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日历表(1987年日历表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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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红楼群梦挂历

国士风流⑦ | 原色黄大年：一位海归科学家的精神世界“深探”

人物介绍

国际知名战略科学家、中国著名的地球物理学家。2017年5月，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对黄大年先进事迹作出了重要指示：要以黄大年同志为榜样，学习他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爱国情怀，学习他教书育人、敢为人先的敬业精神，学习他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融入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奋斗之中，从自己做起，从本职岗位做起，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中宣部追授黄大年“时代楷模”称号；中国科协、科技部追授黄大年“杰出科学家”荣誉称号；教育部追授黄大年“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

“为了理想，我愿做先行者、牺牲者。我已经五十多岁了，生命也就这么几年了，能做出点儿事情，让后来人有一条更好走的路。”

——2016年12月5日晚，黄大年生前最后一次接受记者采访

长春地质宫，507房间的门一直关着。

半年了，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焦健从门口走过时，心头还是一紧。“黄老师以前只要出差回来，就会把门大开着，还会第一时间到办公室、到实验室来找我们。”

王郁涵的办公室与507打通了，中间那道小门以前从来不关，“黄老师有什么事儿，就会走过来跟我说，有时候他在那边喊一声，我就过去。”

“哐当……”一年前从507办公室传来的那声闷响，王郁涵每每追忆都心悸不已，“冲过去一看，黄老师倒在地上了。”

翌日，北京青龙桥地球深部探测中心，从长春飞来的黄大年神采奕奕，没有人知道他先一天曾累倒在地，也没有人知道他上台前悄悄吃了速效救心丸，与会评审专家认真听取他所负责的“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项目”的汇报，最终给予了“项目成果具备国际领先水平”的专家组意见。

2016年11月29日，北京至成都的飞机上，黄大年再度晕倒。回长春之后，在同事们的强烈要求下，他入院检查。不料竟查出身患癌症，必须手术。成功手术数日，黄大年内脏大出血，2017年1月8日急救无效病逝，享年58岁。他唯一的女儿那时在英国，当母亲刚刚四天。

1月13日出殡时，焦健代替黄大年的子侄辈按照东北风俗捧火盆。一周后，焦健飞到北京，为黄大年生前规划好的一个课题提交任务书，“心里太难受了，好像终于顶不住了，写着写着就冲到卫生间去吐了起来。”

王郁涵是黄大年的工作秘书，以往她早晨到办公室就去507开窗通风，黄大年走后，她几乎不能在那个房间站立，墙上巨大的日历写满了日程，“黄老师以前总跟我说，给我订最晚的那个航班……”

日历表最后的空白十分刺目，王郁涵把那道小门轻轻拉上，“开着，总会有种错觉，觉得黄老师会像从前一样走过来。”

地质宫507室是黄大年生前的办公室，学生们在遗像前摆放了心形蜡烛和鲜花 （王昊飞/图）

地质宫529教室是黄大年生前为学生们上课的教室，三十多年前他也曾在这里学习。1978年2月，他以高出录取分数线80分的成绩，走进了这座大楼，成为长春地质学院（现吉林大学朝阳校区）应用地球物理系的学生，本硕毕业后留校任教。

1992年他作为当年国家教委仅有的30个公派留学生之一飞赴英伦，四年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英国利兹大学地球物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半年后，再次被派往英国学习和从事相关尖端技术研究。

黄大年在长春地质学院大门前的留影

吉林大学原党委副书记韩晓峰长黄大年两岁，大学时比黄大年高一个年级，“我俩不是一个专业的，但我对他印象很深，‘’刚过，好不容易能够上大学，那个时候大家都刻苦，比着学，大年专业成绩和专业意识都非常出色，是全校仅有的十个‘三好标兵’之一。”

2009年12月24日，黄大年带着妻子，飞回了北京。六天后，作为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简称“千人计划”）的第二批专家，也是首位回到东北地区的“千人计划”专家，与母校吉林大学签订了全职教授合同。

7年间，他指导了18名博士研究生、26名硕士研究生，还担任过地球物理系第一届“李四光实验班”班主任。这个班的好几个学生继续攻读硕博学位时都选择了他做导师。

“你们是为国家做事情的人，老师有一身的本领要教给你们，”黄大年的博士生乔中坤本科刚入学时并不太理解黄大年这番话的意思，7年后，他懂得了老师每一句话的意思。

“我是农村考来的，眼界、专业知识都是跟着黄老师一点点打开的。”黄大年入院后，乔中坤和其他学生轮流值守，他心疼原来那么壮实的导师在病床上一天天虚弱下去，“但是总觉得他打几天针，做了手术，能好起来……没有想到他就这样走了。”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第一次遇到身边人离世，心中震痛难以消除，他被选入了“黄大年先进事迹报告团”，第一次正式宣讲之后得到了一大束鲜花，他把花束拿到黄大年办公室悄悄放下，扫了一眼老师的办公桌，空落落地两把椅子，不敢多停留就低头出去了。“到现在还总是幻想，黄老师只是出差了就好了，出差回来了，还会到实验室来找我们，看我们的学习报告，跟我们聊他在外面听到看到学到的新知识。”

