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安宁(陈安宁简介)

人事 | 福特中国总裁兼CEO陈安宁决定退休，吴胜波3月1日起接棒

文：懂车帝原创 常思玥

[懂车帝原创 行业] 2月24日，福特中国宣布，福特中国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陈安宁决定退休，现任福特中国董事总经理兼首席运营官吴胜波先生将自3月1日起正式接任福特中国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向福特汽车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吉姆∙法利（Jim Farley）汇报。

福特中国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陈安宁

据了解，在卸任福特中国的职务后，陈安宁将参与有关提福特全球战略竞争力和业务增长的项目，并继续向吉姆∙法利汇报。陈安宁将于今年10月1日正式退休，从而结束在福特汽车公司累计超过20年的职业生涯。

2018年，陈安宁时隔9年后再次加入福特汽车公司，担任福特中国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在重返福特汽车之前，陈安宁曾担任奇瑞汽车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奇瑞捷豹路虎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9年4月初，陈安宁宣布了“福特中国2.0”战略

2019年4月初，陈安宁宣布了“福特中国2.0”战略，其中提出了在“福特中国产品330计划”：未来3年推出超过30款新产品。此外，过去几年中，福特中国也成功推进了林肯品牌的国产化，快速推出了多款国产林肯品牌SUV车型，实现了品牌快速且持续的增长。

“我很荣幸能够领导福特中国的业务，也为公司在华业务转型所取得的进展而感到自豪。”陈安宁表示，“现在是时候将这一重任交到吴胜波先生手中，并祝愿他继续带领团队为客户和业务伙伴创造更多价值。”

吴胜波即将出任福特中国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接棒”陈安宁的吴胜波，于2022年10月加入福特中国，担任董事总经理兼首席运营官，负责工程、生产制造、质量和采购等业务，同时全面负责管理福特中国商用车事业部。

在加盟福特之前，吴胜波曾担任惠而浦公司亚太区总裁和全球执行委员会成员。此外，吴胜波还曾在多个行业的几家大型跨国公司担任亚洲区的运营高管，包括担任欧司朗公司亚太区业务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霍尼韦尔过程控制部副总裁兼大中国区总经理。吴胜波还曾在通用电气任职。

从教育经历来看，吴胜波拥有清华大学热能工程学士学位，以及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和德弗里大学凯勒管理学院的机械工程和信息管理硕士学位。

福特汽车CEO吉姆·法利

吉姆∙法利认为：“吴胜波是一位出色的领导者，拥有丰富的跨行业管理经验，这对于我们加速振兴福特中国业务来说是非常宝贵的。”

根据此前公布的资料，福特中国在2023年将继续坚定推进Ford+计划，全面加快“福特中国2.0”业务转型，实现更多标志性车型产品的更新迭代，对于福特在中国的后续进展，懂车帝也将保持关注。

陈安宁：没有关于F-150国产的确定计划​

撰文｜周长贤 编辑｜匡吉

陈安宁从林肯的发布会上匆匆赶来，蓝色西装上还别着林肯胸针，甫一落定，他就拿在座媒体的铭牌打起趣来：你是出行百人会，就叫周百人，你是中国青年报，就叫王青年。

车展媒体日，与车企老总们一样，媒体人也是连轴转，在不同展台、采访间奔忙。时间紧迫，每位媒体人都恨不得第一个提问，抛出自己深思熟虑的问题，得到答复后，再奔赴下一个战场。

虽然人来人往，如同他的名字一样，陈安宁仍安之若素，语速缓慢，字斟句酌地回答每一个问题。

两年前，在履新半年后，陈安宁为业绩连年下滑的福特中国开出了一方解药：“福特中国2.0”计划。该计划的核心，就是“更福特、更中国”。

他认为，福特是一家有百年历史的全球工业化巨头，所积累的有关技术、流程、人才、全球体系能力等等很多优势可称之为“更福特”，这是福特的强项。

“更中国”则是指中国近些年发展与消费升级带来的市场优势，以及福特在华深耕多年，形成的本土资源优势，和对中国客户需求变化的深刻洞察——最主要表现为智能化升级的趋势。

围绕这个核心，“福特中国2.0”聚焦在“五大计划”——产品、科技、战略合作伙伴、创新和本土人才，以及 “四大中心”的建设——创新中心、设计中心、产品中心和新能源车中心。

毫无疑问，“更福特，更中国”的结合，为福特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机会和优势。

陈安宁表示，“五大计划”和“四大中心”都在按质按量的推进，并开始显现成效：产品投放提速，产品结构优化升级，核心业务已经快速复苏。

以“产品计划”为例，上海车展福特品牌的展台亮相了三款全新车型，加上林肯品牌，一共是四款全新车型。

福特的新车包括全球首秀的福特EVOS——全新高端中大型SUV，Mustang Mach-E，还有中大型家庭SUV福特领裕的五座版和七座版。林肯品牌则展示了借助全球实力开发的，针对中国市场的中高级豪华家轿量产概念车——林肯Zephyr Reflection，由此提前实现了“三年推出三款国产新车”的承诺。

