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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第二十八位君主——文丁
文丁
文丁（生卒年月不详），《史记》作文丁，子姓，名托，商王武乙之子，商朝第二十九任君主，共在位11年。
武乙去世后，文丁继位。武乙时，西方的周部落逐渐强大。文丁在位期间，周侯季历伐戎有功，文丁忌惮，先嘉其功而杀之。文丁死后，其子帝乙继位。
人物生平
文丁，子姓，名托，是商王武乙之子。武乙去世后，文丁继位。
文丁继位后，为了解除周人的威胁，采取怀柔政策。周侯季历毫不客气，看看中央没动静，就征伐山西长治地区的余吾戎，余吾戎败而降周。周侯季历向太丁报捷（献上俘虏和战利品）。太丁嘉封季历为“牧师”，牧师有地方伯长的意思，专征伐权。太丁希望季牧师帮他安定边陲。季牧师于是又征始呼戎，始呼戎败而降周。过了几年，季历再次打败翳徒戎，把三个翳徒戎大头目送给太丁献捷。太丁看看季历越来越厉害，感觉不是好事，干脆突然下命囚禁季历，并杀了他。而季历的儿子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文王。他在位时也曾经出兵征伐归国，但并没将其征服。
杀死季历
季历是周太王古公亶父的幼子，武乙时继位为周侯。武乙曾授季历以征伐之权。季历率兵西灭程(今陕西咸阳)、北伐义渠(今宁夏固原)，生擒义渠首领。武乙末年到殷都朝贡，武乙赐以土地三十里，美玉十双、良马十匹。次年，王季又征伐西落鬼戎(即鬼方)，俘获大小头目二十。太丁为商王时，季历又率兵征伐余吾戎(今山西长治市西北)，迫使其服于周。文丁任命季历为殷牧师，执掌商朝西部地区之征伐。其后，季历又征伐始呼戎、翳徒戎，声威大振。文丁为此而感到恐惧，决心抑止周的发展。季历到殷都献俘报捷，文丁赐以圭瓒、积匕，作为犒赏，加封季历为西伯，使季历毫无戒备之心。当季历准备返周时，文丁突然下令囚禁季历。不久，季历死于殷都。
武乙的儿子文丁继位以后，为了解除周人的威胁，采取怀柔政策。季历毫不客气，征伐山西长治地区的余吾戎，余吾戎败而降周。季历向文丁报捷(献上俘虏和战利品给太丁用)。文丁闻报非常高兴，嘉封周人首领季历为“牧师”，希望季牧师帮他安定边陲。牧师有地方伯长的意思，专征伐权。季牧师于是征始呼戎，始呼戎又败而降周。过了几年，季历再次打败了翳徒戎，把三个翳徒戎大头目，向文丁献捷。文丁看看季牧师越来越厉害，感觉不是好事，干脆突然下命将囚禁季历，不给季历归周，季历本来没有叛商的想法，被软禁的季历一气之下就绝食抗争，最后死在商都朝歌，季历的死是文丁造成的，因此古书说“太丁杀季历”，就是这回事。而季历的儿子就是大名鼎鼎的西伯姬昌，接班之后，昼夜磨牙，琢磨着抱负商王朝，最终成为未来商朝的掘墓人。
文丁杀季历的作法没能阻止周人力量的发展，相反，周人与商朝的矛盾加深了。并且文丁时代连连遭受自然灾害，王畿地区的洹水“一日三绝”，商朝经济与国力日渐衰弱。曾经有人做过统计，每次改朝换代，总伴随着气候的大波动，不是酷热有了旱灾，就是气温骤低导致北方部落南下侵袭，以寻找粮食和。
文丁之墓
文丁死后，东夷中的“人方”再次叛乱，文丁的继任者“帝乙”为了不至于东西受敌，就把文丁的一个，生得美丽端庄，嫁给了姬昌，向姬昌所代表的周人致歉，《诗经》在描述这场隆重盛大的婚礼中，还创造了“天作之合”这个词。商王帝乙缓和了与周人的矛盾之后，平定了东夷的叛乱。
史书记载商朝末年的「文丁杀季历」是怎么回事？
微信公众号|寒山喷史
《上古先汉民族史》系列
115 文丁囚季历
文/图/辑|寒山忆雪
上节说到，约公元前1120年（武乙35年，季历14年），商王武乙用巫术压制鬼方的天神，随后联合周军征讨鬼方。但就在武乙前往河渭之间（关中东部）田猎（实为督战）时，却意外被雷劈死。
这个死亡原因太过离奇荒诞，让人不由得怀疑这件事情的真实性。为此，有很多说法出现，有认为武乙是被河渭之间的方国杀死的，也有认为武乙是年老自然死亡的，只是被周人抹黑了。甚至还有说法认为，武乙是被周人上下其手弄死的。
周人杀死武乙的说法似乎有更多的人支持，原因是周人的实力正在壮大，而且在这件事之后，周公季历也被继任的商王——武乙的儿子文丁杀死，所以看起来前因后果很符合逻辑。
但如果稍微深究历史的细节，就可以发现这一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首先，周人的实力确实是在壮大，但是，一方面，周人以相当于后世一郡的实力，还完全不足以与相当于几省之力的商王国相比。另一方面，周人此时的壮大，正是建立在臣服于商王国的基础上，没有商王国的支持，周人便无法与关中东部的方国形成联盟。
