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最早是干什么用的？
鼎在古代被视为立国重器，是国家和权力的象征。直到现在，中国人仍然有一种鼎崇拜的意识，鼎”字也被赋予“显赫”、“ 尊贵”、“盛大”等引申意义，如：一言九鼎、大名鼎鼎、鼎盛时期、鼎力相助等！
鼎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化的载体。但是谁又曾知道鼎在古代最早是用来烹饪肉食、煮汤的炊具呢？小斋今天可是要好好说道一下啦！
乳钉纹方鼎
最初的鼎是由远古时期陶制的食具演变而来的，即是由釜、陶支脚和灶的组合而成的。鼎的主要用途是烹煮食物，鼎的三条腿便是灶口和支架，腹下烧火，可以熬煮油烹食物。自从青铜鼎出现后，它又多了一项功能，成为祭祀神灵的一种重要礼器。
青铜鼎多为圆腹三足，也有方腹四足的。鼎口处有两耳。对铜鼎的拥有和使用，是奴隶主身份等级差别的标志之一。
在周代，就有所谓“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元士三鼎”等使用数量的规定。随着这种等级、身份、地位标志的逐渐演化，鼎逐渐成为了王权的象征、国家的重宝。统治者往往以举国之力，来铸造大鼎。
周代的鼎分为三大类：镬鼎、升鼎、羞鼎。
镬鼎形体巨大，多无盖，用来煮白牲肉。
升鼎也称正鼎，是盛放从镬鼎中取出的熟肉的器具。
羞鼎则是盛放佐料的肉羹，与升鼎相配使用，所以也叫“陪鼎”。
秦代以后，鼎的王权象征意义逐渐失去。以后，伴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鼎的形式得以延续。后代的鼎通常安放在寺庙大殿前，既是装饰物，又是焚香的容器。
历史上有“问鼎”的典故，语出《左传宣公三年》，大意是：楚庄王为讨伐外族入侵者来到洛阳，在周天子境内检阅军队。周定王派大夫王孙满去慰劳，楚庄王借机询问周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说：政德清明，鼎小也重，国君无道，鼎大也轻。周王朝定鼎中原，权力天赐。鼎的轻重不当询问。楚庄王问鼎，大有欲取周王朝天下而代之的意思，结果遭到定王使者王孙满的严词斥责。后来就把图谋篡夺王位叫做“问鼎”。
司母戊大方鼎
司母戊大方鼎是1939年3月在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吴玉瑶家的农田中发现的。这里距武官村大墓西南隅大约80米。大鼎出土后，因太重太大，移动困难，人们便想锯断大鼎，然后运出。但是，由于日本侵略者多次勒索和强购，当时恐怕被日寇掠取，便把大鼎又重新埋在地下。1946年6月抗战胜利后，大鼎重新掘出，但已失去一耳。大鼎出土后，先存放在安阳县政府，同年10月移到南京博物院。1959年，又将方鼎运到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司母戊鼎是世界上罕见的青铜器贵重文物，它是迄今为止所有出土的鼎中最大最重的。鼎重832.84公斤，鼎大得可以做马槽，所以人们又叫它“马槽鼎”。
司母戊鼎纹饰美观庄重，工艺精巧，一向为世人所钦羡。它的价值因此而更高。鼎身四周铸有精巧的盘龙纹和饕餮纹，增加了文物本身的威武凝重之感。饕餮是传说中好吃的野兽，把它铸在青铜器上，表示吉祥、丰年足食。耳廓纹饰俗称虎咬人头纹，这种纹饰是在耳的左右作虎形，虎头绕到耳的上部张口相向，虎的中间有一人头，好象被虎所吞噬。耳的上面还有两尾鱼形。足上铸的蝉纹，图案表现蝉体，线条清晰。
司母戊鼎是我国殷代青铜器的代表作，从铸造痕迹来看，司母戊鼎是用二十块范铸成的。司母戊鼎出色的铸造技术，标志着商代青铜铸造技术的发展水平
