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天王”陈济棠的爱情往事
文│霍安治
民初威震南天的陈济棠是个痴情种子,对爱妻莫漱英(又作莫秀英)钟情一生。他们的爱情故事不但成为民间传奇,更改写了历史。
陈济棠早年自命清高,在糜烂的广东军界处处碰壁。1918年,已届而立之年的陈济棠驻军儒洞圩(今阳江县儒洞镇),蹉跎不得志,只好向欢场寻求慰藉。
儒洞圩私娼莫漱英窈窕美艳,陈济棠一见倾心,纳为侍妾。莫漱英几乎不识字,个性贪婪粗鄙,但风尘女子人情练达,待人接物手腕非凡,恰恰补足陈济棠不懂为人处世的缺点。迎娶莫漱英后,陈济棠时来运转,飞黄腾达,10年内由上尉连长升到上将总指挥。
平生迷信的陈济棠,认为他的功业来自莫漱英“福夫旺子”的气运,民间更传说“莫五姑”脚踏七粒红痣,旺夫大贵。只是莫漱英贪欲不改,助长贪腐风气,也消磨了陈济棠的改革决心。1936年6月,陈济棠起兵反蒋,部下却离心离德。南天霸业烟消云散,陈济棠仓惶出逃香港,对莫漱英却仍痴情不悔。
1941年12月,日军攻占香港,急寻当时寓居香港的陈济棠。在这关键时刻,莫漱英大义凛然,敦促陈济棠做出正确选择。莫漱英的帮夫运,虽然使陈济棠成败相继,最终却保全了丈夫的一生名节,更对抗日战争做出贡献。
“一身土佬气”
陈济棠成长于防城偏僻乡间,6岁入学,只能在私塾读经。读到17岁,清廷废科举,十余年刻苦勤学,一夕化为乌有,只好离开家乡,远赴百余里外就读防城两等小学。17岁的高龄“小学生”,处处心酸,陈济棠不到一年就放弃了学业,投笔从戎。
“八岁知悲母早凋,黄昏门外望云遥,爷询稚子何游戏,强答摸鱼慰寂寥。”早年教育的挫折使陈济棠个性孤傲而内向。而他8岁丧母,受到严重创伤,为人处世更流入偏激极端。广东军界一向浑浊,军官骄奢淫逸,早上打仗,晚上到高档豪华游船“紫洞艇”吃喝嫖赌。士兵普遍抽大烟,酷嗜赌搏,大军驻处,一片“番摊”大烟馆。陈济棠持身端正,吃喝嫖赌一样不沾,而且常教训同僚,甚至讽刺长官,处处不受欢迎。
1913年,陈济棠由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毕业,下部队第一份工作是琼崖督办公署的中尉差遣员。陈济棠自称“待遇颇优”,却大闹意气,鄙视长官同僚吸,共有烟枪十余枝,认为不足以言革命”,愤然辞职。其后积极参加讨袁起义,屡受挫折。讨袁结束后,陈济棠得到一份少校副官工作,又看不惯处长辱待夫役,愤然控告上级,自己也丢了工作,赋闲半年。幸得同学援引,谋得一个连长职务,率部绥靖儒洞圩,重新进入军界。
儒洞圩剿匪是陈济棠生平第一次独当一面,不但作战,更兼管地方行政。只是当时的地方官常在烟榻上处理政务,陈济棠自命清高,本应一败涂地。但他迎娶莫漱英后,为人处世顿时开了窍。绥抚儒洞圩仅短短6个月,不但平定匪患,更使地方建设飞跃进步,“兴办学校,启导民智,整顿警察,训练民团绥靖地方,开辟交通以利民行,改良儒洞市政。一时政风丕变,人民称道不已。”
陈济棠于儒洞圩的表现引起军界瞩目,迅速擢升营长。陈济棠的老师邓铿组建粤军第1师,以师生之谊延揽,依为心腹,擢升团长。只是他刚升官,“病”再次发作。1922年,陈济棠受粤军宿将熊略指挥。熊略以豪奢著称,有专用紫洞艇“珠江一号”,“装置精美,可乘百数十人,有楼房,有宽敞客厅,有地毯水厕,以及中西厨师等。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时常邀请团长以上将领饮宴”。