所以，周人是不可能蠢到去杀死商王武乙的。
其次，商王文丁杀季历的说法，的确在《竹书纪年》《史记》《后汉书》《吕氏春秋》等史书中都有记载。但是，这件事发生在文丁在位的后期，距离武乙死亡已经有十几年了。如果真的是周公季历杀死了商王武乙，那么文丁即位后，肯定会很快率军讨伐周公，而不是等到十几年后。
或许有人会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周人的翅膀已经硬了，商王国不可能立即攻打周国。而且商王文丁的中前期，与方戎的战争还没有结束，商王国需要先彻底解决方戎的问题，回头再来收拾周国。
这一说法乍一看确实很有道理，不过如果我们来看一下文丁没杀季历的头十几年里发生的历史，也许就不觉得这一说法有道理了。
约公元前1118年（文丁2年，季历16年），周公季历讨伐燕京之戎，结果被打败。
约公元前1116年（文丁4年，季历18年），周公季历讨伐余无之戎。结果，周人取胜，周公季历被商王文丁册封为「牧师」，相当于今天的军队司令的职位。
约公元前1113年（文丁7年，季历21年），周公季历讨伐始呼之戎，结果周人取胜。
约公元前1109年（文丁11年，季历25年），周公季历讨伐翳徒之戎，结果，周人取胜，并俘虏了3个部落首领。当年，季历携带一部分俘获的物资、俘虏，前往沫邑（朝歌）向商王文丁献捷。
正是这一次献捷，季历被文丁软禁在商国，并很快丢掉性命。
也就是说，在这十几年里，季历充当了商王国的「打手」，频繁征讨各种戎狄，还被文丁册封为牧师，并且最终，季历还前往商王都朝见商王，并向商王献捷。
无论怎么看，他们相互之间都是合作良好的宗藩关系，而不是有着「杀父之仇」的敌人。试想，如果季历真的杀死了武乙，就算商王国没有立马攻打周国，就算趁商王国应对方戎无暇他顾时，周国大肆扩张征讨戎狄，但季历会傻呵呵的去朝见文丁，把自己的头送给别人吗？
所以，季历杀武乙的嫌疑，基本已经排除了。
那么，武乙究竟是怎么死的呢，真的是被雷劈死的吗？
不排除武乙真的是被雷劈死的，但也有可能是周人故意黑他，实际上武乙只是正常老死的，或者远征鬼方受伤不治而死的。
前面分析过，冯辛、康丁即位时，可能就有四五十岁了。冯辛在位4年，康丁在位8年，康丁死时有五六十岁。作为康丁长子的武乙，即位时可能有三十来岁，在位35年，60多岁将近70岁去世，实在太正常不过了。
但这只是推测而已，由于甲骨卜辞中并没有武乙死因的记录，我们缺乏更多的资料，因而，武乙的死因，暂时只能是一个谜了。
既然周人没有杀害武乙，周国的实力又不足以与商抗衡，那么文丁为什么要软禁季历，并最终将季历杀死呢？
我们还得回头来看看季历在文丁朝的几次出征。
第一次征讨的是燕京之戎。从后世《淮南子》中的记载，可以判断燕京之戎大概位于太原盆地的西部一带。
后面三次先后征讨的是余无之戎、始呼之戎、翳徒之戎。
余无之戎位于晋东南上党高原，现在的屯留一带。始呼之戎与翳徒之戎可能位于晋中太原盆地东部的山区，或者晋东南的上党高原，具置暂时还没有考证结果。
也就是，周人征讨的「四戎」，基本可以确认都位于山西境内。山西是戎狄各部的老根据地，商王国只能控制东部和南部的边缘地区，在商军主力主要应对晋北的方戎时，让周人帮忙征讨晋中、晋东南的其他戎狄各部，这个太正常不过了。
但是，山西毕竟离商王都太近了，只有一山之隔，周人在这里连战连胜，已经超过了商王国的预期，对商王畿构成威胁了。
很可能，商王文丁最初的打算，是让季历和晋中、晋东南的戎狄各部互相消耗，形成鹬蚌相争的局面。
那么，周人为什么能对戎人各部取得这么大的战绩呢？可能性有两种：
第一种是，讨伐四戎的战争不是季历和周军独自完成的，而是配合商军东西夹击，合作完成的。
但如果是这样，周军也就并没有多强大，也就无法对商王国形成威胁，文丁也就不需要压制敲打周人了。
所以只有另外一种可能，周人变得更强大了。
周人的确变得更强大了，原因也有两点。第一，联羌戎、吞程国、攻义渠、伐鬼方，使得周人的领地扩大，同时俘获了很多人口来开发生产，自身实力有所增强。第二，就是周人又得到了一个有力而且更可靠的外援。
这个外援，就是季历的兄长——太伯和仲雍的新虞国。
前文说过，太王迁岐时，将部族一分为二，另一部分由太伯、仲雍率领，向东迁往晋西南祖地，并最终辗转在古虞国的领地定居。
古虞国是姚姓部族之国，传说中舜的方国。虞最早写作「吴」，从字面上理解，吴是狩猎时奔跑并大声呼叫指挥的人的形象，代指部落首领。
4100年前左右，临汾盆地的古唐国衰落，古虞国成为中原地区的新霸主。4000年前左右，因为陕北戎狄的入侵，以及古唐国部众的对抗，古虞国实力被削弱，霸权失落，先夏国替代它成为中原的新霸主。
3800多年前，夷夏战争中，古虞国帮助先夏君主少康复国，建立夏王国，成为夏王国的复国功臣和资深外戚。
