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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的作者、创作年代、核心思想以及写作目的略述
真正读懂一部书，至少要搞清楚几个基本问题：
谁写的？
什么时候写的？
为什么写的？
写的什么内容？
怎么写的？
这些问题，实际上决定了一部书的时代背景，思想背景，文化背景。
遗憾的是，两千多年来，解读《周易》的人无数，但是几乎没有一个人回答过这些问题。
如果有，他们的答案也都是错的。
不信？看标准答案。
、《周易》的作者是谁？《周易》本经的作者，不是传说中的周文王，而是子思。
子思，孔子嫡孙。
子思对文王之德推崇备至，最先提出了文王演周易的说法。
子思把文王称为《周易》的作者，和战国时期动辄托名周公、黄帝和尧舜等古圣先王的风气有关。
子思不仅创作了《周易》本经，《大象》、《文言》、《彖》等一部分重要的易传也是出自子思本人或者其门人弟子。
记载了孔子言行的《论语》，同样也是子思所作。孔子读《周易》的说法，源头就是子思。
《周易》是什么时候写成的？子思一生，长寿高产，著述等身。
子思写《周易》的时间，约在西元前435年到前410年之间，战国前期。
子思大约生于周敬王三十七年（公元前483年），鲁穆公（前410―前377年在位）死时仍然在世，至少活了一百多岁。
孔子晚年，子思在侧。
孔子曾在宋国得到易书《坤乾》，在鲁国得见据说周公所作的《易象》，晚年对易学发生兴趣，并从此时开始研究“性与天道”的问题。
孔子（前551—前479年）死后两年，子思十七岁（前467年）作《中庸》，记录孔子的性命之学。此时《中庸》里面已经有了《周易》的写作大纲。
郭店楚简中的《性自命出》，同样也是子思整理的孔子晚年性命之学。
孔子死后，子思师从曾子。曾子（前505年－前435年）死后，子思作《论语》，整理孔子及曾子等人言行。
子思所作的《缁衣》，写作时间应该与《论语》时间相近，同样也记录了孔子的言论。《论语》和战国楚简《缁衣》里面还没有孔子读《周易》的记录，今本中已经出现，可知《周易》的写作时间应该晚于《论语》和《缁衣》。
子思写的《五行》，后来被孟子所推崇，被荀子所批评。《五行》中的仁礼义智四德，就是《周易》开篇的“元亨利贞”四德，可知《周易》与《五行》年代相仿。
元前410年即位的鲁穆公曾经见子思，并当面怀疑子思著作中那些孔子的言论是子思自己说的。
这个时候子思已经73岁，《周易》应该已经完成。
子思为何写《周易》？子思写《周易》，是为了弘扬孔子晚年的性命之学。
《孔丛子》里面记载了晚年孔子与子思的一段对话：
夫子闲居，喟然而叹。子思再拜请曰：“意子孙不修，将忝祖乎？羡尧、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尔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对曰：“伋于进膳，亟闻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是谓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懈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无忧矣。世不废业，其克昌乎！”
可见子思是从小就立志要继承和弘扬孔子之道。
《论语》、《中庸》和《周易》等作品，都是出于同样的写作目的。
而且，《周易》一书，重点是要宣扬孔子的“性与天道”。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性与天道的学说，是孔子晚年才成熟，所以连子贡等孔子高足都不曾听过，倒是子思从小陪着孔子，十七岁时写的《中庸》一开篇就是夫子从未和子贡提过的天道和性命。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 修道之谓教。—子思《中庸》
易传《说卦》也说：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也。
帛书易传《系辞》更是明确地说：
八卦以象告也，教顺以《论语》。
明确指出《论语》和《周易》的写作目的一样，都是要宣扬孔子的性命之教。
《周易》写的什么内容？《周易》近五千言，总结起来只需一个字：“孚”。
“孚”之德，始于文王。
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大雅》
文王临终，就以“孚”为训，作《孚训》。
历代周王，也都以孚为性命之学的最高德行。
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所以子思在《周易》里也说：
有孚惠我德。—《益》
子思称文王作《周易》，实际上是把《周易》的核心思想“孚”归功于文王。
孚者，诚也。
诚，就是子思在《中庸》里反复强调的天人之道，性命之理。
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子思
由于子思写《中庸》的时候只有十七岁，离孔子去世只有两年，我们只能认为，《中庸》里“诚”的理论必然是来自于孔子晚年所言的“性与天道”。
子思写《周易》，只不过是把《中庸》里的“诚”换成了文王的“孚”。
《周易》是怎么写成的？那么，子思写《周易》，是如何下笔？
一句话：“观象系辞”。
观易卦之象，写性命之理。
易卦诞生于遥远的上古时代，与天象和历数密切相关，因此具有浓厚的象数思想。
但是在子思之前的几千年里，这些卦的象数都主要被用于占筮吉凶。
直到子思死后两千多年的今天，绝大多数的人都还在用易卦来占断吉凶。
子思却从易卦这个历史悠久的象数体系中看到了更美好的可能。
就是用易卦的象数来阐述孔子的“性与天道”。
天道，天行也。子思在《周易》的开篇第一卦，就是取象于“天行”。
《建》，就是这个卦的卦名。