中国青铜器以其“特有的三足器——鼎为核心代表，器制沉雄厚实，纹饰狞厉神秘，刻镂深重凸出”，是我国青铜艺术成熟期最具审美价值的青铜艺术品。
成语中出镜率最高的青铜器，为什么是鼎？
#这么近 那么美 周末到河北##头条带你乐享河北##奋进新时代 魅力新承德#
在很多人印象中，鼎是高端的代名词。作为青铜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器物，早在公元前21世纪，它就出现在远古先民的日常生活中。历经1500余年的发展，鼎的地位愈发重要，相传大禹曾征敛青铜，铸造九鼎以代表九州。此后，鼎就成了王权象征，代表着至高无上与说一不二。
有关鼎的成语也有很多，如一言九鼎、问鼎中原、大名鼎鼎、春秋鼎盛……无一不体现出鼎的显赫、尊贵与至高无上。还有鼎立三分、钟鸣鼎食、四海鼎沸、鼎成龙升、革旧鼎新、拔山举鼎等成语，也十分有气势。
那么，鼎在古代到底有什么作用，才让古人这么重视它？
炊器：简单实用
别看鼎现在十分尊贵，但在诞生之初，它还是很接地气的。
考古研究表明，人类发明火、制造烹饪工具并食用熟食的时间远早于汉字的产生。因此，作为文化载体的汉字，在一开始就对人类的饮食文化有所反映。下图为“鼎”的象形文字，它看上去像是一口拥有支架的“锅”。
鼎的早期古文字字形。来源/朱英贵《三足鼎立，人声鼎沸——释“鼎”》
蜀汉学者谯周《古史考》曰：“神农时，人方食谷，加米于烧石之上而食之。及黄帝时，始有釜甑，火食之道成矣。”经过长期实践，远古先民学会了烧制陶釜，用来烹煮食物，这正是鼎的初始形态。为了更加方便，人们用“鼎足”把陶釜顶起来，这或许正是鼎、顶同音的原因。
总之，鼎在诞生之初，就是用来烹煮食物的一种圆形炊具。许慎《说文解字》曰：“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又曰：“易卦：巽木于下者为鼎，象析木以炊也。”在《易经》中，鼎卦的卦象就是上离（火）下巽（风），意思是把木头劈开放在陶鼎下面，再以风力助燃来加热食物。所以，汉字“鼎”中的“目”才是鼎的象形，指盛放食物的容器；下方的“爿”（音同“盘”，即劈成片的竹木）和“片”则是指被劈开的木头。
从出土文物看，新石器时代的陶鼎为圆腹三足，没有两耳。陶鼎由陶釜发展而来，形状自然还是圆形，这样更有利于食物的烹煮。作为常见的家用炊器，陶鼎一般都比较小，体重很轻，易于端取；加之陶鼎在加热时，外部不会很烫，不需要另加鼎耳。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开始用青铜铸鼎，铜鼎重量较高，且导热性良好，所以要加上鼎耳以便于移动。
有关鼎的一些成语，直接源于其本义——炊器。最直观的莫过于“三足鼎立”，即三根鼎足使圆形陶鼎受力均匀，使鼎身更加稳定。故成语“三足鼎立”或“鼎足而立”就形容三方势力互相对立、鼎峙的平衡状态。
东汉末年，刘备寄寓荆州，遇到了诸葛亮。后者在“隆重对”中提出了“联吴抗曹”的战略规划，指出：“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天下大势的发展的确如诸葛亮所料：赤壁之战后，曹操退回北方，孙权据守江东，得到喘息之机的刘备也相继得到了大半荆州和益州。自此天下三分，形成了魏、蜀、吴三足鼎立的格局。
鼎的外部是三足，内部则是沸腾、翻滚的汤水，这就像一群人聚在一起，吵吵嚷嚷，停不下来，于是就有了“人声鼎沸”的比喻。再把范围扩大到整个天下：乱世之下，各路军阀你争我抢，乱成一锅粥，就是“天下鼎沸”或“四海鼎沸”，用来形容局势动荡，天下大乱。如东汉末年，“义兵鼎沸，在于董卓”；唐代中期，“及安禄山之乱，华夏鼎沸”。
