书,常列于 座右,晨夕观赏。康熙曾为他的墨迹题过一长段跋语加以赞美:“华亭董其 昌书法,天姿迥异。其髙秀圆润之致,流行于楮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每于若不经意处,丰神独绝,如清风飘拂,微云卷舒,颇得天然之趣。尝观其结构字体,皆源于晋人。盖其生平多临《阁帖》,于《兰亭》《圣教》,能得其运腕之法,而转笔处古劲藏锋,似拙实巧……颜真卿、苏轼、米芾以雄 奇峭拔擅能,而要底皆出于晋人。赵孟頫尤规模“二王”。其昌渊源合一, 故摹诸子辄得其意,而秀润之气,独时见本色。草书亦纵横排宕有致,朕甚 心赏。其用墨之妙,浓淡相间,更为绝品。临摹最多,每谓天姿功力俱优, 良不易也。”据说,康熙还亲自临写董书,致使董书得以风靡一时,出现了 满朝皆学董书的热潮。一时追逐功名的士子几乎都以董书为求仕捷径。在康 熙、雍正之际,他的书法影响之深是其他书法家无法比拟的。

董其昌行书论书卷 局部

董其昌的书法,历来评说褒贬不一。褒者倾其溢美之词,清代著名学 者、书法家王文治《论书绝句》称董其昌的书法为“书家神品”。谢肇称其“合作之笔,往往前无古人”。周之士说他“六体八法,靡所不精,出乎苏, 入乎米,而丰采姿神,飘飘欲仙”。但对董其昌加以批评的也很多,包世 臣、康有为最为激烈。包世臣云“行笔不免空怯”。康有为《广艺舟双楫》 讽刺道:“香光(董其昌)虽负盛名,然如休粮道士,神气寒俭。若遇大将 整军厉武,壁垒摩天,旌旗变色者,必裹足不敢下山矣!”

董其昌是中国书法史上颇有影响的书法家之一,其书法风格与书学理论 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明末书评家何三畏称董其昌的书法:“天真烂漫, 结构森然,往往有书不尽笔,笔不尽意者,龙蛇云物,飞动腕指间,此书家 最上乘也。”在赵孟頫妩媚圆熟的“松雪体”称雄书坛数百年后,董其昌以 其生秀淡雅的风格,独辟蹊径,自立一宗,亦领一时风骚,以致“片楮单牍, 人争宝之”,“名闻外国”,为中外文化交流增添了光辉。

董其昌行草书罗汉赞等卷

法书名迹存异之问题

董其昌的学理思想是建立在《中庸》和参慧“禅悦”的基础上完成的。 晚明文苑处李攀龙、王世贞后七子文学复古派与袁宏道“公安派”反复古的 辩争时期,李攀龙以书法习而辩之:“夫文与字一也。今人模临古帖,既太 似不嫌,反曰能书,何独至于文而欲自立一门户邪。”袁宏道则引用董其昌 论画一则,阐述己见:“往与伯修,过玄宰,伯修曰:近代画院诸名家,如 文徵明、唐伯虎、沈石田辈,颇有古人笔意否?玄宰..近代高手,无一笔不 肖古人者。善画者,师物不师人•,善学者,师心不师道•,善为诗者,师森罗 万象,不师先辈。”袁氏借题发挥,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这一主张与 后七子论,但与董其昌论画原意有所分异。董氏于万历戊子(一五八八年) 三十四岁时与著名僧人憨山禅师、袁宗道诸人夜谈于龙华寺。以《中庸》“戒 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一句,言明己意。“既戒惧矣。即属睹闻, 即不睹闻矣。戒惧之所不到,犹云••观未发气象,即未发矣,何容观也。”

