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士可以学八字吗(居士可以学八字吗为什么)

近百年来中国命理学研究述评

( 程 佩 张其凡 暨南大学 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

提 要: 命理学的现代研究始于肇始，至今已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这期间，命理学逐渐走出神秘主义，完成了由 古代至现代的转型，并走向学术化。尤其是近二十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对命理学进行多方位系统深入的研究。虽然近百年来的命理学研究硕果累累，但也暴露出后继乏人、研究不够全面深入等问题。

一、近百年来中国命理学研究回顾

命理术是术数的一种。它是中国古代发展起来的以一个人的出生时间为依据，以阴阳五行理论为推命方法，描写并预 测个人命运的术数。对命理术及其文化的研究可以称之为命理学。命理学的现代研究始于肇始，故其研究史不过百年。其间，已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时期) 是对古代命理文献的整理与诠释以及命理学通论性著作的编写;

第二阶段( 20 世纪 50 年代至 90 年代) 是引入现代科学思想和方;

第三阶段(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 ，命理学者开始从文化、社会、历史、哲学等多角度对命理学进行深入研究。总体来看， 三个阶段的研究虽时有交错重复，但基本上还是按照上述三个阶段特征来展开进行的。命理学也逐渐走出神秘主义，完成了由古代至现代的转型，并走向学术化。

第一阶段: 通论性著作的出现和命理文献的重新整理

———

命理学开始走向通俗化和学术化

从 1916 年袁树珊编写《命理探原》算起，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命理学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第一

个转型期，这也可看做是命理学研究的第一个阶段。以前，江湖派和书房派长期处于分流状态，难以互通有无。至晚清时，命理术的发展处于缓慢甚至停滞的状态。建立后，江湖派和书房派渐有合流之势。以前，命理书籍或体例不精、文字芜杂，或浅陋繁复、晦涩难懂。这给它的传承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障碍。

袁树珊( 1881—1968) 对此类书籍评价道:

“……然其中有起例而无议论者，有议论而无起例者，有失之繁芜，而不精确者，有失之简略，而不赅博者，非惟初学难以入门，即久于此道者，亦多不明其奥义。”《序》为了使的命理学能够走向大众和科学，一些知识分子或受西方文明影响的命理术士开始将古代晦涩难懂的命理文献逐一整理，并按照西方教材的编排方式，写 出命理学通论性著作或讲义。个别著作，甚至已经开始引用西方最新的科研成果来解释传统命理概念。命理学逐渐揭开神秘的面纱，开始走向通俗化和学术化。首先是命理学通论性著作的出现。

袁树珊编著的《命理探原》原版于 1916 年，是我们今天见到的最早的一部命理学通论性著作。该书将古代命理文献镶嵌于纲领之中，夹叙夹议，既言之有据，又便利初学，一改过去命理书籍晦涩玄妙之风。

1935 年韦千里( 1911—1988) 出版的《千里命稿》和随后的《韦氏命学讲义》，均是以西方教材形式编写而成的讲义。《千里命稿》先论天干地支，后论五行、六亲以及格局分类。该书语言精练，通俗易懂，为后世命理学通论性著作编写之范本。

徐乐吾 ( 1886—1948) 在 1938 年完成的《子平粹言》是该时期又一本重要的命理学通论性著作。该书对用神、格局等命学核心问题阐述详尽。在书中，作者条理清晰地阐明了选取用神的五种方法和判定格局高低的六条标准。这些方法和标准，成为后世学人断命之准绳。该书的第六编古命部分，是今人研究唐宋古 法时期命理术的重要参考文献。作者认为命理学古法时期的唐李虚中术源自五星术，“唐李虚中就五星之术而变其法，去星盘而专用年月日时，以年为主，推算禄命”，“子平源于五星，而古命，为子平与五星间之过渡”。《子平粹言》是命理术在新的转型与整合时期的最重要的代表作。

潘子端( 1902— 1990) 1937 年出版的《命学新义》也是这一时期值得关注的命理学通论性著作。该书第一部分“水花集”首次将西方现代心理学分析引入传统命理学中。潘子端借鉴了当时西方分析心理学创始人荣格( Carl Gustav Jung，1875—1961) 的性格类型学说，将其八种性格类型说直接与命理术之八格对应起来。

这种全新的阐释，开现代命理学科学理论研究之先河。

其次是对古代命理文献的整理和诠释。

伊始，袁树珊、徐乐吾等命学大师皆意识到古代命理文献对现代人的学习和研究造成很大障碍，实有必要早做整理和诠释。这一时期，徐乐吾曾先后评注多部命理学经典，包括《子平真诠评注》、《滴天髓徵义》、《滴天髓补注》、《造化元钥评注》、《穷通宝鉴评注》。这一时期整理、诠释出的古籍还有潘子端的《滴天髓新注》，袁树珊校、李雨田校补的《滴天髓阐微》，韦千里校的《精选命理约言》以及他和尤达人校的《神峰通考命理正宗》。命理文献的重新整理和诠释，为命理学的规范、普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事实证明，由徐乐吾、韦千里等校注的命学古籍，在之后的数十年间，逐渐成为后人学习掌握古代命理学理论知识之必读经典。故其校释之功，不可小觑。

第二阶段: 实证和计量研究之风盛行

———

现代科学思想及方的引入

20 世纪 50 年代至 90 年代，是命理学研究的第二个时期。由于政治及意识形态等原因的影响，命理学在中国大陆一度销 声匿迹，但在港台地区，命理学的研究仍在有力地向前推进。这一时期研究的特点，是现代科学思想和方被逐渐引入命理学，尤其在台湾，实证和计量研究之风盛行命理学界。

20 世纪 60 年代初，台湾教师吴俊民( 1917—) 出版的《命理新论》是一本概论性质的命理学讲义。该书首次提出实证的研究方法，开中国命理学界实证研究之风。该书的许多思想及方法颇具创新性，如提出八字年柱必须从冬至点开始更换，一改千百年来年柱以立春点更换的惯例。对于吴俊民的这一大胆变革，后人一直争论不断。高源、范良光、吴怀云、司莹居士、了无居士、陆致极等术士及学者皆有回应，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 吴俊民还改进了陈果夫( 1892—1951) 的八字先天体格检查表，将人八字地支所藏干与天干一同标记到表内，结合五 行四时旺衰状况，分析其强弱分布，进而判断该人先天疾病，并注重实证的检验。