“我们老师真的是一身本领，特别聪明，什么都懂，还什么都专！”卢鹏羽跟着黄大年读完硕士研究生后，按照黄大年的交叉学科培养设计，去计算机学院读博。

博士生周帅的研究方向更令人吃惊——无人机航磁探测。“我们这个专业大部分都是被调剂的，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专业很苦。我最初也以为自己毕业后要扛着仪器漫山遍野地跑。”小伙子乍听到导师描述自己在海外做探测，眼睛都直了，“老师说直升机在上面飞，一边飞一边完成深部探测，他跟同事们就在一旁喝咖啡，咖啡喝完了，活儿也干完了！”

黄大年与学生们

2012年焦健读完博士加入了黄大年的科研团队，“黄老师有意按照交叉学科的设计搭建团队，我们里面有机械背景的，有传感器背景的，有计算机背景的，以及地探学院专业背景的。”

2015年黄大年牵头筹建吉林大学新兴交叉学科学部，2016年9月，一个涵盖吉林大学地学部、物理学院、汽车学院、计算机学院、医学院等多个院系专业的“科研特区”初步形成，黄大年出任第一任学部长。在团队成员和他的博士生看来，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黄老师一直对我们说，必须有多学科的交叉意识和能力，不能只懂得地学那点儿专业知识。”

“交叉学科说起来容易，其实真正寻找到学科之间的结合点，形成一个真正的新领域并不容易，”焦健说自己经过了三四年非常痛苦的时期，“这期间黄老师跟我一起讨论、寻找、确定方向，一直到最后确定了‘平台和传感器’研究。”他的研究在无人机航磁探测中非常关键，“无人机加磁力仪，不是简单的加一块就可以用了，如何剔除飞机本身震动或者飞机本身的磁干扰对数据的影响，这就是一个具体的应用研究方向。”

卢鹏羽在争议中读完计算机博士，博士论文答辩时，很多地学专家都有质疑，“我们地学没有这么做的，你这东西到底有没有用？”黄大年现场开讲，“从国家层面去讲，从未来的发展方向讲，把各位专家都讲得服服帖帖的。”

2013年1月20日，黄大年(左二)及团队成员在极寒天气下进行固定翼无人机试飞

周帅拿到了无人机机长驾驶执照时，黄大年走哪儿都要“炫耀”一下，不过实地飞行测验时，周帅没有喝到传说中那杯咖啡，而是穿着军大衣跟团队伙伴们蹲在测试车里吃了一碗方便面。

“黄老师特别忙，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非常有限，但是他能够极为准确地为我们每一个人规划学习和发展的未来，真的非常非常佩服！”

除了惊人的学术前瞻和引领能力，学生们也感念黄大年老师对大家竭尽所能的关心。他的工资卡被用来交过博士生的学费，学生家长入院的应急医疗费，做“李四光班班主任”时，他第一件事是给全班24位同学都配备了笔记本电脑。

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党委书记黄忠民说，“我当时太吃惊了！我自己工作多年，那时候也才刚买了第一台笔记本电脑，没想到他竟然能给每一个学生都配一台。”

有人问他工作那么忙，为什么还要担任本科班的班主任，他说自己当年在校时正是听了中科院院士滕吉文的一次讲座，才立定心志要出国深造。

“孩子们从小就要打开视野，追求卓越！”2016年4月6日，他和吉林大学汽车学院“千人专家”马芳武“联手”给本科生做讲座。“题目是大年起的，叫‘勤学、勤思、勤练’，面向全校本科生，”讲座刚开始台下人并不多，“黄老师讲了40分钟，后来我又讲了30分钟，讲的时候发现越讲人越多。讲到最后走廊、讲台上都坐满了学生。可能孩子们觉得我们讲得很实用，就发微信招呼同学过来了。”原本一个小时的讲座，持续了三个多小时。

“黄老师跟我讲过很多次，他说越是大学者越应该及早跟本科生交流，学生年纪大一点以后，他通常会倔强，但是在很年轻的时候，思想很活跃，没有边界，脑子快，然后计算机好，语言相对比较好，如果让他们在踏上人生第一步的时候，就有一个相对清晰的选择，作用是非常大的。”

此后黄大年又建议暑假学校办开放日，吉林大学人工智能领域的“千人专家”王献昌老师以同样的题目给高中生了做专场分享，反响热烈。

黄大年和学生们在一起

国内、国际重大学术会议和专业会议，黄大年都会有针对性地选有相关研究方向的研究生随行，其中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达26人次。他鼓励学生申请奖学金，出国留学，只是要求他们，“出得去，回得来！”