再从功能上看，鼎是用来烹煮食物的炊具，故有“牛鼎烹鸡”，形容大材小用。有时，被烹的对象还可能是活生生的人。古代有一种残酷刑罚，名为“烹刑”。刘邦的谋士郦食其，就曾被齐王田广烹杀。成语“刀锯鼎镬”就是指四种刑具，后借指酷刑。南宋爱国诗人文天祥被捕后，曾作《正气歌》云：“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文天祥宁死不屈，主动要求被处以烹刑，其高尚的爱国情操，得到后人的一致称颂。
晋侯温鼎，温食器。温鼎是一件可以在托盘中加木炭保温的饪食器。来源/山西博物院
青铜时代的鼎，常被用来调味，即《说文》中提到的“和五味”。著名贤臣伊尹，就擅长用鼎烹调食物。据《史记·殷本纪》记载：“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奸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治大国如烹小鲜，伊尹把治理国家比作调味，让“调鼎”有了治理国家的意思。另外，由于伊尹带着鼎来相见商汤并成功得到重用，故成语“负鼎之愿”后来就形容臣子有承担辅佐君王这一重任的愿望，即“提携玉龙为君死”之意。
商王武丁在位时，立傅说为相，称“若作和羹，尔惟盐梅”。意思是说，治理国家就像在鼎中做羹汤，需要往其中加入盐和梅，使羹汤具有咸味和酸味。而贤相傅说，就是武丁做汤时的“调料”。身为朝堂顶梁柱的宰相、三公在处理朝政时，也相当于在鼎中调味。唐文宗在任命裴度为相时，也说“果闻勿药之喜，更俟调鼎之功”。因此，宰辅或其他朝堂重臣也被称为“鼎臣”“鼎位”或“鼎辅”。成语“调和鼎鼐”即指处理国家大事。
鼎烹煮食物这一过程，是正在进行时的状态，所以“鼎”还能解释为正当、正在。如成语“春秋鼎盛”，就形容人的年龄正处在强壮、旺盛之际，可谓“当打之年”。同样是这个过程，食物由生变熟，意味着新旧事物的交替，故“鼎新”还有革新、更新之意，相关成语有鼎新革故、革旧鼎新等。
当然，鼎新还能指代王朝兴替、更迭，这就涉及鼎的另外两层身份了。
礼器：神圣色彩
炊器是鼎的“本来面目”，而它的第二层身份，正是礼器，即夏商周时期用来祭祀的重要器物之一。这正是鼎逐渐“高端”起来的主要原因。只是，鼎并非古人使用的唯一器具，为何它就能击败一众“竞争者”呢？
民以食为天。在物质条件极为匮乏的远古时代，吃是一件头等大事，与吃相关的饮食文化也在无时无刻影响着人们。古人在祭祀祖先和神灵时，会想着把好东西进献给他们；所谓的“好东西”，自然就是食物。鼎的多功能与实用性，让它成为人们最常用的一件食器，所以在祭祀时，鼎当仁不让地成为了盛放食物的容器。
青铜时代（夏商周）后，鼎的作用与地位愈发突出。彼时，“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伴随着国家建立，社会上层宣扬“君权神授”以维护其统治地位，神灵与巫术的色彩也愈发浓厚。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礼器是古代贵族身份和地位的重要标志；难免被统治者神圣化；在国之大事作为主要祭祀礼器的鼎，极其重要与宝贵，是以它不可避免地被赋予尊贵、显赫与神圣的色彩，进而被视为祖宗和社稷的化身。
鼎的材质与形状也因为其身份的转变而发生了显著变化。过去，鼎由陶土烧制而成，成本低廉，实用性却很强；之后，铜鼎更为常见，除三足圆鼎外，还出现了四足方鼎。与圆鼎相比，方鼎的祭祀功能更加突出，形状也愈发高大。这是因为，用来祭祀的“牺牲”一般都是整只，没有被肢解，这对鼎容量的要求就会更高。此外，古人为了表达对祖先和神灵高大形象的尊敬，也需要更大尺寸的鼎。
这样一来，“鼎”就有了盛大、显赫的含义，如大名鼎鼎。成语“函牛之鼎”原指能容纳一头牛的鼎，后引申为气势宏大。鼎的尺寸变大后，重量也随之增加，成语“一言九鼎”与“言重九鼎”就比喻说话极有分量；鼎之重，举起须用全力，故“鼎立相助”就引申为他人对自己的大力支持。