《命理新论》堪称首部探讨健康命理研究 的著作。后来赵季青的《八字与健康》、钟义明的《现代命理与中医》( 武陵出版社，1993 年) 、陆致极的《又一种“基因”的探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 均是以实证的方法来验证命理医学理论准确与否，足见吴俊民对后来者影响之巨。 20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台湾新一代命理术士和学者希望以计量研究的方法使命理学研究更加科学化、精确化。70 年代陈品宏在《预言命律正解》( 大成出版社，1986 年) 中提出“实律说”，首次将计量研究引入命理学; 80 年代，何建忠在其著作 《八字心理推命学》( 希代书版有限公司，1985 年) 中，自创一套阴阳计分法，规定了八字干支中的阴阳气含数，以此来选取“中用神”; 吴怀云在《命理点睛》( 希代书版有限公司，1986 年) 中提出一套计算五行力量强弱的公式。但遗憾的是，无论是陈品 宏的实律数，何建忠的阴阳气含数计算，还是吴怀云的五行力量强弱的计算公式，都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其计算的出 发点的数据来源是自由心证或由梦而得，并非科学意义上的数据。这也使得之后的计算结果难以令人信服。

其实，无论上述几人再做出多少次试验和计算，其付出很可能都将是劳而无获。个中缘由，或如陆致极( 1949—) 先生所言: “……八字命理学推理的主要手段是象，象本身是模糊的，是不确定的，因此，如何能期待它得到完全精确的结论呢?”现代科学思想 及方的引入，为古代命理学添加了更多的现代因素，也为其研究注入了勃勃生机。但是，由于命理学本身理论系统的制约，这些尝试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无论是时期的徐乐 吾、方重审、潘子端，还是台湾新一代的命理术士及部分命理学者，他们均希望命理学能够早日摆脱迷信的桎梏而走向科学与理性，但时至今日，他们的这一目标也未能实现。原因何在? 张明喜先生对术数性质的认识或许有助于我们今天去理解命理学不能立于科学之林的原因: “……( 术数) 蕴涵着一定的原 始形态的科学因素和一定的科学思路，甚至还可以从其中的某些思想指向分离出一些新的科学领域，但就其现有的基本的性质特征和文化风貌来说，我们只能说它是中国古代文化复合而成的产物，为一门极想进入科学的殿堂，却又终于徘徊于科学的殿堂之外的伪学。”

这一时期的台湾命理学界的另一代表人物当属梁湘润 。60 年代至今，梁湘润先后完成命理著作 30 余部。 他不仅校释了大量命理古籍，而且尝试对子平古法等命理术早期推命方法进行探讨。其代表作有《李虚中命书》( 武陵出版 社，1985 年) 、《大流年判例》( 金刚出版有限公司，1986 年) 、《滴天髓、子平真诠今注》( 行卯出版社，2000 年) 、《命略本纪》 ( 中国哲学文化协进会，2000 年) 、《神煞探原》( 行卯出版社， 2003 年) 等。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台湾出现的命理学通论性作品不胜 枚举，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陈品宏的《命理奥义》( 金刚出版有 限公司，1986 年) 、了无居士的《八字的世界》( 河畔出版社， 1992 年) 、钟 义 民 的《现代命理实用集》( 武 陵 出 版 社，1993年) 、陈柏谕的《专论女性八字学》( 益群书店，1995 年) 和《四 柱八字阐微与实务》( 益群书店，1997 年) 、梁湘润的《子平基础概要》( 中国哲学文化协进会，2000 年) 等。总体来看，命理学通论性著作由于体例统一，内容雷同，偶有创新也多为个人体验，难以上升至学术高度，故此类作品虽数量庞大，至今畅销不衰，但于学术研究已价值不大。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中国大陆出现的周易热与气功热，也促使了八字命理术在中国大陆的复苏。80 年代末，洪丕谟、姜玉珍夫妇合著的《中国古代算命术》( 上海三联书店，2006 年再版) 是中国大陆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现的第一本命理学著作。该书在中国大陆再版多次，而且在今天看来，也是一部学术质量较高的命理学通论性著作。

杨景磐的《玉照定真经白话例题解》(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年) 也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质量的古典命理文献评注作品，该书也是至今罕有的专门讲解古法时期命理术的著作。

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出现的命理学通论性著作还有: 邵伟华的《周易与预测学》( 明报出版社，1995 年再

版) 、《四柱预测学》( 明报出版社，1993 年再版) ，陈园的《四柱预测学释疑》( 明报出版社，1993 年再版) ，郭耀宗的《四柱命理预测学》(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年) 。总体来说，大陆的这些通论性作品的质量水平远不及台湾的同类作品，且从事研究的命理术士和学者人数也远少于台湾。

第三阶段: 多学科、多角度、宏观研究方兴未艾

———

当代命理学研究特点

相对于命理学近百年的研究成果而言，命理学者从文化、 社会、历史、哲学等角度对命理学进行深入研究的历史就要短 得多。无论是港台、大陆、还是海外，以多方位视角对命理学进行研究，都是近二十年的事情。这种多方位、宏观的研究视角在将命理学研究领入更高层次的学术领域的同时，也避免了实证主义和计量研究将命理学带入死胡同的尴尬。

最早以这种宏观视野对命理学进行研究的人是美国华裔学者陆致极。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陆致极先生先后出版《八 字命理新论》( 益群书店，1996 年) 、《八字与中国智慧》( 《八字历史81命理新论》增订版，益群书店，1998 年) 。在上述书中，作者创新性地指出八字命造结构含有以日主和月支为主而形成的两个网络结构，并讨论了八字命理学所包含的中庸思想、平衡哲学以及辩证智慧。进入 21 世纪，陆致极先生又以更为宏观的视野写出了《中国命理学史论》，该书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本从历史文化角度论述命理学的通史性著作，因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该书将传统命理学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加以研究，用现代的观念和语言，探讨了传统命理学发展的历史，探寻和揭示传统命理学发展的历史文化原因。作者首次提出一个成熟的命理学的产生需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 一是个人主体性意识的觉醒; 二是秦汉以来定型的中国封建的农业社会大结构; 三是世俗化的价值取向在社会上盛行。

