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从煮肉工具到国之重器,一口气了解鼎在古代的发展
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发兵攻打陆浑的戎人,到达雒水,在周天子的管辖地区陈兵。周定王派遣王孙满慰劳楚庄王。楚庄王问起九鼎的大小轻重如何。王孙满上去讲了一番大道理,中间还夹杂着当年禹铸九鼎的故事,最后总结并训斥了楚庄王,他在回答里是这样说的:鼎的大小轻重在于德而不在于鼎本身……周朝的德行虽然衰微,天命并没有改变。鼎的轻重,是不能询问的。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楚王问鼎故事,记载在《左传·宣公·宣公三年》里:
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洛,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从此以后,凡是想要争夺天下或者皇位时,就会用“问鼎”这个词。那么,楚庄王既想称霸,为什么要问鼎呢?而王孙满一听问鼎的轻重大小又为什么会勃然大怒呢?这充分说明了那个时候鼎的重要性。
唐朝韦应物在押元韵的《登高望洛城作》中这样写:
高台造云端,遐瞰周四垠。雄都定鼎地,势据万国尊。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出现了定鼎,这些记载都在表明鼎的重要性,无数的考古发现也在向我们展示鼎在古代时的崇高地位。
那么,这个鼎最开始时究竟是什么?又为什么会成为这么重要的礼器?后面又有什么样的发展呢?
一、上古,九鼎传说一切都要从吃饭开始。
最初的时候,人们造出的东西都是为了衣食住行而服务,比如鼎也是。开始时,鼎其实跟鬲没有多大的差别,或者干脆是一样的。而鬲和鼎都是用来做饭的,两者在远古时期是一种东西,都是陶制成的煮饭工具。
后来,随着发展,鬲进行了换代,而鼎也因为青铜技术的出现开始出现转变,但这个时候鼎的作用仍然是食器,主要用来煮肉。可是,铜在那个时候太贵重了,我们要知道,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古代是把铜称作“金”的,我们看古代一些古籍文献时,动不动是王赏赐了某人几车金啥的。您千万不能当成是我们现在理解的金子,多半就是铜。
这么贵重的金属炼成的鼎,仅仅用来煮肉太过可惜,于是鼎的地位开始越来越高,慢慢开始向礼器发展。可是,又是什么时候真正成为了礼器呢?不少学者认为是从大禹开始的。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这么解释鼎字:
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彝器也。
这里解释得很明确,就是调和五味的一个器具。但是他后面又接着解释:
昔禹贡九牧之金,铸鼎荆山之下,以入山林川泽,魑魅魍魉,莫能逢之。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是说当年禹让九州的长官进贡铜器,铸造了九鼎,所以百姓进入川泽山林,螭魅魍魉这些鬼怪都不会遇上。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把鼎和禹联系起来了,但这里是有疑点的,因为许慎的这个记载是参考的别人。
在《墨子·耕柱》中有过这样的记载:
昔者夏后启,使蛮廉折金于山川……九鼎既成,迁于三国。
而这里,又和大禹的儿子启联系了起来。
也就是说,在此前的记载中,从来没有说是禹铸造的,只说是夏朝时期,至于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当年大禹铸造九鼎的记载其实是参考了司马迁的《史记》,而事实上,后世很多这方面的记载,大多都是参考了司马迁的《史记》,比如在《史记·八书·封禅书》中这样写:
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
《史记·十二本纪·孝武本纪》中也有差不多的记载,至于他写这些时参考子什么样的史料,我们现在已经无法考证,因为我们无法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古籍中找到这个的确切记载,但古籍有丢失也是可能的。
而有关夏朝铸造鼎的记载,我们都无法去佐证,所以是无法确定的,但周朝以前应该就是有的。真正有可以考证的鼎为礼器,是在商周时期,在那个时候就有九鼎流传。
