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神(敬神用的水果放几个)

抗战时期，祈福禳灾的传统年俗

这个春节注定是不平凡的，而历史上也有不少对动荡岁月节日的记录。1937年后，全面抗战打响，中国人开始了漫长的战争时期，春节的意义变得更加特殊。中国人没有因为特殊时期就丧失了节日氛围的营造。节日一方面提供了难得的释放，也有利于凝聚共同情感。

华北根据地建立之初，节日就作为开展社会动员的有效场域受到领导的根据地政府的重视，在默许和迎合民间旧有节日传统的同时，引入和创造了许多具有现代意义的新节日。在延续旧传统和创造新节日的过程中，华北根据地的节日空间不断扩展，节日娱乐被赋予了更多革命性意涵。

《革命与节日：华北革命根据地的节日文化生活（1937-1949）》一书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对1937～1949年华北根据地的节日文化生活进行考察，关注节日生活背后的传统与现代、官与民之间的关系变化，探讨华北根据地以节日为切入点开展的社会动员和社会治理过程。

以下文字节选自《革命与节日：华北革命根据地的节日文化生活（1937-1949）》一书，经出版社授权刊发，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革命与节日：华北革命根据地的节日文化生活（1937-1949）》 ，作者: 韩晓莉 ，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月

在中国传统社会，节日多指节气时令中两节气的交接之日，包括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等。因为这些节日与中国人特有的时间观念、信仰观念及农事活动紧密相连，因此受到民众的重视，并逐渐形成了固定的节俗。根据地建立后，从密切党群关系、繁荣地方经济，开展革命宣传的角度，积极支持和参与民间的节日活动，并根据不同节俗，有针对性地开展社会动员工作，使传统节日表现出新的革命特质。

中国传统社会生活中，几乎每个月都有各种的节日，节日生活构成了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对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普通民众来说，节日是他们跳出日常劳作生活，获得短暂休憩放松的时间节点。更重要的是，通过遵循共同节俗、参加社区节日活动，民众表达和传承着“敬天顺时”的人生观，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感，进而使社会保持着稳定的、张弛有度的运行节奏。

正因为节日的诸多意义，过节的传统能历经千百年被地方社会坚守和延续，根据地时期的华北乡村同样如此，只是在战争环境下，民众的节日活动受到了种种限制，难以保持如平常年份的庄重热烈。

对信仰和生活世界的共同认识

恰恰是社会秩序得以维系的基础

在中国以历法为基础的节日体系中，节日不仅仅是民众跳出日常劳作生活获得短暂放松的休闲时光，也是表达信仰、承继文化的特殊时间点。人们将自己置于自然时序

（天时）

的控制之下，在重要的时令节点进行各种集体性的宗教祭祀活动，通过郑重其事的各种仪式与神秘的自然力量进行沟通，表达自己“敬天顺时”的顺从、感恩和期许的心情。经过不断的传承演变，时令节点的宗教祭祀活动和娱神表演逐渐演化成了丰富多彩的节日文化。

另外，节日活动也发挥着不断重申社会价值的功能。每一个节日都有着关于何时、何地、举行什么活动的整套规则，也就是节俗。在特定的时间，民众通过对默化于心的节俗规则的实践产生特殊的情感体验，并在节庆仪式所营造的神圣气氛中，形成和强化着对信仰和生活世界的共同认识，这种共同认识恰恰是社会秩序得以维系的基础。正因为节日对民众生活的重要意义，节俗能够被民众一丝不苟地遵循和传承着，即使经历初年改行阳历的国历运动和战争侵扰，民间社会仍对传统节日和节俗保持着一贯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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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标志新旧年交替的节日，旧历新年是所有传统节日中最被民众看重的节日。在古代旧历新年亦称“元旦”“元日”“元辰”“元正”等，民间俗称“过年”“过新年”。在华北地区，按照传统风俗，从农历腊月二十三祭灶王爷上天，民间就开始过小年。紧接着是清扫房屋、置办年货、张灯结彩，过年的准备工作一直持续到腊月三十。

抗战时期的年画

除夕夜，家家户户一般都要吃些酒菜、饺子，在祖先谱单牌位前跪拜，然后祭祀诸神，燃放鞭炮。正月初一，人们都要早早起来，穿上新衣服，打扮得整整齐齐，带上祭品到先人的坟上去祭，回来后到村中亲朋好友家拜年。初二是女儿回娘家的日子，这一天家家都在待客，这种走亲访友的热闹场面要一直持续到正月初五。初六日，家里会撤掉祖宗谱单牌位，生活基本恢复正常，但节日气氛依然浓厚。到了农历正月十五日元宵节，村社里还要闹社火、表演秧歌热闹几天，至此才宣告年节的结束，生活恢复到正常。

