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三种历法，你了解多少？
昨天是立冬
冬是一年之末
所谓冬者，终也
《千字文》开头就说，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冬天是要好好休息，以备来年开春，开始新一年劳作的。
所以我们习惯于将一年之始放于立春，把新年过成春节。
事实上，这种以“建寅之月”为岁首的纪月法，只是古代“三正”中的一种。
也就是夏历。
其余两种则是，殷历和周历。
据传，夏历是夏朝建立时确定的历法，殷历和周历同理。
古代有所谓“三正”的说法，分别以三个不同的月份作为“正月”。
正月，顾名思义，一年的第一个月。秦朝时，为了避讳秦始皇的名字，又叫“端月”。
我们现在过的农历，其实是按照夏历来的。
而周历通常以冬至所在的建子之月（我们农历的十一月）为正月；殷历则以建丑之月（农历十二月）为正月。
换句话说，一年之始并不一定在春。
也可能在冬。
由于三正岁首的月建不同，四季也就随之而异。周历比殷历早一个月，比夏历早两个月。
这里有一份夏历、周历、殷历的季节对应表：
图自/王力《中国古代文化常识》
说到三正，就不得不提“月建”的观念。
像上文所说的「建寅之月」「建子之月」，其实就是把子丑寅卯等十二地支，和十二个月一一对应，称为月建。
比如，通常把冬至所在的农历十一月，称为建子之月，由此顺推，农历十二月为建丑之月，正月为建寅之月，二月为建卯之月，直到十月为建亥之月。
所以有时候，古人也会以月建来代称月份，这点在古代诗歌中很常见。
南北朝诗人庾信，在《哀江南赋》的序言里就说：“粤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盗移国，金陵瓦解。”这个建亥之月，就是农历十月。
但正因为古有三历，所以在不同的朝代，会使用不同的历法。
秦始皇大一统后，也统一了历法，把我们现在的农历十月（建亥之月）当作岁首。
所以，秦朝人的新年在农历十月。（但并不在立冬这天。）
汉初沿用秦制。直到汉武帝时，才改用太初历，以“建寅之月”为岁首，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正月。
此后，除了汉朝末年的王莽和三国时的魏明帝改用殷正，唐代武则天和唐肃宗时改用周正外，一直延续至今。
这件西周青铜器，铭文完整记录了由年、月、月相、干支日组成的时间，呈现了西周的历法 图自/北京故宫
在先秦以前，因为历法的不同，各个文字典籍里记述的月份其实也和我们理解上的有区别。
比如《春秋》《孟子》多用周历，《楚辞》《吕氏春秋》多用夏历，《诗经》则要看具体篇章。
《孟子·梁惠王上》：“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周历的七八月相当于我们传统农历的五六月，正是禾苗需要雨水的时候。所以可见，这里用的是周历。
《诗经·小雅·四月》：“四月维夏，六月徂暑”“秋日凄凄，百卉具腓”“冬日烈烈，飘风发发”，和我们对四季的体验相吻合，很明显用的就是夏历。
《诗经·豳风·七月》是夏历和周历并用，说到“七月”时是夏历，“一之日”等就是周历。
古代历法，其实是根据天文来制定的。
比如，北斗七星，古人用它来辨方向，定季节。
所以当斗柄指北时，天下皆冬。
北斗七星示意图 图自/网络
斗柄就是北斗七星里连成勺柄的三颗星，玉衡、开阳、瑶光，古人把它们这个组合成为杓。
多说一句，剩下的四颗星，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组成斗身，古代称为“魁”。
杓和魁构成了北斗七星，要是按照西方天文学来划分，北斗七星属于大熊座。
组成大熊座尾巴的北斗七星，以及小熊座尾巴的北极星
图自/网络
沿着勺身最前端的天璇和天枢连成直线，并延长五倍，就能找到北极星。
古人极其重视这颗星。
听名字就知道了，《尔雅·释天》就已经记载，北极星又叫“北辰”。《论语》中更将它比喻为帝星，“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所以，北极星还有一个大家更熟悉的名字，紫微星。
五代 敦煌卷子紫微垣星图局部 图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
紫微星一词频频出现在各种观相、占卜和修仙典籍中。譬如“北极星在紫微宫中，一曰北辰，天之最尊星也。其纽星天之枢也。天运无穷，而极星不移。”
可见，北极星在古人眼中是固定不变的。
所以围绕着它四季轮转的北斗七星，就会在不同季节、夜晚不同的时间出现在天空的不同方位，也就成了辨方向、定季节的最好依据。
《天开寿域南极图·紫微天宫》 图自/台北故宫
在古代，月建通常和北斗七星联系在一起。
东汉许慎的《说文》中，十二地支每个字的解释就和月份联系在一起。
月建中的“建”，解释为“斗建”。