北斗的斗建，居于天心正中，正是天行的象征。
斗建居中运转，周而复始，指引着东宫青龙飞天潜渊。
就仿佛心中的诚孚之德，指引着君子修习成为大人的性命之道。
如此形象，如此精彩，如此深刻。
《周易》是如此伟大而经典的著作。
《周易》的作者、创作年代、核心思想以及写作目的略述
真正读懂一部书，至少要搞清楚几个基本问题：
谁写的？
什么时候写的？
为什么写的？
写的什么内容？
怎么写的？
这些问题，实际上决定了一部书的时代背景，思想背景，文化背景。
遗憾的是，两千多年来，解读《周易》的人无数，但是几乎没有一个人回答过这些问题。
如果有，他们的答案也都是错的。
不信？看标准答案。
、《周易》的作者是谁？《周易》本经的作者，不是传说中的周文王，而是子思。
子思，孔子嫡孙。
子思对文王之德推崇备至，最先提出了文王演周易的说法。
子思把文王称为《周易》的作者，和战国时期动辄托名周公、黄帝和尧舜等古圣先王的风气有关。
子思不仅创作了《周易》本经，《大象》、《文言》、《彖》等一部分重要的易传也是出自子思本人或者其门人弟子。
记载了孔子言行的《论语》，同样也是子思所作。孔子读《周易》的说法，源头就是子思。
《周易》是什么时候写成的？子思一生，长寿高产，著述等身。
子思写《周易》的时间，约在西元前435年到前410年之间，战国前期。
子思大约生于周敬王三十七年（公元前483年），鲁穆公（前410―前377年在位）死时仍然在世，至少活了一百多岁。
孔子晚年，子思在侧。
孔子曾在宋国得到易书《坤乾》，在鲁国得见据说周公所作的《易象》，晚年对易学发生兴趣，并从此时开始研究“性与天道”的问题。
孔子（前551—前479年）死后两年，子思十七岁（前467年）作《中庸》，记录孔子的性命之学。此时《中庸》里面已经有了《周易》的写作大纲。
郭店楚简中的《性自命出》，同样也是子思整理的孔子晚年性命之学。
孔子死后，子思师从曾子。曾子（前505年－前435年）死后，子思作《论语》，整理孔子及曾子等人言行。
子思所作的《缁衣》，写作时间应该与《论语》时间相近，同样也记录了孔子的言论。《论语》和战国楚简《缁衣》里面还没有孔子读《周易》的记录，今本中已经出现，可知《周易》的写作时间应该晚于《论语》和《缁衣》。
子思写的《五行》，后来被孟子所推崇，被荀子所批评。《五行》中的仁礼义智四德，就是《周易》开篇的“元亨利贞”四德，可知《周易》与《五行》年代相仿。
元前410年即位的鲁穆公曾经见子思，并当面怀疑子思著作中那些孔子的言论是子思自己说的。
这个时候子思已经73岁，《周易》应该已经完成。
子思为何写《周易》？子思写《周易》，是为了弘扬孔子晚年的性命之学。
《孔丛子》里面记载了晚年孔子与子思的一段对话：
夫子闲居，喟然而叹。子思再拜请曰：“意子孙不修，将忝祖乎？羡尧、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尔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对曰：“伋于进膳，亟闻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是谓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懈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无忧矣。世不废业，其克昌乎！”
可见子思是从小就立志要继承和弘扬孔子之道。
《论语》、《中庸》和《周易》等作品，都是出于同样的写作目的。
而且，《周易》一书，重点是要宣扬孔子的“性与天道”。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性与天道的学说，是孔子晚年才成熟，所以连子贡等孔子高足都不曾听过，倒是子思从小陪着孔子，十七岁时写的《中庸》一开篇就是夫子从未和子贡提过的天道和性命。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 修道之谓教。—子思《中庸》
易传《说卦》也说：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也。
帛书易传《系辞》更是明确地说：
八卦以象告也，教顺以《论语》。
明确指出《论语》和《周易》的写作目的一样，都是要宣扬孔子的性命之教。
《周易》写的什么内容？《周易》近五千言，总结起来只需一个字：“孚”。
“孚”之德，始于文王。
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大雅》
文王临终，就以“孚”为训，作《孚训》。
历代周王，也都以孚为性命之学的最高德行。
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所以子思在《周易》里也说：
有孚惠我德。—《益》
子思称文王作《周易》，实际上是把《周易》的核心思想“孚”归功于文王。
孚者，诚也。
诚，就是子思在《中庸》里反复强调的天人之道，性命之理。
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子思
由于子思写《中庸》的时候只有十七岁，离孔子去世只有两年，我们只能认为，《中庸》里“诚”的理论必然是来自于孔子晚年所言的“性与天道”。
子思写《周易》，只不过是把《中庸》里的“诚”换成了文王的“孚”。
《周易》是怎么写成的？那么，子思写《周易》，是如何下笔？
一句话：“观象系辞”。
观易卦之象，写性命之理。
易卦诞生于遥远的上古时代，与天象和历数密切相关，因此具有浓厚的象数思想。
但是在子思之前的几千年里，这些卦的象数都主要被用于占筮吉凶。
直到子思死后两千多年的今天，绝大多数的人都还在用易卦来占断吉凶。
子思却从易卦这个历史悠久的象数体系中看到了更美好的可能。
就是用易卦的象数来阐述孔子的“性与天道”。
天道，天行也。子思在《周易》的开篇第一卦，就是取象于“天行”。
《建》，就是这个卦的卦名。
北斗的斗建，居于天心正中，正是天行的象征。