除此之外，福特还推出了升级的全新智能科技架构：全新的SYNC+ 2.0智行互联系统，融合了百度AI技术和国内互联网应用生态，将在福特EVOS上搭载；BlueCruise主动驾驶辅助功能，是福特全球首款支持“解放双手”的L2级以上驾驶辅助功能；福特智能互联全网架构（FNV）等。

在核心业务方面，福特中国的表现也可圈可点。

一方面，锐际、锐界和探险者带动福特中高端SUV的销量占比大幅度上升，加上新蒙迪欧和金牛座的良好表现，中高端车型已占福特全国销售服务机构（NDSD）销量主力的一半以上。而福特品牌车型在15万-40万价格区间的销量大幅度增加。

另一方面，福特、林肯、长安福特和江铃福特的经销商的财务盈利和健康水平大幅度提升，75%以上的福特品牌经销商门店都实现了盈利，平均都是正的ROI回报率。

数据显示，在过去的四个季度里，福特中国的销售业绩保持连续同比正增长。但陈安宁认为，这还远远不够，作为一个国际品牌，福特品牌的影响力需要更大幅度的提升和进步。

比如，从整体品牌的市占率和销量来说，福特中国还有很大的空间。在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福特中国2.0”的全面布局之后，现在将进入全面发力的阶段，以尽快实现振兴计划。

在关注自身业务的同时，陈安宁还注意到2019年之后中国汽车消费市场出现的很多变数。

第一个变数，是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对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和行业发展趋势带来了很多变化，比如网联化、数字化、高端化。

“现在人们对电动化车型的需求更快更迅猛，中国政府对于充电设施和新能源车的基础投入也更大了，这为我们带来了机遇，也是挑战。”

另一个变数，是由于疫情及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对全球产业链造成的冲击，比如现在全球汽车行业经历的芯片短缺。陈安宁认为，“这些不确定因素使所有人面临的挑战是一样的，假如能应对地好，也是机遇。”

“去年福特和林肯抓住了疫情带来的机会，为客户、经销商做出了比预期更大的贡献。今年，不管面对疫情还是其它不确定性因素，都要怀着应对如常的心态，将重心放在发掘新业务的增长点。”

除了近期目标，陈安宁还为福特树立了一个中长期目标：立足长远，力争早日重返汽车市场的主流行列，树立福特自身的竞争优势，成为产业变革引领者。

福特汽车公司集团副总裁、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兼CEO 陈安宁

媒体：为什么Mustang Mach-E选择比亚迪作为电池供应商，却不用安全性更好的刀片电池或磷酸铁锂电池?

陈安宁：福特在中国有多家电池供应商伙伴，准备逐步建立起强强联合的、长期的电池供应体系。目前电池的技术方向很多，比如说磷酸铁锂、固态电池等等。比亚迪是我们在Mustang Mach-E车型选择的合作供货伙伴。福特在全球还有其他的供应商，如LG、松下等。福特将根据车型和未来的布局，选择最合适的电池供应商。

比亚迪是全球领先的电池研发和生产企业，拥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和行业领先的电池技术优势。我们双方在电动车的技术和生产方面有很多共识，如在流程方面，包括质量保证的流程、回收的流程、客户体验的流程等，这些共识促成了双方的合作。我们合作的考虑是既要保持技术的领先、具有竞争力的行驶里程，同时也不会给消费者增加太多的购车成本。

媒体：芯片短缺造成了福特的美国部分工厂生产受到影响，对福特中国会有哪些影响？

陈安宁：芯片短缺对包括福特在内的全球汽车产业都有影响，并影响到正常生产。受影响的程度和企业的管理能力等方面有关。

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全球汽车行业要和芯片行业一起评估，芯片的影响真正要持续多长时间。最初大家认为会很快过去，但是实际上这些暴露出的问题只是一个导火索，后面还有很多更深层次的事情。

据我的理解，现在芯片短缺并不是只针对汽车行业的。今后几年，在全球供应链格局的变革当中会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新常态。目前，我们正在与供应商紧密合作，根据市场需求动态调整生产计划，共同应对全球半导体短缺对生产带来的影响。

媒体：在豪华品牌当中，除了特斯拉、蔚来、红旗，林肯是唯一一个市场份额增加的，林肯做对了什么？抓住了哪些机会？还会做些什么？

陈安宁：林肯抓住的机会也是很明确的趋势，第一个趋势是中国的消费升级，并且，林肯坚持美式豪华的定位、坚持“林肯之道”、坚持价值营销。同样，福特的机会也是受益于消费升级，客户能够找到细分的适合的产品，不管是大型的SUV还是Mustang Mach-E，都是大家在消费升级当中能够找到的比较好的品牌和产品归属，大家信任福特。