换句话说，月建的这十二支，代表北斗七星斗柄所指的十二个不同方位。
立冬所在的农历十月，斗柄指西北，所以为建亥之月。以后斗柄每月移指一个方位，十二个月周而复始。
所以也就出现了，斗柄轮转一周天，人间就过去了一整年。
不过这种看法，很早就被推翻了。
南北朝的天文学家祖冲之、清朝的天文学家梅文鼎都指出，月建和斗柄所指的方位没有关系。
梅文鼎（1633-1721）
清初天文学家、数学家，为清代“历算第一名家”和“开山之祖”，被世界科技史界誉为与英国牛顿和日本关孝和齐名的“三大世界科学巨擘”。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我们对季节的文化认知，仍蕴含着早期农业文明的作息。
早先夏历的制定实行，是最贴近我们真实感受的，也最遵循农业种植的气候规律，所以在历时商周春秋战国的变更后，再次回归。
之所以，后续出现殷历与周历的更迭，其实是与天的人为授意。
夏朝以建寅之月为岁首，到了殷商则以建丑之月为岁首，替代殷商的周朝便替换成建子之月。
这就是古代皇权交替，受命于天的象征，要“更正朔，易服色”，表明正统地位。
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中，立冬，并不仅仅只是节气。
撰文：子之
审稿：古一翻、大力
图片：除特殊备注之外，其他图片均来自摄图网
参考文献：王力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9月
中国古代历法的发展历程
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民族，农耕与时令季节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古人进行天文观测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制定历法。《尚书·尧典》中就有：“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并且已经知道一年“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大戴礼记·夏小正》一篇被认为是出于夏代，记录了一年中十二个月的天象和物候，以及相应的生产生活活动。连孔子也说要“行夏之时”。而夏人以正月为岁首。不过这些都无法获得考古的证实。
而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则留下了大量天文观测的记录。商人也已经有了历法，从甲骨文中可以知道，商人已经有了干支。商人也已经懂得了设置大小月，小月29天，大月30天或31天。商代也有了闰月，不过置闰时间并不固定，有年终置闰和年中置闰。商人对于季节的认识尚不完全，可能只知道有春秋两季。对于一天之内的不同时间，商人也已经有了专名。从早到晚分别是：旦、大采、中日、昃、小食、小采。传世文献认为殷商时期的历法以十二月为岁首，在甲骨文中也找不到支撑这一说法的依据。
西周时期的天文历法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在金文中留下了大量关于月相的记录，分别被叫做：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等。周人的历法也已经很完善，已经有了朔望的观念。《诗经·豳风·七月》就记载了周人所观测到的一年中各个月里的物候以及相应的生产活动。而且从中可以知道，周人的历法是以十一月为岁首。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已有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等节气，并能准确的推算出日南至也就是冬至的日期，《左传》记载了两次冬至日，一次在公元前655年，一次在公元前522年，其间记闰月48次，失闰一次，共计应有闰月49次，此即19年7闰法，显示春秋时期的历法已比前代历法准确。
秦朝及汉初，采用的是秦朝的《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但《颛顼历》并不精确，到汉武帝时已出现了“朔晦月见，弦望满亏”的错乱现象。于是汉武帝令司马迁、落下闳、邓平等改《颛顼历》而作《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采用有利于农时的二十四节气，在无中气的月份，插入闰月，调整了太阳周天与阴历纪月不相合的矛盾，使朔望晦弦较为正确，是我国历法上一个划时代的进步。