在该书中，作者以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勾勒出八字命理发展的逻辑进程、基本意象和分析方法。作者还认为，传统命理学作为中国漫长的封建农业社会的产物，随着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将不可避免地丧失其描写和预测的能力。它目前正面临着一 场前所未有的生死存亡的挑战。如果命理学的研究和命理术的改进无法出现重大突破的话，那么，消亡将是其不可避免的命运。～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的命理学研究开始呈现出蓬勃之势。早在陆致极写作《中国命理学史论》之前，中国大陆的何丽野教授就已经完成了《八字易象与哲学思维》一书。该书从八字易象的组成结构、八字易象的哲学思想以及它 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等方面展开论述。何丽野教授注重八字“象”的研究，指出八字易象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从形而上学思维到辩证思维，最后再到系统思维的变化过程。“本书多发前人之所未发，填补了八字易象之哲学思想研究的空白。”作者还首次指出，八字命理术是从京房易中衍生出来的术数。 它对宋明理学的本体论和人性论思想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 该书还从社会学的角度深入剖析命理学，认为八字命理术中的 “六亲”、“十神”等概念，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封建社会里的家庭与社会的关系。何丽野教授的上述这些观 点，无论是哲学领域的还是社会学领域的，均具有独到之处。

除了上面提到的何丽野教授，清华大学的刘国忠教授 ( 1969—) 也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其博士毕业论文 《五行大义研究》是国内唯一研究《五行大义》的专著。《五行大义》一书虽不是命理学著作，但该书保存了众多先秦至六朝时期的阴阳、五行思想材料，是我们研究古代阴阳五行思想的一部入门之作。以阴阳五行为推命基础的命理术多以此书为其理论源泉，故其研究成果客观上对唐宋命理学研究起到促进作用。刘国忠教授的《五行大义研究》，对《五行大义》的版本源流、《五行大义》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以及海内外对它的研究现 状都做了详尽的论述。

2009 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唐宋时期命理文献初探》是刘国忠教授几年来研究成果的又一次汇总。该书的主体部分是对唐宋时期命理文献的讨论和整理。其所集文章涉及广泛，包括中国古代术数研究现状、《五行大义》研究、《五行精纪》研究、徐子平事迹考述以及对多篇宋代命理文献的考辨。该书的下篇“资料篇”中，作者参照宋代命理文献《五行精纪》等著作，整理出《李虚中命书》、《直道歌》、《五行要论》等一批宋代命理文献。唐宋时期命理文献荒芜杂乱，命理学历史扑朔迷离。这一时期的许多问题，诸如李虚中术的产生过程、徐子平事迹及其子平术的渊源、唐宋命理文献的考释等，在此之前都还没有人给予充分的关注，更不要说深入的研究。刘国忠教授第一次广泛的回应了上述学术问题，并做出了相当的贡献。因此，我们可以说，《唐宋时期命理文献初探》不仅是本世纪以来，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大陆出版的有关唐宋时期命理学研究的最高水平著作。它的出 版，为后人研究唐宋命理学起到了奠基性作用。

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学者中研究领域涉及命理学的还有张荣明、黄正建、林立平、赵益、董向慧等。张荣明在《方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章“命理术起源及形成的考证”中，详细考释了古代命理术的许多基础，诸如五行生克、四时五行盛衰、五行寄生十二宫、干支配五行等的产生过程。在判断出这些小系统的诞生时间后，作者方在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中寻找记录古代命理术的蛛丝马迹。其论证过程层层递进，富有逻辑性。

黄正建在《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一书中，列举出敦煌文书中禄命术类文书 22 件。其中部分晚唐五代宋初之文书已涉及到干支知识、推禄法、推驿马法、五行刑、冲、合、害法等命理术的基础知识。这些文书虽然提供的信息有限，但对于唐宋命理术的研究不无益处，值得学人们的注意。

林立平在《神秘的术数: 中国算命术研究与批判》一书的第六章“命学典籍评述”中，详细点评了十几本有影响的古代命理学文献; 在第八章 “算命术的产生与发展”中，作者论证出命理术产生于汉代的结论。赵益则从新、旧《唐志》及《隋志》等古典术数文献的对比研究中考释命理术的形成与发展历程。

董向慧博士所著的《中国人的命理信仰》，该书视角新颖，是一部社会思想史著作，主要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中国人的命理信仰。值得一提的是，董向慧博士还曾撰文首次披露了载有古代徐子平、徐大升事迹的重要文献《濯缨亭笔记》和宋代子平术重要文献《子平三命通变渊源》，这为后人研究子平术早期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早在 2009 年，刘国忠教授曾撰文《徐子平相关事迹辨证》，判定徐子平的事迹及地位的传说皆属子虚乌有，指出这些传说 本身是一个“层累地造成”的学术谎言。之后董向慧博士在新发现的史料的基础上，特刊文《徐子平与“子平术”考证——— 兼与刘国忠先生商榷》回应刘国忠教授的论点，认为古代关于子平术传承的传说是可靠的，只是它隐秘相传的历史，使很多学者对其真实性产生了怀疑。这也是笔者目前仅见的国内两篇专门探讨子平术早期产生发展历史的重要论文。

二、研究的不足及其原因

命理学的学术史已近百年。本世纪以来，中国命理学研究更呈现出喜人的成就。部分著作开始从社会、历史、文化、哲学 等多方位角度来审视中国古代命理学。这为今后命理学的研究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当前存在的不足与严重问题。首先是目前从事命理学研究的学者数量极为有限。总体来看，命理学研究长期由两大主流人士把持，一是受现代文明影响的命理术士，二是长期从事命理学研究的学者。前者可看作江湖派之延续，后者则是现代之书房派。两种人士时而交错，其研究亦有所互补，但总的来讲还是有一定区分领域。

术士之研究重在介绍命理术( 主要是明清时期子平术) 之推命方法以及近代以来对其理论的一些改进和应用成 果，即主要限于术的研究; 学者之研究旨在考证命理术之产生、 发展演进之历史，以及命理学所涵盖的哲学、社会学等知识。 二者相较，显然前者的贡献较为有限。命理学的发展主要还是 依赖命理学者的研究。