更迭、军阀混战并没有影响民众对传统年俗的坚守

进入后，政府提出改行阳历，以公历新年取代旧历新年，此举遭到了民间社会的激烈反对，官方推行多年收效甚微。相对时期公历纪年以及公历新年在地方社会的冷遇，民众对以旧历新年为代表的传统节日始终有着极高的热情，原因就在于，“与旧历岁时节令相关，民间社会早已形成了一套复杂而丰富的节日喜庆、祭祀祖先、婚丧礼仪等相关的民俗文化，并且这种民俗文化，渗透到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仍然在支配着民众的日常生活”。

从年间华北各地修订的地方志中对旧历新年不吝笔墨地记述可以看出，更迭、军阀混战并没有影响民众对传统年俗的坚守，乡村新年仍是一派热闹景象：

县民性守旧，国历虽颁，而民众依然奉废历为圭臬。废历“元旦”，夙兴焚香、燃爆竹，祭神、祀先，依伦序拜尊长毕，食饺饵。戚里族友，交相贺岁，数日方罢。五日晨，扫堂宇，委土门外，曰“送五穷”。十二、十五两夕，放烟火。十五食糯米团，曰“庆元宵”。男女结队，游行月下，曰“走百病”。或张灯彩，游行，谓“灯节”。

（河北晋县）

“元旦”夙兴，肃衣冠，拜天地、祖宗毕，序拜父母尊长，随出谒官长、亲族、邻里。五日内，交相展庆。新用门神，大放爆竹，以逐鬼疫。“元宵”作花灯、火树，爆竹。男女夜玩，夜半而罢。

（河北赞皇县）

“元旦”昧爽，长幼皆起，盛衣冠，设香烛，燃鞭炮，礼神祇，祀先祖。家人拜庆，各以其次。食设水饺，俗名“扁食”。乡邻是日互相拜谒；城内亲友交宴，名曰“年酒”。乡村于亲故之家，必诣门往拜。六七日间，贺节者络绎于道，名曰“拜年”。……“上元日”号为“灯节”。市肆通衢张灯结彩，放花炬，击鼓鸣锣，扮演杂剧欢唱，以为乐。

（河北大名县）

每岁“元旦”，夙兴炽炭院中，名“兴旺火”。祀神、祀先毕，以次贺年，如常礼。早膳水饺，午食黄米面糕。酒食相招，十数日乃已。……正月十五为“上元”，又名“元宵节”。人民张灯、鼓吹、办杂剧，所过城市村镇，皆以酒食相饷，丰俭各从其便。

（山西灵石县）

春节老照片

进入20世纪30年代，华北乡村经济进一步衰败，农民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乡村秩序也受到极大冲击。面对这种情况，传统年节所具有的祈福禳灾的宗教功能尤其被民众所看重，恪守节俗以祈求神灵护佑成为大多数人的一种节日心理。当然，这其中也有着民众借过节暂时忘却现世烦扰，苦中作乐的追求。

美国学者弗里曼在其著作中，如此描述20世纪30年代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过新年的情景：“在新年除夕，村民们常常彻夜不眠，庆祝活动延续两周，在正月十五的爆竹声中达到高潮。在此期间，村民们换上新衣，清扫院子和房间，走亲戚、打牌、祭拜祖宗和当地的神灵。当他们期待蘸着醋狼吞虎咽美味可口的白面肉饺子时，便尽情地轻松享乐，放鞭炮，喝酒，欢度佳节。”

抗战中的国统区与敌占区：祈福和慰藉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华北成为主要战场，兵燹之下，乡村社会的原有秩序遭到更严重的破坏，年节也不见了以往的喧嚣热烈，但与信仰相关的节俗活动仍在家庭内部被延续着，并在敬神祈福中增加了新的内容。寓居山西太原县赤桥村的乡绅刘大鹏在其日记中详细记载了日军侵扰下他所在乡村的年节变化。

1937年底，日军占领山西太原，刘大鹏所在赤桥村人心惶惶，1938年1月24日是农历腊月二十三，民俗祭灶，民间也称“过小年”。这一天，“家家户户祭祀祷告，祈求诸神上天转求上帝幸速诛灭贼寇”。