3550年前左右，商王大乙率领商族人灭夏，残余的夏人实力逃亡晋西南，与古虞国坚守西部的半壁江山长达40多年。
3500年前左右，商王大庚派商军西征，占领晋西南和关中东部。此后400余年，无论传世文献还是甲骨卜辞、青铜铭文，都没有了姚姓古虞国的记载。
这并不代表古虞部族不存在了。事实上，古虞部族还留在了虞坂一带（今晋西南平陆县），一部分部族也有可能被商人迁到了淮上地区，以削弱他们的实力。至于王族后裔是否还是古虞国君主，或者古虞国是否被商人废除，暂时还无法考证。
不过，从太伯、仲雍奔虞后，仲雍成为虞国君主（虞公）来看，古虞部族和地名都有保留，但原来的姚姓方国君主可能被商王国废除了。
不管怎么说，到公元前1120年左右（商王武乙末期、文丁早期），周公季历的兄长，太伯或者仲雍，都已经成为了虞地的君主，姬姓的新虞国（后文简称虞国）已经建立了。
太伯或仲雍成为虞公，看起来并不是多么重要的事情，鉴于商王武乙对周人一贯的拉拢与扶持，东部的周人成为新的方国不足为奇。
但关键就在于，虞国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位于陕原盆地东北部的虞坂道上，是连接运城盆地与陕原盆地的交通要道，也是控制关中与河洛连接通道的中转站。更厉害的是，虞国西北方与运城盆地最珍贵的资源——解州盐池相邻，可以掌握部分食盐资源，很容易富甲一方。
有这样一个兄弟之国的存在，东西两部周人合到一块，实力当然是成倍的增长。除此以外，虞国还可以季历东征山西四戎的前哨基地，缩短了后勤的距离。
就像是2960多年后的清朝末期，1840年代，英国远征清帝国一样。那次远征，英国并非是从本土万里远征，而是以新占领的印度、缅甸、马来半岛为前哨基地，等于是逼近了清帝国的家门口了。
对于周人来说，虞国就是他们的马来半岛和印度。
在周、虞兵合一处，前哨基地推进到了晋西南的情况下，能够在攻打山西诸戎的战争中不断取胜，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对商王文丁来说，这种局面却是潜在的巨大威胁，因而，在搞定方戎、平定山西诸戎之后，必须要压制一下周人了。
但周人分明是有功之臣，如果这个时候起兵攻打周国，或者杀死季历，将会失信于天下，再也无法让沚方、崇方、攸方等大的藩属忠于自己了。
所以季历采取的办法，并不是杀死季历，而是明升暗降，给与季历更高的爵位和待遇，将他留在商王都，事实上软禁起来。
这种做法，与清帝国把郑芝龙软禁在京城如出一辙。3000多年后的时期，凯申也常常使用这一招。
但与时期被明升暗降的军阀们不同的是，季历似乎接受不了这种待遇，最终在商王都郁闷而死。
周人的君主莫名其妙死在了商王都，这让周人十分愤怒，商周的关系开始恶化，商王国西部，战争的硝烟味越来越浓。
那么，商周之间会爆发战争吗？接下来的历史又会是怎样的呢？我们下节继续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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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开始流行的“捧杀”，明明加官进爵，却是死亡的前兆
职场，仿佛是大多数青年想要逃避，却又不得不沦陷其中的修罗场。它能令人快速成长、掌握一门技能、闪闪发光，也能尝尽人际的苦头、身心俱疲。总之，在职场中形形的事物锻炼着人的方方面面。
在工作中，靠实力说话的英才总是被人以一种羡慕嫉妒的眼光相待，也会难免招人惦记，这些人中有的是小人，有的则是位高权重的上司。
剔除掉一个人的方式千千万，最体面又最能杀人不见血的方式当属“捧杀”夺冠。
高级玩法纵横职场“捧杀”一词最早出现在《风俗通》中，不得不说这个词结合的妙哉。“捧”是别人对自己的高抬，搭配“杀”字，高到极致的意境便体现的淋漓尽致，正所谓高处不胜寒，而“高的寒”恰恰成了死因。
时间的长河用历史告诉我们，“捧杀”的招数由来已久。早在商朝，就有过先例。
季历是商朝时期周人部落的首领，能当上首领是他的父亲古公亶父看出一众子嗣中他是最合适的人选，并且察觉出他的儿子姬昌将会是不凡之人。
自季历当上首领后，积极采取各项有利于周人部落发展的政策，是一位贤君。俗话说得好背靠大树好乘凉，为了部落，季历采用通婚的方式加强与商朝的交往，借此获得商朝的支持，不光得到庇护还能进一步扩大版图。
不得不说，在季历的种种策略下，周人部落得到了极大的扩张和昌盛，与商王武乙的关系也维持得很好，可以说是双赢局面。只不过这样的和谐局面在商王文丁登基后，发生了巨变。