斗建居中运转，周而复始，指引着东宫青龙飞天潜渊。
就仿佛心中的诚孚之德，指引着君子修习成为大人的性命之道。
如此形象，如此精彩，如此深刻。
《周易》是如此伟大而经典的著作。
张善文：谁是《周易》的作者
每读一部书，人们总想弄明白这部书是谁写的，也就是明了这部书的作者。关于《周易》的作者，亦非一语所能讲清。这里我们从四方面展开分析。
一、“人更三圣，世历三古”
我们既已讲述了《周易》一书的内容及命名之义，读者或许接着要问：这部书的作者究竟是谁？在什么时代创作的呢？
这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下面我们先介绍古代文献中记载的三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有关《周易》经传作者的故事。
其一，龙马负图，伏羲画八卦。
相传上古时代，黄河上通天界，河中出现了一匹龙马，背上布满神奇的图案。“圣人”伏羲氏见到龙马背上的图案，至为惊奇，就将之临摹下来，便成为后来人所熟知的“八卦”。这是伏羲作八卦的一种传说。
其二，周文王重卦并撰卦爻辞。
商末纣（音宙zhòu）王时代，周伯姬昌（即西周时追号的“周文王”）被纣拘囚于羑（音有yǒu）里。姬昌处忧患之中，结合自身的坎坷遭遇，探研八卦之理，感慨大自然、人类社会的阴阳消长规律，于是将八卦重为六十四卦，并写成卦辞、爻辞各附诸卦、诸爻之下，借以表达对宇宙间万物发展变化、吉凶祸福的看法。这就是“文王拘而演《周易》”，重《易》六爻，撰写卦爻辞的传说。
其三，孔子喜《易》，撰《易传》十篇。
春秋末年，孔子感叹“礼崩乐坏”，以为是“世道衰微，人心不古”所致。于是修订《六经》，以“克己复礼”为任。他对《周易》颇为重视，曾经读《易》“韦编三绝”，即在长期研读中把编系《周易》简册的牛皮制的细绳都磨断了三次，足见读《易》用力之勤。他还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见《论语》）足见他对《易》崇拜之深。因此，孔子在晚年撰写了《易传》十篇，传于后世。这就是孔子作《十翼》的说法。
以上三说，把《周易》经传的作者均已囊括在内。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即采用此三说以明《周易》之创作。班固撰《汉书》，承司马迁之说，对《周易》的作者问题作了简要的总结。《汉书·艺文志》先引述《系辞下传》伏羲“始作八卦”诸语，又曰：“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所谓“三圣”、“三古”之义，颜师古注引孟康说：“伏羲为上古，文王为中古，孔子为下古。”
“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说法，最为汉代学者所接受。《周易乾凿度》讲到《周易》的作者时，也说：“垂皇策者羲，益卦德者文，成命者孔也。”这种说法，可视为汉儒之通谊。
二、不同的看法及北宋以后的疑古之说
然而，关于《周易》的作者，也并非没有不同看法。自汉至唐，对伏羲作八卦、孔子撰《十翼》之说，人们多信而不疑。而对重卦者及卦爻辞的作者，却有异议。其中重卦者，除以为文王外，尚有三说：一是，王弼认为伏羲画八卦后自重为六十四卦；二是，郑玄认为神农重卦；三是，孙盛认为夏禹重卦。至于卦爻辞的作者，除以为周文王外，尚有一说：认为卦辞为文王所作，爻辞为周公所作。
关于孔子作《易传》的说法，至北宋欧阳修撰《易童子问》，才第一次提出疑问。欧阳修以敢于疑古的精神，考辨了《易传》七种的内容，指出《文言》、《系辞传》、《说卦传》有相互牴牾之处，而《系辞传》前后文又有自相矛盾之处。故认为《系辞传》、《文言》、《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不是出自一人之手，未可视为孔子所作。欧阳修所疑，只是《易传》中的五种；而《彖传》、《象传》两种，则仍以为撰于孔子。
自欧阳修以后，疑古学风渐启。以致清人姚际恒《易传通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等，均认为《易传》非孔子所作。康有为的议论，不但推翻了孔子作《易传》的旧说，并断言《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三篇为汉人伪作。康氏的说法，带有不少主观臆测成分，但对后来学术界疑古风气的盛行则产生了颇为重要的影响。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间，学术界关于《周易》的作者和创作时代问题的讨论出现了一次热潮，主要倾向是否定汉代学者的说法。其基本观点约可归纳如下：
1.《周易》“经”部分的作者，顾颉刚、余永樑等人认为非伏羲、文王所作，而是周初作品。李镜池等人认为《周易》编定于西周晚期，与《诗经》时代略同，作者亦非一人。郭沫若认为《周易》之作决不能在春秋中叶以前，当在春秋以后，作者是孔子的再传弟子㢨臂子弓。
2.《易传》的作者，不少人都沿承欧阳修以来“非孔子所作”的观点，郭沫若则进一步推测《易传》中的大部分是荀子的门徒们、楚国人所著，著书时代当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以后。钱玄同认为西汉初田何传《易》时，只有上下经和《彖传》、《象传》、《系辞传》、《文言传》诸篇，西汉中叶后加入汉人伪作的《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三篇。李镜池又对各篇作具体推测，以为《彖传》、《象传》作于秦汉间，《系辞传》、《文言传》作于汉昭帝、宣帝间，《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作于昭、宣后。（以上所述观点，分别见于：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李镜池《周易筮辞考》、《周易筮辞续考》、《易传探源》，郭沫若《周易之制作时代》，钱玄同《读汉石经周易残字而论及今文易的篇数问题》等文。）