正月初一，赤桥村“寂静平安，概无各项声息”，刘大鹏本人也“因世大乱，莫敢早起，天既送晓，方才陈设祭品于家庭，敬迎诸神，庆祀祖先，表斯诚意”。

此后几年间，日军占领的状况没有改变，赤桥村民努力在惶恐不安中保持旧有的生活方式，沿袭年节传统。1939年农历腊月二十六，刘大鹏到晋祠赶集筹备年货。正月初一，他照例五更起来，在一片静谧之中“迎神敬祖”。正月初四，村里年轻人自行组织了社火，击鼓鸣锣，在村里游乐。元宵节时，相邻西镇村民装扮社火到刘大鹏所在的赤桥村演唱，“锣鼓喧闹，声震远近”，赤桥村的高跷社也自发组织起来在本村演唱了半日，庆祝节日。

1940年2月7日，农历除夕，赤桥村民照例迎神祭祖，辞旧迎新。“村人迎神祭祖均不敢焚柴放炮，只是拈香酹酒，敬献一切祭品而已矣”，在村人看来，除夕的安静寓意着“承平气象”。

春节

正月初一午后，村里演唱秧歌，锣鼓喧闹。初二，走亲戚拜年的人与往年比有所增加，“一见面辄欣欣然有喜色曰：‘自大乱以来又度一新年矣’”。

到1942年，虽然局势没有好转，社会经济状况继续恶化，但赤桥村民仍然在农历新年这日“鸣锣击鼓，大吹大打，在村所乐，沿街窜巷，以遨以游，庆贺升平”。面对这种情景，刘大鹏一面感慨村民“不知时局之危险，一味行其所快乐”；一面也将村人庆贺看作新年“吉兆”。

从刘大鹏的日记不难感受战乱之下民众年节期间亦喜亦忧的复杂心情，一方面，他们希望通过年节祈福活动得到上天和祖先庇佑，尽快结束战乱局面；另一方面，他们也借助节日活动，暂时忘却现世烦恼，在充满宗教色彩的狂欢中寻求精神的慰藉。在国统区和敌占区，乡村年节活动中基本没有官方参与的痕迹，更多表现为民众对传统节俗自觉地遵循和延续。

根据地的春节：革命话语与民间传统

和上述地区一样，根据地民众对传统年节也保持着极大热情，掌握着传统年节的主导权。1937年底到1938年初，战地记者周立波曾陪同美国观察员赴晋察冀边区考察，恰逢旧历新年。在他的战地通讯《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和《战地日记》中，记录下了晋察冀边区民众过年的情形。1938年1月底，也就是旧历小年前后，周立波到达河北省平山县洪子店，此时八路军和日军刚刚结束激烈战斗，尽管集镇还是一片狼藉景象，但民众已经陆续返回。“镇上又开始听到婴儿的哭声和鸡狗的喧嚣了，一切都在迅速地恢复常态。人民又要开始正常的生活了。女人们忙着打扫屋宇，男人们忙着收拾街衢。”

从战争过后民众很快恢复正常生活的态度不难推测地方社会年节的情形。旧历除夕，周立波赶到了河北阜平县，清晨城中就响起了爆竹声，至于彩灯、春联等传统节日元素更是随处可见。

沿途村落，家家门前都挂着一对彩灯，灯是用白色或深红色的纸糊的，有的作方形，有的是圆的。上面写着字，画着画。画是梅花和鸟雀一类的东西，颜色和制作都很精致。这种漂亮的新年的彩灯，在南方的农村，我还没见过。

因为是新年，少妇、姑娘和小女孩子，都穿着绣花鞋子和新的红裤或红衣，发髻上插着红绿色的纸花，倚在门口，惊奇地看着过路的生客。她们的上面是灿烂的彩灯，她们的两边，是用红纸写的春联。今年的春联有些异样了，大都是“驱逐日寇”，“最后胜利”，有的是“中华万岁”的横额。

1939年，位于襄垣县城的西营集市被日寇烧毁，但到了腊月二十三，旧俗过小年这日，集市上还是聚集了很多商贩和采购年货的人。这天，鲁艺木刻工作团也在集上摆地摊卖起新年画，“赶集的人们都围拥过来，不到三个钟头，几千份年画都卖光了”。

从上述这些零星资料可以看出，尽管经常遭受日军侵扰，但根据地民众仍尽力保持着原有的生活节奏，他们还是会在固定的日子里赶集置办年货，年画仍是新年里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物件。于是，一面是八路军与日军交战正酣，一面是“群众正过年，到处爆竹如打机枪然”。

这样的年节活动照例持续到农历正月十五。

事实上，不仅旧历新年节俗在时局动荡中被民众保持和延续着，与信仰相关的其他节日也同样被乡民所看重。在刘大鹏所居住的太原县赤桥村，尽管战事纷纭，村民时时处于日军的劫掠侵扰之下，但只要条件允许，他们还是坚持在清明节时上坟祭祖，端午节时演剧敬神，在各个庙会之期“烧花行礼”、参拜神灵。