但是，以近二十年学术史的回顾来讲， 真正提到的专门研究命理学的学者不过十位，且其中一部分人因为各种原因目前已远离命理学研究工作。命理学研究人数过少及后继乏人的状况十分明显。

其次，这些学者虽然为命理学的发展做出许多开拓性贡献，但其研究成果还不能视为非常充分，不少领域的探讨只能 算是浅尝辄止，如在李虚中术的产生过程、唐宋时期命理术的分析、子平术的产生及早期发展状况、早期命理文献的整理与校释等方面，目前来看还非常薄弱。

最后，当前命理学与其它术数的合作研究还很不够，命理学之研究应放在整个术数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命理术属于中国古代众多术数的一种。它虽然有其自身的特点，但也与众多 术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举例来说，早期命理术的产生发展过程中就吸收了不少星占学与择吉术的内容。宋代出现的子平术也吸收了当时盛行的火珠林法的六亲配置法则等内容。 研究命理学之学者，如果不对古代其他术数有大体的了解，恐怕难以深入其研究。当然，这就要求学者们具备精深的术数知识以及宏观的学术视野。可是我们几辈学人由于历史、文化、 政治等原因并不具备这些素质。甚至可以说，当前的大多数学者，对于术数知识一无所知。这对今后命理学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无疑是个巨大的障碍。

总体来讲，中国命理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这一点在中国大陆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学术界对包括命理学在内的术 数学缺乏研究，这种状况自 20 世纪以来便一直存在。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层次原因，一是自五四以来我们对中国古代阴阳五 行思想给予的批判与否定。梁启超认为，“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 《阴阳五行说之来历》) 。近代以来， 随着人们接受了西方的科学文化思想，阴阳五行思想渐被国人所抛弃; 二是建国以来我们反对封建迷信，禁止社会上各种算命活动，这种视算命为落后封建迷信的观念至今对人们影响很大。虽然今天我们并没有禁止命理学的研究，但不少学者还是对其有偏见。一些想做命理学研究的学者也怕被扣上搞封建迷信的帽子。况且在今天的学术界，研究命理学的学者很难申请到科研基金，其研究成果也难以发表在高水平的学术刊物上。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了我们今天对命理学研究的缺失。

近百年来中国命理学研究述评

( 程 佩 张其凡 暨南大学 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

提 要: 命理学的现代研究始于肇始，至今已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这期间，命理学逐渐走出神秘主义，完成了由 古代至现代的转型，并走向学术化。尤其是近二十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对命理学进行多方位系统深入的研究。虽然近百年来的命理学研究硕果累累，但也暴露出后继乏人、研究不够全面深入等问题。

一、近百年来中国命理学研究回顾

命理术是术数的一种。它是中国古代发展起来的以一个人的出生时间为依据，以阴阳五行理论为推命方法，描写并预 测个人命运的术数。对命理术及其文化的研究可以称之为命理学。命理学的现代研究始于肇始，故其研究史不过百年。其间，已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时期) 是对古代命理文献的整理与诠释以及命理学通论性著作的编写;

第二阶段( 20 世纪 50 年代至 90 年代) 是引入现代科学思想和方;

第三阶段(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 ，命理学者开始从文化、社会、历史、哲学等多角度对命理学进行深入研究。总体来看， 三个阶段的研究虽时有交错重复，但基本上还是按照上述三个阶段特征来展开进行的。命理学也逐渐走出神秘主义，完成了由古代至现代的转型，并走向学术化。

第一阶段: 通论性著作的出现和命理文献的重新整理

———

命理学开始走向通俗化和学术化

从 1916 年袁树珊编写《命理探原》算起，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命理学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第一

个转型期，这也可看做是命理学研究的第一个阶段。以前，江湖派和书房派长期处于分流状态，难以互通有无。至晚清时，命理术的发展处于缓慢甚至停滞的状态。建立后，江湖派和书房派渐有合流之势。以前，命理书籍或体例不精、文字芜杂，或浅陋繁复、晦涩难懂。这给它的传承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障碍。

袁树珊( 1881—1968) 对此类书籍评价道:

“……然其中有起例而无议论者，有议论而无起例者，有失之繁芜，而不精确者，有失之简略，而不赅博者，非惟初学难以入门，即久于此道者，亦多不明其奥义。”《序》为了使的命理学能够走向大众和科学，一些知识分子或受西方文明影响的命理术士开始将古代晦涩难懂的命理文献逐一整理，并按照西方教材的编排方式，写 出命理学通论性著作或讲义。个别著作，甚至已经开始引用西方最新的科研成果来解释传统命理概念。命理学逐渐揭开神秘的面纱，开始走向通俗化和学术化。首先是命理学通论性著作的出现。

袁树珊编著的《命理探原》原版于 1916 年，是我们今天见到的最早的一部命理学通论性著作。该书将古代命理文献镶嵌于纲领之中，夹叙夹议，既言之有据，又便利初学，一改过去命理书籍晦涩玄妙之风。

1935 年韦千里( 1911—1988) 出版的《千里命稿》和随后的《韦氏命学讲义》，均是以西方教材形式编写而成的讲义。《千里命稿》先论天干地支，后论五行、六亲以及格局分类。该书语言精练，通俗易懂，为后世命理学通论性著作编写之范本。

徐乐吾 ( 1886—1948) 在 1938 年完成的《子平粹言》是该时期又一本重要的命理学通论性著作。该书对用神、格局等命学核心问题阐述详尽。在书中，作者条理清晰地阐明了选取用神的五种方法和判定格局高低的六条标准。这些方法和标准，成为后世学人断命之准绳。该书的第六编古命部分，是今人研究唐宋古 法时期命理术的重要参考文献。作者认为命理学古法时期的唐李虚中术源自五星术，“唐李虚中就五星之术而变其法，去星盘而专用年月日时，以年为主，推算禄命”，“子平源于五星，而古命，为子平与五星间之过渡”。《子平粹言》是命理术在新的转型与整合时期的最重要的代表作。

