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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孩子：河流才是人生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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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孩子：河流才是人生的歌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41期，原文标题《野孩子：河流才是人生的歌》，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河流，对于张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词。回头来看或许是一种巧合，也极有可能是潜意识作祟。张佺说，他在兰州生活的那段时间，常常在黄河边上，死死地盯住河流，看它流逝，流向远方，渐渐产生一种岸上的事物也在移动的幻觉，感知到河流在众多的意象之中，是关于离开和漂泊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踏入同一条河流。”他说。

记者/卡生

摄影/张雷

野孩子乐队。主唱张佺（前中），吉他马雪松（右），贝斯戴帅（左），打击乐武锐（后）

西北：黄河

在大理，张佺的家中，打开我和他聊天局面的，是关于河流的意象。《黄河谣》的雏形是张佺和小索在杭州西湖边一起哼唱弹奏出来的；《小马过河》是小索去世前独立创作的曲子；一个叫河的酒吧在远离黄河的北方成为民谣音乐的摇篮——一切都离不开河流，这就像人生众多的巧合以及宿命般的存在。

此前的两次采访里，张佺表现出的羞涩和不善言谈，和我采访前的预料相同，但似乎只有“河流”的话题能让他感到松弛，继而卸下防备。他习惯性地泡了一壶普洱——戒酒多年，过去能喝一斤白酒，现在连啤酒都不怎么喝。他的两个孩子去上学还没有回来，妻子在楼下做饭，接近饭点时，飘来饭菜的香味。

野孩子乐队曾经消失过很长的时间，再次走入公众的视野，是在今年《乐队的夏天2》，一首清唱的《黄河谣》，在众多乐队里显得独树一帜。乐队成员们背着手，闭上双眼，几个来自西北的汉子似梦呓似回忆地唱着兰州的槐花香和好姑娘。在一个充满了欢歌笑语的综艺节目里，野孩子的《黄河谣》结束之后的十秒里，现场寂静一片，过了很久，台上的周迅在抹泪，台下的观众反应过来开始鼓掌，电视机前的人们突然觉得野孩子唱着的兰州，也很有可能是自己某个片刻的思乡情。但对于乐队来说，周遭的喧闹、娱乐和他们并没有直接的关联。

事实上，录制到改编赛的时候，野孩子没有在节目组准备的“国风主题”歌曲里选择曲目，而是表演了一首他们认为称得上是国风的《竹枝词》，当然，他们很明白，打破规则，势必要付出相应代价，最终他们用退赛结束了这档综艺节目。坐在我面前的张佺，西北普通话的尾音里流露出的是谦虚与温和，鲜少能看到他对事物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但对网络上流行的所谓“国风”，他没有丝毫的退让，他认为那些是打着国风旗号的口水歌和网络神曲，那样的“国风”和他所理解的不一样。网络上支持和谩骂的声音席卷而来，但只要有喜欢《竹枝词》的人，张佺就觉得自己并没有做错。

聊回河流，跳不开这首野孩子乐队演出了不下百遍的《黄河谣》，听这个名字，好像如某个遥远时代的歌谣一样古老。事实上，这首歌创作于1995年，那是张佺辗转南方城市歌舞厅做乐队贝斯手的第六年。27岁的张佺去到哪个城市，25岁的小索也会跟过去。小索那时也是贝斯手，虽然不在同一个歌舞厅乐队工作，但两人下了班常常聚在一起喝酒，练吉他。张佺回忆，那时候一个月可以挣一万块，如果日子就一直这么过下去，其实挺美好的。

某一天，两人在西湖边上即兴弹奏，张佺有了一段动机，小索续上了下一段，弹着弹着张佺有了唱起来的冲动，“咿呀咿呀”地补全了即兴的片段。“那时候创作的作品，很多咿呀咿呀的词，都是当时哼唱出来的。”他说。回家一整理才发现，这是一个完整的曲目，这就是《黄河谣》最早的雏形。

也是这一年，一个叫野孩子的民谣乐队诞生了，张佺和小索两人的班底持续了两年，直到他们第一次在北京大西俱乐部的演出，才加入了贝斯、鼓手和口风琴。某一次在朋友家里，大家起哄让他们唱唱自己的新歌，张佺发现，那一次没有乐器伴奏的清唱是一种看似原始但最美妙的吟唱，这种质朴的表达奠定了这首歌的基础，从此后，这首曲目的演唱再也没有加入过乐器，直到今天。

有理想的年轻人那时候热衷于谈论梦想，收入不菲让他们创作的心有些蠢蠢欲动，两个年轻人一合计，要专心从事梦想事业。1995年，张佺和小索都辞掉了收入可观的工作，他们决定回到兰州，回去做什么尚不可知，但多年之后回望，那是一段看似停滞却重要的阶段。这一年，张佺和小索背上吉他真正走了一趟黄河，为期一个多月。“我和小索还有另一个做音乐的朋友，我们三个人先搭车到离黄河最近的地方开始行走，走累了，休息的时候就在黄河边上弹弹琴。我们就想看看我们写过的黄河在它的下游是个什么样。”