博士生张代磊2015年申请国家留学基金委的一个赴澳大利亚的交流机会，黄大年从头到尾操心，给澳洲导师写推荐信，帮张代磊完善研究计划，甚至要了张代磊在线申请的账号和密码，对提交的各种材料反复确认，“录取结果公布的时候，我不在电脑旁边，黄老师第一时间查询到的结果，然后给我打电话说代磊你通过了！然后又给我交代了很多出去后学习研究方面的细节。”

“我虽然本科也是这个专业方向的，但是了解不那么深入，黄老师把我这样一个比较懵懂的青年慢慢带入到这个行业，见识到了很多非常尖端和领先的技术，自己的见识与能力一点点长进，不仅是我，每一个学生，他都是这样来规划和设计的。”张代磊的眼睛里泪光浮动，他努力睁大眼睛不让眼泪滑落，“以后我就按照老师的设计，完成黄老师的心愿，我觉得这是对老师最好的告慰方式。”

吉林大学地质宫

6月的吉大校园，毕业季的气氛浓烈，随处可见穿着学位服拍合影的青春面孔。往年这个时候，是黄大年最开心的时候。

“每个师兄师姐完成毕业答辩后，都会跟黄老师合影，”乔中坤说他早就想好了，“我答辩完这一天，要拉着黄老师把地质宫每一个角落都拍遍。”黄大年特别喜欢摄影，常常背着专业相机给学生们拍照，“老师说，他特别喜欢我们青春的样子。”

周帅听乔中坤说到这里，咬着嘴唇走出了图书馆报告厅。他和乔中坤一样，盼望着毕业答辩后与导师分享喜悦，“在我心里，他比我父亲还要亲密，很多事情不跟家里说，会跟他说，如父如兄如友。”通过答辩后，他默默走进507，跟放在沙发上的黄大年遗像合了个影，“特别难受。”

周帅和卢鹏羽获得吉林大学特批，免去“师资博士生”的在岗考察，直接入职，充实团队科研力量，“我就是想要把黄老师想要做的事情，继续做下去，把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继续传下去。”

卢鹏羽叹口气，“以前周六晚上，我们会偷偷溜出去玩儿会，逛逛超市、吃吃饭、唱唱歌，”507是他们从实验室到电梯的必经之地，怕被老师看到，他们会轻手轻脚，快走两步。“回来的时候，看到老师办公室灯还亮着，又会自责。”

“其实我们老师很热爱生活，是个非常可爱的小老头儿，只是他太忙了，没有时间来享受生活。”

黄大年在507对面专门开辟了一间咖啡屋，取名“茶思屋”，还存了几瓶洋酒放在那里，学生们夏天的时候在那里享用他和太太提前预备好的冷饮和冰冻绿豆汤，他也在那个屋子里招待过许多国际国内的专家。

天气好的时候他组织年轻人徒步，甚至带他们去酒吧，乔中坤每次听老师说起外面的世界都暗赞一声“酷”，“老师告诉我们，不要以为酒吧是不好的地方，在国外，酒吧社交非常常见，下班后跟同事去喝两杯减减压，跟同行约在酒吧谈事情，很多重要的工作都是在酒吧完成的。”

黄大年与家人在英国时的合影

马芳武也曾留学英国，“大年夫人在伦敦开的诊所，我常常经过，一说起来，特别亲切。”现在的研究生大多叫导师“老板”，而他和黄大年的学生，都叫他们“老师”，“我俩也都习惯把学生称为‘孩子’，学生跟我们的孩子年龄差不多。”

黄大年爱说，“好学生是宠出来的！”马芳武特别理解，“这些孩子的确就是我们捧在手上的明珠，孩子们的每一篇英文论文，我们都是亲自改，有时候听到他们跟人交流的时候英语发音不对，也提醒他们改。回到校园后，看到年轻人对知识的渴望，自己也不停更新，这种大家共同成长的感觉特别好。”

2011年4月10日，黄大年在为吉林大学的学生们授课

马国庆是黄大年回国后带出的首批10个研究生之一，接过老师的教鞭在529室授课已有几年，他讲的“重磁课”也正是黄大年回国后带他的专业课。“我常常想起黄老师，但是我不太愿意多跟别人说，我害怕总说起他，那些回忆就慢慢淡了。”他是黄大年的学生、同事，也是黄大年在刚回国时倾吐心声的“忘年交”。

“这么紧密的师生关系在其他专业可能比较少见，但在我们地院，是有传统的。”韩晓峰说他和黄大年入学那会儿，带他们的老师都是业界权威，“没有任何架子，也没有什么虚的，我们这个专业比较艰苦，教授专家看起来也都跟老农民那么质朴。”野外勘探时，师生就挤在一个帐篷里，共同生活。环境艰苦，大家互相照应。“一个专业一个气质一种文化，我觉得大年身上是有我们地学人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这种精神的。”