潘子端( 1902— 1990) 1937 年出版的《命学新义》也是这一时期值得关注的命理学通论性著作。该书第一部分“水花集”首次将西方现代心理学分析引入传统命理学中。潘子端借鉴了当时西方分析心理学创始人荣格( Carl Gustav Jung，1875—1961) 的性格类型学说，将其八种性格类型说直接与命理术之八格对应起来。

这种全新的阐释，开现代命理学科学理论研究之先河。

其次是对古代命理文献的整理和诠释。

伊始，袁树珊、徐乐吾等命学大师皆意识到古代命理文献对现代人的学习和研究造成很大障碍，实有必要早做整理和诠释。这一时期，徐乐吾曾先后评注多部命理学经典，包括《子平真诠评注》、《滴天髓徵义》、《滴天髓补注》、《造化元钥评注》、《穷通宝鉴评注》。这一时期整理、诠释出的古籍还有潘子端的《滴天髓新注》，袁树珊校、李雨田校补的《滴天髓阐微》，韦千里校的《精选命理约言》以及他和尤达人校的《神峰通考命理正宗》。命理文献的重新整理和诠释，为命理学的规范、普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事实证明，由徐乐吾、韦千里等校注的命学古籍，在之后的数十年间，逐渐成为后人学习掌握古代命理学理论知识之必读经典。故其校释之功，不可小觑。

第二阶段: 实证和计量研究之风盛行

———

现代科学思想及方的引入

20 世纪 50 年代至 90 年代，是命理学研究的第二个时期。由于政治及意识形态等原因的影响，命理学在中国大陆一度销 声匿迹，但在港台地区，命理学的研究仍在有力地向前推进。这一时期研究的特点，是现代科学思想和方被逐渐引入命理学，尤其在台湾，实证和计量研究之风盛行命理学界。

20 世纪 60 年代初，台湾教师吴俊民( 1917—) 出版的《命理新论》是一本概论性质的命理学讲义。该书首次提出实证的研究方法，开中国命理学界实证研究之风。该书的许多思想及方法颇具创新性，如提出八字年柱必须从冬至点开始更换，一改千百年来年柱以立春点更换的惯例。对于吴俊民的这一大胆变革，后人一直争论不断。高源、范良光、吴怀云、司莹居士、了无居士、陆致极等术士及学者皆有回应，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 吴俊民还改进了陈果夫( 1892—1951) 的八字先天体格检查表，将人八字地支所藏干与天干一同标记到表内，结合五 行四时旺衰状况，分析其强弱分布，进而判断该人先天疾病，并注重实证的检验。

《命理新论》堪称首部探讨健康命理研究 的著作。后来赵季青的《八字与健康》、钟义明的《现代命理与中医》( 武陵出版社，1993 年) 、陆致极的《又一种“基因”的探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 均是以实证的方法来验证命理医学理论准确与否，足见吴俊民对后来者影响之巨。 20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台湾新一代命理术士和学者希望以计量研究的方法使命理学研究更加科学化、精确化。70 年代陈品宏在《预言命律正解》( 大成出版社，1986 年) 中提出“实律说”，首次将计量研究引入命理学; 80 年代，何建忠在其著作 《八字心理推命学》( 希代书版有限公司，1985 年) 中，自创一套阴阳计分法，规定了八字干支中的阴阳气含数，以此来选取“中用神”; 吴怀云在《命理点睛》( 希代书版有限公司，1986 年) 中提出一套计算五行力量强弱的公式。但遗憾的是，无论是陈品 宏的实律数，何建忠的阴阳气含数计算，还是吴怀云的五行力量强弱的计算公式，都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其计算的出 发点的数据来源是自由心证或由梦而得，并非科学意义上的数据。这也使得之后的计算结果难以令人信服。

其实，无论上述几人再做出多少次试验和计算，其付出很可能都将是劳而无获。个中缘由，或如陆致极( 1949—) 先生所言: “……八字命理学推理的主要手段是象，象本身是模糊的，是不确定的，因此，如何能期待它得到完全精确的结论呢?”现代科学思想 及方的引入，为古代命理学添加了更多的现代因素，也为其研究注入了勃勃生机。但是，由于命理学本身理论系统的制约，这些尝试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无论是时期的徐乐 吾、方重审、潘子端，还是台湾新一代的命理术士及部分命理学者，他们均希望命理学能够早日摆脱迷信的桎梏而走向科学与理性，但时至今日，他们的这一目标也未能实现。原因何在? 张明喜先生对术数性质的认识或许有助于我们今天去理解命理学不能立于科学之林的原因: “……( 术数) 蕴涵着一定的原 始形态的科学因素和一定的科学思路，甚至还可以从其中的某些思想指向分离出一些新的科学领域，但就其现有的基本的性质特征和文化风貌来说，我们只能说它是中国古代文化复合而成的产物，为一门极想进入科学的殿堂，却又终于徘徊于科学的殿堂之外的伪学。”

这一时期的台湾命理学界的另一代表人物当属梁湘润 。60 年代至今，梁湘润先后完成命理著作 30 余部。 他不仅校释了大量命理古籍，而且尝试对子平古法等命理术早期推命方法进行探讨。其代表作有《李虚中命书》( 武陵出版 社，1985 年) 、《大流年判例》( 金刚出版有限公司，1986 年) 、《滴天髓、子平真诠今注》( 行卯出版社，2000 年) 、《命略本纪》 ( 中国哲学文化协进会，2000 年) 、《神煞探原》( 行卯出版社， 2003 年) 等。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台湾出现的命理学通论性作品不胜 枚举，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陈品宏的《命理奥义》( 金刚出版有 限公司，1986 年) 、了无居士的《八字的世界》( 河畔出版社， 1992 年) 、钟 义 民 的《现代命理实用集》( 武 陵 出 版 社，1993年) 、陈柏谕的《专论女性八字学》( 益群书店，1995 年) 和《四 柱八字阐微与实务》( 益群书店，1997 年) 、梁湘润的《子平基础概要》( 中国哲学文化协进会，2000 年) 等。总体来看，命理学通论性著作由于体例统一，内容雷同，偶有创新也多为个人体验，难以上升至学术高度，故此类作品虽数量庞大，至今畅销不衰，但于学术研究已价值不大。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中国大陆出现的周易热与气功热，也促使了八字命理术在中国大陆的复苏。80 年代末，洪丕谟、姜玉珍夫妇合著的《中国古代算命术》( 上海三联书店，2006 年再版) 是中国大陆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现的第一本命理学著作。该书在中国大陆再版多次，而且在今天看来，也是一部学术质量较高的命理学通论性著作。