二、商周,鼎的兴盛和礼仪鼎成为国之重器是在商后期,也就是商代迁都殷,今天的河南安阳后到西周前期,商朝没有文字记载,我们只能从考古发现中去推测,而在安阳出土的青铜鼎也震惊了世界,比如著名的司母戊方鼎等等,这一切都说明,在商朝时,我国青铜器铸造技术已经非常成熟,而这么大的青铜器,没有国家力量的支持,在那个时代是无法造成的,这个时候的鼎,地位已经高高在上,完全脱离了当初做饭煮肉的命运,成为了国之重器和王朝存在的证明。
而在这个时候,确认是存在九鼎的,《逸周书·卷四·克殷解》中有这样的记载:
乃命南宫百达、史佚迁九鼎三巫。
意思是啥呢?翻译过来就是:命南宫百达和史佚迁九鼎到郏郧。
这里写了商周之际鼎的变迁。而《逸周书·克殷解》的成书年代是非常早的,但具体作者无法考证,学者们认为,这是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根据西周初期的史料整理出来的。而到了周朝时,鼎的兴盛期到来,作用上也走向了镇国之器。
既然成为了国之重器,那用鼎制度也必定会非常严苛,事实上,在那个时候,用鼎有着明确的规定。
汉代学者何休注解《春秋·公羊传桓公二年》中这样写:
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出来一件奇怪的事,就是这些各种人配几个鼎都是单数,很多人感觉非常奇怪,双数不是更加吉祥吗?其实古代并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去看一些古籍会发现,不止是这些鼎,古代的一些宫殿的台阶也是单数。主要原因是古人认为,数字分阴和阳,也就是天和地数,单数代表阳数和天数,双数代表阴数和地数,这也是鼎为什么是单数的原因。
作为国之重器,鼎被赋予了很多的意义,除了严苛的礼仪制度外,凡是沾着鼎的,必定是大吉的祥瑞,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对鼎有着强烈的崇拜心理,同时也是对的敬畏之心。
《易经》中这样记载:
鼎元吉,亨。其彖曰:鼎象也,圣人以享上帝。
南朝梁时,孙柔之编撰的《孙氏瑞应图》中这样写:
神鼎者,质文精也。知吉凶存亡,能轻能重,能息能行,不灼而沸,不汲自盈,中生五味。昔黄帝作鼎,象太一。禹治水,收天下美铜,以为九鼎,象九州,王者兴则出。衰则去。
所以,鼎在古代的意义非常重大,一直被当成王权的象征,失鼎则代表着国亡,夺鼎则代表着开天辟地,定鼎则代表着王朝开国,由此可见鼎的重要性,这是一种最为重要的国家礼器,背负着古代的王权和天命。
但是,这么一种重要的礼器,随着治铁技术的到来和青铜技术的普遍而渐渐没落,终归于平凡。
三、秦汉以后,终归平凡其实,我们大部分关于有关鼎的记载,多是在春秋战国和汉朝时候整理出来的,成语“春秋鼎盛”代表着人的精力充沛和正值壮年,但那时候已经是鼎最后的辉煌,秦始皇统一当时的古代中国后,鼎的作用开始渐渐没落,到了汉朝时,学者们只能在记载里去怀念这种礼器曾经的辉煌。
西汉礼学家戴圣在《礼记·明堂位》中记载:
崇鼎贯鼎,大黄封父龟,天子之器。
意思是崇国的鼎、贯国的鼎、夏后氏的横,封父国的龟甲,这本来是天子拥有的重器。
或者用虚幻的所谓祥瑞去写鼎,比如司马迁在《史记·十二本纪·孝武本纪》中记载:
汉武帝时,汾阴巫锦,为民祠魏睢后土,营旁,见地如钩状,棓视得鼎,以礼迎鼎至甘泉,从行,上荐之,至中山,晏温有黄云盖焉,有鹿过,上自射之,因以祭之。至长安,公卿大夫皆议,谓之宝鼎。
汉朝以后,关于鼎的记载越来越少,但鼎也没有彻底的消失,魏晋南北朝时,随着佛教进入和兴盛,鼎成为了佛家烧香的器具,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鼎原本是一种煮肉和盛肉的器具,后面逐渐成为了国之重器,现在流行下来关于鼎的成语,大多来自那个时候。而从周朝以后,鼎的崇高地位渐渐没落,就像周王朝的陨落那样。
一个象征王权的国之重器,渐渐归于了平凡,鼎的经历可谓多姿多彩,曾经的辉煌,我们只能从一件件的考古鼎器上去幻想,我们写鼎,其实写的是古代的一段辉煌史,同时还是我国青铜铸造的发展史。由于作者本人的能力有限,咱们只不过写出了鼎的皮毛,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去怀念和思考,这不止是鼎的辉煌,同时还是古代中国早期文明的辉煌!
司母戊鼎改名后母戊鼎,93岁考古学家为何要较真?
“只要我陪他们出去转一圈
回来就给一百万
我说,一百万?
一分钱我也不要!”
