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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中的甲午年
俯瞰刘公岛
一朝被贬，余生羁旅。张佩纶恐是外放的清流人中仕途生涯最不济者，晚景以“诗人终老”。
贬谪是张佩纶人生轨迹的重大拐点。而后，张佩纶与宦海保持距离，但作为“局内之人”，对诸多大事件的认识，毕竟非外人所能及。其在1894年所写关于甲午海战的日记，折射出悲戚不断的家国之情，亦在不经意中，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难得的观照视角。
陆军无帅，海军诸将无才
1888年5月，张佩纶告别了在张家口戍边的生涯，进入李鸿章幕府，与李鸿章的小女儿李菊耦结婚。婚后，他住在北洋督署中，过着诗酒唱和的生活。因与李鸿章政见不合，他对公事少有参与，却十分关注国事。
在张佩纶存世的日记中，有多处关于甲午时局的记载。1894年4月，朝鲜东学党起义，中日两国出兵朝鲜，事平后双方军事对峙，战争一触即发。增兵还是撤兵，成了一道摆在清政府面前的难题，由此引发清廷内部一场主战与主和的争论。
此时，张佩纶尚未发表意见，他在日记中写道：“日本以兵胁朝鲜，欲使之为自主国，不认中属。合肥（注：李鸿章）甚愠，与幕僚集议竟日。余废人也，所谋未必合时，殊为愤懑，姑无言预坐而已。”
愤懑积压久了，张佩纶还是忍不住提出见解——先班师示弱以骄敌，再大举未晚也。他提出，先撤兵的目的是为备战赢得时间，这与李鸿章一味退让、消极备战不同。在清廷内部主战呼声日益高涨，英俄调停未果的情况下，李鸿章也只好趋于主战。张佩纶虽主战，可对缺乏将才的现状深感忧虑：“陆军无帅，海军诸将无才，殊可虑也。”
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军在丰岛海面突袭中国海军，击沉我运兵船。张佩纶闻知，更加忧虑：“枯坐竟日，念倭事无人，势将大挫。顾无权可以振之，闷闷而已。”
8月1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李鸿章环顾北洋无将才，有让张佩纶出征之意，但因“戚不敢荐，内而枢臣忌嫉，外而淮军骄惰”，张佩纶也念及十年前在马尾兵败之往事，把握不大，所以力辞之。
9月，正在平壤之战全面打响之际，盛宣怀和淮军将领贿买御使端良奏劾张佩纶干预公事，对战事不力负有责任，请将其驱令回籍以免贻误事机。9月10日，光绪皇帝批复道：“革员张佩纶获咎甚重，乃于发遣释回后又在李鸿章署中以干预公事屡招物议，实属不安本分，著李鸿章即行驱令回籍，毋许逗留。钦此。”
内忧外患，祸起萧墙，李鸿章的恼怒可想而知，他立即上奏折为张佩纶辩护。但光绪帝不为所动，朱批：“张佩纶获咎甚重，李鸿章何得再为剖辨、仍令回籍，不准在该督署中居住。”
事实上，张佩纶虽身在督府中，为避嫌而比较注重分寸。况且在甲午战争爆发后，许多事李鸿章对他秘而不宣。张佩纶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五六月间，合肥或择要相告，后则不见者几一月，虽欲赞画挽救，亦力不从心耳。”
对于甲午之战，张佩纶指出：“此番若屈于倭，西洋蜂起，中国无以自立，即彼仅求得朝鲜，从此罢兵，渤海已失其半，烟台、乐亭均展轮一日可到，卧榻之旁，有人酣睡，吾辈尚得安枕耶？”
闻倭船来图威海
甲午腊月二十六日（1895年1月21日），张佩纶在日记里写道：“闻倭船来图威海，有自荣成登岸之说。”