第二个趋势是智能化。福特是外资企业当中率先和百度这样的企业合作的，这些企业原来和车厂没有合作经验，福特是比较先锋的。现在福特所有的新车型都搭载了SYNC+智行信息娱乐系统，和中国互联网的生态链，比如饿了么，都直接打通。智能化和消费升级是我们认为必须要抓住的机遇。

下一步的趋势是电气化。福特电气化战略路径和别人是不一样的，包括Mustang Mach-E和未来的车型。福特还是要以消费者需求为中心，不是因为想做电动车，就去做一个新品牌，然后搞一个独立的事业部，然后融资或者是上市。

当然，要是按照近五年智能电动车在中国的发展来看，福特的压力也很大。但福特电气化的目标不是跟随，而是引领。福特做电动车还是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和强项，一定是有个性，有独特体验的，这是我们领先的地方，我们会引领发展。

我们的强项，第一个就是用户可信赖的口碑，传奇性的车型。当我们把福特百年传承下来的先锋创新的企业精神加上传奇性的车型，再结合我们的电气化的技术和智能化的体验，四合一的组合是其他企业难以做到的，特别是新创企业难以做到的。

比如说，谁有Mustang这样的文化和传奇车型？我们在美国的皮卡车型王者地位，有几家有？现在我们把F-150也要做成全电动的，这样的组合所产生的化学反应谁可以复制？

媒体：在技术和创新能力上，福特是落后于人，还是蓄势待发？在市值上，福特还能和特斯拉有一拼吗？

陈安宁：福特汽车在全球范围内对电气化和自动驾驶等领域已经投入了巨额资金，假如按照资金投入量衡量，绝对大于新造车企业，大于他们投入的很多倍。另外，我对福特的技术优势还是有信心的，若说蓄势待发也可以。一个初创企业能一下子做到福特多年的技术积累和领先吗？这个可能性不存在的。

关于市值的问题，现在行业处于变革的时代，五年内我认为什么情况都可能出现，可能会见分晓。更多的企业做电动车，可以加速产业的转变，但是最后真正能有多少企业活下来是个未知。一般来说，成功的数量一定远远小于失败的数量。做创新和做实业是有一定规律的，基本规律首先就是真正以客户为中心。不管市值低还是高，关键是不是真正把客户放在上帝的位置上。

媒体：资本市场也反映了对企业的信心。

陈安宁：我不认为那是对一个企业的信心，而是资本市场对汽车产业变革的信心。以前互联网泡沫的时代，倒下的巨头很多，但互联网产业是成功的。电动车行业也是如此。

媒体：福特中国对长安福特和江铃福特在车型分配上采用什么样的原则？最近有消息说F-150要引进国产，确定了吗？

陈安宁：没有关于F-150国产的确定计划。但我认为皮卡在中国是有发展前景的。江铃福特生产的车型更注重商用，以及一些真正的越野SUV和皮卡，客货混用的场景更多一些。当然现在每个企业都有一些乘用车，但是并没有原则上的改变。长安福特和江铃福特作为合资伙伴，对于福特都很重要，但它们的定位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不存在竞争关系，而是互补关系。

媒体：有关全国销售服务机构（NDSD），现在的职责范围有什么样的变化？

陈安宁：我觉得和两年前相比，变化不是很大，而是更加成熟。NDSD在产品、技术、客户体验、平台发展的统一规划方面，起到很大作用。今年是福特中国、长安福特和江铃福特首次联袂以统一的形象参展。现在福特中国的业务单元有很多、包括两个合资厂，但是从技术到产品、品牌和客户体验，都是形象统一的。这方面NDSD起的作用是巨大的。

同济德籍女医生上央视啦！为中德共同抗疫架沟通之桥

楚天都市报5月6日讯（记者李曼英 通讯员童萱）张思丽雅，一位德国放射科医生，她的丈夫，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骨科医生。几年前，为了追随丈夫，她远离家乡，来到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成为该院国际交流办的一名职工，负责中外交流，特别是外籍病人的医疗工作。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她积极奔走，筹集物资、分享抗疫经验，在中国和德国之间架起了合作抗疫的桥梁。5月6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报道了张思丽雅的抗疫故事，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1月21日，张思丽雅从德国返回武汉。1月23日，武汉“封城”关闭了离汉通道，张思丽雅负责在德国驻华大使馆、中国政府之间做一些撤侨的协调工作，送走了120多名同胞后，她选择了留在武汉。“我的家现在在武汉，武汉有我的同事、朋友，我还能做一些事情。另外，我对武汉有信心，这里很安全。”