起初，文丁和父亲武乙对周人部落的态度相同，渐渐地他开始转变了态度，其中的原因不外乎是因为周人部落日益强大致使他有所忌惮导致的，而令周人有今天繁荣局面的人自然是他们的首领季历所为。
在没有征得文丁的同意下，季历一路出兵，讨伐其他部落。或许在季历看来，拿下其他部落，令他们降服于商朝，是为商朝立功；同时季历也能为自己的部落捞一些好处，何乐而不为？
确实，按照这个思路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可问题依旧产生了，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
起初，商王文丁对季历频频发来的捷报非常高兴，还很放心地把边陲交给季历守护。可是时间长了，他便嗅到了不一样的味道，因为好多诸侯知道季历的厉害，权衡之后就跑到周人部落，臣服于季历，周人部落的版图在短时间迅速变广。
作为一国之主，文丁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一颗随时引爆的炸弹在自己四周，更重要的是，季历已声名远扬，建立的威严也不在少数，如果说季历心生策反的话，很难说商朝会不会就此结束在他这一代。
思来想去，文丁决定出手。不过如何拔走眼前的倒刺，还需慎重行事，搞不好的话，他也会满盘皆输。
不出意外的是，季历像往常般再次来到商朝都城殷都禀告报捷，文丁不动声色地笑脸相迎，又赐他奖赏又开口封他为周西伯，令季历的权力比之前又提高了一大截，一旁的大臣看到后心里那叫个嫉妒，不过很快，大臣们便由嫉妒转为目瞪口呆。
汇报完毕的季历准备启程回部落，可就在刹那间，他却因禁足令无法动身分毫，这一切的幕后主使显然有且只有商王文丁敢下此指令。
文丁的招数显然非常高明，先前毫无征兆，突变只在风云无变的片刻间，出其不意的一招轻松将叱咤战场多年的胜者季历。
突遭禁足的季历对商王的行为气愤不已，以绝食进行抗议，得到的结果便是他死在了殷都，文丁也可谓用真正的“捧杀”达到了他的目的。
季历虽死，但周人部落在他子嗣的领导下实力越发强盛，最终商被周一举覆灭。
“捧杀”没有跟着商朝埋葬，随着时代的更替变幻，它的故事在时间的大流中多次上演。
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捧杀”在校园中，大多都会学到一个典故——毛遂自荐。机会稍纵即逝，只有勇敢伸手去抓，才可能与成功并肩而立。大家多在学习毛遂，可多少人知道，他的自荐竟给自己的死埋下了伏笔。
毛遂成功解了国家之难后，受到赵国的礼待，一时间风光无限。在弱肉强食的年代，各国都为了强大有自己的盘算，燕国就看到了机会。赵国刚结束一场大战，人物物力财力都是最薄弱的时候，燕国想趁机进攻，一举吞灭赵国。
对赵国来说，燕国的举动自然令国家的处境雪上加霜，赵王急于寻找摆脱危机的人选。就在他苦寻之际，身旁的人点醒了他，找毛遂！
在官场中，很多官员都想走上高位，把握更大的权力，看到毛遂享受到的种种好处，不免有人盘算着对付他，而且机会还来了。
别人眼中的机会对毛遂来说可是噩梦般的存在。毛遂之前敢自荐，完全是因为对自己的长处很有把握，他用才能在谈判中说服楚王证明了他当初的选择非常正确。可赵王要他领兵打仗就不同了，因为他根本不是那块料。
在锅上急得团团转的赵王可不听毛遂的推脱，听信了别人对他的鼓吹，完全相信他有能力，执意要他再次救国。毛遂眼见赵王不肯收回成命，只能硬着头皮带兵出征，当然结果便在意料之中了，前线频传败讯。
毛遂的处境很尴尬，带着败仗成绩回赵定然会令赵王勃然大怒，愧对国家的自己也难逃干系，只有死在战场才是最好的归宿，于是毛遂拔出利剑，将剑锋对准自己，自刎而死。
毛遂之死多少有些无奈的成分，毕竟是他人把自己“逼上梁山”的。可有的出众型人才却是自己害了自己，关羽就是典型。
古往今来的名将中，东汉的关羽定算其中之一。关羽的实力不容小觑，不论哪位君主得到他，都是如虎添翼，所以关羽一直都处于被优待的状态。
当曹操知道关羽要投奔刘备时，立刻抛重金挽留，各种赏赐不在话下，论谁看也是一笔不小的厚礼，只不过当时关羽心意已决，八匹马也拉不回来，得惯了奖赏的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成为刘备得力干将的关羽过得也算舒服，直到马超的出现，让一向傲惯的他有些炸毛。
马超是一员猛将，对国家来说，群英汇聚才是造就雄伟实力的根本，求贤若渴的明君定会敞开大门，夹道欢迎。关羽可不这么想，他觉得马超跟他是竞争关系，好胜心上来的他就想跟马超一比高低，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人物。