虽然传统节日活动多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开展的，但各家各户在对节俗的遵循中强化的是共同的信仰和秩序，进而形成了基于共同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正因如此，民众对节俗似乎有着不受时局影响的、非理性的执着。

《白毛女》剧照

抗战时期以华北农村为背景创作的现代歌剧《白毛女》中，躲债多日的杨白劳选择在除夕雪夜冒险回家，尽管手头拮据，他也不忘请张门神，给女儿买二尺红头绳。这种源于现实生活的创作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年节对民众的特殊意义以及节日信仰在乡村社会的影响力。正是因为这种特殊意义和影响力，年关上门逼债的黄世仁才更激起了民众的切齿痛恨。

杨庆堃曾对传统节日之于民众在信仰和宗教方面的意义有过如下论述：“在所有主要节日的黄昏时分，无论是城市抑或村庄，都能看到家家户户在自家的佛龛前燃香摆供。我们可知这种鲜活的社区生活就是脱胎于共同的传统。在引导民众共同行为方面，宗教规范了社区生活及其价值系统——表现为一种人们敬畏并遵守的宗教特征。”

可以说，在各个家庭内所进行的看似彼此毫无关系的节日仪式恰恰发挥着强化社会价值的作用，这种强化作用在战争环境下显得更为重要，也更被民众所看重。

责任编辑：杨然_NB11998

清明祭祖带水果的老传统，记得3带3不带，寓意好，如意吉祥

马上就是清明节了，今年的清明节是4月5号，阴历是三月初五。

一般情况下，有老人的家庭，大都懂得清明祭祖的规矩，会提前安排买东西、置办用品，到了要“上山”的那天也会一早提醒家人。

有关清明祭祖的讲究其实不是太多，但还是有的。只是现在不少年轻人不懂这个，胡乱拎两样儿就上山磕头，看到别人带的东西才发现自己的无知。

要说吧，有些事真不必太较真，比如你早上吃什么，袜子什么颜色，这些你自己知道就行真不必讲究，但往外拿的东西就要讲究一下，免得别人看了笑，免得“祖先”在天有灵说你“坟头上烧报纸”。

上坟时肉类凭心意，但水果却是必带的，在选水果时一定要记得三类水果不能带。

第一种是成串的水果。上坟是种纪念，一是告诉祖先，他的后代子孙都挺好，没忘了他，二是让祖先看看后代为他开枝散叶了，家里越过越好。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意思，就是希望祖先护佑，能帮忙指点一下怎么发财，怎么避祸什么的。

但无论如何，这都是阴阳两隔的事，所以一定别带成串的水果，比如葡萄、荔枝等。听老人们说这成串的水果寓意不好，似乎有成串地跟着过去的意思。

所以那就不要带啦，无论祖先生前爱吃不爱吃都别带。

第二种是多子的水果：像石榴、火龙果这些也是不能带的。在咱们这边讲究“多子多福”，人家结婚啊、要孩子啊带着那是寓意好，没得说，上坟就不能带。

关于为什么不能带，三哥问了几个“事妈”老人，答案不太一样：有人说拿“多子”的水果，是祝愿对方“多子、多福”，去上坟这样祝愿不合适。

还有种说法是，这种水果一口下去“子”就散了，寓意不是特别好，在清明这种特殊、又神圣的时刻，有这样的寓意可不好。

反正不带就是了。

第三种不能带的水果是：梨。

这种水果，怎么说呢？似乎所有庄重或者正经的场合都不能用，唯一没问题的场合大概就是自己洗了啃着吃。

无论梨有多香甜多汁，也不论它能润肺还是止咳，就因为它有个和离别的“离”一样的发音，它就被生生关进了冷宫。

对，祭祖不能带梨。

原因是梨的读音和离别、离散、离开的“离”一样，没别的意思，就是不太吉利。

所以还是别带了，反正水果多得是。

说了三类不能带的水果，再说上榜的、能带的水果：

一是苹果。苹果不但长得圆圆胖胖，味道也又香又甜，一直受到男女老少们的喜爱。最重要的是苹果有“平安”的寓意，“平安果”嘛。

二是桔子。其实以前桔子一直都没引起重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桔子就成了“吉利果”，无论是过年接神、敬神，还是平时的祭祀，都会把桔子放在香案上。不信你去看看影视剧里的祭祀镜头，除了大鱼大肉之外，最显眼的就是桔子了。