此后五十年来，人们又继续对《周易》经传的作者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探讨，所得结论亦不一致，而较有影响的看法是：卦爻辞作于周初，《易传》作于春秋战国期间，经传作者均非一人，当是经过多人多时加工编纂而成的。
三、“数字卦”的讨论
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近年来，考古学界对商周时代甲骨文、陶文、金文中的一些原先未解的“奇字”进行了探研，指出这些“奇字”即是当时用数字形式刻写下来的八卦、六十四卦符号，因而认为《易》筮与重卦时代至少应上推至商代，而周文王重八卦为六十四卦的说法也应予以纠正（见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载《考古》1980年第4期；张亚初、刘雨《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载《考古》1981年第2期）。
当然，“数字卦”属于在探讨中的问题，能否成为确论，有待学术界的进一步研究。但据《周礼》说：“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这里讲的“经卦”，就是三画的八卦符号；“别卦”，就是八卦重叠成的六画的六十四卦符号。郑玄《周礼注》引杜子春云：“《连山》，宓（音伏fú）羲（即伏羲）；《归藏》，黄帝。”《周易正义序》引郑玄《易赞》及《易论》云：“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玉海》引《山海经》云：“伏羲氏得河图，夏后因之，曰《连山》；黄帝氏得河图，商人因之，曰《归藏》；列山氏得河图，周人因之，曰《周易》。”这些文献记载，说明周代以前即有与《周易》相类似的筮书《连山》、《归藏》，两书的卦形符号均为八卦重成的六十四卦。清人顾炎武依据《周礼》的说法及《左传》所载春秋占筮例，认为重卦应在周以前，“不始于文王”，而周初的卦爻辞写定以后，《周易》才被取名为《易》（见《日知录》）。这一推论是颇为可取的，并与“数字卦”讨论中提及的“重卦时代至少应上推至商代”的观点有相合之处。
四、对《周易》作者及创作时代的拟议
本章开头说过，《周易》的作者与创作时代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因此前面从三个不同的角度介绍了有关资料和前人的各种看法，以期读者细为评判、体会。
现在，根据上引诸多材料，我们必须通过冷静、科学的辨析，对这一问题作出正确的拟议。
笔者认为：八卦的出现和六十四卦的创成，当在西周以前的远古的年代；古人称其作者为伏羲、神农、夏禹之类的“圣人”，自然是一种带有崇古、崇圣心理的传说，但此中所涉及的时代范围是可以参考的。那么，既然远在西周以前就产生了以六十四卦符号为基础的筮书，与之相应的筮辞也很可能同时出现了（至少在口头上流传）。《三国志·魏志·高贵乡公传》记载当时的《易》博士淳于俊说过一段话：“包羲（即伏羲）因燧皇之图而制八卦，神农演之为六十四，黄帝、尧、舜通其变，三代随时质文，各繇其事。”这里所说“各繇其事”，即是推述夏、商的《连山》、《归藏》也各有用以占筮的繇辞。沿此进展，到西周初年产生了一部新编的卦形、卦爻辞井然有序的《周易》，则是于理颇合的。《系辞下传》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又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所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中古”，皆指商末周初，这正是对《周易》卦爻辞创作时代较为审慎而且可取的推测。因此，我们可对《周易》卦形和卦爻辞的创作历程作出如下拟议——西周以前的漫长岁月中，古人就已经运用以八卦重成的、类同《周易》六十四卦的符号进行占筮活动，并附有简单的筮辞；到了殷末周初，当时的学者（或筮人）对旧筮书进行一番革故鼎新的改编工作，改编的大致项目可能是：1.使卦形符号规范化；2.确定六十四卦卦序；3.充实卦爻辞文句；4.又经过多时多人的润色、增删，最后编定成卦形体系完整、卦爻辞文句富有形象性的《周易》，其时当为商朝灭亡、周朝鼎盛之际，约公元前11世纪。此后，随着《易》书传播日益广泛，及治《易》的学者不断增多，尤其是孔子设教授徒特重于《易》，遂陆续出现了从各种角度阐释《周易》大义的作品，并被学者编为专书传习，这就是汉儒称为《十翼》的《易传》。从《易传》中保留的不少“子曰”云云的言论，以及大部分内容所反映的浓厚的儒家思想，似可说明其作者当与孔子关系至大，若非孔子亲撰，亦当属孔门弟子依师说而记录整理成篇（适如《论语》二十篇之撰），而创作时代当在春秋、战国之间。
总之，应该认为《周易》经传的创作经历了远古时代至春秋战国之间的漫长过程，是“人更多手，时历多世”的集体撰成的作品。
儒家、道家分别称为五经之首、三玄之冠的《易经》是玄学还是科学
相传《周易》肇始于伏羲画八卦，“一画开天”。商末周初，周文王被商纣王拘在牢狱之中而演《周易》，将伏羲先天八卦图推演为后天八卦图，并对六十四卦进行了重新排列，还为每一卦配上了卦辞，将其刻在龟甲之上。文王之子周公及门人又给六十四卦的每一爻配上了爻辞。至此《周易》形成了卦名、卦画、卦辞、爻辞的主体内容，这部分称为“经”，这就是《周易》的由来。
《易经》以“卜卦算命、预算未来”，以存在之物推未来之物，内容结合了数字、方位、星斗。它其中包括《连山》、《归藏》和《周易》3本易书，但《连山》《归藏》皆已失传，独《周易》传世。一说《连山》为夏之易，《归藏》为商之易，《周易》为周之易，故名。