诸葛亮收到关羽的信后，看出了他的心思，但是断然不会让二人真的打起来，硬的不行就来软的。诸葛亮在给关羽的回信中一通夸赞，更是说出了关羽想听的话：马超还远不及您！
关羽看到信中的内容，气瞬间烟消云散，哪里还有心思跟马超比较，心满意足地把比武一事抛在脑后，悠闲自得起来。
不论是上级还是下级，都对关羽非常客气还赞叹有加，可以说关羽是始终在蜜罐中徜徉的，早已习惯，也愿意听这类的话。可是他忘记的是，夸人的人也分很多种，有的是发自内心，有的则是故意而为之，吕蒙便是关羽惨败的原因。
自吕蒙升为都督后，就主动与关羽攀附关系，言语间满是敬佩之意，后二人结为好友。关羽并不知吕蒙的盘算，只当是多了一个好友。
219年，关羽率兵围攻魏国，吕蒙得知消息后便告知孙权，两人心生一计，决定给关羽设个圈套。
吕蒙先是称病，让关羽放松警惕，后又给他写信，表示绝对不会站在他的对立面，让关羽彻底卸下心房。这一招十分奏效，再配合孙权周密的部署，吕蒙顺利夺下关羽守护的荆州，还将部下的家属抓起来借此断了关羽的后路。
反观被蒙在鼓里的关羽，他不仅处于失利状态，更是在听闻江陵失守后急忙求助吕蒙。一环接一环的套路下，关羽最终败走麦城，结束了性命。
结语能力出众本不是错，只是有时候优点也能成为爆点。虽然季历、毛遂、关羽的故事有些不同，但都是才华横之人，在有意无意间被捧到了高位，又因捧的后果，在各种原因下走向了死亡的结局。
由此可见，职场中想要避免被“捧杀”，不做冤大头，就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成为能上得了台面、能当得了透明人的聪明人，审时度势、转化策略才是生存之道。人人不想当傻子，但聪明人适时装傻不失为一则妙计。
不得不承认，生存在复杂的社会中，计谋有时比傻傻的努力强太多。
商丘为什么称为“殷商之源”
自从甲骨文出土，殷墟发掘成功，古代文献记载的许多商代史事得以印证。商人好田猎尚武功，重农业尚饮酒，重鬼神尚占卜，开创了独具特色而又丰富绚烂的青铜文明。在文献记载中这一时代有时称为“商”，有时称为“殷”，又或称为“殷商”，它们之间有何区别，今天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这些名号，如何称谓这一王朝？商丘与商国号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联系，为什么商丘被称为“殷商之源”呢？
一、 “殷”“商”名号的由来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殷”“商”常常混用。《尚书·微子》篇里，既说“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殷遂丧”；又说“商今其有灾，我兴受其败，商其沦丧。” 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大雅·文王》中既说：“商之孙子，其丽不亿”，又说“宜鉴于殷，骏命不易”，《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商之先，受命不殆……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商颂·殷武》又说：“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目前所见西周最早的青铜器《利簋》开头便是“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周康王时期《大盂鼎》铭文有“我闻殷坠”，称商为“殷”。
商王朝为何会有“殷”“商”两个称号呢？这一问题东汉学者已经注意到，东汉著名经学家郑玄《诗谱·商颂谱》说：“商者，契所封之地”，唐代孔颖达《疏》：“商者，成汤一代之大号，而此云商者契所封之地，则郑以汤取契之所封，以为代号也。”又《尚书·盘庚》孔颖达《疏》：“郑玄云：‘商家自徙此而号曰殷’，郑以此前未有殷名也。”司马贞《史记索隐》称：“契始封商，其后裔盘庚迁殷，殷在邺南，遂为天下号。”
这种观点认为，商王朝称“商”或称“殷”，都来自地名。商汤建国之初以先王所封之地“商”作为国号。盘庚迁殷后，改称殷，或称殷商。这一说法出自汉唐著名经学家，影响十分深远，也是流传最为广泛的一种观点。我们可以简单地归结为“迁都改号”说。
