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明朝政治混乱，为何维持近3百年？多亏朱元璋2项藏富于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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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寒微，早年历经流浪与痛苦的生活，对于民间经济的不平等，了解最为深刻。
他在即位以后，为了平均老百姓的田赋和差役的负担，先后完成了两项伟大的工作：
一是根据全国人口普查，编成赋役黄册；一是根据全国田地清丈，编成鱼鳞图册。
这两项工作都是从唐朝中叶均田制度破坏以后，历经宋元两朝，六百年来，中央政府始终想做却未能彻底办到的。
1、黄册的来龙去脉黄册编成于洪武十四年（1381)。
从时间上来说，自明初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太祖朱元璋命令全国编制黄册起，一直到明末崇祯十五年(1642年)最后一次编制黄册止，历时二百六十余年，基本上与明王朝相终始。
早在洪武三年（1370)的年底，太祖已曾诏令户部，清查天下户口（是时四川川、云南、辽东一带尚非我有)。
洪武年间规定，每十年要编制一次黄册，叫做“大造黄册”，或简称为“大造”。
编制黄册的年份叫做“大造之年”。在大造之前两三年，主管造册工作的户部就要奏请做好一切准备工作。黄册有统一的格式。
大造之前，由户部查照老黄册原来的册式及应注意的事例，刊印大造黄册的榜文和册籍的样本、分别颁发给全国各省的布政使司及其所辖的府、州、县衙门，然后再由这些地方官府按照中央颁发的样式翻印若干份分发给所属城乡张挂公布，官吏和里甲人户依式攒造。
具体方法是把每户人家编列字号，注明乡贯、口数、男女、壮少、姓名、年岁、田产各项资料，照式照样作成两份，各用半印，以资符合，分别称作户籍、户帖。
帖是给百姓的，籍则藏在户部。到了洪武十四年，天下大定，太祖打算建立一个永久的制度，记录户口消长，征集田赋，平均劳役，于是命令天下郡县编纂赋役黄册，方法是这样的：
（1）每一百一十户编成一里，推举其中丁口、田粮最多的十户人家的户长，在前后十年中轮流担任里长。
其余的一百户，分成十甲，每甲十户，十户户长在十年中轮流担任甲首。里长与甲首分别执行这一年里各里、各甲的差役，他们轮流的次序，都是根据丁粮多寡排定先后。
（2）以一里为单位编成一册。
这种册子，固然是以编列户口、徭役为主，但是对于每户所拥有的田产，也分成了旧管（原来有多少地）、新收（买进多少地)、开除（卖出多少地)、实得（买卖加减之后，有多少地)四栏，给以记载，这叫做“四柱式”。
（3）由于里甲中的每户人家，丁粮数字时有更动，因此这种册子，每十年要改造一次，重新根据丁粮多寡，派定下一个十年的里长、甲首，并排定他轮流的先后次第。
（4）这种册子，照式样起造四份，分别由户部、布政司、府、县保存一份。
保存在户部的一份，册面是用黄纸，因此称作黄册。
太祖时所编的黄册，对户口的登录，是综括男女老幼的，汇合各地黄册所得到的人口数字，大体上说，是全国整个人口统计的结果。
这一种性质的人口统计，往后要到清朝乾隆年间始再举办。通常我国官方所发布的人口数字，往往只有财政上的意义，只重视应当或准备担负赋役的丁男的人数，至于老弱妇儒，各处地方官员对他们的重视程度不一，因此所得到的全国人口统计，难得精确，价值自然也就不如了。
根据洪武二十六年（1393)的统计，全国户口的数字是这样的：
户数：1065 2789户；口数：6054 5812人。
由于中原地区自元末以来所受战祸深重，流亡百姓的安顿与统计，殊非易事；加上西南地区，土司统治下的少数民族亦未计及，因此洪武末年实际的全国总人口数，大约至少要在六千五百万人以上。
在过去六百年当中，由于缺乏全国性的实地调查，因此官方地册上的记载，多与实际情形不符。地方豪绅往往勾结衙门里管文书的吏胥，隐瞒自己的田产，以多报少，或者设法把自己的负担转嫁给亲戚、邻居或贫农，于是造成了田多税少、田少税多、无田有税、产去税存的流弊。
2、鱼鳞册的来龙去脉太祖有鉴于此，即位之后，他就有计划地、大规模地举行全国性的耕地丈量工作。
洪武二十年（1387)，他派遣国子监的学生，分别前往各州县，会同地方上的士绅，进行清丈田亩与编册的工作。
