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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慧安《富贵寿考》赏析

富贵寿考(国画) 146×78.5厘米 1907年 天津博物馆藏

钱慧安(1833—1911)上海高桥镇人。原名贵昌,号清路渔子,一号清溪樵子,室名双管楼,又称双管楼主。职业画家,作品雅俗共赏,是清末“海上画派”人物画领域的佼佼者,被公认为“钱派”。著作有《清溪画谱》。

清末,上海成为江南的经济中心,大批文人、画家聚集于此,他们不再是传统文化环境中的文人画家,而以商品经济为支撑,以新兴市民的审美价值为取向标准,靠市场生存的职业书画家。钱慧安,出身农家,自幼就表现出了惊人的绘画天赋,自学人物画。1860年,钱慧安到上海生活,并成为职业画家。在当时海派绘画兴盛的年代,钱慧安虽然靠卖画谋生,但是具有严格的自律精神,并没有仅仅把作画作为一笔买卖,而是以自己独具一格的艺术风格,成为了海派画家的先驱和代表之一。钱慧安在中国人物画方面,擅长仕女、人物题材,由于其遒劲的笔意、娴雅的风格,使得他的作品深受喜爱。因符合民众的审美需求,咸丰年间,钱慧安已成为上海著名的人物画家,因到城隍庙卖画,且行情极好,被称为“城隍庙画派”的代表画家。钱慧安作品类别丰富,册页扇面小品,大都依前人诗句意味。钱慧安的盛名来自人物画,其人物画范围较广,例如,既有仕女、婴孩,也有神仙、鬼怪题材。受《晚笑堂画传》影响较深,其题画落款中常有“(木无)上官周”或“仿竹庄”字样。

中国绘画中以“富贵寿考”为名的有两种题材,一是以牡丹、松石等组成“富贵寿考”吉祥图案,牡丹寓意富贵,寿石或松寓意长寿,指升官发财又享有高龄,在明清装饰中常见应用。二从人物画的门类来看,“富贵寿考”具有特定的故事情节,属于如南极仙翁、麻姑献寿、钟馗驱鬼一类含有吉祥寓意的人物画。钱慧安所作《富贵寿考》即为第二种类型,描绘了唐代名将郭子仪遇仙的故事。《敢遇集》载其具体故事情节为:“郭子仪至银州,夜见左右皆赤光,仰视空中,荤车绣握,中有一美女自天而降。子仪拜祝曰:‘今七月七夕,必是织女降临,愿赐富贵长寿。’女笑曰:‘大富贵亦寿考。’言讫升天。”钱慧安选取的即是郭子仪双腿微曲做拱手状,听从女仙旨意的场景。画面呈对角构图,一人一马位于画面的左下角,郭子仪脸形饱满,体态健硕,身着白衣,头戴红巾,行拱手礼,以钉头鼠尾描画衣纹,通过类似于写生观察的方法,找到衣纹表现的规律,所以能将衣纹表达到随心所欲的境界。画中人物造型熟练准确,体感很强。在表现人物五官特征时,通过细致线条勾勒后再以淡墨加以渲染,使得面部的质感出众,活灵活现,增强了作品的立体感。在人物的半侧面和侧面轮廓的勾画过程中,他也巧妙地进行了透视处理,从而让人物的行为姿态和面容表情更加饱满自然。“一主三仆”的仙女位于画面的右上角,以极细的白描线纹刻画。女神的鼻梁若有若无,鼻身或挺、或洼,鼻尖又有尖、圆、重、轻、缓、急不同的表现类别。钱慧安甚至解决了正面鼻型的问题,这又是深入观察现实生活形象而长期创作的结果。画中人物更多地体现了他生活中的观察,使人物画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和表现力,以“细”为重要特色,刻画细致入微又一丝不苟,但又细中有粗,密中有疏,造型生动。

《富贵寿考》创作于1907年,逢钱慧安人物画创作的佳期,无论是题材内容或笔墨技法,都和传统的人物画有着紧密的继承关系,同时也反映了时代的欣赏风尚和个人的审美特征。钱慧安人物绘画作品不艳不躁、精巧淡雅,工写结合、兼工带写,平实浅近、以雅写俗,得到了当时画坛的普遍好评和民众的喜爱,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被称为“钱派”。

《古诗十九首》之《回车驾言迈》,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

回车驾言迈

两汉:佚名

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

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

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

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

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

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

译文

转回车子驾驶向远方,路途遥远,长途跋涉,难以到达。

一路上四野广大而无边际,春天的东风吹摇枯萎的野草。

眼前看到的都不是过去的事物,人怎么能够不迅速衰老?