精神矍铄、字字铿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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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因为一段采访视频
93岁的文物专家、考古学家
中国国家博物馆终身研究员
孙机先生连上几个热搜
“文物研究是科学,
做研究不是为了挣钱,
就是为了做这门学问。”
和文物、古籍打了一辈子交道
直到现在,鲐背之年的孙机
仍然坚持每周上一天班
但他也坚持
只为国家鉴定、研究文物
其他有偿的“鉴宝”邀约
无论对方出多少钱
“我谢绝这个东西”
“我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委员
如果国家从海外收回一批文物
我们要去看看(鉴定真伪)
别的一概不参加。”
在新华社的资料库中
搜索孙机的名字,就会发现
老人一字千钧、说到做到
他每一次面对镜头和采访
目的都是“为国鉴宝”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名誉院长孙机(前)在讲解青铜“虎鎣”相关知识。新华社记者 李贺 摄
这张照片拍摄于
2018年12月11日
当日,国家文物局
划拨中国国家博物馆
青铜“虎鎣”入藏仪式在京举行
仪式上,流失海外的圆明园文物
青铜“虎鎣”正式重回祖国怀抱
年近九十的孙机
以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
名誉院长的身份参加活动
亲自讲解青铜“虎鎣”相关知识
2008年4月,从丹麦
成功追索回国的156件文物
在京举行开箱仪式
距今约4000年的玉钺等
夏商至元明时期的珍贵文物
得以重新展现在国人面前
那一次,也是孙机先生到场
介绍了这批文物的重要价值
“追索回国的文物以陶俑居多
包括汉代到明代
各个朝代的陶俑,可排成系列”
为“钱”鉴宝,他一概谢绝
为国鉴宝,他一丝不苟
网友纷纷为
孙机先生的文人风骨点赞
有关孙机先生的另一条热搜
是#司母戊鼎其实叫后母戊鼎#
这个词条引出了老人为还原史实
不放过“一字之差”的治学态度
“后母戊”青铜方鼎
是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但在很多人的印象中
当年的教材上,它的名字是
“司母戊鼎”或“司母戊方鼎”
一个“司”,一个“后”
看起来区别不大
前者似乎还更有“群众基础”
为什么一定要“较真”?
对此,孙老严谨地解释说:
“这个‘后’字,它是反文
就是反着写的。
看起来可以念成‘司’
实际上只能作‘后’讲。
《说文解字》里说‘司’是普通职工,
你想,一个普通职工,
能给他做这么大一个祭祀的鼎吗?
一千八百多斤,那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它绝对不是‘司’,一定是‘后’,
因为后是有地位、有身份的”
被孙机纠正的“一字之差”
远不止这一处
汉代文物“金缕玉柙”(xiá)
曾经被叫作“金缕玉衣”
“柙”是贴身棺材的意思
孙机等文物学家反复考证
认为这件文物是“柙”不是“衣”
它的名字和介绍也被及时修正
这种修正看似微小
但对做了一辈子文物研究的孙老来说
只有把这些东西弄清楚了
研究文物才算没有白费劲
“把道理讲清楚
有根据有证据地讲清楚”
是孙老最根本的治学原则
而这个治学原则
是他从自己的考古领路人
沈从文身上学来的
在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之前
孙机是北京市总工会的技术工人
沈从文先生是国家博物馆的研究人员
两个人的办公室就在彼此的隔壁
他们也因此而结缘
1951年故宫举办的敦煌艺术展
是让孙机下决心投身文物研究的契机
孙机还记得,在那次展览上
沈先生讲解的重点是供养人的服饰
……
从沈从文先生那里得到的熏陶
让孙机一生难忘
在北大历史系接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后
孙机下决心
要成为中国历史的打捞者和解读者
直到今天,他也没有忘记这份初心
九十多岁了,还努力地去干
孙老家里最多的东西就是书
连原先的厨房都被改造成了书房
墙上还留着没拆的热水器
他如饥似渴地读书
也兢兢业业地写书
这些年来,孙老出版过
《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等多本颇有影响的著作