疫情初期，武汉医疗物资紧缺，虽然被隔离在家，但是张思丽雅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与德国政府和德中医学协会联系，协调对华捐赠事宜，在她的协调帮助下，德国红十字会及政府先后向湖北捐赠了14.7吨医疗物资，包括防护服、口罩、护目镜等，支援武汉医院。由于两国之间的时差，张思丽雅说自己那段时间是“不睡觉的人”，每天白天和黑夜都在打电话，就是想帮病人。她说，武汉人都是英雄，自己做的是对的。

张思丽雅（央视新闻频道新闻截图）

由于中德时差及各类物资手续问题，张思丽雅和同事在德方专机起飞前，连续几夜准备各类文件、德文翻译件，并不断通过电子邮件告知德方，武汉所需防疫物品的规格和相关文书等，确保一切妥当。第一批援助物资于2月1日安全到达武汉同济医院等主要抗疫医院。

除了筹集物资外，每天，张思丽雅还会接到武汉外籍人士的各种电话咨询。特殊时期，她从医生的角度给这些外籍人士提供了全面的知识普及和及时的心理疏导，给予他们医疗帮助。一天夜里凌晨3点，一位德籍男士8个月大的孩子出现咳嗽症状，焦急地打电话给思丽雅，思丽雅耐心地询问病情后，判断患儿当时并不需要到医院治疗，沟通了1小时后，她安抚好患儿家属，并在第二天及时回访确认患儿病情好转。

随着武汉疫情转好，全球疫情爆发。张思丽雅心系家乡，接受了德国媒体的采访，将自己在武汉的所见所闻、真实的信息在第一时间传递给德国的前同事、医疗机构的专家，还有普通民众，提醒做好防护。“封城的效果很好，戴口罩、做好防护是非常重要的。”

作为一名德国医生，又在武汉医院工作，张思丽雅的前同事经常会咨询她一些关于重症新冠患者救治的问题。同时，作为中德-德中医学协会的联络人之一，她也收到了来自德中医学协会会员德国多家医院、医学院的请求，希望能够通过中德医学协会，了解中国同济医院的救治方案。

据了解，中德医学协会和德中医学协会成立于1984年，是由同济医院裘法祖院士与德国医学专家共同发起成立的，办事机构就设在同济医院。三十多年来，协会每年召开一次学术年会，中国一次，德国一次，交替举办，极大地增进了中德医学交流与中德间的友谊。中德友好医院于2018年10月正式挂牌于同济医院光谷院区，是中国首家中德友好医院。2018年12月，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在北京德国驻华大使馆接见了中德医学协会会长陈安民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学院附属同济医院院长王伟，寄语同济医院“打造中德交流标杆”。2019年7月，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同济医院，点赞同济医院强大的病人服务能力。

作为武汉市收治新冠肺炎重症、危重症患者最多的医院，同济医院专家组积累了丰富的救治经验，在张思丽雅的协调组织下，同济专家团多次视频连线德国耶拿大学、德国拜罗伊特大学、德中医学协会等，线上分享抗疫经验，还直接将新冠肺炎医疗救治手册（德语版）打包分享给德国同行，20多家德国医院收到了“同济方案”，对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抗击疫情起到了重要帮助作用。

“抗击疫情是全人类共同的目标，武汉已经复工复产，未来世界会越来越好。”这是张思丽雅的抗疫心愿。

裘法祖：治病救人春风育人

裘法祖在查阅资料。资料图片

“做人要知足，做事要知不足，做学问要不知足。”这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名誉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医学家裘法祖先生在世时给学生的教诲，更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济世救人医者心

1936年，20多岁的裘法祖告别家人，赴德国学医。焚膏继晷磨砺医术的他，很快获得了慕尼黑大学博士学位。后来，他进入都尔市市立医院工作，并担任外科主任。

“1945年抗战胜利了，怀着一股爱国热忱，我决定回到祖国工作。”在入党申请书中，裘法祖这样写。1946年10月，他毅然舍弃了国外豪车别墅的优裕生活，带着德国妻子回到了祖国，全身心投入医学事业。

让医学归于大众，把技术贡献给人民。

1951年，裘法祖以外科医生的身份参加了第一批抗美援朝医疗队。在前线的工作使他认识到，中国开始像巨人一样地站立起来了。

1965年起，他数次参加农村巡回医疗，到麻风病村为麻风病人治病。送医下乡，让他懂得“什么是生活的方向，应该怎么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李培根院士回忆，20世纪70年代，他下乡到湖北省嘉鱼县，一位村民问他可不可以找裘先生看病。他试着提了一次，没想到裘先生着急地说：“你叫他立即来找我。”后来那个村民得到了裘先生的诊疗。

在从医的60多年里，裘法祖率先在国内提出把大外科分为普通外科、骨科、胸心外科等。他主持创建了我国最早的机构——原同济医科大学研究所，并组建了中华医学会分会。裘法祖“稳、准、轻、细、快”的高超技术被公誉为“裘氏手术”，并改进新术式不下数十种，挽救了无数患者的生命。