杨景磐的《玉照定真经白话例题解》(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年) 也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质量的古典命理文献评注作品，该书也是至今罕有的专门讲解古法时期命理术的著作。

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出现的命理学通论性著作还有: 邵伟华的《周易与预测学》( 明报出版社，1995 年再

版) 、《四柱预测学》( 明报出版社，1993 年再版) ，陈园的《四柱预测学释疑》( 明报出版社，1993 年再版) ，郭耀宗的《四柱命理预测学》(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年) 。总体来说，大陆的这些通论性作品的质量水平远不及台湾的同类作品，且从事研究的命理术士和学者人数也远少于台湾。

第三阶段: 多学科、多角度、宏观研究方兴未艾

———

当代命理学研究特点

相对于命理学近百年的研究成果而言，命理学者从文化、 社会、历史、哲学等角度对命理学进行深入研究的历史就要短 得多。无论是港台、大陆、还是海外，以多方位视角对命理学进行研究，都是近二十年的事情。这种多方位、宏观的研究视角在将命理学研究领入更高层次的学术领域的同时，也避免了实证主义和计量研究将命理学带入死胡同的尴尬。

最早以这种宏观视野对命理学进行研究的人是美国华裔学者陆致极。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陆致极先生先后出版《八 字命理新论》( 益群书店，1996 年) 、《八字与中国智慧》( 《八字历史81命理新论》增订版，益群书店，1998 年) 。在上述书中，作者创新性地指出八字命造结构含有以日主和月支为主而形成的两个网络结构，并讨论了八字命理学所包含的中庸思想、平衡哲学以及辩证智慧。进入 21 世纪，陆致极先生又以更为宏观的视野写出了《中国命理学史论》，该书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本从历史文化角度论述命理学的通史性著作，因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该书将传统命理学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加以研究，用现代的观念和语言，探讨了传统命理学发展的历史，探寻和揭示传统命理学发展的历史文化原因。作者首次提出一个成熟的命理学的产生需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 一是个人主体性意识的觉醒; 二是秦汉以来定型的中国封建的农业社会大结构; 三是世俗化的价值取向在社会上盛行。

在该书中，作者以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勾勒出八字命理发展的逻辑进程、基本意象和分析方法。作者还认为，传统命理学作为中国漫长的封建农业社会的产物，随着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将不可避免地丧失其描写和预测的能力。它目前正面临着一 场前所未有的生死存亡的挑战。如果命理学的研究和命理术的改进无法出现重大突破的话，那么，消亡将是其不可避免的命运。～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的命理学研究开始呈现出蓬勃之势。早在陆致极写作《中国命理学史论》之前，中国大陆的何丽野教授就已经完成了《八字易象与哲学思维》一书。该书从八字易象的组成结构、八字易象的哲学思想以及它 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等方面展开论述。何丽野教授注重八字“象”的研究，指出八字易象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从形而上学思维到辩证思维，最后再到系统思维的变化过程。“本书多发前人之所未发，填补了八字易象之哲学思想研究的空白。”作者还首次指出，八字命理术是从京房易中衍生出来的术数。 它对宋明理学的本体论和人性论思想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 该书还从社会学的角度深入剖析命理学，认为八字命理术中的 “六亲”、“十神”等概念，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封建社会里的家庭与社会的关系。何丽野教授的上述这些观 点，无论是哲学领域的还是社会学领域的，均具有独到之处。

除了上面提到的何丽野教授，清华大学的刘国忠教授 ( 1969—) 也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其博士毕业论文 《五行大义研究》是国内唯一研究《五行大义》的专著。《五行大义》一书虽不是命理学著作，但该书保存了众多先秦至六朝时期的阴阳、五行思想材料，是我们研究古代阴阳五行思想的一部入门之作。以阴阳五行为推命基础的命理术多以此书为其理论源泉，故其研究成果客观上对唐宋命理学研究起到促进作用。刘国忠教授的《五行大义研究》，对《五行大义》的版本源流、《五行大义》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以及海内外对它的研究现 状都做了详尽的论述。

2009 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唐宋时期命理文献初探》是刘国忠教授几年来研究成果的又一次汇总。该书的主体部分是对唐宋时期命理文献的讨论和整理。其所集文章涉及广泛，包括中国古代术数研究现状、《五行大义》研究、《五行精纪》研究、徐子平事迹考述以及对多篇宋代命理文献的考辨。该书的下篇“资料篇”中，作者参照宋代命理文献《五行精纪》等著作，整理出《李虚中命书》、《直道歌》、《五行要论》等一批宋代命理文献。唐宋时期命理文献荒芜杂乱，命理学历史扑朔迷离。这一时期的许多问题，诸如李虚中术的产生过程、徐子平事迹及其子平术的渊源、唐宋命理文献的考释等，在此之前都还没有人给予充分的关注，更不要说深入的研究。刘国忠教授第一次广泛的回应了上述学术问题，并做出了相当的贡献。因此，我们可以说，《唐宋时期命理文献初探》不仅是本世纪以来，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大陆出版的有关唐宋时期命理学研究的最高水平著作。它的出 版，为后人研究唐宋命理学起到了奠基性作用。

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学者中研究领域涉及命理学的还有张荣明、黄正建、林立平、赵益、董向慧等。张荣明在《方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章“命理术起源及形成的考证”中，详细考释了古代命理术的许多基础，诸如五行生克、四时五行盛衰、五行寄生十二宫、干支配五行等的产生过程。在判断出这些小系统的诞生时间后，作者方在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中寻找记录古代命理术的蛛丝马迹。其论证过程层层递进，富有逻辑性。

黄正建在《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一书中，列举出敦煌文书中禄命术类文书 22 件。其中部分晚唐五代宋初之文书已涉及到干支知识、推禄法、推驿马法、五行刑、冲、合、害法等命理术的基础知识。这些文书虽然提供的信息有限，但对于唐宋命理术的研究不无益处，值得学人们的注意。