随着天文学的不断发展，人们在历法上也日求精密。汉成帝时，刘歆又作《三统历》，规定一年是365又835/1539日，一月是29又43/81日，19年7个闰月，这是当时最精密的历法。到东汉时期，出现了新的历法《乾象历》，它是东汉后期刘洪审定。提出朔望月和回归年长度两值偏大的问题，并确立了近点月概念和它的长度计算方法。对中国古代历法体系最后形成贡献很大，三国时期的吴国所采用的历法即为《乾象历》。
魏晋南北朝时期，天文历法的进步首先体现在岁差的发现。东晋时虞喜首先发现太阳运转到冬至点的位置每年并不相同，这个差就是“岁差”。岁差的发现区分了太阳周期的恒星年与回归年，这对于历法的推算非常重要。虞喜推算出，岁差为大约每五十年向西移动一度。刘宋时期的何承天则推算为大约一百年移动一度。祖冲之最先把岁差应用于历法的制定，他所制定的《大明历》将一年定为365.2428148日，仅比现代测定值相差46秒。
隋朝在天文历法方面取得一定成就的有刘焯、丹元子、耿询、肖吉等。刘焯根据日行盈缩的规律，创立盈缩躔差法，制定《皇极历》，测定岁差为75年差1度，与现代测定的76年差1度的准确值非常接近。唐代中央设太史局，专门掌管天文历法工作。太史局的官员大都由天文历法专家担任，最卓著者为僧一行。开元十五年（727），僧一行修成《大衍历》。这部历法系统周密，结构合理，比较符合天文实际，是当时的先进历法。后世历法几乎都是按照它的结构来编的，直到明朝末年吸收西洋历法后才有所改变，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述了他的“日有盈缩”这一重要发现。他在历法上独树一帜，提出的使用太阳历，即“十二气历”的主张：“直以立春之一日为孟春之一日，惊蛰为仲春之一日，大尽三十一日，小尽三十日；岁岁齐尽，永无闰月。”南宋宁宗时杨忠辅主持修成的《统天历》所测定的回归年长度为365.2425日，与西方1582年颁行的现行公历完全一致；还认识到了回归年长度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古大今小，因此提出斗分差改正，是为天文学史上的重大发现。
至元十三年（1276），忽必烈下令设立太史局（后升为院），改修新历，由著名科学家郭守敬主持。郭守敬主持了大规模的恒星位置测量，测出前人未命名的恒星1000余颗；郭守敬还主持设立27个观察台、站，测量日影和北极极地高度，以及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昼夜日刻的测定。在取得丰富准确的数据后，郭守敬等人参照前代历法，运用数学新成就，于至元十七年（1280修成新历，忽必烈赐名《授时历》，取“授民以时”之义，当年颁行天下。《授时历》仍以365.2425日为一年，这个数值同地球绕太阳一周仅差26秒。《授时历》是我国古代最精确和使用时间最久的一部历法。
崇祯二年（1629）九月，崇祯皇帝下令由徐光启领导历局开始编写新历法，在编纂过程中，历局聘请来华耶稣会的意大利人龙华民、葡萄牙人罗雅谷、瑞士人邓玉函、日耳曼人汤若望等人参与译书编纂。徐光启在崇祯六年年病逝，之后的编纂工作由李天经主持，崇祯七年十一月编纂完毕，定名为《崇祯历书》。《崇祯历书》采用第谷创立的天体系统和几何学的计算方法，深得西洋历法之精髓，预报符合天象。这部历书虽然因为明亡而没有颁行实施，但对清代历法影响巨大。汤若望对《崇祯历书》进行了删改、压缩，更名为《西洋新法历书》，并进呈清廷后，被采用，并改名《时宪历》，正式颁行。
阳历是从外国引进的吗？错！阴历是我们的，阳历也是我们自古就有的
不久前，在由上海图书馆、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共同举办的“上图讲座·非遗大课堂”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民俗学会荣誉会长刘魁立讲述了中国人独一无二的时间制度。以下为讲座主要内容。
『中国古人衡量时间的“尺子”』
我把二十四节气称作中国人的时间制度。
为什么称作制度？制度是人类总结出来的一套规矩，我们必须按着这套规矩来安排我们的社会生活和劳动生活。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离不开时间。时间是人类用以描述物质运动过程或事件发生过程的一个参数。那么，在古代，时间制度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
要建立时间制度，首先要有一个衡量的标准。这个衡量时间的标准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大家都能看得见它，它才能成为我们共同的时间参照物；第二，它是永远不变的；第三，它必须有起点和终点，而且是不断循环往复的。
符合这三个条件的标准是什么？首先是太阳。太阳每天日出日落，是周期性的，而且永恒不变。所以，太阳完全符合条件。用日出日落来衡量的时间长度，我们就称之为“日”，也就是一天。