册上登录每块田地的位置、面积、性质、地主的姓名，都编上了字号，同时还附着图，图上画出一块块田，看去就像鱼身上的鳞片，因此称作“鱼鳞图册”。往后土地有了买卖、转让，随时添注。
丈地与编册虽说是全国性的，但是太祖以乎对于江浙地区特为留意，因为江浙是中国财赋经济的重心，各种隐瞒、漏税、作弊的情事也最严重。
至于其他地区丈地与编册的工作，大约就未能得到政府同等的关心和重视了。
根据二十六年（1393)的统计，丈得全国田亩的总数共凡8507623顷，合计8.5亿亩。
明初夏秋二税，计麦470余万石、米2470余万石，比起元朝岁入粮数增加了一倍半。
黄册以户为主，详载一户丁粮之数，是民众为国家负担田赋与差役的根据；鱼鳞图册以田为主，政府据以定赋税的标准，同时一旦发生土地侵占或土地纠纷的情事，亦得凭册决断。
二册互为经纬，不但百姓负担得到平均，国家收入亦因此而增加，奠定了明朝财政的基础。
明太祖知道朝廷的收入大都要靠田赋，田赋出自农民，农民衣食丰足，国家才能富庶。
因此他一方面鼓励军民移植屯垦，使得可利用、可耕种的土地不至于荒废，且使军队得藉屯田自给，不至于为了养兵增重百姓的劳费；另一方面，对于奖励农桑、兴修水利，以及能够增加生产的事，他也致意再三。
他曾两度劝谕民间，腾出一部分的田亩，或是利用闲地，种植桑、麻、木棉，由官指导种法而免其税。洪武二十七年（1394)，他派遣国子监学生分住各地，督修水利，一年之内，共开筑塘堰河渠堤岸五万处之多。
每逢地方发生兵虫水旱之灾，被灾州县，减免租赋而外，还能得官府的赈济。地方官隐瞒灾情不报的，罪至死；有贪残虐民的，更是严加处置，不稍宽待。
当时的地方官赃至六十两以上的，要受枭首、剥皮之刑。在各衙门的公座旁照例摆设一个剥皮实草的囊袋，对于新上任的官员，具有惩戒与阻吓的作用。
府州县官来朝，太祖更一再地告诫他们要洁已奉公，使百姓能尽力农桑、安养生息。
对百姓宽厚，对官吏严厉，是太祖一贯的作风。他这种以民生为根本的用意或家法，颇为后代子孙所承袭。明朝天子英明有为的很少，昏愦残暴的很多，尽管如此，他们对于百姓蠲租免赋、赈灾救荒的事，多少还能够留意到。
民生是国家的根本，国家的根本不动摇，朝廷就可以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这就是为什么明朝大部分的时期，政治、帝王专制，却仍能持续两三百年的原因。万历以降，这种爱民养民的政治原则渐不能遵守，明朝就日趋衰亡了。
3、为何明朝人口不增反降？明代的人口自洪武十四年(1381年)进行首次全国性调查统计后，在各代又进行了若干次统计。
每次统计在籍户口情况如下：
洪武十四年(1381年)：
1065 4362户，5987 3305人；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
1068 4465户，5677 4561人；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
1065 2872户，6054 5812人；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
1062 6779户，5630 1062人；
永乐元年(1403年)：
1141 5829户，6659 8337人；
宣德十年（1435年)：
1322 6028户，6772 5421人；
正统十年(1445年)：
993 7450户，5377 2954人；
成化十年(1474年)：
912 0195户，6185 2810人；
弘治十七年(1504年)：
1058 8935户，6010 5835人；
正德十四年(1519年)：
939 9979户，6060 6220人；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
962 8396户，6365 4248人；
万历三十年(1602年)：
1063 0241户，5635 5050人；
泰昌元年(1620年)：
983 5426户，5165 5459人；
天启六年（1626年)：
983 5426户，5165 5459人。
明朝天启七年以后没有进行过户口统计。