熊略与陈济棠有师生之谊,专程造访,陈济棠却酸言酸语,在熊略面前指桑骂槐:“就军队干部言,革命前途可谓毫无希望。如八旗会馆内,有不少高级军官,穿着制服流连于嫖赌,实感不成事体。”搭着“珠江一号”来访的熊略倍感难堪。他劝导陈济棠,“汝有所不知,此乃普通之社交应酬而已”。陈济棠却完全不给上级颜面,“就革命立场言,何贵乎有此社交”。
陈济棠不但口头唱高调,更要付诸行动。陈炯明开不出军饷,通令各军“自筹伙食”。当时粤军运烟土开赌场,黑钱滚滚,习以为常,陈济棠却坚持不开赌,下令全体士兵改喝粥,军官扣饷,校官以上扣一个月,尉官扣半个月。1923年陈炯明败走,回粤,依然发不出饷,只好分划防区,让各部队自行征税开捐。原打算以富庶要埠梧州为陈济棠的防区,但陈济棠一口拒绝,毫不客气地当面批评,“革命者不可有地盘思想,否则有碍革命之进展,以后请勿轻允谁先攻下某地即给某地与谁驻防”。
当时广东军界有两位自命清高的将领,一是在“紫洞艇”欢宴上埋头看书的,一是放言批评长官同僚生活腐化的陈济棠。两人在广东军界都是格格不入的异类,但却破格提拔,以为军官学校校长,又升陈济棠为旅长,担任自己的警卫。陈济棠擅于练兵,作战也是骁勇过人。1923年江西督军方本仁兴师攻粤,陈济棠亲上火线,拿地图对参谋长口述命令,参谋长就在他面前中弹阵亡。打仗不怕死,粤军无人敢轻视。
陈济棠的人品更得到元老的好感。掌管财政的廖仲恺特别照应陈济棠,与胡汉民亲如一家的古应芬则为他张开政治保护伞。元老马超俊批评陈济棠土头土脑,“一身土佬气”,但这土佬却土得可靠。“望之似愚不可及,才识虽略逊于陈铭枢等人,但操守扎实可靠。外鹜心少,安份听命。”
老同志大多愿意照顾陈济棠。但当陈济棠被推上独当一面的风口浪尖,“土佬气”反而成为致命缺点。
“治粤三部曲”下的堕落
1929年3月,扣留主持广东军政的第8路军总指挥李济琛。他召集粤籍元老,咨询继任人选。广东省建设厅厅长马超俊即席点评粤中将领,时任广东省主席的陈铭枢“言不顾行,行不顾言,意志欠坚定,认识不彻底”;第11军军长蒋光鼐“体不副气,精神萎靡,魄力不足以御众,难胜方面重寄”;驻军东江的徐景唐“刚愎自用,独断专横”。放眼粤中诸将,只有陈济棠“赋性纯厚,向善有心”,堪当重任。
同意推荐,以陈济棠继任第8路军总指挥,主持广东军务。陈济棠走马上任第一炮,就展现“土佬”傻气。他发现前任每月家庭开销直接在总部公款内支取,大不以为然,下令“不准家中直接向总部支取家用”。
水至清则无鱼。陈济棠当军长师长时,李济琛、胡汉民等对他格外照应,拨足军饷,固然可以清刚自励。但独当一面,如果断了部属财路,地位不可能长久。
就在这关键时刻,莫漱英展现了威力。一天,莫漱英派勤务兵向管庶务的第8路军副官处处长王仁荣取款1000元,王仁荣不敢做主,向陈济棠请示。陈济棠正在会客,拉不下脸,只好打顿官腔,批示不准。莫漱英大发雌威,次日王仁荣即被撤职。
以道德观点而言,莫漱英的贪婪固不足取,但当时广东军政界原本就贪腐当道,高谈澄清吏治,可能刺激成变。王仁荣饮恨下台,让陈济棠的部下吃了定心丸。果然,陈济棠并不整肃军风,反而大开财路。粤军宿将李洁之回忆道:
“陈济棠为了笼络部属,竟一面允许中上级军官尽量介绍自己的亲友,分派到民政、财政等机关,去担任县长、局长、秘书、科长等职务。一面又闭着眼睛,任由各师、旅、团、营长等,在当地包庇烟赌。甚至勾结商人公开贩卖也不加干涉,以便大家都升官发财,皆大欢喜,从而使人认为他确是宽厚待人,来巩固他的封建军事势力。”
陈济棠早年不谋份外之财,家境困窘。莫漱英洗尽铅华,缝鞋补贴家用,变卖首饰供陈济棠应酬,贤淑认份。但陈济棠升任团长,家中渐有余财,莫漱英却展现出贪婪一面。陈济棠让妻子管钱,莫漱英却到澳门大赌数日,将积蓄全部输光。陈济棠一怒之下,将莫漱英休弃,但不久爱念复炽,赔礼迎回。久而久之,陈济棠渐渐放下操守坚持,和光同尘。
陈济棠的下一步是积极建设广东。他出身偏远农村,深知民间疾苦,胸怀济世宏略。他的“治粤三部曲”,第一步是使人人“有得食”,肃清地方,恢复民生,使老百姓能得温饱;第二步是使人人“食得饱”,兴办农田水利增加农产,又大办工业,发达交通,制造就业机会,农工商欣欣向荣;第三步是使人人“食得好”,他整理混乱了20年的广东货币,推出信用坚实的毫洋券,物价平稳,物产兴旺。他晚年回忆治粤,最得意的并不是打败粤中群雄的赫赫军功,而是广东老百姓能食得好:
“一担(一百斤)油粘米,不过卖四元至六元毫洋;一斤猪肉,不过两三毫子;一斤鱼,只是一毫多钱;一斤蔬菜,只卖三几个仙(铜元);一斤花生油,只卖一两毫;一担(一百斤)西瓜,才卖四、五毫至一元……一个人只用四、五元小洋,便可以过一个月的生活。治安最好,社会最安定,人人都能安居乐业。”
陈济棠开创了民初广东最安乐稳定的黄金时期,本人却快速堕落。他在新办的各种实业入股,积累起千万家私,莫漱英也抓紧机会大捞特捞。1935年,莫漱英于“羊城八景”的荔湾涌西岸(今荔湾湖公园)建立高档,不立招牌,内设赌场,作为卖官鬻爵的论价市场。曾为亲戚谋职的柳蔼人回忆,一个县长缺开价3万港币,“一切介绍等费包括在内,任期为六个月以上至十个月,言明如在任内犯重大错误而遭到撤职,不在此限。”于赌场之外,莫漱英又以其侄莫嘉谋卖官。
陈济棠的家产多由莫漱英经理。莫漱英在故乡茂名与钦县防城大量买田,田契装满四口大皮箱。又在香港广置地产,“有98个租簿收租”。粤人常误称莫漱英之名为秀英,九龙旺角界限街上陈家房产众多,得到“秀英街”雅号。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渐渐地,陈济棠治下,贪污习以为常,官员人人做生意。军官每天换三套衣服,军营穿军服、谈生意穿西装、晚上逍遥声色犬马则换绸衫。
陈济棠重私谊乡情,政策易受亲信与家人影响。粤政于1936年达到“食得好”的极盛期,陈济棠最亲信的胞兄陈维周乘机大吹星相之说,宣称气运已尽,鼓励陈济棠起兵反蒋,长住广州的李宗仁更大力帮腔。陈济棠与莫漱英异常迷信,落入彀中,打起抗日大旗起兵反蒋。只是“两广”力量不足,陈济棠竟暗中与日本合作,粤军将领群情激愤,纷纷效顺中央,陈济棠与莫漱英只得仓皇出逃香港。
下野消沉的陈济棠出洋远游欧洲,香港杂务则由莫漱英料理。1937年7月抗战军兴,陈济棠回国共赴国难,得到的谅解。原本希望陈济棠再次统兵,但陈济棠却心灰意冷,因为爱妻莫漱英病倒了。
“怕看明月再团圆”
陈济棠与莫漱英异常恩爱,于20年内生养了11个儿女。频繁生育伤害了莫漱英的健康,她罹患严重肾结石,只能寓港治疗。