三是香蕉。香蕉能上榜，是因为实力而不是读音。因为香蕉的颜色金黄，样子又有点像元宝，所以老人们认为祭祖时摆上香蕉，寓意是给祖先送元宝、送钱。

不过，三哥更愿意相信是因为香蕉比较受老人们喜欢才出现的。

结语：

清明祭祖带的水果，要尽量选些颜色鲜亮，圆润丰满的新鲜水果，反正也带不多，祭完祖可以拿回来吃掉。

所以就别图便宜啦，严肃场合、拿出去给人看的东西，还是别凑合，用心一些好。

拜佛烧香，为什么只上3根？正确上香方式，很有讲究，少有人知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进程中，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例如大家常见的酒文化，逢年过节必备的烧香拜佛。

对于烧香拜佛这一个传统习俗，那可是有许多讲究。其中全国各地都应该有一个共同的习惯，那就是只插三根香。那为什么上香的数量是三个呢，为什么不是其他的数字呢？

这就关乎许多民间习俗，而且现如今随着科技发展，许多年轻人越来越忽略上香的方式。而正确的上香方式那可是非常有讲究的，现在应该很少人知道了吧，毕竟这融入了祖先们的伟大智慧。

烧香拜佛的起源那是非常久远了，据传在上古时期，人类的祖先就是使用燃烧植物的方式，来以此达到驱邪的目的。可能这只是人们的封建迷信思想，但这可以说是当时人们寻求安慰的一种方式。

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方式逐渐演变成我们的民间习俗，也就是如今大家常见的烧香拜佛。而且在国内的许多佛教圣地，道观等等地方，每当盛大节日来临之时，总是会有人来到这个地方，来寻求佛祖的庇护。

而且在大年初一的时候，许多地方应该都有一个共同的习俗，那就是会上头香，寓意同样也是非常重要，那就是希望新的一年能够风调雨顺，平平安安！任何事情存在即合理，这种烧香拜佛的民间习俗，看上去没有任何意义，但却是大家寻求心理安慰的一种方式！

从全国各地上香的方式来看，人们都会选择插三根香，究竟有什么特殊意义呢？为什么不会是其他的数字？其实这就关系着许多不同说法了，而每一个说法那可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从佛教上面来看，人们烧香时用的3根香分别代表佛学里面的戒、定、慧。除此之外也可能表示供养佛、法、僧常住三宝。佛那就是指佛主释迦牟尼佛，法代表了佛教的佛法，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三皈五戒"，至于最后一个僧，就是指出家人。

所以插香的方式也很有讲究，并不是急急忙忙把3根香一起到香炉里，而是先把第1根香插中间，表示以此供养佛。接着插右边，表示这是供养佛法；最后就是插左边，指供养僧。所以这个顺序肯定不能够颠倒，毕竟佛教中佛祖最大，如果顺序搞错了，那不就是表示对佛祖的不敬吗？

在道教中，三根香表示供养道教里面赫赫有名的玉清、上清、太清三位长老！至于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如今全国各地的道观里面，都是可以看到这三位长老被虔诚的教徒供奉着。

而道教里面另一种说法则是该教派的核心理念：道法自然！因为之前老子在《道德经》说过：三生万物！可见3这个数字，在道教中是占有一定的地位！上香的时候使用三根，就是为了表达对世间万物的敬重之情！

在民间的说法又是不一样，首先这三根香是指天地人。所以第1根香是敬天指以此寻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第2根香是敬地，表达人们希望能够有个好收成，这样才能够过上好生活！最后一个香是表达对祖先的怀念，以及感恩人类祖先所留下来的优良传统美德。

如今其实许多人都不知道真正的上香方式，而他们所做出的一些行为，那是非常错误的！不过这可以理解，因为随着科技发展时代进步，越来越多年轻人不相信这种所谓封建迷信的烧香拜佛，所以对于上香的方式自然不是非常重视的！

而众多的错误上香方式中，这个可以说是很常见的。那就是许多人会用一大把香插到香炉里面，觉得用的越多的香，那么就能够得到佛祖更多的庇护。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烧香拜佛最重要的还是要虔诚，俗话说心诚则灵，所以你要真正的用心对待这种事情。

除此之外，许多人会选择非常大的香，觉得这样的诚意就越大。然而这只是一些商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而特地卖的香罢了。最后就是叩头的时候，有些人会双手放在胸前左右晃动，这只是之前古代的作揖方式吧。

而真正的顺序应该是：先烧香，再叩头，而且当你上香时不能马虎，因为必须是左手拿香，同时左手在上，右手在下握住香，最后就是高举过头顶作揖。 所以说这个手法是非常重要的，估计大家都没想到吧，简单的上香方式居然有这么多讲究！