从以上统计数字看，明朝两百多年间，人口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出现明后期人口比明初和明中期还少的现象，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实际上这种统计方法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出人口的真实状况，因为上述统计数字所统计的仅仅是政府户籍册上所控制的民户。
当时除了民户外，还有其他几部分人口并没有统计进去：
一是专业户口，如军户、匠户、灶户、渔户、教坊户、丐户、登户、僧户、道户等。
这一部分人口数量相当大。
如军户，明初规定每卫有士兵5600人，每千户所士兵1120人，在永乐年间全国有卫493个，独立千户所359个，如果按满额计算，当有官兵326万多人。
弘治年间户部侍郎李孟阳说：
明初有正规部队270万人。如按每一士兵有家属共计四口人计算，军户人口已超过一千万人。明代匠户约有25万户，人口也超过100万人；其余灶户、渔户及其他人口加在一起也有一百万人左右；僧道人口在成化年间有人统计共有五十余万。这几项专业人口估计在1300万人左右。
二是特殊户口，如宗室及其隐蔽人口、奴婢、流民等。
宗室人口明代万历末约有十万人，被宗室、豪强、贵族隐蔽的人口不少于百万人，奴婢和流民也多达二三百万，这一部分人口估计多达三四百万。
三是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户口。
西南土司地区人口明代没有明确统计数字，但东北的奴儿干都司各卫所人口约二百二十万，青藏地区人口约八十万，新疆哈密等卫所人口约五十万，台湾及澎湖人口约三十万，蒙古鞑靼、瓦刺部人口二百余万，天山南北的于闻、吐鲁番等地人口约一百万，如此推算，各少数民族地区总人口也在一千五百万左右。
以上各种人口相加，明代人口最多时当突破一亿。人口最多也是最密集的地区当数江苏、浙江、江西、山东等省，人口密度最小的地区是今青海、新疆、台湾、黑龙江等省份。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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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虎之战：中国历史上为什么频频闹“虎灾”？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张苏君
武松打虎，堪称《水浒传》的封神事件。施耐庵写得扣人心弦，武松的神勇形象，栩栩如生，为人所津津乐道。而此故事背后，也藏着古代中国一个奇怪的灾害——虎灾。
这也形成了国人与虎的复杂感情，爱恨交加。一方面爱之深：虎是中国最早的图腾之一，用来形容勇敢的将士，虎将、虎臣、虎士，调兵遣将的兵符用黄金刻成的老虎，乃至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也无所不在，成为华夏文明的一部分。
一方面恨之切，畏惧之余，虎成为恶的象征：为虎作伥、养虎为患、谈虎色变。虎灾的频发是时人的梦魇，自春秋战国起，即史不绝书。
1
春秋时期，虎灾便有发生。
孔子路过泰山脚下，见一妇人在墓前哭得很悲伤。子路前去问询，妇人回答：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再问为何不搬走，妇人道：无。孔子感慨万千，说出千古名言：苛政猛于虎也。
泰山脚下，虽远离郡县，但也非荒山野林。昔者、又、今，并非是同一时间丧身。一家三口先后丧身虎口，足见虎患不小。
东汉王充在《论衡·遭虎》就提到，“虎时入邑，行于民间。”老虎经常跑到城市逛街，四处游走，想想都瘆得慌！
乃至三国时，因为虎的数量惊人，孙权的娱乐项目就是外出猎虎，“虎常突前攀持马鞍”，“马为虎所伤”。气得张昭对孙权吹胡子瞪眼。
2
虎灾事件的记载，唐宋时期相对较少。大体是该时期商贸流通剧增，经济高度发达。
但关于虎的记载不少。杜甫在《遣兴五首》就写过，他应该亲眼目睹虎之真身，写得活灵活现：被捕后雷鸣般的咆哮，脚爪的张舞，眼睛的闪烁。
晚唐时军阀混战，人口锐减，老虎出现的频率更多。张籍《猛虎行》如此记载：南山北山树冥冥，猛虎白日绕林行。南山是在京都的附近，老虎大白天就绕林散步，完全没把自己当外人，时不时到农家之中，猎取牛犊吃牛排。