张佺在大理家中

循着黄河，张佺和小索穿过了很多村庄，一会儿在山西，一会儿在陕西，越到下游黄河水变得越发湍急，“我们歌曲里的黄河是平缓的，你感觉你可以亲近它，而这里的黄河是更浑厚、自然的存在形态”。一路上，他们听到了许多黄河边的花儿，让张佺印象最深刻的，是来自田间地头一个六七旬的老太太的歌声，“她一张嘴，发出了少女般的声音，那种声音很奇妙。90年代也没有带录音设备，但也好，那个声音一直存在于我的记忆里”。

这个时期，张佺的创作状态奇好，在这个时期创作的和西北有关的曲目里，张佺提到了一首歌——《来到了西固城》，那是一首对他个人很重要却被听众忽略了的曲目。相比《黄河谣》的共情，更像是他对自己过去某个人生阶段的最真切的回忆。

西固城是小索的出生地，离兰州不远，两个年轻人虽然居住在兰州，但常常在休息的时候往西固城跑。“从兰州到西固城有一种招手停中巴，你一招手就停下来，歌里最后有一大段兰州话完全还原了当时卖票员喊出来的话，‘西站西固的走了，来师傅后头大座坐哈，上车一块喽，穿裙子的那个前头过来坐哈’……”张佺和我聊起了那个四处是乌烟、看不清太阳的工业城市，路过孙沟桥时会闻到厂房刺鼻的味道，进了小索家的厂区后会听到收啤酒瓶、书、报纸的吆喝声，在厂区打扑克的不是老头，而是一群百无聊赖混日子的年轻人。这个城市夜宵店里卖烤肉和面食，夜深了，到处都是喝醉了酒的人。张佺穿越了25年的回忆，再次带我进入了西固城。“中国西部经济大开发，全国各地来了很多年轻人支援西部，西固城就像一个移民城市，在文化上比较特别，这里说着天南海北的话，穿着打扮比兰州还时髦，有的人在这里娶妻生子安稳下来，就像小索的父母。很多人退休之后可能还要回到原来的故乡，这里不是让所有人都有归属感的地方。”这是张佺记忆最深刻的一段时光，在醉酒中肆意弹唱，写着年轻人的迷茫与忧伤，这是他漂泊在外多年后的短暂回归。一个年轻人唱着：“我眼望着北方，弹琴把老歌唱，我坐在老地方，我抬头看天上，我走过了村庄，我独自在路上。”是的，1996年，张佺和小索，决定了北上。

张佺刚给儿子青稞买了新吉他，打算在出门巡演前给孩子们换上新的琴弦

北京：墙上有河的酒吧

挨过了几年住在中国歌舞团附近的地下室生活，张佺写出了《生活在地下》。漂泊在北京的第五年，野孩子乐队的演出还是不多不少，谈不上可以维系生活，但日子向好，他们终于可以搬离地下，抬头看到北方的星空。2000年的野孩子乐队除张佺和小索外，人员大换血，张玮玮加入乐队拉手风琴，陈志鹏打手鼓，李正凯弹贝斯。这一年的夏天，乐队在北京藏酷酒吧录制了他们的第一张现场演出CD《In the loft》。

2001年，三里屯南街有一个画廊在转让，租金不贵，大家一合计不如盘下来开一个酒吧，东挪西凑了一笔钱，这个后来被人们称为“传奇的民谣阵地”的酒吧就这样诞生了。

“当初给酒吧取名字的时候，我记得张玮玮、郭龙、陈志鹏、小索都在，大家商量来商量去，似乎都对河流有特殊的感情，它是流动的，是有包容性和生命力的东西，所以最后叫它‘河’酒吧。”那时候的酒吧也没什么讲究，找了一个画画的朋友在不到20平方米的舞台前画了一条河。都没有开酒吧的经验，所以每个人都是服务员，忙不过来的时候，一些做音乐的朋友轮流帮忙。固定下来的演出节目单中，周三的晚上是小河、万晓利的演出，周五晚上是野孩子乐队，周六给一个摇滚乐队，其他时间比较灵活。那些年里几乎所有的民谣音乐人都在河酒吧登台演出过，周云蓬、左小祖咒、舌头乐队、张浅潜都是这里的常客。周云蓬在采访中曾经说过，那些年，做地下乐队没有上过河酒吧舞台的，都不好意思见人。张佺跟我说：“一开始，音乐人来演出我们也付不起演出费，就每个人分发三张酒票可以兑换啤酒，正式演出完后没人走，这时候就会有朋友轮流上台即兴演出。”常常到了后半夜，酒吧越发热闹，小索好客，有时候喝多了就“开仓放粮”，第二天一盘点，酒少了几箱，进账却是寥寥无几。

