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1981年5月27八字(农历1981年5月27日生辰八字)

【光明书话】

历史地理，是他一生精神所寄

——读《谭其骧历史地理十讲》

作者：孟刚（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馆员）

编者按

顾颉刚先生说谭其骧先生，“历史地理，是你一生精神所寄，只有你才能成此综结之业”。周一良先生说，谭其骧把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之学发展扩大加深，开创建立了中国历史地理这门科学。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学界这样评价谭其骧先生。身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学部委员的谭先生，是现代中国学界少有的横跨历史学和地理学的学者。他把最大的热情和最多的智慧，献给了历史地理学科、历史学科甚至是我国现代学术文化建设的重要事业。

本期光明书话邀请《谭其骧历史地理十讲》选编者孟刚，讲述谭其骧先生的治学之道。

“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客体比外国要丰富得多，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中国所特有的，不可能从国外找到现成的模式。所以我们必须在学习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开创中国自己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这固然给我们的学科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也意味着这门学科具有更广阔的前景。每个有志献身于这门学科的学者都可以大有作为。”1990年11月12日，谭其骧先生在“庆祝谭其骧80寿辰暨从事学术活动60周年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如是讲。

一辈子，谭其骧先生心心念念的就是“一定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把历史地理的学科体系建立起来”。

锲而不舍终身以之

20世纪80年代初，谭先生患脑血栓不良于行，有人劝他不要再承担集体项目，集中精力搞点自己的研究，谭先生淡淡一笑，仍抱病主持修订内部本《中国历史地图集》、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等。在没有完成列入国家计划的集体任务之前先搞个人著述，他不愿意那样做。晚年的谭其骧先生争分夺秒、忘我工作，实践了他“锲而不舍，终身以之”的人生追求。

由于把主要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到《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先生生前竟没有出版过一本严格意义上的专著。他对历史地理的真知灼见体现在几十篇学术论文中，先后结集为《长水集》（上下册）、《长水集续编》及《长水集补编》，2015年由他的学生和晚年助手葛剑雄先生编为《谭其骧全集》（两卷）。但事实上，谭先生晚年曾计划整理自己多年来讲授“中国历史地理”的讲义，在此基础上撰写一部四五十万字的《概论》。令人欣喜的是，目前还能看到他各个时期讲授这门课的讲义及学生的听课笔记。

1982年，他在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成立大会上讲话提到，要建成一个名副其实的研究所，要能很好地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就“一定要能和学科建设结合起来”。经过十年的艰苦努力，我们“要写出一部完整的《中国历史地理概论》”。那时候，他还谈到具体的构想：《中国历史地理概论》“这里面既包括历史自然地理的各个方面，也包括历史人文地理的各个方面。自然包括气候、植被、地貌、河流、湖泊、水文、海岸、土壤、沙漠等，人文要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通、城市——疆域政区、产业分布、民族分布迁徙、重要战争与地形交通的关系、交通路线、著名旅行家、宗教、语言、民俗、人才的地区分布、全国性大城市、各地区的城市、大至国都小至一地区的城镇聚落的分布和发展。一句话，凡是今天的地理学讲到的，历史上只要有一定数量的资料，都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在写出研究论文的基础上，予以总结概括，写入我们的《概论》。”谭先生心目中的《概论》不仅仅是历史地理各分支研究内容的叙述，更需要的是在各分支学科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先撰写出专题研究成果，再进行提炼概括和总结。然而遗憾的是，直到1992年谭先生去世，他最终没有写出这部学界瞩望甚殷的《中国历史地理概论》。

在谭先生逝世30周年之际，中华书局出版了由葛剑雄先生等人选编的《谭其骧历史地理十讲》（以下简称《十讲》），把谭先生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地理学文章精选、精校，按照学科体系进行编排，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在一定程度上，这本书或可稍微弥补谭先生未能亲自撰成《概论》的遗憾。

开创中国历史地理学科

谭其骧先生是中国沿革地理研究的集大成者，又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与开拓者。从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和撰写的学术文章可以看到，在他手中真正实现了从沿革地理到历史地理的转变。正如周一良先生所说，谭其骧把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之学发展扩大加深，开创建立了中国历史地理这门科学。

沿革地理的研究内容包括历代疆域、政区、都邑、河渠等，但主要是研究历代疆域政区的演变，是传统史学范围内的绝学。历史地理学则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现象及其演变规律的学问。政区地理是历史地理研究的基础，也是谭先生用力最久最深的领域。他一生讲得最久的一门课是“中国历史地理”。

1931年秋，他在燕京大学读研究生，旁听顾颉刚先生的“《尚书》研究”课，对顾先生讲义中关于西汉十三刺史部制度提出异议，和顾先生多次书信往还进行讨论。这次讨论最终弄清楚了汉武帝的十三州等问题，不仅进一步激发了他钻研沿革地理的兴趣和信心，还提高了他独立做研究工作的能力。1932年春，谭先生第一次登上大学的讲台，在辅仁大学讲授《中国地理沿革史》。1934年谭先生和顾先生主编《禹贡》半月刊，之后他又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校任教，讲授沿革地理、中国地理、中国历史地理、中国通史、断代史等课程。