言传身教师者心

“德不近佛者不可以为医，才不近仙者不可以为医。”裘法祖常常告诫学生，医术不论高低，医德最重要。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原院长陈安民回忆，裘老查房时，我们这些负责主诉病情的年轻医生最紧张了，如果对病人病情了解不准、回答不出问题，裘老一定会狠狠批评。

对于青年医师，裘法祖主张“大胆放手、具体指导、严格要求”。他向学生强调医生要做到“三会”“三知”：手术要会做、经验要会写、上课要会讲；做人要知足，做事要知不足，做学问要不知足。

关于科研成果的署名，裘法祖从不认为自己名字放在学生之后就没“面子”；相反，自己名字放在学生前面，那才丢脸，因为那是欺世盗名的事。

2001年8月，武汉市年度科技进步奖公布，排一等奖之首的是《体外培育牛黄》。在该项目的完成人员中，裘法祖院士排在第二。原本裘法祖坚持不让署自己名字，虽然他做了很多工作。在学生蔡红娇的一再坚持下，他才同意署名第二完成人。

为普及医学知识，培养医学人才，他创办《大众医学》杂志，将自己总结出的一整套操作方法推广出去；他主持编写了以五年制医学教材为主体的50多种医学教材，现在医学教育仍在使用；在90岁高龄时，他拿出毕生奖金设立了“裘法祖普通外科医学青年基金”……

在众多的荣誉与光环中，裘法祖始终觉得“医德风范终身奖”的分量最重。因为在他看来，做医生不难，做好医生很难，永远做好医生就更难。

（本报记者 夏静 张锐）

顶级三甲医院骗保案揭开冰山一角，骨科医生的黑白人生

从年轻时被带入“回扣”的泥淖，他们等待“下车”的机会

图/视觉中国

文 | 《财经》记者 辛颖 凌馨 王晓

编辑 | 王小

2022年“五一”假期刚过，位于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下称“武汉同济医院”）挂号平台显示，骨科专家号和普通号全部显示“停诊”，患者看病可以选择义诊，挂号费0元。

“义诊上线和骨科医保停用基本在同一天。”一位当地知情人士分析，这或是武汉同济医院想挽回一点口碑。

武汉同济医院刚刚因欺保被处罚。4月20日国家医保局发文，同济医院在2017年1月—2020年9月期间通过串换、虚记骨科高值医用耗材，骗取医保基金2334万余元，目前被处罚金5900万余元，同时被暂停骨科8个月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医药服务

武汉同济医院被查，源于医保部门收到举报。上述知情人士向《财经∙大健康》透露，举报人已多次递交材料，举报的是某骨科供应商和医生的违规行为，其中牵涉到骗保的细节。

在飞行检查中，国家医保局还发现，武汉同济医院2021年其他医疗行为涉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9107.41万元，正进一步核实处理。

武汉同济医院是国家卫健委直属的44家三甲医院之一，连续十年位列全国公立医院排行前十。

上一次同属“国家队”的医院被查骗保，是中南大学湘雅二院，在2019年缴纳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及罚金共计3359万余元。当时虽未暂停其医保结算资质，但4名院级领导及违规科室的15名中层干部受都到处分。

目前，武汉同济医院尚未有公开的人事调整信息，现任院长刘继红2021年2月上任，此前任该院副院长，兼任光谷院区院长，分管财务、国有资产管理和医疗保险工作。

“很多违法行为得以曝光，都是供应商和医院之间的利益纠纷后举报所致，供应商在医院多有利益关联者，同一个科室内也藏不住秘密，因此这种举报，一查一个准。”陕西省山阳县卫健局原副局长徐毓才介绍，像骨科这样多用利润空间大的高值耗材科室，牟利者多，更易出现违法行为。

打击欺保专项整治行动已进入第四个年头，此次武汉同济医院骨科骗保案件，无论从医院级别、骗保金额、骗保手段、处罚力度在公立医院案件中当属典型。

武汉同济医院2022年部门预算表显示，预计当年该院总收入139亿余元。相比之下，此番因骨科骗保被罚的5900余万元，平均估算不到医院两天的收入。

然而，作为中南地区重要的核心医院，武汉同济医院骨科在暂停医保结算的8个月中，外地转诊患者将大量减少。

4月23日，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医保局官微发布信息，为确保参保群众的正常待遇享受不受影响，经县医保局研究决定：即日起暂停武汉同济医院骨科转诊转院，恢复日期以处罚结束时间为准。荆州市沙河区发布了同样的信息，但随后删除。

骨科在各大医院向来都是创收的主力科室。这次来自医保的处罚，将使武汉同济医院骨科的收入受到不小的冲击。

一位湖北地方官员以“家丑不可外扬”而婉拒了《财经·大健康》的采访。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相比罚款，武汉同济医院难以拾起得是名声的折损。