董其昌发挥了《中庸》慎独思想,认为不视、闻、象、言,何以戒惧,无戒 惧何以参照,无参照何以辩证求之。董、袁之间的歧义在于“见闻增识、师 心自创”的各自理论。董氏于万历甲午(一五九四年)重述旧说,“伯修竟 犹溟滓余言也”。正是这种学理思考,才能在继承与发展中显示出其主动 性,从而完成了董其昌的学术思想,奠定了其在艺术历史上的地位。

董其昌楷书五古诗

论师古人心

董其昌写《杜诗秋兴八景》题“唐宋以来名家书法皆可背临,赵吴兴不 能如余肖似,无本家笔也”。以“本家笔”临古帖为肖似,无“本家笔”临 帖为不似,临习在“似与不似”之间。这种学习方法完全颠覆了古往今来临 帖的要求,但这种学习思考恰恰是董氏在辩证师古与师心学习实践中所悟到 的妙谛,是董氏自筑修建的一条成功之路。

董氏二十五岁时,从临习《官奴帖》中体悟到在临习过程中的形模与神 理的关系,习书不可不临古人,然临古人得其形模而必将失去神理,这是董 其昌体验之论,“临书先具无骨,然后传古人之神。太似不得,不是亦不 得”。将“太似”为“象”、为“正”、为“恳习”,将“不似”为“不象”, 为“反”,似与不似在“合”,在“离形得似”中“将反倚正”,这种学习 方法与思考化为资质与恳习的统一。他反对“朝学执笔,夕夸其能”的俗人 自诩,强调天赋禀性,“学书之难以此,要须妙悟耳”,“临古人书,要在神会意得到耳”。他反复强调“由正而反”的学理思想,在其楷书《雪赋》 后跋记云:“客有持赵文敏书《雪赋》见示者,余爱其笔法遒丽,有《黄庭》《乐毅论》风规,未知后人谁为竞赏,恐文徵仲瞳乎若后矣。遂自书一篇, 意欲与异趣,令人望而知为吾家书也。昔人云非恨吾不见古人,亦恨古人 不见吾。又云恨右军无臣法,此则余何敢言,然世必有解之者。”“余尝 谓右军父子之书,至齐梁而风流顿尽。自唐初虞褚辈变其法,乃不合而合, 右军父子殆似复生,此言大不意会。善临摹最易,神气难传故也。”初唐诸 家习“二王”法帖而得自家形貌,不似暗合,正是董氏思考与实践最终达到 了“似与不似”之间的董家法书境界。

董其昌临米方圆庵记

论结字

董其昌述论结字之道,以结字而携笔成法,非笔法而成结字之形模,此 乃董其昌法书用笔不同于前人处。论书“古人作书,必不作正局,盖以奇为 正,此赵吴兴所以不入晋唐门室也。《兰亭》非不正,其纵宕用笔处,无迹 可寻。若形模相似,转去转远”。毫锋笔迹,纵宕之妙,无迹而得,当在结 字中完成笔法。董书求“熟”后“生”,云:“赵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 得秀色。”亦云:“吾于书,似可直接赵文敏,第少生耳。”董其昌反复将 自己书作与赵松雪墨迹比较,得出“生”对“熟”的向背思考,唐人窦蒙《述书赋•语例字格》述“熟”云:“过犹不及曰熟。”明人顾凝远在其《画引》 中论:“画求熟外生,然熟之后不能复生矣。要之,烂熟、圆熟则自有别, 若圆熟则又能生也。工不如拙,然即工矣,不可复拙。惟不欲求工,而自出 新意,则虽拙亦工,虽工亦拙也。”文人之笔求拙中藏雅,雅入深至。董氏 深得此理之玄妙,书破“熟态”求“生态”,“生态”中求“至秀超逸之态”与“无欲求工而工”,得天赋禀性文心禅悦之滋养,化拙生秀。而秀与拙则 是董其昌反复思考的问题,在董其昌的书法作品中我们仍然能感受到拙的痕 迹,而这种拙的痕迹又非“笨拙”与“生拙”之“拙”,而是“渊雅之拙”, 故能在笔痕以外得到气息,生秀逸矣。