盛和衰各有不同的时间,只恨建立功名的机会来得太迟。

人不如金石般坚固,生命是脆弱的,怎么能够长寿不老?

倏忽之间生命就衰老死亡了,应立刻进取获得声名荣禄。

注释

回:转也。驾:象声词。言:语助词。迈:远行也。一说喻声音悠长。

悠悠:远而未至之貌。涉长道:犹言“历长道”。涉,本义是徒步过水;引申之,凡渡水都叫“涉”;再引申之,则不限于涉水。

茫茫:广大而无边际的样子。这里用以形容“东风摇百草”的客观景象。

东风:指春风。百草:新生的草。

无故物:承“东风摇百草”而言。故,旧也。

“焉得”句:是由眼前事物而产生的一种联想,草很容易由荣而枯,人又何尝不很快地由少而老呢?

各有时:犹言“各有其时”,是兼指百草和人生而说的。“时”的短长虽各有不同,但在这一定时间内,有盛必有衰,而且是由盛而衰的。

立身:犹言树立一生的事业基础。早:指盛时。

“人生”句:言生命的脆弱。金,言其坚。石,言其固。

寿考:犹言老寿。考,老也。即使老寿,也有尽期,不能长久下去。

奄忽:急遽也。随物化:犹言“随物而化”,指死亡。

荣名:美名。一说指荣禄和声名。

赏析

此诗含义为何,佳处为何,要理解正确,关键在于对篇末“荣名”二字的解诂。古今注本于荣名有二解。一说荣名即美名,又一说则谓荣名为荣禄和声名。由前说,结二句之意为人生易尽,还是珍惜声名为要;由后说,则其意变为:人生苦短,不如早取荣禄声名,及时行乐显身。二说之境界高下,颇有不同。今按荣名一词,古籍屡见。如《战国策·齐策》:“且吾闻效小节者不能行大威,恶小耻者不能立荣名。”《淮南子·修务训》:“死有遗业,生有荣名。”其均为令誉美名之义甚明。

疑义既释,则诗意及结构自明。诗以景物起兴,抒人生感喟。回车远行,长路漫漫,回望但见旷野茫茫,阵阵东风吹动百草。这情景,使行旅无已,不知税驾何处的诗人思绪万千,故以下作句,二句一层,反复剀陈而转转入深。“所遇”二句由景入情,是一篇枢纽。因见百草凄凄,遂感冬去春来,往岁的“故物”已触目尽非,那么新年的自我,就不能不匆匆向老。这是第一层感触。人生固已如同草木,那么一生又应该如何度过呢?“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立身”,应上句“盛衰”观之,其义甚广,当指生计、名位、道德、事业,一切卓然自立的凭借而言。诗人说,在短促的人生途中,应不失时机地产身显荣。这是诗人的进一层思考。但是转而又想:“人和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即使及早立身,也不能如金石之永固,立身云云,也属虚妄。这是诗人的第三层想头。那么什么才是起初的呢?只有荣名——令誉美名,当人的身躯归化于自然之时,如果能留下一点美名为人们所怀念,那末也许就不虚此生了吧。终于诗人从反复的思考中,得出了这一条参悟。

显然,这是一首哲理性的杂诗,但读来却非但不觉枯索,反感到富于情韵。这一方面固然因为他的思索切近生活,自然可亲,与后来玄言诗之过度抽象异趣,由四个层次的思索中,能感到诗人由抑而扬,由扬又以抑,再抑而再扬的感情节奏变化。另一方面,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位诗人已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接触到了诗歌之境主于美的道理,在景物的营构,情景的交融上,达到了前人所未有的新境地。

对于人生目的意义之初步的朦胧的哲理思考,对于诗歌之文学本质的初步的朦胧的觉醒。这两个“初步”,也许就是此诗乃至《古诗十九首》整组诗歌,那永久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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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蛊”究竟是什么?1958新中国对抗“蛊病”实录,毛主席亲自部署