宋代诗人陆游曾亲临前线，他武力高超，在诗篇中多次提到杀虎的辉煌业绩。诸如“挺剑刺乳虎，血溅貂裘殷”、“奋戈直前虎人立，吼裂苍崖血如注”、“刺虎腾身万目前，白袍溅血尚依然”，画面感十足。
3
明清时期，虎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据宋正海先生统计，从北魏至元末近千年中，全国发生虎患16起，东南地区仅为6起。而明清时期，东南地区出现虎患514次，近乎百倍。地域亦呈扩大事态，虎患从个别县市的个别现象，到几乎遍布东南，虎患州县197个，占比56%。
该地区死伤百人以上的虎患就有31次，其中伤亡百余人的12次，1000人以上的居然有4次，虎患的危害之严重，可见一斑。因相对多山的地理特征，江西、福建和浙江三省为高发区。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江西上犹县，“虎灾连年，群虎遍扰，各乡伤及死者五六百人。“
万历元年（1573年），福建古田、宁德，有虎数只，白天黑夜横行村落，“人被伤者四、五十，猪狗无算，行路必数十人持械乃敢行”，就连上山砍柴都要一群人，敲锣打鼓才敢进，极似景阳冈的状况。
多年战乱，四川亦是重灾区。营山县“顺治七年人民稀少，虎患大作，昼夜为害。”当地百姓要到田里耕作，都要组团集合，才敢出门。仍无济于事，老虎来去如电，”往往攫人于广众之中”。
欧阳直的《蜀警录》记述了康熙初年四川情况，“遍地皆虎，或一二十成群，或七八只同路，逾墙上屋，浮水登船爬楼，此皆古所未闻，人所不信者“。
南充县知县黄梦卜，在向上级的报告中提到：“原报招徕户口人丁506名，虎噬228名，病死55名，现存223名。新招人丁74名，虎噬42名，现存32名。”丧身虎口的，占外来务工的50%。
此段时期，国人与虎的关系，是一段血淋淋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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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造成此种惨痛现象，不外乎三大原因：
一，人口因素。
明清时期人口激增，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人口6054万，乾隆七年（1742年）人口为15980万，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 则激增为30148万人，人口是明初的5倍。
人口的大量增加，意味着需要更多的耕地。朝廷出台优惠政策，提倡全民垦荒造田。这一时期，玉米和番薯叶传入中国，因其产量极高，又适合在山区生长。于是，大面积的山林被破坏。虎的活动空间受到挤压，自然发威，人虎争夺生存领地白热化。
二，战事因素。
明末清初王朝更替，战事连绵，造成大量的人口死亡与避难。明末张献忠屠蜀，清初的嘉定三屠、扬州十日，都是数十万计的杀戮，以至于顺治八年(1651年)，全国人口锐减为 1063万人，只及明初人口的1/6。
兼之战事不断，正常的社会秩序陷入混乱，政府也无力动员生产，导致城镇荒废，土地荒芜，为野生动物的繁衍创造了有利条件，导致人退虎进。
三，生态破坏。
人类无规划的行为，盲目性地开垦山地，不仅造成了水土流失，也破坏了生物的生存环境，打破了原有生态链的平衡。由此，导致野生动物的数量减少，老虎的食物来源变少，唯有袭击人类，尽管这并非是它所钟爱的。
可见，明清时期的严重虎患，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人类未能“道法自然”的行为所致。
及至如今，人类获得压倒性的优势，老虎已沦为濒危物种。人们意识到万物和谐的重要，选择了和解，并采取积极行动，保护这一珍贵物种。
先民曾经的痛，我们不能忘记。放眼未来的路，可以更好相处。
毕竟，苍茫大地，万类霜天竞自由，才是最美的画卷。
参考文献：王子今《秦汉时期的“虎患”、“虎灾”》、刘正刚《明清闽粤赣地区虎灾考述》、王觅道《明代华南的“虎灾”》、闵宗殿 《明清时期东南地区的虎患及相关问题》
见义勇为杀伤歹徒，这事在古代会怎么处理
岳飞战功是宋人虚构？那看看金朝君臣怎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