纵观董其昌真、行、草书等作品的结字,在继承古人帖学的基础上,以 “求反倚正”的学术思考来实践他的结字携笔,完成了挥翰率意中的平淡, 平淡中蕴含道妙非道、禅妙非禅的士人情怀与精神,故鉴其书单字率真,纵 宕尚意而逸态万千。这就是余对董氏法书结字的认识与鉴察也。

董其昌行书临褚遂良枯树赋卷

论用笔

董其昌的法书在中国书法史中占有一席之地,虽然不能与晋唐宋元诸贤媲美,但就明一代,特别是对清代影响极大。董氏对书法研习之学理、结 字、用笔都有辩识,并在辩识中得到印证,实践了学理、结字、用笔的统 一。其云:“作书须提得笔起,不可信笔。盖信笔则其波画皆无力。提得笔 起,则一转一束处皆有主宰。转、束二字,书家之妙诀也。”古来书家,多 重用笔,而董玄宰则重“转”“束”二字,思之。书法用笔无非在“起、行、 止”三个过程中完成,古今无大突破。纵观董氏书作,其起笔处大都“随 意”,行笔中有变化,在转折处突出,以转代折留有篆籀遗意,这是董其昌 法书用笔的主要特征。董氏论用笔云:“书法虽贵藏锋,然不得以模糊为藏 锋,须有用笔如太阿(蒇)截之意。盖以劲利取势,以虚和取韵,颜鲁公所 谓如印印泥,如锥画沙是也。”董书转笔中流便轻秀,虚和劲利相辅相成, 巧得“起”“结”如意,妙含丰富的学书真谛。

我们从董氏传世作品中,明显地看到其书写过程在挥毫之间流转迭起的 含蓄与涵养之美,笔痕在有意与无意中留下超然逸趣,使行、草书用笔在变 化中得到了完美的表现,呈现出高山流水之韵。有别于“颠张醉素”及高贤 宋人赵氏《千字文》当朝祝京兆,古贤作书在激扬中得势求风貌,千变万化, 满纸飞动。董书无求于力大,而于平静中求淡定开张,取势“以返求正”, 携笔结字,行距疏朗相生而气弥不散,精神焕发,生机一片。使得无论真、 行、草书,就单一结字来说,字字凝珠,笔笔含妙,加之创作佳思巧构,出 于胸臆,养于文脉,发于自然之中,使董书在中国书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其学术思想也为明以后的书坛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书法史中的一页大观, 是值得我们深入研宄的,故鉴董其昌书作当从结字中察矣。

董其昌 楷书自诰身 勒稿本卷

论用墨

董其昌书法作品,用墨是其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是董氏书法作品中最 重要的组成部分。董书墨法求古淡而不求浓厚,求轻松而不求凝重,多为松 烟作书,其作品淡雅无一点如漆之亮,将用纸、用笔、用墨巧妙地有机组 合,达到了流韵天真,浪漫多姿而又法度森严,结字俊逸,完美地表现出董 氏的美学思想与追求。这种书写形式与古淡净洁的用墨是分不开的,我们从 更多的法书真迹中认识到了这一点,从而得知这一重要的笔墨环节,为我们 指出了对董氏书作鉴定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部分。

董氏淡墨秀雅的书风是其学养天性使然,是内在禅理因素的作用,而 “淡”中的清雅,墨色的含蓄,是董书的特点。纵观其作品,无论是跋题小 款还是轴卷大字,都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直接的感观,承之而弃,独善自己的 面貌,是董其昌一生的学书途径,并获得了超拔。

