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崔子忠《云中玉女图》
《云中玉女图》轴，明，崔子忠作，绫本设色，纵168厘米，横52.5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云中玉女图轴》是崔子忠传世的代表作品之一。作品描绘的在弥漫翻卷的云雾之上，有一位婀娜多姿的仙女正在凝视下届，她目光专注而略带倨傲。她头上戴有帽子，素袍微举，以示踏天而行。仙女的衣褶线条宛如行云流水，沉稳清逸。画云勾皴暗用卷云皴与乱柴皴的画法，别具质感。全图惜墨如金，除仙女发冠用焦墨为之外，其余皆以较淡的线描勾勒，淡墨晕染。
《云中玉女图》构思非常奇妙，只从画面下方升起一缕云朵，至画的中断已聚成云台，云台上所立玉女乘云直上九霄，她低首俯瞰人间。如果我们抬头欣赏，但见面容清秀，文静端庄，亭亭玉立，超凡脱俗。她头戴冠，系带于颏下，身穿长衫，随风飘忽，两手相叠，微提裙裾，双足略露，呈三寸金莲。人物与云彩只占画的下半幅，而崔子忠的题识和高士奇的题记则占了画面的上半福。
崔子忠题识：“杜远山下鲜桃花，一万里路蒸红霞，昨霄王母云中过，逢驻七稥金风车。王仲彝汉魏间人也，尝画云中玉女于赤城古壁上，风雨不凋零，至有异之而去者，百千人不见其多。予画一人于云中，亦复不见其少。画得其情，非以数计也。如曰，许旌阳以五十旅行，虽多亦奚以为。崔子忠识。”钤印：“子忠之印”。
崔子忠题识
高士奇《崔子忠传》题记：崔子忠字道母，号青蚓，顺天府学诸生。形容清古，言辞简质，望之不似今人。文翰之暇，留心丹青，规摹顾陆阎吴。居京师，蓬蒿翳然，凝尘满席，莳花养鱼，翛然遣世。兴至则解衣盘礴，一妻二女，点染设色，摩娑指示，共相娱悦。间出以贻之人，以金帛请，虽穷，弗顾也。史公可法自皖家居，一日过之，见其肃然闭户，晨饮不继，留所乘马赠之，售白镪四十，呼朋旧酣饮曰：“此酒自史道邻来，非盗泉也。”生平好读奇书，于六经无所不窥。尤深戴礼。发为古文诗歌，博奥不逊李长吉。董华亭谓其人文画皆非近代所及，遭寇乱避，委巷以饥死，笔墨传世甚少。此《玉女图》与《洗象图》并为神品。所善。康熙戊寅九月十九日雨窗书于拓上简静斋。江村高士奇。
高士奇题识
崔子忠（？─1644年），初名丹，字开矛，后更名子忠，字道母，号北海，又号青蚓，晚明人，生年不详。山东莱阳人，居顺天府（今北京）。崇祯年间为顺天府学诸生，精通五经，能诗，并以文学知名于世，文翰之暇留心丹青。由于数次科举未中，逐渐疏离政治，甘于作一名画家。擅画人物、仕女，兼工肖像，多取材于佛画及传说故事。画法高古，得自唐宋，是一位相对独立的画家，而没有具体的师承。笔墨、设色颇具古意，构图、造型追求奇趣，超凡绝俗，风格独具，与同时代的晚明变形主义大师陈洪绶齐名，有“南陈北崔”之称。有《云中玉女图》、《洗象图》等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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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陈和北崔
南陈和北崔
文 / 邓拓
在中国画史中，各个时期的南北画坛上，都不断地出现过许多有代表性的画家，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画派。把这些画派的画家及其作品加以比较研究，找出不同的特点，这是继承和发展中国画传统的一个重要方法。
当我们研究中国人物画的时候，大家就很注意明代人物画方面流传的所谓南陈北崔的说法。
何谓南陈北崔呢？先说南陈，这指的是明末江南大画家陈洪绶。他是浙江诸暨人，字章侯，号老莲。明清以来，人们一提到陈老莲的人物画，没有不赞赏的。他留下的作品较多。不但在明清小说等木刻本子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他的插图；并且在各地博物馆以及北京琉璃厂等地，我们也还 可以发现他的原作。据清代姜绍书的《无声诗史》载：“老莲工人物，衣纹圆劲，设色奇古，与北平崔子忠齐名，号南陈北崔。”