其实归根结底，烧香拜佛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一颗虔诚的心，而不是随意敷衍了事。这和我们在生活中工作中道理是一样的，不过你对待任何事情都是不用心，那么结果肯定会辜负你。反之如果你对每一件事情都是尽心尽力，那么相信最终的结果肯定会让你满意的！

所以说，烧香拜佛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更多的是人们希望自己未来能够顺顺利利，这不就是希望能够拥有个美好的生活吗。因此，烧香的真正意义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寄托！

对于这个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习俗，我们自然不应该鄙弃！因为这可以说是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最精髓的东西，如今随着社会发展，大家知道这种方式只是封建迷信。但是这些蕴含的意义，却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好好探索！所以，这个传统的民间习俗自然不应该摒弃。

但是，烧香拜佛有一个弊端，那就是会造成大气污染，破坏我们的环境！而我们要想在这个地球中生活，肯定要自觉保护我们的环境！因此这一传统习俗的一些不足之处我们一定要加以改进，但也不能够因此抛弃，毕竟这个是中华传统文化一个最美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选择祭祀物品的时候，一定要再三选择，购买符合国家标准的物品，这样才能够最大程度保护我们的环境。要是为了传承老祖先的智慧而破坏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那就得不偿失了！

烧香祈福时，为何一定要烧三根香？每根分别代表什么？

近些年，因为教育、文化冲击以及思想观念变化等原因，烧香的人似乎越来越少了。

很多年轻人甚至认为烧香是封建迷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

虽说烧香祈福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也并不会真的能带来好运，但直接将其认定为封建迷信加以抵制，也有些矫枉过正。

现在人们不管是去寺庙道观上香，还是在家祭祖上香，很多时候只不过是为了表达一下尊敬，求个心安，并不是真的要搞封建迷信。

虽说只是为了求个心安，但香也不能随便烧，还是有一些规矩的。

其中最首要的规矩，就是烧香一定要烧三根香，或者是三的倍数。

说到这里很多人可能就有疑问了，为何烧香的时候一定要点三根？每根分别代表什么？这其中的传统文化，我们不得不知。

其实在国外，佛教是不烧三炷香的，而在中国之所以烧三炷香，是受中国传统阴阳学说的影响。

在以《易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阴阳学说中，奇为阳，偶为阴，中国人喜阳不喜阴，因此祭祖敬神都喜欢用奇数。

而在奇数里，三这个数字代表着无限，如老子所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因此中国人便选择了三。