董其昌杜甫谒元皇帝诗

论创作

董其昌书法创作,可分两个阶段,五十岁前和五十岁后,前期学习与继 承,后期创作,我们纵观董氏遗留下来的作品,从中感受尤甚。

其一生法书墨迹多限于楷、行、草三种书体,篆书只存《临画赞碑》“汉 太冲大夫东方先生画赞碑”十二个字,观之不为擅长之美,隶书未见存世,有 《月赋》章草一篇留存至今,可谓佳纸。董氏创作的部分作品在临习与创作之 间。楷书分小楷、大楷、行楷,行书有行楷、行书、行草,草书有行草、章 草、大草,其书法的变化,形成了早中晚期的不同,早期取法古帖诸家,中 期亦有率意求新之作,晚期多自营面貌挥毫的妙作。四十岁前无作品流传, 四十七岁作小楷《月赋》,是其一生中小楷作品之代表力作。察之,此作品书 体修长,用笔雅劲,略现古拙,而圆润中又显风意,基于虞世南,融王献之、 颜鲁公笔意,是取法晋唐之结果。大楷以颜真卿为基石,作品有《临画赞碑》 及《储光义田家杂兴诗》《翰林院箴》等,沉静古拙,其中《临画赞碑》一卷 为中期作品,犹见清健俊骨,与后两件作品结字用笔初似早年墨迹,细观察之,其沉厚处别有老到,是晚岁之作,尽显“字须熟后生”的功力。董氏行书 作品流传较多,书基于王右军、颜鲁公、米襄阳,四十岁时临《节临钟王帖》 《戎辂帖》《兰亭帖》,书其后云:“以无帖本相对,故多出入,然临帖政不 在形骸之似也。”这一则记,说明董其昌在学书过程中多有背临之笔,或以宋 人入晋贤堂奥。其笔法深得米芾精髓,而书之又不刻意于率性中任意驰为,爽 劲风姿,健秀归于古沉,于平淡中得瑰奇,破《兰亭帖》之欹媚,反映出心源 汇于苏轼论书“渐老渐熟,返归平淡”的旨趣中得,如临《苏轼醉翁操册》亦 见一斑,此为董氏行书之貌。草书源于“二王”、张旭、怀素,参索靖笔意, 四十八岁时临索靖《月仪帖》,从中获益,并在六十五岁重跋此书作时云“大 都为章草者,必兼与右军乃合,不则宋克辈耳”。此一则说出心仪章草古拙矫 健之笔,与虚和灵秀之美相融,而去姿态美胜之缺陷,这样就与赵孟頫、宋克 辈有所向背分离,大草得张、怀而去其“颠张醉素”狂风骤雨之势,从中取结 字法而求“淡为古宗”之境。董氏是集帖学之大家,心追手摹,然后泯去一切,在有相无相中完成自家面貌,树立了一个时代风向标。

纵观董氏诸多作品,为后来者提供了学习与借鉴的真知,给鉴赏者留下了对其终身研宄的空间。

文章摘自《砚池滴音》

张继刚

1966年生,字慎之、号知行,辽宁师范大学毕业,师从杨仁恺先生三十年。集目鉴、比较、分析、考订、心性学等综合学科,建立“书画鉴定与心性学”学理。古书画鉴定家,书画家、学者,当代文人画家之代表,倡导“文人画之士人精神”。涉猎文、史、哲、诗、词等,创建“云庐艺社”学术机构。出版著作发表论文,作品被耶鲁大学、剑桥大学、巴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陕西历史博物馆、四川博物院、海南博物馆、三峡博物馆等国内外博物馆收藏,并应邀个展。

中国人民大学文献书画保护与鉴定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中国古书画鉴定修复与保护国际学术委员会主任、云庐艺社社长,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

高粱,你知道多少?