孔子在晚年才开始了解《周易》，与此书有相见恨晚。经过废寝忘食的研读，忍不住感叹道：“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意思是如果能早几年看到这本书，在50岁就能学习到《周易》，我这一辈子就不会犯什么大的过错了。春秋末年，孔子晚年编六经，孔子弟子记录孔子述《易》之言论及后人编撰整理而成的十篇文献，称为“十翼”，亦称“易传”。
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置五经博士，“经”与“传”合编在一起，遂成后世流传之定本。《周易》也随之一跃而为群经之首，故又称《易经》。经史学家用“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来说明伏羲、周文王、孔子对《周易》的贡献。
在浩入烟海、博大精深、历史悠久的中国古典文化中，《周易》与《山海经》《黄帝内经》并称“上古三大奇书”，是中国最古老的三本书，其中《周易》至今已有6500年的历史，它内涵的阴阳分合等道理曾引导了儒家和道家走向巅峰，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道德经》等等经典里面都有它的影子。儒家认为它是第一经典，称之为五经之首。而《周易》与《老子》《庄子》并称“三玄”，是中国哲学中形而上学的发轫与要典。道家认为它是第一经典，称之为三玄之冠。
几千年来，《周易》对中国的哲学、科技、政治、经济、文学、艺术、民俗、中医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形成中华民族特征的重要基础，也是造就中国人品格的重要基因。因此，《周易》也被誉为“东方圣经”，是中国乃至整个东亚文明有别于西方的思想根基。由此，《周易》也成为中华文明的“大道之源”，不仅是儒家的“群经之首”，其他诸子百家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周易》的影响。《周易》对后来的佛教、道教也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风水、算命、择吉等术数更是以《周易》为基础，同时也发展出了封建迷信的消极影响。
玄学即“玄远之学”，起源于《老子》中的一句话“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是对《老子》、《庄子》和《周易》的研究和解说，是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其思潮持续时间自汉末起至宋朝中叶结束，是魏晋时期取代两汉经学思潮的思想主流。玄学是道家之学的一种新的表现方式，故又有新道家之称，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把儒道两大家结合起来极有意义的哲学尝试，也是除了儒学外唯一被定为官学的学问。
《易经》是一门集大成于一身的学科，里面包含了数学、原子学、哲学、地理学、遗传学、概率学、星象学等等，甚至还包含美学。几千年来，它仿佛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吸引着后世对它进行探索和研究，终于在今天被证实：剔除《易经》中的一些迷信内容，许多是超越时代的科学，它的奥秘就在于能够把握宇宙万物的运行规律，进而对人对事的发展变化进行预测。
例如《易经》中的基本理论：事物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这与现代科学的运动理论惊人的相似。现代科学告诉我们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这两种完全不输于一个世界的理论放到一起简直如同一个时代的产物一样。
又如《易经》中的无极理论，“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二仪，二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正与当下的原子内部结构不谋而合，甚至与宇宙及星球的形成和近代的黑洞理论极其相似。要知道原子也只不过是近百年在科技的帮助下人类才得以发现利用。
再如《易经》的理论也同样拥有当下社会认可的科学依据。以计算机为标志开启第四代技术革命的信息技术运用，其二进制和《易经》有异曲同工之处。还有现代比较高深的科目，比如电子守恒、能量守恒、质量守恒、质能守恒等等都与《易经》的理念不谋而合，已经不能说是一种巧合，只能说古人的许多智慧是现代文明无法比拟的。
在《易经》中，生命诞生的密码主要体现在三个源头：生命诞生于太极阴阳相感相应；生命诞生于五行元素相生相克；生命诞生于物质运动转换交合。易经中的科学与生命息息相关，其中揭露的神秘力量，就存在于每个人体内。以心控物，万物—体，人和宇宙是相通的，人体就是无量宇宙 ，一粒砂子中容纳无数宇宙，大中有小，小中有大，宇宙无穷大，无量无也。宇宙所有的奥秘，人体都有。
1953年华生和克立克提出了DNA双螺旋结构模型。1966年尼伦伯等人破译了全部遗传密码，并制成了《国际普通遗传表》。西方的科学家很震惊地发现，中国的《易经》64卦爻象图与《遗传密码》有着惊人的一致性，直接再现了生命的本质。如果说《遗传密码》所得出的结论适用于所有生物，那么《易经》64卦也能够对此进行全美诠释。所以《易经》能够预测人生，因为它本身就是开启生命密码的钥匙。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已将“《易经》与预测学”纳入2019年博士生（全日制）招生计划，当时这个消息引起了轰动。而清华大学原十六字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现在清华大学校训只剩下前面8个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八个字就语出《易经》。