苗疆蛊毒,是一种经常出现在武侠小说里却又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诡异物事。

在传说里,驯养人将无数奇毒无比的虫豸一同放进土罐,密封好埋入地底,然后任由这些毒虫在罐中相互撕杀吞噬,最终存活留下的绝毒虫王,即为“蛊”,而这种奇特的培养“蛊”的方式,则为“练蛊”之法。

鎏金蚕

“蛊”很难练成,然一旦“练蛊”成功,这种异物就可以派上诸般神秘而奇特的用场。

最受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当为“情蛊”。

根据记载,若施术者将此蛊种入心爱的男人或女人身上,从此对方便会对种蛊人死心塌地,一生不离不弃。传言中云贵地区懂得蛊术的苗女在婚后都会给丈夫种上“情蛊”,丈夫一旦成功中蛊,此后将永不变心。

其次最为著名的便是“金蚕蛊”,传说中此物“无色无形,水火不侵”,若是不懂蛊术之人,稍不注意就会着道,中蛊者全身犹如千万条毒虫在噬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此蛊没有解药,因此“金蚕蛊”又为夺命之蛊。

苗族美丽女孩

除以上两种知名度极高的蛊虫外,还有蛇蛊、疳蛊、石头蛊、癫蛊、肿蛊等一大堆名字奇特的蛊虫种类,基本上都是害人之物,但诡异莫名的是,这些蛊都似乎都能听从主人命令,可随时在种蛊人的命令下,向被种下蛊虫之人随时发动攻击,夺人性命。

这个“遥控”功能很是令人匪夷所思,一只虫子就算它再厉害,以其几乎等同于零的智力又怎么能听懂人的命令呢?很明显它违反了生物学的基本规律。

由以上种种传闻所述,可见传说中的“蛊”杀人无形,存在诡秘,同时它似乎还颇有智力,如此神奇的物事,自然引起了我国不少专家的注意,他们决定搞清楚,“蛊”,究竟是什么!

第一、“蛊”到底是什么东西?学者们的探索与发现

由于历史上并没有留下“蛊”的真正实物,其相关信息主要是记载于历史文献或人们口口相传的传言之中,传言当然是不可信的,因此专家们投入了不少精力对古籍中有关“蛊”的信息进行研究。

从目前留下的历史文献来看,早在近2500年前左右的春秋时期《左传》中便有关于“蛊”的记载,至于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更是有多次与“蛊”相关的记叙。

《左传.昭公元年》: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是为近蛊。

《史记.夏本纪》:(秦德公)二年,初伏,以狗御蛊。

《史记.正义》:蛊者,热毒恶气,为伤害人,故磔狗以御之。

咱们暂且先别管司马迁《史记》中所说的“土狗灭蛊”这件事,只须注意文中所记叙的时间,它表明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出现了“蛊”。

司马迁

接下来有关“蛊”的最著名的事件便是汉武帝时代的“巫蛊之祸”,此后一直到清代,各朝各代中官方文献、医学典籍以及民间士人笔记中都有关于“蛊”的记录。

由此可见,“蛊”这种东西似乎是在历史上真实出现过的,那么问题又回到原点,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学者们在研究中敏锐地发现,“蛊”的出现和分布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总的说来华南较之华北更多,而这其中,我国西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流域更是“蛊”的多发地。

箭头所指为“蛊”现象较为集中的大致区域

学者们又进一步研究发现,历史上“蛊”与“巫术”这种概念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古代但凡“巫术”较为盛行的地方,似乎就脱离不了“蛊”的身影。

因此有学者认为,“蛊”本质上是中国古代“巫术信仰”习俗中的一种,是为“巫蛊文化”。

巫蛊信仰是一种在我国起源很早的民间信仰,在历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山东大学,核心期刊,《周易蛊卦与中国古代蛊信仰风俗》)

也有学者认为:

(蛊)是志怪文学的艺术产物.......包含着历史、医药卫生、语文、文学、迷信等因素。(西北师范大学,核心期刊,《“蛊”的多元文化研究》)

换句话说,部分专家认为“蛊”是不存在的,它仅是一个虚幻的概念,代表的是一种古代文化现象,这种解释,如果仅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长期对“蛊”的信仰崇拜来看,似乎是可以解释的。

古人信仰祭祀仪式

但医学专家们表示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蛊”不但真实存在,而且是一种确切的病症,古人因无法医治这种病,因此称其为“蛊”!