【高粱,你知道多少?】民生视角高粱在浙江种植面积有8.02万亩,主要分布在诸暨、开化等地。高粱成熟后,将籽粒脱壳加工后即成为高粱米。高粱米有益脾温中、涩肠止泻的功效,适合脾胃虚弱、消化不良、便溏腹泻的小伙伴食用。高粱还有哪些用途?了解一下@浙江农业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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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粱:原产于非洲埃塞与番薯齐名的救荒粮,中国白酒的酿造原料

在中国西南云贵川地区的百年古镇里,分布着诸多老酒厂,这些有着十足历史感的作坊建筑,有一种作物在温热蒸腾的雾气中被数位岁月斑驳的老工人倒在木板上,拌入酒母,等待糖化后发酵,蒸馏出美味的白酒,滋养这一方无酒不成欢的土地。这种作物就是高粱,一种原产于非洲,曾经遍布大江南北,与红薯齐名、具有济世之功的救荒粮,如今却多作为酿制白酒的原料。

高粱一种原产于非洲,曾经遍布大江南北,与红薯齐名、具有济世之功的救荒粮。

原产于非洲埃塞俄比亚的高粱

高粱,在植物分类学上属于禾本科黍亚科高粱族一年生的草本植物,与我们日常多见的水稻、小麦、玉米、小米等谷物主粮一样,都属于禾本科植物。这类草质作物,生长周期短且种子产量高、易收集、耐贮藏,单位重量所含的能量也高,因此在被人为选择成为人类的粮食作物。不过高粱至于在何时起从野生禾草被人类驯化成可以食用的谷物,当前主流的观点是至少在5000年前。

高粱在植物分类学上属于禾本科黍亚科高粱族一年生的草本植物。

瓦维洛夫的栽培植物起源中心理论认为现代栽培高粱的原生中心并不在中国,而在非洲的埃塞俄比亚。

据前苏联植物学家、遗传学家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的栽培植物起源中心理论所述的世界八大农作物起源中心中: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最大的起源中心,水稻小米大豆莜麦等都原产于中国,但现代栽培高粱的原生中心并不在中国,而在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延伸:瓦维洛夫的遗传变异同源系列定律和栽培植物起源中心理论成为植物种质资源收集、引种驯化、杂交育种的理论基础,它们与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定律一起,使育种学成为一门有正确理论指导的真正的科学)

瓦维洛夫的的世界八大农作物起源中心: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最大的起源中心,水稻小米大豆莜麦等都原产于中国

距今5000年前,埃塞俄比亚高原上的古埃塞人完成了对高粱这种耐热、耐干旱作物的驯化。

也就是说在距今5000年前,埃塞俄比亚高原上的古埃塞人完成了对高粱这种耐热、耐干旱作物的驯化,并开始伴随着早期人类的迁徙行动开始扩散。那么高粱是如何走出非洲传入中国的?目前学者们相对统一的观点是,高粱是先经海路传入印度,再通过印度传播至东南亚、中亚、东亚等地区。

瓦维洛夫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植物探险家,苏联农学领袖,却因政治斗争蒙冤下狱被饿死,是人类科学史上的悲剧。

瓦维洛夫为解决人类的饥饿问题,学会15种语言,用24年时间收集25万份种子,建成当时世界最大的种子基因库。

额外一提的是,将一生都贡献给了有关小麦、玉米和其他支撑世界人口的谷物研究的瓦维洛夫,其领导的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从1916年至1940年的24年间对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180次科学考察,获得了25万余份材料,包括小麦36000份,玉米10022份,豆类23636份,禾草23200份,蔬菜17955份,果树12650份,并在中国发现了特性异于非洲的糯质高粱,由此提出高粱可能存在两个起源中心,即原生中心的非洲,次生中心的中国。

瓦维洛夫在中国发现了特性异于非洲的糯质高粱,由此提出高粱可能存在两个起源中心。

这个论断由此也成了中国高粱本土起源学说的重要依据,不过随着分子生物学的进步,借助SSR分子标记(即微卫星DNA,用于构建遗传图谱)等手段,证实中国的糯高粱与国外高粱在遗传差异上并不明显,基本属于一个亲本系统,由此也初步验证了高粱并非中国原产作物。