公元前307年，秦武王嬴荡与孟说比赛举鼎，结果一时脱力，让大鼎砸断胫骨，随即气绝身亡。而成语“举鼎絶膑”就是指举鼎不成而折断胫骨；后用来形容人的能力不足，无法承担重任。可见，鼎的分量的确不轻，非一般人所能抗。“力能扛鼎”者，必付出全部力量，交出的作品，自然就是“扛鼎之作”。
举鼎而死的秦武王。来源/电视剧《大秦帝国》截图
项羽年轻时，力大无穷，有“拔山举鼎”之力。凭借这一优势，他在秦末起义军中脱颖而出，击败各路强敌，成了名震天下的西楚霸王。尽管项羽最终败于刘邦，但他的英雄豪迈仍得到了后人认可。史学家司马迁著《史记》时，就把项羽列入了帝王本纪当中。
言归正传。虽然夏商周时期被称为“青铜时代”，但由于青铜开采难度高、产量稀少，导致它仍是一种极其珍惜的材料，一般人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铸造青铜器。在此情形之下，铜鼎逐渐成为贵族生活的象征。贵族用铜鼎烹煮、盛放食物，还用铜编钟来听音乐，场面极其豪华，这就是成语“钟鸣鼎食”“鸣钟列鼎”的由来。与之相反的则是“桑杯石鼎”，即木碗瓦锅，形容生活简朴。
列鼎而食、列钟而乐是贵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故鼎和钟也被用来明确森严的等级制度。既然贵族也分三六九等，那他们使用的鼎、钟就要在规格上有所区分。考古研究表明，周代贵族会常用一组形制相似、纹饰相近但大小不同的列鼎来随葬。因此，墓葬中鼎的数量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墓主人的身份高低。
具体该怎么判断呢？汉代学者何休注《公羊传·桓公二年》曰：“祭祀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元士三也。”一般认为，天子用九鼎，九鼎中分别盛放牛、羊、豕、鱼、脂、肠胃、肪、鲜鱼、鲜腊。而这，或许正是九鼎成为王权象征的重要原因。但也有人指出，天子的规格为十二鼎，见《周礼·膳夫》曰：“王日一举，鼎十有二，物皆有俎。”对此，东汉经学大家郑玄解释说：“牢鼎九，陪鼎三。”
蟠螭纹盖鼎，出土于林州。来源/林州博物馆藏
被祭祀的牲畜在大型镬鼎中煮熟后，要移入到牢鼎中，这一步骤称之为“升”，故牢鼎又称为“正鼎”或“升鼎”，其中装有肉羹。陪鼎又称“羞鼎”，装有带佐料的菜肴，是正菜之外的加菜。按照惯例：太牢九鼎、七鼎，配羞鼎三；升鼎少牢五鼎，配羞鼎二；升鼎少牢三鼎或一鼎，配羞鼎一。一般来说，“三牲五鼎”已经是颇高规格，所以它也被用来形容食物丰盛。
鼎的使用方式。来源/曾曦《法象明器 占施知来——先秦鼎文化考论》
鼎被广泛用于祭祀后，就变得愈发神圣；后来，商周统治者为强化自身统治，还继续在鼎上大做文章，让它成为一种教化的载体。据《礼记·祭统》记载：“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铭者，论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显扬先祖，所以崇孝也。”
想当初，大禹在九鼎上刻有九州各地山川、异物图形，列于宫殿之外供人参观，也是希望能达到教化百姓、沟通神灵的目的。从出土的青铜鼎来看，鼎身上还刻有很多的铭文与纹饰，尽管一些纹饰如饕餮纹等至今未能被破解，但其代表的神异，足以体现出威慑世人、教化万民与沟通神灵的含义。至此，鼎已神圣而不可侵犯，有了象征王权的资格。
国器：王权象征
鼎成为国之重器的标志性事件，是禹铸九鼎，使“贡金九牧，铸鼎象物”，把九州山川河流分别绘制在九鼎上，并传承了下去。后“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及至商朝末年，“商纣暴虐，鼎迁于周”。