第二、长江中下游地区地区流传千年的“蛊病”究竟是什么?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蛊患”,在历史文献中有明确记载,《隋书.地理志》中提到:

新安、永嘉、建安、遂安、鄱阳、九江、临川、庐陵、南康、宜春, 其俗又颇同豫章, 而庐陵人庞淳, 率多寿考。然此数郡往往畜蛊, 而宜春偏甚。

从以上描述可见,江西、浙江、河南南部等地在历史上一直饱受“蛊”的侵害,其中尤以江西为甚。

金制金蚕蛊示意

隋代医学典籍《巢氏诸病源候总论》中的第二十五卷《蛊毒》中曾对“蛊病”的症状有过详细描述。

病发之时, 腹内热闷, 胸胁支满, 舌本胀强, 不喜言语, 身体恒痛, 又心腹似如虫行, 颜色赤, 唇口干燥, 经年不治, 肝鬲烂而死。

由于隋炀帝在江南地区修筑大运河,因此隋代典籍中关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风俗人情、地域特点以及特有病症等信息记录得颇为详细。

从以上描述来看,此病症状大多体现于腹部,“胸胁支满”指患病之人胸腹肥大,“心腹似如虫行,颜色赤”则指人的腹部皮下似乎有红色虫子在游动,而且此病无法治疗,长年累月后,病患即被体内毒虫吃掉器官最终肠穿肚烂惨烈死去。

此番描述中有些夸张的地方,但具体症状描述得很清晰,令人毛骨悚然。

一种红色寄生虫长期在人的体内存活,平日里在人身体里钻来钻去而且无药可医,这红虫子究竟是啥?难道世上真有“蛊”这种东西存在?

上世纪中叶苏州昆山“蛊病”——血吸虫病患者

1956年,我国著名中医学专家傅在希教授发表重量级论文《进一步探索血吸虫病的来源》,指出流行于江南地区的“蛊病”实为血吸虫病,其在历史上长期流传于以江西、江苏、浙江、福建为主的长江中下游流域地区,严重威胁着华南地区人民的健康和生命。

血吸虫病患者的典型症状为腹部肿大、发热、全身皮疹、腹痛肝痛等等,与古籍中所描述的“蛊毒”症状完全一致!

如此看来,傅在希教授判断是应该是准确的,血吸虫病,很可能便是历史上流传的“蛊病”中的一种,只是由于现在缺乏古代流传下来的“蛊”的实物,所以暂时无法完全证实罢了。

此文一出,当即引起的高度重视,事实上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南下实施渡江战役进军江浙沪地区时,解放军战士们就饱受血吸虫的侵害,仅上海地区第9兵团就有3.3万人患病。

解放战争渡江战役

从1950年开始,新中国政府便对血吸虫病展开全国摸底调查,调查结果触目惊心。

据调查结果显示,在全国排查范围达12个省的320—370个县市中,均产生了血吸虫病大流行,累计血吸虫病感染人数高达1160万人。在江苏高邮县,当地情况最严重的新民乡地区,合计5442名居民中就有4300人感染血吸虫,1335人接连死亡,周边乡镇也有294人先后因此病死去。

摸底调查结果不容乐观,中央意识到,若要保护人民生命健康安全,打一场消灭“蛊毒”血吸虫病的人民防疫战争势在必行!

第三、人民战争——新中国对抗“蛊病”血吸虫实录

1955年11月,毛主席亲自赶往杭州指导和部署“抗击血吸虫病”方案。

毛主席

11月17日,主席在杭州主持召开有关血吸虫病防治的重要会议,在充分听取江浙地区领导及各地专家的汇报后,主席当即指示,成立以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为主的“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以全面指挥华南地区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

“九人小组”很快遇到了一个天大的难题,要展开范围高达数省地区的防疫工作,所需要的专业医护人员可谓是个天文数字,然而当时全国受过西医教育的医疗人员还不到4万人,这点人就算全部调集到江浙沪地区,也只是杯水车薪。

怎么办呢?

有办法!