当佛教传入中国的时候，这个观念已经传承了千年，因此佛教烧香也就自然采用了三炷香的规矩。

至于道教，其理论本就脱胎于中国传统阴阳学说，当然也要采用三炷香的规矩了。

只不过在佛教、道教和传统习俗中，三炷香有着不同的解释。

在佛教理论中，三炷香分别叫做戒香、定香、慧香，代表着佛教的三种修行方法：修戒、修定和修慧。

所谓的修戒，对应的是佛教三害中的贪。

意思就是要戒掉人性中的贪欲、自私等，严格控制自己的行为，遵从佛法的指引，不让自己放任自流，被钱权色所迷惑。

所谓的修定，对应的是佛教三害中的嗔。

意思就是要在纷繁复杂的红尘中保持定力，不被各种各样的声音和念头所驱使，去和喧嚣的尘世对抗，获得内心的平静，帮助人们找到人生的方向、摆脱迷惑和茫然。

而所谓的修慧，对应的自然就是佛教三害中的痴。

其意思也很好理解，就是在修戒、修定的基础之上去努力学习和思考，努力积累、沉淀出自己的智慧，使自己的灵魂得到洗礼。

正所谓“静能生慧”，一个没有主见、欲念横流的人是不会拥有真正智慧的。

除了戒、定、慧，佛教中烧三根香还代表供养的佛、法、僧。

第一根插在中间，代表“供养佛，觉而不迷”；第二根香插在右边，代表“供养法，正而不邪”；第三根香插在左侧，供养的就是僧，代表“净而不染”。

而在道教中，“三”这个数字代表着万事万物，即所谓的三生万物。

因此，道教的三炷香其实代表的就是对天地万物的敬重。

同时，道教的三炷香也代表着敬三清。

三清就是道教的三位圣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

道教理论认为，伴随着青烟袅袅上升，人们的心愿也会随之升腾到九天之上，来到三清道尊身边聆听教诲。

此外，在道教理论中修持“三炷香”也有荡除“三业”的意思。

道教理论认为，做人要修持“三香”——即心香、身香、口香。

所谓的“心香”是指心地善良，心存善念，不生邪念和恶念，故无“心业”；

“身香”则是指做人要身正品端，纯朴善良，不做恶事和亏心事，身正而不邪，故无“身业”；

“口香”则是指积累口德，不出口伤人，不口出狂言、脏话等，口净而不脏，故无“口业”。

因为都是脱胎于中国传统的阴阳学说，所以在烧三炷香的规矩上，道教和佛教有一定的相同之处。

那就是都要将第一根香插在中间，第二根插在右侧、第三根插在左侧，顺序不可以打乱，也不可以出错。

而不同的地方在于，道教不仅可以烧三炷香，还可以烧三的倍数，比如六根、九根都是可以的。

此外，道教烧香不可以出现明火，即使出现明火，也不可以用嘴吹灭。

因为道教认为凡人用嘴吹出来的是浊气，用浊气吹灭香的明火是对神明的“不敬”。

除了佛道两教之外，在民俗中同样有烧三炷香的规矩。

民俗中的三炷香，一般代表着天、地、人。

中国人要想做成什么事都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因此为了兼顾天、地、人，所以在烧香祭拜、祈福的时候都要烧三炷。

不过在有的地方，人们以三根香为一炷香，三炷香就是九根香。

如果是代表全家去祭拜祖先的话，一般都烧三炷也就是九根香，三根代表父辈，三根代表自己，三根代表儿孙。

如果祭拜人是单身，而且只是去祭拜父辈，那么点一炷香，也就是三根香就行。

烧三炷香虽然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但其实在一开始，没有三炷香的规矩。

烧香活动堪称是中国传承最为悠久的文化活动了，广义上的烧香最早可以追溯到黄帝炎帝时代，距今已经超过了五千年。

所以，烧香其实既不起源于佛教，也不起源于道教，而是起源于中国原始的“祖先崇拜”，只不过后来被佛道两教发扬光大。

在原始社会的时候，人们吃不饱、穿不暖，活着都成问题，自然也就没有时间去想精神方面的事情了。

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不再需要整天为活着担忧，有了空闲时间，便开始有了精神方面的思考。

唯物主义哲学说过，物质决定意识，因此引发人们思考的便是各种自然现象和自然界的动植物们。

这些自然现象、动植物与人类的想象力一结合，人类最早的“图腾崇拜”就诞生了。

等到了五六千年前，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阶级社会开始出现，一些部落首领、伟大人物因为带领人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比如战胜了自然灾害或者打败了别的部落等，而受到人们的崇敬。

人们对于图腾的崇拜也逐渐转移到这些伟大人物身上，于是祖先崇拜就诞生了。

其中最典型的代表，自然就是传说中的黄帝、炎帝、伏羲等人。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人们发现很多花花草草不仅可以用来填饱肚子，还能够治疗疾病，愉悦身心，驱虫避害。

于是人们便开始收集研究它们，其中最著名的故事就是神农尝百草。

此后，一些人逐渐开始将带有特殊香气，闻知能够愉悦身心，驱虫避害的花花草草用于祭祀祖先，以希望这些花花草草能够为祖先“驱疫避秽”，保佑家族平安顺遂。

再后来，人们发现很多用于祭祀的花草通过晾干焚烧的方法。

不仅香气更加浓郁、持久，而且还可以解决花草生长季节的问题，随后都能够保证祭祀的需求，于是最早期的“香”便出现了。

只不过那个时候的“香”，还不是像现在用的一根一根的圆柱形香棒，而是植物晾干后的粉末或者枝叶，最常见的香就是香蒿等天然“香料”。

根据《诗经》的记载，周文王时期人们经常“升烟以祭天”了。

焚烧的就是各种带有香气的植物，不过当时还不叫做烧香，而是称作“禋祀”。

此时虽然没有“三炷香”的说法，但根据《周礼·春官》记载，周代焚香是"天神、人鬼、地示之礼"。

《史记·礼书》也说："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意思就是人们焚香祭拜的主要是天神、人鬼和地只这三类，所以当时就已经有“三”这个规矩了。