到2002年，河酒吧名气越来越大，这里不仅是音乐人习惯性的聚集场地，后来很多慕名而来的观众也把河酒吧挤得水泄不通。除了音乐人，里面还有编剧、作家、艺术家、留学生……张佺说，酒吧那时候一瓶啤酒卖15块，很多年轻人买不起，就坐在门口的超市先买5块钱的啤酒垫垫肚子再进门，他们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连带着酒吧门口的小卖部生意也变得特别好。酒吧里是一群年轻人玩音乐，门外也有一群年轻人在弹唱，那时候谢天笑就常常在河酒吧的门口玩音乐。

河酒吧时期，除了中国的音乐人，还有很多来中国的外国音乐人也会上台切磋表演。有一段时间，来了一个爱尔兰的小提琴手，演奏的是爱尔兰传统的小舞曲，“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古老民谣都是相通的，喝完酒听这样的小舞曲乍一听挺高兴，再听就会想哭”。有一天小索跟张佺说自己写了一首曲，张佺一听有爱尔兰小舞曲那味儿，灵光一闪说，这歌叫《小马过河》吧。张佺脑子里有一幅图景，一匹小马正准备过河，它在试探、回旋、跳跃。当我问张佺：“在《乐队的夏天2》第二首安可的歌曲演奏《小马过河》，是否是对小索的怀念？”他停顿了半晌，“也许吧，是一种无意识，也或许是一种巧合”。

张佺回忆起这个人生阶段时，心情很复杂。河酒吧像年轻人的诺亚方舟，通宵达旦的欢唱和聚会让时间飞逝。“那时候确实很快乐，天南海北的年轻人相聚，现实生活被抛在脑后，只剩下很精神化的一面。有时候想静下来做一些创作，但力不从心，创作几乎是停滞的。”张佺隐约感受到了慌张，身体和意志不断地在透支，到了晚上想不去河酒吧，但心里又感觉痒痒，最后一去又到了天明。2002年，张佺第一次到云南参加丽江雪山音乐节，那一届音乐节堪称“中国版伍德斯托克”，有崔健、窦唯、舌头，“那一次来云南，似乎为后来的生活埋下了一颗种子”。

2003年的“”来得突然，内因外因之下，河酒吧关停，张佺想离开北京，远赴云南。

谁知道，这次离开，竟然真的成为一种预示。2004年小索查出来癌症，张佺从云南回到北京，在医院里一直陪伴着他，直到他离世。小索离开时，张佺没有参加他的葬礼，他背起冬不拉，在那个秋天快要结束、冬天即将来临的时候彻底离开了生活了8年的北京。野孩子乐队就此解散。

云南：河边的苹果树

在大理见到野孩子乐队是在他们巡演归来的空隙。停留5天之后，他们又要开始新一轮巡演。现在的野孩子乐队和2011年重组时相比，又有了一些变化，张佺的老朋友张玮玮在去年离开了乐队，郭龙参加完《乐队的夏天2》之后要请一个很长的假去参演舞台剧，手鼓王国旭要照顾新生的孩子暂时没回大理，所以这次只见到了张佺、吉他手马雪松和打击乐手武锐，以及刚在野孩子参加过四次演出的贝斯手戴帅。

马雪松（老马）作为乐队的“流程大管家”，向我展示了他们接下来的行程，巡演长达一个半月，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笑称，在冬天来临之前走一波，之后就可以回到大理过冬了。

如果说，以2004年作为野孩子的转折点，中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张佺度过了非常痛苦的阶段。对于熟悉他的朋友来说，这个时期的张佺是神秘的，他像一个吟游诗人会出现在任何一个城市。演出海报上不再出现“野孩子”，而是音乐人张佺。这个时期，他创作了很多适合一个人演出的曲目，站在台上表情肃穆，一把冬不拉和一个口琴，是他吟唱过程中的伙伴。老马说起在2007年的北京，他看过张佺一个人的演出，“那会儿佺哥还是寸头，当他念白那一段，‘有人坐在河边总是说，回来吧，回来，可是北风抽打在身体和心上，远行吧，远行！’我被震住了，一下子听懂了他的孤独”。这一首《远行》的念白是张佺在那个阶段的写照，生活中无法排遣的情绪只能在舞台上念出来。

我问张佺：“现在的野孩子还会再演当时一个人时期的音乐吗？”

他说：“不会，那些歌太个人，像是要藏在心里的东西。”

“是什么让你结束了一个吟游诗人的流浪？”