与“迁都改号”说不同的是近现代学者提出的“自称、他称说”，这种观点以罗振玉、郭沫若等知名史学家为代表。罗振玉根据新发现的殷墟甲骨卜辞指出：“史称盘庚以后，商改称殷，而遍搜卜辞，既不见殷字，又屡言入商。田游所至，曰往曰出，商独言入，可知文丁、商乙，虽居河北，国尚号商”；郭沫若后来也指出：“根据卜辞的记载看来，殷人自己自始至终都称为商而不自称为殷的。在周初的铜器铭文中才称之为殷……殷代无所谓盘庚以前称商，盘庚以后称殷的事实，旧式史籍中的殷、商之分是亳无根据的。”在殷墟甲骨文中，未有商人自称“殷”的例证，但是称“商”“大邑商”却多次出现。所以，在盘庚迁都之后，这个朝代的人仍以“商”称呼自己。在西周早期的金文中才出现以“殷”代“商”的现象。
商人始终以“商”自称，“殷”是周人对商的称谓，是他称。这种观点出自近现代知名史学家，有出土文献为证，在学界有着较深的影响。
二、“商”名号与商丘
“商”名号本于地名，“商”是商人祖先始封之地。《史记》记载“契封于商”，然而契所封之“商”在何处，则由于记载不详而存有分歧。《史记》三家注中便引述了郑玄、皇甫谧、宋忠、李泰等各家的观点，郑玄以为在太华之阳（今陕西商洛），宋忠以为相土就契封于商，即《左传》中阏伯所居之商丘，在宋地（今河南商丘），《水经注》中又提阏伯之商丘在故卫地（今河南濮阳），诸说歧义迭出，相互龃龉。
王国维在《说商》一文中，明确提出“商”在商丘。主要依据的是《左传》中的三则材料：
襄公九年：“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
昭公元年：“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
昭公十七年：“宋，大辰之虚也，大火谓之大辰。”
《左传》襄公九年杜预注：“商丘在宋地”，《疏》引《释例》曰：宋、商、商丘三名一地，梁国睢阳县也， 综合这几则材料，王国维提出宋之国都，确为昭明、相土故地，“商人”始以地名为国号，继以为有天下之号，其后虽不常厥居，而王都所在，仍称大邑商，讫于失天下而不改。
此外，据《左传》昭公十七记载：“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其星为大水”可知，春秋时人对帝丘、商丘之别十分清晰，帝丘在卫，其星为大水；商丘在宋，其星为大火。因此阏伯所居之商丘亦不可能在卫地（河南濮阳）。
这些记载还表明，商人与观测天象有密切关系，这与“商”字字形“在高台上观测大火星”的形象相合。因此多数学者认为“商”“商丘”为一地，“商”作为地名，很早就已出现，本为高辛氏之子阏伯所居，在今天的河南商丘附近。
殷商的先公和盘庚以前的先王，虽然经过多次的迁移，而殷商的先公居住在商地较多，并且商为始封之地，因此“商”这一称号在商人心目中留有深刻印象，影响最大，直至迁殷之后仍然保留了“商”的称号。“商”字本无下面的“口”形，原为地名，后来逐渐成为族名，再上升为国号。随着商王朝的发展强大，“商”字之内涵亦越来越丰富。既有先商圣地的意义，同时也彰显着商族的神圣地位。
三、“殷”名号辨析
殷墟甲骨文中，商人始终以“商”自称，未为称为“殷”者，且目前发现两例被释为“殷”的文字，皆与商名号或地名无关。因此，现代学界普遍认为商代始终自称“商”，并未因迁都而改称“殷”，“殷”是周人对商的称呼，是他称。但周人为什么称“商”为“殷”，“殷”与“商”有何不同，学界还存有争议。
（一）“殷”起自地名“衣”。如郭沫若认为，“殷”来自卜辞中的地名“衣”。周起先是用衣字，后来才定为“殷”。衣是卜辞中的一个小地名，是殷王畋猎的地方。周人称商为衣，为殷，大约是出于敌忾。
（二）“殷”起自夷，是周人对东方商部族的称谓。姜亮夫认为“殷”起自夷，“殷即夷之繁体，即所谓东方引弓之民”，“殷为后起字，夷为其初文”，尸、人、夷、殷为一列系的字形结构之发展；而“自其音论之，则殷复变如衣”。徐中舒指出：“周人称殷为夷……衣、殷、夷读音相近，都是古方音的不同。”
这两种观点均认为“殷”是他称，或来自地名衣，或由于夷族之称谓，且周人称商为殷带有一定贬斥意味。但西周以来的文献如《诗经》《尚书》中有大量“殷”“商”对举混用的例子，说明“殷”并非贬称。且商人后裔宋人集结的祭祖颂词《商颂》中也自称“殷”或“商”，更说明“殷”可能没有贬义。周人早期称商为“衣”可能含有一定的贬义，但在周灭商后，周人以“殷”号代称“商”，已经没有早期敌对或蔑称意味。
（三）许慎《说文解字》：作乐之盛称殷。《易》曰：殷荐之上帝。这一说法曾被现代学者予以否定。如于省吾在《甲骨文字释林·释殷》中说：古文殷字像人内腑有疾病，用按摩器以治之。它和作乐舞干戚之形毫不相涉。后来胡厚宣、胡振宇父子将于氏新说推广为：殷之本义是以灸、刺、按摩的方法治疗疾病。这一新说虽有一定道理，但因此而否定许慎之说，则有些不妥，许慎释殷为作乐之盛亦有其来源。