对普通人来说《易经》可能晦涩难懂，那让我们看一些现代科学大师又是如何评价《易经》的，也许能让我们更好地认识《易经》。
冯友兰
1990年，中国儒家大师冯友兰在弥留之际特意叮嘱“中国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要注意《周易》。”冯友兰被誉为现代新儒家之首，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是对中国学术、中国思想、中国哲学等诸多领域做出了相当重大贡献的文化大师。
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指出：“易经是纯而又纯的科学精华”。中国导弹之父、两院院士钱学森先生说：“周易是科学的经典”。这两位的身份就不用多介绍了。
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在《易经杂谈》一书中说：”实际上八卦代表了最高的智慧。所以有人说易经是经典中之经典，哲学中之哲学，智慧中之智慧”。
卡尔·荣格
曾任国际心理分析学会会长、国际心理治疗协会主席的著名瑞士心理学家、哲学家卡尔·荣格说：“谈到世界人类唯一的智慧宝典，首推中国的《易经》，在科学方面，我们所得出的定律常常是短命的，或被后来的事实所推翻，唯独中国的《易经》亘古常新，相距六千年之久，依然具有价值，而与最新的原子物理学颇多相同的地方。”
被学界公认为和平学领域的先锋者和奠基人、有“和平学之父”之称的约翰·加尔通，对中国的阴阳学说（当然包括《易经》）研究后并运用到他的和平学说里，他称：“中国以自己特有的视角来观察现实。阴阳平衡、尊重智慧、众生平等的理念被视为理所当然。”
说到底，易，就是变化。一切都是不断在变化的，《易经》里，写尽了生命一屈一伸，阴阳调和，宇宙变化，人生处世哲学。
周易的秘密：周文王写了七年，孔子二十年没懂，余秋雨三个月顿悟
成汤是殷商家族第十四代佼佼者。他带领族人征伐了二十二个国家，从而奠定了殷商部落在整个天下的地位，然后带着这些部落与当时的天下领袖夏桀进行了决战，将夏桀战胜，流放到鸣条，建立了殷商王朝。
商代是个方国林立的时代，国家的外部表现形式为方国联盟。商代的方国在殷墟甲骨文中称为“某方”、“多方”、“邦方”等等，方国首领的称谓有“候”、“伯”、“邦伯”、“任”、“田”等。这些方国多由各部族独立发展演变而来，与商王国缺乏内在联系，因而具有很强的独立性。诸方国与商王国的关系错综复杂，有的始终为敌，有的或降或叛，有的长期结盟。商朝并不是大一统的国家，而是一个以商王国为主体的松散联盟，商王国与诸方国并非中央王朝与地方的关系，而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商王对于其他方国首领而言，具有盟主的性质。商帝权力的大小取决于商王国势力的兴衰。只有在政治和经济实力雄厚之时，商王国才得以凌驾于诸方国之上，形同中央王国，商帝才能以诸侯之长和盟主的身份对外行使王权，以命令的口吻支使方国首领。这种命令称为“呼”或“令”等。殷墟卜辞中有许多商王“呼”“令”某候、某伯的记载，说明商王对这些方国有一定的支配权。西方最强的周在名义上也承认商王为天下之共主。
周人是来自西方夷狄之地的一个小部落，以耕种农作物为生，这一生活习性让他的部族成员以及周边的夷狄部落能够安定生活，毕竟农业的稳定性和农作物能够储藏这一特点让他们可以稳定生存，这是有别于狩猎、游牧和商业的氏族部落所不能够达到的。然而农业最需要的就是稳定，但是周边部落却不断袭扰，使得周部落也不得不内迁，最后搬到岐山这个地方安定下来。周人学习中原的习俗，建筑城池宫室，设立五官有司。西周的始祖名曰弃，图腾为飞鸟。
周人在商武丁时，被武丁妻子妇好带领各方诸侯征服，遂臣服于商，接受商人的封爵，执行商人的命令，尊崇商人的祭祀。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卜辞多有武丁时“令某族伐周”、“命周候”、“令周”的记载，但是周并非殷商的内服诸侯，而是方伯。内服诸侯多为殷商盟友，而方伯多为殷商敌人。因此商王武乙曾亲征周人，却死于其间。史书记载“武乙猎于河渭之间，暴雷震死”。
武丁死后，殷日衰，周人大举兴兵，统一周边地区，逐渐东侵，而商人不能制。商人遂采取“和亲”政策，将皇族女性嫁给季历为妻，生子姬昌。季历在前往殷商朝拜时被帝乙之父文丁拘禁而死。帝乙又将其妹嫁给姬昌。
西周到了姬昌这一代，国力日渐强盛。他遵从祖上的律法，尊老爱幼，礼贤下士，每天不吃中午饭招纳天下有用之才，还设立了养老院，积德行善。《史书》为何频频对西伯侯“善养老”这一举动给予赞誉之语，概因那时的部族多以游猎为生，而游猎部族奉行丛林原则，其重要特性之一为“贵少壮而贱老弱”。
“养老”这一措施只有在农耕文明极大发展、物质产品较为丰富的地区才能够施行起来，因此能够“养老”在当时是非常值得大书特书一笔的。正是这一举动引起了已经再次确立诸侯权威的殷纣王（帝乙之子）警惕，他听从了一位名叫崇侯虎的诸侯建议，将西伯侯囚禁。之后的事实确证了纣王这一警惕的必要性：西周克商的得力人物姜尚，就是风闻西伯侯“善养老”而不远千里前来投奔的。
姬昌被殷纣王关在大牢，生死未知，遂想卜一卜自己的命运，卜筮的理论基础便是《易经》。《易经》分为《归藏经》和《连山经》。《归藏》意即万物皆归藏于地，《连山》意即万物如山之出云，连绵不绝。
易的本意就是蜥蜴，易通蜴。《说文解字》：蜥易，守宫也，象形。蜥蜴又叫“变色龙”，能够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出各种不同的体色。
《说文解字》又说，“其在泽中者谓之易蜴”。泽就是水中，水中的蜥蜴就是鳄鱼，也就是蛟龙。鳄鱼也非常善于伪装，整个身子藏在水里，从水面上看宛如一段枯木，极具迷惑性。