那末，崔子忠是什么样的人呢？他的作品为什么几乎看不见呢？他的名声似乎也不象陈老莲那么响亮，这是什么缘故呢？
我们生活在北京的人，对于崔子忠自然会发生一种亲切的感情，一定想知道他的身世和为人，也很愿意看看他的作品，研究他的思想和艺术成就。清代孙承泽的《畿辅人物志》和孙奇逢的《畿辅人物考》差不多相同地写道：“子忠字道母。顺天府学诸生。文翰之暇，留心丹青。居京师阛阓中，蓬蒿翳然，凝尘满席，莳花养鱼，杳然遗世。”看来崔子忠在当时社会中，要算是十分孤癖高傲的人了。
当时山东莱陽有一位学者，名叫宋继登，他是崔子忠的老师，他的子侄，宋玫和宋应亨，与崔子忠也有交谊。宋玫是天启年间的进士，官至兵部侍郎。宋应亨是宋玫的族兄，官至礼部员外郎。因为他们都有强烈的封建势利观念，所以崔子忠很看不起他们。据《畿辅人物志》和《畿辅人物考》载，崔子忠“少时师事莱人宋继登，因与其诸子同学，而玫及应亨尤契合。应亨官铨司，属一选人，以千金为寿。子忠笑曰：若念我贫，不出囊中装饷我，而使我居间受选人金；同学少年尚不识崔子忠何等面目耶？玫居谏垣，数求画，不应，强索之，即强应之，终碎之而去。”你看这是多么倔强的性格啊！
还 有一件事情，更足以表明崔子忠具有幽燕豪侠的气概。孙承泽和孙奇逢都曾记述这件事情的经过是：“史公可法自皖抚家居，一日过其舍，见肃然闭户，晨饮不继，乃留所乘马赠之，徒步归。子忠售白镪四十，呼朋旧，轰饮，一日而尽。曰：此酒自史道邻来，非盗泉也。”他对于史可法的馈赠没有当面拒绝，那是因为他尊敬史可法的为人；但是，他毕竟是要自食其力的，所以决不肯依靠别人的馈赠过日子。
崔子忠的一生都在贫寒中度过，即便当他画画的时候，目的也不在于卖很多钱来维持生活。然而，他却勤奋创作，非常认真对待自己的每一件作品。他用了许多笔名，有的人虽然喜欢他的画，往往因为不知道他的笔名而错过了机会。正如《无声诗史》所记，崔子忠“初名丹，字开予，又字道母，号北海，又号青蚓。善画人物，细描设色，能自出新意。与诸暨陈洪绶齐名，号南陈北崔，更以文学知名。一妻二女，皆从点染设色。性傲兀，凡以金泉请者，概不应。”他的作品所以特别可贵，原因也就在此。
现在我们能够看见的崔子忠作品，可惜已经太少了。曾见一幅《葛洪移居图》，可算得是崔子忠所画的精品。人物的衣褶和姿态刻画，充满着一家骨肉亲切动人的生活实感。这比起陈老莲笔下的和尚、道士之流，不食人间烟火，拉着一副长脸的那种怪样子，显然要高明得多了。在这幅画的上端，崔子忠自题一诗曰：“移家避俗学烧丹，挟子挈妻老入山。知否云中有鸡犬？孳生原不异人间！”他画的虽然是葛洪的故事，而实际上这恐怕就是崔子忠自己的写照吧。
除了绘画以外，崔子忠的学问还 很广博。据《畿辅人物志》、《畿辅人物考》说，崔子忠“生平好读奇书，六经无所不窥，尤深于戴礼。发为古文诗歌，博奥不逊李长吉。”到了甲申以后，他“潜居委巷，无以给朝夕，竟以饥死”。总观他的一生，可以称得起是一个在文学艺术上造诣很高的有骨气的大画家。这是值得我们在中国画史和北京史上大书一笔的。
文章摘自《燕山夜话》，作者邓拓。
“点种”：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三姐夫，听说你在北京当教授？”
“嗯呐。”
“那你平时都干些啥呢？”
“点种！”
“三姐夫逗我呢，点种那不是庄稼地里干的活吗？”
“我点的是不一样的‘种’。”
1月20日下午，在李大钊故居管理处的一间会议室里，李大钊故居管理处副主任、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弟弟的孙子赵书明用浓浓的乡音还原了这段100年前的对话。
那是1918年或1919年夏天，身为北京大学教授的李大钊回河北乐亭老家度暑假，闲暇时同族里一位妻弟畅谈时一番意味深长而又不失幽默的对白。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他们播下了马列主义的种子
1920年2月，临近旧历年关的一个凌晨，一辆带篷的骡车，从北京朝阳门驶出，急匆匆南下而去。车上有两个人，坐在车篷里的那位，头戴毡帽，身上的背心油光光的，看上去像个“掌柜的”。坐在车沿上的这位，微胖的脸庞蓄着八字胡，戴着副眼镜，拿着几本账簿，像是随掌柜收账的“账房先生”。一路上，遇到打尖儿住店的事，“掌柜的”几乎不说话，全由操着一口乐亭话的“账房先生”应酬。