据先秦典籍《左传》所载，夏、商、周之间的王朝更替，是以夺取前代之鼎为象征的。于是，鼎就成了传国重器，用以指代王朝或国家。如“鼎玉龟符”，就分别指代传国玉玺与兵符。汉武帝时，还曾以“元鼎”为年号，以示其正统地位；三国时，吴末帝孙皓亦曾以“宝鼎”为年号。
按《宋书·武帝纪》：“魏武直以兵威服众，故能坐移天历，鼎运虽改，而民未忘汉。”这里提到的“鼎运”，有“国运”之意。将鼎移至新都，是定都建国，故被称为“移鼎”和“定鼎”。春秋时，周王室日渐衰微，秦、齐、楚都曾打算谋取九鼎，最出名的莫过于楚庄王的“问鼎中原”。
公元前606年，楚庄王以征讨陆浑为由，率领楚国大军行至东周首都洛阳南郊。刚继位的周定王十分忐忑，便令王孙满为使者，让他去探一探楚庄王的口风。谁知，后者一见到王孙满，就直接问了九鼎的重量。九鼎为王权象征，楚庄王问鼎，便是对王位有所觊觎。对于他的狼子野心，王孙满斥责道：“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三国杜预注曰：“示欲逼周取天下也。”因此，楚庄王虽未成功，但“问鼎”从此便有了谋权篡位之意，如“潜图问鼎”；后又引申为对某种重要事物夺取的欲望和行动，如“问鼎冠军”。
尽管九鼎目前还没有被考古证实，这并不代表它不存在。有学者认为，九鼎其实是一个鼎，名为“九州鼎”，简称“九鼎”。但更多人认为，九鼎确实存在。据《史记·秦本纪》记载：“（昭襄王）五十二年，周民东亡，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注曰：“历殷至周赧王十九年，秦昭王取九鼎，其一飞入泗水，余八入于秦中。”后世传九鼎入秦，但秦始皇时已经失传。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九鼎在周显王时全部被沉于泗水之中（见《水经注》），秦始皇派数千人寻找，未得，遂以和氏璧为传国玉玺。及至后世，女帝武则天曾重铸九鼎，以维护其统治。
影视剧中，秦王欲迁徙九鼎，其意等同于迁徙天子。来源/电视剧《大秦帝国》截图
九鼎虽然失传，有关它的传说还在继续。作为王权象征，人们主动把它与更早的传说故事联系起来。按《史记·封禅书》：“黄帝采首山铜，铸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羣臣后宫从上者七十馀人，龙乃上去。”相传黄帝铸鼎成功后，被神龙接引，飞升而去。因其铸鼎所在地被称为鼎湖，故后世相继诞生了“龙归鼎湖”“云暗鼎湖”“鼎成龙升”“龙驭宾天”等成语，都暗指皇帝去世。
综上，鼎在诞生之初，因为自身的“接地气”而被广泛使用，成为远古时期饮食文化的重要代表。民以食为天，国家建立之后，鼎以自身的实用性与普及性成为统治者祭祀神灵和祖先的首选礼器，并被逐渐赋予了神圣色彩，最终进化为国之重器，成了王权象征与显赫、尊贵和盛大的代名词。
时至今日，宝鼎不仅象征着国家，还代表了和平与团结。2001年7月18日，值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之际，中央人民政府赠送给西藏自治区一座“民族团结宝鼎”。鼎身上铸有56条夔龙，代表全国56个民族像兄弟一样团结友爱；还刻有西藏人民都喜爱的“切玛”和“八吉祥”图案，表达了国家对西藏地区五谷丰登、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
除西藏之外，新疆（2005年）、内蒙古（2007年）、宁夏（2008年）、广西（2008年）等自治区也都曾获赠“民族团结宝鼎”。而早在1995年10月21日，我国还曾向联合国赠送了一尊世纪宝鼎，象征着中国与国际的友好往来。由此可见，鼎早已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象征。