武汉同济医院的主院区位于武汉市中心——热闹繁华的汉口区解放大道1095号。这座拥有122年历史的医院，在1955年整体从上海搬迁至“九省通衢”的武汉市，时任同济医院院长林竟成顶着“大多数教职员工的不理解”而组织迁址，就是响应中央号召，支援提升中南地区医疗水平。

不负众望，如今每年都有大量的患者从河南、湖南、江西、广西、广东等地，慕名来到武汉同济求医。根据《看医界》公布的数据，武汉同济医院2019年门诊量为632.81万人次，比更知名的北京协和医院年门诊量434万人次，还要高出一大截。

“从门诊和住院患者来看，本地和外地患者加在一起，我们已经恢复到疫前水平的80%。”武汉同济医院门诊办公室主任李刚曾对《长江日报》介绍，2020年端午节第二天，门诊部正常应诊后，门诊量飙升至8000多人次，其中外地患者占了40%，与疫情前占比一样。

这些外地患者中一部分是自费，另一部分是拿到了当地的转院名额，治疗后回乡，由当地的医保报销。

正因有着如此强大的自费患者基础，武汉同济医院和那些挤破脑袋想要进入医保，吸引更多患者的医院不同，其在2013年才有心脏大血管外科进入医保。

时任武汉同济医院医保办主任夏俊解释，考虑到大血管外科患者80%是难急危重症患者，走医保“流程”只能从市级医院转诊，途中时间耽误，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为此先纳入医保，免去患者转诊之苦。

其他科室和分院区陆续跟随，直至2021年武汉同济医院才全面接入医保，成为武汉“四大家”医院中最迟的一家。

该院骨科作为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湖北省骨科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声名在外。位于武汉同济医院主院区中心的外科大楼中，骨科住院部占据了三层，18层、19层和20层，其七个病区共有330张编制床位。骨科主任和学科带头人李锋，曾担任2019年世界军人运动会首席医务官。

然而，利用骨科高值耗材骗保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武汉同济医院的骨科在2017年1月—2020年9月期间，骗取医保基金支付2334万余元，平均每月近52万元。

在调查组进入武汉同济医院后，检查发现骨科骗取医保基金418万余元，顶格处以五倍罚款。而这只是冰山一角，更大的骗保金额，是该医院自查并主动退回的1915万余元，对此处以两倍罚款，共计处罚5924万余元。目前，罚款已全部执行完毕。

4月19日，武汉同济医院发公告表示，对医保基金违规使用问题，深刻反思，组织工作专班，积极配合进行深入调查。对处罚完全接受，坚决整改，将严格按照国家医保局和省市医保局的要求，压实主体责任，强化追责机制，严肃处理涉事人员，举一反三，坚决杜绝类似事件再发生。

《财经∙大健康》就骨科医生接诊率、已收治的医保患者转院等情况向武汉同济医院发送采访函，截至发稿尚未回复。

目前，公安、纪检监察等部门尚未公布最终的调查结果。截至5月8日，武汉同济医院挂号平台显示，几位知名骨科专家后续两周都有出诊排期。

骨科主任医师陈安民，原来作为知名专家门诊挂号费要收301.5元，此次免费义诊号上线后，很快就显示“约满”。

陈安民的另一个身份是原武汉同济医院院长，其在1999年8月—2013年12月任院长，并在2007年5月—2015年7月任党委书记，也是近30年来武汉同济医院在任时间最长的院长。

其在任期间是武汉同济医院快速扩大影响力的时期。根据《湖北日报》报道，1990年，武汉同济医院的年门诊量只有100万人次，涨到142万人次用了11年，陈安民上任后，再到突破200万人次只用了五年，成为中南地区首个年门诊量突破200万人次的医院。两个分院光谷院区、中法新城院区，都是在其任期内奠定的基础。

骨科向武汉同济医院管理层贡献的中坚力量不止一位。根据该院官网信息，主任医师吴华自2008年—2019年期间任该院副院长，后外派承担共建区域医疗中心工作任务，现为山西白求恩医院院长。

现任骨科主任李锋，兼任医院整个外科学系的副主任，同时任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分会常委、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委员、湖北省医学会骨科分会主任委员等职务。

2000年以来，武汉同济医院骨科共承担国家级、省部级、市级、校院级等科研项目178项，累计科研经费逾7000万元。同时，还承办了一本骨科专业杂志——《骨科》，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是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武汉同济医院骨科在国内的地位可见一斑。此次被追查骗保的消息刚传出时，多名业内人士还不太确信。

2022年3月，国家医保局根据举报线索，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对同济医院进行飞行检查，发现其串换、虚记骨科高值医用耗材问题。

“由于串换骗保，账面进出货和库存的实际进出货情况对不上，知情的肯定不止是某个科室内部，查起来也非常容易，可以说这种骗保手段毫无掩饰技巧可言。”徐毓才对《财经∙大健康》说。