此日，一场暴风雪将刘公岛银装素裹，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踱出寓所大门，一路往东行至提督府。龙王庙、码头、海潮声，甚至连提督府前斜挂的黄底色青龙红日旗，皆不在他的关心范围之内。
碎琼乱飞的雪花轻盈地落在丁汝昌的脸上，心情沉重的他举头南望，茫茫大雪中的威海南炮台，形势堪忧。威海卫陆路清军总统领戴宗骞正移缓救急，从北岸炮台5营淮军中抽调3营兵力，火速赶往荣成方向阻击日军。
1月28日，日军逼近威海南岸，驻守威海南北两岸炮台的淮军几乎全部在南岸设防，与日军恶战。两天后，寡不敌众的南岸炮台全部沦入敌手。
张佩纶得到这个消息时，已是2月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雪止，晴寒，闻威海南岸龙庙嘴炮台不守。”
2月1日，在威海卫城里远望南岸群山，一面面太阳旗依稀可见。此时，还可以隐约听到西郊的隆隆炮声。前一天夜里，寒风凛冽，当戴宗骞蜷缩睡在冰冷、黑暗的北岸炮台库里时，他手中仅存一营守军。丁汝昌派来的200余名水军援兵，趁黑全部逃往烟台。
面对人去楼空的北岸炮台，戴宗骞一脸惨淡。眼下整个北岸炮台仅剩下自己率领的祭祀台炮台内19名官兵。狂风恶浪中，丁汝昌乘舢板来到北岸，猝然目睹炮台内的情景，心情恶劣的他半晌无语。
最终，丁汝昌艰难地作出决定，与其资敌，不如自毁。丁汝昌命几名水兵一拥而上，将戴宗骞从炮台旁架走，北岸炮台残存的守军也随同撤入刘公岛。同时，丁汝昌招募奋勇的兵丁，携炸药乘船至北岸炮台，将大炮、火药库尽行炸毁。这帮兵丁刚完成任务回到船上，日军平行而至，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北岸炮台。
正是在这码头上，戴宗骞被当值的水兵从船上搀扶下来。身穿已抹得很脏的青面羊皮袄，头戴一顶瓜皮帽，还缠了一条手巾，面色十分难看，他对搀扶他的水兵说：“老弟，谢谢你们啦！”接着长叹一口气，自言自语说：“我的事算完了，但看丁军门的啦！”是夜，戴宗骞吞自尽，痛苦弥留至深夜而逝。
2月3日，消息从威海传到天津，张佩纶在日记中写道：“闻威海北岸亦失，戴宗骞遁。”
合肥殊坦然，不以为危
1895年2月2日，风煞雪停，天气转晴。当天，日军进入威海卫城。至此，威海陆地全失。偌大个刘公岛，成了汪洋中一叶孤舟。日军用占领的南北岸炮台，反击舰、岛，清军伤亡惨重；日军还从海上连连发动进攻。
2月9日，日军再度强攻，丁汝昌亲乘“靖远”指挥反击，不幸“靖远”被南岸炮火击中下沉，丁汝昌落水后被救起，仰天叹息“天使我不获阵殁也”。10日下午，丁汝昌、刘步蟾下令将搁浅的“定远”用水雷炸毁。当日午后，刘步蟾来到部下住处，恰好看见“定远”枪炮大副沈寿堃写下“千古艰难唯一死”七字，推案一笑，于当夜服自杀。
据时人回忆，2月10日，丁汝昌望着威海陆地方向，眼睛瞪得跟铜铃一样。而当时山东省军队主力一直收缩在登州、莱州一带。云贵援军被李秉衡截留，变成了他加强登州防御的力量。
2月11日，丁汝昌在督率众舰，击退日军再度发起的强攻后，没能盼来援军。深夜，水师提督府门前拥满了等待最后消息的军民。时间慢慢地滑到子时，所有人都知道了结果，他们已被彻底抛弃。面对岛上“水陆兵民万余人哀求活命”，心力交瘁的丁汝昌服自尽，兑现了予其生路的许诺——“生路”就在他死后。
14日，威海降约正式签署。17日下午4时，“康济”舰载着戴宗骞、刘步蟾、丁汝昌等人的灵柩，在汽笛的哀鸣声中，凄然离开刘公岛铁码头……北洋水师就此覆灭。
对照威海卫的战事，张佩纶日记如是记载：“2月8日，阴，闻刘公岛失守，海军尽没，于是登旅门户尽为倭据矣……合肥自请罢斥，未知中旨若何。”此时，消息还有夸张之意，丁汝昌尚在威海顽强地支撑着。