不过，一天的时间太短了。更长的参照物是什么呢？是月亮。月亮经历圆缺的变化需要30天时间，所以，人们把月亮这把“尺子”衡量的时间长度称为“月”。
古人安排自己的生活，还有一把更长的“尺子”，那就是谷物成熟的整个周期。今年下了种，粮食慢慢成熟，最后结成果实，这个时间长度称作“年”。“年”大约相当于12个月，但是准确不准确呢？不完全准确。于是，古人就将太阳和月亮这两把“尺子”结合起来，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时间制度，这样便于安排我们的社会生活和劳动生活。
这是中国人的智慧。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的阳历』
中国人是种地的。种庄稼，不靠月亮，靠太阳。二十四节气是根据太阳的运行规律来确定的。谷物成熟这个周期，经过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等于我们围着太阳转一圈，再回到原来的地方。把这个时间长度切成24个等分，就是24个节气。
一开始的时候，古人观察琢磨太阳的规律：什么时候白天最短、晚上最长？这一天是冬至。什么时候晚上最短、白天最长？这一天是夏至。什么时候白天、晚上时间一样长？就是秋分和春分。古人最先找到的，是这4个时间节点。
古人当然不可能凭空知道哪一天白昼最长、哪一天白昼最短，他们需要借助一定的技术手段，那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立竿见影”。考古学家在距今4000年前的陶寺遗址中，发现了古观象台和带有刻度的圭表，证明了孔子“用夏之时”的说法是有依据的。文字学家的研究显示，甲骨文中的“阜”“甲”“中”等字的本意都取自“立表测影”，并且，与时间相关的甲骨文大多带有“日”字。中国最早的农事历书《夏小正》中亦载有“时有养日”“时有养月”之说。通常认为，最迟在殷商时期，中国古人已经能够通过圭表测日的方法来确定夏至和冬至。
从文献记载来看，二十四节气的形成经历了从“两至”“两分”到四时八节，再到24个节气逐步完善的过程。根据《尚书·尧典》《周礼·春官宗伯》的记载，最迟在西周时期，我们的先人已经测定了4个节气———夏至、冬至、春分、秋分，以后不断地改进和完善。至春秋中叶，随着圭表测日技术的提高，立春、立夏、立秋、立冬4个节气被确定下来。四时八节的确定意味着二十四节气中的主要节气划分完毕。战国时期，二十四节气基本成形。秦汉时期，二十四节气完全确立，成为中国古代一种用来指导农事的补充历法。刘安所著的《淮南子》中记述的二十四节气名称和顺序延续至今。汉武帝元封七年（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太初历》颁行全国，二十四节气开始纳入国家历法，这对后世历法和天文历算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我们这个农业大国来说，中国人是依照二十四节气来安排耕种活动的。比如，有句谚语说“过了芒种不能强种”，说是过了芒种节气，你再下种也没用了，因为庄稼不会成熟了。到什么节气，该干什么事，农谚都总结得清清楚楚。
所以，二十四节气就是中国的阳历，是根据太阳和我们的关系来制定的。其他文明发展较早的民族也大多对太阳有过非常准确的观察，确定了类似春分、秋分、冬至、夏至这4个时间节点。但是，我们不仅有二十四节气，还有进一步的七十二候（每个节气分为初候、二候、三候，5天为一候）的分解，其他民族就没有这么细致了。
『中国传统历法体系是阴阳合历』
我们中国人还有一个阴历，就是按照月亮的周期变化来安排的历法。
月亮初生和退去，叫朔日、晦日，是初一、三十；月圆的时候，叫十五；月半的时候，是初八或二十三。我们中国人的节日大都是参照月亮运行的情况来确立的，比如，大年初一、正月十五、中秋节等等。
可是，我们的劳动和生活是依靠太阳的运行规律来安排的。阳历和阴历两者怎么协调呢？我们中国人非常聪明，就在阴历中增置一个闰月。一年的长度根据太阳的运行来算大约是365天，可是如果按阴历来算，12个月约有354天，相差这些天数怎么办？古人为了把阳历和阴历合在一起，就在阴历每过二三年，多置一个闰月，使得平均每年的天数与阳历全年的天数相接近。这个历法不叫阳历，也不叫阴历，叫阴阳合历，通过置闰来调整它们之间的关系，让它们能够保持大体一致。这是中国人独一无二的发明创造。
大多数西方国家只有太阳历，伊斯兰教通用的历法只有太阴历，而中国人却凭着智慧，把太阳历与太阴历结合在一块，变成既有二十四节气，又有初一、十五的历法。
古人对阴阳合历运用得十分纯熟、得心应手。例如，宋代诗人王禹偁的诗作《清明》中，将阳历的清明和阴历的寒食节习俗写在一起，浑然一体。该诗这样写道：“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昨日邻家乞新火，晓窗分与读书灯。”按唐宋习俗，清明前一日为“寒食节”，禁火寒食，到清明节再起火，故称“新火”。