目前，相关部门没有公布武汉同济医院违规操作的具体细节。徐毓才分析，一些医院采取串换方式骗保，多与一种传统的营收方式有关，即医生的收入与科室的收支结余挂钩。

虽然，串换、虚报骨科耗材后，无论是患者缴费，还是医保结算，资金都是留存在医院资金账户，并不能直接进入个人口袋。但医生虚高报耗材的价格，能增加科室账面收入，实际用低价耗材，又降低了账面支出，由此科室的结余增多，能提高科室的收入分配。

2016年底，武汉市属医院开始全部执行药品“零加成”，武汉同济医院在2017年5月31日开始正式执行药品“零加成”。

规则的改变，冲击着大大小小的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院长孙虹在一次会议上直言：由于药品零差率（“零加成”）改革的相关配套措施不到位，湘雅医院当年年收入预计减损2亿元。

医疗耗材“零加成”推进较晚，在2019年11月30日前，湖北的公立医疗机构可以从耗材销售中获得3%、5%、8%不等加成。换言之，上报的医疗耗材价格越高，不仅是科室，医院也能得利。

各部门多次发文禁止将科室收入和医生薪酬直接“挂钩”。在2010年的全国医院绩效管理高峰论坛上，陈安民也指出，传统的绩效考核方式，每个科室、医生为医院赚的钱越多，收入就越高。这种分配方式虽然打破了“大锅”，却增强了医院和医生的趋利性。

武汉同济医院从2004年开始改革绩效考核，采用平衡计分卡法，将对员工的考核分成四块，病人满意度、手术门诊量等占29%，收支结余、病人费用控制、药品比例等占28%，病床使用率、诊断符合率、医疗事故率等占23%，科研、教学等占20%，每年进行排名，作为发放奖金以及医疗资源配置的参考。

另外，医生收入与药品收入脱钩，如果药品比、耗材比超过设置的比例，医生将被倒扣奖金。对于收费标准也实行严格控制，防止过度医疗。患者医疗费用增长不能超过物价上涨。

根据湖北省政府网站公开数据，2017年上半年，武汉同济医院住院病人人均医药费用24665.7元，同比下降1.59%。骨病及其他关节病（不伴有并发症或伴随症），同济医院收治的189例患者中，平均住院费用8334.53元，在14家省部属医院中排第三。平均住院日6.3天，为14家省部属医院最低。

陈安民介绍，在医院，薪酬最高的不是院长，而是有特殊贡献的专家。

2021年9月，国家医保局、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联合发文，再次强调禁止医务人员薪酬与科室、个人业务收入直接挂钩，新一轮的整改随之启动。

上述知情人士向《财经∙大健康》介绍，被举报的对象是某骨科供应商和医生，其违规行为中牵涉到骗保的细节。

这无疑指向骗保的另一个动力——个人回扣。这也是中国公立医疗体系屡禁不止的“毒疮”。

根据上游新闻报道，武汉同济医院串换耗材时，植入体内的钢板是200元，医院却写成600元。

钢板钢钉都属于骨科创伤类类医用耗材，主要用于上下肢、手足等部位的骨折修复，在售产品规格型号数近700万个，占所有医用耗材的一半以上。

就在一年前，2021年4月，河南省郑州市医保局根据实名举报线索调查，发现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下称“郑州六院”）骨科、骨结核科，在一年内为62名患者手术中违规串用459枚椎弓根螺钉，总费用达174万元。

郑州六院的一位刘医生刀刃向内，公开举报自己同事：骨科主任陈某某和神外主任，将低价值的内植入物骨科螺钉替代高价值的微创钉植入病人体内的“套标”行为。

举报者的代理律师向丁香园介绍，在骨科主任陈某某当上主任之前，刘医生正常手术收入本就不错，但在陈某某当上主任后，对科里的医生进行打压，恶意降低一些医生的手术量，逼迫他们去做不擅长的手术，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随后，耗材供应商也加入举报，其表示，骨科主任要求40%的回扣，那只能套标了。”

郑州六院骗保事件曝光后，武汉同济医院一位骨科医生接受丁香园采访并表示，各大医院虽然都有器械管理流程，但手术室可能存在一些不规范的问题，导致套标有了空间。有些医院可能上台的器械师把普通钉当做微创钉给医生用，也有可能医生并不知情。

近年来，骨科医生卷入刑事案件高发，多因受贿、骗保等违法行为。“骨科成为重灾区，主要原因就是骨科高值耗材利润空间大，从中牟利者多。”徐毓才说。

郑州六院被举报的细节中，有一位腰椎手术患者，使用了六根价值4000多元的高价螺钉，但实际上医生只用了1000多元的普通螺钉。这种情况，Ｘ光一照就容易发现。

最终，暂停郑州六院骨科和骨结核科6个月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医药服务；骨科主任陈某某被撤销职务，解除劳务派遣合同；医学装备科科长雷某某停职处理。警方依法介入，对两人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立案调查；同时，其他被举报的医生，同样也被立案调查。