提议陈济棠再次统兵时,香港传来莫漱英肾病加重的急报,陈济棠急于探病,拒不担任实际职务。再三敦促,陈济棠却说出不惜以自杀明志的重话,只好给予以国府委员闲职。陈济棠就职后马上觅得名医,飞到香港为莫漱英开刀,见爱妻健康转佳,才放心回重庆,东山再起。
1940年3月,陈济棠出长农林部。他雄心万丈,拟定施政计划,亲自兼任最有兴趣的垦务总局局长,准备大干一场。由他亲自督导的大后方屯垦,一年间收容近2万难民,他甚至从香港空运鱼苗,准备发展养殖鱼业。但陈济棠只干了4个月,香港又传来莫漱英肾结石引发尿毒症的消息。陈济棠在重庆用专机送名医到香港,于港岛养和医院再次开刀,却因病况恶化,割除右肾。陈济棠大惊,紧急告假直飞香港。医师却告诉他“人事药物俱已用尽,无法挽回”,暗示为莫漱英准备后事。
陈济棠慌了,听到消息的一刻,他连夜由港岛渡海,回到九龙的公馆,跪在祖宗牌位前祷告。并于神前许下重愿,愿意每天叩头一百次,求菩萨拯救爱妻。莫漱英的密友何予珍,亲眼见到陈济棠救妻的虔诚:有一天时将破晓,莫漱英躺在床上抽,我靠在沙发上假寐。透过稀疏的竹帘,看见阳台上有一个人一起一伏,喃喃作声。我仔细一看,才认出是陈济棠。他正向天膜拜,连续跪拜达百次之多。后来我见他天天如此,从不间断……谁能设想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军阀,竟会做出这样的蠢事。”
为了照顾莫漱英,陈济棠连事业都不要了。他呈请辞职,坚持不准。正在电报争执时,日本进攻香港。陈济棠急带莫漱英离开医院避难。日军有意以陈济棠领导伪军,于港岛挨家挨户搜找。当时汪伪政府缺乏有力的军事统帅,军事迟迟无法展开局面,陈济棠若下海领导伪军,将严重冲击对日抗战。
陈济棠不愿投降,规划逃出香港。但爱妻病危,却又迟迟不忍割舍。就在这彷徨时刻,莫漱英竟主动劝告陈济棠以国家为重,应该毅然抛下妻女,化装出逃:“日寇欲得子以为傀儡者,必甚于他人。子一生革命历史,将何以自保?晚节将何以自全?”
莫漱英的大义凛然说服了陈济棠。他泪别妻女,只身出逃。莫漱英则寄居于义母胡汉民夫人陈淑子家中。但日军搜查日紧,莫漱英不愿沦入敌手,影响陈济棠的抗敌意志,4个月前医师公认药石罔效的病人,居然撑起刚开刀的身体,带着一对稚龄儿女乘船出逃,途中遇海盗洗劫。登陆后沿途乞食,夜铺稻草,席地而眠,足足步行三日才逃出生天,与陈济棠团聚。
陈济棠脱险后回到重庆,以免为日伪利用,莫漱英则就近回茂名老家休养,`一对爱侣又被拆散。直到抗战胜利,陈济棠宣慰广东,才与爱妻团聚。此时医界有新药,陈济棠急切尝试,结果造成激烈的负作用。1947年2月莫漱英去世,陈济棠哀痛逾恒。挚友区芳浦劝他写诗排解,陈济棠居然在一年之中,吟成一千数百首悼亡诗,平均每天写三至四首。
有意再次起用陈济棠,但陈济棠心灰意冷,拒绝一切职务,每两天必到莫漱英灵前凭吊。而莫漱英亦似乎仍神奇地继续护持丈夫。平时常代陈济棠照料莫漱英棺柩的邻居冯叔勤新寡,面貌神似莫漱英。陈济棠日久生情,迎娶冯叔勤,人生重燃生机。
“前因误证三生石,恩爱如何竟弃捐。愁绪一团抽不尽,怕看明月再团圆。”
1949年,陈济棠选定驻军粤南时常与莫漱英游玩的湛江狮子岭安葬爱妻,并预留一穴于侧,准备他日合葬。1954年,陈济棠于台北骤逝,卜葬台北丹凤山。1993年移葬狮子岭,一对爱侣终于跨越离乱,再次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