我们经常有一种误解，觉得阳历是从外国引进的，实则不然。我们的二十四节气就是阳历，它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制定的，而且制定的时间很早。
之所以很多人认为中国历史上没有阳历，其根源还要追溯到的改历。1912年1月，先生签发临时大总统历书令，确定从当年的1月1日起改历。虽然我们过去常用的农历仍然有效，但整个国家的日历改为以西历（或称公历）为主，而且把这种西历称为“新历”。因为西历是纯粹的太阳历，所以把它叫作“阳历”，与之对应的，就把我们的阴阳合历叫作“阴历”。其实这传播了一种错误的观点，以为中国历史上没有阳历，这种误解一直影响到今天。
我举一个例子，《二十四节气歌》是这样唱的：“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上半年来六廿一，下半年是八廿三。每月两节不变更，最多相差一两天。”最后一句话，是说现在实行的公历和我们的二十四节气都是太阳历，但并不完全一致，相差不过一两天。事实上，我们的二十四节气是准确的，是现行的公历差了一两天。为什么呢？太阳周年的实际长度是365天又5小时58分56秒，现行的公历为了简便，就采取了置闰的办法，每4年为闰年，在2月多加一天，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才出现了公历和二十四节气相差一两天的情况。
所以，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说，阳历是我们自古就有的，是我们中国人时间制度的一部分。“我们的历法过去是阴历，现在改成阳历”，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刘魁立在讲座中。（图片由上海图书馆提供）
『“天人合一”思想的高度体现』
从本质上说，我们中国人时间制度的建立，是不断探索自然、与自然密切关联的产物，是中国人“天人合一”思想的高度体现。
我们的一些传统节日，最初的时候往往是自然的节日，与季节变化和时令气候、物候的变化有关。比如端午节，虽然端午节和屈原、曹娥的传说有关，但是它最早应该是一个自然的节日，而不是一个人文的节日。因为现在端午节的民俗中，虽然吃粽子、划龙舟和屈原的传说有关，但是点红痣、戴五彩线、喝雄黄酒等习俗就没有多大关系。而和这些节俗有关的，正是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学说。
大家知道，寅月是岁首，就是正月。寅、卯、辰、巳、午，五月就是午月。农历五月五日称作“天中节”，这个节日正是处于阴阳交替的时候。阳气从冬至开始发展到这个时候，基本上已经接近尾声，而阴气悄悄萌生，这是一个阴阳交替的时间节点。
费孝通先生曾经说过：民俗，就是要找到所谓的“关节”，也就是找到两个不同状态的交接点。当由一种状态变成另外一种状态，这时的民俗活动最多、最集中、最强烈。比如一个人去世了，由生到死，这时候的礼数特别多。一个孩子降生到这个世界，围绕诞生的习俗也特别多。在这些关键的时间节点上，问题特别多，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产生了许多办法，久而久之便成了习俗。
回到端午节的习俗，五月是阴阳交替的时候，所以会有“五毒（指蛇、蝎、蜈蚣、蟾蜍、壁虎）”出现，阴气、邪气可能侵害人类，所以我们需要防范。怎么防范？点朱砂红痣、戴五彩线、喝雄黄酒、在门前挂艾蒿等等，都是用来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们的很多传统节日都是这样形成的。
还有二十四节气，更是和自然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比如二十四节气和人的养生问题。“天人合一”对于我们个人来讲，就是我们的生活规律要符合天道、符合自然规律。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能随意违背天时、天道来安排我们的生活。
所以说，二十四节气和中国人的时间制度，这是一个相当重要又很有意思的话题。它不光是我们民俗领域的问题，也是一个科学的问题。在这些传统中，不仅有我们中国人情感的表达，也有我们对自然规律的朴素认识。当下，我们需要重建对中华民族传统阴阳合历时间制度的深刻认识和高度尊重，并使之在我们的生活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栏目主编：龚丹韵 文字编辑：徐蓓 题图来源：图虫创意 图片编辑：笪曦
来源：作者：刘魁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