林立平在《神秘的术数: 中国算命术研究与批判》一书的第六章“命学典籍评述”中，详细点评了十几本有影响的古代命理学文献; 在第八章 “算命术的产生与发展”中，作者论证出命理术产生于汉代的结论。赵益则从新、旧《唐志》及《隋志》等古典术数文献的对比研究中考释命理术的形成与发展历程。

董向慧博士所著的《中国人的命理信仰》，该书视角新颖，是一部社会思想史著作，主要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中国人的命理信仰。值得一提的是，董向慧博士还曾撰文首次披露了载有古代徐子平、徐大升事迹的重要文献《濯缨亭笔记》和宋代子平术重要文献《子平三命通变渊源》，这为后人研究子平术早期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早在 2009 年，刘国忠教授曾撰文《徐子平相关事迹辨证》，判定徐子平的事迹及地位的传说皆属子虚乌有，指出这些传说 本身是一个“层累地造成”的学术谎言。之后董向慧博士在新发现的史料的基础上，特刊文《徐子平与“子平术”考证——— 兼与刘国忠先生商榷》回应刘国忠教授的论点，认为古代关于子平术传承的传说是可靠的，只是它隐秘相传的历史，使很多学者对其真实性产生了怀疑。这也是笔者目前仅见的国内两篇专门探讨子平术早期产生发展历史的重要论文。

二、研究的不足及其原因

命理学的学术史已近百年。本世纪以来，中国命理学研究更呈现出喜人的成就。部分著作开始从社会、历史、文化、哲学 等多方位角度来审视中国古代命理学。这为今后命理学的研究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当前存在的不足与严重问题。首先是目前从事命理学研究的学者数量极为有限。总体来看，命理学研究长期由两大主流人士把持，一是受现代文明影响的命理术士，二是长期从事命理学研究的学者。前者可看作江湖派之延续，后者则是现代之书房派。两种人士时而交错，其研究亦有所互补，但总的来讲还是有一定区分领域。

术士之研究重在介绍命理术( 主要是明清时期子平术) 之推命方法以及近代以来对其理论的一些改进和应用成 果，即主要限于术的研究; 学者之研究旨在考证命理术之产生、 发展演进之历史，以及命理学所涵盖的哲学、社会学等知识。 二者相较，显然前者的贡献较为有限。命理学的发展主要还是 依赖命理学者的研究。

但是，以近二十年学术史的回顾来讲， 真正提到的专门研究命理学的学者不过十位，且其中一部分人因为各种原因目前已远离命理学研究工作。命理学研究人数过少及后继乏人的状况十分明显。

其次，这些学者虽然为命理学的发展做出许多开拓性贡献，但其研究成果还不能视为非常充分，不少领域的探讨只能 算是浅尝辄止，如在李虚中术的产生过程、唐宋时期命理术的分析、子平术的产生及早期发展状况、早期命理文献的整理与校释等方面，目前来看还非常薄弱。

最后，当前命理学与其它术数的合作研究还很不够，命理学之研究应放在整个术数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命理术属于中国古代众多术数的一种。它虽然有其自身的特点，但也与众多 术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举例来说，早期命理术的产生发展过程中就吸收了不少星占学与择吉术的内容。宋代出现的子平术也吸收了当时盛行的火珠林法的六亲配置法则等内容。 研究命理学之学者，如果不对古代其他术数有大体的了解，恐怕难以深入其研究。当然，这就要求学者们具备精深的术数知识以及宏观的学术视野。可是我们几辈学人由于历史、文化、 政治等原因并不具备这些素质。甚至可以说，当前的大多数学者，对于术数知识一无所知。这对今后命理学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无疑是个巨大的障碍。

总体来讲，中国命理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这一点在中国大陆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学术界对包括命理学在内的术 数学缺乏研究，这种状况自 20 世纪以来便一直存在。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层次原因，一是自五四以来我们对中国古代阴阳五 行思想给予的批判与否定。梁启超认为，“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 《阴阳五行说之来历》) 。近代以来， 随着人们接受了西方的科学文化思想，阴阳五行思想渐被国人所抛弃; 二是建国以来我们反对封建迷信，禁止社会上各种算命活动，这种视算命为落后封建迷信的观念至今对人们影响很大。虽然今天我们并没有禁止命理学的研究，但不少学者还是对其有偏见。一些想做命理学研究的学者也怕被扣上搞封建迷信的帽子。况且在今天的学术界，研究命理学的学者很难申请到科研基金，其研究成果也难以发表在高水平的学术刊物上。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了我们今天对命理学研究的缺失。

学习《易经》，其实对国家和个人都没有什么大用

文 / 怀疑探索者

最近我解答了关于《易经》“是不是迷信”的提问（见本文的“附录”部分），提出：古往今来，《易经》没有对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劳动实践有任何推动作用。这立即就炸了锅，受到了很多人的指责。好比，有一群人围坐一圈在吸毒，我大喝一声，你们不能再吸了，这玩意有害，他们就很是不屑的对我说：混蛋！老祖宗吸了几千年，这可是文化瑰宝，你这么可以说它有害?！

网民1：易经，用科学是无法解释的，或许比现代科学更高一级文明的产物，易经包罗万象信息在内，以目前人的认知，怎能解释清楚呢？

【点评：

你怎么知道科学无法解释《易经》?

你怎么知道存在更高一级的文明?

你怎么证明《易经》与更高文明有关联?

你怎么证明《易经》包罗万象?

你怎么知道人的认知不能解释?

以上5个提问，你如何解答我?