据统计,当时全国还有高达30余万人的中医,“九人小组”很快决定以“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将这数十万人的中医人员纳入防疫体系之中,如此一来,防治工作中医疗人员短缺的问题将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从今天来看,这项决定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应该说正是从此处开始,当时的数十万中医才被正式被纳入新中国的医疗体系之中,而正是因为新中国政府以最大努力保留了这一批中医人员,才让中医在今天得以得以发扬并继续造福于民。

老中医

医疗人员问题即然解决,下一步便是全面发动人民力量抗击“血吸虫病”。

对抗“血吸虫病”,首先需要斩断其主要传播宿主钉螺的传染链,很快各地的“血防所”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立,人民群众在当地政府以及“血防所”的指引下,开始对钉螺进行围剿。

当时消灭钉螺的手段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在水域里喷洒或放药物,二是填埋水坑或沼泽地,彻底断绝钉螺的生长环境,很快江浙地区便兴起了结合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土埋钉螺的全动。

另一方面,为斩断传染源,各地也开始对粪便、阴沟和水源展开治理。

譬如在湖南地区,1957年便开始在全部疫区要求粪缸集中布置且必须加盖,人民群众的生活用水也尽可能要求取山泉水或井水,尽量少用江河之水,而且喝水一定要先烧开。

1958年江西余江县全民扑灭钉螺

如以上种种工作多管齐下,到1958年6月,江西余江县率先宣布消灭了全县境内的血吸虫病,《人民日报》于当年6月30日发表长篇通讯《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主席在报上读到此喜讯后,欣然挥毫写下了著名的七律二首《送瘟神》。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此后有关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党和政府一直从未松懈,及至本世纪初,这场历时长达半个世纪的伟大抗疫战争最终取得胜利,在中国历史上肆虐中华大地数千年的“蛊毒”血吸虫病,彻底遭到毁灭性打击。

仅取一个数据,截止2003年,南京12个血吸虫流行区县,就有2个达到彻底阻断标准,2个达到传播控制标准!

自人类诞生以来,瘟疫和疾病就与人类文明纠缠不息,血吸虫病、黑死病、西班牙流感,一直到今天的新冠病毒,它们接连而来,未有停歇,但我们从未屈服于疫魔的威胁之下,人类文明的斩魔之剑,必将永远高举!

文/梦醒锦官城

汤和恭慎享寿考

《明史》卷一百二十六载:汤和晚年,对皇上更加恭敬谨慎。

在朝堂上,只要涉及军国大事,他从不向别人透露半句。在生活中,他身边有妻妾有一百多名,打自己生病以后,就将她们全部打发,让其回家。从皇帝那儿得到的各种赏赐,凡是能赠送人的,他就将那些物品分赠给乡亲父老。只要看见贫贱之时的朋友伙伴,他都会发自内心地显得格外高兴,并时常宴请他们,赠送礼品。

当时不少的公卿、侯爵以及老将,都因犯罪而沦为奸党,先后成为洪武大帝的刀下之鬼,能够幸免的可谓是凤毛麟角。唯独汤和,尊享高寿,凭功名而得善终。

据传,汤和曾经去寺庙找高僧询问自己的前程,高僧让他抽了一签,签上是一句唐诗:“白云深处有人家”。汤和请高僧解签,高僧不答。汤和最终悟透签上暗示:惟有退隐,方能确保平安。于是,不问朝政,得享寿终。

君主的寿考:现实很残酷

追求生命永续是人类长期以来的愿望,对于君主帝王来讲长生不老就是寿考的最终目标,因为不愿放弃到手的权力和荣华富贵,只有延长寿命,才能够多享受。

明朝第十一位皇帝明世宗嘉靖就是一个很好的示例,充分证明了寿考愿望演变的现实残酷性。

嘉靖皇帝朱厚熜在位早期,他英明苛察,严以驭官、宽以治民、整顿朝纲、减轻赋役,政治上出现了清明的态势,史称“嘉靖新政”。在一次经筵上,讲官学士徐瑨讲《论语》中“曾子有疾”章,故意回避其中“人之将死”这句,明世宗说:“死生常理,有何嫌疑?”命令补上。就这件事看来,朱厚熜是豁然大度、无所忌讳的人。

随着在位时间的推移,朱厚熜对寿考的追求,显得极为夸张。朱厚熜迷信丹药方术的延年秘方,除了派人到处采集灵芝,经常吞服道士们炼制的丹药外,为满足自己修道,朱厚熜命宫女们清晨采集甘露兑服参汁以期延年,致使上百名宫女病倒,宫女们忍无可忍,公元1542年嘉靖二十一年,以杨金英为首的一群弱女子差点将朱厚熜勒死,这就是历史上罕见的宫女弑君的“壬寅宫变”,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起后宫起义。