借助SSR分子标记(微卫星DNA,用于构建遗传图谱)等手段,证实中国的糯高粱与国外高粱在遗传差异上并不明显

中国各地区高粱分布区域

当前世界高粱分布广,形态变异也多,其中非洲是高粱变种最多的地区。在世界上已知的17种野生高粱中有16种来自非洲,所确定的31个栽培高粱品种里非洲占到了28种,158个变种里也只有4个种在非洲以外的地方。同时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赵利杰考证比对了诸多文献和考古资料后,认为高粱是在两汉魏晋时期,先后通过西南丝绸之路、西北丝绸之路及东南海上丝绸之路分别传入中国西南、关中和岭南地区。宋元时期,高粱变种再次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福建等沿海地区。

长距离的传播让高粱进化出了耐旱、耐涝、耐盐碱、耐贫瘠的强大生命力。

能够存活下来的物种,既不是最强壮的,也不是智力最高的,而是最能够适应环境变化的

耐旱耐盐碱耐贫瘠的C4作物

从万里之外的非洲到南亚的印度河流域,再经丝绸之路来到中国,高粱所跨越的不仅仅是距离的远近和时间上多个不同文明的维度,还有物种上因地形地貌、气候环境不同所导致的地理鸿沟。最终,长距离的传播让高粱进化出了耐旱、耐涝、耐盐碱、耐贫瘠的强大生命力,就像达尔文在《进化论》中所说“能够存活下来的物种,既不是最强壮的,也不是智力最高的,而是最能够适应环境变化的”。

挪威北部斯瓦尔巴群岛深处的全球种子库入口,也是“世界末日种子库”,到2018年储存的种子样本已超100万份

从大门到储存种子的仓库,中间配备五道防爆舱门,安全性可比美国黄金储藏库。

在号称“植物界诺亚方舟”的斯瓦尔巴群岛深处,有一座容纳全球450万颗种子的“全球植物种子库”,这里比海平面高出130米,丝毫不用担心全球变暖导致冰层融化会将它淹没。贮藏库外面坚固的混凝土高墙和钢铁大门足以承受核弹和6.2级地震的袭击。这里面的小麦、豌豆等农作物的种子可以保存1000年仍能发芽,而高粱则可以做到储存1.95万年仍能够发芽,可见其生命力的强悍。

有机糯红高粱,亩产约在600斤左右,市场收购价在6.8-8元/公斤,引自四川日报

高粱很适应中国季风气候常见的旱涝灾害,图为正在晾晒的高粱,引自四川日报

也正是这种强大生命力的特性,高粱很适应中国季风气候常见的旱涝灾害,所以在北宋时期,就已经成为一种遍布大江南北的农作物。据《宋会要》记载,高粱在当时已经是一种正式的谷物税征收对象,说明其种植已颇具相当规模。而到了明清时期,由于人口激增,人均耕地减少,同时农田水利及农耕技术却久久没有突破,为提高粮食产量,那些原本不适宜种植小麦、水稻等主流农作物的地区,便开始大量种植高粱、红薯等耐贫瘠耐盐碱的作物。

中国季风气候之下旱涝灾害比较频繁

也因此,高粱作为抗旱作物成为了与红薯并列的“救荒粮”称号,被誉为“生命之谷”。只是高粱的耐旱特性并非源自对水分需求的减少,而是源自其高效率的光合作用和水分利用率。作为地球上少有的C4植物,高粱可以通过发达的根系和叶片也能通过加强水分的吸收和减少水分散失来抵御干旱,因此拥有许多作物无法比拟的抗旱特性。

地球上现有植物中95%为C3植物,如水稻、小麦、大豆等绝大多数农作物C4植物仅占3%

这里延伸科普一下什么是C4植物。地球上现有植物中95%为C3植物,如水稻、小麦、大豆等绝大多数农作物C4植物仅占3%,如高粱、玉米、甘蔗等。C4植物相较于C3植物,拥有一套更为复杂的结构,能够利用叶片内细胞间隙中含量很低的CO2进行光合作用,且光呼吸较弱,更能适应高温、光照强烈和干旱的环境,具有生长能力强、光合作用效率高,耗水量小、土壤适应性广等特点。