你说了一大堆，你也无法解答这个问题——《易经》具体的用处。】

网民2：不敢苟同作者的观点。......最要命的是，您现在使用现代汉语来诋毁《易》经，有很多词就来源于易经。不夸张的说，只要你说汉语，你的思维就浸泡在易经了。在此就不展开了。易经之广大悉备，穷尽所有现代电子比特都无法尽以描述。所以您的观点，只能呵呵了！

【点评：

佛经也给汉语带来了很多新的词汇，比如“一刹那”。但是，佛经只能起到安慰作用，并没有在劳动实践、推动社会生产力和促进科学知识技术发明方面有任何促进作用。《易经》也是类似。虽然受它影响，创造了一些词汇，但是即使没有《易经》，依然不影响我们表达，我们一定可以创造别的词汇来替代它们。

至于《易经》蕴含的“思想”，并不是特别了不起的思想，不过是很朴素，很简单的道理，没有体现出什么“大智慧”。《易经》并不神秘，没有必要神话。

最后，您说了半天，依然没有举出《易经》再劳动实践上有具体用途的实际事例，完全是自夸。】

网民3：你敢怀疑否定《易经》，这是一部深奥科学大作，没缘分你都学不了、学不进去，像你这样不懂阴阳、不懂五行、不懂因果的糊涂虫，会讨论个啥呀？笑话！

【点评：

五行不过是战国时期邹衍为了推行政治理念吓唬君王编造出来的学说，连他自己都未必信。五行也不是真正的学问，而是粗陋的玄学。

而中微子就是没有阴阳性质的，构成万物的是夸克，也不是阴阳。所谓的“阴阳”，不过是对现象的一种粗浅认知。比如，黑夜和白天，不过是地球表面接受恒星电磁波能量强弱有变化，或者是热力学意义上的简单区别，与“阴阳”没有关系。在一个炽热的中子星上假设也有生命存在，它们区分不出所谓的“昼夜阴阳”。

至于因果，科学上的因果与神学的因果不是一个概念，神学所言之“业力”是虚构的，不存在的，而量子力学证明有时候并不必然存在因果。

所谓“没缘分学不了”，让我想起有人吹嘘说：在深山老林里面有一个白胡子老头，他武艺高强，可以一个人打1000个泰森，但是没缘分你们见不到他们。

最后，你说了一大堆虚的，还是没有《易经》有用的实锤证据。】

网民4：你这是管中窥豹，不值一驳。汉字也是古人发明的，从甲骨文演化而来，你也别用了吧。古人智慧远超过你。你这思维已经不是中国人了，把中国人的文化之根给否定了。100年前新文化运动，蔡，胡，周等猛将们，都会嘲笑你。

【点评：

汉字是古人的发明，不过并不是特别了不起的发明。即使我们没有发明现在的这种方块字，也必然会发明其他类型的文字。这与智慧没有太大关系。即使没有特别高深的智慧，只要集合大众，时间也足够，加上一些生活经验，也必然可以发明文字。文字在文明发展上具有重大贡献，但贡献大不代表发明者就具有特别高超的智慧。发明家不是科学家，并不需要特别高深的智慧或者科学理论知识。爱迪生就是一个典型的发明家，他不是科学家，他也不懂科学理论，一样可以发明创造。

古人的智慧，也未必超过今人。牛顿是不是特别的牛?但是任何一个正儿八经的清华大学研究生都已经超越了牛顿。科学绝对不崇古。古人值得我们尊敬，但不是做偶像的。科学不是被推翻的，也不可能被推翻，而是被超越的。科学智慧，就是最高层次的智慧，我们对所谓“《易经》的智慧”并无必要迷信。

中国人的思维为什么不能改变?在古代，给皇帝恭敬的磕头，挨完板子打还要谢恩，就是中国人的主流思维。而今已经走向了文明时代。

《易经》是中华文化的根，但也是落后的根。《论语》《孟子》也是文化的根，其中有很多优秀的思想，你为什么不提这些优异的，偏偏要捍卫落后的?如果有一张皮衣，文化只是皮衣上的装饰，换了装饰，皮衣就不能御寒了?

最后，你给人扣了一大推帽子，还是无法拿具体事例证明《易经》有用。】

@鲁中居士 ，易经如果有用，那就是有一些朴素的哲学思辨，具有一些文化考古上的价值，并不是它真的可以指导生活实践，拿它来占卜完全也是失败的。就更不要提什么“超科学”“大智慧”了。

至于“易经的思维”，任何一个智商正常又善于思考的普通人，他都可以做到，即使他从来没有读过《易经》这一著作。《易经》里面不过是阐述了简单的道理，在生活中也能自己体悟出来。

《易经》，是古代先民创作的一部算卜的书。可以看出来，那个时代文字还没有完善，先民不知道如何用合适的语言文字描述，所以采用了一些图形来替代。我们不要迷信世面上某些解读者对《易经》的吹捧，这些人把《易经》拔高到很骇人的地步，甚至认为是超越宇宙的“大智慧”。可以非常明确的说，这些话都是鬼话，都是糊涂蛋在扯淡。《易经》里面有非常朴素的哲学思辨，这在当时的年代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但是，毕竟《易经》成书太早，很多知识都没有掌握，完全是依靠个人的臆造，难免粗陋。

我们也不宜夸大《易经》的作用。一个伟大的东西，除了文化上的意义，必须有实打实的作用。我们传承了几千年的《易经》，请问，有谁真正的利用这部书改善了生活的?

至于所谓的“计算机二进制来源于《易经》的启发”，这种辟谣了几十年、几亿次的低级谣言，没有必要拿来炫耀。

如果《易经》真的这么厉害，直接去预测一下开奖号码，岂不是快哉?

在中华民族无数次面临危机的时候，依靠的是仁人志士拼命的干，这时候《易经》又在哪里呢?为什么没有从《易经》里面找到解救民族危机的方法?

电影《神鞭》剧照。傻儿面对八国联军的洋枪洋炮，最终改弦更张，剪掉了自己的辫子，变“神鞭”为“神枪”，成为北伐军中的神。

当中国在科学技术，社会生产力领域全面落后于西方，继而挨打受气的时候，《易经》又在哪里?

我们苦苦钻研了《易经》几千年，为什么没用悟出任何对科学生产，劳动实践有益的东西?现代企业管理，近代科学，哪一项与它有关联?

古往今来，我们有那么多的易学大师，天天把牛皮吹得震天响，为什么当年就没有占卜出地球是圆的，元素周期表有多少位?

《易经》，就是一种迷信。祸害了国人千年的迷信。它不是我们需要的东西。我们迫切需要的是代表先进文明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不是文王先天六十四卦之类的鬼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