这二位身份可不一般，“掌柜的”是41岁的陈独秀，“账房先生”则是31岁的李大钊。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掀起了一场空前的新文化运动。1917年，陈独秀受聘为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迁至北京，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李大钊是在中国大地上举起社会主义旗帜的第一人。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经过深入观察和思考，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
二人顺利到达天津后，陈独秀立马购买船票，坐船前往上海。
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二人谈话的内容旁人难以知晓。这次分手后，二人相继在北京和上海建立了的早期组织。
自1920年陈独秀、李大钊文章书信往来，后来李大钊推荐国际代表去上海面见陈独秀，张国焘在陈独秀、李大钊之间传递信息，上海、北京两地遥相呼应，流传下“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一段佳话。
赵书明说：“姑爷爷100多年前点下的种子，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前人挖井后人浇园，甘甜井水滋养一代又一代人
一段佳话开创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崭新一页。
1921年7月23日，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陈独秀和李大钊虽然都没有出席，但陈独秀仍然被选举为总书记，李大钊也被视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这正如主席在延安和斯诺谈话时所说：“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
“就是在这张藤椅上，大钊先生撰写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倡导革命的宏文巨作……”李大钊故居管理处解说员安君欢介绍，这把藤椅是在李大钊同志牺牲后，他的夫人赵纫兰女士从北京运回故乡的。
睹物思人，人们仿佛又看到那个“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身影。
在这把藤椅上，大钊先生把《晨钟》“敲响”。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主义者，他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是我国最早介绍和讴歌十月革命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我国第一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晨钟》报、《甲寅》日刊、《新青年》《每周评论》《新生活》周刊……一份份泛黄的报刊，记录着先驱们在国家危亡之际的求索与呐喊。
“这眼古井，是当年李大钊的大祖父李如珍带领全村人开凿的。如今仍完好无损地被保护着，甘甜的井水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在李大钊故居门前，赵书明指着一口古井说。
从“一大”建党到中国成立100周年，中国从幼年走向成熟，走过了100个春秋，中华民族的命运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刘廉君）
来源： 科技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