谭其骧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对沿革地理有精深的钻研，多是考订史籍，复原和描述这些地理现象的变化，撰写过《秦郡新考》《新莽职方考》等一系列考证文章，《新莽职方考》还被收入《二十五史补编》。他从1955年春开始主持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在全国各协作单位共同努力下，1978年出版内部本《中国历史地图集》，1988年公开本全部出齐。《图集》最终包含20个图组、304幅地图，反映了上起原始社会、下迄清朝末年，中国历史上疆域政区的变迁全过程。谭其骧和同事们花费了几十年对历史地理著作进行梳理，逐一考证各个断代的政区和疆域，利用正史地理志等编制政区表、地名表，考证政区表中各级政区治所地点和界限范围在现代地图中的位置，形成释文，然后将点、线标识于现代实测地图制成的底图上。《图集》共定位地名7万多个，绘制了已知的原始社会遗址和其他时期的重要遗址，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活动范围和所建的疆域政区，秦以前见于记载的全部可考地名，自秦始全部县以上地名和一、二级政区的界线，可考的长城、关津、堡寨、谷道、陵墓等，主要的河流、湖泊、山岭、海岸线、岛屿等。对中国疆域政区演变的局部和整体，谭先生都有非常全面和深刻的体会。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谭先生的研究开始推进到对地理现象变化的原因和规律之深入探究。比如《十讲》中第二讲《中国历代政区制度演变概述》和附录《历代疆域政区概述》可以视作一个整体成果，对中国历代政区变迁有非常完整的梳理和总结。

附录《历代疆域政区概述》全文3万字，是谭其骧先生对中国历代兴衰递嬗和疆域政区变革进行的全景式叙述与概括，更是谭先生一生对于通代疆域政区演变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历史地理学科的基础，简明扼要，高屋建瓴，其中蕴含着他对中国疆域政区演变的通盘思考以及对中国史研究的深邃思考。

1981年5月27日，谭先生应翁独健先生之邀，参加在北京香山举行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会上，谭其骧作了发言，希望广泛听取史学界的意见，以便作为《中国历史地图集》修订工作的指导思想。他的讲话得到与会者极大重视和高度评价，会后根据录音整理了讲演稿，刊于1988年第三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上。该文后又经过谭先生修改，最终刊发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的创刊号上。《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是历史学和历史地理学的名篇，收录在《十讲》中的第一讲里，是谭其骧先生几十年主持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理论认识。

从主持《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工作之始，谭其骧先生就在思考历史上的中国及其疆域问题。经过长期、反复的讨论和实践，他和同事们最终确定了一个原则：“18世纪50年代清朝完成统一之后、19世纪40年代帝国主义入侵以前的中国版图，是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中国的范围。历史时期所有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都是中国史上的民族，他们所建立的，都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纂从最早的读史地图，转变成反映几千年中国疆域政区变迁过程的大型地图集，为新中国的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一重要理论，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仍然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史料与地理实践中开拓

历史地理学从学科体系上属于地理学，但面对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研究方法除了地理学以外，主要的还是历史学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如何从史料中繁复的古代地名变迁里发现地理现象的变化，再从若干地理现象的变化中找到发展变化的原因和规律。

20世纪70年代中期谭其骧先生主持编撰《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其中黄河、长江等变迁的相关研究成果就是他和同事们在长期编图过程中积累的史料和发现的问题。

《十讲》中第八讲《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涉及黄河史研究，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点和难点。整篇文章的着力点在于通过研究秦汉至唐代黄河中游政区的变动、游牧民族与汉民族的迁徙、农业开垦等现象，发现土地利用的变化对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的直接影响，而中游的水土保持又直接影响到下游河道的安全。利用这一区域郡县的增建、户口的繁殖等政区地理资料来考察区域地理变化的过程，是典型的历史文献研究方法，其中政区变动过程是衡量民族间迁徙流动非常重要的指标。

对《谭其骧历史地理十讲》中相关文章形成过程予以考察，我们可以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发展有更深入的思考。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目的是经世致用，探讨的是国家层面的大问题，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同社会需求、科学技术进步密切相关。正是因为新中国的成立和现代地图测绘技术的发展，才有机会编制涵盖全国的通代《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纂，为从沿革地理到历史地理的转变提供了历史机遇。1965年，吴晗先生就曾在“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委员会”会议上提出，要通过编图工作，在国内建立历史地理学科，把历史地理学发展起来。新中国成立以后，黄河、长江的治理，边疆的巩固与发展，政区的调整，经济建设的迫切需要等各方各面，都不断对历史地理学提出强大需求。结合现实在这些方面展开深入研究，既是为国家发展服务，也是历史地理学科本身发展的必经之路。中国历史地理学不是因为引进西方相关理论才发展起来的，它有自身的发展规律，是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上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另外它也不是简单套用近现代地理学的分类与分支搭建出来的，而是需要历史地理研究者在史料和地理调查等实践中不断发掘与开拓，探究内在的变化，总结客观的规律。

学界都知道谭先生的著作是佳作，但是不容易看懂。谭先生的论文信息量大，逻辑缜密，没有一定历史地理知识的储备，确实不易理解。此次《谭其骧历史地理十讲》的选编，充分利用古籍数据库，对全书做了仔细的引文核对，将原文所注今地调整为2021年年底行政区划。为了方便阅读和理解，对较长的篇目酌情分段，所用的小标题尽可能采用谭先生原文，使得整理本成为一个非常方便阅读和理解的文本。《十讲》通过编辑处理，把一些高深艰涩的学术成果转化为适应现代阅读习惯的读物，也是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化的重要途径。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12日15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