张佺说出了一个故事。在河酒吧时期，张佺写过一首歌叫《苹果树》，歌词是这样的：“昨夜我梦见了苹果树，还是在那长长的河边，孩子们睡着了，老人们醒来了，月亮们出来了，姑娘么喝醉了，苹果树我梦中的苹果树，只有你知道我在异乡的街头，用歌声把过去的事情回想。”2007年，张佺来到丽江，认识了他现在的妻子，那时候她在丽江束河附近有一个小店，租住的房屋前有一棵苹果树，而在村口就有一条河，一切场景的发生都和《苹果树》所预示的一模一样。又是一年雪山音乐节，朋友们都来了，周云蓬、万晓利、张玮玮、马条聚在张佺的院子里，他们和他开玩笑，说这就是传说中的苹果树啊。

张佺停止了远行和流浪，在云南扎下根来，女儿黄豆和儿子青稞出生之后，一家人从丽江搬到了大理。远行的人成为父亲，从痛失好友的河流中上了岸。

10年前的大理，音乐人纷纷来居住，据说当年周云蓬走在大理古城的人民路上，恍惚间觉得回到了故乡，就此停止了流浪。张佺的老朋友们也都搬到大理生活，张玮玮来了，郭龙也来了，他们两人和张佺一起重组了野孩子乐队，张佺放下了他一个人的冬不拉，有了老伙计们一起和他站在舞台上。2013年马雪松加入乐队，让野孩子恢复了早前的双吉他声部。

2014年武锐进入野孩子乐队的故事成了一个段子。当时还开在人民路上的九月酒吧是大理音乐人的聚集点，张佺说，那时候除了身边的音乐人会一起即兴演奏外，还会有很多外国音乐人在一起玩。那段时光让他仿佛回到了河酒吧年代。重组之后的野孩子在九月酒吧排练，刚从法国回来的武锐寻着音乐声就来了，武锐决定加入野孩子，就此在大理扎下根来。其实在河酒吧年代，武锐曾是布衣乐队的鼓手，后来是他开着车送了小索最后一程。张佺告诉我，他最喜爱大理的天气，高原的阳光可以晒透很多内心潮湿的东西，晒得人暖暖的，有时候就觉得这个地方和西北也很像，天高地远，白云飘飘。

大理是怎么变得“不好玩”的呢？张佺回忆，大概2015年后，大理的商业化越来越严重，政府还颁布了新的政策，没有工作证的老外不能上台演出，一下子有趣的人变少了很多。原来走在人民路上，能看到很多摆地摊的嬉皮士，他们一边卖点小东西，一边敲非洲鼓，后来这条街也禁止出摊了。现在的人民路，已经沦为卖各类小商品的纪念品商店和网红打卡餐厅的地盘，你可以说这里是北京的南锣鼓巷，也可以说它是某个江南小镇，反正卖的东西都差不多。老马的感受也很强烈，后来的九月酒吧在没有正式演出的时候，很少有人再玩即兴，倒是多了喝酒划拳的人。

大理虽然偏安一隅，但和所有大城市一样在发生着迅猛的变化。古城里的房子越来越贵，企业家的连锁演唱酒吧灯红酒绿。张佺和朋友们被迫搬离了古城。张佺对大理有感情，这是他的第二故乡，也是孩子们的家，他过去所有的创作几乎都是对西北记忆的追溯，但《不要拿走它》是张佺在大理的创作，写的是他眼见着大理的变化，担心这一切美好即将逝去。

除了乐队的排练室还在古城附近的大理床单厂艺术区里，他们各自的生活实际上和古城已经做了切割。张佺和老马住的小区离苍山近，武锐住在一个没有外人居住的村子里，如果没有排练，他们都只会待在家里，可谓“宅在大理”。武锐在家自制了一个录音棚，乐队如果有歌曲要录制，在这里就可以完成。我问他们：“大理给你们的创作和音乐带来了什么？”他们都提到，这里太安逸了，安逸得可以毁掉一个人。我突然明白了他们和这个地方保持一定距离的原因，实际上是在保持某种继续向前的创造力。

武锐提到了他们排练的方式，几个西北汉子保持着警醒和自律，下午2点开始，4点休息20分钟，休息之前一定是排练一曲《黄河谣》，休息之后再排练几首，准点“下班”。在乐队开始巡演之前的一天，我参观了他们的排练，和武锐描述的完全吻合。张佺说：“也许乐队未来会有很多的曲子创作出来，但也许只是器乐，大理给我的幸福感无法让我像原来一样去书写苦难，也无须编造苦难。”事实上，张佺不希望人们一提到野孩子就和“土地”一类的标签联系在一起。他说：“音乐是流动的，就像一条河流。当你注视着眼前的河流，你以为它还是那条河，但实际上那已经不是上一秒你所看到的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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