三国时曹操刘备青梅煮酒，曹操对龙有一段绝佳描述：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
龙的最大特点便是“乘时变化”。所以易就是变的意思，《易经》就是关于“变化”的学问。
姬昌研究了七年《易经》，悟出八个卦象，后世称为周易八卦。
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一点是，文王演绎八卦是在大牢中进行的，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殷纣王密切关注。纣王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口才很好，能清楚敏捷地说明任何问题。他学习能力很强，对于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相当强，异于常人。他武功也很高，可以空手格毙猛兽。他觉得所有下属都不如他，他是天纵奇才。
因此，姬昌的《周易》八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便是他对殷纣王的“保证书和效忠书”。他演绎八卦，绝非没事闲着玩，他的父亲季历就是被纣王祖父文丁关在大牢凄惨死去，据一些历史学家考证，很可能被殷人杀死祭天了。就在姬昌坐牢期间，他的长子伯邑考，西周候位法定继承人，也被纣王召入朝歌，杀死炖成肉汤，还端了一碗给姬昌喝，姬昌毫无悲戚之情，不动声色一饮而尽，还吧唧吧唧嘴说，挺好吃。
所以，文王演周易，主要目的便是让自己能够逃出生天，不要步父亲和长子的后尘。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曾说，“武王狠诈，文王有算计”。《周易》，便是周文王的一本“算计之书”。
我们试举两卦。
第一卦，乾卦。乾为天，刚健中正，象征德才两全的君子，表明兴盛强健，根据万物变通的道理，教导人们要遵守天道。
乾，元，亨，利，贞。
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贞，正也。姬昌开门见山，向殷纣王表白，自己从一开始就没有反叛商朝的想法，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效忠朝廷，周国和商国是和平共处的国家，自己是个正直和顺的人。
初九：潜龙勿用。
潜龙就是潜藏在水中的鳄鱼，也就是上文说得易蜴。这句话是说，自己只是一条潜藏在水中的龙，没有任何非分之想。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此处的大人，就是殷商朝中的权贵。纣王被关起来以后，姜子牙和散宜生积极奔走，要把他“捞”出来。姬昌也在狱中想着怎么跟这些大人们搞好关系，让他们给自己跟纣王说好话，从而打消纣王猜忌。后来他就是被这些朝中“大人”向纣王进言放出来的，其中就有纣王的哥哥微子启，纣王的叔叔比干。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姬昌跟“大人”们接上关系的时候，正是纣王下决心要不要放他的时候，此时的一举一动都要加倍小心，一言一行都要格外注意，绝不能犯任何一点细微的错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大人们在外面进展比较顺利，自己可以稍微有一些积极动作了。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这里的大人，毫无疑问便是殷纣王。经过多方奔走，纣王看姬昌确实没有反叛之心，决定亲自召见，最后看看他的表现。姬昌跟纣王表示了周国“虽然三分天下有其二，但是仍然臣服于商”，绝不反叛的决心，纣王很高兴。
上九：亢龙有悔。
这句话很多人都理解错了。这是纣王转变态度之后，周文王向纣王表示臣服的卑微态度。亢字象形为人两腿之间加着桎（古代撑在两脚之间的刑具），乃是“桎”的初文。亢龙有悔，意即我这条被关在牢房里的蛟龙对过去的错误表示非常沉痛的忏悔，我错了，我回去一定痛改前非。
姬昌被族人以“美女奇物善马”保释出狱后，回到周国，大气不敢出，督建了一座玉门，玉门旁建了一座灵台，选取一些女童，每天撞钟击鼓，忏悔自己的过失。当然了，这是姬昌专门做给纣王看的，让纣王放心，“以待纣之失”。
还有一卦：归妹。
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
帝乙就是殷纣王父亲，帝乙的妹妹，便是周文王的偏室（周武王的母亲），此时已经去世。归妹，便是帝乙把妹妹嫁给姬昌。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意思是说，姬昌正室的衣服没有偏室的衣服穿得漂亮好看。月几望，吉。就是说，花好月圆之夜，我们在良辰吉日结婚了。
《诗经·大明》忠实记录了这段婚姻之隆重：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
这段话是说：上帝在天明察人世间，文王身上天命集中现。就在他还年轻的时候，皇天给他缔结好姻缘。文王迎亲洽水北，就在渭水河岸边。文王筹备婚礼喜洋洋，殷商有位美丽的姑娘。殷商这位美丽的姑娘，长得就像那天仙一样。卜辞表明婚姻很吉祥，文王亲迎来到渭水旁。造船相连作桥渡河去，婚礼隆重显得很荣光。
姬昌为啥要在卦辞中说自己娶媳妇的事？毫无疑问也是写给纣王看的。文王意思，我当年娶你姑姑时候何其风光，我的正妻衣服都没你姑姑衣服穿得好看，我们周国对殷商一直是非常忠顺的啊。现在周国的继承人，便是你姑姑的亲儿子姬发，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伯邑考是姬昌正妻所生，也就是嫡出，武王是庶出。伯邑考死后，武王方才自立为继承人。）
云云等等，不一而足。