韩晓峰担任校领导职务后，也兼做过地探学院“卓越工程师”班的班主任，“一走进地质宫，感觉就不一样，大年回来时候也跟我说，‘咱的根在这儿！’”黄大年住院后，韩晓峰代表吉林大学为他的诊断治疗协调医疗资源，“我们也征求他的意见，是否去北京或者上海，他说就在长春，后来我们把国内权威专家从上海请到长春给他做的手术。”

1982年1月15日，黄大年在给同学的毕业赠言中写道：“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

黄大年生前常常对学生说起当年恩待他的老师们，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当时上学带的衣物完全无法抵御东北的严寒，物探系的老师就亲手为我缝制棉裤、棉被；广西的教学基础薄弱，老师就利用课余时间帮我补课。”

1978年2月下旬，他从广西贵县七里桥村出发，坐了四天三夜的火车前往学校报到，负责接站的老师王平扛起他的行李，送他到了学生宿舍。王平老师只比黄大年大五岁，后来做了他的大学辅导员，2005年起担任国土资源部航空物探遥感中心主任，师生二人一直保持着联系。

黄大年回国时，一心想要把海外18年所知所学施展出来，说起黄大年那时的状态，韩晓峰脱口一个字——“急！”他常被黄大年拉着接待各路海外专家，“他跟我一块儿总是说他专业那些事儿，接待外宾，我发现还是那些事儿，没有生活！只有工作！而且特别着急！”

王平非常理解他心中的急切，“他在国外多年，非常了解国外技术水平发展的情况，也知道我们的落后程度。”

在英国，黄大年长期从事海洋和航空快速移动平台高精度地球微重力和磁力场探测技术研发，专攻高效探测技术在海陆大面积油气和矿产资源勘探中的应用。他连续12年担任英国剑桥ARKeX航空地球物理公司高级研究员，任研发部主任、博士生导师、培训官。

黄大年(左二)带队前往英国考察

“十二五”期间我国开始启动海陆航空探测利器“航空重力梯度仪”的研发，得知黄大年回国后，科技部相关负责人找他做这个项目的负责人.那位负责人去长春两趟，第二次才敢张口，“因为这个上亿的项目，他分不到一分钱。”没想到，黄大年一口答应。

黄大年的父亲和母亲都是老一代地质人，两位老人去世时，他都没能赶回来。他曾说这是他18年“海漂”生活最大的痛。2004年3月，父亲去世时，他受英国ARKeX公司委派，与美国专家在深潜海底一千多米的潜艇里，合力进行“重力梯度仪”军用转民用技术攻关。两年后，测试从潜艇搬到了飞机上，他在美国空军基地收到母亲的电话，老人在临终前叮嘱他，“大年，早点儿回来，给国家做点事情！”

黄大年回国当年的“世界地球日”（2009年4月22日），国土资源部联合其他部门发布了中国地球深部探测计划（SinoProbe），正式拉开我国地球深部探测的序幕。

同年6月中科院发布 《创新2050：科学技术与中国的未来》，向世人揭开中国面向未来的科技发展路线图，其中明确提出将开展“中国地下4000米透明计划”——预计在2040年，通过深部探测使我国主要相关区域地下4000米以内变得“透明”。

我国深部探测落后欧美国家将近30年，受技术所限，矿产资源勘探深度平均只有四百多米，油气开采平均深度不足4500米，且有部分地形复杂的国土迄今还没有被勘查过，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也亟待探测和守护。

SinoProbe 专项设置了九大项目49个课题，集结了国内118个机构、1600多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项目最初计划用三年时间，实现关键突破，取得阶段性成果，以期未来能在国际竞争中“弯道超车”。

2010年6月，黄大年出任SinoProbe第九大项首席科学家，专攻深部探测所急需的高端设备的研发和实验。

黄大年回国头两年，刘财院长常陪同他外出拜访，争取经费，“大年到了人家那儿，从来不谈钱。”

他们曾经一同拜访财政部一位司长，两个多小时黄大年只讲自己的技术和专业，以及这些尖端技术对国家的价值和战略意义。刘财在一旁暗暗着急，没想到那位司长特别欣赏黄大年，“中午还请了我们吃了顿饭盒，吃完饭下来的时候跟我们说，他接触的科学家，很少有像黄大年这样只谈自己的专业，而不谈经费支持的……”

黄大年去世后，吉林大学做了一个统计，7年间他陆续获得5亿元科研经费，用5年的时间使中国航空探测技术从起步进展到西方发达国家二十多年来的发展水平。“他申报的项目，国家在原来申报的经费上追加了一个多亿，这样的事情是没有过的。”