这个时期，烧香仍主要用于祭天以及祭祀一些伟大的先祖，和宗教活动没有什么关联，而且普通老百姓也没有权利烧香。

不过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普通老百姓也烧不起。

直到汉武帝时期，汉武帝为了求长生，不仅大规模招揽方士炼制丹药，还大肆开展烧香敬神活动。

只要能够和长生沾上边的神，别管大小，都要敬上一炉香。

这样一来，就彻底打破了过去烧香只是用来祭天和祭祀伟大祖先的传统。

而且，汉武帝不仅自己组织人大规模烧香敬神，而且要求手下的人烧香敬神为自己祈福。

此外，汉武帝为了更好地“金屋藏娇”，设置“椒房之宠”，还将香料用于房屋的装修上，并在屋内焚香，以营造更舒适的氛围感。

这一行为，也就打破了焚香用于祭祀的规定。

汉武帝的一系列操作，让香开始逐渐走入个人的家中。

因此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的香文化肇始于汉代。

宋代吴曾在《能改斋漫录》中，便考证认为“焚香始于汉”。

根据经济学原理，需求决定了供给。

在汉武帝的带动下，汉代香事繁盛，人们对于香的需求量迅速增加，用途和样式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

因此，各种各样的香和焚香的用具也开始出现，香产业逐渐形成。

我国迄今为止出土的最早的香炉，便是南昌西汉海昏侯古墓出土的青铜博山炉。

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并逐渐传播开来，同时，中国本土宗教——道教逐渐摆脱原始状态，发展成为真正的宗教。

两个宗教虽然在理念、教义上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是它们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崇尚烧香。

在佛教理论中，香不仅仅是供品，同时还有很多象征和寓意。在很多佛教经典中，香常常和修行者持戒之德相联系。

例如在《首楞严三昧经》中，就用“香光庄严”比喻念佛的人染上如来功德庄严。

此外，在佛教世界的无量诸佛净土中，也有以香著称的是“众香国”、“香水海”等。

而在道教理论中，香更是神仙“神格”的标志。

香闻达十方无极世界，灵通三界，不仅是通真达灵的信物，而且往往作为神仙贵人降临、凡人升仙的先兆，因此道教修行敬神都必焚香。

不过在东汉时期，由于发展时间较短、统治者态度不明确等各种原因，佛教和道教流行程度尚不广泛，因此烧香活动影响范围仍然较小。

而到了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在黄巾起义的影响和张鲁的大力推动下，道教中的“五斗米教”开始在中国北方大规模传播开来。

到了西晋时期，著名的道家天师葛洪通过对道教进行改造，不仅使道教开始脱离原始宗教的状态，更让道教逐渐被统治阶层所接受。

到了南北朝时期，佛道两教均迎来了大发展。

道教在陶弘景、寇谦之等人的努力下，吸收了儒学和佛教的理论，逐渐形成了完善的体系和教规，走向成熟。

在南北朝时期，道教虽然整体发展较为曲折，兴盛不如佛教。

但在北魏时期得到了拓跋氏的接受，不仅北魏宰相崔浩尊寇谦之为师，而且著名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更是一度欲将道教尊为国教。

至于佛教，在南北朝时期更是兴盛至极，特别是在南朝，佛寺几乎无处不在，从杜牧的名篇“南朝四百八十寺”中我们就可以体会到。

当时佛教在南朝的流行程度，甚至一度威胁到了朝廷的统治。

虽然中间遭遇了拓跋焘灭佛的劫难，但最终也没有阻挡佛教的大规模传播。

得益于佛道两教的大发展，烧香活动逐渐在全国范围内流行起来了。

不过受限于制香技术不足及原材料较少等原因，此时的香料价格仍然较贵。

加上后来佛教再次遭遇北周武帝灭佛的影响，因此南北朝时期烧香活动仍主要流行于贵族和一些富商、士大夫之间。

直到隋唐时期，人们发现两广、海南地区同样能够出产香料，不仅香气不输西域进口的香，而且采集、运输成本更低。

于是，价格更低的“南香”逐渐取代了昂贵的“西香”，成为了主要的香品。

伴随着香品价格的降低，以及佛道两教的重新兴起，烧香活动开始真正走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了一项普遍的活动。

到了宋朝时期，伴随着儒释道三教融合，原本反对烧香的儒教也开始接受烧香的习俗，众多读书人开始加入烧香的行列。

有些人形成了不点香不读书的习惯，烧香文化自此达到了顶峰，普及全国。

烧香活动的大规模开展，也促进了制香产业的大发展，现在人们常见的圆柱形的签香开始出现，并获得了佛、道两教的青睐。

在佛、道两教的大规模应用和推广下，“三炷香”的观念开始形成，并逐渐形成规矩。

按照现代唯物主义的观点，烧香活动并不能给烧香人带来好运，除了促进香产业发展，增加香味、驱虫之外，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但烧香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愿景，也算是一种抚慰人心的好办法。

因此只要不沉迷于烧香，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烧香上，也没必要对烧香抱有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