经过“壬寅宫变”,朱厚熜幸得未死,从此移居西苑,二十余年设醺炼丹养生修道,幻想长生不老。然而尽管这样,公元1567年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朱厚熜于乾清宫去世,在位四十五年,享年六十岁,寿命在16位明朝君主中排名第三,明朝开国太祖朱元璋71岁排名第一,成祖朱棣寿命为65岁排名第二。

伟大领袖评论嘉靖皇帝:“炼丹修道,昏庸老朽,坐了四十几年天下,就是不办事”。因此,整个明朝的败亡,嘉靖皇帝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中国有一个现象,很有趣,从有皇帝称号的秦朝开始到清朝,大部分开国的君主皇帝的寿考是最长的。

秦始皇作为秦朝的开国皇帝,他的寿考是最长的,享年49岁,秦二世20多岁就被抹了脖子。那么西汉最长寿的是汉武帝,东汉最长寿的是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

三国大家都知道,魏国曹魏名义上的开国皇帝是魏文帝曹丕,实际上的开国皇帝是曹操,活了60多岁,在这之后,他的子孙,一个比一个年轻,反倒是末代皇帝曹奂活了57岁。东吴也是,孙权活了70岁,他的儿子孙亮和他的孙子孙皓,没有一个超过他的记录的。

这是割据王朝的情况,再看一下大一统王朝。两晋时,寿考最高的就是晋武帝司马炎,他是开国皇帝,活了55岁,也有说54岁。而后,包括东晋的晋文帝这些人活的年龄都赶不上他。

隋朝寿考最长的就是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享年64岁。接下来,隋炀帝杨广49岁和隋恭帝杨侗16岁,他们都赶不上开国的。

那么再看唐朝,唐朝也只有一个寿考最长的,开国皇帝李渊70岁,这年龄已经不低,最长的是唐明皇78岁,无论是李渊还是唐明皇,这爷俩可都是做了太上皇,而且,这太上皇的滋味是很难熬的。

说一下两宋,虽然不是开国皇帝,但是差不多也是开国皇帝这个意思。北宋宋太祖赵匡胤50岁和他的弟弟宋太宗赵匡义59岁,此后的帝王都是赵匡义的后代,活得最长的是宋钦宗赵桓,他是宋徽宗的长子。但赵桓的皇帝之路说起来满满都是痛,公元1126年宣和七年,宋徽宗赵佶禅位于年仅27岁的赵桓,第二年改元靖康。靖康元年十一月,金兵攻破汴京,皇帝和太上皇都被俘虏,赵桓的实际在位时间仅1年零4个月。南宋最长寿的就是他的开国皇帝宋高宗赵构,活了80多岁,他是北宋末代皇帝宋钦宗赵恒的弟弟。

到了元明清三朝,就更简单了。元朝公元1271年正式定国号为大元开始,师祖忽必烈活到70多岁,所以整个元朝的皇帝都要向忽必烈看齐。后边包括元顺帝在位时间很长,有38年,超过元师祖,但他只活了50来岁。

明朝寿考最长的就是明太祖朱元璋,活过70岁,后边包括他儿子明太宗朱棣,孙子,多少代的孙子,明世宗嘉靖皇帝,那么炼丹,也就活了60岁。

大清朝也一样,寿考最长的,大家都知道是清高宗乾隆皇帝89岁,这是中国历史上实际执掌国家最高权力最长的皇帝,长达60年,也是最长寿的皇帝。那么乾隆皇帝之后,这些皇帝的寿考没有一个能赶上这位老祖宗的,甚至到了后期,同治光绪宣统三代皇帝,连个孩子都没有,这是个大家庭啊,他们与清朝最有权势的女人74岁的慈禧太后都有血缘关系,可他们连生孩子的能力都不具备。

从历史上厚厚的中国帝王的寿考现实,大家能读到的是什么,真是很残酷。老百姓有一句俗话“精三分,傻三分,要给子孙留三分。”伟大领袖的《念如娇昆仑》里形容的“阅尽人间春色”,也就是你要将人间的好事全占尽了,风光无限,你的子孙肯定扛不起这杆大旗,要么早夭,要么中间来一个什么突发事件挂了。历朝历代的经验和教训都摆在这里,所以谁要是尝试这个,只要看看历史也就知道了。(本文是《君主的寿考愿望》续篇,谢谢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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