焦健为黄大年近年来的科研规划做了一个专业、准确的概述，“他回国之后进行了一个大的规划，这个规划是等于把他在英国原有的基础和方向都进行扩展，这个扩展叫‘移动平台探测’，而不是停留在原来的航空基础上，而传感器也不只限于磁力仪和重力梯度仪了。这个移动平台，包括海陆空，海上有无人船，水下有无人潜航器，空中有无人飞机，涵盖了重磁电等多物理场传感器，技术升级为多物理场的综合处理解释技术，他把整个这个面扩展了。”

地探学院党委书记黄忠民小黄大年十岁，大学入学时，黄大年和另外一名青年教师到他们宿舍，“给我们新生讲地探专业是干什么的。”他由衷钦佩黄大年身上的那股拼劲儿，“三年前我们家孩子还在吉大附中上高中，那三年我每天晚上9点半左右去接孩子，接完孩子我从解放大路门前走过的时候，地质宫5楼黄老师他们的工作区域这一块经常是亮着灯。”

507的灯通常要亮到夜里两三点，最初地质宫的看门大爷没少跟黄忠民抱怨，“到后来，他们都了解他了，也不上来赶他走了，‘你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叫醒我们起来给你开门。’”

2016年12月5日，黄大年在北京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专访——

我国的入地探测装备大部分靠进口。如果说我们是“小米加步枪”的部队，人家就是有导弹的部队，是这样一个差别。

5年前我们是跟跑，经过我们的努力，到了今年，进入并跑阶段，部分达到领跑。

每天晚上都是两三点睡，没有周末，没有周日。一天休息五个小时，有时只休息三个小时。在中国做科学，像我这样的人挺多的，玩命去干……哪天倒下，就地掩埋。

一语成谶，这竟是他生前最后一次接受媒体采访。

人工智能专家王献昌是被黄大年拉到吉大的“千人专家”，“大年从他的梦想来讲，是要形成高空、深海、深地的一个综合的探测系统，这个目标非常宏大。”黄大年生前对王献昌说，自己一心想要“为国家把失去的20年追回来”。

然而2010年黄大年却因为离开国内系统多年，迎头遭遇了一个艰难的“磨合期”，因为种种不被理解和不适应，忧急交加，身体强健的他免疫力骤降，患上了带状疱疹。

外校合作团队对在线工作例会不重视，黄大年在办公室摔过手机，而他自己在校内也承受了压力。

黄忠民坦言自己看他整天飞来飞去，规划的项目却大多数给了外校，一度非常不理解，“我说大年老师你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这么忙？大年老师，我说你忙我们地探学院的事情我当然大力支持，忙吉林大学的事情，我也能非常支持，但是跟吉林大学毫不搭边的事情，你帮其他高校和研究机构出谋划策，帮他们设计项目，他们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他们要争取到一大块钱，可能意味着咱们这边要少一部分经费了……”

黄大年提醒黄忠民，“考虑问题不能那么狭隘，我们要站在国家层面来考虑问题。我们能力之外的，就应该联合国内更多高校共同来把事情做好。”

“黄老师让我们给其他高校打电话，说我们要给他们项目，给他们钱……”吉大地探学院教授于平是黄大年的科研助手，她说对方常在电话里脱口而出，“你们是骗子吧！”

“为啥黄老师在过去几年特别地累，因为他需要协调的资源特别多，他给我谈过比如说在这么大的几个亿的项目里边，肯定有些人不好好配合，他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王献昌说，“比如说某些单位钱给了，但是工作推进不力。”

黄大年坚持以项目管理的方式抓科研协同，“滚动中淘汰”，“前期比如给了500万，不行，那么下一期的那1000万就收回来。”王献昌提醒他，“中国的科技体制，一旦这个课题拿到了怎么可能收回来呢？”令他惊讶的是，黄大年居然真的说到做到了，“大年说，‘我没有敌人、没有朋友，我只有国家利益。’国家的强大是我们的梦想，回来能放弃那么多，就是为了这个。”

马国庆问了黄大年一个问题，“我说我一直把你当父亲一样，我就问你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为什么非得回来？国外工作环境宽松，钱您也挣得足够花的，您在英国不是挺好的吗？干嘛非得回来？我还惦记着出国呢……”

黄大年在英国留学期间的留影

黄大年对马国庆说，“我上大学、读研究生，甚至出国读博士学位，都是国家出的钱，真的是国家培养的我。博士毕业回国，国内一时没有适合我的领域，组织上又把我派出去，继续跟进学习，那个时候就承诺了，只要我的知识国家用得上，我随时回来！”

“他叹了口气，对我说，唉……可能我跟你们之间真的有代沟，可能我对国家的这个感情你们真的理解不了，可能说出来你们认为我说的都是假话吧！”马国庆说自己在当时的确无法完全理解老师，“在后来几年接触的过程中，我发现他真的就是抱着一个特别单纯的‘我要把知识贡献给国家’这样一个信念的人。”