如今高粱在全国种植面积大幅减少,究其原因,便是因为农田水利和农业技术的进步。

高粱口感粗糙,有种涩涩的味道,就算制成饲料也不如玉米饲料受欢迎,于是逐渐退出了主粮行列。

但如今,高粱在全国种植大幅减少,曾经在东北平原风光无限的高粱也被后起的玉米驱逐,究其原因,便是如今农田水利和农业技术的进步,既降低了气候带来的干旱影响,又使得一些原本只能种植高粱的贫瘠、盐碱之地也能够种植小麦和水稻,再加上高粱的平均亩产仅有600-800斤,不像水稻、小麦的亩产均在1000斤以上,而且其口感粗糙,有种涩涩的味道,就算制成饲料也不如玉米受欢迎,所以高粱逐渐退出了主粮行列。

红梁的红缨子高粱,就是茅台镇特产的一种有机糯高粱,也是茅台镇酱香型白酒的酿酒原料。

高粱主导了中国白酒的酿酒原料,这也是当前高粱的主要用途。

从主粮蜕变为酿酒原料

当然高粱种植在全国多数地区走向衰落,却在西南地区的河谷之地获得了供养,甚至种植面积还有了小幅上涨,究其根源,便是高粱主导了中国白酒的酿酒原料,这也是当前高粱的主要用途。值得注意的是,早在明清有关高粱用途的文献中就已出现了酿酒和酿醋的表述。100公斤的高粱可以酿制400公斤的原醋,再经过陈放后能得出120-140公斤的老陈醋。

适量的单宁不仅能在发酵过程中抑制有害微生物的生长,提高出酒率,减少杂味,还能衍生出一些芳香物质。

高粱因为本身籽粒中含有的单宁较高,所以口感会发涩,对食物来说并不讨喜。

作为酿造茅台、五粮液、剑南春、泸州老窖、汾酒等众多名酒的主要原料,高粱因为本身籽粒中含有的单宁较高,所以口感会发涩,对食物来说并不讨喜,却恰恰是高粱比其他谷物更适合酿酒的关键所在。适量的单宁不仅能在发酵过程中抑制有害微生物的生长,提高出酒率,减少杂味,还能衍生出一些芳香物质,如丁香酸、丁香醛等,从而赋予高粱酒独特的风味。

俗称红梁的红缨子高粱,就是茅台镇特产的一种有机糯高粱,也是茅台镇酱香型白酒的酿酒原料。

此外,高粱籽粒还含有酿酒所需的大量淀粉、以醇溶性蛋白质为多,色氨酸、赖氨酸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含量低的特点,让高粱从一众谷物中脱颖而出,成为酿造白酒的最主要原料。比如俗称红梁的红缨子高粱,就是茅台镇特产的一种有机糯高粱,也是茅台镇酱香型白酒的酿酒原料。

高粱盛衰的背后是中国农业千年的变迁,是作物品种和耕作方式的升级。

这就是高粱,从遥远的非洲远涉万水千山,在中国这方土地上生根发芽,从遍布大江南北到繁盛于西南一隅,从零星种植到全面开发再到区域特产,其盛衰的背后是中国农业千年的变迁,是作物品种和耕作方式的升级。高粱终以自己的方式,养活了一个又一个时代。

参考文献:

《原产还是外来:试论中国高粱的起源》—赵利杰;

《浅析中国高粱起源之谜》—冯媛媛、夏英俊;

《全基因组重测序揭示高粱的遗传潜力》—《Nature communications》期刊;

《世界高粱种质资源的研究和利用》—卢庆善;

《高粱种质资源的多样性和利用》—卢庆善;

上期回顾:小麦玉米红薯马铃薯皆为外来作物,那中国先民以什么为食度过蛮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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