到了2月11日，张佩纶听到不同的传闻：“阴，微雨。闻刘公岛未失，船尚存，四远鱼雷艇及六镇全沉矣。”
确实，2月11日，刘公岛尚有一丝喘息之地，可绝非张佩纶想象中那么乐观。
2月14日，张佩纶在日记中写道：“雪，夜大风……合肥赏还翎顶、黄马褂，开复革职留任处分，授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议和。王文韶署直督北洋大臣。雪中，内人归省，合肥殊坦然，不以为危。”妻子带回来父亲李鸿章的消息——“坦然”“不以为危”。
作为北洋水师的缔造者，李鸿章于1870 年开始规划北洋舰队，最初的想法主要停留在“固守海疆”的层面。然而随着日本的强盛，日本的数次挑衅使李鸿章逐渐有了海权思想的启蒙。此时，李鸿章表露“坦然”，是故作镇定，还是看透一切，令人费解。
2月15日，张佩纶得到确切消息，在日记中写道：“连日狂风，冰未能遽解，殊闷人也。闻丁汝昌、刘步蟾均死，刘公岛已不守。夜，赞臣馈肴四器，来话行事，殊有别意。”
恐有普天下志士仁人之血
1895年3月初，张佩纶从天津启程，往南京去。在日记中，有多处关于李鸿章在甲午海战失败后的记载。2月24日，“晴。赞臣来，夜仲彭过谈，示合肥电，知倭欲甚奢，各国助劝不能用力，请帮办不允”；2月26日，“连日虽不废书，而心绪纷如，殊无所得”；3月7日，“巳刻合肥至浦口相见，午后归。”至于会面的内容，张佩纶没有透露；3月10日，“伯行自南来，随合肥赴倭者”；3月25日，“闻合肥已于巳刻出洋”。
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举国愤慨，张佩纶亦无比悲愁。他致信给李鸿章，认为条约必将引起列强瓜分中国，提出“变法尤在变人”，变法必先废约。若不废，内地通商厘捐及海关各税均必大减，洋债无法偿还，“度支竭于上，民力困于下，外患未已，内乱将生。更从何罗掘钜款，以为变法之资乎？”他还建议李鸿章用偿还日本的赔款与三国密约，分购三国兵船，借用洋将来与日本作战，以转败为胜。
“此数条篑（佩纶号篑斋）中夜推枕濡泪写之，非惟有泪，亦恐有血；非惟篑之血，亦有菊耦（佩纶妻、李鸿章女）之血；非惟篑夫妇之血，亦恐有普天下志士仁人之血，幸公审察之，毋自误也。”张佩纶在信末写道。
张佩纶对于乱世诸多变革反思，在1884年便有端倪。当时，他曾辛辣地抨击李鸿章等洋务官员：“二三老成，惟以采买洋枪炮、定制铁船为自强之术，即自强矣，而非自强也。”当时，他对洋务活动进展缓慢、收效甚微，表露出深深不满。而北洋水师覆灭，更印证了他最初的看法。
自迁居南京后，张佩纶没有留下日记，而是避世不出，以读书治学消愁，但“忧伤君国，往往中夜起立，或被酒泣下，寝以成疾”。
1900年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听到这个消息后，张佩纶突然咯血升许，还坚持给李鸿章写信，谋划对策。此后，李鸿章保荐张佩纶随办和约，朝廷著赏翰林院编修办理交涉。
张佩纶再次北上入李幕，但对官衔坚辞不就。和约告成后，李鸿章等再次保荐张佩纶，清廷以四品京堂起用，张佩纶又坚辞不就。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在《辛丑条约》签字回府后大口吐血，被诊断为胃血管破裂，两个月后逝于北京。这位“裱糊匠”，其人生终点时之甘苦，张佩纶最能体会。
此后，张佩纶回到南京，越发苦闷，常常纵酒，至1903年2月4日在金陵寓所病故，享年55岁。在直隶总督袁世凯“候补四品京堂张佩纶病故”的奏片上，光绪帝只写了三个字——“知道了”。
来源：大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