能够理解黄大年的是韩晓峰这代人，“我们上学那时候讲‘三光荣’——以艰苦奋斗为荣，以献身地质事业为荣，以为祖国找矿为荣。”

黄大年曾和韩晓峰一起追忆过地探学院的张秋生教授，“张教授1987年去非洲进行一个国际合作的地质对比项目，由于出去的时候没有注射疫苗，在非洲染上了黄热病，回国时经由迪拜转机，飞机在新疆上空时张教授就去世了。那个时候出国机会少，人家都是带这带那，可机组人员发现在张教授身上，除了地质标本之外，只有半盒没有用完的火柴。”

刘财院长跟黄大年也算是一代人，1986年毕业留校后，在黄大年出国前一起共事了好几年，最初也是他发邮件邀请黄大年回国任教的。

黄大年入院治疗时，恰好他也生病住院了，两人约好了，病愈后继续通力合作，“我有个本子专门记他跟我谈的一些事情，现在一看每次谈话都历历在目，最开始我老觉得他是出差去了，意识到这个人真的走了，心里特别不好过，那个本子到现在我都不能去翻它。”

黄大年去世后，有人问他，“黄老师办公室怎么处理？”他说，“留着！学校办公空间是紧张，但也不缺一间办公室，大学不仅教知识，也传承精神，可以保留下来，做一个黄大年纪念室。”

“大年回来头两年，我经常陪着他，说实话，真是怕他‘跑了’，因为他在国外时间比较长啊，国外科研项目的启动模式可能和国内有一些差别，他感觉不太适应……那两年我一直就陪着他，真就怕他因为这种种的原因，干不下去了。”

他即将卸任时，跟新上任的地探学院院长交流，特别以黄大年为例提醒新院长，“我说你要接我了，你对每一个人才都要深刻去理解认识，如果认识不到，那就麻烦了，你可能就当作一个普通教授去管他，那你就把他管‘死’了。”

刘财全力支持吉林大学同意黄大年借助交叉学部“创办学术特区”的决定，“我在学院里直接说了，黄老师没回来和回来以后，我们学院在国家这个层面的话语权从零到有，再到影响力的深度和高度，以及全面程度，我说你们自己去体会吧，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用韩晓峰的话说，“我们地院人就是实在。”刘财非常坦诚地说，“大年他们回国之前那些年，每逢国家重点学科评估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紧张，就是担心怎么能保住……2009年、2010年把黄大年老师和殷长春老师请回来以后，我们在国家重点学科的排名由原来排第三第四一下子升上去了，从2012年开始，我们一直排第一。以前国家‘863’主题专家组成员里没有我们的人，因为大年，我们实现了突破，在国家层面的评估里我们有份儿了。”

7年间，黄大年平均每年出差130多天，最多的一年，160天都在外地奔走。秘书王郁涵有时实在不知道怎样在黄大年密集的行程里再作安排，“日程太紧了，要不有些会您就别去了！”

“他一看，不行，这个会很重要，我们需要代表吉林大学发声；那个会也很重要，我在国外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我去的话，可以跟他们有针对性地聊聊，让他们少走些弯路……”

2016年10月，马芳武教授跟黄大年一起坐最晚的航班到北京参加香山科学会议，“我们到了香山住下来已经凌晨了，黄老师坚持要找会务组的人拿会议资料。当天晚上他可能只睡了两三个小时，把自己原有的发言稿，结合大会议题，大部分进行了调整。”黄大年第二天的发言十分切题，且极具前瞻性，会后许多科学家围着他交流、讨论。

“我有一肚子话要对祖国说，只要祖国需要，我就和盘托出。”在一次留学归国人员聚会上，黄大年这样说。

黄大年去世之后，吉林大学追悼他时，称他为“战略科学家”，很多人表示不理解。刘财觉得这是一个恰如其分的定位。

“你对一个科学家他是不是战略科学家，首先是他规划、他完成的事情，是不是服从于国家需要，是不是站在国际前沿上去思考问题，他所统领的各个碎片化的工作重新集成以后，能不能集成出一个真正的国家需求、国际前沿的这么一个成果来，或者说一个研究领域来。我觉得他做到了。”

除了牵头“航空重力梯度仪研制”在“十二五”期间针对传感器精度的重点突破，黄大年作为首席科学家还要协调SinoProbe-09项目的六个子项目——移动平台数据处理与集成系统、地面电磁探测系统、固定翼无人机航磁探测系统、无缆自定位地震勘探系统、深部大陆科学钻、野外试验示范基地。

2014年8月8日，黄大年在松辽盆地大陆科学钻探2号井现场

其中“地壳一号”万米科学钻被称为“入地望远镜”，最为引人关注。这个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庞然大物，由吉林大学负责并联合四川宏华集团共同研发，从四川运到大庆油田时，用了50辆六轴大货车运送。如今，“地壳一号”已经创下了地下6000米钻探的亚洲纪录，还在向地心继续进发。中国也成为继俄罗斯、德国后，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地下万米钻探技术的国家。