世界上唯一一件人面纹方鼎出土后，竟遭粗暴对待，国宝瞬间变废品
鼎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炊具，最初都是陶制的。后来，大禹治水成功之后，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于荆山之下，以象征九州，鼎从此就从一般的炊器成为国之重器。
除了作为国家和权力的象征，鼎也有旌功记绩的作用，周代的国君或王公大臣在重大庆典或接受赏赐时都要铸鼎，以记载盛况。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有一半是由鼎来记载的。
1958年，中国湖南宁乡县黄材镇炭河里乡胜溪村新屋湾的一位姓黄的老农民上山开荒种地，几锄下去碰到了一个硬东西，黄某以为是块石头，就打算把它挖出来扔一边。
不料，黄某把那东西挖出来一看是个青铜人面鼎，当时，国家正在大炼钢铁，很需要铜铁等金属，所以正在从民间大批回收，价钱给的很公道。
不懂行的黄某没意识到这个人面方鼎可能是一件价值连城的国宝，反而觉得把它砸碎了卖废铜，可以挣点零花钱贴补家用，正应了那句老话，穷得砸锅卖铁了。
说干就干，黄大爷挥起锄头就砸，把人面方鼎砸成了十几块，然后把青铜碎片装在箩筐里，，把它当作废铜卖给了当地的废铜收购站，废品收购站又把这些碎片连同其他废铜送到了长沙毛家桥仓库。
幸运的是，这件器物的一块残片被湖南省博物馆馆派驻到毛家桥废铜仓库拣选文物的老师傅发现了。这位师傅可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一眼就看出这个碎片不简单，应该是古代文物的一部分。
老师傅赶紧带着这块碎片赶回湖南省博物馆，馆长高至喜一看这是商代的青铜器啊！于是急忙派了几个人再次前往废品收购站，终于在如山的废铜堆中，找到了10多块人面鼎碎片。
经初步拼对与研究，人们发现还缺一条腿与底部，后来，湖南博物馆人员又顺着废铜的收购转运路线反复查找，终于在离长沙不远的株洲废铜仓库中寻找到底部残片。
青铜器修复专家张欣如师傅马上对其进行了修复，缺的那一条腿暂时用一个假腿代替。两年之后，人面方鼎缺的那一条腿终于找到了，于是用这条正宗的腿换下了假腿。
这件商代人面纹方鼎通高38.5厘米，口长29.8厘米，宽23.7厘米，器身外表四周饰半浮雕的人面，鼎腹内壁铸“大禾”两字铭文，因此，亦被称为大禾方鼎。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日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工作不够仔细或者动作稍加迟缓，也许人面方鼎碎片就被人们当作废铜投入了熔炉，化作了铜液，从此与世永诀。
人面方鼎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一件人面纹方鼎，是我国青铜器中独一无二的器物,2013年8月19号国家文物局将其列出禁止出国展览文物。
孙机：关于“后母戊鼎” 的定名问题
商代著名的后母戊鼎青铜方鼎，体型巨大、花纹精美，是我国古代文物中极珍罕的重器，也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鼎内的三字铭文为“后母戊”。上面的“后”字写成反文，所以有些学者将“后”释为“司”。究竟是“后”还是“司”？议论了很多年，以至于这件国宝似乎连名称都难以统一地确定下来，情况颇不正常。
在甲骨文中，许多字的写法左右无别。如：