许慎所引“殷荐之上帝”出自《豫》卦《大象》：“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上配祖考。”豫卦上雷下坤，以地上轰鸣的雷声，象征祭祀先王时演奏的盛大乐舞。与“殷”字本义作乐之盛相合。从“殷”字形来看，象人手执“殳”敲击腹部鼓面之形，类似古代礼乐中隆重的鼓乐。《诗经》祭祀先祖的乐舞中多有鼓乐，《商颂·那》有“奏鼓简简”“鞉鼓渊渊”，《周颂·有瞽》有“应田县鼓”，《周礼·鼓人》掌教六鼓。无论是祭祀、军旅还是田役等大型活动，都离不开隆重盛大的鼓乐。王进锋曾在《西周文·与殷见乐舞》一文从形、音、义三方面综合考察，认为殷的本初含义就是身带乐鼓，以槌击之，提出不可轻易否定许慎之说。并据西周士百父《文盨》铭文说明西周时期仍然行“殷见”之礼，并伴有舞乐。这种盛大的乐舞活动被冠以“殷”字，所以殷又引申为盛意、大意、众意。
考察周初史事，周人灭商后并未完全否定商人传统，反而吸收了很多商人的制度文化。武王灭商后曾向箕子请教商人的治国法则，周公诏告康叔要广泛地访求殷商圣明先王的治国之道，在处理民众诉讼时也要依据殷商的法律。周用武力征服商人之后，对已经顺服于周的殷人，采取了怀柔政策。因此在周初文献中“殷商”合用或者是表达对商人的安抚，称其文化之昌盛。
结 语
综合来看，“商”这一称号与商人始封之地以及商人图腾有着密切关系，有神化商王朝的意义。在商代，商人始终都自称“商”，“殷”是他称。在西周以后的文献中，殷（衣）、商混用，均可表示商。周人称“殷”可能来自“衣”或“夷”，是周人对商的特殊称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早期的贬义逐渐消除，古人常常殷、商对举，以增加行文的韵律性。“殷”本义有“作乐之盛”，“殷商”两字合用时，“殷”或可释为盛大之意。商丘既是商人祖先居住之地，与商国号之来源密切相关，在历史上便有商、商丘之称，同时又是殷商后裔所居之地。在今天的语境中，“殷商之源”表明了商丘是灿烂的商文化发源地这一重要地位。
万献初：你的姓氏有何含义？《说文解字》告诉你
就拿跟我们关系最近的姓名而言，你姓甚名谁，它们原来各自什么意思，恐怕绝非人人心知肚明。有这样一个笑话，说你的名字跟了你几十年，它认得你，你却认不得它！所以，通过《说文解字十二讲》的学习，至少要把自己的名字搞清楚。
现在，我们从“姓氏”开始讲起。
因为姓名离我们最近，谁都关心与自己最亲近的东西。尽管每个人的姓名跟了自己多年，却很少有人知道它们原本是什么意思。名太多，不便一一指认，暂且置之不论。而姓是有限的，可以一一道来，如百家姓里的“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等等。那么这些姓是从哪来的？它们原始的造字意图又是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还得从“姓氏”二字说起。
姓氏，原本不是一个词，而是“姓”和“氏”两个词，它们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姓，xìng，《说文·女部》：“
，人所生也……从女，从生，生亦聲。”又“氏”字下段玉裁注：“姓者，统于上者也；氏者，别于下者也。”“姓”比“氏”的涵盖范围大，且出现得早一些。
《左传·隐公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后来合称“姓氏”。殷商时代，帝王还无姓氏。甲骨文中，帝王、后妃是用天干（甲乙丙丁等）作称谓，又男称祖，女称妣，或别以文武、大小，如祖乙、祖辛、祖丁、大甲、中丁、小乙、武丁、文丁、妣甲、妣丙、妣庚等。周秦时代有了“姓”，开始主要是氏族、部落的徽号标记，与后世的姓氏多有不同。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三考《春秋》共有二十二姓：妫、娰、姬、姜、妘、嬴、姞、子、己、风、任、祁、芈、曹、董、偃、归、曼、熊、漆、隗、允。
“姓”从“生”得音义，《说文·生部》：“
，進也，象艸木生出土上。”“生”字篆书作，象草木枝芽从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样子。人从娘肚里生长出来，与草木从大地生长出来相似，故“生”由草木长出转指人的生育。陆德明《经典释文》：“女生曰姓。”女子是直接生育者，母系氏族社会“知其母不知其父”，故“因生以赐姓”，在“生”前加“女”旁而成“姓”。因而在姓氏意义上，“生-姓”是一对先后出现的古今字。