这六个子项都是多学科交叉、高度集成、智能化的科研转化项目。“领域专家就是把自己专业领域的事情做得高、精、尖，而战略科学家，他是要通过集成、辐射，把整个研究推向高、大、上，”刘财赞叹黄大年的高度是单一领域专家所不能达到的，“他通过集成，把研究带向了一个前沿的制高点，我认为这是战略科学家做的事情，而不是某一领域专家做的事情。”

“一个战略科学家，具备战略眼光，还具有捕捉战略信息的能力。”刘财觉得黄大年的“累”不仅是工作，“他思考问题的面太广了！”

回国之后，黄大年非常欣慰地看到高铁让人们的通行效率大大提升，出于地质研究的本能，他特别提议有关方面，将把自然灾害监测及自然灾害发生时高速行驶列车第一时间停车纳入基础设施考量。

“类似的事情特别多，有时我俩意见不一致，我说这是我们专业的事情吗？他就跟我急眼了。”

黄大年与吉林大学第一个五年合同期满，刘财知道好几所南方的大学一直想挖黄大年，特别怕他走，“后来我就跟他谈，我说你这儿怎么想呢，他说‘我没有离开吉林大学的想法，那什么，我就签到退休好不好’，所以二期签了七年。”

吉林大学交叉学部全面推进和“十三五”重点项目的实施原本是黄大年未来几年的工作重心。

“他的思想没有边界，”马芳武最初与黄大年接触只是讨论深地探测所需要的地质勘探全地形车，“茶思屋”一番畅谈，却被黄大年拉进了吉大交叉学部的筹建，并担任了副学部长。“大年总说，‘非常急迫’。他说如果我们还按照传统的学科来做的话，我们的学生得不到新的知识，我们的教授得不到好的课题，那团队就是慢慢走向死亡。所以为了获得新生，必须做活，打破边界，只能这样做，否则的话，我们吉林大学在全国现在排第八、第九，那未来可能地位就会下降。”

黄大年在病房里给学生讲课

“智慧海洋研究中心”是黄大年生前所设立的交叉学部第一个实体，中心负责人崔军红教授说自己能够下定决心从美国回来，“的确就是因为黄大年老师，跟他的交流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崔军红是吉林大学计算机专业的校友，留美18年，用她的话说，“走通了两条路”，“一条是智慧海洋技术路线，紧紧围绕水声通信网络，我们在这方面的文章应该是最强的；另一条路线是产学研结合。”

“美国之所以强大，不仅是军事和美元，更是科技创新。”崔军红回国前最大的忧虑是国内产学研的分离，“在美国科技转化率有百分五十以上，我们的海底通信研究，做到一定程度，就成立了公司，向市场推出产品，把AquaSeNT这个品牌做起来了。”

1991年，她的高考分数超过了清华录取分数线，却依然选择了吉林大学计算机系，“那个时候吉大计算机专业是全国最厉害的。包括现在最热的人工智能研究，那个时候我们也是全国领先的。”

2014年6月，她应邀回母校做报告，学校方面对她发出了回校任教的邀请，“谁不爱母校啊？可是我现在研究的方向是海洋，在长春能做海洋研究吗？”

有人建议她，“你见见黄大年教授吧！”

“这一见，不得了，我俩从中午一直聊到晚饭时候，一起吃了晚饭，我也下了决心，回吉大做海洋！”

黄大年向崔军红描绘的正是他集成深地、深海探测的庞大系统，“长春是不靠海，但是我们可以去找出海口啊！”

2015年崔军红正式入职，筹建团队，在黄大年的帮助下“智慧海洋研究中心”迅速成立起来，目前吉大海洋学院已经在深圳筹建，“一直非常感谢黄大年老师，在所有的关键节点上，黄老师都没有错过。”

马芳武也异常忙碌，“原来我是做汽车的，但是跟黄老师几次交谈以后，我的视野就变得特别大，我现在做的是汽车生态化的一个系统，把原来的汽车学院跟计算机专业、人工智能专业、大数据专业进行深层次的融合，还有新材料，3D打印、VR/AR这些新技术的应用。”

“跟大年老师一聊，你永远不会觉得自己的专业已经到头了，而是很多研究才刚刚开始，”马芳武非常怀念“茶思屋”里的头脑风暴，“大年老师是非常有号召力的一个人，他的想法非常宽泛，能够容纳最好的东西，然后引领。跟他讨论，他会很快地就形成一些类似于像指令性的东西，便于我们下一步去实施。他会帮我们策划一些大的项目，筹划策划实验室建设，还有人才引荐，所以我们相当于有一个主心骨。”