骨科具有手术多、使用器械多的特点。中国卫生和健康统计年鉴显示，2020年，全国655家专科骨科医院共实现营收近214亿元，诊疗人次1600多万。 在一般的三甲医院，骨科的标准配置是创伤、脊柱、关节三个亚专科。但武汉同济医院骨科拥有七个亚专业，包括骨肿瘤、运动医学、手外科和足踝外科等。一位已经离职的骨科医生曾向《财经·大健康》透露，“一般创伤是最不赚钱的，它的耗材相对便宜。骨科都是手术越精细、器械越贵越赚钱。” 同样是螺钉，若普通的骨折，所用骨钉的价格在500元—1000多元不等；脊柱创伤使用国产椎弓根钉价格则在5000元上下；而关节软组织挫伤等运动医学手术使用的锚钉，一颗就要七八千元。 对供应耗材的厂家来说，医院用自家的器械越多、越贵，企业的销售额也就越高，如果再以“低报高”的形式串换产品价格，利润更高。由此，企业愿意给医院相关人员的“回馈”也就更高。 上述原骨科医生称，对一些利润率较高的产品如关节手术所需器械，经销商可能拿出20%—30%作为给科室的“回馈”。

根据武汉市医保局的通报，武汉同济医院此次被查出造成医保损失2334余万元。如果以上述“回馈”比例估算，相应的灰色收入或可至500万元。

“清算开始了。”上述原骨科医生猜测，此次查处武汉同济医院只是序幕，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公立医院骨科相关人员违法违规的问题被查处，且不限于骗取医保基金。

至于医务工作者包括科室负责人收受“红包”、回扣的情况，国家卫健委于2021年8月发文，要求在2021年—2024年开展连续四年的集中整治。

经销商从“围猎”到举报

“如果在科室里没有自己的人，那还怎么在医院混。”一位医疗器械经销商对《财经·大健康》坦言，自己曾经故意通过医院的线人，将报价信息透露给竞争对手的线人，造成对方一次不小的损失。

而自己人，有时也是最危险的知情者。

一位医疗耗材企业人士在近几年公司内部举报中也得知不少内幕，每当有公司内部竞争、岗位调整，往往就会暴出一些“大瓜”，包括同事给医生回扣的详细账目。“不过，这种举报大部分不会对外针对客户（医院），毕竟要继续在行业内发展，就要维持和医生的关系。”

骨科本来就是医疗器械、耗材经销商们“围猎”的重点。“这两年医疗器械行业的集采也不断深化，企业的竞争更激烈了，也是举报频发的原因之一。为了能够在医疗机构里面更多的使用自家代理品牌，供应商互相盯着举报。”徐毓才说。

近两年，集采确实将目标对准了骨科高值耗材领域，意在打压灰色收入，压缩定价中的“水分”。2021年，国家组织人工关节高值耗材集采，平均降价将超过八成。湖北省在2022年4月25日落地执行采购价。此前，湖北省还参与了河南牵头的12省联盟骨科创伤类医用耗材集采。

不过，上述医疗器械行业的人士则认为，骨科高值耗材的集采才刚刚开始落地，对企业的压力还不那么明显。

此前，中纪委在《医疗领域反腐：有人一手把脉问诊，一手袖里吞金》里总结过医疗卫生领域问题的发案规律与特点。除了“一把手”、医疗机构人员与供应商内外勾结这些典型特点，关键岗位涉案人员的比重也比较高。

此次武汉同济医院骗保事件，背后是否涉及与骨科耗材供应商的利益牵连还未获官方证实。武汉市医保局发文介绍，已经依法依规向公安、纪检监察等有关部门移送该案问题线索。

2021年8月，国家医保局启动“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将医药企业与医药代表、代理商进行信用绑定，涉及商业贿赂的药企一旦被列为严重失信，将面临着失去省市甚至全国集中采购的“入场券”。

据国家医保局信息，截至2021年9月中旬，已有5家企业因“商业贿赂”被相关省份定为“严重”失信，相关医药产品被当地中止挂网采购；有14家企业存在给予“回扣”等行为，被定为“中等”失信，相关医药产品被“亮黄灯”，在医疗机构下单采购时，平台会给予风险警示。

一位医保系统人士曾听骨科医生诉苦，知道他们也“希望净化骨科环境”，有些人从年轻时就被带入“回扣”的泥淖，现在集采斩断了灰色空间，也给他们一个“下车”机会。

在2022年2月11日，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指出，未来将通过不断完善措施，特别是将供应、质量、信用等相关因素纳入集采规则，从体制机制上净化医药流通的生态环境，即根治带金销售，净化行业生态，从而激励企业通过规范竞争，促进流通行业的整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