因此要想读懂《周易》，关键注意两点。第一，本书第一个读者便是殷纣王，周文王是写给殷纣王看的。第二，书中写了很多商国和周国的历史，需要深度揣摩。《周易》作为五经之首，它首先是本历史书，《诗经》《尚书》《礼经》《春秋》，都是历史书，《易经》也不例外。搞不懂那个时候的历史，无异缘木求鱼。
《周易》成书一千年后，身为殷商后裔的孔子研读了这本书。孔子说，吾五十始学易。孔老师在五十岁知天命之年，方才开始研究《周易》，整整研究了二十年，直到七十岁，眼看去日无多，也没有弄明白，喟然叹息道，假吾数年，可以言易矣。如果上天能够再给我几年时间的话，我就可以跟大家讲讲这本书了。可惜仅仅过了三年，孔老师便撒手人寰，他的易学研究终于没有流传下来。
虽然他的易学研究没有流传下来，但是他的事迹流传了下来。司马迁在《仲尼弟子列传》中讲了一个故事。
孔子逝世以后，学生们都很怀念他。弟子有若长得很像孔子，学生们于是共同拥戴他当老师，就像当年侍奉孔子一样对待他。
有一天，学生进来问：从前先生正要出行，就叫同学们带好雨具，不久果真下起雨来。同学们请教，先生怎么知道天要下雨呢？先生回答：《诗经》里不是说了吗，月亮依附于毕星位子上，接着就会下雨，昨天夜里月亮不是宿在毕星位子上吗？但是昨天晚上月亮也宿在毕星位子上，却没有下雨，你说咋回事呢？
商瞿年纪大了还没有儿子，他的母亲要替他另外娶妻。孔子派他到齐国去，商瞿母亲请求不要派，孔子说，不要担忧，商瞿四十岁以后会有五个男孩。事后果然应验。请问先生当年怎么能够预先知道商瞿四十岁以后会有五个男孩呢？
有若沉默良久，无言以对。学生们站起来说：有若先生，你还是躲开这儿吧，这个位子不是您能坐的啊。
其实孔子能够算出老天下雨还是不下，商瞿有子还是无子，就是多年潜心研究《周易》的结果。
孔子之后两千五百年，年近古稀的著名文化大师余秋雨先生也潜心研读了《周易》。己亥年冬到庚子年春，全民居家防疫，窗外的道路天天阒静无人。这让他在古典的日子中，遥想到了更古典的年月。
他说：我在学理上已频频出入先秦的丛林，就连非常艰深的老子、孔子、庄子、屈原都进行了译释，那么，还有哪一座先秦的山岗有待于再度攀援呢？答案是《周易》。它一直被人们称为“群经之首”，是一座名分极高的神秘山岗。攀援这一座山岗，要非常安静，而且，是长时间不受骚扰得安静。全民居家防疫，提供了这种机会。我的这次攀援，态度极为虔诚。
他说：首先要明白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周易》起自于占卜。上古时代的祖先在艰难生存中相信，世事的凶吉祸福，是由上天安排的，因此要用一些特殊方法向上天探问。他们的惯用方法，是先提出一个问题，然后在龟甲和兽骨上钻孔，再用火烧，从烧出的裂纹中来判断答案。有时，也会在一把蓍草中抽捏转换，来寻找答案。这一些做法，就叫占卜。
初一看，这种方法很原始，甚至很盲目。但是，占卜的资料积累越多，渐渐看出了某种规律。很像现代的概率论和大数据，在没有逻辑的一大堆行为因果的组合中，出现了大逻辑，发现了一些出乎意料的神奇秘密。原因还没有找到，理由还没有呈现，事实却神秘地重复了。重复概率愈高，愈引起人们重视，相比之下，“原因”和“理由”反而不重要了。如果硬要找“原因”和“理由”，那也应该面对大数据慢慢捉摸，构建起一整套特殊的学理模式。
他如是阐释乾卦：乾卦，象征着天，意指着“健”。《周易》把“天”作为首项命题推出，意味着整体格局的宏大、开阔、刚健。正是“天”，包容了春、夏、秋、冬，运行不息，变化无穷，构建起世间的勃勃生气。《周易》以此开局，格局高畅，也可体现中国文化的初醒之气。
乾卦的中心含义，是“元、亨、利、贞”四字，被称为“四德”。我经过反复比对和长期思考，决定把“元、亨、利、贞”四字概括成四种高贵的特性：元——开创性；亨——通畅性；利——有益性；贞——可续性。
有此四性，也就有了我所理解的“天”，我所理解的“健”。世间万物，很难辨识优劣，但《周易》一开头就告诉我们，只要具有了开创性、通畅性、有益性、可续性，那就是生机所在，希望所在，前途所在。
需要注意的是，这四性，在很多情况下往往不能并存共济。有创新，却不能普及；普及了，却未必有益；即便这三项都有了，却又不能坚守延续。也就是说，有“元”，未必“亨”；有了“元”、“亨”，却未必“利”、“贞”。要四项皆备，才符合《周易》的标准。
为此，我总是提醒一切试图深入《周易》堂奥的朋友，不妨先在门厅里多停留一些时间，把“元、亨、利、贞”这四个字记住。
乾卦在这四个字后，出现了以卦爻数位“初九”引出的正文：“潜龙勿用”。“龙”，在乾卦中显目地出现，是刚健之体、天地之气、君子之德的象征。唐代李鼎祚在《周易集解》中引用沈驎士的话说：“称龙者，假象也。天地之气有升降，君子之道有行藏，龙之为物，能飞能潜，故借龙比君子之德也。初九既尚潜伏，故言勿用。”
龙本是神话中的神奇动物，拿它来象征，主要不是象征其至高至尊，而是象征它灵活多变的运动状态。沈驎士说得好，龙之为龙，是能飞能潜，能升能降，能行能藏。因此，“潜”，并非它的无奈状态，而是它的基本生态。“勿用”，是指勿显摆、勿逞才、勿施展、勿闹腾。何时施展，要看时机。乾卦中这一则的爻位是“初九”，意味着时机未到，应保持住隐潜状态。这既是警示，更是揭示了龙的一大特性。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或跃在渊，无咎。余秋雨译述为：君子整天刚健自强，到了晚上却能谨慎自惕，那样，即使遇到危难也能避过灾祸；他们既可以腾跃在上，又可以下沉在渊，因此能避过灾祸。
云云等等，不一而足。
余秋雨先生对《周易》的理解当然也是一家之言，但他“解决了当代人读周易的大痛点：难懂；提炼了当代人读周易的大价值：应变”。用现代观念教你把握《周易》的核心价值：认知方法，多元主义，理想人格，等等。
只有懂得变化之道，才能从容应对未来。
这本《周易简释》适合零基础的读者阅读，用广为读者喜爱的余式散文娓娓道来，提升读者思维，锤炼读者德行，更有余秋雨先生行云流水的亲笔行书抄录，烫金精装，实为阅读收藏赠人之佳品，喜欢的朋友赶紧入手一本看看吧，点击下方链接即可直接购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