2017年6月15日，国家外国专家局与高校合作共建的首个高层次人才引进基地——“吉林大学中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基地”正式揭牌，这也是黄大年生前搭设的交叉学部人才框架之一。基地是一个实行国际化聘任、管理和评价机制的“人才特区”和“学术特区”。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大学校长李元元表示，学习黄大年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全力推进他未竟的事业，新兴交叉学科学部将以构建一流学科为导向，依照学科规划组建一流科研团队，致力于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力争在科技成果及其转化上实现重大突破。

“为了理想，我愿做先行者、牺牲者。我已经五十多岁了，生命也就这么几年了，能做出点儿事情，让后来人有一条更好走的路。”黄大年在生前最后一次采访中这样说。

2017年5月，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对黄大年先进事迹作出了重要指示：要以黄大年同志为榜样，学习他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爱国情怀，学习他教书育人、敢为人先的敬业精神，学习他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融入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奋斗之中，从自己做起，从本职岗位做起，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中宣部追授黄大年“时代楷模”称号；中国科协、科技部追授黄大年“杰出科学家”荣誉称号；教育部追授黄大年“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

2010年11月22日，黄大年带领科研团队成员研究问题

中组部、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发文，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向黄大年同志学习活动”，黄大年生前的同事、学生组成的报告团也将从长春出发，深入各地巡回宣讲。

“虽然黄老师已经变成了一个‘典型’，但他其实不需要任何拔高，”于平教师是报告团成员之一，她说自己常常会想，如果黄老师活着，会怎么看待自己所获得的这些荣誉？“他或许会不安，也应该是深感欣慰的。他曾真实生活在我们身边，今天的许多赞誉是他应得的。”

春节之后就陆续有媒体前去采访报道，黄大年的家人始终不愿接受采访，他的妻子张艳带着巨大的伤恸去了英国，能够安慰她的唯有女儿和一天天长大的小外孙。新华社伦敦分社记者辗转联系到黄大年的女儿黄潇，她说，对于父亲的团队伙伴来说，或许回忆也是一种纪念和鼓励，“但对我而言，即使回忆那些和爸爸在一起的欢乐时光，也同样痛苦得不能面对。”

在一波接一波的追忆和受访中，黄大年团队一刻不停地继续着他生前规划的重大项目。于平说，“我希望两三年之后，还能有一两家媒体记得黄大年，记得他的团队，过来看看我们，看看我们做的事情。”

在国土资源探测和海洋国土安全中具备战略意义的“国之重器”——航空重力梯度仪研制“十二五”已经完成实验室样机，数据获取能力和精度与国际研发速度相比至少缩短了十年，算法上，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黄大年研究生时的师弟李桐林临危受命，接手了“十三五”国家重点研究计划，“要把原理样机变成工程化样机，再进一步开展实际测量，实际应用。”

黄大年写项目规划时，将对国际行业领先企业的访问学习纳入其中，老牌航空航天制造商、世界上最大的国防承办商美国洛克希德·马丁空间系统公司自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航空重力梯度仪的研发，黄大年将技术交流访问纳入了项目规划中，“黄老师曾经跟他们合作过，有他在，联络沟通都会进入技术核心。每当遇到这种技术核心难点，我们都会感到自己与黄老师之间的巨大差距，如果黄老师在，这些问题就好解决了……”

团队还将参与另外两个“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焦健常常在开车时猛然一惊，下意识怕错过黄大年的微信或是电话，“黄老师要什么材料都特别急，不能等！过去他催促我们，现在我们要自己抓紧时间做事了。”

黄大年去世后，刘财写了一篇题为《同事 朋友 哥们》的悼念文章，编辑建议他把“哥们”改成“兄弟”。

“我说咱们土点就土点吧，还是用‘哥们’吧。”他为好哥们心有不甘，“这两年他其实越来适应，也越来越舒展了，真的觉得还有好多大事等着他做。住院时我去看他，他还说‘等我好了，咱们再把好多事情好好规划规划’。”

刘财提议把507作为黄老师纪念室永久保留，他刻意回避掉越来越密集的采访，有一个画面却在眼前时常浮现——

我们当青年教师那会儿，院里每年都组织给教职员工买“冬储菜”，一个教研室出一个人，帮助大伙儿去农村，上地里买土豆。十个人就给买十袋子，得到地里头一个一个装袋。

我跟大年老师有两三次一起去地里买土豆，他从来没有什么怨言，还把土豆上的泥尽量扒拉干净，大年跟我说，“咱们把这土豆弄干净了，让老师们少受点损失，要不土豆上泥巴多，压秤的都是泥巴了。”

（感谢黄大年团队师生受访，感谢吉林大学提供大量材料，感谢吉林省委宣传部、教育部新闻处给予采访支持。文章部分参考了《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资料汇编》、《深探之旅》，实习记者王双兴亦有贡献。）

南方人物周刊徐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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