例子很多， 不胜列举。这些字读起来从未引起误解， 因为无论向左向右，都是同一个字。铜方鼎上的“ 后” 字写作“ ”， 像是“ 司” 字， 其实亦是同例。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圆尊和方尊上都有“ 后母” 的铭文， 但其中的“ 后”字在两尊上的写法就一正一反， 却不能认为它们不是同一个字。两相对照的例子固然一目了然， 那么单个的反文能不能正确释读呢？唐兰先生说：“春秋时叔夷镈讲成汤伐夏后， 后字也写成司。”（《考古》1977 年第5 期，346 页） 证明上述青铜大方鼎中写成“ 司” 的那个字亦应读成“后”。
《尚书·尧典》说舜即帝位时“班瑞于群后”。又《仲虺之诰》说：“ 徯予后，后来其苏。”前一例中的“后”指各邦的君长， 后一例中的“ 后” 指商汤。所以《尔雅》就说：“后，君也。”泛指君王。在古文献中， 后益、后稷、后羿等名号屡见不鲜。又比如妇好是商王武丁之法定的配偶之一， 卜辞中就称她为“后帚好”（合集2672）。母戊也应是武丁的配偶，所以鼎铭中称她为“后”，也是合情合理的。商代称呼贵族， 在私名之前有时加上爵称， 如“ 侯虎”（ 前4.44.6）、“ 白（伯） ”（丙52）、“ 亚”（亚铙） 等，和“后戊”的词序一致， 不过后戊的地位更为尊崇， 所以鼎铭中未直呼其名， 而用了“ 戊” 的庙号。至于“母”，则是指她的辈分。在甲骨文中，祖母一辈的称“妣”，母亲一辈的则称“母”。“后母戊”三个字组合在一起， 器主的爵称、辈分、名号都包括进来了，堪称实至名归，文从字顺。
不过和一般左右无别的字不同的是，“后”字的反文不仅是写法上的不同，它还代表另一个字，即“司”。“后”和“司”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字，在甲骨文中，这种情况很少见，但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甲骨文中有“司工”（存1.70），“司”指职司。《说文》说“ 司” 是“ 臣司事于外者”，那么“司母戊”岂不成了一位办事人员， 这当然讲不通。于是研究者乃将“司”字解释成“祀”。商代有时以“司”字代“祀”，如言“王廿司”（前2.14.4）。但这里指的是年份，不是祭祀。甲骨文中“祀”字作“ ”，是个常用字，如言“祀于河”（乙2587）、“ 祀祖乙”（存1.257）等。但铜鼎铭文中被释为“司母戊”“司母辛”之处，不一而足，却从未见过哪一个例子中把所谓的“司”写成“祀”的，这难道不令人称奇吗？所以上述诸“司”实为“后”的反文，不必过分纡曲地释之为“祀”。
至于甲骨文、金文中有时以“ 毓”代“后”，这两个名词可以两存，本无足怪。何况他们的侧重尚有所不同。卜辞中常用“ 高” 字和“ 毓” 字区别世代的先后，如言“高且（祖） ”“毓且（祖） ”（均见粹401）；“高妣庚”（前1.36.5）、“毓妣辛”（遗363） 等。则“毓”有先后之后的含义，与“后”字的用法不尽相同。在当代研究古文字的学者中， 倾向于称此鼎为“ 后母戊鼎” 者， 已逐渐形成主流。唐兰先生坚持此说。李学勤先生虽未就此写出专论， 但在他的书中凡提到此鼎时皆称“ 后母戊大鼎”。（ 《文物》1977 第11 期《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失落的文明》（40 页）、《李学勤学术文化随笔》（205页）、《青铜器入门》（33 页）） 对这些意见不能不予以重视。
学习古籍版本，离不开查看实物、关注古籍网拍、了解市场价格！点滴是低成本、最方便的学习方法：长按图片选择“识别图中二维码”关注点滴拍卖或点击阅读原文查看更多拍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