后者还荣获第十届文津图书奖
令人惊叹的是,这些浩大的著作
都是孙老一个字一个字手写出来的
书中许多器物、仕女、车马的线描图
都是孙老一幅幅亲自手绘的
老人最不喜欢自夸
不愿多谈自己的成就
但听说他写的书
要被翻译成韩文和日文
就特别高兴
“把这个东西传到外国去,
是给中国长脸的。”
孙老这样理解自己毕生的事业
“文物研究本身就是去了解
这些古文物在历史上起什么作用。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
多少感动人的事情,多少文化成就
本身就是
我们现在增加文化自信的一个动力。
我大半生所做的
就是从历史上找文化自信,去找证据”
而对于他研究了一辈子的文物
老人的一段描述深刻而美好:
现今尊之为“文物”者,在古代,多数曾经是日常生活用品,以其功能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有着自己的位置。若干重器和宝器,只不过是将这种属性加以强化和神化。从探讨文物固有的社会功能的观点出发,它们如同架设在时间隧道一端之大大小小的透镜,从中可以窥测到活的古史。倘使角度合宜,调焦得当,还能看见某些重大事件的细节、特殊技艺的妙谛,和不因岁月流逝而消褪的美的闪光。
有风骨、有才华、有自信、有韧劲
有夜以继日的积累和沉淀
孙机老人代表着我国一批
潜心钻研的考古、文物学家
正是因为他们的执着和坚守
那些从漫长沉睡中苏醒的文物
才得以“开口”向世人讲述
它们的“身世”和承载的历史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孙老严谨的治学态度,我们找到了《新华每日电讯》于2005年刊发的一篇历史文化报道——《濮阳“中华第一龙”,原型是条扬子鳄?》,并对其进行了删减和摘编,在此重发,以飨读者:
谁才是“中华第一龙”?孙机为龙整理“家谱”
作者:丁永勋
中华民族被称为“龙的传人”,龙的形象和精神,已经深深渗入我们民族文化的血脉之中。但是,龙的形象起源于何时?我们的祖先创造这种神奇的图腾,灵感从何而来?它的原型是蛇、是蛙、是鳄?相关的猜测五花八门。但是,更有说服力的答案,还是应当到祖先留下的真实遗物———出土文物中去找。
推土机下抢救出“中华第一龙”
西水坡蚌塑龙。 图片来源网络
河南濮阳,这个豫北平原上的年轻城市,建市只有短短的20多年,却被称为“龙乡”“龙城”,这一切,都源于18年前文物工作者从推土机下抢救出的一堆贝壳。
1987年夏,为解决工业和城市居民用水,建市不久的濮阳市在老城西南角的荒地西水坡修建一座引黄供水调节池,在配合施工的考古调查中,工作人员在调节池的西南部发现一处仰韶文化聚落遗址。当叠压在最深处的文化层被清理出来之后,人们惊呆了,一组远古时代的墓葬遗址出现在眼前。
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许多奇迹,其中最神秘的是一座编号为M45的古墓。45号墓是一座土坑竖穴墓,南北长4.1米,东西宽3.1米。它奇特异常,南边圆曲,北边方正,东西两侧尚有一对弧形小龛,一位男性墓主头南脚北地仰卧于墓中,周围葬有三具殉人。特别奇怪的是,在墓主骨架两旁,有用蚌壳排列成的图形。
据西水坡遗址发掘现场负责人,原濮阳市文化局副局长孙德萱介绍:最先发现的是东边的一个,当蚌塑图形被整个清理出来以后,在场的很多人一眼就认定:是龙,等到西边的虎出来以后,大家就更确定了。龙虎的形态都颇生动,其头均向北,腿均向外。在墓主脚下,还有蚌壳排列成的一处三角形,旁边还有两根人腿骨。同时,在45号墓室以外的同一层位上,另有两处也用蚌壳排列的龙、虎、鹿等动物图形,这两处图形和45号墓排成一南北直线。
墓葬的年代无论是通过考古学的研究还是碳十四的测定,都把它限定在距今6500年前左右。这座墓葬的现象新奇独特,前所未见,令人惊诧。
濮阳自古就有“颛顼遗都”之称,这里发现了中国最古老的龙虎图形,消息不胫而走。加之正好赶上龙年春节,消息曾轰动一时,自然也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后来,墓中蚌壳摆塑的龙形图案,因年代最早、形象逼真,被一些专家学者誉为“中华第一龙”,濮阳也因此获得了“龙乡”“龙城”的称号。“中华第一龙”还上了小学6年级全国统编语文课本。
考古学家梳理龙的形象,整理龙的家谱
有学者仔细研究了西水坡蚌塑龙的形态后认为,它的形象来源于鳄鱼。那么,古人用来记录天象的“龙”,与后来演化为中华民族图腾和权力象征的龙有着怎样的关系呢?它是不是真正的“第一龙”呢?