顾炎武考证《春秋》只有二十二个姓，为数并不多，其中差不多一半都与“女”有关（从偏旁就可以看出），说明姓在母系氏族社会就已经存在。我们常常自称“炎黄子孙”，但炎帝不姓炎而姓姜，黄帝也不姓黄而姓姬。还有周天子不姓周也姓姬，秦始皇不姓秦而姓嬴，等等，这些曾经的显姓都从“女”旁。
这些都说明姓根植于母系氏族社会。那时还没有家庭婚姻这种概念，部族主要是以母系作为主导，一般是由比较有权威的女性来掌管她这一族，而作为该族指称符号的“姓”，自然就从“女”了。这也就是姓字“从女，从生”的来源。
氏，shì，《说文·氏部》：“
，巴蜀名山岸脅之旁箸欲落堕者曰氏。氏崩，聞數百里。象形，乀聲。揚雄賦：響若氏隤。”石，
象悬崖（厂）下的石块（口）形。氏，
用线条将山崖与坠落的石块连起来，表示石为崖的分支。
氐，dǐ，《说文·氐部》：“
，至也。从氏，下箸一。一，地也。”
石落到了地上，有至、止意，表示根柢，“氐”与“底”“低”“抵”“柢”“邸”音义通。林义光《文源》认为：“氏，本义当为根柢，……姓氏之氏，亦由根柢之义引申。”即“氏”是“根柢”之“柢”的本字，“氏”与“氐”“柢”同。分姓命氏就是为了宗族血缘的源远流长，同时也为慎终追远、寻根问祖提供了依据。
根据《说文》的解说，氏的本义是一块快要从巴蜀山上掉下来的石头。这一块石头相对于巴蜀山整体而言，就是一个分支，所以“氏”的意思稍做引申就是分支。就姓氏而言，氏就是姓的一个分支。从《春秋》里的二十二个姓，到后来的百家姓，说明当初的姓不断产生分支而成为后来的姓，后来的姓原本只是当初的姓的分支，即氏而已。
氏是父系氏族社会的产物，本是古贵族用来标示高贵宗族分支的称号，即家族支派的指称符号，是从“姓”中分家分封而得来的。从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以后，某些家族支派由于种种原因而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于是就有了宗族对其“胙之土”而分封的行为。分封之后，为示区别，就根据其不同的职业、地域、所封住地等特殊信息，给他这一支派重新命名称号，这就成了“氏”的来源。
命氏之初，其氏族始祖的特点往往与命氏所用之字意义相关，如巫氏始祖为巫师，屠氏始祖为屠夫，陶氏始祖是做陶器的。自然无疑，杨氏住地有杨树，林氏住地有树林。内城为城，外城为郭，东郭先生的祖宗最初住在城东外面，西门官人的始祖住在城的西门处。这些氏的来源就是这样的。
连环画《东郭先生》
百家姓中，人数较多的有五大姓氏，“张王刘李陈，天下一半人”。且看五家命氏的构字意图。
陳（陈），chén，《说文·..部》：“
，宛丘也，舜後媯滿之所封。从
，从木，申聲。
，古文陳。”徐灝注笺：“陳本义即谓陳列，因为国名所专，后人昧其义耳。”
敶，chén，《说文·攴部》：“
，列也，从攴，陳聲。”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韩诗》：信彼南山，惟禹敶之。《尔雅》：郊外谓之田。李巡云：田，也。谓列种谷之处。者敶之省。《素问》注云：，古陳字。是也。此本敶列字，后人假借陳为之，陳行而敶废矣。亦本军敶字，
下云：读若军敶之敶。是也。后人别制无理之陣字，陣行而敶又废矣。”以手持鞭子（攴）驱车（車-東）到山阜（阝）前列阵为“敶”。后分工为：动词：陳，chén，直珍切，平声，陈列、铺陈-陳。名词：陣，zhèn，直刃切，去声，军阵、阵地-陣。陈氏始祖当是排兵布阵的，或封于战阵处。“敶-軙--陈-阵”为其字的演化系列。
李，lǐ，《说文·木部》：“
，果也。从木，子聲。”训“果也”，树上（木）吊的“子”自然是“果”了，故李氏始祖被封、且住在有果园之地，也是可以想见的。
劉，刘（劉）氏之刘，从刀。《广雅·释器》：“劉，刀也。”《说文》作“鐂”，训“杀也”。大约其初封始祖不是杀猪的就是杀人的。
王，wáng，《说文·王部》：“
，天下所歸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爲王。”甲骨文作
，金文作
，以石斧、铜斧钺之形代表王权。“王”为王权、君王，那么王子、王孙分封，自然以“王”为氏。
張（张），zhāng，《说文·弓部》：“
，施弓弦也。从弓，長聲。”意思是拉开拉长弓来射箭，所以其受封始祖不是猎手就是战士，也许是神射手。这里值得补述的是，开弓为“张（弓弦拉长）”，放箭为“驰”，一张一弛之谓道。张为张开，所以凡在平面上摊开的量词用“张”，如一张纸、一张桌子、一张车票等。椅子用“把”，从手，是手可以把握的。笔用“支”，
，象手（又）持（个、半竹）竹枝形。由此可见，我们所用的量词，都与记录这些量词所用汉字的构形意图有着密切的联系，都能从中找到理据。
（本文节选自《说文解字十二讲》导言，中华书局出版）