其实,除了濮阳发现的“中华第一龙”之外,全国还有很多地方都声称发现了“第一龙”。比如,同样是距今6000多年的宝鸡百首岭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彩陶龙形图案被重新提出;湖北省黄梅县也发掘出距今5000年至6000年的鹅卵石摆塑的龙形;山西省陶寺龙山文化墓地出土了接近于商代青铜器龙纹的彩绘蟠龙纹图案;还有近年发现的甘肃马家窑彩陶“龙”形图案。这些图案有的似鸟,有的似鱼,有的似蛙,但都被称之为“龙”。年代更久远的是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出土的龙纹陶片和石塑龙。根据多种方法测定,查海遗址的年代竟距今8000年左右。
著名文物专家、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孙机先生,系统梳理了这些出土文物中龙的形象。为我们整理出了一个龙的“家谱”:
首先,他给“龙”下了一个简单的定义:和我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出现的象形之龙字相同或相近的图形都可以称之为龙。由此出发,他认为,中国现在常见的龙的形象是在红山文化中创造出来,为商代所继承、发展并初步加以规范的,他称之为“真龙”;而在甲骨文之前的一些原始艺术品中的形象,似乎与龙有关联,但和龙字差别较大的统称为“前龙”;同样是早于甲骨文的这类形象,但与龙字一致或近似,与后来的龙之造型有传承关系者,称作“原龙”。
用这个“家谱”可以给西水坡的蚌塑龙找一找“历史定位”。它和甲骨文龙字的差别还是很大的,只能称为前龙。古脊椎动物学家考察了其身体各部分的比例关系后认为,它的原型应是一条扬子鳄。而西水坡45号墓之蚌龙、蚌虎和三名殉葬者围绕着墓主人,显然处于从属的地位,而在此墓以南还发现了另外三处蚌砌遗迹,其中还有人“御龙升天”的图像,更说明这里的龙不过是主人的坐骑而已。
据此,孙机先生认为,以上所说的年代较早的各种龙的形态,都可以划入“前龙”的范畴。而与后来的龙有传承关系的“原龙”,典型的就是红山文化中的玉龙。玉龙在内蒙古、河北、辽宁、吉林等地均曾出土,很多都是躯体蜷曲,前端明显有猪的特征,所以又被称作玉猪龙。
出土于内蒙古的“蜷体玉龙”(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新华社资料照片
红山文化玉龙的这些特点被商代继承下来,并不断发展。商代妇好墓出土的蜷体玉龙就是很好的例证。由此一路下来,经过不断完善、美化,就有了我们今天常见的喷云吐雾、威风凛凛的龙的形象。
(新华每日电讯综合整理自央视网、@央视新闻、《新华每日电讯》、新华社报道、网友评论等)
司母戊鼎:商朝青铜器的巅峰之作
司母戊鼎是中国青铜器的巅峰之作,它的名字来自于鼎内刻有“后母戊”三字,它的形状是方形的,高达133厘米,重达800多公斤,是中国现存最大最重的青铜器,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是国宝级的文物。
图为司母戊鼎
司母戊鼎的用途是什么?据专家考证,它是商朝第24代王祖庚为了祭祀他的亲生母亲而铸造的方鼎,也有一说是第25代王祖甲为了祭祀他的继母而铸造的方鼎,因为他的哥哥祖已被继母陷害而死,他不愿意争夺王位,而选择了离开。祖庚继承王位后,发展商朝的经济和文化,为了表示孝顺,祖庚铸造了方鼎祭祀他的继母,死后还把王位传给了祖甲。
司母戊鼎是怎么被发现的?在1939年3月份,河南安阳武官村的一位村民吴希增在野外寻宝时,意外地碰到了埋在地下13米深处的硬物。这是什么东西呢?
吴希增好奇心起,赶快回村叫来了十几个人,趁着夜深人静之时,开始挖掘。为了防止被日本侵略者发现,他们每天天亮就把土填回去,每天晚上再接着挖。
当司母戊鼎被挖出来后,这些村民把它偷偷运回村里藏在吴希增的堂弟家里,用稻草遮盖。他们本想把这件宝物卖掉换钱,但是因为司母戊鼎太大太重,无法搬运,他们只好在夜里用刀具把它割开。听到刀具的声音,吴希增的堂弟觉得这是对祖先不敬,是在招惹灾祸,他劝村民还是把司母戊鼎保留下来。
很快,村民们又把司母戊鼎重新埋回地下,并且严格保密。日本侵略者在后来的搜查中,并没有找到司母戊鼎,只好作罢。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司母戊鼎才被运送到北京,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司母戊鼎有什么特点?司母戊鼎是商朝中期青铜器制造业的代表作品,它需要至少1000公斤以上的原料,需要近300名工匠协同合作才能完成。司母戊鼎的工艺水平非常高超,鼎足上有蝉纹装饰,鼎身两边有兽面纹和夔纹装饰,中间是素面无纹装饰,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效果。
现在,我们可以到中国国家博物馆去观赏司母戊鼎,感受古代先民的智慧,感受它所蕴含的那些历史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